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6月,筆者再度來到此前曾學習和工作過長達8年之久的英國。此後,無論在使館舉行的多種活動,還是在有關中英關係,特別是涉及香港問題的研討會上,筆者曾多次與柯利達爵士謀麵。當時已年餘七旬的柯利達爵士給筆者的印象依然是精神矍鑠、談吐儒雅,見麵總是那麽彬彬有禮,一派職業外交家的風度。
餐桌上的采訪
柯利達爵士雖已於1992年退出政壇,專注寫作,但仍從事著促進中英兩國關係的工作。在中國恢複對香港行使主權的前夕,筆者出席了柯利達爵士以英商中華協會會長身份主持的一次午餐會。由於筆者剛好與主人鄰座,於是圍繞香港回歸問題的采訪就在這麽一個很特殊的場合展開了。
作為中英關於香港問題談判的英方領軍人物、中英聯合聲明的起草者之一,柯利達爵士理應最有資格代表英方出席香港回歸中國的儀式。但是,就在柯利達退出政壇的當年,視柯利達為“眼中釘”的彭定康出任末代港督不久,未經中方同意即單方麵推行所謂的“民主政製”改革,背棄了此前英國政府在香港問題上與中國合作的政策。在此後長達5年的時間內,彭定康這一逆曆史潮流而動的做法,不斷遭到柯利達爵士在各種場合的嚴厲抨擊。在這一背景下,由彭定康出麵邀請柯利達爵士出席香港回歸中國的儀式也就沒有了現實可能。所以,當筆者問及“您是否會出席香港回歸中國的交接儀式?”時,柯利達爵士淡然一笑:“他們不會喜歡我出現在這種場合。”
談到中國領導人鄧小平為香港回歸中國所作出的曆史功績及他本人對鄧的印象時,柯利達爵士說:“鄧無疑是一位偉人。他使中國擺脫了教條,使中國獲得了穩定和經濟進步。”鄧小平給他留下的印象是,這位操著濃重四川口音的中國領導人“總是在作出最後的決定”。
柯利達爵士還認為,鄧小平的對外政策是基於冷靜考慮國家利益。在香港問題上他既是愛國者又是現實主義者。香港必須歸還中國,而且按照莊嚴的條件歸還中國:英國的管理時間不可能延長。但是,一旦認可那個條件,他還是靈活的。“一國兩製”的概念使得有可能簽署聯合聲明。
真誠中肯的建言
作為一個對華友好,又時刻不忘維護國家利益的英國資深外交家,在其長達40年的外交生涯中,在中國度過的10年是柯利達爵士外交生涯中最出彩的歲月。他對那些懷有帝國心態,並試圖拿英國利益和香港利益作賭注的政客提出忠告:如果他們不肯立即調整政策,時間會證明,對抗路線必導致失敗,他們將受到曆史的淘汰。香港的順利回歸證實了柯利達爵士的預言。采訪中給筆者的一個突出印象是,盡管他已退出政壇多年,但他對中英關係,尤其是香港問題的關注仍是那麽細致入微……
談到香港回歸儀式的當天中方務必要注意的問題,柯利達爵士說: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記者將湧往香港采訪中國恢複對香港行使主權的交接儀式。但他們中,尤其是西方記者中相當多的人所希望見到的“不是交接儀式的順利進行”,而是企望“見到出現麻煩,甚至示威衝突的場麵”。
對此,柯利達爵士告誡說,不管出現任何不測事件,剛剛進駐香港的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切不可露麵,由香港警方出麵維持秩序即可。因為在那種場合出現人民解放軍駐港部隊的身影,正是那些記者渴望見到的場麵,這會為他們製造“新聞”提供可乘之機,一些不負責任的報道和圖片就會出現在西方國家的媒體版麵上。
關於配合香港回歸如何加強新聞報道的問題,柯利達爵士希望中國媒體加強中國政府對香港問題的政策宣傳的力度,並建議首先要在駁斥彭定康的政改方案上做足文章。但他說駁斥彭定康違背英中聯合聲明的文章“立意和姿態要高”,“措詞務必講究,要以謹慎克製的陳述起到表明立場的作用”;文章要做到“凡是英中聯合聲明中明文規定的條文不越雷池半步,對彭定康1992年違背聯合聲明,擅自搞政改方案的行為要批它個體無完膚”。
作為曾擔任過中英香港問題談判的英方首席代表和前首相撒切爾夫人的外交事務顧問的柯利達爵士,對一個中國記者就香港問題發表近乎於反思的談話需要何等勇氣,在那次采訪中筆者被他的真誠和中肯所深深感動。
那次餐桌采訪已經過去了整整10年,但每當筆者回憶起柯利達這個名字,一位對華友好,又忠於職守的職業外交家形象就會浮現在筆者的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