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王石先生為辯護者準備的三個耳光
作者：一無是處
別再拿原始資本主義為王石辯護了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後，針對民間對萬科200萬捐款的質疑，王石先生終於坐不住赤膊上陣了，他親自撰文稱:
“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中國是個災害頻發的 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個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應成為負擔。”。
一席話引來更大規模的質疑和反對，網絡上聲討王石先生的言論鋪天蓋地，一致指向王石先生的冷血和萬科的自利。然而，一向以理性、冷靜而著稱的天涯社區某些精英們開始發出獨立特行的聲音，為王石先生辯護。隻可惜辯護的理由隻適合於早期資本主義，早被現代社會發展所拋棄，有些甚至連王石先生自己都給予否認的。
辯護理由一：企業的社會責任在於創造利潤、解決就業，依法納稅。
這放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可以是非常正當的理由，甚至某些精英可能會搬出諾獎獲得者弗裏德曼教授的言論“企業家的使命就是創造利潤，除此之外沒有要履行的社會責任”。比如暗夜精靈_趙同學就持這樣的觀點：“社會責任是國家要承擔的。企業給員工提供福利可以，而麵向社會，他沒有這個義務。”
可惜的是，自從“企業公民”運動開展以來，這種觀念已經被徹底拋棄。王石先生是深知這一點的，他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六屆年會上曾經講過這樣的段話：
“我有一個企業家朋友講，我不同意這個，我在解決就業問題，我在交稅，我創造了多少千萬富翁，我這個就是社會責任。在曆史上1881年馬薩諸塞州打官司，向 一個音樂界捐助越權，侵害股東利益。企業作為企業公民的捐贈已經成為一種潮流或者是一種時尚，企業家走向成功三個階段，第一是創業，第二是管理成熟，第三 承擔廣義的社會責任。不是說我的產品怎麽質量好，我的產品怎麽售後服務好，不僅僅是這些，還要承擔社會責任”。
很好，王石先生早在2006年就為持這種觀點的辯護者準備好了耳光！
辯護理由二：捐款是一種慈善，捐100和捐10000的心意都是一樣的，捐多捐少是個心意。
如果這是指王石先生個人，我可以同意。在同胞甚至外國人遭災的時候，拿出一些錢表達自己的心意，並不能苛求這些錢的多少。但對於象萬科這樣一個企業來說，則全然不同，在四川汶川大地震這樣的時刻，捐款絕然不是一種施舍，而是企業的責任，不是表達了心意就可以的。
巧的是，我們的王石先生也深知這一點，在他的《我的社會責任觀》中寫道：“能力即責任，有多大能力就應該盡多大責任；責任也即能力，盡社會責任既是責任和能力的體現，也是一種競爭力。如何承擔起社會責任，不僅是企業自身的一個認識過程，同樣也是企業能力的發展過程。作為行業領跑者的萬科，也應該是企業社會責任方麵的行業標準”。
我不知道萬科的200萬是不是行業標準，我也不知道萬科的200萬是不是它能力的極限，但王石先生卻清楚的表明了：捐款絕不僅僅是表達一種心意，更是一種與能力相關聯責任。
棒極，王石先生為辯護者準備了第二個耳光！
辯護理由三：對捐款數量的關注以及捐款榜是道德綁架。
我在另一篇文章的回複裏說過，要說“逼捐”，西方國家隻是形式上更文明一些，不至於給人暴民的印象罷了，實質上做得比我們更深入更徹底，不僅僅企業自覺執行，還要求其貿易夥伴共同遵守，甚至動用了政府權力來推進。
最直接的例子，是社會責任標準（SA8000）在某些歐美國家開始強製推行，以及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製度的實施。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成為歐美企業自覺遵 守，並要求關聯企業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許多知名企業對供應商實施企業社會責任評估和審核，不能通過這一審核的，則不與之建立商業夥伴關係等待。
一些跨國公司在中國大陸的采購，也采用了這樣的評估和審核，大家還記得前幾年西方對於勞教人員生產的產品的抵製嗎？
再進一步講，社會責任實質上已經遠遠超出捐款的狹窄範圍。“企業並不是捐了款就算完成了社會責任”，已經被公認。中國企業公民建設還隻處在起步階段，有關機構正大力推動。
但因為資本天然的逐利性，企業公民建設僅僅依靠“有關機構”的推動是遠遠不夠的，公眾輿論的監督尤其顯得重要。
同樣的道理王石先生也是明白的，他曾引用過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嶽講過的一句話：“我們的企業家應該明白，有財富沒有責任，有資本沒有道德，有地位沒有良知，都是殘缺不全的社會力量。隻有財富和社會責任的結合，才能把一個賺錢機器變成一個富有影響力的階層，才能夠贏得真正的力量和尊重”，並且表示，萬科希望做這樣的企業，而王石先生也希望成為這樣的企業家。由此可見，王石先生並不是一個道德虛無主義者。
這算不算王石先生為這類辯護者準備的第三個耳光呢？
作者：一無是處
別再拿原始資本主義為王石辯護了
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後，針對民間對萬科200萬捐款的質疑，王石先生終於坐不住赤膊上陣了，他親自撰文稱:
“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中國是個災害頻發的 國家，賑災慈善活動是個常態，企業的捐贈活動應該可持續，而不應成為負擔。”。
一席話引來更大規模的質疑和反對，網絡上聲討王石先生的言論鋪天蓋地，一致指向王石先生的冷血和萬科的自利。然而，一向以理性、冷靜而著稱的天涯社區某些精英們開始發出獨立特行的聲音，為王石先生辯護。隻可惜辯護的理由隻適合於早期資本主義，早被現代社會發展所拋棄，有些甚至連王石先生自己都給予否認的。
辯護理由一：企業的社會責任在於創造利潤、解決就業，依法納稅。
這放在上世紀80年代以前，可以是非常正當的理由，甚至某些精英可能會搬出諾獎獲得者弗裏德曼教授的言論“企業家的使命就是創造利潤，除此之外沒有要履行的社會責任”。比如暗夜精靈_趙同學就持這樣的觀點：“社會責任是國家要承擔的。企業給員工提供福利可以，而麵向社會，他沒有這個義務。”
可惜的是，自從“企業公民”運動開展以來，這種觀念已經被徹底拋棄。王石先生是深知這一點的，他在亞布力中國企業家論壇第六屆年會上曾經講過這樣的段話：
“我有一個企業家朋友講，我不同意這個，我在解決就業問題，我在交稅，我創造了多少千萬富翁，我這個就是社會責任。在曆史上1881年馬薩諸塞州打官司，向 一個音樂界捐助越權，侵害股東利益。企業作為企業公民的捐贈已經成為一種潮流或者是一種時尚，企業家走向成功三個階段，第一是創業，第二是管理成熟，第三 承擔廣義的社會責任。不是說我的產品怎麽質量好，我的產品怎麽售後服務好，不僅僅是這些，還要承擔社會責任”。
很好，王石先生早在2006年就為持這種觀點的辯護者準備好了耳光！
辯護理由二：捐款是一種慈善，捐100和捐10000的心意都是一樣的，捐多捐少是個心意。
如果這是指王石先生個人，我可以同意。在同胞甚至外國人遭災的時候，拿出一些錢表達自己的心意，並不能苛求這些錢的多少。但對於象萬科這樣一個企業來說，則全然不同，在四川汶川大地震這樣的時刻，捐款絕然不是一種施舍，而是企業的責任，不是表達了心意就可以的。
巧的是，我們的王石先生也深知這一點，在他的《我的社會責任觀》中寫道：“能力即責任，有多大能力就應該盡多大責任；責任也即能力，盡社會責任既是責任和能力的體現，也是一種競爭力。如何承擔起社會責任，不僅是企業自身的一個認識過程，同樣也是企業能力的發展過程。作為行業領跑者的萬科，也應該是企業社會責任方麵的行業標準”。
我不知道萬科的200萬是不是行業標準，我也不知道萬科的200萬是不是它能力的極限，但王石先生卻清楚的表明了：捐款絕不僅僅是表達一種心意，更是一種與能力相關聯責任。
棒極，王石先生為辯護者準備了第二個耳光！
辯護理由三：對捐款數量的關注以及捐款榜是道德綁架。
我在另一篇文章的回複裏說過，要說“逼捐”，西方國家隻是形式上更文明一些，不至於給人暴民的印象罷了，實質上做得比我們更深入更徹底，不僅僅企業自覺執行，還要求其貿易夥伴共同遵守，甚至動用了政府權力來推進。
最直接的例子，是社會責任標準（SA8000）在某些歐美國家開始強製推行，以及社會責任會計信息披露製度的實施。企業社會責任已經成為歐美企業自覺遵 守，並要求關聯企業共同遵守的行為準則，許多知名企業對供應商實施企業社會責任評估和審核，不能通過這一審核的，則不與之建立商業夥伴關係等待。
一些跨國公司在中國大陸的采購，也采用了這樣的評估和審核，大家還記得前幾年西方對於勞教人員生產的產品的抵製嗎？
再進一步講，社會責任實質上已經遠遠超出捐款的狹窄範圍。“企業並不是捐了款就算完成了社會責任”，已經被公認。中國企業公民建設還隻處在起步階段，有關機構正大力推動。
但因為資本天然的逐利性，企業公民建設僅僅依靠“有關機構”的推動是遠遠不夠的，公眾輿論的監督尤其顯得重要。
同樣的道理王石先生也是明白的，他曾引用過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嶽講過的一句話：“我們的企業家應該明白，有財富沒有責任，有資本沒有道德，有地位沒有良知，都是殘缺不全的社會力量。隻有財富和社會責任的結合，才能把一個賺錢機器變成一個富有影響力的階層，才能夠贏得真正的力量和尊重”，並且表示，萬科希望做這樣的企業，而王石先生也希望成為這樣的企業家。由此可見，王石先生並不是一個道德虛無主義者。
這算不算王石先生為這類辯護者準備的第三個耳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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