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有關中國1959－1961年饑荒的研究綜述
範子英/孟令傑
（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原載《中國農村觀察》2005年第1期
內容提要：近年來有關1959～1961年中國大饑荒的解釋眾說紛紜，至今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係，本文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歸類、解釋並給出評論，我們力圖得出能夠較好地解釋曆史現象的理論，並指出一些還沒有解釋的問題和疑點。關鍵詞：饑荒FAD 食物獲取權公共食堂綜述
一、引言
傳統的解釋饑荒成因的理論有食物供應量下降（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FAD）和由Sen 開辟的食物獲取權（Entitlement ）的喪失，前者著重於從供給方麵找出原因，認為戰爭、自然災害等可以在某一地方影響農業產出，導致食物供應量急劇下降並最終導致饑荒；後者則強調饑荒是一個地區大量人口不能獲得足夠食物的狀況，盡管人均糧食產出的不足可能導致饑荒，但Sen 發現在某些地區在人均糧食不變的情況下，饑荒也可能發生，這可能緣於部分人口的稟賦發生了變化，也可能是由於糧食的相對價格的大幅度上升。Sen 所提出的理論為饑荒成因的研究開辟了一塊新的天地，指出了由非不可抗因素導致饑荒發生的可能性，這一理論現已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
20世紀80年代初有關我國五、六十年代饑荒的統計數據逐漸公布，從現有的統計資料看，
1959～1961年我國直接人口損失一千多萬，
農業產出僅1959年就下降了15%，
可以猜想：這三年我國經曆了一場大範圍的災難。
在有關這場災難的嚴重程度特別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量方麵，國內外學者做了深刻的研究，
Ansley1981年估計的結果是1650萬，
John1982年和Peng1987年估計為2300萬，
Ashton1984年估計為2950萬，
Banister1987年估計為3000萬，
Cheng1994年估計為4300萬，
另外由於這三年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導致的沒有出生或推遲出生的人口約為3300萬（Ash2ton等，1984）。
我們僅列出這些數字以說明災難的嚴重性，至於到底哪個更符合實際情況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對這場災難的起因，不下幾十位學者有過研究，但至今也莫衷一是。
最早的研究要追溯到1984年的Bernstein ，他以傳統的FAD 方法指出由於政府的征購率過高導致農民剩餘糧食減少並最終導致饑荒；
1990年林毅夫以退社權的喪失解釋農業生產率下降並一直徘徊不前，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可算是用FAD 方法來解釋饑荒；
1996年楊大利首先指出饑荒是由於非理性消費（irrational consumption）造成的，
在楊文中有兩個觀點：
（一）公共食堂是公共財產，最終導致公地悲劇，造成過量消費，形成饑荒；
（二）對於各地死亡率的差別，楊用計量方法得出地方忠誠度（用黨員密度度量（Partymembership density -PMD ））是關鍵因子；
第二年（1997年）文貫中和張欣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是饑荒的導火線，即最初的饑荒並非由於FAD 和食物獲取權的喪失引起的，而是公共食堂的免費供應和不設上限供應導致的；
可以看出楊和文與張的觀點既不屬於傳統的FAD 方法也不屬於Sen 所提供的食物獲取權的喪失，而是相對於中國當時特殊國情的一種新解釋；
最新的研究有2003年周飛舟利用分省的數據資料得出地方政府救荒不及時和救荒能力低下才是導致饑荒及饑荒差異的主要因素，
周用返銷糧發放數量的加大來說明饑荒發生時大部分省份都作出了反應，在用省際調糧高昂的執行成本和迫於政治壓力而未向中央政府求助來說明地方政府救荒能力的不足；
林毅夫和楊濤2000年撰文指出城市偏向才是決定一省人口死亡率的主要因素，他們用計量方法將城市偏向（農村人口比例）和食物供應量（人均糧食產出）作為主要解釋變量，最終得出前者要遠比後者顯著。
本文將以上觀點歸為三種假說，即食物供應量的下降（FAD ）、食物獲取權的喪失和製度因素，並對文中的某些觀點進行討論，最後我們將指出現有的還未得到解釋的問題。
二、正文
假說一：食物供應量的下降（FAD ）
FAD 是指這樣一種情況，由於某些人為或非人為因素導致糧食大範圍或局部的急劇減產，人均糧食供應量下降，於是形成饑荒，當然，這裏的糧食減產可能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比如說自然因素、政策因素，在這裏我們對應的列出兩種解釋。
1.三年自然災害。1960年政府開始承認1959～1961年的饑荒，並稱之為三年困難時期，隨後又以三年自然災害來詮釋饑荒並一直沿用至今。三年自然災害的提出可以作為政府對饑荒的一種解釋，指出自然災害這種不可抗因素導致糧食的大量減產，最終由於糧食供給不足導致饑荒。
很多學者對三年自然災害的提法表示懷疑。有人對這三年的自然災情資料進行分析得出這幾年沒有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災害（王維洛，2001），甚至有學者稱這三年的天氣較常年還好（金輝，1998），當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大麵積的持續災害似乎也站不住腳（林毅夫，1990），20世紀80年代官方文獻也開始承認大躍進和反右傾加上蘇聯的毀約也是造成三年危機的主要因素，劉少奇曾指出這次危機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薄一波，1993）
2.退社權的喪失。我國農業生產合作最早開始於國內革命戰爭時期。20世紀50年代初期，由於農業生產技術落後和勞動力的缺乏，農民自發組成互助組，一般由4～5戶組成，隨後發展到初級社、高級社，這時農民還擁有退社的權力，比如，1957年春就由於農戶對合作社不滿掀起的退社風潮.這一合作化進程在初期是成功的，以1952年的價格來計算，1958年的農業產出增長了27.8%（林毅夫，1990）。基於這些成就，1958年7月開始了公社化運動，要求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到11月初，全國共有74萬多個農業合作社組成26500多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參加的農戶占總農戶數的99.1%（趙德馨，1989）。這種公社與之前的合作社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農民不再擁有退社權。
林毅夫指出，每個成員在入社時都承諾自己在合作社中會像自己單幹時一樣努力，農業由於本身特性導致監督成本巨大，在生產過程中進行監督顯得不可能，於是就隻能以最終產出作為衡量社員努力程度的標準。那些可能違背自己承諾的社員可能會考慮偷懶，偷懶可以使他的收益增大而使其他社員分擔成本，當農戶擁有退社權時，由於某些社員偷懶使得努力的社員的收入減少時，那些努力的社員就會以退社相要挾，這樣那些偷懶的社員就會考慮由於其他農戶的退出導致他本人規模效益的喪失，於是他便不再偷懶，以此來保證其收益不減少；到了公社時期，農民的退社權被剝奪，這樣，唯一可作為生產監督的替代方式也喪失了，於是在整個公社中，社員的激勵很低，以前想偷懶的社員繼續偷懶，以前努力的社員也不再努力，生產率下降到了一個很低的水平。
林在隨後用唐宗明、文貫中等人計算出的生產率指數來驗證他這種理論的正確性。林指出，雖然公社在1961年便解散，但農民的退社權的喪失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並以此解釋我國農業生產率一直徘徊不前。
可以說，在解釋生產率問題上至今沒有太大爭議，生產率下降導致糧食產出下降，食物供給也隨之下降，但以此來解釋為何1959年會爆發大麵積危機卻顯得不足，同樣也不能解釋危機為何在1962年停止，按林的理論推斷的話，1959～1961年的危機與生產率的下降沒有直接關係，農戶退社權的喪失至多隻能算著一個輔助因素。
假說二：食物獲取權的喪失
Sen 的食物獲取權理論考慮一個人的稟賦向量，它可能包括土地擁有量、勞動力、健康狀況以及其他產權，他可以用其最初稟賦生產或購買食物，當這兩種方式都不能獲得足夠的食物時，饑荒便產生了，這可能是由於稟賦向量的減少（直接食物獲取權失敗），也可能因為食物價格發生了不利變化（交易食物獲取權失敗），還應包括人為的扭曲食物供應體係。
1.過高的糧食征購率。Bernstein 於1984年指出，中國實行的重工業化戰略必然導致向農民的索取來支持工業發展，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浮誇風在加上當年的糧食大豐收使得領導人盲目樂觀，糧食征購率也隨虛報的產量而上升，過高的名義征購率加上實際產量的下滑導致1959及1960年的實際征購率達到39.7%和35.6%，農民手中可供支配的糧食急劇減少，以至不能維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導致大範圍的饑荒。
Berstein在這裏用糧食的高征購率來解釋饑荒，其本意是說這種征購率導致本該對某部分剩餘糧食具有支配權的農民失去了這種食物獲取權。然而大範圍的饑荒在1959年秋就已經非常嚴重，為何在這種情況下1960年的征購率還那麽高？如果中央政府不知情，地方政府在知情的情況下為何沒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將1962年的人均糧食供應量與1959年的相比，兩者相差僅1公斤，那麽又如何解釋饑荒在1962年已經停止而在1959年卻最嚴重？
2.城市偏向的糧食供應製度。林毅夫和楊濤2000年指出中國有一個有效的偏向城市的食物供給體係，因此城市居民得到定量糧食的權利得到法律保護，政府以城市居民生活需要來強製征收農村的糧食，這樣，不管當年的產出情況如何，這樣一種體係使得城市居民在食物獲取權上具有優先權，而農民隻對剩餘糧食具有支配權，一個國民的居民身份就決定了其食物獲取權，於是，城市偏向程度就成為食物獲取權的代表。在文中，他們以一省糧食產出作為FAD 的代表，而將一省中農村人口比重作為城市偏向即食物獲取權的代表，以1954～1966年間中國28個省的數據來檢驗他們的理論，最終得出，各省死亡率差異，中69.5%可由城市偏向解釋，30.5%是由食物供應量下降解釋，這樣他們得出結論，中國饑荒更主要是由於食物獲取權的喪失而不是食物供應量的下降導致的。
林和楊的文章在解釋分省死亡率差異方麵很有說服力，但以分省人均糧食產出作為FAD的代表顯得站不住腳，而應以分省的人均糧食供給作為影響因子，因為這裏麵存在著一個返銷糧，並且隨後的學者（周飛舟，2003）的研究顯示在饑荒時期各省的數額差異很大。
假說三：製度因素
考慮當時中國的特殊國情，有許多學者提出Sen 的食物獲取權喪失理論並不適合，因為其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而當時的中國市場幾乎等於零，同時基於Sen 的理論作出的解釋也確實很難圓滿地解釋一些現象，比如說饑荒為何在早期就出現了；同樣，FAD 理論在解釋饑荒時也有一些致命的缺陷，比如說，在糧食供應並沒有增加的1962年饑荒為何又能停止。於是很多人就把目光轉向了當時推行的某些特殊政策和實行相關的製度。
1.公共食堂。農村公共食堂早在人民公社前就已產生，但隻不過是合夥煮飯相對固定化，與人民公社時的公共食堂有根本區別（羅平漢，2001）。一般學者都將公共食堂作為人民公社的代表，其實在1958年夏季大量湧現的公共食堂，固然是與當年人民公社的迅速建立聯係在一起，但卻要早於人民公社，到1958年年底，全國公共食堂達到345萬個，在公共食堂吃飯的人占總人口的90%以上，公共食堂的運作機製或許與饑荒本身有著某種聯係。
楊大利在其研究大躍進的專著中，提出公共食堂中的食物同公社中的土地、農具一樣被視為公有財產，由於公共食堂實行免費供給製和不設上限供給，每個農民都放開肚皮吃飯，多吃的食物收益歸自己個人所有，而成本卻由其他成員共擔，這樣就導致了公地悲劇.特別是到了1958年秋，許多公社不再將糧食分配到戶，本來不滿其他人的消費行為的農戶可以自己回家做飯，但現在這種節約糧食的權利也被剝奪了，於是每個農民到公共食堂都拚命吃飯，最終導致糧食耗盡，爆發饑荒。
楊以公共食堂解釋饑荒，對於各省死亡率的不同，其以公共食堂作為當時地方政府對中央政策貫徹程度的代表，將黨員密度（PMD ）作為影響因子，用計量方法得出那些黨員密度小的地區更傾向於貫徹中央政策以表示對中央的忠誠，這樣，楊最後將這場饑荒歸咎為政治因素。楊雖然在前麵論述公共食堂這一非理性消費機製導致饑荒，隨後卻指出其他因素如過量勞動、忽視醫療等同等重要，他隻是將公共食堂作為饑荒成因的一個環節而已。對於他提出的由PMD 引起各地死亡率的不同這一論點卻有待考究，首先是已有的證據顯示，各地對於政策執行情況往往是由一省的領導拍板而不是由基層的群眾決定，二是林毅夫2003年用計量方法將楊的PMD 與他本人提出的解放時間的早晚（Time of liberation -TOL ）作為影響因子，得出後者要比前者顯著。至此，楊的研究為後人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但其研究的結果卻不一定成立。
文貫中和張欣1997年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是引起饑荒爆發的唯一因素，他們首先指出由現有的資料顯示，饑荒最早發生於1959年春，甚至有些地方1958年冬就已經出現，並將可能引起饑荒的因素分為五類：①糧食減產；②食物供應量的下降；③食物分配不合理；④需求的急劇增大；⑤消費的無效率，隨後逐一分析，逐一剔除，最後隻剩下第五條才能解釋他們的前提條件，而其他因素導致的饑荒要到1959年秋冬才可能出現。公共食堂裏儲存的糧食每年都要損失很多，並且公共食堂導致了浪費和過度消費，雖然1958年糧食大豐收，但由於這種毫無節製的消費機製卻導致了部分地區在當年就嚴重缺糧並出現饑荒，他們列舉了大量數據以支持他們的觀點，特別是四川省的統計數據顯然不能由前四種因素解釋，1958年四川糧食產出增加5萬噸，可當年的死亡率卻由1.21%上升到2.52%.如果文和張所提出的饑荒最早發生於1958年秋冬而不是1959年秋冬的現象屬實的話，這裏的解釋就合情合理，林毅夫曾指出他們的這個前提不屬實，但從現有的曆史資料來看，饑荒確實最早在1959年春就開始了，有些地方1958年冬就出現糧食緊張（周飛舟，2003）。另外也有學者指出在他們的文章中，假設沒有公共食堂，其他因素也可能導致饑荒（龔啟聖，），其實龔曲解了他們的意思，在文中，他們明確指出1962年我國農村人均糧食供給隻有161kg ，而當時饑荒已結束，相比之下，饑荒最嚴重的1959年卻有183kg ，他們也提到如果消費有效率的話（取消公共食堂）完全可以避免1959～1961年的饑荒。
2.地方政府救荒能力差。以前的很多力量都是立足在全國範圍的層麵上，而實際上中國當時各省的情況差異很大。周飛舟指出，雖然在災荒時期中央政府沒有做出大的反應，但各省級政府都在積極救荒，隻是緣於自身能力不足和當時的政治氛圍才最終爆發大危機。周以1959～1960各省的糧食返銷率高於常年來說明省級政府知情並積極救荒，數據顯示，大部分死亡率高的省份其返銷糧的發放糧也在加大，同時，由於大購大銷造成的時間差和政府庫存的有限使得政府能力受限，並且當時的購銷體製本身不能對糧食的供求情況做出反應，使得某些地區糧食的調入調出頻繁，這樣政府救濟的執行成本也過高。
周的觀點是從製度的角度入手，指出當時中國的糧食體製本身對饑荒的承受能力之弱，但是我們如果把眼光放遠一點的話則會發現，這種糧食購銷機製隻不過是重工業化戰略的一個結果，也就是說如果取消這種購銷政策，重工業化戰略也難以實行，這樣的話，將周的理論再延伸一點，1959～1961年的大饑荒就是重工業化戰略的必然結果了，所以說將饑荒完全歸咎於糧食的購銷體製也不全麵，並且周沿用龔啟聖和林毅夫的觀點：征購率過高是導致饑荒的最顯著原因，而這種觀點本身就有問題，導致饑荒最主要是人均供給量的多少，而征購率隻是一個間接因素。
三、小結
以上是近年來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在饑荒的產生、加劇等方麵他們從全國和分省層麵給出了解釋，並且越來越趨向於用實證分析來考察各種因素的影響程度，但是至今也沒能建立一個完整的體係，這可能是緣於以下原因：首先是這次饑荒本身非常嚴重，其影響因素不僅有經濟方麵的還有政治、製度方麵的原因，所以才會出現以上的眾說紛紜；其次是當時的數據資料由於偶然和非偶然因素導致的丟失和不正確。對這次饑荒還有很多問題沒得到解決，比如：一般都認為1958年是一個豐收年，但同年也動員了許多農村勞動力興修水利和大煉鋼鐵，使得當年有很多糧食沒有收上來，這個數據到底是多少；另外還有為何政府在饑荒很嚴重的時候還高征購和大量出口糧食，以中央政府不知情為解釋有點說不過去，從現有的曆史記錄來看當時中央是知情的，且同時城市人口的糧食供給也在直線下降，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再有就是當年公共食堂的運作機製到底是怎樣的，這個問題現在也沒有搞清楚，許多學者也是從零散的資料來推測；最後，許多人都指出糧食減產對人口死亡率的影響，但至今沒有人做過相反的研究，從曆史資料來看，當年的大饑荒對生產產生了很大的破壞作用，這裏是一個惡性循環；從現存的曆史文獻來看，當時推行的相關政策對糧食生產具有著很大的影響，這裏包括大煉鋼鐵、大力興修水利、以及很多政治工程，如果將這些因素都概括為公社的話，那公社對於糧食的生產就會顯著相關，如果筆者推斷是正確的話，1959年饑荒的發生和1962年饑荒的結束就可以用人民公社來解釋了。
參考文獻
〔1〕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
〔2〕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60）》，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3〕羅平漢：《大鍋飯-公共食堂始末》，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4〕柳隨年、吳群敢：《大躍進和調整時期的國民經濟（1958-1965）》，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5〕肖瑞、李利明：《理性激情-國際經濟學殿堂的中國建築師》，中信出版社，2004年。
〔6〕林毅夫：《製度、技術和中國農業發展》，三聯書店，1992年。
〔7〕周飛舟：《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國省級政府對饑荒的反應和救助研究》《社會學研究》，2003年第2期。
〔8〕王維洛：《天問-三年自然災害》，《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
〔9〕Ashton，B.，K.Hill ，A.Pizza &R.Zeitz ，Famine in China，1958-1961，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Vol.10，No.4.
〔10〕Berstein，T ，Stalinism，Famine，and Chinese Peasants：Grain Procurement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theory and Society，1984，Vol.13，No.3.
〔11〕Chang ，G&J ，Wen ，Communic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Eci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7，Vol.46，No.1.
〔12〕Kung，J &J，lin ，Of Man and Food：What Caused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of 1959-1962？，2002，Forthcoming.
〔13〕Lin ，J.Y，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 ，1990，Vol.98，No.6.
〔14〕Lin ，J .U &Denis Yang Food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andChineseFamineof1959-1961，2000，Forthcoming.，
〔15〕D.Gale Johnson ，Chinese Great Famine ：Introductory Remarks，ChinaEconomic Review ，1998，Vol.9，No.2.
〔16〕Kung，J &J.Lin，Politics and Entilement：Cause of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of 1959-1961，2003，Forthcoming.
〔17〕Carl Riskin ，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Vol.9，No.2.
〔18〕Xizhe Peng，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Provinc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7，Vol.13，No.4.
除特別聲明外，本站不擁有文章版權。如引用，請注明原始出處。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文章來源：原載《中國農村觀察》2005年第1期
--------------------------------------------------------------------------------
相關文獻
□ 範子英孟令傑: 對阿馬蒂亞·森的饑荒理論的理解及驗證：來自中國的數據
□ 高遠戎: “大躍進”期間的資產階級法權討論及影響
□ 李慶剛: 十年來“大躍進”研究若幹問題綜述
□ 鍾延麟: 回憶錄與大躍進研究——兼評中共對該曆史之處理手法與解釋邏輯
□ 高王淩: “大躍進”時期的農民行為
□ 辛逸葛玲: 政策偏向與1959－1961年農村饑荒——以糧食分配政策為中心的考察
□ 王玉貴: 1950年代中期中共黨內在社會主義建設方略上的意見分歧與大躍進運動的發動
□ 高華: 大饑荒中的“糧食食用增量法”與代食品
□ 文浩: 中國知識分子回憶中的農村“大躍進”(1958-1961)
□ 郭豔陳興瑪: 大躍進中的政治變遷與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 曹樹基: 1958－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
□ 曹樹基: 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 李端祥: 城市與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比較研究
□ 多人合作: 中國1959—1961年農業危機的主因：對林毅夫假說的定量檢驗
□ 鄧智旺: 簡論人民公社初期的分配製度
□ 高王淩: 大夢初覺——大躍進和農民行為(下)
□ 高王淩: 大夢初覺——大躍進和農民行為(上)
□ 李若建: 權力與人性：大躍進時期公共食堂研究
□ 李若建: 大躍進的社會基礎
□ 魯振祥: 共和國史上“大躍進”一詞的應用與演變
□ Vaclav Smil: China\'s Great Famine：40years later
□ 周飛舟: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國省級政府對災荒的反應和救助研究
□ 高華: 1960年“持續躍進”中的江蘇省城市人民公社運動
□ 梁誌遠: 亳縣農業“衛星”經驗匯集官修記
□ 左穎嶷: 風雨故土——四川成都華陽縣上遊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紀實
□ D.Gale Johnson: China\'s Great Famine：Introductory Remarks
□ 李若建: 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家庭、婚姻與生育研究
□ 李成貴: 關於大躍進的注解
□ 金輝: “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
範子英/孟令傑
（南京農業大學經濟管理學院）
原載《中國農村觀察》2005年第1期
內容提要：近年來有關1959～1961年中國大饑荒的解釋眾說紛紜，至今也沒有形成一個完整的理論體係，本文將一些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歸類、解釋並給出評論，我們力圖得出能夠較好地解釋曆史現象的理論，並指出一些還沒有解釋的問題和疑點。關鍵詞：饑荒FAD 食物獲取權公共食堂綜述
一、引言
傳統的解釋饑荒成因的理論有食物供應量下降（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FAD）和由Sen 開辟的食物獲取權（Entitlement ）的喪失，前者著重於從供給方麵找出原因，認為戰爭、自然災害等可以在某一地方影響農業產出，導致食物供應量急劇下降並最終導致饑荒；後者則強調饑荒是一個地區大量人口不能獲得足夠食物的狀況，盡管人均糧食產出的不足可能導致饑荒，但Sen 發現在某些地區在人均糧食不變的情況下，饑荒也可能發生，這可能緣於部分人口的稟賦發生了變化，也可能是由於糧食的相對價格的大幅度上升。Sen 所提出的理論為饑荒成因的研究開辟了一塊新的天地，指出了由非不可抗因素導致饑荒發生的可能性，這一理論現已為大多數學者所接受。
20世紀80年代初有關我國五、六十年代饑荒的統計數據逐漸公布，從現有的統計資料看，
1959～1961年我國直接人口損失一千多萬，
農業產出僅1959年就下降了15%，
可以猜想：這三年我國經曆了一場大範圍的災難。
在有關這場災難的嚴重程度特別是非正常死亡人口數量方麵，國內外學者做了深刻的研究，
Ansley1981年估計的結果是1650萬，
John1982年和Peng1987年估計為2300萬，
Ashton1984年估計為2950萬，
Banister1987年估計為3000萬，
Cheng1994年估計為4300萬，
另外由於這三年的人口出生率下降導致的沒有出生或推遲出生的人口約為3300萬（Ash2ton等，1984）。
我們僅列出這些數字以說明災難的嚴重性，至於到底哪個更符合實際情況則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
對這場災難的起因，不下幾十位學者有過研究，但至今也莫衷一是。
最早的研究要追溯到1984年的Bernstein ，他以傳統的FAD 方法指出由於政府的征購率過高導致農民剩餘糧食減少並最終導致饑荒；
1990年林毅夫以退社權的喪失解釋農業生產率下降並一直徘徊不前，從這個角度來看，也可算是用FAD 方法來解釋饑荒；
1996年楊大利首先指出饑荒是由於非理性消費（irrational consumption）造成的，
在楊文中有兩個觀點：
（一）公共食堂是公共財產，最終導致公地悲劇，造成過量消費，形成饑荒；
（二）對於各地死亡率的差別，楊用計量方法得出地方忠誠度（用黨員密度度量（Partymembership density -PMD ））是關鍵因子；
第二年（1997年）文貫中和張欣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是饑荒的導火線，即最初的饑荒並非由於FAD 和食物獲取權的喪失引起的，而是公共食堂的免費供應和不設上限供應導致的；
可以看出楊和文與張的觀點既不屬於傳統的FAD 方法也不屬於Sen 所提供的食物獲取權的喪失，而是相對於中國當時特殊國情的一種新解釋；
最新的研究有2003年周飛舟利用分省的數據資料得出地方政府救荒不及時和救荒能力低下才是導致饑荒及饑荒差異的主要因素，
周用返銷糧發放數量的加大來說明饑荒發生時大部分省份都作出了反應，在用省際調糧高昂的執行成本和迫於政治壓力而未向中央政府求助來說明地方政府救荒能力的不足；
林毅夫和楊濤2000年撰文指出城市偏向才是決定一省人口死亡率的主要因素，他們用計量方法將城市偏向（農村人口比例）和食物供應量（人均糧食產出）作為主要解釋變量，最終得出前者要遠比後者顯著。
本文將以上觀點歸為三種假說，即食物供應量的下降（FAD ）、食物獲取權的喪失和製度因素，並對文中的某些觀點進行討論，最後我們將指出現有的還未得到解釋的問題。
二、正文
假說一：食物供應量的下降（FAD ）
FAD 是指這樣一種情況，由於某些人為或非人為因素導致糧食大範圍或局部的急劇減產，人均糧食供應量下降，於是形成饑荒，當然，這裏的糧食減產可能是由很多原因造成的，比如說自然因素、政策因素，在這裏我們對應的列出兩種解釋。
1.三年自然災害。1960年政府開始承認1959～1961年的饑荒，並稱之為三年困難時期，隨後又以三年自然災害來詮釋饑荒並一直沿用至今。三年自然災害的提出可以作為政府對饑荒的一種解釋，指出自然災害這種不可抗因素導致糧食的大量減產，最終由於糧食供給不足導致饑荒。
很多學者對三年自然災害的提法表示懷疑。有人對這三年的自然災情資料進行分析得出這幾年沒有全國範圍的大規模的災害（王維洛，2001），甚至有學者稱這三年的天氣較常年還好（金輝，1998），當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大麵積的持續災害似乎也站不住腳（林毅夫，1990），20世紀80年代官方文獻也開始承認大躍進和反右傾加上蘇聯的毀約也是造成三年危機的主要因素，劉少奇曾指出這次危機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薄一波，1993）
2.退社權的喪失。我國農業生產合作最早開始於國內革命戰爭時期。20世紀50年代初期，由於農業生產技術落後和勞動力的缺乏，農民自發組成互助組，一般由4～5戶組成，隨後發展到初級社、高級社，這時農民還擁有退社的權力，比如，1957年春就由於農戶對合作社不滿掀起的退社風潮.這一合作化進程在初期是成功的，以1952年的價格來計算，1958年的農業產出增長了27.8%（林毅夫，1990）。基於這些成就，1958年7月開始了公社化運動，要求全國農村普遍建立人民公社，到11月初，全國共有74萬多個農業合作社組成26500多個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參加的農戶占總農戶數的99.1%（趙德馨，1989）。這種公社與之前的合作社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就是農民不再擁有退社權。
林毅夫指出，每個成員在入社時都承諾自己在合作社中會像自己單幹時一樣努力，農業由於本身特性導致監督成本巨大，在生產過程中進行監督顯得不可能，於是就隻能以最終產出作為衡量社員努力程度的標準。那些可能違背自己承諾的社員可能會考慮偷懶，偷懶可以使他的收益增大而使其他社員分擔成本，當農戶擁有退社權時，由於某些社員偷懶使得努力的社員的收入減少時，那些努力的社員就會以退社相要挾，這樣那些偷懶的社員就會考慮由於其他農戶的退出導致他本人規模效益的喪失，於是他便不再偷懶，以此來保證其收益不減少；到了公社時期，農民的退社權被剝奪，這樣，唯一可作為生產監督的替代方式也喪失了，於是在整個公社中，社員的激勵很低，以前想偷懶的社員繼續偷懶，以前努力的社員也不再努力，生產率下降到了一個很低的水平。
林在隨後用唐宗明、文貫中等人計算出的生產率指數來驗證他這種理論的正確性。林指出，雖然公社在1961年便解散，但農民的退社權的喪失一直延續到20世紀80年代初，並以此解釋我國農業生產率一直徘徊不前。
可以說，在解釋生產率問題上至今沒有太大爭議，生產率下降導致糧食產出下降，食物供給也隨之下降，但以此來解釋為何1959年會爆發大麵積危機卻顯得不足，同樣也不能解釋危機為何在1962年停止，按林的理論推斷的話，1959～1961年的危機與生產率的下降沒有直接關係，農戶退社權的喪失至多隻能算著一個輔助因素。
假說二：食物獲取權的喪失
Sen 的食物獲取權理論考慮一個人的稟賦向量，它可能包括土地擁有量、勞動力、健康狀況以及其他產權，他可以用其最初稟賦生產或購買食物，當這兩種方式都不能獲得足夠的食物時，饑荒便產生了，這可能是由於稟賦向量的減少（直接食物獲取權失敗），也可能因為食物價格發生了不利變化（交易食物獲取權失敗），還應包括人為的扭曲食物供應體係。
1.過高的糧食征購率。Bernstein 於1984年指出，中國實行的重工業化戰略必然導致向農民的索取來支持工業發展，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和浮誇風在加上當年的糧食大豐收使得領導人盲目樂觀，糧食征購率也隨虛報的產量而上升，過高的名義征購率加上實際產量的下滑導致1959及1960年的實際征購率達到39.7%和35.6%，農民手中可供支配的糧食急劇減少，以至不能維持基本生存的需要導致大範圍的饑荒。
Berstein在這裏用糧食的高征購率來解釋饑荒，其本意是說這種征購率導致本該對某部分剩餘糧食具有支配權的農民失去了這種食物獲取權。然而大範圍的饑荒在1959年秋就已經非常嚴重，為何在這種情況下1960年的征購率還那麽高？如果中央政府不知情，地方政府在知情的情況下為何沒有向中央政府求助？將1962年的人均糧食供應量與1959年的相比，兩者相差僅1公斤，那麽又如何解釋饑荒在1962年已經停止而在1959年卻最嚴重？
2.城市偏向的糧食供應製度。林毅夫和楊濤2000年指出中國有一個有效的偏向城市的食物供給體係，因此城市居民得到定量糧食的權利得到法律保護，政府以城市居民生活需要來強製征收農村的糧食，這樣，不管當年的產出情況如何，這樣一種體係使得城市居民在食物獲取權上具有優先權，而農民隻對剩餘糧食具有支配權，一個國民的居民身份就決定了其食物獲取權，於是，城市偏向程度就成為食物獲取權的代表。在文中，他們以一省糧食產出作為FAD 的代表，而將一省中農村人口比重作為城市偏向即食物獲取權的代表，以1954～1966年間中國28個省的數據來檢驗他們的理論，最終得出，各省死亡率差異，中69.5%可由城市偏向解釋，30.5%是由食物供應量下降解釋，這樣他們得出結論，中國饑荒更主要是由於食物獲取權的喪失而不是食物供應量的下降導致的。
林和楊的文章在解釋分省死亡率差異方麵很有說服力，但以分省人均糧食產出作為FAD的代表顯得站不住腳，而應以分省的人均糧食供給作為影響因子，因為這裏麵存在著一個返銷糧，並且隨後的學者（周飛舟，2003）的研究顯示在饑荒時期各省的數額差異很大。
假說三：製度因素
考慮當時中國的特殊國情，有許多學者提出Sen 的食物獲取權喪失理論並不適合，因為其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的，而當時的中國市場幾乎等於零，同時基於Sen 的理論作出的解釋也確實很難圓滿地解釋一些現象，比如說饑荒為何在早期就出現了；同樣，FAD 理論在解釋饑荒時也有一些致命的缺陷，比如說，在糧食供應並沒有增加的1962年饑荒為何又能停止。於是很多人就把目光轉向了當時推行的某些特殊政策和實行相關的製度。
1.公共食堂。農村公共食堂早在人民公社前就已產生，但隻不過是合夥煮飯相對固定化，與人民公社時的公共食堂有根本區別（羅平漢，2001）。一般學者都將公共食堂作為人民公社的代表，其實在1958年夏季大量湧現的公共食堂，固然是與當年人民公社的迅速建立聯係在一起，但卻要早於人民公社，到1958年年底，全國公共食堂達到345萬個，在公共食堂吃飯的人占總人口的90%以上，公共食堂的運作機製或許與饑荒本身有著某種聯係。
楊大利在其研究大躍進的專著中，提出公共食堂中的食物同公社中的土地、農具一樣被視為公有財產，由於公共食堂實行免費供給製和不設上限供給，每個農民都放開肚皮吃飯，多吃的食物收益歸自己個人所有，而成本卻由其他成員共擔，這樣就導致了公地悲劇.特別是到了1958年秋，許多公社不再將糧食分配到戶，本來不滿其他人的消費行為的農戶可以自己回家做飯，但現在這種節約糧食的權利也被剝奪了，於是每個農民到公共食堂都拚命吃飯，最終導致糧食耗盡，爆發饑荒。
楊以公共食堂解釋饑荒，對於各省死亡率的不同，其以公共食堂作為當時地方政府對中央政策貫徹程度的代表，將黨員密度（PMD ）作為影響因子，用計量方法得出那些黨員密度小的地區更傾向於貫徹中央政策以表示對中央的忠誠，這樣，楊最後將這場饑荒歸咎為政治因素。楊雖然在前麵論述公共食堂這一非理性消費機製導致饑荒，隨後卻指出其他因素如過量勞動、忽視醫療等同等重要，他隻是將公共食堂作為饑荒成因的一個環節而已。對於他提出的由PMD 引起各地死亡率的不同這一論點卻有待考究，首先是已有的證據顯示，各地對於政策執行情況往往是由一省的領導拍板而不是由基層的群眾決定，二是林毅夫2003年用計量方法將楊的PMD 與他本人提出的解放時間的早晚（Time of liberation -TOL ）作為影響因子，得出後者要比前者顯著。至此，楊的研究為後人開辟了一條新的道路，但其研究的結果卻不一定成立。
文貫中和張欣1997年撰文指出公共食堂是引起饑荒爆發的唯一因素，他們首先指出由現有的資料顯示，饑荒最早發生於1959年春，甚至有些地方1958年冬就已經出現，並將可能引起饑荒的因素分為五類：①糧食減產；②食物供應量的下降；③食物分配不合理；④需求的急劇增大；⑤消費的無效率，隨後逐一分析，逐一剔除，最後隻剩下第五條才能解釋他們的前提條件，而其他因素導致的饑荒要到1959年秋冬才可能出現。公共食堂裏儲存的糧食每年都要損失很多，並且公共食堂導致了浪費和過度消費，雖然1958年糧食大豐收，但由於這種毫無節製的消費機製卻導致了部分地區在當年就嚴重缺糧並出現饑荒，他們列舉了大量數據以支持他們的觀點，特別是四川省的統計數據顯然不能由前四種因素解釋，1958年四川糧食產出增加5萬噸，可當年的死亡率卻由1.21%上升到2.52%.如果文和張所提出的饑荒最早發生於1958年秋冬而不是1959年秋冬的現象屬實的話，這裏的解釋就合情合理，林毅夫曾指出他們的這個前提不屬實，但從現有的曆史資料來看，饑荒確實最早在1959年春就開始了，有些地方1958年冬就出現糧食緊張（周飛舟，2003）。另外也有學者指出在他們的文章中，假設沒有公共食堂，其他因素也可能導致饑荒（龔啟聖，），其實龔曲解了他們的意思，在文中，他們明確指出1962年我國農村人均糧食供給隻有161kg ，而當時饑荒已結束，相比之下，饑荒最嚴重的1959年卻有183kg ，他們也提到如果消費有效率的話（取消公共食堂）完全可以避免1959～1961年的饑荒。
2.地方政府救荒能力差。以前的很多力量都是立足在全國範圍的層麵上，而實際上中國當時各省的情況差異很大。周飛舟指出，雖然在災荒時期中央政府沒有做出大的反應，但各省級政府都在積極救荒，隻是緣於自身能力不足和當時的政治氛圍才最終爆發大危機。周以1959～1960各省的糧食返銷率高於常年來說明省級政府知情並積極救荒，數據顯示，大部分死亡率高的省份其返銷糧的發放糧也在加大，同時，由於大購大銷造成的時間差和政府庫存的有限使得政府能力受限，並且當時的購銷體製本身不能對糧食的供求情況做出反應，使得某些地區糧食的調入調出頻繁，這樣政府救濟的執行成本也過高。
周的觀點是從製度的角度入手，指出當時中國的糧食體製本身對饑荒的承受能力之弱，但是我們如果把眼光放遠一點的話則會發現，這種糧食購銷機製隻不過是重工業化戰略的一個結果，也就是說如果取消這種購銷政策，重工業化戰略也難以實行，這樣的話，將周的理論再延伸一點，1959～1961年的大饑荒就是重工業化戰略的必然結果了，所以說將饑荒完全歸咎於糧食的購銷體製也不全麵，並且周沿用龔啟聖和林毅夫的觀點：征購率過高是導致饑荒的最顯著原因，而這種觀點本身就有問題，導致饑荒最主要是人均供給量的多少，而征購率隻是一個間接因素。
三、小結
以上是近年來具有代表性的觀點，在饑荒的產生、加劇等方麵他們從全國和分省層麵給出了解釋，並且越來越趨向於用實證分析來考察各種因素的影響程度，但是至今也沒能建立一個完整的體係，這可能是緣於以下原因：首先是這次饑荒本身非常嚴重，其影響因素不僅有經濟方麵的還有政治、製度方麵的原因，所以才會出現以上的眾說紛紜；其次是當時的數據資料由於偶然和非偶然因素導致的丟失和不正確。對這次饑荒還有很多問題沒得到解決，比如：一般都認為1958年是一個豐收年，但同年也動員了許多農村勞動力興修水利和大煉鋼鐵，使得當年有很多糧食沒有收上來，這個數據到底是多少；另外還有為何政府在饑荒很嚴重的時候還高征購和大量出口糧食，以中央政府不知情為解釋有點說不過去，從現有的曆史記錄來看當時中央是知情的，且同時城市人口的糧食供給也在直線下降，政府不可能不知道；再有就是當年公共食堂的運作機製到底是怎樣的，這個問題現在也沒有搞清楚，許多學者也是從零散的資料來推測；最後，許多人都指出糧食減產對人口死亡率的影響，但至今沒有人做過相反的研究，從曆史資料來看，當年的大饑荒對生產產生了很大的破壞作用，這裏是一個惡性循環；從現存的曆史文獻來看，當時推行的相關政策對糧食生產具有著很大的影響，這裏包括大煉鋼鐵、大力興修水利、以及很多政治工程，如果將這些因素都概括為公社的話，那公社對於糧食的生產就會顯著相關，如果筆者推斷是正確的話，1959年饑荒的發生和1962年饑荒的結束就可以用人民公社來解釋了。
參考文獻
〔1〕薄一波：《若幹重大決策和事件的回顧》，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
〔2〕趙德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史（1949-1960）》，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3〕羅平漢：《大鍋飯-公共食堂始末》，廣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
〔4〕柳隨年、吳群敢：《大躍進和調整時期的國民經濟（1958-1965）》，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
〔5〕肖瑞、李利明：《理性激情-國際經濟學殿堂的中國建築師》，中信出版社，2004年。
〔6〕林毅夫：《製度、技術和中國農業發展》，三聯書店，1992年。
〔7〕周飛舟：《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國省級政府對饑荒的反應和救助研究》《社會學研究》，2003年第2期。
〔8〕王維洛：《天問-三年自然災害》，《當代中國研究》，2001年。
〔9〕Ashton，B.，K.Hill ，A.Pizza &R.Zeitz ，Famine in China，1958-1961，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4，Vol.10，No.4.
〔10〕Berstein，T ，Stalinism，Famine，and Chinese Peasants：Grain ProcurementDuring the Great Leap Forward，theory and Society，1984，Vol.13，No.3.
〔11〕Chang ，G&J ，Wen ，Communical Dining and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8-1961，Eci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1997，Vol.46，No.1.
〔12〕Kung，J &J，lin ，Of Man and Food：What Caused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of 1959-1962？，2002，Forthcoming.
〔13〕Lin ，J.Y，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 ，1990，Vol.98，No.6.
〔14〕Lin ，J .U &Denis Yang FoodAvailability ，EntitlementsandChineseFamineof1959-1961，2000，Forthcoming.，
〔15〕D.Gale Johnson ，Chinese Great Famine ：Introductory Remarks，ChinaEconomic Review ，1998，Vol.9，No.2.
〔16〕Kung，J &J.Lin，Politics and Entilement：Cause of the Great Chinese Famineof 1959-1961，2003，Forthcoming.
〔17〕Carl Riskin ，Seven Questions About the Chinese Famine of 1959-1961，China Economic Review ，1998，Vol.9，No.2.
〔18〕Xizhe Peng，Demographic Consequences of the Great Leap Forward in China\'sProvinces，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Review ，1987，Vol.13，No.4.
除特別聲明外，本站不擁有文章版權。如引用，請注明原始出處。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文章來源：原載《中國農村觀察》2005年第1期
--------------------------------------------------------------------------------
相關文獻
□ 範子英孟令傑: 對阿馬蒂亞·森的饑荒理論的理解及驗證：來自中國的數據
□ 高遠戎: “大躍進”期間的資產階級法權討論及影響
□ 李慶剛: 十年來“大躍進”研究若幹問題綜述
□ 鍾延麟: 回憶錄與大躍進研究——兼評中共對該曆史之處理手法與解釋邏輯
□ 高王淩: “大躍進”時期的農民行為
□ 辛逸葛玲: 政策偏向與1959－1961年農村饑荒——以糧食分配政策為中心的考察
□ 王玉貴: 1950年代中期中共黨內在社會主義建設方略上的意見分歧與大躍進運動的發動
□ 高華: 大饑荒中的“糧食食用增量法”與代食品
□ 文浩: 中國知識分子回憶中的農村“大躍進”(1958-1961)
□ 郭豔陳興瑪: 大躍進中的政治變遷與文化大革命的起源
□ 曹樹基: 1958－1962年四川人口死亡研究
□ 曹樹基: 1959-1961年中國的人口死亡及其成因
□ 李端祥: 城市與農村人民公社化運動比較研究
□ 多人合作: 中國1959—1961年農業危機的主因：對林毅夫假說的定量檢驗
□ 鄧智旺: 簡論人民公社初期的分配製度
□ 高王淩: 大夢初覺——大躍進和農民行為(下)
□ 高王淩: 大夢初覺——大躍進和農民行為(上)
□ 李若建: 權力與人性：大躍進時期公共食堂研究
□ 李若建: 大躍進的社會基礎
□ 魯振祥: 共和國史上“大躍進”一詞的應用與演變
□ Vaclav Smil: China\'s Great Famine：40years later
□ 周飛舟: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我國省級政府對災荒的反應和救助研究
□ 高華: 1960年“持續躍進”中的江蘇省城市人民公社運動
□ 梁誌遠: 亳縣農業“衛星”經驗匯集官修記
□ 左穎嶷: 風雨故土——四川成都華陽縣上遊人民公社“大躍進”運動紀實
□ D.Gale Johnson: China\'s Great Famine：Introductory Remarks
□ 李若建: 大躍進與困難時期的家庭、婚姻與生育研究
□ 李成貴: 關於大躍進的注解
□ 金輝: “三年自然災害”備忘錄
評論
目前還沒有任何評論
登錄後才可評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