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史密斯工作期間被Seneca的計算機係主任Valerie聘用的,值得慶幸的是我沒有離開專業時間太長。
這是在2002年的五月,距我碩士畢業回到加拿大不到一年。與我同時被錄用的還有五個人,由一個多倫多大學教育學博士給我們進行一周的培訓,博士是個白人婦女大概三十五六,在Seneca有個小辦公室,但不知是不是全職教員,培訓老師隻是她工作的一部分,不然早下崗回家了。在加拿大,大學博士也不過如此。
我是以教J2EE(高級Java的網絡應用)被召進去的,但卻是以教初級Java開始的,原因是學生人數在下降,沒有人報名,我預感到經濟下滑開始影響學校了。
為了工作方便,我們搬到了離Seneca學院較近的Apartment(租住樓房),這就是著名的Keele大街和Finch大街交口,說它著名是因為這裏是黑人區,治安很差,因此租費便宜。與此同時,我們也買了自己的House,離交付使用也差不多整整一年。
我每周教兩個上午的課,下午去史密斯上班,現在想來,那時是我真正開始上路的時候,不過在當時隻是想一定要好好講,一定要保住這個來之不易的位置。
學生們來自不同國家,總的來說我的偏見是,中國大陸學生最認真,成績也最好;本地的白人學生多數尚需邏輯思維訓練,學編程比較費勁兒;非洲裔學生和南美學生隻要能跟得上,必定有個小聰明,但作業不求好,要是讓他畫個方,那方畫得扁得象條線就交了。西亞、中東和前蘇聯學生最叫我頭痛,他們喜歡抱怨,會把事兒抱怨到老師那兒去。印度學生則說話不算數且抄襲得厲害。
在我班上有兩個白人女生,其中一人在該完成第三個大作業時,第一個作業才剛剛湊和上,後來的作業隻能說完成了一半兒。在一次答疑時,她哭著對我說,隻要讓我及格就行,不要讓我繼續做作業了。
另一個白人女孩的最後一個作業一直拖到期末考試後的第二個星期都沒有交,我記得那個星期是係裏的學期總結會,會上主要是最後核對困難學生的成績,以及宣布下學期的特殊注意事項。一般的說,在這個會後,每個學生的成績就最後敲定了。開會的時候我被叫出去,說有個老師找我。一位本係的老師向我介紹另一位其他係的老師,然後就離開了,那位其他係的老師很客氣地問我有沒有一個叫某某的學生,她指的就是這個白人女孩。她說:“我隻是想了解一下她的學習情況。”我立即大悟:這是個教工子弟,有人來求情了。
我回答說還有三天時間才是老師提交最後成績單的時候,隻要是在那之前電郵給我她的第三個作業,成績沒有問題。那個老師千恩萬謝地走了。後來,那個女孩補交了作業,於是通過了這門課。
愛抱怨的學生是這樣的,我有一個從阿富漢來的學生,他的所有作業都是補交的,並且沒有參加期末考試,他要求補考。學校規定補考的考題至少要有50%與原題不同,這要求老師重新提交考題並判分,等於無形中給老師增加工作量,沒有一個老師喜歡要求補考的學生。學生也大多知道補考的考題與原題大同小異,因此也就利用這一點來了解難度、題量和考點等。我按照學校的要求請他出示醫生證明或其它證據,以便支持他不是無故缺席,他卻說:“你並沒有通知我什麽時候考試。” 這種胡攪蠻纏實在太過公然了,象這類重要信息都在老師的網頁上。
後來我把這個學生交給了學生輔導員,輔導員隻跟他談了一次就偷偷告訴我,說她不會讓這個學生補考的。不過後來,據說他弄到了醫生證明,不得不給他補考。
更可氣的是,我遇到過不少學生,要求補考後,卻又不來,說明他們隻是在利用學校的規定,而根本不是認真負責的態度。後來,我有時會把補考題出得難一些,用來懲罰這些耍小聰明的學生。
即便有些學生搞小動作,然而第一個學期下來卻沒有一個學生掉隊,我和班上的同學成了朋友,有時講課時,大家還會和我開玩笑。係主任Valerie給我留條兒,說要“談談我下學期教課的事”,我懷著忐忑的心情找到她,因為我知道不到簽了合同不算一件事落定。
果不其然,她要談的事是因為學生少,開不出那麽多的課,學校不能留我繼續教Java,她問我熟不熟Perl,我誠實地回答不熟。她透露給我秘密,尚有十個全職老師無法安排,這樣的話我就不能續約了。這讓我意識到,全職老師所教的課不一定是他的強項,要是我說能教,沒準兒就讓我教了,怪不得這裏的老師水平差那麽多,一些老師就怕同學問問題,而另一些老師回答問題也是一頭霧水,答案原來在這兒。同時,也暴露出象Seneca這樣的大學院是多麽的官僚,既然局勢如此嚴峻,為何還要招聘新老師呢?
後來,我看到和我同來的一個五十歲左右的、英國口音很重的、而且是教係統的老師居然留下了,令我佩服人家白人的生存之道。眾所周知,學生是不喜歡上係統課的,因為課堂上全是老師瞎白話,看不見、摸不著,不寫程序,也沒有什麽係統可以拿來解剖和實習,不少學生選係統課純粹為湊學分,上課是為了休息。這樣的老師如何能留下?不知這人是走的什麽路子,我為Seneca歎息。
Valerie實際對我不薄,她說她可以推薦我到Seneca的夜校教書。夜校是專為白天打工的學生預備的,有些學生過不去某個科目,有時也選擇夜校,有傳說夜校比日校容易。我當即給夜校發了簡曆,封頁上大字寫著“Valerie推薦”。
很快,我就得到了麵試。經過一個學期鍛煉的我,敢大聲地對本地白人說英語了,敢底氣十足地用專業用語討論技術問題了,有了這些做後盾,再加上不能給 Valerie丟臉的一股子勇氣,我覺得那次的麵試就剩我在那兒樂觀地吹噓我的“教學特點”了。外國人很喜歡這種樂觀的氣氛,也很願意看到一個信心十足的人。
她們問我願不願意教一門新開的課,叫Perl。我差點兒笑出來,“怎麽我這輩子看來是躲不過去這個Perl,這回絕不能把到手的機會拱手相讓。” 想到這,我直視著她們,大聲衝出一個字 “Yes!”
我在Seneca夜校一教就教到了現在,後來他們還把一門高級數據庫的課程交給我,我自己還設計了一門新課Wireless Programming,就是無繩技術的編程。
此時正是史密斯把我調到了白班的時候,白天打工,晚上做老師,我象個兩麵人兒似的,生活開始有意思起來。
時間飛逝,一晃又是一年過去,這就到了2003年,說來我當所謂的教授也有一年光景,能在Seneca教三學期書,還是很給人繃麵子的。於是,我決定展開了新一輪的找工“轟炸”。這次與以往不同,可以有的放矢,我瞄準多倫多的大小學院,在他們準備下學期課程的時候,發出簡曆。
果然,一所叫京士頓的學校被我“打中”了,當時的主任特蕾薩·葉麵試了我,並當即請校長麵試。校長姓Wong,這個拚法是香港的,到現在我也搞不清到底是“王”還是“黃”。校長用懷疑的眼光看著我,說我在美國上學的那個校長是他的朋友,我點點頭,不知他是不是在詐我。
校長又問:“你在中國工作的單位屬交通部,簡曆上為什麽用Ministry of Communications?”我反問:“我們在澳門時對英國人就是這麽翻譯的,也許用的不對,你認為應該怎麽翻譯呢?”
他沒有回答,又問:“你說你在Seneca教了三學期書,是那個係?”
我沒好氣兒地回答:“計算機。”心想,又是明知故問,這類伎倆我見識多了,我不是騙子,隨你問。
“校長是誰呀?”這種問法我不喜歡,外國人的職業經紀是不會這麽問的,暴露出你不信任人,對人不禮貌。
“我不認識。”這是實話,又十分典型,在北美,我憑本事吃飯,根本不用管領導是誰。
“你不認識校長?”
哈!這一問,可該我說話了。我告訴他:“我隻是簽合同教書,我能教這些時間是因為他們需要我,我不關心也不知道校長是誰,他或她也不會在意我是誰,因為我想校長的職權涉及不到我。我的頂頭上司是Coordinator(輔導員),她們負責雇用、排課和協調矛盾,如果你需要,我可以提供三個參考人。”
沒什麽可說的了,京士頓的Wong校長站起身來,緊緊地握了我的手。不一會兒,特蕾薩走進來,帶我參觀了各教室,介紹了工作人員,確定給我教一門課,這門課要把C語言和Perl放在一起教。
京士頓是所香港人辦的私立學校,主要生源在印度。印度學生的通病是說謊,例如他們會對我說輔導員同意他補考,而又對輔導員說我同意他補考,卻單單忘了我和輔導員用電郵不用見麵就可以核實一件事;到交作業的日子他們會告訴我,作業已經完成,隻是忘了打印,馬上會電郵給我,可直到下次交作業的日子,也不見那電郵;他們還總是有人提出要回印度,理由一律是爸爸媽媽或是爺爺奶奶去世;考試時的公然抄襲簡直到了管不勝管的地步,這類事件每學期都有。我隻能安慰自己:我隻是出賣我的知識為生,我改變不了他們,也離不開他們,不然,我就沒飯吃了。
兩個學期下來,我向特蕾薩推薦我能教的課,經過一輪協商,她讓我教下午的高等數學和晚上的計算機課程,這差不多等於一全職老師的工作量了。正當我發愁如何離開史密斯時,我被Laid off了。在從史密斯下崗之後到我進入美國銀行的這段時間裏,我是在Seneca和京士頓同時兼課,由於京士頓的學生認為我水平較高,許多學生還申請讓我帶他們的畢業論文,這又是一筆收入。那一年,裏裏外外我還真賺了不少的錢。
京士頓的錢比Seneca來得容易、也來得多,但Seneca的名聲可比京士頓叫得響,畢竟它是安省最大的學院了。做老師的優勢在於首先人家會相信你英語沒問題,其次能把學生教懂,那自己一定是懂的,最後能教這麽長時間,這人一定不是濫竽充數的。
運氣基於條件,條件成熟了,運氣來時就能一下子抓住。我的朋友李楠告訴我,他的公司要召一名開發人員,這個公司就是那家美國銀行,此時它剛剛兼並了加拿大的一間財務公司。不久,美國大老板格瑞格來多倫多麵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