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少奇對大躍進錯誤的認識應不早於1960年:回應匿名網友

劉少奇對大躍進錯誤的認識應不早於1960年:回應匿名網友 起軒 閣下在文章中認為,劉少奇在廬山會議上對彭德懷說,“與其你反毛主席，還不如我反毛主席……”.但據我所知,劉少奇的原話是:”與其你篡黨,(還)不如我篡黨”. 從1967年元旦社論發表以後,這句話被拿出來做全國性的公開批判.30多年來,解讀的方式有無數種. 從這句話裏,我的解讀是: 1,劉少奇嘲笑沒有執政能力的彭德懷,自不量力地要利用反大躍進的機會篡黨.他在這裏攻擊的是彭德懷寫"意見書"的動機,而非討論"意見書"的內容是否正確. 2,4月份剛剛當上國家主席,並且在一線全麵主持工作的劉少奇,此時有點飄飄然,把自己看成已經登大位,且比嘉慶早期更有實權黨的領導人. 3,彭德懷對劉少奇曆來不服氣,毛澤東也知道,且敲打過彭.毛說,.“去年八大二次會議我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我六十六歲，你六十一歲，我快死了，許多同誌有恐慌感，難對付你.” 劉少奇這次用這種諷刺的手法批彭篡黨,有點兒"官報私仇"味道. 恕我眼拙,單憑劉少奇這句話,在下絲毫看不出你說的"言下之意，對三麵紅旗，反隻是糾錯的意思，要有策略才行……".的含義在裏麵. 而且就在廬山會議閉 幕後的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劉少奇還發言說："我們現在搞大躍進，搞人民公社，破除規章製度等等，有些人視為亂子，實際上並不是亂子，並不是缺點錯誤，而是一種 革命的正常現象、正常秩序。所有的群眾運動，都總會有一個指頭和九個指頭的關係問題，或者八個指頭和兩個指頭，或者七個指頭和三個指頭的關係問題。"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M].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這裏哪有一點對大躍進或三麵紅旗糾錯的意思呢? 閣下在文章中所說,"59年時，“左”的冒進盲動躁動造成的危害，明顯露出來了，隻是大致上還沒有餓死人."這句話和曆史事實相差實在太遠了!你甚至隻要查一下國內公開發表的統計年檻,就可以發現,1958年隻有四川一個省有人口負增長現象,這是李井泉造的孽.1959年全國人口負增長的省份已達到15個!餓殍百萬,震驚全國的信陽事件中,大規模餓死人始於1959年秋季,到1960年2月才基本止住.由於我國公布的,在大躍進期間的人口統計相當不準確,很多進一步的調查顯示,1959年發生大規模死亡的省份,遠遠不止15個.這方麵的資料,閣下隻要稍加努力即可找到.閣下所說的話,隻有放到1958年還可以勉強解釋通. 1958年，河南掀起「反潘楊王事件」，河南省委第二書記、省長吳芝圃在毛澤東,劉少奇和陶鑄的支持下,把反對浮誇,反對征”過頭糧”的省委第一書記潘複生、副書記楊玨、副秘書長王庭棟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在全省到處抓「小潘複生」，「插紅旗，拔白旗」，批鬥了一大批說實話辦實事的黨員,幹部.這場鬥爭,實際上是第二年批判”彭黃張周”的預演.毛澤東曾點名潘複生為”地方上的右派”,1958年紅旗半月刊還登出”插紅旗,辨風向,為撤底肅清潘複生思想影響而奮鬥”的社論和一篇把潘複生”從頭批到腳”的文革大字報式的文章.1959年的信陽事件是1958年”反潘楊王事件”的必然結果. 事實上,1958年潘複生的觀點和1959年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的意見基本一致,隻是前者更具體,後者的”意見書”略顯抽象.一個區區的省委書記應該沒有”篡黨”的可能吧?可潘複生1958年即被趕到農場勞動,直到1962年的7000人大會後,才由李富春等人到河南宣布潘複生平反,並將其調到中南局工作. 如果按您說的,”看到了“左”的危害，不僅是彭德懷等，也不僅是劉少奇等，毛澤東等也是看到的，所以才有廬山會議.”.那麽廬山會議前,為什麽毛澤東和劉少奇沒有對早已高瞻遠矚地看到”左”的危害的潘複生等人”平反昭血”呢? 平心而論,如果在廬山會議前半段,毛澤東和劉少奇真心要清算大躍進”左”的危害的話.對經濟工作基本外行的彭德懷,連寫”意見書”的機會都應該沒有.而彭對大躍進並沒有否定,而隻是認為它搞的”過頭”.曆史告訴我們,在廬山會議上,隻有完全停止禍國殃民的大躍進,才是能夠最大限度減少人民死亡的最佳經濟和政治決策.而毛澤東連彭的意見都定義為”反黨集團”,誰會相信積極支持毛澤東倒彭的劉少奇” 認識到“大躍進”錯誤的時間是在1959年.’呢? 　　廬山會議後,在批判彭德懷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劉少奇繼續認為”大躍進是為了徹底解放生產力，是為了把社會主義革命進行到底”,堅持認為所犯錯誤是”不可避免的，以 前有，今天有，以後還會有的，恐怕一萬年以後還得有”.從這種強詞奪理的口吻中,哪能聽得出一絲一毫糾正大躍進”左”的錯誤的意思呢? 至於1959年以後的情況,該文說, “從筆者現在掌握的資料看，劉的思想變化大致發生在1961年。這時，大躍進的危害已暴露無遺”.由於找不到1960年的資料,筆者隻能根據已有的證據作判斷. 和您一樣,我也認為這種猜法沒有足夠的說服力. 但從在1959年11月間，劉少奇與一些幹部討論蘇聯版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時，所作的多次發言中看, 劉真正認識到大躍進的錯誤的時間,應不會早於196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