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育英：毛澤東一生中惟一為之執紼抬棺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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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育英：毛澤東一生中惟一為之執紼抬棺的人

何立波　宋鳳英　2006年08月15日15:38

　　毛澤東的一生中，僅有一個人享受過他執紼抬棺的高規格禮遇。此人便是林育英。

　　湖北黃岡的林氏家族，出了3位在中國現代史上不同尋常的人物――林育南、林育英(又名張浩)和林彪(原名林育蓉)。他們三人為堂兄弟，都在黨內擔任過要職。林育南是三兄弟中第一個參加革命的，並引導林育英、林彪走上了革命道路。他是卓越的工運領袖，與惲代英齊名，曾任中共中央候補委員、中華全國總工會常委兼秘書長、湖北省委代理書記。1931年在上海龍華被國民黨反動派秘密殺害。

　　1922年，林育英經林育南、惲代英介紹，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參加了香港海員大罷工。
　　1923年，在長沙組織大罷工。
　　1924年5月，林育英去莫斯科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學習。
　　1926年回國。1929年出任上海滬西區區委書記。
　　1930年，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
　　1930年9月，在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候補委員。
　　1932年初，擔任全國總工會常委兼海員工會總書記。
　　1933年1月，赤色職工國際決定在蘇聯舉行一次國際職工代表大會，要求中共中央派一名負責工人運動的領導人出席這次大會，並擔任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中共中央考慮林育英過去長期從事工人運動，懂俄文，又曾去過蘇聯，便決定派他與會，同時擔任中國總工會駐赤色職工國際代表、中共中央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成員。

　　在莫斯科期間，林育英參與了以中共中央名義發表的著名的《八一宣言》的起草和定稿工作。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林育英出席了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期間，他廣交朋友，積極工作，並多次與季米特洛夫、斯大林一起交談，討論有關國際共運和中國革命的問題。

　　回國傳達共產國際指示，促成瓦窯堡會議的召開

　　紅一方麵軍離開中央蘇區開始長征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的電訊聯絡中斷。中國是反法西斯主戰場之一，與世界各國一道盡快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已迫在眉睫。

　　為了向正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並恢複共產國際與中國共產黨的聯係，共產國際與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決定派一位同誌回國。

　　那時，從蘇聯回國有新疆、東北、蒙古3條路線。由新疆到延安路途太遠，東北又處於日軍占領之下，從蒙古入境路程較近，但這條路線要通過荒無人煙的大沙漠，危險性很大，且關卡重重，不能攜帶文件，隻能記在腦子裏。

　　鑒於此，共產國際認為，回國人員隻能走蒙古這條路線。派回國的同誌，不僅要立場堅定、機智勇敢，還要有對敵鬥爭的豐富經驗和一定的威望，並為國內同誌所熟悉和信任。經過反複考慮，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和共產國際決定派林育英回國。斯大林對此表示同意。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代表共產國際與林育英談話征求意見時，林育英愉快地接受了這項既艱苦又危險的任務。

　　林育英在莫斯科買了皮大衣、籮筐和一峰駱駝，然後將一些玩具、衣服、帽子及其它生活用品裝在籮筐裏，裝扮成商人模樣。他化名張浩，與在蘇聯受訓的密電員趙玉珍一起踏上了回國的征途。一路上，他倆爬山涉水，忍饑挨餓，曆盡千辛萬苦。11月初，他倆到達陝西定邊縣，並很快與定邊縣黨組織取得了聯係。

　　當時，定邊縣黨組織的負責人不認識他，甚至對他還有些懷疑。為了弄清情況，定邊縣黨組織向黨中央發了一份電報，告知有一個叫“張浩”的人要找黨中央，可否送來。中共中央負責人張聞天接到了這封電報後，與李維漢等人商量了一下，認為這個“張浩”很可能就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同誌。

　　張聞天特派鄧發代表黨中央到定邊去接林育英。鄧發在定邊與林育英見了麵，並代表黨中央歡迎他回到國內。

　　在定邊縣赤衛隊的護送下，林育英於11月中旬到達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窯堡。張聞天一見到林育英，馬上迎了上去。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激動得老半天說不出話來。過了好久，張聞天才鬆開手，對林育英說：“你辛苦了，歡迎你回來!”林育英頓覺身上的病痛與疲勞全消了。他含著熱淚對張聞天說：“總算找到中央了，終於見到領導和同誌們了!”

　　張聞天得知林育英是林彪的堂兄時，很高興，對林育英說：“林彪正與毛澤東同誌一起在直羅鎮指揮作戰。不久，他會回來的。你們兄弟二人就可以見麵了。”11月20日至12月26日，林育英出席了中央政治局會議。12月8日，張聞天邀林育英一起到安塞，迎接從直羅鎮歸來的毛澤東。林育英過去長期從事地下工作和工人運動，很少有機會與毛澤東會麵。

　　張聞天對毛澤東說：“林育英同誌剛從共產國際回來，與林彪還是堂兄弟呢!”毛澤東握住林育英的手說：“你回來了，我們的隊伍裏又多了一員大將!”林育英見到毛澤東，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他對毛澤東說：“你和紅軍的同誌們辛苦了。”毛澤東將林育英拉到自己身邊坐下，詢問了一下共產國際和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的工作情況。林育英一一作了回答。毛澤東說：“我馬上與聞天、恩來、稼祥他們幾個人商量一下，就在最近幾天開個政治局會議。”

　　這一天，林育英還見到了林彪。兄弟二人見麵時，幾乎認不出來了。林育英得知林彪、聶榮臻率領的紅軍部隊在長征途中打了許多硬仗，很高興，鼓勵他今後多打勝仗。

　　12月中旬，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王稼祥等專門聽取了林育英關於共產國際七大會議精神的傳達。與會人員認為：林育英傳達的共產國際七大關於建立國際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號召是十分正確的。根據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我黨也應適時製定新政策。

　　中央幾位主要領導還商量決定，馬上召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專門研究、製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政策。

　　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瓦窯堡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林育英在會上又一次傳達了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和在莫斯科製定《八一宣言》的經過。這次會議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和中國革命的實際，製定和通過了《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決定建立“最廣泛的民族統一戰線，發動、團結與組織全中國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對當前的主要敵人――日本帝國主義與賣國頭子蔣介石”。

　　瓦窯堡會議是中國共產黨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會議精神，在新形勢下製定新的政治路線、策略和方針的一次重要的會議，它解決了黨在遵義會議上沒有來得及解決的路線和策略，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奠定了理論基礎。

　　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爭取張國燾率軍北上瓦窯堡會議後，毛澤東就林育英今後的工作問題與他作了一次長談。林育英對毛澤東說：“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我已傳達了。黨與共產國際的聯係也暢通了，我的任務已經完成。現在，請求中央給我分配工作。我是共產黨員，中央讓我做什麽工作，我都樂意。”

　　毛澤東對林育英說，目前有兩件大事需要做：一是黨的白區工作沒有負責人，而這項工作在當前又特別重要，希望他將中央白區工作委員會書記一職擔當起來；另一件事，則是幫助解決中央和紅軍領導人的團結問題。

　　接著，毛澤東介紹了張國燾長征途中率左路軍南下的錯誤行徑。說到這裏，毛澤東憂心忡忡地說：“特別嚴重的是，10月5日，張國燾不顧朱德、徐向前等人的反對，公然另立中央，自任主席，走上分裂黨、分裂紅軍、破壞革命的道路。目前，左路軍指戰員的處境十分危險，要想辦法將他們拉回來。你現在回來了，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配合我們做工作，力爭左路軍早日回來。”

　　毛澤東接著說：“目前，張國燾與我和聞天、恩來的關係都很僵，我們發電去，他聽不進去。朱德、徐向前等同誌在那裏很為難，也很吃力。張國燾比較相信共產國際，正好你又是共產國際派回來的，你以共產國際代表的身份做工作，他有可能聽。”

　　林育英感到毛澤東交給的這個任務很重。但為了黨的事業，自己應盡力幫助中央和毛澤東多做工作，以維護黨和紅軍的團結。他對毛澤東說：“這樣吧，我盡力配合你和中央做工作。”

　　當時，中央辦公廳安排林育英住在張聞天、劉英夫婦的隔壁。張聞天也找林育英談過幾次話，希望他全力配合中央做爭取張國燾的工作。

　　12月5日，張國燾公然致電中共中央，稱他已成立“中央”、“中央政府”、“中央軍委”，要陝北的中共中央改稱“北方局”。林育英看到這封電報，氣憤地說：“不知天高地厚，什麽東西!”

　　1936年1月16日，林育英根據毛澤東、張聞天的意見，以共產國際代表的名義，給張國燾發去一份電報。電文中說他奉共產國際委派，回國解決紅軍一、四方麵軍發生的分歧，並帶有共產國際七大對中國問題的意見和密碼，可與共產國際通電。

　　收到了林育英的電報後，張國燾仍不願帶部隊北上，因為他已另立“中央”；如果北上，則被他稱為“北方局”的又要領導他這個“中央”了。中共中央不見張國燾回電，又給他發了電報，令他取消“中央”。

　　1936年1月22日，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會議，林育英出席了會議。這次會議專門討論張國燾分裂黨、危害紅軍的問題。與會的同誌對張國燾的反黨行為極為憤慨，紛紛發言譴責張國燾。

　　為配合中共中央作出的這個決定，毛澤東、張聞天又建議林育英給張國燾、朱德發去了《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共中央路線，張國燾處可成立西南局》的電報：國燾、朱德二同誌：

　　甲，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國共產黨中央的政治路線，並認為中國共產黨在共產國際隊伍中，除聯共外是屬於第一位的。中國革命已成為世界革命的偉大因素，中國紅軍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紅軍的萬裏長征是勝利的。

　　乙，兄處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屬代表團，兄等對中央的原則爭論，可提交共產國際解決。林育英1月24日。

　　同日，張聞天也致電張國燾，表示張國燾處可成立西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暫時與黨中央發生橫的關係。

　　張國燾看到電報，心裏頗不是滋味。林育英的電報肯定了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就意味著張國燾的主張和做法是錯誤的。從心裏講，張國燾很難接受林育英的這封電報。隻是由於林育英的電報中說了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政治路線”，他才不得不考慮林育英的意見。他若再一意孤行，帶部隊南下，就要背“違背共產國際指示”的罪名。

　　與此同時，在朱德等人的鬥爭下，張國燾的南下計劃受阻。

　　過了幾天，張國燾連續給林育英發了3封電報。在這3封電報中，張國燾的氣焰沒有先前那麽囂張了。

　　這一時期，林育英或單獨或與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等聯名給張國燾等人發電報，要求取消“中央”，盡快率部隊北上。張國燾此時的心情很複雜――政治上，毛澤東得到了林育英這個共產國際代表的支持，他們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精神製定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深得人心；左路軍南下作戰接連失利，形勢日益緊張；就連一貫支持他的紅四方麵軍政委陳昌浩，也開始反對他。

　　1936年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致電張國燾，對南下紅軍的戰略提出了3個行動方案：第一，北上陝甘；第二，就地發展；第三，南下轉戰。林、張二人指出：中央認為，第一方案為上策。這樣，張國燾被迫取消了“中央”，並同意北上。

　　1936年8月3日、9月3日，林育英與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博古又聯名給張國燾發電，歡迎他率領部隊前來會師，並指出“注重目前團結，過去的爭論一概不談”。

　　9月27日，張國燾、朱德、徐向前、陳昌浩聯名致電林育英、張聞天、毛澤東，表示尊重共產國際和中央的指示、意見，決不再改變。

　　10月19日，林育英從保安啟程，代表中共中央到寧夏同心城迎接紅軍二、四方麵軍。經過幾天的急行軍，紅二、四方麵軍於11月3日抵達同心城。林育英在關橋堡會見了張國燾、朱德，並在紅四方麵軍活動分子會議上作了報告，向廣大幹部介紹了黨中央製定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偉大意義。

　　又過了幾天，張國燾回到保安。根據中央的指示，林育英又趕到保安，代表中央找他談話，做他的思想工作，希望他能認識自己的錯誤。隨後，林育英與張國燾一同回到瓦窯堡。在以後的一段時間裏，林育英又多次找張國燾談話、做工作。

　　出任一二九師首任政委

　　1936年10月下旬，原紅四方麵軍的前鋒部隊兩萬餘人西渡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11月上旬，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定，過河部隊稱西路軍。西路軍渡過黃河後，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孤軍奮戰4個月，殲敵兩萬餘人。但由於這次西渡黃河作戰是戰略上的失誤，戰術上起不到大的作用，加上部隊準備不足，環境生疏，沒有後方，補給困難，西路軍陷入困境。西路軍進入祁連山地區後，曾連續給中央發電，請求中央派部隊救援。

　　1937年2月27日，中央軍委發出了關於組建援西軍問題的指示。軍委決定抽調第四軍、第二十八軍、第三十一軍、第三十二軍及一個騎兵團組成援西軍,由劉伯承任司令員，林育英任政委。

　　援西軍組成後，毛澤東專門與林育英作了一次長談。毛澤東說：“這個任務很艱巨。長征途中，許多幹部、戰士在張國燾右傾分裂主義錯誤的危害下，曾三過草地，吃苦甚多，犧牲了不少人。幹部、戰士的政治思想工作任務很重，沒有一個得力的人去不行，所以，中央決定派你去。軍事上，伯承同誌很強。這樣，援西軍裏的文武兩將都是硬角色。”“伯承同誌很強，我向他學……”未等林育英說完，毛澤東大笑起來：“你也很行啊!你是湖北人，不是有‘惟楚有才’的說法嗎?你也是‘楚才’嘛!”

　　又談了一陣，毛澤東對林育英說：“西路軍情況危急，時間緊迫。你趕快與伯承同誌商量一下，先把陝北的部隊帶出去，再在甘肅省鎮原縣將部隊集中起來，然後相機援助和接應西路軍。”

　　第二天，部隊從三原、淳化出發，日夜兼程西進。經過半個月的急行軍，部隊到達鎮原縣時，收到西路軍發來的一份電報。電報中說，他們經過數次血戰，迭遭挫折，幹部、戰士大部分犧牲、被俘，餘下人員被迫上了祁連山上的康隆寺，已經彈盡糧絕。援西部隊遠水解不了近渴，不必渡河。黨中央也來了電報，要求援西軍暫時屯兵鎮原，一麵收容西路軍失散人員，一麵進行整訓。援
　　
　　西軍在鎮原待命期間，收留了數千名失散的西路軍官兵。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也是劉伯承、林育英派人接到鎮原縣城的。對於收留的西路軍人員，林育英指示政治部對他們作了較好的安排——有的到隨營學校或延安學習，有的則就近編入了援西軍。

　　不久，任弼時受中央委派，到援西軍傳達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精神和中央《關於張國燾同誌錯誤的決定》。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援西軍隨即展開了對張國燾錯誤行為的批判。批判一開始，援西軍的部分幹部思想上就出現了偏差。有的認為，西路軍失敗的責任在黨中央，還有的在批判張國燾的錯誤時，將紅四方麵軍與張國燾混在一起，似乎整個紅四方麵軍中沒有好人。許多連隊、機關開會討論時，不同意見的人常發生爭論，有時還爭得麵紅耳赤。

　　林育英很快發現了這些傾向。為了統一全軍的認識，把批判張國燾的錯誤引入正軌，他深入到各軍、師、團，一次又一次地向幹部、戰士作報告，用擺事實、講道理的辦法，對基層官兵進行教育，引導他們深刻認識張國燾錯誤的嚴重性，提高廣大指戰員的思想覺悟，並按照黨中央規定的政策界限，將張國燾與紅四方麵軍廣大幹部、戰士嚴格區別開來。精誠所至，金石為開。林育英強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不僅使援西軍的幹部、戰士提高了認識，統一了思想，還肅清了張國燾錯誤路線在紅四方麵軍中的影響。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麵爆發。根據國共兩黨達成的協議，中共中央決定將紅軍主力改編為八路軍。

　　8月25日，中革軍委發布命令，劉伯承任八路軍一二九師師長，林育英任師政訓處主任(10月改任師政委)，徐向前任副師長。

　　8月22日至25日，林育英出席了黨在洛川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會上，他就統一戰線和抗日戰爭的策略問題作了發言。在這次會議上，中央成立了以毛澤東為首的11人中央軍事委員會，林育英排名第8位。

　　9月1日，林育英與劉伯承一起回到陝西省三原縣石橋鎮一二九師師部。第二天，劉、林召開了全師高級幹部會議，傳達了洛川會議精神。

　　9月3日，林育英又與劉伯承一起召開了全師連以上幹部會議。林育英過去從未帶過兵，要帶好這支萬餘人的部隊，是很不容易的。針對部隊存在的問題，林育英與劉伯承緊密配合，在部隊中開展了一場又一場強有力的思想教育運動。

　　他數次召集部隊團以上幹部開會，並多次作報告。他反複向幹部講：一二九師的全體幹部要在認識張國燾分裂主義危害性的同時，自覺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中央出現的這次分裂，責任在張國燾，不在下麵。下麵的同誌隻要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提高了認識，總結出經驗教訓就行了。他還教育大家，黨的原則是黨指揮槍，決不允許槍指揮黨。不管你本事有多大，人有多少，也不能與中央對抗，更不能同中央鬧對立，要用無產階級的黨性和鐵的紀律嚴格要求自己，自覺地維護黨的團結。

　　林育英的報告，對增強一二九師幹部的團結和統一，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部隊改編後，黨中央要求八路軍各師在抗戰中要機動靈活，避實就虛，以遊擊戰為主。為了適應這一變化，一二九師一開拔到遼縣，劉伯承與林育英就商量決定辦一個遊擊訓練班，培訓軍隊和地方遊擊隊幹部。訓練班開學後，劉伯承、林育英親自去授課。幹部們分期分批地到訓練班學習後，就帶隊到各地“分兵以發動群眾，集中以打擊敵人，廣泛開展遊擊戰爭”。在開展遊擊戰時，既要反對隻遊不擊，又要反對隻擊不遊，堅持遊而避實，擊而就虛。由於劉伯承與林育英在戰略戰術上的超前工作做得好，一二九師在後來的對日作戰中屢屢獲得勝利。如在打陽明堡飛機場時，他們就用了奇襲的辦法，一次擊毀敵機20餘架，狠狠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

　　按計劃，一二九師要在9月6日召開全師“抗日誓師”大會，但這天卻下起了傾盆大雨。陳賡和李達一再向林育英建議：雨天在外麵站久了，幹部、戰士恐怕會得病，是否將誓師大會改在晴天進行。林育英不同意改期，他說：“已經決定了的事情，不要輕易變更。我們是軍隊，如果朝令夕改，將會影響幹部、戰士的情緒。誓師大會照常進行。”在誓師大會上，林育英代表黨中央及中央軍委，授予一二九師指戰員“紅軍十年紀念章”。這次大會雖是在雨中進行，但因準備周到，指戰員情緒高漲，會議開得極為成功。誓師大會後，部隊一邊學習，一邊整訓，為開赴抗日前線作準備。

　　因腦病時常發作，林育英不得不帶著健腦器工作。後來，由於病情加重，他經常暈倒在工作崗位上。鑒於此，劉伯承特地向黨中央報告了林育英的嚴重病情，建議中央將林育英調回延安治療，並另派一名政委到一二九師。毛澤東接電後，當即與張聞天等人商量，決定調林育英回延安，由八路軍政治部副主任鄧小平繼任一二九師政委一職。

　　對林育英在一二九師的工作，李達將軍在《發揚老前輩忠於黨忠於人民的精神》一文中，作了如下回憶和評價：“張浩(即林育英)在一二九師工作到1938年春，即被調回中央。他在部隊工作的時間雖然隻有一年多，但當時正是我黨我軍處在曆史轉折關頭，即由土地革命戰爭轉向民族解放戰爭，由反‘圍剿’變為抗日。如何適應這種新形勢、新任務，這需要強有力地引導和有針對性的政治思想工作，張浩在這方麵做了大量的、艱苦細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使部隊適應了新的形勢和新的任務。……張浩同誌貫徹黨中央的方針、政策和策略是堅決和認真的，因而對一二九師的建設，特別是思想政治工作和作風建設貢獻很大，可以說是開了個好頭……”

　　毛澤東親自為林育英執紼抬棺

　　1938年1月，林育英回到延安。在延安期間，林育英一麵治病，一麵負責有關工人運動的工作。3月中旬，林育英任安吳堡青訓班職工大隊大隊長，曹瑛任教導員。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黨中央在延安召開了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林育英是中央候補委員，參加了這次會議。林彪也列席了大會。由於林育英對革命事業的突出貢獻，大會選舉他為中央委員。與會人員合影時，毛澤東、林育英不約而同地站到了後排。毛澤東拉著林育英的手說：“來，我與你在一起。”這時，林彪走了過來。毛澤東又把林彪往林育英右邊一推說：“你們是堂兄弟，更應站在一起。”這樣，六屆六中全會的合影照片上，林家二兄弟第一次同毛澤東在一起合影。

　　1940年4月30日，林育英與毛澤東、朱德等中央領導人應邀到延安青年文化溝出席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大會。會議開始後，先由周恩來作演講。接著，大會主持人請林育英發表講話。林育英像往常一樣，振作精神，走到台前，發表慶祝五一節重要意義的演說。講了不到10分鍾，他突發腦溢血，警衛員迅速上前抱住了他，並立刻把他送往醫院搶救。因搶救及時，林育英無生命危險，但卻無法站立起來，更無法再為黨工作。

　　由於延安的醫療條件有限，林育英的半身不遂始終未能治好。他雖然臥床不起，心裏卻時刻想著中國革命，想著黨的事業。

　　住院期間，毛澤東親自到林育英住處看望他。毛澤東握著他的手說：“林育英同誌，我總想來看你，因為太忙，一直沒能來成。”毛澤東的關心，使林育英深受感動。他對毛澤東說：“主席，我是老病號。你太忙，不要再來了。”毛澤東在林育英床邊坐下，又說：“你要注意保重身體，爭取早日康複。”林育英說：“我的身體已經不行了，保養也無益。革命事業正需有人去做，我卻躺在床上起不來，心裏非常難受。”“你現在不要想那麽多。對你來講，最重要的就是讓身體早日康複，病好了接著幹嘛!”

　　1941年8月，日軍戰機飛到延安上空，轟炸中共中央機關和中共領導人住處。飛機在空中盤旋了一陣後，炸彈如雨點般的傾瀉下來。一顆炸彈在林育英的窯洞門口爆炸，窯洞被震得不停地顫動。巨大的爆炸聲，使林育英的大腦、心髒受到刺激。他的病情急劇惡化。接著，他的身體出現水腫。他的秘書、警衛員及妻子等人見他生命垂危，連忙將他送往延安中央醫院搶救。名醫何穆對林育英的病情進行了徹底檢查，結論是：心髒大了3倍，肝髒、脾髒擴大，還有肺水腫，腎髒亦有毛病。

　　毛澤東指示中央醫院全力搶救。經過何穆、金茂嶽等名醫一段時間的悉心治療，林育英的病稍有好轉。躺在床上，林育英時常回想自己參加革命的艱難曆程和黨內複雜的路線鬥爭，懷念引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堂弟林育南和戰友惲代英、李求實等人。一天，他與一同住院的原一二○師政委關向應談起王明把持中央領導權期間，殘酷打擊、迫害為黨的事業作過巨大貢獻，又有很高馬克思主義理論水平和豐富鬥爭經驗的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人的情況，引起關向應的同情與關注。他倆決定一起向中央和毛澤東上書，建議黨中央重新給林育南、何孟雄、李求實等同誌作政治結論，肯定他們勇於與王明路線作鬥爭的英雄業績。很可惜，這項工作剛剛開始，林育英的病情又突然惡化。

　　1942年2月，林育英得知林彪已回到西安，心裏很高興。此時，林育英很想念林彪。恰巧，林育英的一位老部下因事要去西安。臨出發前，他來看望林育英。林育英得知老部下馬上要到西安去，拉著他的手說：“麻煩你給林彪帶個口信，我快不行了，希望他早日回延安，我們見見麵。”

　　2月14日，接到林育英口信的林彪回到延安。吃過午飯，林彪先到交際處看望了父親林明卿後，連忙去看林育英。林彪仔細詢問了林育英的病情和治療情況。林育英說：“黨中央和毛主席對我的病情很關心，盡了最大的努力。隻是我的病太重了。”他倆談了好一陣。當醫生查病時，林育英見時間不早了，便對林彪說：“育蓉啊，今天見到你，我有幾句話要說，也算是我的囑托，你要好好記住。”林育英接著說：“我們林家三兄弟參加革命後，最早去世的是育南，他實際是受王明迫害而死的。他蒙冤而逝，死得太可惜。近來，我與關向應同誌曾談過這件事，也向毛主席及其他中央領導人反映過，組織上應對他和何孟雄、李求實等同誌的問題作個結論或肯定。中央已經在考慮這個問(下轉第48頁)(上接第34頁)題。你回來了，要把這件事與中央的其他領導同誌再談談。育南才華橫溢，能文能武，很了不起，又是我和你的革命引路人。他的冤屈不僅是他個人的問題，這關係到黨的路線和大是大非問題。我們如不為育南說公道話，對不起黨，也對不起他。”林彪說：“這件事我記住了。”

　　2月下旬，林育英的病情日益惡化。3月5日，林育英用微弱的聲音將警衛員、秘書及妻子等人叫到身邊說：“我不行了，革命20年如一日，未能看到革命勝利，深以為憾。我死後，請組織上將我葬在楊家嶺對麵的桃花嶺上，使我能天天望著黨中央、毛主席!”

　　1942年3月6日淩晨1時45分，林育英在延安中央醫院逝世。

　　當天下午，中央成立了林育英治喪委員會，由李富春、林彪、鄧發等人組成。遺體移入中央大禮堂。3月7日，延安《解放日報》頭版刊登了《中共中央委員張浩同誌積勞成疾病逝》的消息。中共中央領導人毛澤東、朱德、任弼時、陳雲、葉劍英等輪流為林育英守靈。本來，治喪委員會通知8日開始吊唁，但7日各界同誌自發先期前往吊唁者就達500餘人。許多人淚流滿麵地說：“我們得知林育英同誌逝世的消息，心裏很難過，等不到明天了。”3月8日，延安細雨紛紛。上午4時至9時，延安各界人士萬餘人參加了林育英的遺體告別儀式。這一天，毛澤東親自為林育英題寫了挽聯：“忠心為國，雖死猶榮。”

　　3月9日，中央決定公祭林育英。公祭之前，毛澤東對朱德、任弼時等人說：“林育英是一位很好的同誌。他的去世，是我們黨的一大損失，我心裏非常難過。我想，同誌們的心情也是如此。為表示我們對他的敬意和懷念之情，我提議，他的靈柩由我們幾個主要領導人親自抬。”朱德、任弼時都表示同意。上午9時，公祭儀式在延安中央黨校門前的廣場上舉行。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任弼時主祭，李克農念祭文。在公祭儀式上，中央領導號召大家學習林育英對黨忠誠、英勇不屈、吃苦耐勞、密切聯係群眾、作風正派的好品德、好精神。儀式結束，萬餘人參加出殯。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楊尚昆、徐特立等中央領導人親自將棺材抬到桃花嶺上安葬。

　　這是毛澤東一生中惟一一次執紼抬棺。

　　安葬林育英當天，《新華日報》發表了《悼張浩同誌》的社論，對林育英一生的貢獻和功績，作了很高的評價：“……張浩同誌是職工運動領袖，是中國共產黨的中央委員。他的一生，是革命的、戰鬥的一生。……他在艱苦奮鬥的一生中，學習和掌握了革命理論，領導了職工運動，成為中華民族解放運動中最優秀的戰士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