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與熱心——論《莊子》二重性

                                   冷眼與熱心——論《莊子》二重性

       摘  要：  《莊子》一書，哲思遙深，文彩斐然。哲思因其意“恍惚”而遙深，文彩因其辭“參差”而斐然，而號稱“天下古今第一奇書”。自來讀《莊》者，哲學家多見其“消極”，文學家無不感動於其“積極”。其實，
〈莊子》不但“析萬物之理”，同時亦“判天地之美”；以冷靜的頭腦思索萬物，又以熱情的筆調摹寫天地。若以辯證法讀之，則不難看出此其本身所俱之二重性。

        一部《莊子》，流傳二千餘年，讀者無算，而讀法各異，取舍不同。“好文者資其辭，求道者意其妙，泊俗者遺其累，奸邪者濟其欲。”1甚至爭相割裂，各取所需，各持一孔之見，且無不以為得《莊子》之真諦。
    人們並非有意割裂《莊子》，而是它本來就難以把握。莊周後學在《天下篇》中說作者“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浯”，因而隻能“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所謂“卮言”，略近於今之所謂“論說”；  “重言”相當於‘典故”；  “寓言”則為“寄托”，與今之“寓言”相似。試想，一部哲學著作，內容是恍兮惚兮的“道”，其語言又是並不真實的“典故”、似是而非的“論說”、難以體會的“寓言”，如此文字，怎能不難懂?所以《天下篇》說《莊子》的內容是“謬悠之說”，它的語言是“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因而一部《莊子》，  “誠為天下古今第一奇書”。    ‘
    近代以來，由於學科的區分，  《莊子》研究常分為哲學和文學兩部分，成績斐然，但缺點在於：哲學家注重研究其“卮言”，而文學則注重研究其“寓言”。這結果是，哲學家認為《莊子》思想“消極”，文學家則不能不感動於其“積極”；哲學家深感其“冷”，而文學家則深感其“熱”。
    那麽，《莊子》究意消積還是積極?是冷還是熱?

    辯證法認為，事物都有兩重性。筆者認為《莊子》也有兩重性，而且十分明顯。這一點，正如胡文英說：  “莊子眼極冷，心腸極熱。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腸熱故感慨無端。”㈡他是從“全方位”看《莊子》，而並不偏於一隅。
    關於《莊子》冷的一麵，試舉一例：
    “莊子之書，齊鼓殤，等生死，寂寞恬恢，休乎天均，固道民以坐忘，示人以懸解者也，以道觀之，邦國之爭等蝸角之相觸，世事之治亂猶蚊虻之過前，一人之生死榮瘁，何有哉!”③
    劉先生對《莊子》“冷”的一麵的概括，可謂精當。
    然而，  “冷眼向洋看世界，熱風吹雨灑江天”，《莊子》以冷靜的頭腦思索萬物，又以熱情的筆調摹寫天地，他不但“析萬物之理”，同時亦“判天地之美”。④
    莊子筆下，出人意外的形象美不勝收：鯤鵬之大，不知其幾千裏也。藐姑射之山的神人，肌膚若冰雪，綽約如處子，乘雲氣，禦飛龍，遊乎四海之外，大塊噫氣，其名為風，風之過物，吹萬不同，此為天簌。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俄而覺，則蘧蘧然周也。皰丁解牛，其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螳螂於道，怒其臂以擋車轍。櫟社之樹，其大蔽數千牛，其高臨山十仞……而最讓人稱道的<秋水)，其篇首雲：“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埃渚崖之間，不辨馬牛。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行，至於北海，東麵而視，不見水端……”
    這些文字，哲思深遠，抒情濃烈，音調鏗鏘。寂寞乎?恬恢乎?坐忘乎?懸解乎?
        壯美、優美、滑稽之美，流於莊子筆下，於全書之間，如夜空之群星，如大原之花卉，汪洋之波濤，孰謂無情?
    屈賦之美，除了他的憂國之思外，還在於他同樣“判天地之美”。屈原愛美，冠切雲之崔巍，嵬紉秋菊以為佩，朝飲木蘭之墜露，夕餐秋菊之落英，他是自己說出。莊子之愛美，口不說出，偏在文章中流露。屈原放逐，乃賦《離騷》，以諷其君之不明。《莊子》中，也痛斥宋君。《列禦寇》記：  “有人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莊子”的“故事”，莊子給他講了一個河上人值驪龍之睡而得千金之珠的比喻，接著說：  ‘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君而寤，子為齏粉夫!”可見莊子對宋王的深惡痛絕，這能說他僅僅“道民以坐忘”?
    魏王看莊子穿得破爛，問他：  “你為何這憊?”莊子說：“我不過貧罷了，並沒有憊。憊與貧是有分別的：士不能實行他的理想是憊，衣弊履穿是貧。”他設了一套寓言之後，說：“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備，奚可得耶?此比幹之見剖心，征也夫!”“見剖心征”四字，是莊子對於他那個時代的總答案。5
    在《肱篋)裏，他甚至說出“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這樣的話，其憤激之甚，古來少見。
    “心腸熱，故感慨無端。”屈原的熱心，因其自投汩羅而為天下人知曉；  <莊子》的熱心，被他“無為”的詞句所掩蓋，一但指出，則石破天驚。
    《莊子》被認為“放曠”，6)而非遁世，除因上麵所說“愛美”與憤激之外，還因他有嚴肅對待人生的傾向。
    《齊物論)：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與物相刃相靡，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夫!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  然疲役而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
乎?其我獨芒而人亦不芒者乎?”
    這裏提出一個重要問題：人生的意義是什麽?這一根本性問題是<莊子)全書的中心。單從這一問題的提出，就可看出他對人生是如何認真嚴肅。他認為“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次之”。何謂“心死”?即沉溺於勾心鬥角追名逐利，就
是“與接為構，日與心鬥”。
        嘲笑追名逐利，把人生的意義提得比名利還高，這種思想被一些人視為冷淡。是的，這是冷淡，或曰淡泊，但這隻是對人生小我的冷淡，莊子要人們從更高更廣的角度，從人與自然、宇宙的關係中來看待人生，看待生命的價值，這又不是冷淡，不是淡泊，而是熱心了。難怪有人說，莊子之悲，悲天下也。
    <莊子》一書，哲思遙深，文彩斐然。哲思因其意恍惚而遙深，文彩因其辭參差而斐然。正因如此，讀莊者應切忌固熱凝滯，而應靈活全麵，看到其兩重性。莊子本身就主張相對論，大與小，壽與夭，生與死，禍與福，美與醜……他虛話中有實情，實言中有假話，在我們一遍再一遍讀熟它之後，是否可以象解牛的庖丁一樣，不以目視，而以神遇，而遊刃有餘的雙刃刀，或許就是所謂“二重性”。
    從二重性角度看<莊子》，是否可以這樣說，莊子既是悲觀論者，又是樂觀論者，他悲人而樂天。
    他崇尚自然，反對人為，而又追求藝術，刻意描繪。
    他認為人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追無涯，殆矣，而他自己又“於學無所不窺”，並不問其殆與不殆。
    他讚誦死之樂，而又以生命為至貴。
    他以用世為大禍，但又“剽剝儒墨”，而必用於世。
    他把邦國之爭世事治亂等同蝸角相爭蚊虻過前，但又憤激譴責當世之爭亂，說明爭與亂是十分重大的事。
    他一方麵大談“心如死灰，形同槁木”一方麵又說“哀莫大於心死，身死次之”。
    他不想說什麽，但卻談了很多……
     《莊子》就是這樣一部書，充滿矛盾。它有精華，也有糟粕。我們應取其精華棄其糟粕，但是，精華與糟粕往往相互雜糅，難以分辨，取之不易，棄之亦難，這大約就是二千餘年來爭論不息的原因吧。
    司馬遷在其《屈賈列傳)中，寫了兩種絕不相同的形象——屈原與漁父，似有寓意：屈原至於江濱，被發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脯其糟而啜其醵?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俗之溫蠖乎!”
    屈原赴汩羅自逝，漁父刺船而去，不知所終。
    屈原以世道混濁，莊子亦以世道沉濁。屈原“博聞強記”，莊子“於學無所不窺”。屈原生活的時代，與莊子的時代相近且有一段重合。楚國有不明之君，宋國有“桀宋”之主。屈賦與《莊子》皆鴻博華美、淵深浩蕩之作……總之，他倆有很多相似之處。但屈原勞碌一生，終於白逝，莊子貧困一世，歲八十餘而終。
    漁父提倡“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頗有些滑頭主義的意味，這與《莊子)中一些人物形象相近。
    漁父和屈原是兩種對立的形象，而莊子集此兩種形象於一身。“屈原走的是悲劇之路，表現為超人與俗人的內心鬥爭，而莊子走了喜劇之路，表現為超人隨俗的內心調和。”7作為超人隨俗的內心調和的莊子之文，對其研究，是否應當看到這種超人與俗人的二重性呢?

注釋：
①葉適《水心文集》。
②《莊子獨見·莊子論略》。
③劉文典《莊子補正·自序》。
④《莊子·天下》。
⑤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
⑥魏源《論老子三》。
⑦侯外廬《中國思想通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