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中國解構西方話語霸權

2008：中國解構西方話語霸權

作者： 劉濤： 2008-06-24 20:22:28

劉濤來稿／經曆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全盤西化的思潮和九十年代民族主義思潮後，以2008年為坐標，中國進入了一個既不反西方、也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新時代，這個時代以中國的主體化為標誌，按照我們自身的社會規律和演進速度進行改革。

西藏騷亂事件發生後，由於在話語權上的不對等關係，西方媒體迅速建構起來一個西藏事件的假象，並將其當作事實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了廣泛傳播。然而這之後，中國國內網民和海外留學生對西方媒體歪曲報道的抗爭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應對話語權強者的方式，在事件進程過程中逐步扭轉了被動的姿態，進而逼得全球化話語權的壟斷者—部分西方媒體失語並且被迫為自己的立場進行辯護。

也許我們應該感謝這次事件中的西方戰略家和媒體，是他們的作為加速促成了我們民族的主體意識和平權意識，讓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得到最佳的構建，因此曆史必將銘記公元二零零八年的非凡意義。二零零八，中國解構西方話語霸權。

I“東方主義視角下”下的西方話語支配

“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摘錄自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

著名的美籍巴勒斯坦學者薩義德在其成名作《東方學》一書的開頭引用了馬克思的一句描述殖民主義者心態的傳神之語，用來描述東方和西方的不平等關係：“他們無法表述自己；他們必須被別人表述”。在早期殖民者對於非西方世界的看法中，東方作為相對於西方的定型化的“他者”形象並不具備主體的認識能力，東方人作為理性西方人的對立麵，不僅不能對世界進行理性全麵的闡釋，也不具備理性認識和闡述自身文化的能力，因此他們是“失語者”，在知識和智力上都無法成為完整和正常的人，因此他們沒有表達能力，更談不上話語的構建，他們關於本身文化的認識必須經過西方的構建，才能被人類社會普遍接受。因此東方並不是一個主體，西方對東方的認識並不是建立在東方本體論的基礎之上，東方人更不具有主體位格，因此東方人說什麽並不重要，關鍵是西方人說什麽才算數；東方人在思考什麽可以忽略不計，關鍵是西方人是如何思考的，才可以代表普世的看法；東方人的呐喊、憤怒和內心的感受並不重要，而西方人的情緒和情感才能真正代表世界的主流情緒（薩義德1999）。

薩義德從小生活在巴勒斯坦，祖國的悲慘遭遇和民族空前的災難讓薩義德的內心充滿著苦痛，他在美國學習了西方世界的社會科學理論後，逐步吸收了意大利政治學家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和法國社會學家福柯關於“知識—權力—支配關係”的理論，創建了關於東方主義的龐大理論體係。葛蘭西屬於歐洲傳統的馬克思主義者，他提出的“文化領導權”理論豐富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葛蘭西認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的道路依賴的不僅是暴力革命，而是更依賴於在精神層麵上對文化領導權的爭奪，後者在未來社會發展的過程中具有更重要的作用和意義，因為資產階級對社會的統治和合法性的來源隨著社會文明的推進越來越不依賴於簡單的暴力統治和暴力鎮壓，而是逐漸依賴於一整套文化意義上的，對社會主流觀念的塑造、引導和支配，通過精神文化的深入人心和心靈意義上的文明“教化”，資產階級實現了文化霸權，被統治者在主流文化和主流觀念的控製下，逐漸完成了反抗弱化和對統治階層認同的過程。因此對文化領導權的爭奪，以及顛覆統治階層的文化霸權，是無產階級麵臨的新任務(Gramsci 1971)。

應該說葛蘭西的文化霸權理論是20世紀初期的理論，這樣的理論和單純的階級觀點並不完全適用於解釋今天的社會。今天社會的多元化和階級關係的弱化使得“階級鬥爭”和“文化鬥爭”這些具有張力的詞匯含有過多早期批判資本主義社會的色彩，因此對於葛蘭西的理論進行批判性吸收是比較合理的選擇。相比較而言，福柯關於社會精英通過話語主導而實現話語權的製定以及深層次的社會控製和社會支配具有更深刻的認識論意義。在福柯的觀點中，各種社會邊緣群體是話語權的“弱者”，而話語權的定義者則通過一係列話語機製和定義主導權實現了對他們的牢固控製。難以想象的是，在主流話語語境的壓迫下，弱小團體是多麽無助，是陷入怎樣深刻的壓迫感中，是怎樣在話語強權中被迫“失語”，成為現代文明機製中的被壓迫者。薩義德正是吸收了福柯“知識就是權力”、“話語主導可以實現支配”以及葛蘭西“文化霸權”和“文化主導權”的觀點，並且借鑒了福柯進行考古學和譜係學研究的方法手段，進行了豐富的文獻考察和文本研究，從而提出了東方主義的觀點。關於薩義德對東方主義的研究進而被稱為東方學(薩義德1999；Gramsci 1971；福柯2006)。

東方主義，說白了就是西方如何通過自身的想象、認知、剪裁和一係列的過濾機製，進而按照自身的需要構建出來的關於東方社會、文化、政治、宗教、民俗和人民的整體看法。通過對東方的想象和構建，西方將東方視為一個定型化的“客體”和“他者”，也就是通過建構“東方”在來界定“西方”本身的存在和本位文化。正因為東方的存在，才有了“西方”這一說，正因為有了“東方文化”、“東方文明”這樣的對立麵，才能樹立牢固的“西方文化”、“西方文明”的概念範圍。進一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西方關於東方的認知加強了其本身的認同感和本位文化的身份確定。薩義德在大量西方文獻關於東方的描述中（特別是早期西方人來到東方後的遊記、傳記、旅行日誌和文學作品以及宗教典籍中關於東方的描述），發現了西方在對東方的描述中往往存在著一種獵奇的“賞玩”心態：東方遍地是黃金和珍寶，東方的集市上充滿著香料的味道，東方的文化充滿著神秘和異國情調，東方宛如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中一樣蒙著神秘的麵紗；但是東方人又是非理性的，野蠻的，不具有正常人的知識和智覺，東方人蠢笨、無見識而又不懂得邏輯思維，東方的君主殘暴而又無德，東方的社會管理混亂，東方是肮髒、混亂和無序的，在那片遼闊神秘的土地上居住的是一群異教徒（薩義德1999)。

薩義德在早期的典籍中所指涉的東方指的是今天土耳其經過阿拉伯國家到伊朗這片土地，在歐洲語言中，orient指的正是這一片地區，而不包含中國和印度。在薩義德後期的作品中，他將東方的範圍加以擴大，進而涵蓋了東亞和南亞的文明。其實我們今天地理和文化意義上的概念比如“東方”以及“近東”、“中東”和“遠東”的看法正是以西方的視角來觀察東方的結果：根據距離歐洲的遠近，不同的區域被分成不同類別，“近東”是指距離歐洲最近的地區，比如土耳其；“遠東”則是指距離歐洲最遠的地區，比如中日韓。西方描述的東方其實不是真正的東方，也不是東方人自己認識的東方，而是西方構建和創造的想象中的東方，通過一係列的對立性的二元區分比如東方/西方、我們/他們、文明/野蠻、高尚/低下、基督徒/異教徒、理性/非理性、進步/落後等，西方樹立了一個不同於自身、非我族類的“他者”形象，正因為這個“他者”的野蠻和無教養才能更加襯托出“我們”（西方）的文明和教養，正是通過這個他者的非理性才能襯托出西方的理性，正是因為這個他者的落後和低下才能襯托出西方的先進和高尚。“東方”的存在正是“西方”的對立麵，正是構建了這個非我族類的全麵落後和不道德的野蠻人形象，才能襯托出本位文明的永恒的優越感和道德感。而在殖民主義擴張的時期，對東方異國情調和財富的描述刺激了西方向東方和其他非西方區域擴張的過程，而西方認知構造的東方“野蠻落後”的形象也為西方的擴張提供了道義上的基礎，先進征服野蠻，文明征服落後，這正是一種攻勢文化和強勢文化的邏輯（薩義德1999)。

隨著全球殖民主義的擴張和掠奪，“船堅炮利”固化了西方的優越感和文明中心主義，西方進而剝奪了非西方文明對自己文化和文明表述的權力，東方在西方持續的文化霸權下失去了文化自信心，東方的知識分子在對本國文化曆史的構建、藝術創造、審美情趣和學術研究中出現了迎合西方中心主義的趨勢。當創造並不是為藝術本身而創造，當一個民族不能按照本位的立場訴說自己的曆史，而一切是為了迎合強者的思維習慣和思維邏輯的時候，東方主義就深刻展示出一種文化和話語權背後的權力關係。文化的霸權、對於東方徹底的“客體化”和“定型化”以及東方知識分子的自身失語和在殖民主義文化的語境之中的自身迷失，無非是體現了福柯的“知識—話語權—支配關係”的社會規律。在西方的東方主義的視覺中，東方是“客體”，而不具有“主體”地位，東方人也被異化成為“客體”，他們是無知、無識和讓（西方）人無法理解的一群。“他們”就是“他們”，永遠無法成為“我們”。通過人為的、主觀的、以及西方所需的構建過程，西方完成了對東方的異化、物化和客體化。東方人在乎西方人怎麽看待他們，而西方人並不在乎東方人怎麽看待他們；東方人重視西方人的觀點，而西方人並不在乎東方人的言說，這歸根結底是一種不平等的權力支配關係，它產生於西方擴張和殖民的整個曆史過程，並且隨著西方在全球取得支配的優勢地位而定型了一種全麵的不平等的權力關係和內在的支配邏輯（薩義德1999, 2006)。

今天，盡管殖民主義的統治已經結束了三十多年，世界經濟的重心逐步隨著東亞的崛起而從大西洋兩岸轉向亞洲和太平洋地區，中國和印度的崛起正在改變世界權力的對比關係，並將深刻形塑未來世界的新興權力格局。但是支配了這個世界400多年的邏輯並不會在短期內完全改變，世界話語和文化的霸權壟斷者並不會就此甘心退出曆史舞台。殖民主義的結束和世界政治經濟權重的相對變化甚至會在某一段時間更加刺激話語權支配者的緊迫感，以話語權和道德高地的優勢作為壓迫新興大國崛起的重要工具，從這個角度來分析2008年的西藏問題和聖火傳遞才能更好地把握當前世界格局演進中的規律。

II話語權扭曲下的“香格裏拉”神話

初次到國外來留學的中國留學生都會在不同場合下麵臨“西藏困境”，或是在與朋友、同事聊天中，或是在路上、火車上都常常會有人突然發難：“為什麽中國侵略西藏？”“為什麽中國滅絕西藏的文化，摧毀西藏的寺廟、信仰和語言？”初次被責問的國人通常會感到困惑不解，而當我們試圖為我國的西藏政策辯解，指出我們對西藏每年都有大量的財政投入和財政補貼的時候，回答可能更加生硬：“那是你們試圖殖民西藏。”如果我們指出國家努力提高西藏人民生活水平，投入大量人力物資建設青藏鐵路，我們可能得到的回答是“那是中國試圖加強對西藏政治經濟的控製，中國試圖將西藏人在當地變成少數民族，而使得中國人（漢人）占據多數。”有過幾次這樣的遭遇後，我們就會發覺西藏問題自身是一個怪圈，是一個自成體係的話語陷阱。

按照西方世界通常對西藏的描述，那是一個世外桃源，是“香格裏拉”，是中國人在1951年入侵西藏，破壞了西藏的文明和文化，根據西藏流亡政府和達賴一方的說法，那就是中國在西藏實施了“文化滅絕”和“種族滅絕”。作為地球村的文明成員、文化的捍衛者—也就是西方國家，有義務關注西藏問題，並阻止中國在西藏的文化毀滅。每個中國人聽到這些觀點，都會非常憤怒，也會非常痛心疾首，然而奇怪的是，為什麽這樣的言論能夠在西方社會成為主流，為什麽在一個號稱民主自由、信息索取自由和言論自由的社會，能夠允許這樣的彌天大謊成為主流信息？

原因是非常複雜的，一是西藏問題本身極其複雜，有著複雜的社會、民族和宗教等因素，存在曆史上的衝突和缺憾，因此一個複雜麵向的問題是很難用簡單的化約來完全分析清楚的。西方在西藏問題上完全倒向海外流亡藏人和達賴一方，與西方的反共情結是緊密相連的，既然達賴是共產黨中國的敵人，自然容易被反華人士和某些戰略家奉為上賓；二是人類普遍具有高山情結和對神秘文化的崇拜，尤其是在進入後現代主義的西方，在物質主義的衝擊和傳統宗教靈性低落的情況下，民眾容易對東方的神秘文化或是和平的佛教文化產生興趣，而達賴一方精心包裝的藏傳佛教文化迎合了傳統的“獵奇心理”和“賞玩心理”，很容易引起西方民眾的興趣；三是達賴精心將自己打造成一個和平大師，言必談“和平”、“人權”、“民主”、“環保”等符合西方施主口味的普世理念，且能巧妙地將藏傳佛教與這些後現代理念結合起來，並結合自己在西方奔走多年練就的“民主風度”和“迷人微笑”，將自己塑造成為一個以弱抗強的和平抗議者和心靈大師，因此在西方倍受歡迎，參與了與西方話語權的共同構造。

然而以上幾點並不能回答這樣幾個關鍵性的問題：是什麽導致了“西藏問題”的根本性顛倒錯亂？是什麽導致了對舊西藏的嚴重扭曲的選擇性描述？是什麽促成了一個人為構建的、其實從來沒有存在過的“香格裏拉”？是什麽導致嚴重的選擇性失憶，殘暴的農奴製不見了，烏拉的差役不見，喇嘛階層的神權政治不見了，葛夏政府的橫征暴斂不見了，舊式奴隸主的後代卻成為了普世文化的代表者？是什麽導致了選擇性的“失憶”，對農奴的悲慘生活視而不見，對挖眼、斷骨和剝皮的野蠻行為完全沒有任何提及？是什麽導致嚴重的對現實的顛倒，對新西藏人均壽命、識字率和嬰兒死亡率等方麵的巨大進步完全“失語”？是什麽導致西方主流媒體對包括西方科學研究在內的大量科學數據和量化研究選擇性“失明”，而對一個任意製造謊言的機構提出的數據卻大加引用？是什麽導致了言必稱“言論自由”和“客觀公正”的西方媒體選擇性“失聰”，對於絕大多數藏區牧民和農民的看法永遠聽不見，而對某些代表過去神權政治的特權團體的聲音卻刻意地放大、再放大？是什麽導致一些最基本的事實在數十年的時間內無法通過民主自由體製內部的調節機製得到反映，反而是在涉及到西藏的問題上謊言永恒地淩駕於真相之上？

對於西藏問題越是深入的查詢、研究和探討，就會發覺西藏問題是一個深不見底的話語權陷阱。我明白，一個西方普通民眾支持西藏很可能是簡單地出於道義上的原因，也許他或她並不反華，隻是出於對達賴和流亡藏人的同情，但是這樣的支持背後可能是美國好萊塢數部關於西藏的電影和西方媒體對西藏長期扭曲的報道和渲染所形成的結果。絕大多數公眾哪有時間和精力靜下心來去稍微考察一下西藏究竟在哪裏？絕大多數公眾哪裏有時間去閱讀科學文獻和查詢曆史資料？絕大多數公眾哪裏有機會實地去考察一下他們所聽到的是否遠離真相十萬八千裏？大多數民眾由於深信自由民主政體下的新聞自由和新聞道德，對於自己聽到的報道深信不疑，失去了起碼的思考能力和反思能力，因此完全被媒體和精英人物刻意製造的神話所愚弄。

當然，這是一個共同體結構，媒介和精英群體通過對話語權的任意截取、篩選和塑造，在民眾中樹立一個“他者”和“野蠻者”（中國）的形象，這裏正深刻體現了薩義德的東方主義的精髓和福柯“話語—權力—控製機製”的深刻論述：不在乎西藏問題的真相是什麽，隻在乎根據某些精英集團的利益塑造西方需要的、想象的“西藏”；不在乎真實的“中國”是什麽，隻在乎塑造一個“政治文化野蠻者”的形象，通過建構出來的“他者”和“野蠻人”形象，使得西方取得牢固的道德製高點和道德優越感。在中國和平崛起、世界經濟重心轉向亞太地區的重要曆史階段，西方物質生產和物質形態的力量已經不再具有優勢，這是數百年來世界未有之變局，西方某些精英集團感到了空前的失落和緊迫，因為話語權的力量畢竟是建築在物質形態力量的基礎之上的。

當德國的世界GDP第三和世界出口貿易冠軍的位置在短時間之內要易手給中國的時候，當中國追趕美國的腳步聲越來越響亮的時候，一場精心設計的羞辱中國的大戲在奧運之年拉開了序幕，其目的就在於，即使不能阻撓世界經濟重心的東移，也要竭盡全力用話語權和文化霸權將中國塑造成為一個“野蠻者”，而這個“野蠻者”的崛起是西方世界的大敵（其實是某些心態陰暗的人士心中想象出來的敵人），通過文化領域裏依然保留的絕對話語權的優勢地位打擊中國，損毀中國的國際形象，遲滯、阻撓和延緩中國的崛起。他們理想的計劃是，讓中國在西方媒介和精英集團合力的話語權攻擊下和信息戰的優勢下，同以往一樣，使中國完全沒有任何還擊之力，成為“失語”者和無力辯護者，然後通過軟實力的減損來打擊中國的硬實力。

話語的支配歸根結底是謀求權力的支配，是某些西方集團仍然意圖對中國實現意誌支配和權力支配的圖謀。當中國順利被“客體化”、“異化”而“失語”的時候，就是對中國可以任意實施權力支配和擺布中國的時候。為什麽謊言有時候在國際心理戰中非常重要，其關鍵就在於“不在乎是什麽，而在於我是否能對你實現支配關係，我能否讓你失語說不出話來”。因此西藏問題的確不是“民主”問題、“人權”問題和“宗教自由”的問題，而是精心準備的一場國際心理戰和話語權戰，因此無論中國怎樣努力去謀求民主和人權，隻要不讓西藏獨立，西方那些貌似公正的全球媒介和精英集團就永遠不會滿意。但是，中國民眾在2008年的出色表現證明了中國不甘作一個話語權的弱者，不甘永遠作為西方某些集團想象的“東方主義”投射，於是抗爭發生了。

III二零零八年，中國人拒絕被構建

西藏騷亂事件發生後，中國在事件之初仍然按照傳統的方式進行應對，由於在話語權上的不對等關係，西方媒體迅速建構起來一個西藏事件的假象，並將其當作事實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了廣泛傳播。然而這之後，中國國內網民和海外留學生對西方媒體歪曲報道的抗爭徹底改變了中國傳統應對話語權強者的方式，在事件進程過程中逐步扭轉了被動的姿態，進而逼得全球化話語權的壟斷者—部分西方媒體失語並且被迫為自己的立場進行辯護。縱觀整個事件，西方媒體和西方社會至少犯了以下一係列的嚴重錯誤，引起了中國民眾的普遍憤怒和反擊：

一是在騷亂之初，事件清晰的情況下，就開始引用西藏流亡政府的錯誤信息，完全顛倒黑白，扭曲事件真相；

二是對遇難者缺乏起碼的人道主義關懷，不僅不對受難平民表示人類普遍情感的哀悼，反而竭盡所能煽風點火，故意調高死亡人數；

三是把暴徒和劫掠者稱為“和平示威者”，煽情地把騷亂稱為“起義”，違反了公認的民主社會對法治的要求；

四是運用移花接木的手段，大量造假、剪裁，甚至不惜製造虛假新聞，嚴重損害了西方媒體的基本新聞職業道德和職業信譽，也使得新聞自由的說法蒙塵；

五是大量屏蔽新聞和信息，對於達賴和西藏問題的曆史真相竭盡所能地進行掩蓋；

六是對於中國留學生在海外的抗議完全視而不見，但是少數藏獨的遊行卻被高分貝播放出來，中國學生歡迎聖火的活動甚至被某些媒體歪曲報道為“抗議中國政府的西藏政策”，喪失了起碼的職業良知；

七是一些知名的西方媒體的網站封殺中國人的聲音，刪去中國留學生的留言和帖子，其手段完全類似他們每天口誅筆伐的“新聞檢查”；

八是對於中國留學生和中國民眾的憤怒和抗議進行誣蔑，在沒有任何證據和核實的情況下，汙蔑在網站上發言的中國留學生是政府的雇傭軍，極大損害了西方媒體言論自由的形象；

九是無視中國國內新興公民社會的成長和言論日趨多元、自由和活躍的趨勢，將任何反對西方歪曲報道的民眾誣蔑為“被洗腦”或是“政治宣傳煽動的結果”，肆意的貶低中國民眾的聲音；

十是把海外中國留學生的抗議一律誣蔑成為大使館組織策劃的，引起了海外留學生的強烈憤怒。

其實我們不應該感到奇怪，東方主義式的話語霸權語境就是一種鏡中映像的投射，西方可以任意利用話語的強權建構東方，建構西藏事件，建構中國人的“政治文化野蠻人”的形象，西方可以不在乎事實的真相，也不用在乎中國人怎麽想、中國人怎麽看待、中國人有什麽情感。因為在霸權主義的語境中，東方人隻是“客體化”的一群，他們是一群無知無識、可以被西方忽略不計的群體。西方媒體所采訪的中國人，往往是他們樂意看到的持不同政見者和異議人士，這些人其實也完全沒有獲得平等的“語境”權，他們隻是西方用來建構他們需要和想象的工具而已。但是西方沒有看到，中國民眾越是深入到全球化的世界中，就越能了解西方的“民主”、“人權”、“自由”等思想的要義，就越不甘於被“異化”和“客體化”。西方也沒有真正了解，他們一天到晚所鼓噪的“民主”、“平等”和“人權”正成為新一代中國民眾覺醒的武器。

是的，中國國內民眾和海外留學生很好地把握了這次全球化時代中中國新公民運動的方向：我們不反對“民主”、“人權”、“自由”、和“平等”，我們反對的是假借“民主”、“人權”、“平等”、“自由”來實現對別國的顛覆和煽動，來實現話語背後的權力支配和永恒霸權的圖謀；正是有了西方的“民主”、“人權”、“平等”、“自由”的理念，我們才會不屈地要求“平等”地被視為世界社會一員的資格，我們才會來要求我們的“人權”，我們作為（與西方人）平等的群體，有“權力”來表達我們的觀點、情感和憤怒。西方媒體肆意誣蔑中國留學生的抗爭，這正是一貫的東方主義的霸權語境結構，因為他們並沒將我們視為平等的“人”，沒有“人”的位格，哪能談得上真正的人權？當我們一旦表達自己觀點的時候，就立即被誣蔑，被屏蔽，被壓製，這正是對平等基礎上的“人權”和“民主”的壓製，依然是一種東方主義下的話語權支配關係和強權語境。

因此，中國公民社會在全球互聯網絡上對西藏事件的真相構建和對西藏曆史真相的還原，是全球化互聯網絡時代中國公民集體發出的聲音，是一個崛起的東方大國發出的主體性聲音，我們的聲音可能被西方主流媒體忽視、掩蓋、曲解和屏蔽，但是中國網民通過互聯網鏈接世界各大洲的討論，讓單一的霸權語境再也無法維持，新聞屏蔽再也無法運作，西方的公眾也在這樣的網絡信息傳播中逐漸開始了解西藏事件的多元和真相。然而最具有震撼意義的則是，這是近百年來西方話語權完全主宰的世界中，一個非西方的民族以理性的（非暴力的）方式撼動了西方世界的霸權語境結構，這是對西方媒介和知識結構支配世界權力的解構，也是對西方建構東方的解構，也是對西方壟斷話語權和壟斷我們政治曆史解釋權的解構，更是對“客體化”和“異化”東方人的解構。

華人對CNN記者卡弗蒂誣蔑華人的言辭所進行的全麵抗爭正是一個有思想力和創造力的民族的發聲：不要用你們的偏見和想象來建構我們，中國新一代拒絕西方霸權語境的建構，我們在知識、智力和見識上是與你們（西方民眾）平等的人類。這一事件深刻昭示著，中國隨著經濟和科技的強大決不再甘於永恒地忍受西方掌控話語霸權，中國人不僅要在經濟上、科技上取得與西方完全平等的地位，也要在話語權和文化上取得平等的地位。我們不追求霸權，但是我們追求平權，也就是平等的人權。同時西方媒體和一些政治家拙劣的表演和不惜犧牲本身的價值觀念如“民主”、“新聞自由”等來打壓中國民眾的觀點，加速終結了西方人自以為是的道德製高點地位，西方的傲慢和自大加速了中國形成主體化的民族心靈結構，並徹底擺脫了依附心態，健康了我們的民族心理。

經曆了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全盤西化的思潮和九十年代民族主義思潮後，以2008年為坐標，中國進入了一個既不反西方、也不盲目崇拜西方的新時代，這個時代以中國的主體化為標誌，我們一切都可以學習，但是我們是主體，而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霸權語境下的客體，我們全然掌握著我們自己的主權，按照我們自身的社會規律和演進速度進行改革，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構建我們，因為是我們自己在構建自己，是我們在運用全球的先進理念，與中國的優秀傳統相結合並以中國的主體性來進行改革，也許我們應該感謝這次事件中的西方戰略家和媒體，是他們的作為加速促成了我們民族的主體意識和平權意識，讓中國人的民族精神得到最佳的構建，因此曆史必將銘記公元二零零八年的非凡意義。

參考文獻：

1（巴勒斯坦）愛德華•W•薩義德《東方學》，王宇根譯，北京新知三聯書店1999年版

2（巴勒斯坦）愛德華•W•薩義德《權力、政治與文化：薩義德訪談錄》，單德興譯，北京三聯書店2006年版

3（法國）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新知三聯書店2007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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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陳厚誠、王寧《西方當代文學批評在中國》，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年版。

6 (意大利) Antonio Gramsci葛蘭西《Selections from the prision Notebooks》. London: Lawrence and Wishart, 1971版。

作者：德國比勒費爾德大學社會學係博士研究生劉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