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家重智
一位名學者在一篇文章中開門見山地嘲罵儒家：儒者標榜仁義，貶低智慧，非常弱智，說什麽“直到西方智慧進入中國以前，隻有道家的狡智和禪宗的冒牌智慧──弱智的儒家信徒無不對取代了良幣的劣幣心悅誠服”雲雲。
儒家固然“標榜仁義”（豈僅標榜？仁義乃儒家學說核心與根本所在也），卻不貶低智慧，而是極為崇智、主智，以之為實現儒學實踐價值的關鍵。孔子曰：“吾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易大傳》曰：“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可見原儒尊重知識的精神。弱智的究竟是儒家，還是“儒者弱智，道者狡智，墨者奇智，辯者大智”的認識和結論，略有傳統文化常識者一眼可辨。
二、儒智要點
古時“智”“知”通用，涵知識、聰明、智慧等意，不止了解、理解、認識，更是一種態度、行為、境界。智慧從知識而來，但比一般知識層次級別更高，乃儒家認識論和倫理學的基本範疇。儒家將智視為“三達德”和“五常道”之一。《大學》八條目，一開始就是格物致知，認為“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把格物致知視為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基礎了。
關於格物，古人有若幹不同解釋，我認為程朱派訓“格”為“至”，最為切當。格物，意為窮至事物之理，知無不盡也。如何格物？《中庸》指示的路徑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意謂廣泛學習，仔細探究，謹慎思考，明確辨別，最後切實地去實行。除篤行外，博學審問慎思明辨，都是格物的功夫、好學的表現。子曰“好學近乎智”，好學和知識雖然不等於智，卻是通往、接近智的最佳最近之途徑，因為好學能夠去除德行方麵的六大障礙及缺陷。
子曰：“由也，汝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汝。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論語陽貨》）仁、智、信、直、勇、剛都是好品德，但是，如果不通過學習而把握其實質，便很容易偏執一隅，造成危害，變成“六蔽”。
物格而後知至。這個知，指知識，更指智慧。儒者智慧，內容豐富。陳立夫先生在《四書道貫》“致知篇”中將致知的內容分為知物、知人、明教、明德、明道、知性、知命、知天八大要點。
知物，知如何處事接物最為妥當。知事物之本末、大小、輕重、新舊、異同、清濁、文質、得失、存亡、損益、難易、厚薄、上下、遠近、深淺、出入、古今、先後、經權，知人生之榮辱、窮達、貴賤、貧富、毀譽、生死、好惡、枉直、去就、義利；
知人，知如何教人、如何受教、如何與人相處、如何觀察了解他人、如何辨別君子與小人。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樊遲問知，子曰：知人。能夠知人，識別人就是“智”的體現；
明教，明白教育的內容與方法。修道之謂教。施教之內容，禮樂射禦書數；施教之方法，以道為本，以藝為末。修道以仁，禮樂居先，其綱要有四：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
明德。《大學》成聖之道有三部曲：先明明德於一己（獨善其身），次明明德於家邦，終明明德於天下。明明德於天下，也就是“平天下”、“止於至善”（兼善天下）“明明德”第一個“明”字，乃克己省察之意；
明道，把握仁義之道。率性之謂道，人人率其本性，製其貪欲，走上人類共生存共進化之道；
知性。宇宙間萬物各有其與生俱來的本能，此天賦本能就是性。原儒認為，求食、求色與求仁，為人類三大本能。欲宜節而不宜縱，性宜忍而不宜任，唯對於仁，必要時殺身以成仁，也是應該的；
知命。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了解所處之環境，觀察事物之趨勢。居易俟命，安貧樂道；
知天，明乎天地之道。綜合原儒之說，天之為物，極高極明、極大極廣，無不能容、大公至誠、行健不息、剛毅中和、生生不息、具有不可思議之力量。人如果順乎天理而行，就可以“配天”、可以“參天地之化育”。
陳立夫先生將明德、明道、知性、和命、知天分為不同的層次和境界，其實沒有必要，因為明德、明道、知性、和命、知天表達的意思和所指的境界都差不多：明心見性，也就是對人與宇宙萬物的共同本性有了透徹的認知。仁智合一，“智者不惑”，到了這樣的境界，對於人生社會道德文化等世間種種問題，對於種種問題的是非、善惡、邪正、曲直、真偽、利害，都可以明辨洞察，一切言論行為就可以發而中節、合乎道德。
為了合情合理、配天合道、圓融通達、大智大慧地處理人與人、人與環境、人與世間萬事及天地萬物之間的一切問題，原儒還“發明”了經權論、文實論，還有合價值觀與方法論於一體的中庸之道，皆儒家智慧的精華所在，容另文詳論。另外，《易經》乃儒家要典，其智慧亦可劃歸於儒家。
三、儒智特點
儒家之智以仁為本。孔子說：“裏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知？”（《論語·裏仁》）在孔子看來不擇仁而處，就是不“智”。儒家認為，智慧的獲得是外在的客觀的知識與內在的主觀的道德互相結合和完善的過程，也是人超越自身局限、獲得理想人格的一種途徑。
儒家講究智術權道，通權達變，因地因時因人而製宜，但無論什麽情況、無論怎樣權巧機變，都不允許違背仁道。以仁為本，這是儒智最大的特點，也是儒家之智與其他各家之智、與古今中外各種智慧的根本的區稹Ｈ逯怯腥?茫?涎燒哂靡約檬讕熱耍?嬪鋪煜攏恢醒燒哂靡宰嶽?????∷???卵燒哂靡栽逗θ?恚?員Ｉ砑搖Ｓ靡院θ搜昝瘢?鞘薔?圓輝市淼摹?/font>
其次，儒家之智以誠為基。《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這個一，就是誠。“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 子思認為，有了誠心，自然明白道理，明白道理後，也就有誠心。想認識事物的本質，必須"誠"，誠了，就能成己成物，成物就是智，就能夠逐漸盡人之性、盡物之性，最後達到讚天地之化育、與天地參的境界。
笫三、儒者之智與樂相通。儒家認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獲得學問智慧的過程與結果都能夠產生快樂和滿足感，而當一個人具備了仁和智時，他就能夠享受真正的快樂，“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不可以長處樂”。智慧的人生是自得其樂的，故孔子曰“知者樂”、又曰“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孟子曰：“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笫四、儒者之智合乎理性。樊遲問知。子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論語雍也》）著眼於人間事，致力於人道之所宜，對鬼神報以敬而遠之、存而不論的態度，表現了聖人現實而理性的精神。
綜上所述可見，儒家之智不是小巧小慧小聰明，更不是陰毒害人的邪智，而是一種進德立業、修齊治平的大智。
四、推崇大智
孔子推崇舜為大智者，“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中庸》）舜注意調查研究，傾聽周圍意見，而且能隱惡揚善。對眾人的意見進行分析、加以折衷，取其中道而用之。這就是中庸之道的智慧。朱熹釋曰：“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孟子則以禹為大智者。禹的父親鯀的治水方法是人為的“湮”，禹的方法則是順著水的自然流勢而疏導之，“高高下下，疏川導滯”（《國語·周語》），把水引進東海。 “天下之言性也，則故而已矣。故者以利為本。所惡於智者，為其鑿也。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則無惡於智矣。禹之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如智者亦行其所無事，則智亦大矣。天之高也，星辰之遠也，苟求其故，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致也。”（《孟子·離婁下》）
大禹治水的智慧，體現了儒家順應自然的原則和有為無為的統一。對孟子這段論述，朱熹十分讚賞，注析曰：“禹之行水，則因其自然之勢而導之，未嚐以私智穿鑿而有所事，是以水得其潤下之性而不為害也”、“愚謂，事物之理，莫非自然。順而循之，則為大智，若用小智而鑿以自私，則害於性而反為不智。”
張耀南在《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大智”》指出：中國傳統文化中存在著一個追求“大智”、“大知”的傳統，什麽是“大智”、“大知”呢？從眼前與長遠的角度說，能夠看到長遠的就是“大智”，立足於長遠建立起來的知識係統就是“大知”；從局部與整體的角度說，能夠看到整體的就是“大智”，立足於整體建立起來的知識係統就是“大知”；從自我與他人的角度說，能夠看到他人的就是“大智”，立足於他人建立起來的知識係統就是“大知”；從人類與宇宙的角度說，能夠看到宇宙的就是“大智”，立足於宇宙建立起來的知識係統就是“大知”。
儒家之智，正是能夠看到整體、看到他人、看到宇宙的圓融通達之大智也。大智的對麵是小智。《十力語要》曰：世俗所謂智者，大抵涉獵書冊，得些膚淺知識；曆經世途，學了許多機巧。此輩元來無真底蘊，無真知見，遇事隻合計較一己利害。其神既困於猥瑣之地，則不能通天下之故，類萬物之情，隻是無識之徒。
另外，荀子《解蔽》篇中專門論列“小知”之“偏”，認為任何一門具體的學問都存在偏頗，都隻看到了“道”的一個方麵，都是有“蔽”的。章學誠在《章氏遺書》中指出：諸子百家，雖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恣肆其說，以成一家之言，不過得於道體之一端而已。唯有孔學最能明事物之公例，順事物之理性，“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
五、不足之處
餘英時在《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中認為道家和法家是反智的。儒家開始是主智的，漢代以後，儒法合流，儒家也開始反智了。我認為餘英時先生言“重”了。嚴格地說，儒家有一定的反知傾向而已。
所謂反智論，包括“反智性論者”與“反知識分子論者”，前者認為智性以及由智性而來的知識學問對人生有害無益，後者對代表智性的知識分子持鄙視敵對態度，儒家皆無此弊。在政治上，儒家始終尊士重道，主張積極地運用智性、尊重知識，教化人民，讓有智之民參與政治。
不可否認，儒家將農工商各種技藝及其它專業性知識視為小道，相對比較輕視（其中於“射禦”專業例外，將其列入“六藝”之中，有一定程度的重視，故曰“儒者知禮樂射禦書數”，“儒，諸侯保氏有六藝以教民者”），漢以後尤其如此。儒家重內在修養和為政之道而輕專門技藝，這是其不足和局限，也與儒家學說的針對性有關。儒家重心關注、著重解決的是道德和製度問題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