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劍飄塵
一生豪情掃江湖，劍氣曾為社稷初。飄落米國不老心，塵埃散盡無漢楚
一劍飄塵評：看看中共高層通奸史，是非常有意思的。關鍵在於這幫人，都是同事關係，甚至有一些還是朋友。即使一般人做得到的“朋友妻不可欺”，這幫人也做不到。從起源開始，這就是一幫沒有底線的人渣！
中共黨史上高層「通奸」事件
蔡和森、李立三、張聞天
蔡和森和向警予一起去法國勤工儉學，到法國後兩人結了婚。“蔡向愛情”當時在黨內也是出了名的。向被譽為“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可是不久，“中國婦女運動的先驅”就和中宣部長彭述之有染，暴露後，向警予對蔡認錯，可依舊偷情，蔡和森把事情鬧到了中央會議上，陳獨秀等人給予調解。蔡和森後來也和李立三老婆李一純暗通，最後鬧得烏煙瘴氣，隻好各自各尋新歡，李立三剛從楊開智那裏搞來的老婆也跑了。
李立三與楊開智(毛澤東大舅子)是好友，李立三由北京回湖南，楊開智委托李將自己的老婆，即∶楊開慧的嫂子李一純，同路帶回湖南，途中二人苟合，回到家即宣布結婚，楊開智差點氣死。李一純此時已與楊開智生有一女，叫楊展。
李一純心急火燎回到長沙，帶了楊展就人生急轉彎，跟隨李立三到安源重新組織了家庭，李立三生了次子李人俊。
而此時的李立三早已結婚，老婆叫林杏仙，因病癱瘓在床。
楊開智聽到這個消息，悔不當初，神情委頓，從此遠離革命。
李一純心中覺得愧對楊開智，於是,耐心做通思想工作，將自己的二妹李崇德嫁給了楊開智。二女一夫，也算是肥水不流外人田。
幾年後，曆史重演。二年後，李一純隨李立三到蘇聯，不久與蔡和森有染，在莫斯科，李一純拋開李立三與蔡和森結婚。
起因是中央讓蔡和森向警予這對“模範夫妻”去莫斯科。李立三和李一純夫婦是同這對“模範夫妻”一路去莫斯科的。立三為了減輕和森的痛苦，叫一純一路上去安慰和森。在這安慰的過程中，和森和一純戀愛了。立三和和森仍從此結下了仇恨!一九二八年第六次大會選出的新中央回國工作不久，就爆發了內部鬥爭，主要領導人蔡和森就被李立三轟下台去，由李立三取代他的位置。
李一純和蔡和森結婚，良心再次發現，於是又把三妹李崇善嫁給了李立三。
李立三後來在蘇聯甩了前小姨子李崇善，娶了俄羅斯太太葉麗莎薇塔?巴甫洛夫娜?基甚金娜，中文名叫李莎，2人差10多歲。後來李立三遭誣陷為日本間諜被蘇聯抓了起來，李莎對他不離不棄。抗戰勝利後李立三回到延安，不多久李莎從俄羅斯來和他團聚。
張聞天首先應該提到的是與劉伯堅之妻王淑貞的曖昧關係。張在莫斯科時曾與一俄女結婚。入江西蘇區後即鰥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劉伯堅任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長期在前線。劉伯堅的妻子王淑貞初在瑞金紅軍學校任教，後調入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任秘書。不久，王淑貞就成了張聞天的“秘密夫人”。此事在當時中共高級幹部中成了公開的秘密。一九三五年紅軍西竄到四川省鬆潘之毛兒蓋，張聞天複與劉英同居了。
提到劉英，她是中共男女關係中應予大書特書的另一個典型。劉英，進入蘇區後任共青團中央組織部長，經人撮合與伍修權(當時任教瑞金紅軍學校，兼任國際軍事顧問李德的翻譯)結婚，僅同衾兩夜，即宣布離婚。抗戰初期，劉英也被送到莫斯科“留學”去了，張聞天複與劉英之妹李霞(化名)姘居。李懷孕，不得已被送到新疆去“生產”，生一子未取名，中共駐新疆辦事處主任陳潭秋乃為取名曰“鴻聲”，以影射“聞天”。
張太雷、羅亦農、高崗
張太雷和王一知(施存統夫人，存統在《覺悟》上發表文章，常用她的名“一知”或“半解”)談得投機了，二人常常去逛大世界或天韻樓。有一天夜裏，在民國日報館編輯室裏，存統伏案號啕大哭，哭了很長久。葉楚傖、邵力子摸不著頭腦，存統自己又不肯說。不久，一知就和太雷正式同居了。
鄭超麟回憶說，羅亦農問我，“今天開活動會議時，有個女同誌在台下獃獃地看我，你知道是誰?”接著，他說了一些麵貌上的特征。幾句話後，我就明白了。我說∶“這是諸有倫，賀昌的愛人，你不要胡鬧。”他說，他決不在同誌的愛人中間找愛人。他說這話，也是間接表示他對於彭述之的不滿意。此時賀昌在莫斯科。
但是過了一段時間，諸有倫和羅亦農同居了。
賀昌本人則一直隱忍著，隱忍到大革命失敗，羅亦農做了中央組織局主任的時候。這時，賀昌才聯合林育南、劉昌群等幾個湖北同誌去向中央控告羅亦農在湖北工作時的幾條罪狀，於是把羅亦農在中央的特殊地位推翻了，連帶著組織局本身也撤銷了。這其間也有其他中央委員幫助，如李維漢。
一九二五年中秋節晚上向警予造出的因，引起一連串的果，至此才得結束。這中間鬧了多少風潮，結了多少仇恨，而且引起了多少黨內鬥爭!和森對述之，立三對和森，賀昌對亦農，亦農對述之!在上海，新惠中旅館，我親見賀昌如何請周恩來談話，如何在周恩來麵前惡毒攻擊羅亦農!那時我就意識到戀愛和政治之間有密切的關係，我於是想到其他幾個黨內鬥爭也是由戀愛引起的。我這話並非說∶凡黨內鬥爭都是由戀愛引起的。大概沒有戀愛關係的黨內鬥爭，雙方比較冷靜些，客觀些，理論性多些，有節製些;凡是狂熱的，過火的，你死我活的鬥爭，多半有戀愛糾紛線索可尋的。
高崗在西安看到省委領導逛妓院，起初很驚訝，後來理解了——環境險惡，說不定哪天就會掉腦袋，過一天算一天，還不該及時行樂嗎?!1934年1月，高崗因奸汙婦女受到嚴厲處分，但他仍每到一處都找女人。中央紅軍到延安後，他見黨內一些高幹與自己“同好”，自然不但不收勒自羈，還有所發展。隨著權位日高，部屬投好，女人送懷，高崗從西北一直“玩”到東北再到北京，任中央人民政府的副主席，每到一處就要玩一個女人，其妻李力群多次向周恩來哭訴丈夫“腐化”。外界評價高崗，誘奸、強奸婦女，揮霍無度、荒淫無恥、腐化透頂的私生活，簡直和軍閥淫亂的生活同樣，道德敗壞已達極點。但這並未影響高崗政治上一路走強，若非毛澤東權衡利弊棄高保劉，高崗差點取代劉少奇成為“接班人”。
曾誌、李伯釗、範元甄
1927年4月一天夜裏，夏明震工作後夜裏沒有走，和衣躺在曾誌床邊，第二天早上有人拿曾誌開玩笑，人言可畏之際，夏一句“我是真心愛你的”，曾誌“心一軟”，這樣，16歲的曾誌就嫁給了夏明震。夏明震是夏明翰的弟弟，1928年3月死時僅21歲。
1928年4月，夏明震遇難不久，曾誌即與蔡協民成婚。與蔡協民結婚時，曾誌說“雖說夏明震剛犧牲不久，我也因此感到不安，但當時認為，革命者隨時都有犧牲的可能，夫妻關係也就不是什麽重要的事了。哪還講什麽‘三從四德’。對於一個共產黨員，頭腦中不該有什麽舊的觀念作怪，夫妻生活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政治生命。”
1931年11月，曾誌生下一個男嬰，取名鐵牛。兩個月後的1932年1月，她與丈夫蔡協民一道，抱著小鐵牛來到廈門，準備稍作停留後便送到母親那裏去，請母親幫忙照看。廈門中心市委書記王海平同誌來看望蔡協民和曾誌，見麵就勸說∶“孩子就不送他姥姥那兒去了，兵荒馬亂，路途遙遠，暈船不說，路上也可能發生意外┅┅”
“我怕什麽幺?”曾誌生性剛強，硬硬地頂一句，“我這個人什麽都不怕!”王海平怔了怔，又低下頭猶豫片刻，終於尷尬地吐出真情∶“曾誌同誌，對不起了。市委急需經費，聽說你生了一個男孩，就由組織決定，賣了100塊大洋。現在錢已經差不多花光了，孩子你不給也得給了┅┅”曾誌愣住了，半天才像大夢初醒一般透過一口氣。她茫然地望望丈夫，望望兒子，最後將目光獃獃地落在市委書記的臉上，久久不動一動。市委書記無聲地垂下頭，等待那意料中的哭聲和責罵。可是，傳到他耳邊的卻是一聲催人淚下的顫音∶“服從組織決定┅┅”
賣兒子在還有一例。1935年中共河北省委與中共中央失去聯係，經費無著，一邊緊縮機關，一邊下鄉打土豪搞糧食，一邊再搞募捐，日子仍過不下去。省委書記高文華與負責經費的其妻賈璉，隻得賣孩子以維持。“我們共有四個孩子，隻有最小的是男孩。那年頭，男孩比女孩多賣錢呀，於是就把僅僅四個月的兒子賣了50元大洋。這錢分給王洋10元，李大章10元，解決吃飯問題。這50元大洋，整整維持了北方局3個月的生活。”
陶鑄在任漳屬特委書記時，帶人用一枝小手槍，綁了一個地主的孩子，獲贖金3千多元[摘自《一個革命的幸存者——曾誌回憶實錄》(上)第134-135頁]。
1932年10月，蔡協民被黨中央認為是“社會民主黨”，蔡協民和曾誌挨批，曾誌到陶鑄任中心市委書記的福州去，蔡前往上海找黨申訴，盤纏用盡，以至流落街頭，回到福州後以在碼頭扛包，打石頭為生。1933年初，在沒有離婚的情況下，曾誌已與陶鑄從為掩護工作的假夫妻，演變成了真夫妻。蔡協民在1934年重新被黨接納，不久即被叛徒出賣而被捕，1934年5月，於漳州就義。
1934年陶鑄被捕，在閩東時曾誌並未想和陶鑄分手，“陶鑄來信說，他被判無期徒刑，恢複自由遙遙無期。而那時我才二十三歲，我是共產黨員、職業革命者，為革命隨時都要作出犧牲;同時也早將‘三從四德’、貞節牌坊那種封建的東西，拋到九霄雲外去了。因此，重新找對象是我的自由，我有權利作出選擇。”
曾誌於是和兩個人相好，宣傳部長葉飛(後為上將、福建省委書記)、遊擊隊長任鐵峰，為此受到了閩東特委的黨內處分，處分決定是∶“曾誌作為黨特委的一位負責同誌，在戀愛問題上，以一種極不負嚴肅的態度。同時與黨內兩個負責同誌要好，影響黨內幾個負責同誌之間的團結，影響了工作。”
閩東特委不是批評曾誌沒有為陶鑄“守節”，承認她有權利在陶鑄尚存的情況下另行戀愛，隻是不能同時與兩人戀愛。因此決定撤銷曾誌福霞縣委書記的職務、給予留黨察看四個月的處分。曾誌本人也“承認在這個問題上確實有小資產階級浪漫情調”。如果不是閩東特委的處分，曾誌和陶的婚姻早就結束了。
不過，曾誌認為，特委批評的實際原因是由於曾與任、葉密切的關係使特委其他領導感到有被架空的危險。
曾誌回憶毛澤東和她開玩笑，“見到我，毛委員揮手召我過去∶‘曾誌，曾誌!你過來!’我走到他倆麵前，毛委員指著子珍，笑嘻嘻地說∶‘賀子珍正在說我喜歡你，愛你!’我頓時感到羞辱，氣得轉身就走。說實在的，我當時覺得毛委員開的這個玩笑很不得體。”
1969年10月15日，作為劉鄧之後第三號走資派的陶鑄被疏散，曾誌麵臨兩種選擇，一是隨陶鑄去安徽，不準與外界聯絡;二是去廣東農村插隊落戶，不準與陶鑄聯絡。曾誌選擇了後者。43天後，陶鑄因癌症逝世。無論與誰結婚，無論有沒有感情，曾誌都沒有把自己和誰終生綁在一起。這首先是基於“革命者”的使命。
黨內很多高級幹部的政治生涯出現逆轉時，組織上都會勸說他的妻子與之離婚。在黨的鐵籠中，一個得不到組織信任的人，嚴格地說是不配有家庭生活和社會生活的。
教科書曰∶曾誌同誌為黨和人民艱苦奮鬥了一生，將畢生精力無私地奉獻給了中國人民的革命和建設事業，她的高尚品德和優秀情操，贏得了廣大幹部群眾的尊敬和稱讚。
這樣看來，革命者提倡的高尚道德，大概不包括對配偶的忠誠，特別是你的妻子或者丈夫被組織懷疑、批鬥的時候，嘴上沒有人這麽說，但是事實確實是這樣的。
提到葉飛，有一件事值不能不說，葉飛和粟裕曾火拚過一次!中央曾要求不能把這段曆史公布於世。後來葉飛先把此事寫出來了，說粟裕差一點殺了他。粟裕也就把為什麽要殺他的原因講出來，是葉飛把粟裕部下幾十位傷員殺了。粟裕設計招來葉飛，一槍打死葉飛警衛班長。葉飛是在押送過程中跳崖逃生的，當然葉飛能活下來的原因是手下有閩東遊擊隊。說過後葉飛曾找粟裕理論，粟裕隻解釋說是劉英（男）指示這樣做的，但後來劉英死了，算是個無頭公案。原以為49年後黨內殺來殺去的，實際上從建黨之日起，就殺來殺去了。
黨性高於一切，階級利益高於一切，而且為達目的不擇手段意識已經深入共產黨人的心中。朱德曾與國軍將帥範石生有結義兄弟之情，在朱德最危難之時候，曾以五千大洋許以收編度過難關，但在郴州之役，範石生的軍隊就被朱德算計掉了，此戰後，朱德在被龔楚將軍打趣時言“革命沒有恩怨和私情可言，階級立場不同，就是生身父母，也要革命，何況是結義兄弟?”;
楊尚昆和李伯釗是重慶老鄉。1929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結婚。當時王明為首的“支部局”正在打擊瞿秋白為首的“多數派”。“因為她(李伯釗)的父親曾經在四川山區的一個小縣裏做過一任縣官，所以她被劃為‘階級異己分子’。1930年底，她背著“階級異己分子”和“托派嫌疑”的政治包袱離開莫斯科，直到1936年紅軍長征結束，她才被吸收入黨。”(《楊尚昆回憶錄》)
與李伯釗同時背著包袱回國的人不少，其中一位才子王觀瀾和李伯釗同時被分配到閩西根據地。“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戰鬥生活，王、李二位革命者結合在一起了。到1933年初，楊尚昆抵達中央蘇區時，王觀瀾與李伯釗已經在汀州生下了他們的兒子王海汀。”
1933年春天，發生了讓鄧公丟掉老婆的“鄧、毛、謝、古事件”。這個事件裏，王觀瀾和鄧公同挨整同丟老婆。不過鄧公把老婆丟給了領導，王觀瀾則把老婆‘完妻歸楊’，還搭上一個兒子。
當然，教科書不會提楊尚昆這一段好馬偏吃回頭草的壯舉。也不會提楊尚昆本人是支部局的成員，是“唯一不犯錯誤的二十八個半成員”。
19世紀中葉，太平天國的風起雲湧，曾國藩、曾國荃兄弟乘勢而起。湖南雙峰曾家成為清末顯赫一時的世家大族。作為曾國荃的嫡玄孫女，自幼在曾家“大夫第”中長大的曾憲植貌美且貴氣。
1927年夏，從女生隊畢業正值寧漢分裂，曾憲植和危拱之、遊曦等一批同學加入了四軍軍官教導團，南下參加廣州起義，教導團團長叫葉劍英。廣州起義後，17歲的阿曾在香港嫁給了她的團長。
抗戰烽火起，曾憲植千裏尋夫，竟發現“我的團長”已經娶了老同學危拱之!問題的解決以危拱之讓出葉劍英為代價。阿曾好馬再吃回頭草，生下唯一的兒子葉選寧。兩年後，葉劍英在重慶娶機要員吳博，生女兒葉向真。幾年後又娶女大學生李剛，生葉選廉、葉文珊。電影《地道戰》裏，民兵隊長要求民兵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不許放空槍。”她的團長是“換一個地方打一槍，絕不放空槍”。曾憲植再好的馬兒也沒胃口了。葉劍英先後有六位妻子和三位沒結婚的伴侶，其中最後一位比葉帥年輕將近60歲，這三位女性都沒有名分。
同為葉帥前妻，開始與曾憲植同路、後來和李伯釗同運的危拱之，人生之路又迥然不同。
危拱之把葉劍英還給曾憲植之後，1943年，延安整風運動進入審幹階段，主持運動的康生宣布“河南從省委到基層都有紅旗黨問題”。7月22日，身為河南省委組織部長的危拱之，“就在(整風)動員會後的一個夜裏，在床上用褲帶勒住脖子自殺”。獲救後，精神輕度失常。1949年初，危拱之精神完全分裂了。“她沒有兒女，沒有丈夫，得不到親情的關心。組織上為了照顧她的生活而調去一個女工作人員也不大盡心。危拱之上廁所跌斷了大腿，她既不護理也不報告，聽之任之”。這位在過草地時雙腳淌著膿水仍然拄著木棍追隊伍的黃埔女生，就這樣在孤單和病痛中度過餘生。
1989年之後，左王鄧力群擬取趙紫陽而代之，值此危難之時，中組部副部長李銳拍馬擰槍槍挑鄧力群，撰萬言書列鄧力群的罪狀給鄧老頭子，並且在最後附上了一條私人恩怨∶鄧力群在1945年的時候，乘人之危，睡了李銳的老婆。老頭子看了之後說了一句話∶不要算舊帳。但同時也將鄧力群打入冷宮，左派翻身之戰就此落敗。
李銳的老婆，就是範元甄，當年的延安四大美女之一。
她的女兒李南央就寫了一篇名為《我有這樣一個母親》的文章，“1943年春延安搞搶救運動時，我爸作為特務嫌疑被關在保安處，我媽媽也在被搶救之中，鄧力群是政治研究室組織上派去搶救她的。結果沒想到幫助，幫助就睡到一起了。再後來，媽媽最好的朋友，上海的一位阿姨也談到我媽媽自己向她講過這事。那天，我媽在鄧力群的辦公窯洞裏，倆人正睡在一起，鄧的老婆來找鄧，撞見了。我媽起身穿好衣服，說了聲∶“對不起”就走了。
還有一次，胡喬木白天去找鄧力群辦事，鄧從窯洞裏出來，對胡說∶“小範在這裏。”胡心領神會，什麽也沒說就走了。1944年6月，爸爸從保安處放出來後，胡還勸過我爸，“算了吧，你就叫他們倆好吧。”兩個人離婚，李銳大病一場，險些死亡。
“解放”之後極短的時間裏，範元甄表現積極(包括和父母劃清階級界限等等)，受到了重用，卻馬上又因為李銳的關係重新被黨所拋棄。這兩次事件徹底的改變的她的世界觀，也直接導致了她對李銳的無比痛恨。
於是在之後的各種運動的風潮之中，她瘋狂的揭發李銳、揭發親人，甚至連女兒都不放過，她似乎變得隻有黨性，而沒有了人性，最終得到了一個眾叛親離的下場。
李南央的一個解釋是∶範元甄之所以最後變得喪心病狂，是因為她真的害怕了，真的被運動整怕了，所以在延安的時候，要委身於鄧力群以求自保;所以在以後的運動中，要靠不停的出賣自己的親人甚至是女兒來換取一點僅存的安全感。如果說這個時候她還有一點私心的話，我想就是可能她希望通過不停的告發自己的家人，來向黨證明自己的忠誠，以及奢望換取一點政治資本。就像後來王朔曾經說過的∶必須要爬得高一點，不是為了利益，而是為了當石頭砸下來的時候可以自保。範元甄正是這種心態，她被整怕了，為了自己，她完全可以毫不猶豫的把別人一腳踹下水，哪怕這個人是自己的親人。
範元甄沒有想到的是她的做法沒有得到組織的讚許，她也從此一直沒有再次得到閃光的機會。其實她並不知道，她瘋狂逼著自己相信的那一套理論，組織也隻是口頭上宣傳而已，沒有人真的相信，當有一個人徹頭徹尾的相信的時候，這個人也就沒有思考能力，哪怕對組織也是沒有用的廢人。正如當我們理所當然的以為“毛主席萬歲”這個口號是人民自發喊出來的時候，朱德的秘書卻告訴大家∶這句口號實際上是老毛親手寫上去讓別人喊的。
一個心口不一的人是需要不斷的被改造的;而一個被改造成功的人又會變成一個廢物，在這樣一個兩難的境地之中，變態或者自殺就很常見了。讓李銳堅持著活下去的那句話，是張聞天說∶被國民黨殺頭不要緊，被共產黨殺頭可是要遺臭萬年的。
李南央回憶“1959年廬山會議之後，父親青年時代起即獻身於斯，並為之忘我奮鬥了二十年的黨，把他像垃圾一樣扔了;一個男人對孩子、對家庭不能有些許貢獻，而在飢餓、病痛的折磨下，不能自禁地開口向早已冷漠了的妻子要東西，而被她長篇累牘地挖苦;食品匱乏到臭豆腐連吃兩塊;每天兩點起床，靠稀粥、豆餅果腹的軀幹，一直要“扛”到晚上，拉稀拉在褲子裏還要堅持下地;還要寫交待材料┅┅我還清楚地記得父親從北大荒寄回家的那塊漆黑的豆餅。說是豆餅，其實是豆渣和草料的混合物。父親在北大荒經曆的那種“生產大突擊運動”，對人的摧殘，恐怕比《半夜雞叫》裏描述的有過之而無不及。所不同的是，那殘酷的本質，被一層“美麗”的革命彩紙包起來了。年方42歲，在此之前未曾肩挑手提，不久前還被通報全黨的“紅旗秀才”，麵對這種轉瞬之間上天入地的變化，這種被徹底打翻，並踏上一隻腳的屈辱、煎熬，需要多麽大的力量才能支撐下去!?”
遙想範元甄當年，英姿颯爽，青春少艾，天生麗質難自棄，懷揣一個夢想，衝破一個牢籠，成為那個時代女性的典範;且笑看天下群豪，紛紛拜倒在自己的石榴裙下。然而在中共不斷的改造和批鬥之中，命運卻讓她變得品性乖張淩厲、極盡變態，仇恨所有的人，常常向組織三番五次地告自己的丈夫、弟妹和女兒的狀。並為包括女兒親人在內的所有人遺棄，最終在孤獨和仇恨中死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