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二歲前部長劉西堯 掀開恢複高考內幕

九十二歲前部長劉西堯 掀開恢複高考內幕

倍可親(backchina.com)　　“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這就是著名的“兩個估計”。以此精神為指導的高校招生體製，則完全被意識形態所覆蓋。即使赫赫有名的清華、北大，也不是以才智論英雄，而是以“紅色” 為標準。

　　92歲的劉西堯半躺在沙發裏，隻有戴上助聽器，才能了解南方周末記者的問題。

　　年齡在幹瘦的老人身上，留下了太多痕跡；而那段翻天覆地的歲月也太過久遠，“有些事情，我已經記不清了……”這位中國前教育部長喃喃地說。

　　但曆史是無法被忘懷的，因為會有無數命運可以見證：如果不是30年前的那次抉擇，中國人民大學知名教授張鳴，或許還在與豬為伍；著名文學家葉兆言，大不了成為一個“八級鉗工”；中國政壇上，也不太可能升起李克強、薄熙來、周強這樣的明星。

　　而眼前的這位耄耋老人，就是恢複高考的曆史書寫者之一。

　　“你無法想象，當年的人才選拔製度。”劉西堯慢慢回憶。1977年6月，第一次高校招生會議召開前，剛被“解放”到天津工作的蔣南翔曾打電話給他：培養人才就像種莊稼，要選好種子。蔣南翔要求高校招生不要隻憑單位推薦，允許他在全市挑選學生。劉西堯同意了。但在招生會議中，天津的代表掐滅了星星之火：蔣的意見不代表市委。

　　在剛剛經曆十年動亂、“兩個凡是”仍占據上風的年代裏，這種思想並不奇怪。1971年全國教育工作會議的結論是：“文化大革命前17年教育戰線，是資產階級專了無產階級的政，是黑線專政；知識分子的大多數，世界觀基本上是資產階級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　

　　劉西堯解釋說，這就是著名的“兩個估計”。以此精神為指導的高校招生體製，則完全被意識形態所覆蓋——即使赫赫有名的清華、北大，也不是以才智論英雄，而是以“紅色”為標準。要成為“國家棟梁”，你必須有好的出身。

　　所以，一個叫做梁曉聲的人，就憑借著好的出身成為中國第一批“工農兵大學生”——這是自1970年開始，具有中國特色的選拔大學生的手段；而那個叫做張鳴的人，因為在一封信中對“文革”發了牢騷，後來信被舉報，高校的大門對他完全關閉。

　　1977年，“文革”雖已結束，但“兩個估計”仍像兩座大山壓製著中國的人才選拔。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憑借著他的智慧、勇氣，以及對中國未來的預見，決定掀翻這兩座大山。此時，這位未來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剛剛掀翻壓在自己身上的大山。

　　一位現年82歲的老人見證了鄧公決策恢複高考的過程。而他本人，也是重要的參與者之一。30年後的今天，他同樣靠在一張藤椅上，向南方周末記者慢慢回憶著曆史。當年，他52歲時，頭發就已經不多了，現在隻有幾根白發在頭兩側順風搖擺。

　　這位老人就是查全性。1977年夏，身為武漢大學副教授的他赴京參加教育工作座談會。會議開始的那個清晨，時任中科院院長的方毅告訴大家，“小平同誌重新出來主持工作，希望教育方麵聽聽大家意見，你們可以敞開談。”

　　除了鄧小平、方毅和時任教育部部長的劉西堯外，座談會共有33名專家、學者參加。他們都是當時科技、教育界的權威，比如蘇步青、童第周、於光遠和鄒承魯。此時，那即將湧向1977年高考考場的570萬人——包括正為成為一名“合格獸醫”而奮鬥的張鳴——還不知道：他們的命運即將被這些正直的前輩改變。

　　座談會從8月4日開始，集中討論了當時教育工作中的幾個焦點。查全性認為：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對“兩個估計”的定性。

　　鄧小平以他的勇氣和遠見改變了曆史。他的話被錄入檔案：“我看，主導方麵是‘紅線’。應當肯定17年中，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不管是科學工作者還是教育工作者，在毛澤東思想的光輝照耀下，在黨的正確領導下，辛勤勞動，努力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特別是教育工作者，他們的勞動更辛苦。”

　　如果你經曆過那個“火紅”而封閉的時代，就會知道，下這種定論需要多大的勇氣——與毛澤東之前定的調子完全不同。“座談會上還有人提到大學的教育質量：現在很多人小學畢業，補習8個月就上清華了。小平同誌當即不滿地說，‘那就應當叫清華中學，不能叫大學’。”查全性說。

　　座談會第三天，查全性決定發表自己的看法。他把意見寫在了一張稿紙上。“現行招生製度的弊端首先是埋沒人才，一些熱愛科學、有前途的青年選不上來，一些不想讀書、文化程度又不高的人占據了招生名額。”查全性措辭激烈，“其次是敗壞社會風氣，助長了不正之風，而且越演越烈。另外還影響了中小學學生和教師的積極性，連小學生都知道：‘學好數理化，不如有個好爸爸’。”

　　接著，查全性又提出具體建議：大學招生名額不要下放到基層，改成由省、直轄市、自治區掌握。按照高中文化程度統一考試，並要嚴防泄露試題。另外，要真正做到廣大青年有機會報考和自願選擇專業。發言結束後，吳文俊、汪猷等人都表示支持。

　　鄧小平問劉西堯：今年改恐怕已經來不及了吧？查全性趕緊插話：還來得及！今年的招生寧可晚兩個月，不然又招二十多萬不合格的。劉西堯也肯定了這一點：“還來得及！”

　　一個曆史決議就這樣初步決定了，小平同誌最終拍板：當年恢複高考。

　　1977年8月13日－9月25日，高校招生會重新召開。教育部考試中心前主任楊學為參與了這次激烈博弈的會議。“參會人員的認識差別很大，大學裏來的知識分子大多支持恢複高考，還有一些人堅持‘文革’時推薦上大學的那一套。”他說。

　　“由於分歧比較大，這次招生會從北京飯店開始，再到前門飯店，最後在友誼賓館。”劉西堯說，“開會的時候還是夏天，北京正熱；散會時已是初秋，有些外地的同誌不得不讓家裏寄衣服來。”

　　“推薦上大學”這種招生辦法，是經過毛澤東圈閱“同意”，並以“中共中央文件”下發全國的。雖然1977年的招生會上大部分與會代表心裏都不支持，但沒人敢站出來破冰。經過長達半個月的爭論，9月中旬會議起草了一個改革招生製度的初步意見，通過教育部報給了分管科教工作的副總理鄧小平。

　　“小平同誌看了之後，找教育部談過一次話。他對這個文件很不滿意。”楊學為回憶說，當時小平的話很嚴厲。

　　開明的鄧小平，最不滿“政審條件”。作為文件起草小組負責人，楊學為曾對此左右為難：“我也覺得‘文革’期間那套是要改的，但又擔心被扣上‘分數掛帥’的帽子，所以對政治條件寫得很詳細，包括雞毛蒜皮的事。”

　　楊學為回憶，鄧小平看了文件之後連說：“繁瑣，繁瑣，繁瑣！”隨後大筆一揮，把政審條件全部抹掉，然後親自起草了一段。隻有兩個基本要求：一、為革命而學習，遵守紀律、熱愛勞動等；二、要看現實表現，不要看出身。

　　在鄧小平指示下起草的《教育部關於1977年招生工作座談會的請示報告》，完全否定了“文革”中的極“左”路線，應屆畢業生不用勞動兩年，可以直接考大學。

　　“還有一個變化，就是上大學要通過考試，不是群眾推薦。”楊學為說，“所謂群眾推薦說穿了就是基層領導說了算，就是走後門。”

　　1977年10月5日，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了這份報告，一周後，國務院批準並下發了文件。10月22日新華社發布文稿，全國媒體同時報道了這條新聞。

　　遠在東北的張鳴、王毅，以及南京工廠裏的葉兆言，以及全國570萬考生，同時看到了這條可能改變他們命運的消息。“當時，我好像是在豬圈裏。”張鳴說。

　　這一年冬天，張鳴、葉兆言及王毅等人，湧向了關閉11年的高考考場。1977年，全國沒有統一的大綱和統一的教材，所以這一年沒有實行全國統考，而是各省分別命題。“10年沒組織考試了，出題的人在什麽地方，誰會組織考試，考場怎麽組織都不熟悉了，印卷紙在什麽地方、夠不夠也不知道。”楊學為說。因為不是全國統考，所以各省考試時間也不一樣，大部分在12月。上天垂青積極尋求出路的中國，一切順利過關。

　　30年後，1977級大學生——李克強、周強、蔡武、夏勇等人身居要位；陳平原、朱學勤、張鳴、朱蘇力等人成為學界領袖；屠光紹、易綱、李東生、孟曉蘇等人在經濟界“呼風喚雨”；張藝謀、梁左、羅中立等人則成了文藝界大腕。

　　高考改變了他們的命運，他們改變了中國的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