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井泉為升官不擇手段,四川人口四年驟減一千萬/廖伯康

李井泉為升官不擇手段,四川人口四年驟減一千萬/廖伯康

廖伯康以自己的坎坷經曆，花兩年寫出了《曆史長河裏的一個漩渦——回憶“蕭李廖案件”》；通過這個地方典型案例，反映了他所經曆的這段當代痛史。
“大躍進”造成的大饑荒，全國餓死了多少人？我沒有看到過精確的統計數字，隻看到幾個推算的數字，有說三千萬的，有說四千萬的（我的有關文章引用過這個數 字），各有各的推算根據。如果不說全國，隻說某一個地區，號稱天府之國曆來富裕的四川省（那時還包括重慶），卻有頗為精確的數字。即1960年底比 1957年全省人口減少1000萬。

這個數字是伯康在回憶錄中提供的。他說明了這個數字的文件根據：1957年的《戶籍年報》上，四川全省人口是7215．7萬，而1962年5月省委批轉的 有關附件中，所列（1960年底全省人口總數是6236萬，相差正好約1000萬。統計數字中一條人命隻不過是個1，這是太高的抽象，回憶錄中還提供了很 多具體的例證。如雅安地區榮經縣縣委書記說的：那個縣人口死了一半，有一個村子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屍的人也沒有了，隻得找另一個村的人來埋，這些人挨著 餓挖坑，是重勞動，也死在坑邊了，隻好再找其他的村來人埋這些埋人的人。這是一頁怎樣腥風血雨令人戰栗的曆史啊！

問題的嚴重還不隻是餓死了這樣多的人，而在於當時李井泉封鎖餓死人的消息，繼續調運糧食“支援兄弟省市”，以致到了1961年、1962年 還在餓死人。“大躍進”不是四川一省的問題，是全國的問題。正如中I共中央第二個《曆史問題的決議》說的，是“毛澤東同誌、中央和地方不少領導同誌……輕 率地發動了‘大躍進’運動和人民公社化運動，使得以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和‘共產風’為主要指標的左傾錯誤嚴重地泛濫起來。”在這一場遍及全國的巨大 災難中，四川（還有河南等省）是全國最突出的重災區。其所以如此，就不能不談到當時四川省委和中央西南局的主要負責人李井泉了。1958年、1959年那 兩年參加中央的會議，我是有親身感受的。“抬轎子”抬得最起勁的，是長江上中下遊三個人，四川李井泉,湖北王任重和上海柯慶施.尤其是李井泉,特別 賣力，對於農業的破壞也就特別嚴重，實際造成農業的減產。在農業大放“高產衛星”，虛報產量的時候，他也不怕把牛皮吹得大。

1959年4月上海會議時，田 家英在四川農村作了調查，就同我談過他在鄉下挨餓的情況。可李井泉就批評他，不同意他的調查。後來更是硬充好漢，根據虛報的增產數 從四川調出糧食，使廣大農民失去賴以維持生命的口糧。這就是當時四川餓死上千萬人的直接原因。出了這樣大的可怕問題之後，四川省委那位主要負責同誌的對策仍是向中央封鎖消息，不準談餓死人的情況，誰要談，就是 小資產階級軟弱性和動搖性的表現。一些人對此憂心如焚，為了使事態不再惡化，為了把從多的饑民從死亡上救出來，他們想方設法向毛主席寫信，向中央反映真實 情況。

要知道，當年大刮浮誇鳳、大報糧食高產衛星等虛假現象，在廬山會議之前，中央早有察覺。因此毛澤東在1959年4月29日寫了一封《黨內通信》，其 中提出了一個“講真話問題”，說“收獲多少，就講多少，不可以講不合實際情況的假話。”為了鼓勵講真話，毛主席還這樣說道：“老實人，敢講真話的人，歸根 到底，於人民事業有利，於自己也不吃虧。愛講假話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總是吃虧。”

問題出在廬山會議之後，全國大批判“彭德懷反黨集團右傾機會 主義”，終於導致出現大量餓死人的情況。1962年初召開的中共中央七千人大會，正視現實，發揚了一下民主，劉少奇提出“三分大災，七分人禍”的觀 點，讓各地總結“大躍進”以來的經驗教訓。而且還強調要實行“三不”即“不抓辮子”，“不戴帽子”、“不打棍子”。

可是，李井泉回到四 川，仍然不肯麵對現實、仍然捂蓋子，對存在的嚴重情況仍然輕描淡寫，仍然強調“反右傾”鬥爭的必要性。在這種情況下，重慶市的三個領導幹部蕭澤寬（市委組 織部長）、李止舟（市委副秘書長兼辦公廳主任）、廖伯康（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團市委書記），於1960年上半年，分別以書麵和口頭形式向中央反映了四川餓 死人等真實情況，以及李井泉的霸道作風。他們為使災情不再擴大，挽回一些損失，真可說是忠心耿耿，為民為黨為國而進言。

可是，這就觸怒 了李井泉，隨後借貫徹八屆十中全會精神之機，秋後算賬。這次全會是毛澤東繼續向“左”傾道路發展的一次重要會議（為“文革” 提供了理論武器和前期運動準備），於是他們三人就被打成了“蕭李廖反黨集團”。“文化大革命”之初公開批判時，又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他們經受了 更加殘酷的迫害。這方麵有些具體記述，將是研究“文革”史的資料。

作者在記述“文革”時期顛沛流離的經過中，記下在北京地質學院接待站的經曆，我以為是一份很有意義的記錄。通常，人們一說起紅衛兵、造反派、專案組時， 總是很反感的。可是伯康在這裏遇到的一些大學生，仍有著年輕人的熱情和正義感，聽了伯康的說明之後，就盡力幫助他們，想為他們討還公道。盡管當時完全沒有 可能解決這樣的冤案，但是這些大學生所做的努力，是令人感動的。這也使我們看到，即使在暗無天日的十年浩劫之中，仍有一些正直的人想盡自己的微薄之力做一 些好事。

伯康說：“我們和這些青年學生相處一年多，在那動亂的年月，沒有發現他們有什麽過火越軌的行為。他們不辭艱辛，不畏風險，踏踏實實，認認真真地做 了不少調查工作，無非是為了弄清我們問題的真象，辨明是非曲直，伸張正義。他們沒有個人功利目的，動機是純正的，為人是正直的。他們在我們心中留下了深刻 的印象。”這就寫出了社會生活的複雜性；這就可以增強對國人人性的信心，對我們民族未來的信心。

回憶錄中對四川省委李井泉著墨甚多，從中可以看到我們當時專製體製的可怕，及其慣性運轉的力量。上有好者，下必甚焉。1959年廬山會議時， 同田家英、周小舟閑談，我們都有這種感覺，周小舟還曾當麵向毛主席說過這一感覺。他們三人落難，既有全國背景，更具有四川特色：好端端一個天府之國被搞成 饑餓之鄉。50年代到70年代，在長時間“左”傾高壓路線下，從黨內到黨外，從中央到基層，從高層領導到普通平民，都有人不同程度地不斷地抗爭、抵製、諫 議，雖然絕大多數被扼殺，遭迫I害，付出了沉重代價，卻為後來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創的新時期的到來打下了群眾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