財富分配權決定大國命運

財富分配權決定大國命運

　　“自主”還是“依附”決定大國命運

　　曆史上很多國家幹得不多，拿得不少。為什麽？因為這個國際分配體係是他們強力打下的。生產創造財富，但獲取財富的多少則取決於國家在國際分配體係中的地位。曆史表明，隻要存在國家間的競爭，國民財富就主要是國際分配而不主要是國民生產的結果。

　　蔣介石時期，中國的GDP發展得也很快，但中國卻因“發展”而不能發展。那時中國走的是拉美式的依附模式，不是英美式自主資本的發展模式。這種模式的生長前提是國際資本和買辦資本賺大頭，民族資本賺小頭，最後犧牲的是工農。印度的經濟結構與此類似，是依附型發展模式，除政府壟斷外，印度幾乎沒有多少自己的民族市場。印度獨立後的1949-2003年，其外貿隻有1972-1973和1976-1977兩個年度是順差，到2000年後，印度外貿逆差就像雪崩一樣。這說明印度經濟基本上是靠外資拉動。說印度是個軟件大國，但它的軟件人才很多是在給國外公司打工；其戰略性的核心軟件幾乎沒有發展。1997年到2000年間，其戰略產品出口隻有1億盧比；印度核試驗後的若幹年內，它的戰略性電子產業出口幾乎是空白。印度倒是有航空母艦，但其核心技術卻主要是俄羅斯賣給它的。它想跟俄羅斯進行技術合作，人家又不積極。印度社會財富分配結構正好呈兩個反比：人數最多部分收入最少，其市民的最低生活標準由政府保著。中間那部分人有些收入，相當多的部分則給了外國。

　　天下都是“造食”（自主型）的主宰“找食”（依附型）的。老英國稱霸世界最致命的招數是在把本國發展為“造食”的主人的同時，又把別的國家變成是“找食”的動物。從印度獨立時起，英國人就將印度送入了亞洲版的“拉美模式”。印度一個五年計劃下來，拿大頭的是外國資本和國內各式私有者，國家和勞動者所得根本不足以持續完成像中國那樣的國民經濟體係根本改造的重任。美國人走了一條“造食”即自主發展的道路，結果是曾讓歐洲人最瞧不上眼的美國人，經過三百多年的奮鬥，竟成了後來歐洲人的保護神。

　　早期美國人的奮鬥曆史有值得我們中國人學習的方麵。與蔣介石時期的中國、尼赫魯時期的印度相反，美國走的就是自主型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道路。美國人根本不信英國人宣揚的“自由貿易原則”。華盛頓在就職的當天，特意穿著國產布料製成的服裝，這意在告訴美國人怎樣才能夠促進本國的福利。傑斐遜也注意到：美國商業和海運業的最大障礙就是英國的海上霸權。英國工業品充斥美國市場，在一定程度上製約了美國的經濟命脈，他認為，不發展本國的自主工業，等於使美國“永遠處於外國和不友好人民的附庸國的地位。”1809年3月1日，傑斐遜卸任前簽署撤銷禁運法令，但國會針對英法的經濟霸權又推出《停止通商法》，繼續限製與英法貿易，以保護民族市場。1820年到1902年美國製造業產品平均關稅稅率從40%猛增到73%，這遠遠高於當時其他新興的工業化國家。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美國關稅稅率才大幅下調到44%，

　　道路問題，至關重要。有人說西方是想讓中國放棄社會主義，走資本主義道路。我說不完全。西方人實際上是想讓中國走拉美式的“找食”即依附型資本主義，而不是歐美式的“造食”即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美國南北戰爭的實質是美國要走自主型的資本主義道路並為此與歐洲霸權發生衝突。退一步講，即使中國真要走歐美式的自主型資本主義道路，與美國當年麵對的形勢一樣，西方人，尤其美國人是不會讓中國人輕輕鬆鬆地去選擇自主道路的。在這方麵，俄羅斯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反過來看，即使是走社會主義道路，也有自主型的蘇聯模式和依附型的東歐模式。毛澤東拒絕的是東歐模式，並為此與蘇聯發生了衝突。


　　歐洲的“和平與發展時代”是怎樣維持的？

　　我們現在總說英國是自由貿易國家，其實它在早期並不是靠“自由貿易”而是靠技術絕對壟斷發家的。也就是說，它的自由貿易是有條件的。當它處於高位勢的時候，才同你進行自由貿易，也就是後來亞當·斯密強調的自由貿易原則。愛德華·多加萊亞諾在《拉丁美洲：被切開的血管》一書中揭露說：“在英國紡織品未立足之際，對出口未加工的羊毛的本國公民重判以斷手或絞刑，但當拉丁美洲門戶被暴力打開後，英國則向這些國家傾銷其低質紡織品。”。德國經濟學家弗裏德裏希·李斯特提醒說：自由貿易原則對經濟落後的國家不能照搬。落後國家在麵臨高勢能資本衝擊的時候，不適度實行國家壟斷是要被衝垮的。國家發展在開始的時候開放一下是必要的，這樣可以衝垮傳統的封建體製，但當國家已經形成自己的工業生產力萌芽時，就應該將關稅相應提高，以保護自己的民族市場，等自己形成生產力優勢的時候，再向其他落後國家進行自由貿易和開放式競爭。

　　18世紀的法國沒有意識到“經濟全球化”對後發國家的負麵影響。1786年，法國和英國簽訂了《伊甸條約》，法國人對這個條約就很像我們今天有些人對進入WTO的認識一樣，“他們的想法是，如果予英國工業品輸入以優惠待遇，以此為條件，使法國的葡萄酒與白蘭地能夠在英國暢銷，法國一下子就能夠恢複繁榮狀態”。當時法國在與英國交換鏈環中處於技術下端弱勢，而當時的許多法國人並不了解這樣的知識，他們開始用初級產品同英國技術含量高的工業品進行交換，結果吃了大虧，其中，最吃虧的是法國農民。英國資本打入法國，法國小農場主紛紛解體。法國農民根本沒辦法與英國工業進行競爭。法國農民解體後就進了城，1789年法國大革命就爆發了。

　　大革命給法國帶來了巨大的動蕩。當時真正認識到法國動蕩原因的不是經濟學家而是拿破侖。拿破侖戰爭本質上來說，是第一次抵禦資本全球化並在抵禦中實現民族國家從農業國家向近代工業國家轉型的戰爭。拿破侖用軍事手段將英國資本封鎖在歐洲之外，形成一個法國獨享的“大歐洲共榮圈”即獨家壟斷市場，淨賺歐洲的錢。拿破侖的法國盡管被打敗了，但法國由此形成了自主性的國家生產力並使法國避免了依附型的“拉美模式”的危險。

　　接踵而來的便是1848年整個歐洲發生的大動蕩，其間產生了劃時代的《共產黨宣言》，馬克思說，資本主義私有製的喪鍾就要敲響了。當時資本主義的喪鍾確實是敲響了，而且後來又敲響了好幾遍，但資本主義卻至今沒有被送終；英國“工人階級”確實也失去了鎖鏈，但這條鎖鏈卻從英國工人階級腳脖上被轉移到當時是殖民地，現在是南方國家人民的腳脖上了。不同的隻是，這條曾是血漬的鎖鏈，現在則鍍了層“與國際接軌”的金粉，好看了一些而已。

　　19世紀40、50年代後，歐洲人征服了亞洲。此後幾乎全世界的財富都轉移到歐洲，在此基礎之上歐洲在19世紀後期才形成了“和平與發展時代”，那時稱作“維多利亞時代”。其間各國外長頻繁亮相，都是溫文爾雅，說起話來慢條斯理、之乎者也。為什麽？有錢了，有錢家裏少吵架。歐洲各國內部兩極分化問題緩解後，歐洲人團結了起來，搖身一變，成了壓迫民族。原來的國內階級壓迫矛盾演化成國際間的民族壓迫的矛盾。此後，世界分為北方的少數壓迫民族和南方的多數被壓迫民族，民族壓迫成為資本主義全球化時代的普遍現象。

當前國際競爭的焦點不在勞動權，而在財富分配權

　　這些曆史經驗，對今天的中國人尤為重要。對中國未來最致命的並不是敗在戰場上，而是被誘入“拉美模式”，這在亞洲就是“印度模式”。我們必須認清：當前國際競爭的焦點不在勞動權，而在包括資源在內的財富分配權。如果財富僅靠誠實和勤奮勞動就可獲得的話，那國家就不需要國防生產了。

　　今天我們已進入了WTO，開始參與全球化。但一開始我們並不十分了解這個規則實質，我們也像19世紀初的法國一樣，以為隻要我們加入資本中心體係，就可發大財。現在才發現事情並非那麽簡單。在不公正的國際分配體係中，南方國家僅靠勞動是不能致富的。今天的美國，國內失業者領到的補貼並不少，這是因為美國在整個國際財富分配體係中得到了大頭。今天中國也麵臨著同樣的兩極分化的問題，而解決這個問題僅靠將“世界工廠”引入中國和使勁幹活是不行的，要在目前國際財富和稀缺資源分配中，有足以補償中國為世界所做的勞動貢獻的份額。我們用自己本已十分稀少的資源和辛勤勞動為世界提供了豐富的產品和龐大的市場，但當我們的資源已使我們的發展難以為繼，從而需要更多的資源進口的時候，西方人就說“中國威脅”。這就不公平了。幹活吃飯，這是天下最民主的道理。可就這樣一個簡單的道理，放到中國人身上就不行了，西方的“自由貿易”理論的“普世性”就不見了。

　　國家的“吃飯”問題實則是國際資源和財富分配製度問題。“糧食”少了戰爭多。小孩都知道在桌上劃一條線以此與“同桌的你”分割有限空間，這種人之初就萌生的地緣政治淺顯道理，現在我們的一些人卻不明白了，硬說全球化時代主權界限模糊了，硬說這時的國家間競爭已轉為“反恐合作”，這些判斷顯然都是違背曆史常識並且是不利於中國健康發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