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 (80)
2021 (49)
2022 (69)
讀書劄記:怎樣讓烏龜贏在起跑線?
德克薩斯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心理學和行為遺傳學教授凱瑟琳·哈登(Kathryn Paige Harden)的2019年著作《基因彩票:為什麽社會平等需要DNA》討論基因和認知能力的關係。
2013年,《科學》雜誌的一篇論文,發現有三個遺傳變異rs9320913、rs11584700和rs4851266與受教育程度有關。2018年《自然·遺傳學》的一篇論文中,研究者選取了一組基因,創建了一個教育多基因指數。研究發現,那些指數在前25%的人,大學畢業的占比是處於後%25的人的將近4倍。這種分布也體現在家庭收入上, 在白人退休人群中,該指數低的人(後25%)的財富平均比指數高的人(前25%)少47.5萬美元。指數前5%的人群中,有96%的人完成了超過12年的教育。而在最低的5%的人裏,隻有37%的人完成了超過12年的教育。這個指數的R2在10%—15%之間。R2通常用來衡量預測的可靠性。作為對比,可以參考生活中的其他預測:海拔高的地方更冷的R2是12% ;高個子的人更重的R2是19%;富裕家庭的子女從大學畢業的比例更高預測的R2是11% 。
基因研究和50年來雙生子研究,都指向一個結論:人們的遺傳差異導致了社會不平等,包括受教育程度的不平等,也包括身體健康、心理(如多動症和其他精神障礙)的不平等。
讓人驚奇的是持進步主義立場的哈登教授大力宣傳教育基因指數。教育程度的差別體現了認知能力,說白了就是遺傳影響智力。曆史上左派對於一切討論遺傳與社會不公平相關聯的研究,都充滿了警惕甚至敵意。
當然以上基因數據,都是同一個群體內部的個體差異與遺傳的關係,而群體或者種族間的差異,還是一個禁區。目前沒有直接和清晰的證據。
羅爾斯在《正義論》中認為人們在生活中處於不同的資源和生活環境初始位置就像“自然抽彩”。羅爾斯想象了一種 “無知之幕”:讓一個在出生前不知道他的階級地位和社會地位,不知道初始資源和環境的人來設計社會資源分配。因為他不知道他可能的環境,任何不向弱勢群體傾斜的分配方法都可能傷害到他自己。所以最公平的方案應該有利於社會中最弱勢的群體。哈登認為除了生活環境和條件的自然抽彩,還有基因彩票。她主張為了彌補基因遺傳的不平等,應該用更多的補償性公正-即給予基因弱勢群體更多的照顧,以達到結果平等的目的。
但是把智力上的弱勢基因作為補償性公正的基礎很難實施。起碼現在,不是每個人都知道自己的基因。而且科學不斷地發展,將來有可能發現更多的影響人類差異的基因。難道我們都要把它們標識出來並給予補償?標識每個人的基因,並區別對待(比如大學錄取加分),會不會成為一種新的基因歧視?
反之,忽視基因差別,即使人為補償了可見的種族、社會地位和環境等初始條件的差異,還存在著不可見的基因差異。最終左派鼓吹的結果平等還是不可實現的。每個人生而不同,無論怎樣照顧,絕對的結果平等是不可能的。一個公平的,開放的流動型社會隻能保證法律和規則的人人平等,即機會平等和程序平等。
蘇聯解體前,大學專業和工作都由國家分配。愛沙尼亞從蘇聯獨立後,人們可以在教育和就業上自由競爭和選擇。英國遺傳學家測試了愛沙尼亞人的教育基因指數和受教育程度的關係。發現與在蘇聯時代受教育的人相比較,教育多基因指數能夠明顯更多地解釋後蘇聯時代群體的受教育程度。也就是說,在孩子們服從分配的時候,他們之間的遺傳差異與他們最終的受教育程度關聯比較弱。當人們具有更多的選擇的時候,遺傳的關聯性更強。另外,研究還表明,兒童的認知能力的遺傳率在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兒童中最低,而在富裕家庭的兒童中最高。在壓抑和匱乏的環境中,教育基因的遺傳率較低;而在更開放和資源豐富的環境中,教育基因的遺傳率較高。基於這種觀察,一些科學家提出,高遺傳率實際上是好事,它表明良好的環境,社會更尊重個體,所以每個人獨特的、受遺傳影響的才能和傾向能夠體現出來,並影響他們的生活結果。也就是說,消除結構性障礙(如製度化的性別歧視,高昂的學費和嚴格的分班製度等等)會增加人們與遺傳差異有關的不平等。難道為了消除遺傳不平等要重回蘇聯那樣的匱乏的限製的壓製型製度?難道每個人的充分發展不是理想社會的目標?
如果把人生比作賽跑,一個人能跑多遠,決定於三個因素:起跑線(環境和初始條件),能力(速度,和基因遺傳有關)和努力。左派的補償性公正等於將受照顧者的起跑線提前,縮短了整個賽程。但這種補償有可能讓受照顧者產生依賴心理。老版的龜兔賽跑中,兔子由於能力的優勢,放鬆了努力,睡了一覺,反而輸給了不懈努力的烏龜。新版的龜兔賽跑中,烏龜受到了照顧,起跑線被提前到中點,烏龜看見自己不勞而獲的遙遙領先,對不須努力的中程優勢已經很滿意,全程睡起了大覺。當今黑人群體的依賴陷阱就是這樣造成的。
補償性的救助隻能提升受照顧者的社會地位,但不等於提升他們的能力。如果你登上一架飛機,發現飛行員是補償性救助的受惠者,或者當你去看病,發現你的醫生是補償性救助的受惠者,你會放心嗎?哈佛女校長蓋伊的職業發展得益於補償性救助,但顯然德不配位,才不配位,才有其抄襲行為。
普洛克路斯忒斯是希臘神話中的一名強盜。在路上開設黑店。店內設有一張鐵床,旅客投宿時,將身高者截短,將身矮者拉長,等於床的長短。每個人的基因不同,說明人生而不同,意味著左派的社會絕對平等是不可實現的。強行把每個人放進普洛克路斯忒斯鐵床,使其平等,隻會限製所有人的自由發展。畢竟千差萬別的,姹紫嫣紅的世界才是真實的和美好的。須知參差多態乃是幸福的本源。
你還可以說,共產主義不可實現,不等於共產主義作為方向的不正確。
哈耶克說過:使一個國家變成人間地獄的東西,恰恰是人們試圖將其變成天堂。
同理,人類走出非洲,也是大腦不斷變聰明,適應各種惡劣環境,也是聰明人生存下來。
人類曆史是聰明人推動的。
按統計學,富人代表智商高,窮人代表智商低。
聰明是遺傳的。聰明的父母子女也會聰明。有能力,會賺錢的父母子女也會有能力和賺錢。“新中國”-共產黨統治的中國裏,被剝奪了財富的地主和資本家的子女,在改革開放後,也是第一批富起來的人。你可以剝奪他們的財富,但你無法剝奪人家的聰明基因。
鼓勵勤勞致富,才是鼓勵優秀基因延續擴大的方式。一個族群優秀基因越多,這個族群未來越光明。壓製優秀基因,導致整個族群整體基因越來越差,這個族群就沒有未來。
你說的“同樣的外在(正向)幹預,對低智商者的影響比對高智商者的影響大。”可能和這裏的“在壓抑和匱乏的環境中,教育基因的遺傳率較低;而在更開放和資源豐富的環境中,教育基因的遺傳率較高”說的是不同的事。顯然越是能力強的個人,在一個不受限製的環境裏,得到的發展越大。
我傾向認為,努力得之於後天的可能更大。
>>沒有看出來顛覆什麽。
顛覆了結果平等啊,“即使人為補償了可見的種族、社會地位和環境等初始條件的差異,還存在著不可見的基因差異。最終左派鼓吹的結果平等還是不可實現的。”
>>結果不平等導致機會也不平等。
非常奇怪的理論。結果平等和機會平等是針鋒相對的。除非人人都一樣,結果平等肯定機會是不平等的。
謝謝介紹。
研究表明,同樣的外在(正向)幹預,對低智商者的影響比對高智商者的影響大,這與您文中“研究還表明,兒童的認知能力的遺傳率在出生於貧困家庭的兒童中最低,而在富裕家庭的兒童中最高。在壓抑和匱乏的環境中,教育基因的遺傳率較低;而在更開放和資源豐富的環境中,教育基因的遺傳率較高”如何統一,頗費思量。
另外,我個人認為“努力”這種社會行為其實是有高度遺傳性的(非智力素質),把它列為遺傳以外的單獨因素,值得商榷。
所以還是不要說什麽基因決定論, 讓民眾們相信隻要你努力, 你就能過上你想要的生活, 你現在還沒有過上你想要的生活, 是因為你努力的還不夠, 需要更加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