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隆中對》及點評

隆中對

諸葛亮

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潁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

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先主器之，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日：“漢室傾頹，奸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大，而智太短淺，遂用猖獗，至於今日。然誌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

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

    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曆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裏，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暗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

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複言。”

    羽、飛乃止。


毛澤東兩評《隆中對》
 
　　《隆中對》是諸葛亮在劉備三顧茅廬時向其提出的興複漢室、謀取天下的戰略策劃書。而此後劉備正是根據諸葛亮的這些策劃，建立了蜀漢政權。因此，這篇名文頗為後人津津樂道。根據筆者看到的材料，毛澤東對此文曾經有過兩次評點。

　　一次與皖南事變有關。

　　1941年1月，國民黨在皖南發動突然襲擊，企圖消滅新四軍。皖南事變發生後，針對複雜的形勢，毛澤東借用劉備伐吳戰敗身亡的典故教育全黨。他說：三國時期，蜀漢所據荊州失守，蜀軍進攻東吳，被東吳將領陸遜火燒連營七百裏，打得大敗，其原因就在於劉備沒有區分和處理好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的關係。諸葛亮在《隆中對》中所確定的戰略方針是“東聯孫吳，北拒曹操”。曹劉是主要矛盾，孫劉是次要矛盾。孫劉的矛盾是統一戰線內部的矛盾。

　　在這裏，毛澤東對《隆中對》確定“東聯孫吳，北拒曹操”的戰略方針是讚許的。諸葛亮通過對當時天下形勢的深入分析，區別了各種矛盾的主次，抓住曹劉這一主要矛盾來製定劉備集團的發展戰略，進而明確“東聯孫吳，北拒曹操”的方針。正是在這一戰略方針指導下，通過赤壁之戰等多次戰役，劉備成就了一番政績，魏蜀吳三足鼎立局麵形成。但在處理諸多具體的矛盾關係時，能不能始終看清主要矛盾所在，並不是件簡單的事，稍不冷靜，就會鑄成大錯。劉備派關羽鎮守荊州，但關羽剛愎自用，與東吳交惡，結果敗走麥城，身首異處；之後，劉備不聽勸諫，感情用事，出兵伐吳，顛倒了矛盾的主次，破壞了孫劉聯盟，結果兵敗彝陵。

　　聯係當時的形勢，毛澤東舉這個例子，意味深長。皖南事變後，在如何對待蔣介石和國民黨頑固派的問題上，黨內出現了不同意見。有些同誌認為，皖南事變可能會“造成一九二七年的形勢，重演四一二事變和馬日事變”，“國共合作全麵破裂”，所以應該對國民黨立即進行全麵反擊。這種想法事實上沒有擺好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位置。當時，黨對形勢的基本判斷是，“中日矛盾成為主要的矛盾、國內矛盾降到次要和服從的地位”，全國各派力量應該團結一致，共同抗日。皖南事變固然使階級矛盾在局部領域激化起來，但整體上民族矛盾與階級矛盾的主次關係並沒有變化，因此，正確的選擇是對國民黨進行“有理、有利、有節”的反擊，以達到在鬥爭中求團結的目的。否則，“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矣”！因此，毛澤東這個時候以劉備兵敗東吳為例，就是告誡全黨要分清主要矛盾與次要矛盾，統一認識，以避免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分裂。

　　引發毛澤東另一次評點《隆中對》的，是《古文辭類纂》收錄的蘇洵的《權書·項籍》一文，並涉及諸葛亮為劉備集團提出的另外一個發展戰略。

　　蘇洵認為，諸葛亮隻以關羽守荊州而以主力到西蜀建立根據地，很難實現兩頭兼顧的目的。孔明以為有高山險隘相阻，就可以免於滅亡，而實際上西蜀之險，守不可出，出不可繼，保證安然偏於一隅都很困難，以此為根據地圖取中原就更不可能了。蘇洵還形象地舉了一個例子：要成為富人，必須占據四通五達之都，收取天下之利。而賺到一點小利，就藏在家裏，天天守著，是求不失，不是求富，要是來了大盜，又怎麽知道真的不會失去呢？

　　毛澤東讚同蘇洵的這一觀點，並批注道：“其始誤於隆中對，千裏之遙而二分兵力。其終則關羽、劉備、諸葛三分兵力，安得不敗。”

　　毛澤東對《隆中對》在戰略上的這個失誤的批評，是有道理的。

　　兵法曰：“勝兵若以鎰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我專而敵分，我專為一，敵分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則我眾而敵寡，能以眾而擊寡者，則吾之所與戰者，約矣。”因此，集中優勢兵力戰勝敵方，特別是己方處於劣勢時，主動調動敵方而不被敵方調動，使己方兵力相對集中，敵方兵力相對分散，各個殲滅分散之敵，便成為用兵者所要遵循的重要原則。然而《隆中對》在力量部署上分散用兵，違背了這一原則。按照《隆中對》的部署，劉備“跨有荊、益”之後，將麵臨這樣的形勢：既要派兵守衛荊州門戶，又要費力經營川蜀；“一旦天下有變”，還要兵分兩路，進取中原，“命一上將將荊州之兵以向宛、洛”，劉備則“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更為不利的是，荊、益兩州相距千裏，更有“難於上青天”的蜀道相隔，在當時的通訊條件下，兩路兵力很難相互呼應，協同作戰。真可謂“千裏之遙而二分兵力”。待到後來，關羽鎮守荊州，守衛門戶；孔明留守成都，鞏固後方；劉備駐守白帝城，以應東、西之變，更是“三分兵力”矣。倘若實力足夠強大，客觀條件對自己足夠有利，則二分、三分兵力或當無妨。但實際上，從當時實力對比看，蜀國力量最為薄弱（漢末十三州，魏占其九，吳、蜀各占其二）。本就力量單薄而客觀條件又不允許，卻二分以至三分兵力，正如毛澤東所言，“安得不敗”？

　　毛澤東深諳中國古代兵法，經常強調“一個拳頭打人”，並且在中國革命戰爭實踐中導演了多次“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的經典戰例，對於《隆中對》在戰略上的失誤，當在深諳之中。

　　英國學者邁克爾·愛略特·巴特曼稱毛澤東“既是最偉大的政治家，又是最偉大的軍事家”。毛澤東對《隆中對》的這兩次評點無疑很好地印證了這個評價。在皖南事變後極其複雜的政治局勢下，著眼長遠，著眼全局，以劉備違背《隆中對》確定的“聯吳抗曹”方針導致兵敗之典故，教育全黨分清矛盾主次，這充分體現了毛澤東作為偉大政治家的過人氣魄；而在讚同蘇洵文章的批注時，一針見血地指出了劉備之敗“其始誤於隆中對”，認為《隆中對》在力量部署上分散用兵是一個戰略失誤，道前人之所未言，則充分體現了他作為偉大軍事家的獨到眼光。




諸葛亮《隆中對》試析

     諸葛亮是我國古代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他先後輔佐劉備、劉禪父子，為創立蜀漢基業、為“興複漢室”統一天下的大業，北伐曹魏，耗盡了畢生精力。諸葛亮在輔佐劉備、劉禪父子中取得的業績和忠於蜀漢的“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受到曆代人們的稱頌。而諸葛亮這一切成就的取得，都與其著名的《隆中對》(也稱《草廬對》)的戰略決策有著十分緊密的聯係。《隆中對》是諸葛亮對漢末時代風雲觀察的傑作、蜀漢政權立國的建國方略，同時也是諸葛亮善於審時度勢，決策北伐的戰略方針。本文試就此作一探討，不當之處，敬請方家指正。
   
    一、諸葛亮《隆中對》產生的社會背景
   
    東漢末年，由於東漢王朝的殘酷壓榨和自然災害的猛烈襲擊，廣大的農民家破人亡，顛沛流離，無以為生，被迫挺而走險。東漢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在張角兄弟的領導下，爆發了著名的黃巾起義。起義軍用黃巾裹頭，呼喊出“蒼天當死，黃天當立，歲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號，義軍到處，“所在燔燒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據，長吏多逃亡。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川黃巾起義的浪潮迅速席卷了長江以北的廣大地區，沉重地打擊了東漢豪強地主的反動統治。麵臨滅頂之災的東漢王朝為了維護風雨飄搖的統治，急忙調兵遣將，向農民起義軍瘋狂反撲;各地的豪強勢力也趁此機會招兵買馬，加人鎮壓農民起義軍的行列。
   
    經過黃巾起義沉重打擊，東漢王朝已經是奄奄一息，名存實亡了。而在鎮壓黃巾起義的過程中，“豪傑並起，跨州聯郡者不可勝數。”各地的軍閥勢力紛紛擁兵自重，割據一方。經過十多年的火並廝殺，公孫瓚占據幽州;公孫度占據遼東;袁紹占據冀州、青州、並州;袁術占據揚州;曹操占據充、豫二州;劉表占據荊州;孫策、孫權占據江東;韓遂、馬騰占據涼州;劉焉、劉璋父子占據益州，唯獨劉備沒有固定的地盤，率領部隊輾轉四方，先後依附於公孫瓚、曹操、袁紹、劉表等。
   
    建安元年(公元196年)，曹操迎漢獻帝到許，政治上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圖的有利地位。並先後率軍消滅了呂布、袁術、袁紹等割據勢力，占領了冀、幽、青、並等州，平定了北方，大有一舉平寧南方，一統華夏的趨勢。
   
    諸葛亮出身名門氏族，少時就才華橫溢，超群出眾。史稱其“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長八尺，容貌甚偉，時人異焉。’，[z]《三國誌·諸葛亮傳》記載:“諸葛亮字孔明，琅邪陽都人也。漢司隸校尉諸葛豐後也。父珪，字君貢，漢末為太山郡丞。亮早孤，從父諸葛玄為袁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荊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諸葛亮就是在東漢末年的戰亂年代出生成長起來的，他親眼目睹了戰亂給百姓造成的家破人亡的痛苦。特別是諸葛亮隨同叔父諸葛玄南下過程中，沿途那種“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的淒涼悲慘景象，更是在年青諸葛亮的心靈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同時也為後來諸葛亮立誌消除分裂割據，統一天下奠定了思想基礎。公元197年諸葛玄病逝，年方十七歲的諸葛亮就開始了獨立生活， “躬耕隴畝”於湖北襄陽以西二十裏的古隆中。在隆中，諸葛亮度過了十個寒暑春秋。
   
    諸葛亮高臥隆中，“躬耕隴畝”的十年，過的也並非是與那種世隔絕的世外桃源生活。在隆中，諸葛亮認真研讀史籍，總結曆代興亡的經驗教訓；密切注意當時的政治形勢，冷靜地觀察與分析各個政治集團實力的消長和鬥爭的成敗。並且經常與當地及因避戰禍而流亡到荊州的名士司馬徽、徐庶、石廣元、孟公威等人縱論時局變幻，交換政見，暢談未來。
   
    他最佩服春秋時期齊國的名相管仲和戰國時期燕國的名將樂毅，並“每自比於管仲、樂毅”，立誌要象管仲、樂毅那樣，幹一番有益於天下統一的事業。為此，諸葛亮高臥隆中，靜觀天下風雲變幻，等待時機，期遇明主，以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和宏偉抱負。
   
    怎樣才能夠實現自己的鴻鵠之誌呢?綜觀其時軍閥混戰的結果，到赤壁戰前，隻剩下了曹操、孫權、劉備、劉表、劉璋、公孫度、韓遂、馬騰等人。那麽，為什麽諸葛亮不投靠已經平定了北方，並“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曹操，或是已“據有江東，已曆三世”的孫權，而要為四處奔走，無固定的地盤的劉備出謀劃策呢?筆者認為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1．雖然曹操實力最強，政治上取得了“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有利地位。並先後率軍消滅了呂布、袁術、袁紹等割據勢力，占領了冀、幽、青、並等州，平定了北方，大有一舉平定南方，一統華夏的趨勢。但諸葛亮深知，曹操的手下有荀彧、郭嘉等一批賢才謀士，如投其帳下，難以其施展才能。同時東漢王朝雖已名存實亡，但在漢末士人中仍有較大的影響。在許多漢末士人的眼中，曹操名為漢承相實為漢賊。道不同不相為謀，諸葛亮自然不肯為其出謀劃策。2．孫權雖據有江東之地已曆三世，但其缺乏統一天下的雄心，而諸葛亮誌在結束分裂割據，完成統一大業。況且孫權承繼父兄基業，屬下早已有張昭、周瑜等一批元老重臣。諸葛亮深知如到孫權之處，同樣難以施展其蓋世之才。因此，在張昭薦亮於孫權時，諸葛亮不肯留下，人問其故，諸葛亮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亮而不能盡亮，吾是以不留。”3．劉備在當時雖無立足之地而依附於荊州劉表，但自起兵以來，雖屢經挫敗，壯心不已，為時人所敬重。就連曹操也認為： “今天下英雄，唯使君(劉備)與操耳。”諸葛亮審時度勢，認為劉備可以奪取荊州、益州作為立國之基，效法高租劉邦，成就帝業。同時劉備身邊一直缺乏真正的謀略之士，諸葛亮認為自己輔佐劉備，可以充分發揮自己的才幹，實現其抱負。因此，當劉備三顧茅廬時，諸葛亮欣然應允出山輔佐劉備。
   
    二、《隆中對》躊躇滿誌，製定天下三分和北伐戰略
   
    東漢建安十二年(207年)，諸葛亮的好友徐庶向劉備推薦了諸葛亮。而此時劉備正依附於荊州牧劉表門下，盡管劉表以宗室之誼對劉備待以上賓之禮，讓劉備所部屯兵新野(今河南新野)。但劉備作為一代梟雄並不甘心寄人籬下，急切地盼望壯大實力，以求能實現其逐鹿中原的大誌。劉備對諸葛亮其人是早有所聞，據《襄陽記》載：“劉備訪世事於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風雛。”，因此，當徐庶力薦諸葛亮時說到：“諸葛孔明者，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四十七歲的劉備便迫不及待地冒著隆冬的嚴寒和大雪，三往隆中，向年方二十七歲的諸葛亮請教統一天下的大計。在《三國演義》中，羅貫中將“三顧茅廬”描述成了一段十分精彩的故事。諸葛亮認為劉備是與他誌同道合，可以信賴的明主，便把自己對當時社會形勢的觀察與分析和盤托出，並且針對劉備集團的處境，向劉備提出了一套完整的三分天下，建基立國和北伐中原的戰略方針，這便是著名的《隆中對》。
   
    《隆中對》曰：“自董卓以來，豪傑並起，跨州聯郡者不可勝數。曹操比於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曆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聯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裏，天府之土，高祖是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總攬英雄，思賢如渴，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從《隆中對》中我們可以看出，《隆中對》是諸葛亮對當時政局的看法，並且針對劉備集團無根據地的處境提出的具有遠見卓識的戰略方針。概括起來，諸葛亮《隆中對》的內容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麵：
   
    1．當時的形勢是“今操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曆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而荊州和益州乃用武之地，應利用荊州劉表、益州劉璋不能守成的機會， “若跨有荊、益，”取代割據荊、益的劉表、劉璋，建立起可靠的根據地，與曹操、孫權三分天下。
   
    2．在奪取荊州和益州的同時，利用“帝室之胄，信義著於四海，”的聲望，招攬人才，“內修政理”，逐步增強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
   
    3．在益州要妥善處理好與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關係，“西和諸戎，南撫夷越，”解除以後北伐時的後顧之憂。
   
    4．在荊州要“外結好孫權，”與孫權建立抗擊曹操的聯盟。待“天下有變，”再分兵兩路，“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如果這樣的話，劉備“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 、
   
    綜觀後來的曆史進程，諸葛亮在《隆中對》中對當時形勢的分析，基本上是符合客觀實際的，為劉備集團製定的戰略決策，大體上也是行之有效的。
   
    三、《隆中對》的曆史局限
   
    在《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分析了當時形勢後，又為劉備謀劃了“若跨有荊、益，保其岩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百姓孰敢不簞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建基立業的宏偉藍圖。應該說，諸葛亮在《隆中對》中的形勢分析和提出的戰略決策基本上是正確的和可行的，但同時也存在著它的困難和局限，這在後來形勢的發展中逐漸顯現出來，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
   
    首先，“跨有荊、益”和“外結好孫權”存在著極大的矛盾。在《隆中對》中，諸葛亮為劉備製定了首先奪取劉表的荊州和劉璋控製的益州為根據地，然後“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劉備“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 “北定中原，興複漢室”的宏偉藍圖。但是，荊州“荊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聯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占有荊州，向南可威懾江南，進而掃蕩割據江東之地的孫吳；向北可出兵宛、洛，北定中原。因此爭奪荊州，無論是對曹操、劉備、孫權都至關重要。在赤壁戰前，麵對來勢洶洶的曹操大軍，唇亡齒寒，共同的利害關係，使劉備、孫權結成抗曹聯盟。赤壁之戰曹操戰敗，退出了對荊州的爭奪，而赤壁戰後，劉備與孫權荊州爭奪的序幕就拉開了。
   
    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孫權“以備已得益州，令諸葛瑾從求荊州諸郡。備不許……(孫權)遂置南三郡長吏，關羽盡逐之。”為爭奪荊州地區，吳、蜀不惜兵戎相見。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劉備集團留駐荊州的大將關羽率軍攻打曹魏占領下的樊城，水淹曹操派來援助曹仁的於禁所督七軍，“羽威震華夏”，曹操甚至“議徙許都以避其銳”。劉備集團勢力的發展，不僅對曹魏集團是一種威脅，對孫吳集團也是嚴重的威脅。在這種情況下，曹操和孫權又暫時結成同盟。孫權趁關羽出兵樊城，後方空虛的時機，命大將呂蒙襲取荊州，斬殺了關羽。
   
    蜀漢章武元年(公元221年)為了奪回荊州，劉備不惜傾巢出動，沿長江而下伐吳。夷陵之戰，蜀軍大敗，劉備的蜀漢再也不能對孫吳構成威脅，這時倒是曹魏對孫吳的威脅更加顯現。於是，孫吳向蜀漢“遣使請和”，蜀漢與孫吳又結成了抗曹聯盟。由此可見，“跨有荊、益”和“外結好孫權”之間是存在著極大的矛盾，是有一定條件的。
   
    二、荊州的失去，使得北伐的基礎發生了極大的變化。同時，隨著時間的推移，諸葛亮《隆中對》“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的提法，也逐漸了失去了原有的號召力。諸葛亮《隆中對》認為在軍事戰略上要分兩步走：首先利用荊州牧劉表、益州牧劉璋的弱點，不失時機地奪取荊、益二州；然後再以荊州、益州為根據地，等待時機成熟，兩路出兵，對曹魏實施兩麵夾擊，以達到逐鹿中原，興複漢室的目的。在以後的一段時間，形勢也正是按照諸葛亮提出戰略決策發展的，劉備集團先後奪取了荊、益二州。此時真可謂萬事俱備，隻欠“天下有變”的東風了。
   
    然而，荊州的失去，使得後來諸葛亮北伐時的條件，已異於《隆中對》中提出的北伐戰略條件。失去荊州，使得蜀漢政權處於偏安一隅的窘境，經濟實力大大削弱，軍事上喪失了“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向宛、洛，”與“將軍身率益州之眾出於秦川”遙相呼應，兩麵夾擊曹魏的可能。
   
    盡管諸葛亮後來與孫吳重修盟好，解除了可能來自孫吳方麵的威脅。同時諸葛亮對蜀漢政權在政治上加強治理，整頓吏治，舉賢任能，調整了蜀漢集團內部，主要是隨劉備入川的荊州集團和原屬劉璋的益州集團的關係；經濟上則大力獎勵耕戰，務農植穀；軍事上治戎講武，為北伐作準備。經過幾年的勵精圖治，蜀漢出現了“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的局麵，訓練出了一支十餘萬人的精兵。為了安定蜀漢的後方，解除北伐的後顧之憂。蜀漢建興三年(公元225年)，諸葛亮經過兩年的準備，親率大軍南征， “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迅速平定了南中四郡南夷首領的叛亂。同時，又得以征收南中地區出產的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等物資以給軍國之用；並挑選勁卒萬人編入蜀軍，號曰“飛軍”，加強了蜀漢的軍事實力。但僅管如此，蜀漢與曹魏、孫吳相比，在經濟上和軍事上都還是最弱的。
   
    為了完成“興複漢室，還於舊都”統一天下的大業，諸葛亮從蜀漢建興六年(公元228年)春開始，到蜀漢建興十二年(公元234年)八月病死北伐軍中，七年中先後五次興兵北伐曹魏。以諸葛亮之才，嘔心瀝血，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然而卻功敗垂成，收效甚微。客觀地講，北伐的失敗，與其北伐時的條件已異於《隆中對》時提出的北伐戰略有關，蜀漢和曹魏兩國力量過於懸殊，蜀漢以一州之力難以蹈覆雄據九州之地的曹魏，失敗是必然的。唐代大詩人杜甫對諸葛亮十分崇敬，他在《蜀相》詩中寫道：“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映階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兩朝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襟。”對諸葛亮北伐未能成功深感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