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名將薛嶽傳

他是抗日戰爭中殲滅日軍數量最多的中國將領，被日軍稱之為“長沙之虎”，
他是ZG不共戴天的仇人，紅軍長征二萬五千裏他就追剿了兩萬裏，
他一生曾多次反蔣，但每到用兵之際，蔣介石卻不得不用他，
他就是——薛嶽！

　　一、早年經曆
　　 薛嶽（1896.12.27—1998.5.3），字伯陵，廣東省韶關市樂昌人。其原名薛仰嶽，因其出生時正值《馬關條約》簽訂次年，國土台灣淪喪，民族危機空前，其父為之取名“仰嶽”，希其能效法嶽飛成為民族英雄精忠報國。成年後，薛嶽認為“隻是敬崇嶽飛尚未足以稱其心意，乃去‘仰’字，單名嶽，直以嶽飛自況”。
　　薛嶽少懷大誌，10歲考入黃埔陸軍小學，開始接受軍事教育。13歲時他便加入了孫中山先生領導的同盟會。辛亥革命後，他於1914年被送往武昌陸軍預備學校第二期學習。1916年畢業後，他轉入保定陸軍軍官學校第6期深造。
　　1921年5月，孫中山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發動第二次護法運動，薛嶽時任大總統警衛團第一營營長（二營、三營營長分別是葉挺、張發奎這兩位牛人）。次年6月，陳炯明叛變革命，炮轟越秀樓，圍攻總統府，葉挺營開路、薛嶽部殿後冒著槍林彈雨掩護宋慶齡安全撤離。事後葉挺曾在《囚語》一文中簡述當時突圍之險，“六月間，陳炯明以二師之兵圍攻總統府，餘與伯陵兩營人守禦之。激戰一日夜，當攻破之際，餘與伯陵偕同向前門逃出。亂兵擁入，餘一手撒五萬元鈔票於地，亂兵爭拾取，餘輩乘機擠出”。
　　1927年1月，薛嶽擔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師長，其部在北伐戰場上常常以少勝多，受到北伐軍總司令蔣介石的多次通電表揚。薛嶽也以其驍勇善戰而聞名，當時他是國民革命軍中最年輕的師長，因此有了“老虎崽”的外號。
　　1927年3月下旬，北伐軍到達上海郊區龍華。3月21日，上海工人階級和人民群眾為了迎接北伐軍進入上海，在周恩來等同誌的領導下，發動了第三次武裝起義，“配合薛嶽占領了上海”。當時的薛嶽甚至成為共產黨的重點爭取對象（共產黨對進駐上海的北伐軍抱有幻想，特別是看到第一師師長薛嶽比較左傾。陳獨秀在特委會上專門提出對待薛嶽的三條措施：1、留薛嶽軍隊在上海；2、薛嶽招兵時，工人、共青團員、共產黨員可去參加；3、繳獲的軍械中，可送一部分子彈給薛嶽。不難看出，陳獨秀寄望於薛嶽部能在時局有變時調轉槍口，對付右派軍隊）。
　　3月底，蔣介石、李宗仁等在上海密謀“清黨”。第一師師長薛嶽和第二師師長嚴重被視為“具有左傾跡象”，其部也被視為“不可靠”。4月初，薛嶽得知第一師將要調離上海的消息，便趕到上海的中共中央委員會，建議“把蔣介石作為反革命抓起來”。但是，“共產黨不同意，而建議薛嶽裝病以拖延撤離時間”。不久，第一師就被調去龍華。之後便發生了蔣介石一手導演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薛嶽被解職之後，南下廣東投靠第四軍軍長李濟森，擔任了新編的教導二師師長。
　　接下來的薛嶽開始與共產黨反目成仇（不明白他思想上發生了怎樣的變化，短短時間內就從親共變成了反共。苦於無相關資料可考）。“八•一”南昌起義失敗後，賀龍、朱德、葉挺等率起義軍南下廣東。薛嶽奉李濟深之命率教導二師協同陳濟棠、徐景唐部，在湯坑與起義軍展開激戰。交戰雙方多屬原第四軍的部隊，此時卻為各自的階級在戰場上廝殺（尤其是薛嶽、葉挺這兩位昔日一同出生入死的親密戰友，今日卻要刀兵相見，不能不讓人感歎命運無常）。在湯坑之戰中，一開始起義軍占據優勢，幾乎全殲薛嶽部。不料葉挺部營長歐震叛變革命、陣前倒戈，當即被薛嶽等抓住時機，與趕來增援的鄧龍光部一起進行反攻，起義軍寡不敵眾，被迫撤退。12月薛嶽又奉命率部參與鎮壓了張太雷、葉挺和葉劍英領導的廣州起義。
　　之後五年薛嶽的經曆相當複雜。其間因時局動蕩、軍閥混戰，薛嶽曾一度投靠過蔣介石，追隨過汪精衛，也多次參與過第四軍的反蔣戰爭，甚至還當了一段時間的柳州軍校校長（有興趣的朋友可查閱相關史料）。但對這位一代名將而言，這些不過是熱身罷了。

　　二、剿共先鋒
　　第一次國共戰爭期間，蔣介石調兵遣將，先後對中央蘇區進行了四次圍剿，結果均以失敗告終。敗軍過後思良將，蔣介石左思右想，終於想到了老是和他作對的“老虎崽”薛嶽，於是決定請其出山（老蔣是當時國民黨的最高領袖，又善於籠絡人心，拉攏薛嶽自是不在話下。薛嶽是軍人脾氣，吃軟不吃硬，加上閑居一兩年沒帶兵打仗，手也怪癢癢的，於是乎興衝衝地就披掛上陣了。不過他這一出馬可就跟紅軍結下了天大的梁子）。從此薛嶽平步青雲，進入軍事生涯中的輝煌時期。
　　1933年5月，薛嶽被蔣介石征召，擔任第五軍軍長參加對江西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圍剿。10月，薛嶽到達南昌，先後任北路軍第三路軍副總指揮兼第七縱隊司令和第一路軍代總指揮兼第七縱隊司令。次年1月，升任第六路軍總指揮。4月，薛嶽指揮第六路軍先後攻占贛南韶源、上岡、壽華山、興國、古龍岡，給紅軍造成了很大損失。10月，又進占石城，直逼瑞金。在連戰失利、各路敵軍又大軍壓境的不利形勢下，中央紅軍被迫作戰略轉移，開始了二萬五千裏長征。
　　　　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後，薛嶽奉命指揮第六路軍和第八縱隊跟蹤追擊。紅軍入湘後，蔣介石任命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薛嶽為前敵總指揮。11月的湘江戰役堪稱我軍史上的一次慘敗——長征的中央紅軍與3倍於己的敵軍大戰五天五夜，原有的8萬6000人打到隻剩下3萬人，而主攻者即是薛嶽。楊成武將軍晚年回憶湘江戰役時說：“我這把老骨頭，差點埋在湘江邊上了。”（楊成武當年身負重傷，是爬回隊伍裏去的）。當時負責掩護中央縱隊強渡湘江的林彪心急如焚，給中央軍委拍發了那封著名的要求“星夜兼程過河”的火急電報，並在天亮前給各部隊下達命令，決不準敵人突破陣地！生死存亡在此一戰！（長征路上林彪焦急過兩次，除這一次外，另一次就是指揮紅四軍團飛奪瀘定橋）。由此不難想象紅軍當時處境之凶險。
　　湘江戰役中，薛嶽率部沿湘桂公路實施側擊和尾擊，重創了擔任掩護任務的紅五軍團，俘虜紅34師師長陳樹湘（因腹部中彈而被俘，為了維護軍人的尊嚴，他把手伸入自己的腹中，忍著劇痛，強行掐斷腸子，死於押往敵軍指揮部的途中）。
　　 長征路上，紅軍一路跑，薛嶽一路追。毛澤東說蔣介石是“圍追堵截”， 其實蔣介石多半時間是追而不圍、堵而不截，因為蔣介石當時也在打著如意算盤。他當時的地盤主要是在江浙一帶，西南、西北和兩廣都是地方軍閥的勢力範圍。蔣介石琢磨著用這“驅虎吞狼”之計，把紅軍趕到西南、西北或是兩廣和那些軍閥火拚，自己坐收漁翁之利。
　　　　桂係軍閥李宗仁、白崇禧看出蔣介石是想借刀殺人，便和紅軍暗通款曲：隻要你不來廣 西，咱們就保持中立。1934年12月，紅軍被迫進入貴州。蔣介石聞訊大喜，對陳布雷說：“共軍入黔我們就可以跟進去，比我們專為圖黔用兵還好。”因此當紅軍進占遵義時，薛嶽卻以剿共的名義兵臨貴陽，奪了貴州省主席王家烈的權，這也使紅軍有了喘息的機會。在此期間，中共中央在遵義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這就是著名的“遵義會議”。
　　 遵義會議後，紅軍進行了四渡赤水戰役，利用國民政府和地方軍閥間的矛盾，渡過金沙江，擺脫了心腹大患薛嶽部的追擊。這次戰役被廣為宣傳，稱為“毛主席的神來之筆”。
　　　　紅軍渡過金沙江後，蔣介石立即組織薛嶽和川康軍閥所部二十萬人進行大渡河會戰。但在戰役尚未部署就緒之際，紅軍就已迅速突破了西康省主席劉文輝部下的防線，全部渡過了大渡河。
　　　1935年7月，蔣介石在成都召開軍事會議。會前，薛嶽與蔣的高級幕僚在研究了6月紅一、四方麵軍會師以來的情況後，一致認為：紅軍下一步的戰略目標是北出甘肅，向西北發展。於是，蔣介石決定將薛嶽部北調甘陝，原駐西北的第三路軍胡宗南部歸薛嶽指揮。果不出所料，9月中共中央率紅一、三軍團突破臘子口，進入甘肅。由於駐甘南的魯大昌、王均等部阻擊不力，10月紅軍抵達陝北，與紅15軍團會師。但此時蔣軍精銳皆集於西北，紅軍三個軍團加起來才萬餘人，實力懸殊，中共中央處境仍很危險。就在這時，蔣介石犯了個致命錯誤，使中共中央轉危為安。10月底，蔣介石命薛嶽東進湖北參加圍剿賀龍，將西北剿共軍事全權交給張學良。不久張與紅軍妥協，一年後釀成了舉世矚目的西安事變。
　　三、抗日英雄
　　
　　　　1937年8月13日，淞滬會戰爆發。8月20日，國民政府在滇黔組建第三預備軍，以龍雲為司令，薛嶽為副司令。這期間，薛嶽三次電呈蔣介石，請纓出征。9月17日，薛嶽在赴滬參戰的請求獲準的當天即出發直奔南京。22日，薛嶽到達南京後麵見蔣介石，後被任命為第十九集團軍總司令。24日，他即馳赴上海指揮作戰。從這時起，薛嶽將軍為民族的獨立和解放奮戰八年，立下了赫赫戰功，其軍事生涯也走向了巔峰。
　　　　薛嶽抗戰經曆大事時間表（擇要而列）：
　　　　1937年9月24日—11月12日，薛嶽參加淞滬會戰。
　　　　1938年5月14日—6月1日，薛嶽指揮蘭封會戰，因第二十七軍軍長桂永清擅自棄守要地蘭封，未能圍殲日軍土肥原師團，但將其重創。
　　　　1938年8月4日—11月2日，第九戰區第一兵團進行南潯作戰，粉碎了敵在行進間攻占南昌的企圖。其間10月1日—10日，薛嶽指揮部隊取得了萬家嶺大捷，幾乎全殲敵106師團。
　　　　1939年9月14日—10月7日，率部進行第一次長沙會戰。
　　1939年12月12日—1940年1月20日，組織實施第九戰區冬季攻勢。
　　　　1040年4月9日，組織20個師發起夏季攻勢，至6月27日攻克奉新、靖安、西山萬壽宮及高郵市等重要據點，擊斃敵混成第16旅團長藤堂高英少將，有力地配合了第五、六戰區同期進行的棗宜會戰。
　　1940年10月—1941年3月，指導第九戰區各部進行反掃蕩作戰，先後取得陳山船埠、九嶺、奉新等戰役的勝利，收複通城、武寧等縣城。
　　1941年3月15日—29日，指揮上高會戰。
　　1941年9月17日—10月8日，進行第二次長沙會戰。
　　　　1941年12月23日—1942年1月10日，實施第三次長沙會戰。
　　　　1943年11月—1944年1月，率99軍、10軍、58軍、72軍等部馳援常德會戰。
　　　　1944年5月27日—10月2日，率部參加長衡會戰。
　　1945年8月—9月，在南昌接受日軍投降，並指揮暫2軍、37軍等部在贛南和湘南擊敗了八路軍南下支隊，破壞了中共建立五嶺根據地作為即將爆發的內戰中的南翼的戰略計劃。
　　薛嶽將軍這八年中的戰鬥曆程，現在國內很多資料中都有詳細描述，我在這裏就不一一贅述了，下麵僅擷取一些曆史片斷供大家了解：
　　1、淞滬會戰中，薛嶽部駐紮安亭。9月下旬，日軍進攻劉行、羅店，戰鬥十分激烈。薛嶽“指揮泰然”，“亙日夜，守電話機，口授口令，倦即命從官設帆布床假寐。遇苦戰或即陣地擘畫，尋複由安亭遍巡各部，雖硝煙起前，彈雨紛集，從者或色駭，不顧也”。
　　2、南京失陷後，薛嶽部收容整頓隊伍，深入杭、嘉、京、蕪一帶敵後，切斷水陸交通，以策應第五戰區對敵作戰。他根據當時“於戰略守勢中取戰術之攻勢”及“以正規軍防禦，以遊擊隊攻之”的作戰方針，首先從第十九集團軍中抽調部分官兵組織遊擊隊，以孔荷寵為遊擊隊總指揮，建立機構，製定方針，授予“兩大任務”和“三大戰法”，即：打倒活的敵人，摧毀死的地物和繞襲、埋伏、擾亂（這和我軍的遊擊戰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3、萬家嶺戰役中，戰鬥主力是蔣介石的嫡係第74軍（即整編74師的前身）。戰役打響之前，蔣介石致電薛嶽，要他把傷亡慘重的74軍調到長沙修整。薛嶽回電：“調不下來。”蔣二次來電：“第74軍在岷山傷亡甚大，應予調下整補。”薛嶽回電：“贛北各軍作戰時間都比74軍長，傷亡都比74軍大，各軍都未調下整補，對74軍也請緩予調下整補。”好一副“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架勢，事實證明他是對的，74軍在該役中發揮了決定性的作用。被困的日軍基層軍官傷亡慘重，華中派遣軍司令官畑俊六大將親自組織向萬家嶺地區空投了200多名聯隊長以下軍官，以加強領導力量、組織突圍，這在整個中國抗日戰爭中是絕無僅有的。
　　萬家嶺戰役殲敵近萬人，日軍106師團遭到殲滅性打擊，已徹底失去戰鬥能力。中國軍隊在此次戰役中表現出的機動靈活、組織嚴密的特點，和中國士兵英勇頑強、不怕犧牲的精神，大大震驚了日軍上下、朝野內外和國際社會。時任新四軍軍長的葉挺聞訊後讚道：“萬家嶺大捷，挽洪都於垂危，作江漢之保障，並與平型關、台兒莊鼎足而三，盛名當垂不朽。”
　　4、1939年9月，薛嶽指揮第一次長沙會戰。這時，他已是第九戰區司令長官。開始，蔣介石決定“不守”長沙。薛嶽不以為然，說：“長沙不守，軍人之職責何在?”白崇禧以“長期抗戰，須保持實力”相勸也不聽。他說：“湘省所處地位關係國家民族危難甚巨，吾人應發抒良心血性，與湘省共存亡。”（此番話可謂擲地有聲）。正是因為薛嶽以死抗命，才有了之後的湘北大捷。
　　第一次長沙會戰曆時二十餘天，殲敵約兩萬人，是日軍侵華以來遭受損失最大的戰役，對日軍士氣打擊嚴重。事後日本軍部的總結報告也承認：“中國軍隊攻勢的規模很大，其戰鬥意誌之旺盛，行動之積極頑強，在曆來的攻勢中少見其匹。我軍戰果雖大，但損失亦為不少。”蔣介石在給薛嶽的嘉勉電中也掩飾不住喜悅之情：“此次湘北大捷，全國振奮，誠是為最後勝利之佐證，而對於人民信念、國際視聽，關係尤钜。駿烈豐功，良深嘉慶。”
　　 5、1941年12月23日，日軍在新牆河上遊油港以北地區發起進攻，並揚言要在長沙度1942年元旦，第三次長沙會戰打響。薛嶽針對日軍的進攻行動製定名為“天爐戰法”的後退戰戰略：將第九戰區的兵力集中在湘北地區，在日軍進攻的地點逐次抵抗，將我主力部隊置於兩翼，誘敵主力於瀏陽河、撈刀河間地區，然後集中優勢兵力進行包抄，形成一個南堵北追、東西夾擊、四麵合圍的戰備態勢，將日軍予以殲滅。這一戰略取得了空前成功。
　　　　第三次長沙會戰，日軍傷亡56000餘人，俘虜139人，中國軍隊傷亡28000餘人，中國軍隊取得輝煌勝利！這是珍珠港事變以來，盟國在亞洲戰區中唯一的勝利，是自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盟軍的第一次重大軍事勝利。
　　　　西方國家的軍隊，在被日軍擊敗之後（當時日本的南方軍，在百日之內，就橫掃了盟國在亞洲所有的據點與要塞），才終於明白落後的中國能夠獨力對抗日本如此之久，其艱苦卓絕委實難能可貴。美國記者福爾門實地采訪湘北戰場後，在報道中說：“中國第三次長沙大捷，證明了一個原則，那就是中國軍隊的裝備，若能與日軍相等，他們即可很輕易地擊敗日軍。”日軍事後在對這次會戰失敗的檢討中說：“重慶軍節節敗退，我軍是完全跳入重慶軍事先設置的陷阱而進行作戰的”，“作戰始終是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進行的”，“這次作戰，動搖了一部分官兵的必勝信念”。
　　　　就曆次中日戰爭中的戰場成果與記錄而論，第三次長沙會戰的戰績應是最為輝煌的，就兵力動員的規模以及日軍死傷來看，中國軍隊在長沙大捷的表現，比在台兒莊、萬家嶺、昆侖關、上高會戰所得的勝利，還更為出色。而薛嶽將軍更是因此被日軍稱之為“長沙之虎”。
　　 6、第三次長沙會戰中，就在12月30日日軍攻勢正旺之際，薛嶽向蔣介石發出軍令狀，並同時通報第九戰區各部：“第三次長沙會戰，關係國家存亡，國際局勢之巨。本會戰，職有必死決心，必勝信念。為捕捉戰機，殲滅敵人，獲得偉大戰果計，經規定下列三事，分電各部遵辦：（子）各集團軍總司令、軍長、師長，各確實掌握部隊，親往前線指揮，俾能適時捕捉戰機，殲滅敵寇。（醜）職如戰死，即以羅副長官代行職務，按照計劃，圍殲敵人；總司令軍師團營連長如戰死，即以副主官，或次級資深主官代行職務。（寅）各總司令軍師團營連長倘有作戰不力，違誤戰機者，即按革命軍連坐法議處，決不寬姑。”此電顯示薛嶽之決心，不但保證了預定計劃毫不含糊，而且激勵了廣大官兵的戰鬥熱情與積極性，也警戒了任何畏縮或保存一己的企圖。在薛嶽指揮的所有硬仗中，沒有敢於借口不前或保存實力者，此戰亦不例外。
　　根據日軍原先部署，1942年元旦當天應全部占領長沙。但由於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第一天日軍隻是突破了預10師一線部分陣地。但是日軍司令官阿南惟幾眼見先鋒部隊已經進入到長沙城內，於是迫不及待地報告日軍總部，宣稱日軍已經攻克長沙。日本國內當天就組織了慶祝，以歌頌皇軍終於攻克長沙的“神威”。誰料在中國軍隊的奮勇抵抗下，日軍在長沙陷於巷戰與肉搏戰之中，結果慘敗而歸。日軍所謂攻陷長沙的快報，最終淪為笑柄。
　　 在抗戰期間，薛嶽還做了一件大事不可不提，那就是負責修建忠烈祠（至今中國大陸唯一紀念抗日陣亡將士的大型陵園）。在1938年11月25日召開的衡山第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上，與會的各戰場主官幾乎都談到自己的陣亡官兵多“暴屍戰場”不能掩埋，“言者傷心，聽者斂容”。會上，蔣介石“致訓詞”，也專門提及“暴屍”一事，“我們忠勇將士為國捐軀，竟至死不得收骨，我們後死者如何能對得起他們，還有什麽麵目見人”，“死無葬身之地，是多麽悲哀的一件事”。會後，蔣介石又找來陳誠、薛嶽，“修公墓，戰事不那麽緊張，我看可以著手，地點嘛，南嶽很好，天下名山嘛”。於是兩人著手跟進此事。
　　
　　 據說，此後蔣介石曾中途變卦，薛嶽巧以“修墓建禮堂”力爭。1943年落成時，薛嶽請蔣介石“賜額”，蔣介石寄來的赫然為“忠烈祠”三字（“烈”字刻意少寫一點，寓以“烈士少一點，勝利快一點”之意），令薛嶽當場涕零。今日忠烈祠內，“七七紀念碑”上還刻著薛嶽當年手書的《七七紀念碑銘》：“寇犯盧溝，大波軒起；捐軀衛國，忠勇將士；壯氣浩然，彪炳青史；漢族複興，永湔國恥。”
　　 1945年8月日寇投降，其時已卸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薛嶽想回長沙參加受降典禮，而何應欽、白崇禧卻逼令其去江西南昌受降。9月14日，薛嶽在南昌舉行受降典禮。次日，嶽麓山，湖南戰區受降典禮正式在山下舉行。隨後，又在山上舉行了抗日將士追悼大會，會場兩側懸掛著這樣一副對聯：
　　 雪百年恥辱，複萬裏河山，秦漢無此雄，宋明無此壯
　　 集三楚文章，吊九原將士，風雨為之泣，草木為之悲
　　 觸景傷情，那一刻，在場不少人都報以唏噓長歎，那歎息聲裏閃過的除了無數烈士的英靈外，恐怕還有那戰火烽煙中一個人與一座城市不屈的背影。
　　四、治理湖南
　　
　　抗戰期間，身為第九戰區司令長官的薛嶽同時還兼任湖南省政府主席一職（1939.1－1945.8），任內他對湖南的治理可謂卓有成效。不過，上任伊始他接手的卻是前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張治中留下的一個爛攤子。
　　1938年11月11日，日軍攻占嶽陽。次日上午，蔣介石發急電：“長沙如失陷，務將全城焚毀。”此前，一直鼓勵民眾群起抗敵的張治中這才著手，由長沙警備司令部負責放火。該部司令為酆悌，任放火總指揮的是該部二團長徐昆。集全市汽油，組織放火隊，以天心閣舉火為號。因人心惶惶、謠言四起，深夜12點多，徐昆致電警察局長文重孚和酆悌，都無人接聽，又誤聽保安處回答，以為酆等已逃，匆忙下令放火。天心閣馬上火光衝天，各處亦紛紛舉火。城內頓成火海。大火三夜不熄，“百年締造，可憐一炬。”更有3000餘人葬身火海，日軍未至而長沙城已成焦土。
　　為息民憤，當局槍斃了酆悌三人。奈何民心已失，民間曾流傳一副對聯諷刺張治中，上聯：治績雲何，兩大方案一把火；下聯：中心胡忍，三個人頭萬古冤；橫批：張皇失措。1939年2月，張治中引咎辭職，離開長沙。接任的薛嶽對火燒長沙一事十分氣憤，作報告時，曾多次痛罵張治中說：“敵人燒了我們的土地，我們奮勇作戰，才叫焦土抗戰。敵人還沒來，我們自己放火燒城，這叫什麽焦土抗戰？”
　　薛嶽就任湖南省政府主席的第二天，在各界歡迎會上表示：“本人受命於危難之際，深感責任重大，自當以忠黨愛國服從領袖之精神為湖南三千萬人民服務，苟餘妄取湖南民間一錢，妄為不利湖南之事，任何人民，皆得誅之。”上任後，他根據湖南的實際情況和抗戰需要，提出了“安、便、足”的施政方針。所謂“安”，就是力圖使湖南人民安居、安業、安心，“便”，即便民、便國、便戰；“足”，即足食、足兵、足智。並依此實施所謂“六政”建設，取得了相當大的成效。
　　薛嶽把提高國民的健康水平作為湘政建設的第一要政，稱之為“生民之政”。他指出：“唯有每個國民身體健康，乃能救國，唯有整個民族的健康，乃能獲得真正的自由平等。”除了增加經費改善原有醫院醫療設備外，還各撥款四百萬元，新建了省立第三、六、七、八醫院。後來，又籌建了省立第九、十醫院。抗戰勝利前還電令省建、教兩處撥款建設南嶽體育館和開辟中山公園。與此同時，嚴令禁止鴉片和限製娼妓活動。
　　在施政中，薛嶽重視發展農業、林業、興建水利，以及交通運輸和工礦企業，稱之為“養民之政”。他鼓勵湖濱農民開墾湖田，擴大耕作麵積。準許基層幹部和文職人員，租種田地，以改善自己的生活。要求各地做到“一縣一農林場，一分鎮一農林場，一保一農林場”。鑒於當時大量難民湧入湖南，薛嶽采取措施鼓勵入湘難民墾荒，僅城步縣一地，難民墾荒就達33萬畝。省政府每年還撥巨資投入農田水利建設，僅薛嶽就任第一年，湖南就修建塘壩1607處，灌溉農田150餘萬畝。他還大力推廣良種，嚴禁種植低產品種，規定每年良種推廣要超過20萬畝，獎勵種植雜糧及其他經濟作物。上述措施使湖南在整個抗日戰爭時期除保證本省人民生活需要以外，還有力地援助了全國抗戰，僅1939年一年，湖南就輸送餘糧300萬擔，以後每年均超過1000萬擔。
　　國民教育，即所謂“教民之政”，是薛嶽湘政建設中的一個重點。他一方麵發展中小學的文化教育，提高民智，一方麵發展中等師範和職業教育，以適應工農業生產和中小學教育的需要，同時，反對學校商品化，責令各區專員對本區內之省立師範學校、職業中學及私立國立中等以上黨校進行督導，“嚴整學風，改善教法，如有違背現代教育方法，以學校為商品化者，均應報府嚴辦”（對比如今的教育產業化，不由讓人苦笑）。薛嶽還重新配置了各級各類學校，把湖南分成三個大教育區，共設立公私立中等學校172所，製定抗戰時期各地小學配置辦法，確立鄉保設小學的原則，增加班數和每班人數，甚至大批窮鄉僻壤和平時期也難以上學的孩子，反而在戰亂時期得到學習的機會。此舉確實有力地改觀了原來湖南省教育極不平衡的狀況。
　　薛嶽還重視強化警察組織，肅清漢奸土匪，安定後方，稱之為“衛民之政”。他要求對那些被敵偽收買，“操縱市場，高抬物價，積極破壞社會經濟，……進而怨惡戰爭發生反戰行動”者，進行“切實防範”；凡“參加偽組織，替敵人帶路、作偵探、作便衣隊、修築公路、運輸糧彈傷兵者一經捕獲，訊明確實，準予就地槍決，以正國法”。薛嶽在剿匪方麵成績尤為突出。湖南匪患由來已久，曆來官方均采取重招撫輕剿滅的方式，以改編為主。薛嶽廢黜此法，認為它實際上誘民為匪。他嚴令各地一律不得招撫收編，並以正規軍配合省保安隊嚴剿。對於那些殘害鄉裏攻擊政府的匪首一律嚴懲不貸，首先剿滅15股勢力大、影響惡劣的土匪，槍斃了全部頑匪匪首。其餘的小股散匪隻準繳械投降，首惡必遭法辦，脅從也必須接受審查，願意當兵的亦需整訓，合格者方可分散編入各部隊。未幾，湖南各地曆來平息不了的匪患竟然銷聲匿跡。
　　為了喚起民眾力行抗戰，薛嶽推行所謂“管民之政”，整頓和健全政治組織和社會組織。他規定：“凡屬於社會組織之人民團體、經濟團體合作事業團體，均有絕對服自命令，力行抗戰建國之責，否則依法解散，重新改組；凡屬社會組織之文化團體，均有宣傳法令，喚起民眾力行抗戰建國工作之責，否則依法解散，重新改組。”同時，他說：“兵貴精不貴多。無糧無餉，無好幹部，必致害民，假人名義易，取消名義難，害民之事易，救民之事難。”“治民在公正以樹威信，治兵在明紀以精兵，民吾命也，兵吾命也，焉用私?……精兵保民，救鄉救國，功業可立也。”
　　薛嶽實施的第六政就是所謂“用民之政”。他很重視糧政建設，指令有關部門合理地規定米穀價格，防止奸商、宮商高價圖利，以圖“穀主糧商，食米之人，皆得共生共存，而不背民生主旨”。同時，還要求各縣市、各有關部門，要把評定、核正、檢查物價；作為“當前最重大之任務”。指出：“高抬物價固不準，壓抑物價也不行，力求‘中正’二字，使商民賣得出，買得入；則物暢其流，價安於市。”
　　以上各項措施，在薛嶽治湘六年半期間，客觀上保障了湖南的安定與穩固，人民生活和生產均得到可靠保證。湖南民眾對於薛嶽治湘總體上來說也是認可的。鑒於湖南處於大後方的咽喉地帶，整個抗日戰爭中，日軍在湖南發動的大規模進攻最多，中國軍隊抵抗最烈、影響最大。其間僅湖南民眾應征入伍便達210萬人，占全國總應征人數的15%；湖南除為抗戰提供了全國第一的糧食之外，還提供全國軍供的三分之一，衡陽成為大後方僅次於重慶的工業中心，戰前僅有數千人口的洪江，迅速成為十餘萬人口的新興工業城鎮，被稱為“小南京”。有此民心民力擁軍備戰、抵禦外侮，薛嶽才得以阻止日軍在新牆河以北達5年以上，並取得三次長沙會戰、配合常德會戰等重大軍事行動的勝利，保障了抗日最後一戰——湘西會戰的徹底勝利。國民政府對日軍受降地定在湖南芷江亦不無道理。
　　雖然薛嶽治湘成績斐然，但作為集黨政軍權力於一身的一介國民黨封疆大吏，他自身的性格缺陷、階級立場使其在施政方麵的弊端也表露無遺：
　　1、作為一名堅定的反共幹將，薛嶽利用剿匪的聲威，以不抗日隻搗亂、謀取一黨私利為由，順勢打擊中共領導的武裝，基本上肅清或逼走了中共在湖南的組織機構，著名的“平江慘案”就是薛嶽一手製造的。1945年3月，毛澤東親自派遣王震、王首道率領八路軍第一遊擊支隊5000餘人，並親自擬定其《司令部布告》，以“湖南人民抗日救國軍”名義南下入湘。該支隊一度攻占了薛嶽治下的平江縣城，但曆經征戰仍無法立足，後經毛澤東批準，部分退回鄂南，主力進入廣東與東江縱隊會師，結果仍不能實現，最後經毛澤東批準北返中原與新四軍第五師合並進入鄂豫皖根據地。薛嶽治湘使毛澤東之入湘發展計劃落空，其手段可見一斑。
　　2、薛嶽為人好名誇功，第一次長沙會戰勝利後，因被人捧為“神帥”而沾沾自喜，動輒以“嶽帥”自居。更有諂媚之徒把長沙市原東長路改為伯陵路，還舉行了命名儀式，舉旗遊行。薛嶽亦欣然受之。當時湖南北澇南旱，糧食減產，加之大軍駐境，致使百姓多以蠶豆為主糧，一時民怨四起，長沙市井中一句“東長路改伯陵路，害得百姓呷蠶豆”（湖南話讀諧音）的民謠廣為流傳。
　　3、薛嶽用人喜用親戚，其弟薛仲述、薛叔達、薛季良均在其手下任軍職，其襟弟丘國維，內叔方學芬及方人矩，內弟方興及方介均曾在薛嶽左右任要職。40年代初，湖南糧食豐收，而廣東旱災甚重，米價暴漲。當時薛嶽內叔方人矩是湖南貿易局局長，依仗薛嶽權勢以低價大量購米，運往廣東牟取暴利（當時運米入粵隻有鐵路可走，而車皮又在軍政大佬手中，利用糧食牟利，一般商人難以做到）。湖南糧食豐收了，糧食卻運往廣東，湖南餓死者無數，長沙市井中又流傳出這樣的怨言“今年糧食好收成，他(指薛嶽)把糧食運廣東”。
　　五、內戰幹戈
　　
　　　　1946年6月，內戰爆發。薛嶽時任徐州“綏署”主任，指揮所屬部隊向蘇北、山東進攻，投入了“反共、反人民”的戰爭中。在現今可以見到的文獻資料中，對薛嶽在解放戰爭時期的表現大加鞭撻，沒幾個說好話的。果真如他們所說的那樣一無是處嗎？我們來看看作戰經過就知道了。
　　　　7月中旬，薛嶽指揮部隊分三個方向向淮南、淮北和蘇中進攻。
　　　　7月16日，5軍主力和74師、7軍各一個旅（師）進攻淮南。至7月29日，解放軍損失數千人，被迫放棄了淮南解放區。淮南失守後，蘇中和淮北失去了側翼，從長江北岸的南通一直到山東擺成一字長蛇陣，形成了解放軍分兵把口，兵力處處薄弱的局麵。
　　　　就在淮南戰役前，粟裕已經得到了國軍進攻的準確情報，率先於13日出擊蘇中宣家堡和泰興。由於第一綏區司令李默庵指揮無能，至8月底國軍損兵4萬，陷入困境。不過，這次作戰國軍也不是一無所獲，第一綏區主力使解放軍傷亡1.6萬人（將近占了蘇中解放軍兵力的一半），消耗了解放軍的兵力，並將解放軍華中野戰軍主力牽製在了蘇中，有效地策應了國軍在淮南和淮北的作戰。
　　　　就在淮南和蘇中酣戰之時，國軍於7月18日向淮北發動了第一期攻勢。左路28師和57師一個旅21日到達曹八集、雙溝一帶；右路7軍擊退解放軍華中九縱的阻擊後於23日占領靈壁；中路69師在58師一部的掩護下於25日攻占朝陽集、漁溝、雙溝一線。27日，解放軍山東野戰軍反擊69師，激戰兩晝夜，擊潰其兩個旅。此時，薛嶽趁解放軍主力西移之機命令7軍東犯，至7月30日，相繼占領五河、泗縣。解放軍被迫東移。8月7日，解放軍主力圍攻泗縣，由於戰況不利於9日撤出戰鬥。
　　　　8月19日，參謀總長陳誠在徐州與薛嶽召開軍事會議，商定進攻淮陰的戰略計劃。會後，國軍兵分三路：以李延年集團為中路，主攻淮陰；北路馮治安集團進攻台兒莊、魯南，以牽製解放軍山東野戰軍南下的後續部隊；第一綏區李默庵集團在蘇中繼續鉗製住粟裕。
　　8月底，在完成了進攻兩淮的準備後，薛嶽指揮李延年兵團分三路進攻運河以東。北路58師在朝陽集、漁溝與山野對峙；中路69師動作積極，27日占濉寧，29日克宿遷，擺出了一副進攻沭陽的架勢；南路7軍於31日攻下洋河鎮後即在泗河上架橋，揚言要在泗陽與解放軍決戰；而擔任主攻的74師則隱蔽在7軍後麵跟進。這個部署“明攻沭陽，實取淮陰”，但在戰役實施中卻讓人感到，國軍既可能“北攻沭陽，斷敵歸路”，也可能“南下泗陽，攻取淮陰”，使得對手弄不清國軍的真實意圖。因而，雖然在戰役開始前山野就知道了國軍進攻淮陰的計劃，但司令員陳毅和參謀長宋時輪仍然上當，認為薛嶽的主攻方向應為沭陽，從而將山野主力部署在了宿遷、沭陽、漁溝之間，在泗陽隻放了一個久戰疲憊的華中九縱，而淮陰更未布置一支有力部隊，這給了7軍和74師可乘之機。9月10日，7軍突然南下突破九縱防線，於12日攻占泗陽。13日，74師越過泗陽，投入戰鬥。陳毅這才發覺上當，急調5旅、皮旅、淮南軍分區各部隊趕赴淮陰布防，山野主力南下攻擊74師側翼。中共中央軍委也電令粟裕火速北援淮陰。但薛嶽已命7軍除一部協同74師進攻淮陰外，主力在來安、泗陽組織防禦，阻住了山野主力的增援。而此時粟裕已圍攻海安十多天，部隊疲勞加上國軍空軍的襲擾，要撤退談何容易。18日，粟裕部到達淮陰附近，未及投入戰鬥，19日淮陰即告失守。20日，74師擊敗華中6旅，攻克淮安。淮陰戰役以國軍獲勝而告終。　
　　不過在接下來的魯南戰役中，薛嶽指揮失利，丟了兩個師。更令蔣介石生氣的是，把他的機械化家底——第一快速縱隊給報銷了。於是蔣介石派總參謀長陳誠坐鎮徐州督戰，實際上就是把薛嶽給架空了。不想，陳誠的表現比薛嶽還要差。由於他和蔣介石的瞎指揮，第二綏區李仙洲集團在萊蕪被全殲，喪師失地。蔣介石麵子上過不去，就拿薛嶽來當替罪羊。1947年3月3日，蔣介石以“指揮無力，名聲低落”的罪名撤了薛嶽的職，改易素以穩重著稱的顧祝同統一指揮徐州、鄭州兩個綏靖公署的部隊。
　　這裏有兩個小插曲，不得不提一下。1947年1月，陳毅在聽到魯南大捷的喜訊後，興奮地寫下了一首詩：
　　快速部隊走如飛，印緬歸來自鼓吹。 魯南泥濘行不得，坦克都成廢鐵堆。
　　快速部隊今已矣，二十六師汝何為？ 徐州薛嶽掩麵哭，南京蔣賊應淚垂。
　　而當時華野的頭號軍事指揮員粟裕在得知薛嶽被撤職的消息後，欣喜道：“薛嶽用兵尚稱機敏果斷，而顧祝同則曆來是我軍手下敗將，以庸才代替幹才，在高級軍事指揮人員上的更迭，正象征著國民黨的日暮途窮，最後必然會走向崩潰。”時隔不久，便有了國民黨整編74師在孟良崮上的全軍覆沒。
　　雖然有魯南慘敗，但薛嶽在徐州“綏署”任上的戰績仍然贏得了對手的尊重。上述粟裕評價可見一斑。有人說，粟裕把薛嶽抬得過高了，其實不然。在與華東解放軍作戰期間，薛嶽采用的“避實擊虛、各個擊破”的戰術深合兵法之妙。首先，他選擇的主攻方向總是能夠打中對手薄弱環節，如：8月中旬，他把淮陰作為主攻目標，就是看準了該地是解放軍華野和山野的結合部，防守兵力薄弱，兩大野戰軍支援困難；10月初，他調整33軍等部進攻棗嶧是因為華野和山野主力被牽製在了淮陰附近，無法增援魯南。其次，注意隱蔽主攻方向。這在淮陰戰役中表現得淋漓盡致。他將“佯攻沭陽”與“在泗陽造聲勢”相結合，竟瞞過了久經沙場的陳毅。第三，重視次要方向上的牽製作戰。淮陰戰役同時的海安戰鬥和來安戰鬥、棗嶧作戰同時的第一次漣水戰役和鮑河戰役都用相當兵力牽製解放軍主力。通過這些分析我們可以看到，薛嶽在徐州“綏署”任職期間的表現不似現在很多資料上說的那樣糟糕。
　　1947年5月，薛嶽出任南京政府參軍長。次年轉任總統府參軍長。1949年2月，調任廣東省主席。在廣東省主席任上，他積極整頓保安部隊，打擊解放軍遊擊隊，取得顯著成效。5月，薛嶽憑借保安隊雄厚的軍事實力鎮壓了老部下吳奇偉在粵東的起義，狠狠打擊了解放軍粵贛湘邊縱隊。10月，解放軍入粵，廣東國軍無力抵抗，薛嶽隻好逃到了海南。12月1日，薛嶽任海南防衛總司令，統一指揮海南陸、海、空三軍，阻止解放軍解放海南。但薛嶽深知，海南守軍戰鬥力低下，不堪一擊，無力防守海南。1950年1月，薛嶽飛赴台北麵見蔣介石，要求撤出海南。但蔣介石以海南不戰而棄損害台灣的民心士氣為由拒絕了他的請求。3月5日，解放軍發起海南戰役。果如薛嶽所料，海南守軍兵無鬥誌，一觸即潰。4月22日，薛嶽征得蔣介石同意後，命令所部撤退。由於計劃周密，解放軍又無製空和製海權，撤退比較成功。5月1日，國軍主力全部上船撤往台灣。同日，海南解放。
　　在這裏補充一段趣聞：40年代末，蔣經國在上海整頓金融秩序，強迫市民把金銀都兌換成金圓券，把上海市麵搞得天翻地覆。當時桂係的黃紹閎問薛嶽：“如果小蔣硬要你把金子去兌金圓券，你怎麽樣呢？”薛嶽開口就罵：“丟那媽！我們辛辛苦苦搞了幾十年，出生入死，才掙得這些金子，如果兌成了轉眼一錢不值的金圓券，以後我們吃什麽？他敢來，我就開機關槍打死他。”
　　六、烈士暮年
　　
　　撤到台灣後，蔣介石任命薛嶽為總統府一級上將戰略顧問（實際上是個虛職）。此後薛嶽一直未得到蔣介石的重用，賦閑家中，以書法自娛。薛嶽自幼即臨摹嶽飛字體，到台灣後，更是潛心練字，幾年下來，寫出的字更加蒼勁有力，頗具嶽飛遺風。薛嶽前妻方少文，遺子女多人，均未隨其去台。1950年，薛嶽與小他30歲的後妻在台灣結婚。
　　因為早年多次參與過反蔣，所以薛嶽一向不為蔣介石信任，更談不上蔣的心腹，圍剿紅軍和抗日時期因為用人之際蔣介石才不得不啟用薛嶽（老蔣用人是“疑人也用，用人也疑，急時用之，用完棄之”）。一旦時過境遷，即棄之一旁，甚至還算下陳年老帳。如1952年某日，薛嶽和白崇禧家中被蔣經國係統的特務徹底搜查，連地板也被撬開，所藏黃金都被抄去。薛嶽打電話問總統府，被告知每人都要這樣來一次，而事後得知隻有他和白崇禧兩人才能“享受”如此待遇。由此可見蔣介石對其之猜忌。
　　1958年8月，陳誠出任行政院長，為裝點門麵，邀請薛嶽等國民黨各界資深人士出任政務委員。1966年５月，薛嶽任國民黨“光複大陸設計委員會”主任委員，手中並無實權，也無事可幹。
　　雖說去台後台海相隔，但鄉情難斷，薛嶽家鄉的人民，對他始終充滿敬意。即便文革時期，談論薛嶽是犯禁的事，但當地的農民仍對過去采訪的報社實習生說，薛嶽是打日本鬼子的英雄，我們不會忘記他的。甚至一個茶場的負責人偷偷對實習生說，他們采摘了2斤最好的茶葉，想盡辦法托人送到台灣，薛嶽也托人回信，說收到了家鄉的茶葉，很開心。
　　鬥轉星移，轉眼間幾十年過去了，其間蔣介石、蔣經國父子相繼去世，薛嶽仍健康無恙。
　　1990年２月，台灣召開“第一屆國民大會”第八次會議，選舉正、副總統。國民黨台灣當局為安撫資深國大代表，收攬軍係國大代表，以保證總統選舉的順利進行，於是推出94歲高齡的薛嶽，讓其擔任國大八次會議開幕典禮的主席，主持開幕典禮。沉寂了多年的薛嶽又意外地出現於公眾麵前。但時過境遷，今非昔比，當時台獨實力正甚囂塵上，民進黨代表大鬧會場，反對薛嶽為開幕典禮主席，弄得薛嶽好不尷尬。當其時，隻怕薛嶽心中難免感慨：壯歲哪容鼠輩狂，老來反被宵小欺。
　　1998年5月3日，薛嶽去逝，享年102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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