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的情感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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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其國方有其行――說說周恩來的情感外交
作者：樊 靜
2007年02月01日08:06

　　1964年1月，周恩來訪問非洲加納的前10天，這個國家發生了總統恩克魯瑪第二次遇刺事件，政治局勢陡然動蕩起來。受傷的恩克魯瑪被迫離開總統府，住進了一個城堡，並在城堡周圍布滿大炮和裝甲車。

　　這時候，如果周恩來如期訪問，無疑是對恩克魯瑪的巨大支持。

　　在議論去還是不去的時候，有人認為，加納政局不穩，如約前往可能有危險，而且加納政府在接待方麵也會有困難，建議推遲訪問。

　　這時，周恩來明確表示：我們不能因為人家遇到了暫時的困難就取消訪問，這是對人家不尊重、不支持。在朋友遇到困難的時候，我們更應該要去，這樣才是患難之交。至於外交禮儀，可以打破通常的慣例。

　　為此，周恩來專門派外交部副部長黃鎮先赴加納，給恩克魯瑪帶去建議：為了安全，一切外交禮節可以從簡，恩克魯瑪可以不去機場迎接；不去外地參觀，可多進行會談。

　　這讓恩克魯瑪喜出望外。他原以為周恩來不會如約來訪了，因為在他第一次遇刺時，印度總理尼赫魯便取消了訪問加納的計劃，周恩來如果取消訪問計劃，在他看來也在情理之中。

　　但周恩來不僅來了，而且主動提出禮節從簡，一下飛機便乘車直奔城堡拜會恩克魯瑪，同時還帶去了毛澤東給恩克魯瑪的慰問信，這怎能不讓恩克魯瑪感受到朋友間的深情和價值呢？於是，談話中他對周恩來說了一句很簡潔的話―――“ 你了解我，我了解你。”朋友的情義，似乎盡在不言中。

　　周恩來轉交的毛澤東給恩克魯瑪的信，是這樣說的：“帝國主義和反動派對非洲各國的人民領袖和著名政治家，一次又一次地進行暗害陰謀活動表明：他們是不甘心自己在非洲的失敗的，是決不會自動退出曆史舞台的。無論過去、現在和將來，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總是要千方百計地阻撓和破壞非洲各國人民的獨立和進步事業。”

　　恩克魯瑪當即將毛澤東的慰問信交給新聞官，要求全文發表。

　　第二天，慰問信被加納報紙在頭版重要位置刊出，加納電台也多次播放，由此讓加納人民深切感受到中國對恩克魯瑪的真誠支持，這對穩定加納政局自然是有利的。

　　周恩來辦外交，其政治智慧和言行策略，有許多過人之處。其中一個方麵，就是他在國際舞台上，特別是在爭取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的過程中，很善於同其領導人交朋友，在一些細節處理上，不僅顯示公道和正義，更投入真摯的感情，使對方能夠確確實實地感到，周恩來和他代表的中國是值得信賴的朋友。我們不妨把這種外交風格，稱之為“情感外交”。

　　周恩來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廣交朋友的情感外交風格，是人們熟悉的。采訪這次會議的美國記者鮑大可，在文章中稱周恩來“是平息爭端帶來和平的人物”。菲律賓外長羅摩洛則說：“周恩來是我去的時候的敵人，回來的時候的朋友。”也正是在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結識了兩個終生的朋友，一個是剛剛在埃及搞革命成功了的納賽爾，一個是後來在中國家喻戶曉的西哈努克親王。

　　先說納賽爾。納賽爾是整個阿拉伯世界的英雄。他在1956年宣布把由英法殖民者控製的蘇伊士運河收歸國有，讓英國人感歎：英國從埃及的撤退，導致了大英帝國這個過去的概念不再存在了。

　　周恩來1963年12月訪問埃及，在同納賽爾見麵時，他首先表達的卻是一個歉意。這讓納賽爾很是意外。周恩來說：新中國成立14年了，我們還是第一次來非洲訪問，來得不是太早，而是太晚了，表達歉意是我們此次訪問的第一個任務。

　　在開羅舉行的記者招待會上，周恩來再次公開表達了這個歉意。在埃及，人們還看到一個細節：在觀看一位當地運動員用7分鍾時間上下跑完金字塔的表演後，周恩來掏出掛在上衣口袋的一支中國生產的鋼筆送給了他。

　　記者們顯然體會到了這個似乎不經意的舉動背後的意味。開羅的阿拉伯文報紙《共和國報》以《周恩來的語言毋須翻譯》為題，發表評論說：“因為我們懂得周恩來，因此，毋須翻譯，我們也會懂得或將會懂得任何自由、權利和獨立的語言。他的語言是毋須加以解釋的。”

　　納賽爾則在一個群眾大會上感慨萬千地稱周恩來“是中國人民的活生生的象征”。直到1982年，埃及一位副總理還向報界說：“埃及人民緬懷已故中國總理周恩來和已故埃及總統納賽爾之間的友誼。

　　周恩來、納賽爾以及第三世界其他領導人，反映了第三世界的尊嚴、民族主義和自由意誌。這種友誼不僅在兩國領導人之間，而且已在人民中深深紮根。”

　　再說西哈努克。西哈努克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宣布柬埔寨奉行中立政策，引起了周恩來的注意。他特別交待外交部的同誌：我們一定要交好這位朋友。

　　次年2月，中國政府邀請西哈努克首次訪華。周恩來又特地委托陳毅給參與接待的人員講清楚西哈努克這次訪華的意義。陳毅為此專門主持了一個會議，給參與接待的單位人員說明：柬埔寨是一個小國，處在兩大陣營中間，不能不采取中立政策，在夾縫中求生存，以兩麵獲益。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它願意保持獨立和中立的政策，我們就應該給予積極的支持和歡迎。我們應當有這樣的氣魄和胸懷。

　　結果，西哈努克在1958年第二次訪華時，為了利用中國的影響抗衡美國和南越吳庭豔政府對柬埔寨的壓力，主動提出改變中立平衡的政策，下決心同中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1960年5月，周恩來回訪柬埔寨。行前，西哈努克的父親即當時的柬埔寨國王病逝。西哈努克擔心，國喪期間接受外國政府首腦訪問，難以在禮節上做得周到，有意請周恩來推遲訪問。當時正在印度訪問的周恩來毫不猶豫地通知柬方，代表團不僅按期訪問，還要專門吊唁老國王，至於接待禮儀，希望柬方從簡。為此，中方還緊急為赴柬埔寨代表團趕製了在吊唁老國王時身穿的素服，以示莊嚴隆重。

　　西哈努克得知這一切，極為感動。為了歡迎周恩來一行，他中止吊唁活動，親自到機場迎接。

　　讓西哈努克更為感動的是，他1970年3月訪問蘇聯時，國內發生政變，在他失去權力和所有的財產時，周恩來代表中國政府依然歡迎他按計劃訪問北京，並親往機場迎接。

　　隨後，西哈努克在北京宣布成立柬埔寨國王臨時政府，中國承擔了他們的生活開支和在世界上開展外交活動的費用。

　　當西哈努克對毛澤東說到將來要償還中國這些費用時，毛澤東說了一句“我們不是軍火商”。此後，西哈努克多次談到：“中國不輸出坦克和士兵，而是輸出尊嚴和對別人的尊重。”

　　恩克魯瑪、納賽爾、西哈努克，在當時都是具有廣泛影響的政治家。恩克魯瑪有“非洲獨立之父”之稱，在他的領導下，黃金海岸成為第一個獲得徹底獨立和自由的非洲黑人國家，並廢除了殖民者強加給他們的名字，改稱為加納。

　　納賽爾於1970年逝世的時候，貝魯特的《今日報》寫道：“一億人，一億阿拉伯人，現在變成了孤兒！”西哈努克作為印度支那人民反美鬥爭的旗幟，是1970年代世界關注的焦點人物。毛澤東和周恩來選擇他們作為深入交往的朋友，顯然是符合中國當時的國際戰略和國家利益的。

　　情感外交，不是不講利，但也不是無原則的利益交換。其特點是基於國家戰略利益的需要，立足於共同的價值觀念來選擇朋友、幫助朋友、加深和擴大合作，推進共同的事業。

　　同時，情感外交也不是不要理。其特點是以情促理，情中顯理，合情合理。在全部的理當中，最重要的就是尊重對方包括尊重對方選擇的平等觀念。這種平等來自內心世界的換位思考，建立在相互理解和神思默契的基礎上。

　　情感外交，體現於細節之中。不受刻板的禮節束縛，不是刻意為之的形式上的安排，也不是冠冕堂皇的應付，而是發自內心，即興而為，這樣的細節，才能“不用翻譯”就讓對方真正感受到尊嚴和價值。

　　情感外交還鮮明地體現為患難之交。在對方遭遇困難時伸出援手，並讓對方真正體會到你不是為了某種功利而故做姿態，而是像朋友間應該互相負起責任和義務一樣屬於自然之舉。

　　有其人方有其行，周恩來的情感外交，是其做人之道的外在延伸。有其國方有其行，周恩來的情感外交，是新中國外交原則的自然延伸。

　　情感外交，為當時處於艱難境地的中國贏得了國際舞台。這就是毛澤東後來說的：不要忘了，是亞非國家的窮朋友把我們抬進聯合國的。

　　情感外交，也為周恩來這位處於東西方冷戰格局中的新中國外交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贏得了罕見的世界聲譽。在他逝世的時候，聯合國總部破例為他下半旗致哀。

〔作者樊靜，女，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副教授，北京 100089〕〕

來源：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黨的文獻 （責任編輯：蔣榮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