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場中東戰爭——兼論大國的戰略調整
以色列不能容忍任何一個中東國家擁有核武器。喪失軍事主動權意味著亡國。為此,以色列勇於獨力挑起再一次中東戰爭。以色列有能力獨力應付任何規模的中東戰爭。除了核戰爭。
美國不願再次陷入中東戰爭。但是,如果以色列受到攻擊,美國絕對不會袖手旁觀。失去以色列在中東的存在,美國也就失去了在中東的戰略支點,也就意味著美國失去對中東的有效控製。這對於石油美元將是致命打擊。
自從金美元變成油美元,美元的價值表達方式與石油緊密連結在一起了。操縱石油的價格就是調整美元的價格。
請注意,這裏麵有一個重要的邏輯關係。石油價格標誌著美元價格;石油價格急劇上漲意味著美元急劇貶值;美元貶值意味著美國購買力下降;美國購買力急劇下降意味著全球需求急劇減少;全球需求急劇減少意味著全球供應的大規模過剩;嚴重的供需失衡意味著經濟衰退。結論出來了,石油價格急劇上漲意味著全球性的經濟危機。
請注意,這裏麵還有一個重要的經驗推理。危機,是弱者的危險;是強者的機遇。危機,永遠是送給有備者的禮物。誰是有備者呢?
二
請注意美國即將開始的戰略調整。美國為石油危機,也就是經濟危機,準備了整整35年。上一次石油危機,也就是1973年的石油危機,是美國的第一次大規模的美元價格調整,其曆史意義在於美國成功的將金美元變成了油美元。油美元將美元價格與石油價格捆綁在一起,形成了美元與資源價格完美的反向聯動。美元價格從70年代的穀底開始上拋,在90年代升到峰頂,到現在再次跌落到穀底,完成了長達35年的美元價格拋物線過程。現在即將開始進行另一次拋物線過程。筆者反複強調,弱美元之所以弱,是美國為了強美元積聚勢能,絕對不是美國人放棄強美元策略。強美元是美國的基本國策。
美國用油美元成功擊敗了蘇聯。八十年代末的低石油價格,極度增強了美元的購買力,極度增強了美國的戰略能力;相反,八十年代的低石油價格,極度削弱了盧布的購買力,弱化了蘇聯的戰略能力。在戈爾巴喬夫主導下的蘇聯,無法應對低石油價格對盧布的打擊,失去了硬通貨購買力,蘇聯無法通過國際貿易滿足國內需求,產生無法遏製的通貨膨脹,深刻的經濟危機最終導致蘇聯解體。
三
美國已經完成了第二次美元價格大規模調整的準備。這個準備將體現於美國能源政策和人口政策。筆者將之定義為:由油美元走向綠色美元。
新能源政策將迫使世界生活方式發生根本改變:
第一,綠色能源的理念,將使生物技術成果轉化為強大生產力。資本、技術和勞動力將迅速流入第一產業——農業。新型農業將為美國帶來生產力巨大的發展,將使美國勞動生產率迅速提高。
第二,新能源的理念,將引發新材料和新技術的產業化。將再次振興美國的工業。節能產品的全球化普及,將極大的壓抑傳統製造業的利潤空間。沒有充足的科技與技術儲備,沒有強大的資本投入,後工業化國家將再次被打入價值金字塔的底層。
第三,新環保法律的全球規範化,將為美國提供全球幹預的新理據。美國將憑借其強大的政治與軍事影響力,幹預其他國家的經濟發展方式。在民主霸權之外,衍生出環保霸權。
新人口政策將大幅度提高美國國家的戰略能力:
第一,從亞洲,主要是從中國和印度大量移民優秀年輕的人才。這是一箭四雕的高明策略。一是解決人口老齡化;二是平衡拉丁語係人口比重;三是提供美國科技優勢的人才源泉;四是抽空競爭對手的核心競爭力——智力。
第二,大規模的移民,特別是高素質人才的移民,將不可避免地引發資本的大規模流動。對於中國和印度這種貧富極端分化的國家,富人的出走意味著資本流失;對於美國而言,則是資本大規模流入。
第三,新移民帶來兩個最有經濟意義的結果:投資和消費。這對於美國經濟發展的意義不言而喻。那時候美國的次級按揭問題將迎刃而解。財政赤字和貿易赤字問題將消化於無形。
不要以為這是危言聳聽。對於中國而言,人才和資本外流是現在進行時。中國的精英們不僅僅正在走出去,而且開始第二代海外生育,落地生根了。
四
美國的戰略調整需要契機。美國最好的契機都是戰爭。
設想一下,在2008年某一天,或許就在複活節,以色列突然攻擊伊朗,美國“被迫卷入”以伊戰爭。石油價格上漲到200美元一桶,或者更高。石油危機爆發。石油危機同時引發全球經濟危機。
中國和印度不可避免陷入嚴重衰退。甚至有可能引發政治危機。人才和資本開始大規模外流。財政和金融陷入嚴重困境。
歐盟脆弱的聯合將經受嚴峻的考驗。歐元強勢的曆史將結束。歐元甚至存在解體的危險。
日本將在石油危機中重回負增長。由於國內改革的遲緩,日本將持續弱化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
唯有俄羅斯是一個變數。石油危機將是俄羅斯的偉大曆史機遇期。如果,俄國人懂得將適時開始與美國同步的產業革命,將在此成為舉足輕重的經濟強國。
美國將“被迫”開始能源新政。這次能源革命,無異於一次新的產業革命。新的產業革命將大大拉開後工業化國家追趕的距離。
筆者手中沒有水晶球,不是算命先生。這隻是一種假設。而且可能是不科學的假設。但是,沒有假設,就沒有預見。沒有預見就沒有預案。對於一個大國,沒有戰略思維,沒有戰略預見,沒有戰略準備,是極其危險的。
五
中國始終缺乏嚴謹的邏輯思維習慣。我們不喜歡哲學的思辨。我們習慣接受根據權力層級作出“英明”判斷。對於權貴們判斷的錯誤,我們再給予宿命論的解釋。我們稱之為國運。
數學是科學,因此也是冷酷的。是誰有選擇的突出“偉大”的GDP增長。是誰卻故意忽略了全部淨資產收益率的下降。中國全部淨資產收益率的低水平是駭人聽聞的,竟然隻有美國的十分之一。那意味著我們創造價值的能力極低。中國的GDP就本質而言是一個假象。構成中國GDP實質的是通過資本化實現的資產價格重置。重複一遍,是資產價格重置,而不是創造新價值。嚴謹的數學邏輯告訴我們,我們通過資本化的方法實現了財富增加,但那不完全是我們創造的,是前輩留給我們的隱性財富的顯性化。我們獲得了好的生活,是因為我們的前輩們的辛勤勞動,積累並儲備了天量的價值。我們隻是狡猾一些罷了。花費前輩的積累,沒有什麽好驕傲的。千萬不要再搞資本化“大躍進”,“大躍進”之後總有大災難,不要再為敗落預留伏筆。
社會學很難在中國成為科學。中國的資本化帶給中國的是急劇的階層分化。精英階層截取了新增財富的主要部分。截取的方式既不屬於社會主義也不符合資本主義。目前,沒有社會學理論可以解釋中國現象。但是,曆史自有輪回的邏輯。
經濟學在中國是經典的偽科學。中國的經濟學家沒有建立自己的概念和邏輯,根本無力解釋中國的經濟現象,更加沒有能力科學闡述中國經濟發展的邏輯過程。中國的經濟學可憐的貢獻在於為精英階層辯護。中國人對GDP的假象描述,中國人對創造價值的曲解,中國過渡資本化的進程,無不是經濟學偽科學化的表象。
在這樣一種環境下,任何戰略性思考都是困難的。
六
然而,中國不能沒有戰略性思維。中國要因應美國即將開始的戰略調整,開始自己的戰略調整。
筆者已經在過去的文章裏反複提出策略性建議。在這裏隻做概述。
首先,必須開始鐵腕宏觀調控。第一,遏製過渡資本化趨勢,不要繼續這種失控的資本化“大躍進”;第二,遏製房地產業的非理性亢奮,迅速推出公務和居屋政策,打擊土地囤積和房產投機炒賣行為;第三,迅速收窄息差,壓縮實質負利率,製止利益集團對貨幣政策的人為扭曲;第四,減少對水、油、電、汽等資源要素價格的操控,提高其市場調節的功效。
其次,必須高度重視戰略資源的儲備。第一,一定要狠抓糧食,大力提高糧食的生產和儲備,特別是民間的儲備;第二,一定要狠抓財政結餘,通過減持國有股權,建立起充足的財政結餘,為未來危機時刻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做準備;第三,一定要狠抓能源、貴金屬等戰略資源儲備;第四,一定要轉變外匯儲備結構,增加黃金儲備,增加對俄羅斯等危機受益國的投資。
再次,積極部署中國金融資本的戰略出擊.
最後,要設置人才和資本的邊防線。警惕人才和資本的大規模出逃對中國形成的衝擊。中國要堅定不移的實施稅製改革,將黑灰收入和黑灰資產納入規範化管理的軌道。
七
中國人厚道。總是喜歡把別人往好處想。
美國財長保爾森先生來中國70餘次,跑了很多地方,包括農村和偏遠山區。據說鮑爾森先生是環保人士,非常關注鳥兒。到13億人口的國家關注鳥兒,有點意思。筆者知道,保爾森先生在積極推進建立世界環境銀行。世界環境銀行,會替中國因補貼世界而破壞了的環境買單嗎?會為中國的鳥兒清理一片藍天嗎?答案是否定的。世界環境銀行將以“公正”的方式建立“普世”認同的技術規範和法律規範。美國的戰略大師們謀取的是戰略製高點。擁有了環保技術規範和法律規範,就牢牢控製了遊戲規則製定權。就等著美國人法律創新吧。那個人兒比鳥兒還多的國家,可能會成為未來的“環境流氓國家”。基於環境保護的經濟製裁會更加殘忍。這畢竟是“普世價值”。還在為GDP高興嗎?還在為世界工廠自豪嗎?
中國人善良,總是把事情往好處想。
中國人不喜歡戰爭,中國人無力製止戰爭。但是,中國人不能愚蠢到不為戰爭做準備。有人說,美國是石油消費第一大國,石油價格上漲對其自身並無益處。這是一種沒有數學邏輯的感性判斷。一個人有100元錢,隻用1元錢買油,漲百分之三百,不過是3元錢,沒有什麽大不了。1%漲到3%,頂得住,受得起。一個人隻有10元錢,用2元錢買油,漲百分之三百,就是6元錢,很大的問題啊。20%變成60%,頂不住,受不起。中國正在成為汽車上的國家,中國整體經濟規模卻比美國小得多。任何關於石油的戰爭,無異於對中國開戰。
八
筆者欽佩美國的思想庫,欽佩美國的戰略規劃的大師們。他們總是高屋建瓴,牢牢掌握國家發展戰略的製高點。在戰略與戰術把握上,是如此的嫻熟與完美。我們期待著中國。你不僅僅是一個世界工廠,不僅僅是一個經濟大國,也應成為思想的大國。中國需要戰略規劃的機構,需要一代又一代戰略規劃的大師們。
孫子曰:預則立,不預則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