鴉片戰爭的真相

鴉片戰爭的真相

文/韓毓海

    實際上，大清朝有很長的向西方開放的曆史，這一曆史絕不起自鴉片戰爭。諸歐洲國家中，大清尤其重視的是沙俄，因為隻有俄羅斯才能從西北兩個方向上威脅中國的腹地。大清一方麵必須警惕地來自北方的威脅，另一方麵則要與沙俄建立起和平穩定的關係，這從而形成了中國外交的一個曆史傳統，其中尤以康熙時代特別突出。

    我們都知道康熙在雅克薩之戰中將沙俄飽揍了一頓，但很少知道康熙對於沙俄還有積極發展經貿關係這另外一手。一手硬，一手就必須軟，這個其實也是平衡。在這個意義上，不但北京是個重要的國際貿易城市，康熙實際上更是一位熱衷於改革開放大業和對外經濟貿易活動的君主。

    前麵提到的法國人白晉，在給路易十四所寫的秘密報告中曾經惟妙惟肖地指出，當年莫斯科的使者一踏上大清的土地，就受到康熙特使的全程陪同熱情招待，“北京是皇帝允許莫斯科人自由通商的大城市，在通商過程中，他們無須交稅，更不會受到欺淩。皇帝這樣做是為了使他們有利可圖，以便永遠保持通商的睦鄰關係。”而且，“莫斯科人不是惟一因受到中國皇帝的款待而感到滿意的外國人。皇帝也以其特有的偉大胸懷熱情款待了荷蘭、葡萄牙來華的使節。”白晉特別指出，對於這些外國人，康熙並不要求他們按照朝貢之禮給自己下跪，“皇帝根本不願意外國人遵循中國那一套謙卑的禮儀，他親切地對待外國使節，包括拒不履行中國禮節的粗野的莫斯科人，令後者大為感動。”

    “在通商過程中，他們無須交稅，更不會受到欺淩。皇帝這樣做是為了使他們有利可圖，以便永遠保持通商的睦鄰關係。”――白晉記述的這一段其實是非常關鍵的，因為這正是大清鼓勵自由貿易的鐵證。而且他還特別強調指出：清朝貿易收稅很低，甚至幾乎不收稅，即大清不以貿易為稅收的主要來源，這恰恰也是清代貿易發達的基本原因。而注意這一特征，對於我們了解清朝時候的中國，特別是它與英國在對待貿易問題上的區別，乃是至關重要的。

    首先，按照這位深入中國宮廷的法國學者、皇帝的科學顧問和教師的敘述，我們可以推斷，所謂康熙的孫子乾隆皇帝虛榮無知，因英國人不肯下跪就不願意與英國通商的說法，不過是某些心懷惡意的曆史故事大王無聊的編造，完全不符合當時的曆史事實。

    真正的曆史事實其實是這樣的：1793年的馬噶爾尼使團在被盛情招待後，提出的竟然是如下與“貿易”毫不相幹的要求：一、請於舟山附近劃一不設防之島，歸英國商人使用，以便英國商人休息、存放一切貨物、且永久居住。二、請於廣州附近得一同樣之權利，且聽任英國人自由來往，不得加以禁止——而這其實也就是割地。乾隆皇帝理所當然地回絕了這一要求，也正是根據這一無禮要求。乾隆才判定了英國人的野蠻和無知。在給英王的敕書中，他這樣義正詞嚴地教育英國人：“天朝尺土，俱歸版籍，疆址森嚴，即島嶼沙洲，亦必劃界分疆，各有專屬——此事尤不便準行。”

    毫無疑問的是，乾隆對於他國在東南沿海的任何動作顯然均存戒心，這種戒心一開始未必就是針對英國人，甚至也不是針對任何外國人的，更不是針對貿易的。大清對於海洋邊疆的戒心，其實主要是由於長期的台灣問題造成，是出於領土的原因。正是為了防止台灣鄭氏王朝的襲擾，康熙才發布了禁海令。由於當年台灣曾得到荷蘭海軍的軍事援助，故乾隆時代，大清理所當然地依舊警惕地注視著外國勢力幹預台灣的可能性，防止那裏再次成為任何人進攻大陸的海上根據地。因此，關於那次著名接見，首先也是尤其必須澄清的一點是：乾隆並非拒絕海上貿易，而是不允許開放一個海島，作為英國商人的貨物貯藏地和戰略根據地。所謂茲事體大，這事涉關領土，而不是貿易，而這恰恰說明了他的精明警覺、深謀遠慮。

    乾隆並非隻會讀書寫字的太平皇帝，他是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鍛煉出來的鷹派軍人。在嚴峻的邊疆挑戰中，乾隆經曆了無數艱難險阻才將中國曆史推向鼎盛。西藏、新疆問題他從來沒犯過糊塗，中國西南、西北邊疆的安定是他數次親征，率領自己的子弟兵浴血奮戰保下來的。崽賣爺田不心疼，我們今天批判曆史上的專製主義，但並不意味著要反過來為帝國主義的侵略辯護，更不意味著全麵割斷曆史，好像中國曆史5000年，除了“專製”二字以外什麽也沒有，清朝更是除了辮子別無長物。說白了，我們今天的版圖就是大清掙下的；乾隆一生起碼沒有丟過一寸中國領土，而是擴大和保衛了中國的版圖。對他而言，肯定是丟掉一寸領土都肉疼，寧舍金銀不賣地，這樸實的農民性格，其實也就是大陸統治者的底線。僅憑這一點，給他個民族英雄的稱號也不為過。

    把乾隆描繪為誰給他糖吃、誰給他磕頭他便高興的弱智兒童，隻能說明“故事大王們”歪曲曆史的水平太低，到了連謊話都編不圓的程度，況且謊言重複一萬次也不等於真理。乾隆當年並不在乎馬噶爾尼是否給他磕頭，何況乾隆拒絕馬噶爾尼的根本也不是貿易，而是拒絕給英國一個島作貨物集散地，這一條在曆史上白紙黑字、清清楚楚，容不得歪曲。而乾隆這種考慮，其實完全是基於台灣的經驗，基於戰略原因、領土安全作出的。曆史證明，他的考慮實際上是十分正確的，即使在今天，我們依然不能允許香港和台灣成為顛覆大陸的根據地，也就是出於這個原因。

    值得強調的曆史事實是：早在東南海禁未開之前，大清就有開放口岸之舉，而且開放的還是與台灣鄭氏軍事對峙的廈門（見《閩海紀要》），好比今天的“小三通”。康熙23年（1684年）海禁止，大清即開澳門、漳州、寧波、江蘇雲台山為四個通商口岸，隨後又開廣州、廈門、上海通商（見戴逸《簡明清史》）。尤其重要的是，在廣闊的陸地邊界，大清一直開放著大規模的國際貿易。近代中國的研究中，一個說來可笑，卻從來就沒有被解釋過的問題是：是否隻有中國向英國開放才算是開放？隻有海洋貿易才是貿易，而陸地上的貿易數額再大，它也不是貿易？按照這個糊塗邏輯，那麽歐洲大陸上的貿易，乃至南歐與北歐之間、歐洲經奧斯曼帝國與阿拉伯世界之間就從來沒有存在過貿易？如果真是這樣，那從威尼斯共和國到荷蘭，資本主義在歐洲發跡的曆史豈不就一筆勾銷了？！而且，荒唐的恐怕還不僅僅是這個，更在於——我們是否完全忘記了：當年堅決不同意與英國進行海洋貿易的，不僅僅是咱們大清一家、乾隆一人，而是包括世界上幾乎所有偉大的國家及其英明君主——在歐洲有荷蘭，在荷蘭之後有美國、法國，特別是19世紀後期以來，提出了一整套反所謂自由貿易的政治、經濟、文化政策的德國。他們全都曾經比咱大清更為徹底而堅決地反對過英國的自由貿易和海洋貿易，而且這些國家都曾經或者依舊是世界領袖、霸權豪傑，難道他們堅決不跟英國做生意就是英明正確，偏偏大清不跟英國做生意就成了罄竹難書的罪惡？難道反對英國就等於反對貿易，拒絕英國就等於拒絕文明、拒絕現代化？這種滑天下之稽的說法，我想大概隻能產生於20世紀後期中國極其荒謬的後殖民語境中。這是非常值得我們反思的。

    其實，清朝不但從來沒有一般地反對過國際貿易，它一直與沙俄保持著長期的貿易關係。而且這種貿易關係，也並不僅僅是出於單純的國家稅收考慮，因為它一直是修好北方鄰邦，穩定大清西北邊疆的重要方式。

    早在與英國進行大規模貿易之前，大清與沙俄就在恰克圖這個地方進行巨大的貿易活動，這恐怕是近代中國曆史上規模最為龐大的國際貿易。正如白晉所說，這種貿易的稅收還非常低。也正因為大清並不把貿易作為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因此才使得商人在貿易中獲得了最大的利益——僅就這一點而言，就能說明大清並非是閉關自守的，更不能說它是拒絕自由貿易。

    但是，大清與英國對待貿易的態度的確又是完全不同的。恰恰是這種態度和原則的不同，才成為日後中英在貿易問題上發生尖銳衝突的關鍵原因，也成為揭開近代曆史的重要線索。

    最簡單地說，這種原則和態度的區別就在於國家應該在貿易中扮演何種角色問題。換句話說，國家是否應該將自己等於貿易公司的保安隊長，或者市場上的黑社會老大——靠收取商貿“保護費”發財？所謂美妙的“自由貿易”，是否說白了就是指這個？

    換句更為學理點的說法：國家是否應該將對外貿易當作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當國家將外貿視為稅收主要來源的時候，自由貿易是否就會自然而然地得到鼓勵、得到發展？當然，這一點在當今所謂自由主義拜物教者那裏就是鐵定無疑的，而這些人說的不好聽，好像天生就是作毒品買賣或者當雞婆的——還是把話說白了，因為隻有這兩種買賣才必然需要保護傘，天下隻有做毒品買賣或者當雞婆的，才必然以為隻要有了黑保安、交了“保護費”，它就可以想幹什麽就幹什麽，可以堂而皇之地把販毒、賣淫當正當生意了。然而，正是從曆史上看，這種看法簡直就是滑稽之至、荒謬絕倫。

    從事近代曆史研究的人，起碼應該知道這樣一個基本事實，那就是大清的關稅與它的其他稅收一樣，乃是普天之下最低的——低到了什麽程度呢？簡單的數字可以說明一切：康熙時規定的關稅“正額”隻有銀4萬3千兩，而且直到鴉片戰爭時並無改變！

    隨著貿易的迅猛發展，政府雖然也增加了“盈餘”，可是這些“盈餘”與貿易額的比例卻從來也沒有突破過9％。如19世紀30年代，廣州的貿易價值為1700萬兩的規模，國家的盈餘最多也就是150萬兩！根據馬士在《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的比較，就茶葉這一項來算，中國政府的稅收加上官員的貪汙，最多也不會占總貿易額的30％，而僅英國政府對茶征收的進口稅就高達90％，是廣州發票價格的200％！另一位更老實的英國史家格林堡的《鴉片戰爭前中英通商史》中更坦率地指出，英國人總是貶低中國官員之貪汙，但忘了說明英國當時遠非清廉之國。實際上，英國的腐敗遠在中國之上，中國官員“勒索的總數，與東印度公司每年從對華貿易銷貨所得中付給英國國庫、特別是債券持有人的幾百萬英鎊，那簡直是難以比擬的”。

    以收取貿易“保護費”為目的的英國政府和以放高利貸為目的的英國股票商人——黑社會打手和高利貸者――正是這兩部分人共同構成了某些洋務派人士眼裏的“先進文明”的代表。而這如果不是“認賊作父”，那又是什麽呢？

    首先，這種“收保護費”的保安隊，不但對於中國商人，而且對於英國商人，乃至對於天下所有老老實實做正經生意的人而言，其實還不如沒有的好。以英國商人最為關心的布匹出口這一條來說，在英國費時費力好不容易把中國打到了鴉片戰爭的談判桌上後，一個喜劇性的事實竟然是：中國在東南沿海以不平等條約的形式確定的與英國進行的“布匹貿易”這一項，還是大大低於帝國同時與俄國在西藏和北方的恰克圖所進行的布匹貿易額，為什麽如此？因為英國鼓吹的所謂“自由貿易”，其實不過是國家提高稅收的手段罷了；這種“國家拿大頭，商人得小利”的“自由貿易”，具有深刻的重商主義——也就是收保護費的色彩；這一原則對於正當的商人和貿易，其實根本就沒有什麽好處——盡管國家得到了稅收，但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商人和貿易卻背上了沉重的稅務負擔。而與此不同的是，長期的中俄雙邊貿易，卻是國家低稅收的貿易。對於大清而言，這種貿易既有商業的考慮，但更是出於建立睦鄰關係，穩定邊疆的安全目的。因此，為了鼓勵這種商業關係，國家對於這一貿易的稅收一直保持很低。而這樣一來，國家的低稅收自然也就對商人造成鼓勵，從而對貿易產生了推動。一旦利潤豐厚，商人賺錢的積極性高漲，貿易額自然就直線上升。

    因此，由英國通過鴉片戰爭確定下來的“貿易條約製”，其實並不是什麽保證自由貿易的製度。說白了，這不過就是保證國家“向貿易征稅”、收保護費的製度。這種高額保護費，對於黑生意當然是保護傘，而對於正常的生意而言，那完全就是剝削。而這一點微妙卻是根本性的區別，恰恰被革命導師恩格斯注意到了。也就是說，不是中國的曆史學家，而恰恰是恩格斯這個英國企業家的兒子，以他精明的商業頭腦看出來：中英鴉片戰爭締結的條約，相對於天下所有老老實實做生意的商人而言，那才是“不平等條約”呢！

    為什麽這麽說呢？因為鴉片戰爭訂立的貿易協定，其目標不過是“便利英國國家征收貿易稅”，而不是為了促進任何意義上的“自由貿易”。它實質上強調以“條約”的方式對於貿易進行管理，從而使得貿易成為國家稅收的主要來源；同時更以這樣的方式，將貿易置於國家的完全控製之下。這種以貿易為名的條約製度，反過來破壞了真正的自由貿易。

    這樣一來，所謂的“曆史戲劇性”就出現了：如果說中國在西北與沙俄進行的貿易是以國家低稅收為條件的，是以市場為核心的“自由貿易”的話，那麽恰恰正是英國的條約製，反而破壞了自由貿易。例如為當時的布匹貿易加上了高額的稅收。換句話說，英國打了一仗，強迫中國簽訂了《南京條約》，而根據這個條約，英國的布匹進入中國市場，在加上英國的出口稅和中國的進口稅之後，卻更加無法與俄國布匹競爭了——因為當時中國與俄羅斯的貿易的稅率是很低的，如同今天在俄羅斯的中國倒爺們一樣，幾乎是賺了錢基本歸自己，不給國家交錢。如果什麽叫自由貿易，這才叫自由貿易呢！

    恩格斯也正是從市場和貿易的視野出發，揭開了英國政府“皇帝的新衣”。他認為鴉片戰爭的起因實際上是英國政府通過高額稅收來管理著鴉片種植和鴉片貿易，這項生意是政府的重要財政來源。因此，如果中國禁煙，那麽受損失的就不僅僅是鴉片商人，而更是英國政府的稅收。因此，《南京條約》的核心內容其實就是強調中英兩國政府都必須通過稅收的方式“對鴉片進行管理”。換句話說，這其實是與當今某些時賢們主張把紅燈區變成國家稅收的基本來源，應該得到鼓勵的論調基於一個邏輯、同一付腔調，起碼它們之間並沒有什麽根本上的不同。說白了，這二者其實都不過是讓國家承擔起“收保護費”的“黑社會”角色罷了。

    這種政策，對於規規矩矩做幹淨生意的商人，不但沒有任何的好處，還等於破壞了他們的根本利益，因為這等於迫使老老實實做生意的商人，與毒品販子和開妓院的雞頭老鴇們“在同一個起跑線上競爭”——隻要他們肯給國家繳稅就行。因此，恩格斯這個曼徹斯特工廠主的兒子一針見血地指出：對於一般商人來說，這就是不公正的國家幹預，它不僅僅是破壞自由貿易，破壞公平競爭，而且完全是逼良為娼之舉。

    從某種意義上說，鴉片戰爭的核心並不完全在於鴉片。對於英國來說，其最終戰略目的實際上有兩個：其一，是擺脫廣州公行（也就是廣州“十三行”）在當時的亞洲貿易體係中所扮演的“關貿總協定”地位，另一個就是要求割讓香港作為其在南中國海的根據地——比起這兩條，鴉片乃至通商都是次要的。所以林則徐的繼任者琦善在1841年1月20日的《穿鼻草約》中僅僅通過“割讓香港”和“廣州通商”這兩條，就使得英國罷兵休戰——在他看來簡直是“略施小技”就將英國人擺平了。

    清廷之所以讓琦善代替林則徐，是由於這位博爾濟吉特王公自1824以來在海運、漕運等一係列重大決策方麵表現果斷，但卻萬萬沒有想到他關鍵時刻如此沒有政治頭腦，拿大原則——領土作了交易。當年乾隆皇帝沒有答應馬噶爾尼的割香港，竟然被琦善就這麽痛快地一口答應了。道光得到消息後悲痛欲絕，下詔曰：“尺土一民，莫非國家所有，琦善擅與香港，十惡不赦！”

    實際上，也就是為了香港，大清才斷然不承認《穿鼻草約》，為此不惜與英國再次開戰，最後不得不簽訂《南京條約》。從長遠看，《南京條約》對於中國最大的打擊並非賠款乃至五口通商，而是公行製度被廢除。與《穿鼻草約》相比，《南京條約》卻將香港從永久割讓變成了“租借”，而這卻是值得的——如果大清當年承認了《穿鼻草約》，那麽百年後的今天就將不存在“香港回歸”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