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政府還是契約政府？－從捉放三君子談起

父母政府還是契約政府？－從捉放三君子談起

2004年12月13日晚中國的三名著名異議人士，劉曉波、餘傑和張祖樺，在短暫拘留後獲釋。對餘傑的傳喚比法律規定的時間超出了一個多小時。警察沒收了一些材料，並搜查了他們的電腦，複製了電腦資料。釋放之後，劉曉波的電腦被沒收。三君子的住家被特務24小時的監控。餘傑隻要一出門，就有兩三特務亦步亦趨。警察更不允許劉曉波離開家。餘傑家中的互聯網被掐斷。電話受到幹擾，每次通話兩三分鍾後電話便被掛斷。當一個知識分子不被允許發表任何文章，失去言論自由，而隻有有限的人身自由時，這與事實上的監禁相差又有多遠？放與不放有何實質不同？

三君子的捉放，在海外中文網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很多人認為，這表明了胡溫政權正在對意識形態加強控製，對異見者更少容忍。但也有一些宣稱自己是民主思維的人對三君子的被抓不吭一聲，卻稱讚政府放人是理性：“劉曉波、餘傑迅速獲釋，顯得政府執政能力提高。”“你把對手看成是理性的，對手也容易理性地行事。”“能這麽快放人，難道不顯示政府在進步嗎？”“對政府不能象對聖人一樣地要求。”這些言論實際上反映了一些中國人雖然身在民主社會，但思維上仍殘存著“父母政府”下的臣民意識。

當慣了奴隸，即使是到了民主社會，還會把奴性思維認為是民主思維。把自己應得的權利當成政府對我們的恩惠。對我們應得的權利不去爭取。當我們做人的權利被侵犯時，認為是政府的常態行為，不足為怪。當政府辦了壞事，隻是因為沒有太壞，反而說政府有理性。對政府抓三君子視而不見，卻把放人當作善舉來加以彰揚。

英國的洛克和法國的盧梭提出的政府契約論認為，政府的權力來自人的天然利權。政府是為了保護人的天然利權而建立的。人們交出自己的利權，訂立契約，才形成政府權力。這種契約關係定義了人民是主人，政府是為人民辦事的公仆。林肯把政府和人民的關係總結為：政府的權利源自於人民（即民治 by the people）；為人民辦事（即民享 for the people）；屬於人民（民有 of thepeople）。依照這種關係，就會認為政府為人民辦點實事好事是職責所在，是應該的，是責任，是義務。辦到了，就像一個工人做工，一個農民種地一樣隻是完成了本職工作。人民用不著因此對政府感激涕零。如果沒辦到，就應該批評。反之辦了壞事，不思改悔，就應該撤職甚至推翻。人民和輿論對政府的監督是天經地義的。對政府要永遠用挑剔的眼光，永遠是批評多讚揚少。

與之相反，中國曆來的政府和人民的是主從的關係。政府是民之父母。政府不是來自於人民，屬於人民。隻有當碰到了好皇帝，才能夠稍稍想到點兒人民，為人民辦點兒好事。可惜的是上下五千年，壞皇帝和貪官汙吏太多了。以至於人民想做穩奴隸而不可得的亂世成為了常態社會。如果碰到了一個好皇帝，懂得一點“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道理。為了不被洪水顛覆，對人民施仁政。人民則為趕上了能做穩奴隸的治世而額手相慶，感恩戴德，歌之頌之。以至於歌頌好皇帝和青天大老爺的清宮野史劇風靡當世；以至於六四學生要跪交請願書懇求政府施仁政。可是皇帝再好，清官再廉，也是居於人民之上的民之父母，是主子。隻是好主子能稍稍體恤一下民情。幾千年來人民從無選擇政府的權力，隻有在做穩奴隸的治世和做不穩奴隸的亂世中循環。長期形成的習慣使中國人喜歡正麵看政府，對政府總是表揚多，批評少。認為政府是一個被寵壞的老爺，應該時時被讚揚，而不是應該時時被敲打，要經常拿好話哄著，萬一伺候不好，就要發脾氣。當政府履行固有職責救濟災民時，被救濟者總是感激涕零，山呼萬歲，以為受了政府的恩惠。
　　
民主社會中老百姓有公民意識，認為政府官員是咱老百姓納稅雇傭的服務員，政府是為咱們提供服務的機構。如果政府官員不好好為老百姓服務，老百姓可以理直氣壯地向他們的上級反映意見，甚至可以啟動彈劾程序罷免政府官員。所以官怕老百姓。反觀中國，在中共執政後，施行了低工資製，沒有所得稅體製。隱藏了老百姓養活了政府的事實，而造成政府是老百姓的衣食父母的假象。於是老百姓對政府有臣民意識，當警察和官員作威作福，老百姓隻好忍氣吞聲。這種臣民意識表現在中國流行的“老百姓怕官”的遊戲上。

胡錦濤上台後以親民姿態出現。大講“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但是這十五字還不如毛時代標榜的所謂“為人民服務”的口號來得幹脆。盡管如此煞費苦心地粉飾，但是因為中共政府不是來自於人民（by the people）, 不受人民的監督和不屬於人民(of thepeople)，所謂為人民服務(for the people)的高調最終都會變質。這些親民舉措隻是意識到人民即可載舟又可覆舟，為了維持其政權而做的補救措施。中共政權和人民的主從關係並沒有變，仍然脫不了幾千年封建專製的老套子。胡錦濤的真實麵孔充分表露是他揚言在控製言論上“決不手軟”，“要向古巴、北朝鮮的同誌學習”時。當政府操縱了對人民自由的生殺的絕對權力時，能夠對異見者捉放由心，予取予給時，即使政府是在給，我們也要對之進行批評。因為最重要的是這“給”的是我們本來就具有的天賦人權。現在被政府拿去了，倒變成了施與百姓的某種恩惠和善舉。我們要爭回的是本來就屬於我們的權力；我們要爭的是免於恐懼的自由。保護人民的天賦人權是政府的職責和義務，政府不實現這些基本要求，就是瀆職。怎麽還能反過來稱讚政府理性呢？

腐敗暴虐是專製政體的必然屬性。期待視政府為理性，政府就會理性，對政府表揚為主，政府就會進步，是十分荒謬的。林語堂說過“一個簡單而無情的事實是，如果你把這些官員當作正人君子，正如中國人一直做的那樣，結果隻有十分之一的人會成為真正的君子，十分之九的人會成為無賴、騙子或竊賊。然而，如果你把他們當做無賴、騙子或竊賊，用監獄相威脅，正如西方人做的那樣，隻有不到十分之一的人變為無賴、騙子或竊賊，十分之九多的人成功地使老百姓相信他們是仁人君子。結果你至少得到了一個表麵上廉潔的政府。”你把政府看成是主人，政府隻會看你是奴才。專製者隻對反對者心懷恐懼，從來不把自己的奴才當回事。

毛澤東自己也曾說過“掃帚不到，灰塵不會自己跑掉”。事實證明，沒有反對的壓力，中共不會主動走向民主。王震李先念就揚言：“共產黨奪政權犧牲了三千萬。要想奪權拿三千萬顆人頭來換！”如果沒有外部壓力，沒有強大的反對聲音，中共是不會自己改革的。事實上，中共已經多次地錯失良機，讓政治改革胎死腹中。劉賓雁寫過一篇叫《第二個忠誠》的報告文學。進之一步可以說有三種忠誠：第一種忠誠是對統治者奴才般的忠誠；第二種忠誠是對統治者敢於直諫的忠誠；第三種忠誠是對祖國和人民的忠誠。三君子的忠誠正是第三種。為了中國長期的繁榮強盛，中國的民主進步，是哪種人多一些好呢？我相信中國最需要的是第三種忠誠，是像三君子那樣的批評聲音，而不是那種誇政府理性的第一種忠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