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文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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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文潛滇考
摘要：建文潛滇，正史未載，而稗官野史、誌乘傳說，紛紜眯目，致使真偽難辨。今幸得李浩等人所著述，記載確鑿，合情合理，有如撥霧見天，遂引以為證，草就此文。
關鍵詞：建文帝朱允炆、出亡、潛滇、武定獅山、雞足山、鶴慶、李浩《三迤隨筆》、玉笛山人《淮城夜語》、張繼白《葉榆稗史》、高奣映《雞足山誌》
明朝第二代君主建文皇帝朱允炆，登極之次年，即被其叔燕王朱棣以“清君側”名義興兵奪權，史稱“靖難之役”。三年後，燕軍攻占皇都金陵，朱棣登極，改元永樂。建文出逃，輾轉到達雲南，朱棣派人追捕，終未得手。朱棣死後，追捕一事得以消停。自此以後，曆明、清、民國，以至於今，建文在雲南的傳說延續不斷，尤其在其長期潛伏之地，即武定獅山、賓川雞足山，以及洱源、鶴慶等地，傳說尤甚，一些地方且留有“文物”，至今吸引著無數關心建文下落的遊客。然而自明代以來，就有若幹學者對於建文潛滇多方考證，或懷疑，或肯定，意見不一。近年來，一些地方文人，摭拾舊誌，雜以傳說，或載於小報，或傳於網絡，率多一鱗半爪，難窺全豹，而鴻博之士，或無暇顧及，或不屑關心，致使建文潛滇真相，終如霧裏看花，不能明朗。餘也滇人，愛鄉愛土，不忍置此於不顧，遂不揣淺陋，草此文以與有心者談。
一、 建文下落的最初記載及最初的懷疑
《明成祖實錄》如此寫道：建文四年（1402年）六月，“靖難”軍隊打到南京金川門，“建文君欲出迎，左右悉散，惟內侍數人而己，乃歎曰：‘我何麵目相見耶!’遂闔宮自焚。”
《實錄》繼續寫道，朱棣立即派遣太監前往救援，無奈來不及，太監把“建文君”的屍體從火中找出，報告燕王，燕王哭著說：“果然如此癡呆？我來是為了扶翼你為善，你竟渾然不覺，而走上絕路。”
這個“記載”已然明白無誤地詔告天下：建文皇帝已自焚而亡。
然而這樣的“實錄”確頗受世人懷疑。
從史書的記載看，最初的懷疑者為明神宗朱翊鈞。
隆慶六年（1572年），朱翊鈞繼位，以次年為萬曆元年。
神宗即位伊始，即下詔為建文朝盡節諸臣建祠廟而加以祭祀，並頒布《苗裔恤錄》，對盡節諸臣的後裔給予撫恤。
萬曆二年十月十七日，神宗在文華殿與內閣大學士們談起建文帝的事，提出了一個尖銳的問題：“聞建文當時逃逸，果否？”內閣首輔張居正回答：“國史不載此事，但先朝故老相傳，言建文當靖難師入城，即削發披緇從間道走出，人無知道。至正統間，忽於雲南郵壁上題詩一首，有‘淪落江湖數十秋’之句。有一禦史覺其有異，召而問之，老僧坐地不跪，曰：‘吾欲歸骨故園。’乃驗知為建文也。禦史以聞，遂驛召來京，入宮驗之，良是。是年已七八十矣。莫知其所終。”神宗聽畢，要張居正背誦此詩全文。聽罷，慨然興歎，又命張居正抄寫進覽。
張居正所背誦並進覽的建文詩如下：
淪落江湖數十秋，歸來白發已盈頭。
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
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
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張居正是飽學之士，且為朝廷重臣，他不會不讀過《成祖實錄》，然而他卻說“國史不載此事”，表明他不相信《成祖實錄》關於建文自焚而亡的“記載”。而神宗君臣們也必然讀過《成祖實錄》，但卻無人對張居正所謂“國史不載此事”加以反駁，且聽他講“先朝故老”的傳言。張居正此一番話，以及神宗的認同，載在《神宗實錄》，實質是史家以“先朝故老”的傳言，更正《成祖實錄》的“記載”。
二、 明朝文人對建文下落的記載與考證
張居正對神宗的一番話，與祝允明《野記》①所說大體相同，而祝允明則是弘治朝的舉人，累官至應天府通判，與唐寅、文徵明、徐禎卿為“吳中四子”，則張居正所謂“先朝故老相傳”，有可能來自祝允明《野記》，也有可能是建文出亡的事跡早在弘治朝就廣泛流傳於民間，而張居正也熟知這些傳言。
可以推測，神宗頒行《苗裔恤錄》之後，朝野對於建文君臣下落的傳言，已然開戒，文人們可以公開研討，著述問世。於是，沈德符所著《萬曆野獲編》中，就有一篇《建文君出亡》的文章，考證此事。
文中提出四個問題，而與本文有關的是：永樂帝朱棣是否派胡濙、鄭和等人四處搜捕建文君臣？文中說：“少帝自地道出也，蹤跡甚秘，以故文皇帝遣胡濙托訪張三豐為名，實疑其匿他方起事。至遣太監鄭和浮海，遍曆諸國，而終不得影響。則天位雖不終，而自全之智有足多者。”又說：“胡忠安公之出使也，自丁亥（永樂五年）至丙申（永樂十四年），遍行天下，凡十年而始報命。觀《忠安傳》中雲：‘窮鄉下邑。無不畢至。’”
由這些敘述，可知在萬曆及其以前，朝野就知道建文出逃，而永樂帝於永樂五年派胡濙等追捕十年，終無所獲。更重要的是明代所編《忠安傳》裏，明確記載了胡濙追捕建文君臣的事實。
此外，明朝人所作《續英烈傳》一書，也順便提及。該書以建文帝出家為僧，至正統時又被迎入大內，而演議為小說。其中所述建文君臣在雲南的情況，反映了明朝人所知道的有關此事的幾乎全部細節。但從書中所寫，可以斷定作者未到過雲南，且對當時雲南人所著的有關此事的書籍，未曾寓目，因而錯誤極多。
三、雲南誌乘稗史對於建文君臣出亡的記述與考證
滿清入主，標榜“為明報仇”，所以對於明朝的曆史，一般不加歪曲醜化，故而史家可以繼續對建文君臣下落加以考查、記述，而且所記述者更細致，更接近事實。
康熙二十九年十二月，《雲南通誌》具題進呈，次年雕版，而後頒行。
康熙《雲南通誌》對於建文君臣出亡，乃至於最終回到宮中，直到壽終，所記尤為詳細。鑒於此記載對於本文的重要性，遂全文照錄於下：
宮中火起，皇後崩。帝倉卒間，內臣舁一篋至，且述高帝遺命： “後有急，即出此。”啟之，得度牒三，曰：應文、應賢、應能。僧服如之。於是帝及禦吏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並為僧。編修程濟為道人。從宮中隧道出，期從亡諸臣。史仲彬、郭節、馮潅、寥平，金焦、黃直、程亨、梁良玉、王質等自秦淮水關出。諸臣稱帝曰“大師”。
明年癸未為永樂元年，由吳曆楚經蜀乃至滇，居永嘉寺。惟應賢，應能及程濟從。
二年，去滇入蜀，由楚經吳至天台。
三年，複入蜀。郭直迎居大竹縣善慶裏。
四年三月，入滇，居西平侯沐晟家。旬日去。
明年，有言建文匿晟所者。使使察，無跡。是年，結庵白龍山。
六年，金焦、郭節、黃直來。
七年，去滇入蜀，居善慶裏。
八年三月，還白龍山。史仲彬、郭節來。七月，避偵者，他去。
九年，有司毀白龍山庵。應賢、應能更結庵於浪穹，師居之。
十年三月，應能卒。四月，應賢卒。十一月，馮潅、黃直來。
十一年，南行至灣甸。
十二年，在浪穹。
十三年，去滇入衡山。還，至馮潅家，不遇。歸，值潅及黃直於途。俱病，留視之。二人卒，葬之，乃還。
十四年，在浪穹。
十五年，別築室於鶴慶山中，名大喜庵。史仲彬來。郭節弟子了空來，雲節已卒。
十六年，至黔，來往鎮西、廣順間。
十七年，在黔。
十八年，入蜀，登峨嵋。
十九年，去蜀入粵。十一月，還鶴慶山。
二十一年，去滇入楚。
二十二年，入吳，遇史仲彬，因至其家。是年，太宗②崩。仁宗③立，為洪熙元年，師渡海登普陀岩，遂還鶴慶。仁宗崩，宣宗④立，師乃憮然曰：“吾知免夫！” 時出亡二十五年矣，涉曆幾遍天下，恒以滇為家。
先，永樂八年，使給事中胡濙、劉傑，禦史史濡、工部尚書嚴震、太監鄭和，假以他事，往來南中物色之。一日，震遇師於清水關上，相持而哭。師曰：“何以處我?”對曰：“上自行，臣計之熟矣。”是夕，震至驛亭，自縊死。是時，偵者頻至。師作《四愁》詩以自傷。胡濙奉使伺察凡七載，而駐湖湘久，頻遇師，亦不迫之。及報命，太宗夜召入問狀。濙對曰：“某固在，然天命人心去之已久，無能為也。不若姑置之度外。在陛下，成就聖德；在彼，獲終餘年。”太宗頷之，遂罷四出之使。
宣德元年，師在鶴慶。使程濟往河南視王質、金焦，未至而質、焦卒。
二年八月，麓川寇至，師去滇。
三年，道聞史仲彬獄死，哭之。五月，從西陵入陝。十月，至漢中。
四年五月，還浪穹，庵毀，仍還鶴慶。
五年，在浪穹。為文哭從亡諸臣之死者。且命程濟各為之傳，藏山岩中。
六年二月，去滇，曆秦、蜀、楚、吳、粵。逾嶺至桂林。凡六年而後還。是年，宣宗崩，英宗立。
明年為正統元年，師年已六十有二矣。遜國初為僧十二年，學易五年，觀佛書，疏《楞嚴》、《法華》，署曰“文和尚”。又二年，蓄發為道士，講老、莊。又七年，複為僧。又二年，複蓄發為道士。未幾，仍為僧。時，從亡諸臣略盡，每一念及，輒悲感累日不食，故有東歸之誌。程濟力諫阻之，乃止。
三年，師有主庵弟子應知遁。慮跡露，與程濟急行入粵西，居橫州之山寺。
四年，濟請還滇，不許。
五年，複入黔，至貴州之金築司，題詩羅永庵壁。會有同寓僧，竊詩詣思恩土知府岑映所，自詐言是建文帝者，械入京。同寓諸僧俱逮，遂及師。時，程濟已九十餘，發盡白，荷橐以從。九月，至北京。禦史鞫他僧，坐誣罔論斬。英宗使舊中官吳亮來視。師言亮嚐舐食鵝子肉事。亮伏地哭，不能仰視，歸而自縊。或曰：吳誠非亮。詔迎師入大內，呼曰“老佛”。居數月卒，葬之西山，不封不樹。
以上記述，大體勾勒出建文出亡的過程，可信度較高。
之後，到乾隆年間，有流寓雲南的文士倪蛻著《滇雲曆年傳》，書中全文摘引上述康熙《雲南通誌》全文，而後對若幹疑問，作了考證，此取其中有關雲南的幾個問題，加以引述。倪蛻說：
“考新、舊誌及《易知錄》並諸書，俱雲元年正月至雲南永嘉寺，惟《滇考》曰五華寺。今察新、舊誌，無永嘉寺，而五華寺即元之憫忠寺也。”
建文君臣到雲南之第一個潛藏地，諸書皆謂永嘉寺，然而永嘉寺在雲南何處？倪蛻認為是昆明的五華寺，但又不敢肯定，於是又說：“誌稱：‘沐晟、沐磷增修，有聚遠樓，泰然堂、真意亭，正殿有建文帝獅子座，今止存正殿’等語。想獅子座雲者，當是建文曾坐處，而沐氏尊之耳。但昂是晟弟，尚當物色之時，且岷王又與晟構釁未已，且‘獅子座’三字亦當是後人指稱，昂未必敢也。但不知永嘉即五華乎？抑別有永嘉在他處乎？”
而後，倪蛻又提出一個疑問：
“《易知》、《補遺》俱雲：‘四年結庵於白龍山，後為有司所毀，既而卜築浪穹之鶴慶山中’。今查誌中惟永昌有白龍山，疑建文於此山結庵也。據史，是年建文到晟家，是年結庵白龍，亦是年使使察之無跡，自必去之絕遠如永昌，而後始得無跡。誰謂武定獅子山之鄰近，而足以保風聲之不漏乎？參考群書，俱無建文潛獅山事。惟《滇考》雲‘送至武定府。今獅子山龍隱寺詩與像猶存在’。《滇考》大概本之《野史》，然《野史》亦未嚐雲建文隱獅子山也。”
以上倪蛻所引諸書，《易知》指《綱鑒易知錄》，《補遺》指康熙《雲南通誌·補遺》，《野史》指倪輅《明野史》。
從倪蛻的敘述，可以知道他曾廣泛對照所能找到的書籍，而對永嘉寺、白龍山、獅山作過一番考證，不讚成建文君臣潛伏武定獅山的說法。而明人小說《續英烈傳》也說白龍山在永昌。且這個疑問至今無人解答，一似默認倪蛻等人的說法。
然而近年雲南人民出版社所出版的四部書，不僅解答了上述疑問，而且對於建文君臣在雲南的活動，有著空前準確、生動的記載。這四部書是：明人李浩的《三迤隨筆》、明人玉笛山人的《淮城夜語》、明人張繼白的《葉榆稗史》和清人高奣映的《雞足山誌》。
李浩其人，據其後裔李蓴《李氏藏書始末及明代三本佚書傳抄經過》中說：“雲南平定後，李浩受封為沐英直屬部隊的天威徑鎮撫使，鎮守下關，子孫世襲軍職。沐英和李浩，自幼與太子朱標⑤為結義兄弟（原注：他們結義時朱元璋還未登基）。”由此可知，李浩為建文的長輩，他所記載的有關建文在雲南的事跡，無論目睹還是聽建文口述，都具有無以倫比的真實性。
李浩《三迤隨筆》中有一篇《德勝驛留程濟詩》，其中這樣記載：
“炆落發為僧，出水門，於朝真觀遇程濟、王升二道人。時與葉希賢、楊應能、史彬五臣，著裝三道三僧，於次年至滇。炆有恩於沐家，與沐晟有交情，並有密詔。晟誓為死臣，匿帝於獅子山龍潭寺。事為馬三保⑥父知，而告密至京。永樂派衛士胡濙入滇緝帝。晟知，星夜派人往獅子龍澤告之。炆等三人逃出獅山，夜走姚州小道，七月至德勝驛。至餘家，隱於後書樓三日。”
鑒於李浩與沐英、太子朱標那樣的關係，我們對於這段記載的真實性，實在找不出一絲懷疑的理由。此外，這篇文章還記載了程濟一首詩《姚安道中》：
青蛉河畔古渡頭，江水濁浪蕩小舟。
艄公七十猶守渡，瘦手執竿江驛頭。
驛城空蕩無人守，古寺空蕩蛛絲飛。
寺中老僧指左路，普淜大道西南走。
姚安為武定通往大理的必經之路，且詩中所述青蛉河、普淜，與及西南方向，以及當時的見聞等，生動地記述了建文君臣“逃出獅山，夜走姚州小道”的過程及情景。
玉笛山人為李浩五世孫，名以恒，字靜瑛，其《淮城夜語》中有《應文高僧潛隱南中軼事》，記建文入滇之始，潛武定獅山，過程比《德勝驛留程濟詩》更為清晰。其文說：
“建文出走，於永樂元年正月抵滇。見沐晟、沐昂於書室，求苟安之地。沐晟三次與父沐春入京，與炆交往密。見帝已祝發，釋門弟子，始心落。知已更法名應文，隨行有應能、應賢二僧，皆心腹隨臣。餘祖時在西平侯府沐老夫人身邊，稟告滇西雜事。謁建文於後廳，君臣痛哭。帝求安身之所，餘祖直言：‘點蒼自古為藏龍之地，可以棲身。’帝曰：‘燕王已派人追捕，必至點蒼暗察，非棲身之地。餘師無極師兄無依禪師，多次入京。道衍探知底細，曾入蕩山寺暗尋，不去為好。’老夫人曰：‘永嘉寺離省城百餘裏，可先至永嘉寺棲身。若有風吹草動，也好周旋。’居三月，胡濙派人入滇，馬三保父下人通風大內，濙派人擒應文三僧，幸鄉人搶先報信寺僧，得由後山小路出走，繞道姚安，插安南坡，夜走洱海衛，越九鼎山至德勝驛。”
這段記載中，有“永嘉寺離省城百餘裏”一句，更說明永嘉寺絕非昆明之五華寺，而對照前麵所謂“匿帝於獅子山龍潭寺”，可推測永嘉寺可能又名龍潭寺，也可能永嘉、龍潭為兩寺，老夫人建議建文君臣匿永嘉，而到獅山之後，實際是藏於龍潭寺。再說，所記“老夫人曰：‘永嘉寺離省城百餘裏，可先至永嘉寺棲身。若有風吹草動，也好周旋。’”最合情理。
前麵提到，倪蛻認為建文結庵的白龍山在永昌，而不在獅山，然而《應文高僧潛隱南中軼事》接著記載道：
“丙戌年（永樂四年）夏，返滇，居西平侯家半月。有人密告馬三保父。由應能、應賢、程濟陪至獅山白龍洞，居三月。永樂派三保父率兵二百搜山，幸寺僧見官兵人山，而逃脫。
“至永樂五年，重返白龍庵。馬三保父得知，三次派人搜山，應文等藏身密林得免。戊子年（永樂六年）夏，因白龍庵被馬三保父派人焚之，層林全被焚，一片荒蕪。重入點蒼，居段居士家。應文三僧重遊襄陽，居廖平家。至永樂八年，暗返白龍潭。而胡濙追兵至，遇嚴震，震不忍，釋應文三僧，夜自縊驛中。文知白龍庵難以棲身，從此舍棄，題詩於牆哭別。”
這些記載，雖然沒有“白龍山”，卻有“獅山白龍洞”、“白龍庵”、“白龍潭”數種稱謂。那麽，白龍山到底是不是指獅山呢？
正好，我在英特網上發現一個2005-4-14的帖子，不著作者姓氏，標題為《獅子山》，是一個神話傳說。據說獅山最初叫通天山，而後改稱誰劈峰，而後，“不知過了多少年，有九十九條白龍雲遊到誰劈峰，看見這裏山清水秀，奇峰異境，留戀不願離去，便在山下住了下來。從此，誰劈峰的四周流出九十九股泉水，滋潤著武定壩子，造福於人類。人們為感謝白龍，就在山上建了一座白龍庵，終年祭祀。於是又將誰劈峰改名為白龍山。”此後，一隻雄獅來到白龍山，與白龍搏鬥，最終占山為王，遂改名為獅山。
據我推測，這是武定一帶流傳的神話故事，它在無意中反駁了倪蛻的意見，證明了建文數次藏身的白龍山，就是武定獅山。
《應文高僧潛隱南中軼事》逐年記載建文出亡情況，其詳細、生動超過康熙《雲南通誌》，其原因在於此文來自於李浩的《長生錄》，作者玉笛山人在文章結尾說：
“英宗五年，應文至德勝驛辭餘先祖，曰：“葉落歸根。此行雖
有程濟等相隨，未知吉凶。”居驛中，詳述往事三日，餘祖記於《長生錄》。嘉靖二十四年，餘重抄《長生錄》，始知建文始末，特摘記之。”
《葉榆稗史》的作者張繼白，也和李浩一樣，曾親身與建文打過交道。他在《應文和尚》一篇中，詳細記述了他首次認出建文君臣的情景：
“明永樂元年，餘與蘭雪道人寓居達果棲霞樓。冬至，圍爐夜話。沈萬三至，其隨三僧一道，示沐晟修書。知僧即應能、應賢、應文，道者為程濟，為靖難出走雲南，皆京官。稱應文為師。文年三旬，方頤，氣宇非凡，尚文，著紫袈裟，執赤金缽盂，健談而慎言。次日，楊黼、蘭室居士至，與論文，答對如流。居士以詩探之，答以：‘行雲步雨過點蒼，來時促促路淒涼。別卻金陵第一院，夢斷景陽寒梅開。昔日燕巢化塵土，野火青燈夢殘延。深山古刹是歸路，南中賢士慰平安。’居士觀沐晟書，知僧即建文帝。”
此外，該文還記載了建文的形貌特征：“文多須髯留之，取麵痣”，因而常能避開而官府的追捕。此若非親見，實難描述。又說：建文“每至，必與餘等應和。著詩詞數卷曰《青燈集》。遠遊必藏詩詞物於竹篋，寄存蘭室居士所。”“正統人京而未返，不知所終。留有詩詞二百餘，存居士所。應文善畫，蘭室多其蘭竹畫。無為寺存《十八羅漢圖》、《七子三僧一道圖》、《求雨圖》，栩栩如生，行筆入神。”這對於了解建文後在雲南的精神生活和文化造詣，無疑是難得的史料。
清康熙間姚安土官高奣映，為滇中著名學者，其所著《雞足山誌》，成稿於康熙四十二年三月，然而於2003年才初次刊行問世，故而從前的學者不能寓目。
高奣映雖然沒讀過上述三本明朝滇人的著述，但卻讀過《從亡錄》、《致身錄》、史仲彬的《痛哭紀事》，以及趙士喆的《建文年譜》，大約他根據這些書的記載，而且作了一些實地考察，遂在《雞足山誌》裏，專設一篇《建文皇帝》。該篇隔年或逐年記載建文在滇情況，雖然比康熙《雲南通誌》所記較略，但建文入雞足山的情況，似又更為清晰。文中說有關建文入雞足山的記載如下：
“永樂十五年丁酉春正月，自浪穹複至雞足山，謀營鶴慶山中靜室。”
“永樂十九年辛醜，帝自雞山複至浪穹。”
“宣德二年丁未，帝移鶴慶，命智空還主浪穹。夏四月，帝複至雞足山，祝發為僧，潛大士庵，假僧大本《楞嚴經》讀。”
“宣德十年乙卯，帝自新庵仍潛雞足。”
“正統元年丙辰，又自雞足還鶴慶，八月仍卜築浪穹。”
此外，高奣映還記載了建文在浪穹，即今大理州洱源縣的情況，其中說：“永樂十年壬辰，浪穹新庵成。三月，應能卒；四月，應賢卒，皆葬浪穹之彌茨河。奣映於此建潛龍庵，置常住，以永焚獻。”
由這個記載看，高奣映當年對於應能、應賢的葬地曾作過認真的考察，否則，他不至於花錢為他們置常住田。然而民國《鶴慶縣誌》說：“明建文從亡二臣墓在城西南龍門舍蘭若下，希賢、應能葬於此。”此外，在鶴慶還流傳著一人葬浪穹，一人葬龍門舍的說法⑦。對照《雞足山誌》的有關記載，似可更正後世的記載和傳說。
有關建文君臣在滇的傳說，自明代以來，或載於誌乘，或流於口頭，或用為小說，亂花眯目，至今不絕，許多記載和傳說近於神話，荒誕不經，於是反而使人對建文潛滇的真實性產生懷疑。究其根源，一因建文潛逃，行蹤飄忽，難以確載；二因正史所載，或有意歪曲，或留有懸念⑧；三因滇人著述，如李浩等人所著鑿鑿有據者，未能問世，而世人所憑，或道聽途說，或捕風捉影，始終不能確定。今李浩等人著作出版，一掃數百年疑案，有心於建文出亡事跡者，可以尋其書而研討之，勿為淺陋所惑，則幸甚。
注釋：
①祝允明《野記》：見《曆代小史》卷七十九。
②太宗：即明成祖朱棣。
③仁宗：即朱高熾，在位僅數月即逝世，年號洪熙。
④宣宗：即朱瞻基，年號宣德。
⑤太子朱標：即建文之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