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困難時期農村整社記實
作者：惠文
２３。困難時期商品交換中的花樣
自從原始社會末期，產生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以後，商品交換就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等價和自由。即是，買賣雙方，一方願買，一方願賣，方能成交；交換中以等價物作媒介進行等價交換。對此，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所說的自由，歸根到底就是商品交換的自由，是貿易的自由。這是商品交換的客觀規律。
在社會主義社會，要不要有商品生產？回答是肯定的。既然有商品生產，就應該有商品等價交換的自由。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卻沒有商品等價交換的自由。這是違背商品經濟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它不但不會促進生產的發展，反而會破壞生產的發展，特別是破壞農村經濟的發展。
價值是勞動創造的。商品的價值量就是生產某一商品花去的社會必要勞動量。在正常的情況下，商品生產者隻有按照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來進行交換，才能鼓勵商品生產者的積極性，生產出更多更好的商品，拿到市場交換。否則，就會傷害和打擊商品生產者的積極性，導致商品數量的減少。眼前的情況正是這樣：商品的價值完全是用政權、行政命令，用強製的辦法來規定，它嚴重違反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規律，因而導致了商品的奇缺和市場的蕭條。
商品少了，商品交換中自然產生出很多花樣。當前出現在商品交換中的諸多花樣，中外曆史罕見，可以說是當今中國的獨創。這在外國人或後代人聽來，還會認為是在編神話或說寓言之類的玩意兒。其實，它是事實。為了搞這些花樣，玩這些玩意兒，還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很多人為此耗盡了智慧和精力。誰要敢說這些玩意兒和花樣一個“不”字，那就會招致滅頂之災，隻能讚之為“正確領導”、“英明決策”，這樣才能得到你每月的25斤口糧，憑此以保持你的生存。
現行的商品交換花樣，大致有這些：
一、以行政手段，把社會上的全部商品劃分為三類。第一類，全部由國家統購，由國家統一掌握，任何人不能在市場上交換。國家在統購時，付多少錢，隻能由買方硬性規定，賣方不得有異言。農村社員自己種的糧、棉、油料之類，有的種得很少，連自己使用、正常消費都不夠，也得按統購數字和價格強迫出售，這哪裏還談得上公平買賣、自由交換？第二類，是經常變幻不定的，隻要當地政府和國營商業部門需要，認為有錢可賺、有利可圖，便可把認定的商品，上榜列為二類產品。定為二類產品後，這些商品隻能由國家和收購部門先訂購、派購，所需數量滿足後，剩下的才準拿到市場上去交換。由於生產的東西少，國家和統購部門的需要量大，往往是難有剩餘的。在訂購、收購過程中，收購部門往往都不正式公布是否已經收購足了，社員哪敢拿到市場去交換？二類產品在收購期間，是不準在市場上交換的，即使為了治病救命，也免不了被沒收的命運。第三類，除了一、二類外，剩下的才是第三類。三類產品從1958年大躍進以來，就不準開放市場交易，直到1961年四、五月份，由於客觀的需要（食堂下放了，每家每戶獨立生活，需要買賣很多雜七雜八的東西），才開放市場。市場一恢複，就朝氣蓬勃、熱鬧非凡，與國營商店、百貨公司相比，大不相同：一個熱熱鬧鬧，一個冷冷清清；一個真正在那裏根據需要自由買賣，一個卻擺著僅供欣賞、觀看，即使拿錢也買不到的“陳列商品”。守護這些“陳列商品”的售貨員站在櫃台邊，不是吹牛聊天，就是坐著打磕睡。顧客去買東西，不是百問不答，就是以傲慢、惡劣的態度同顧客吵架，甚至惡語傷人。
二、憑證購買。在一定地區一定範圍內，由物資主管部門發給購物證。人們憑證購買規定的商品。沒有它，就是拿著錢也買不到東西。購物證有發給單位的，有發給個人的。發給個人的又有高幹的、中幹的、一般幹部的、城鎮居民的、農村社員的、城郊菜農的、糧農的、老百姓的，當兵的又分軍官的、士兵的、老紅軍的……。買東西時高幹的可以不登記，數量不受限製，商品等級由購買者挑選；其他的既要登記，又得限量、限等級、限商品。
三、憑票購買。在實行憑證購買的同時，又實行了憑票購買的辦法。買布有布票，買工業品有工業品票，買米有糧票，買麵有麵票，買糖果有糖果票，買酒有酒票，買肉有肉票，買油有油票，買鞋有鞋票，買鍋有鍋票，買碗有碗票，買表有表票等等。食堂買飯有飯票，買饅頭有饅頭票，買菜有菜票；……若要出門，還得要有必不可少的車票、船票。總之，票券無法勝數，衣袋裏除了錢幣，就是票券，有時票券比錢幣還更重要。除政府商業部門在印製這些固定的票券外，各地商業部門還臨時油印發放某些商品的票券。其數量並不是以商品的基本單位為票券的基本單位，比如鍋是以一口為基本單位，可票券卻是幾分之幾口；手表的基本單位是一隻，而表票卻是幾十分之幾；有的商品票，隻是該商品基本單位的百分之幾。就是如此，一般幹部、職工、居民、農民是很不容易得到購物票的。比如過春節，發給城市居民的購副食品的票，農民沒有，居民每人5錢黃花、一錢木耳……。憑此，一個居民要活上70年，才能購得70錢的木耳，連一斤木耳也吃不上，真是死不暝目！但那些發購物票的經手人、領導人，則不受此限製，因為“肥水不外流”嘛！
四、憑條購物。有權或有以物易物的單位，需要計劃內的、憑證、憑票購買的商品，隻要開一張條子，就可不受限製地得到所需要的商品。
公社和醫院也擁有打條子的部分權力：孕婦需要雞蛋，公社可以打條子到公社下轄的商店購買；病人需要吃點白糖或紅糖，醫院有聲望的醫生出具證明、醫院蓋章，也可以到商店買。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五、搞協作、互通有無。單位之間、地區之間，為了彼此的需要，以協作為名，互通有無，各標各價，交換商品。其實是以物易物，不過安上了一個與時代相稱的新名詞----“共產主義協作”而已。這個辦法，往往在掌握物資的商業部門、集體單位用得最多。
六、開後門。“開後門”原意是指有些人穿的大操襠褲，沒有係好褲腰帶，露出了屁股，不雅象，人們取笑其為“開後門”；或者某人做了什麽見不得人的事，不好意思，便關了前門，由後門進出，這也叫“開後門”。如今借它來用，賦以新意：買賣雙方，不通過正常渠道，不在營業門市部交易，而是通過不正當渠道，在商店後麵的儲藏室、保管室、庫房，在非營業時間、非營業地點進行的鬼鬼祟祟的交易。這種交易，往往是為了某種政治的、經濟的、人際的需要，為單位的頭頭、為親戚朋友、為熟人去幹的肮髒行徑。群眾把這類人戲稱為“臉嘴長得好的人”。商品交換中開後門成風，對於不同的人又具有不同的特點。當時在群眾中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高級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找上門，一般幹部人托人，小老百姓莫得門。”
困難時期，由於商品奇缺，買東西排隊現象，特別普遍、嚴重。吃飯要排隊（飯店賣飯規定了時間，限額出賣，過時買不上就隻好餓肚子，逼著排隊），買需要票證的東西要排隊，比如城鎮居民，為了拿票買上一月供應的幾兩肉，頭一天晚上就要趕到肉店門口排隊。因為是限量出售，不排在前頭就買不上。買不要票證的東西更要排隊。商店裏，間或也賣點過期的、變質的、不要票證的東西（“處理品”），刹那間，顧客便排成了可觀的長蛇陣，擁擠不堪。為了能買上東西，爭輪次、爭櫃台，顧客與顧客之間、顧客與售貨員之間，常產生矛盾，吵架、打架的事情常有發生。
七、自由、公平的交易。這種商品交易，是商品生產社會本來意義的交易。隻有在自由市場的集市貿易中才能看見。買賣雙方根據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按質論價，自願成交。自由市場交易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價格比國家牌價高。以1962年3月份為例，情況如下：（見表2）
表2：商品的國家牌價與自由市場價對比表（1962年3月）
品名 單位 國家牌價 自由市價 備 注
大米 斤 0.093元 0.93元
菜油 斤 0.67元 8～10元
紅苕 斤 0.015元 0.15元
胡蘿卜 斤 0.05元 0.20元
棕片 斤 0.21元 1.10～1.20元
蓮花白菜 斤 0.08元 0.20～0.30元
白布 尺 0.28元 3.00～3.20元
豬肉 斤 0.67元 8.00～8.50元
水牛肉 斤 0.46元 5.00～5.50元
鯽魚 斤 0.47元 4.80～5.00元
雞蛋 斤 0.64元 7.50～8.00元
由於自由市場上的價格較高，商品出售者都願意把自己的東西拿到自由市場上去賣，而不願意賣給國家收購部門。因此，從自由市場開放以來，屬於訂購、派購的二類產品，國家收購部門花了很大力氣，想了很多辦法，都完成不了收購計劃。在直接從生產隊社員手中收購不到後，隻好轉移到市場上去收購。而市場價格又高出國家牌價很多，於是國家收購部門又采取了多種多樣的辦法來壓低市場價格。其辦法主要有：
㈠利用行政命令，硬性規定收購牌價。當市場上貼出告示後，上市的東西大大減少，很多人就不把東西拿到市場上去出售了。
㈡以國家牌價為基礎，規定市場價格不得超過收購牌價的15～30%。告示貼出來後，市場上雖然有少量的人拿東西來賣，但大量的東西卻在市場以外交易，其價格比以前的還要高得多。
㈢根據市場價格水平，規定掌握幅度，按現行市價，就低不就高。告示貼出來執行這個辦法後，拿到市場出售的東西又多起來了。但還是不如過去熱鬧，沒有恢複到過去的水平。
㈣根據集市自然形成的價格，讓買賣雙方協商議價，自願買賣、自由成交。結果，自由市場立即活躍起來了，拿到市場交易的東西又多了起來，市麵又恢複到過去的水平，而且價格也比較穩定了。這是在采取前三種辦法失敗後，對農村小商品生產者的讓步，是一種不得不采取的辦法。當市場恢複到以前水平後，簡陽縣市管會和有關部門並不甘心就此放開，還想再次規定市價（比自由市價低些）。告示一貼出，相當靈驗，市場上的東西立即又減少了，市場再度蕭條。即使有少量的東西上市，也在離市場遠遠的半路上就成交了，價格比在市場上的自由市價高得多。就這樣幾經反複，最後，還是以買賣雙方自由交換、公平交易告終。
㈤為農民設立服務部、服務點，用高於收購牌價、略低於或接近於市價的價格收購農副產品。這樣，農村社員還是願意出售的，收購部門也可以完成收購任務了。
1962年3月28日
作者：惠文
２３。困難時期商品交換中的花樣
自從原始社會末期，產生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以後，商品交換就具有兩個顯著的特點：等價和自由。即是，買賣雙方，一方願買，一方願賣，方能成交；交換中以等價物作媒介進行等價交換。對此，馬克思說：在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所說的自由，歸根到底就是商品交換的自由，是貿易的自由。這是商品交換的客觀規律。
在社會主義社會，要不要有商品生產？回答是肯定的。既然有商品生產，就應該有商品等價交換的自由。然而在現實生活中，卻沒有商品等價交換的自由。這是違背商品經濟自身發展的客觀規律的。它不但不會促進生產的發展，反而會破壞生產的發展，特別是破壞農村經濟的發展。
價值是勞動創造的。商品的價值量就是生產某一商品花去的社會必要勞動量。在正常的情況下，商品生產者隻有按照凝結在商品中的社會必要勞動量，來進行交換，才能鼓勵商品生產者的積極性，生產出更多更好的商品，拿到市場交換。否則，就會傷害和打擊商品生產者的積極性，導致商品數量的減少。眼前的情況正是這樣：商品的價值完全是用政權、行政命令，用強製的辦法來規定，它嚴重違反了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規律，因而導致了商品的奇缺和市場的蕭條。
商品少了，商品交換中自然產生出很多花樣。當前出現在商品交換中的諸多花樣，中外曆史罕見，可以說是當今中國的獨創。這在外國人或後代人聽來，還會認為是在編神話或說寓言之類的玩意兒。其實，它是事實。為了搞這些花樣，玩這些玩意兒，還花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很多人為此耗盡了智慧和精力。誰要敢說這些玩意兒和花樣一個“不”字，那就會招致滅頂之災，隻能讚之為“正確領導”、“英明決策”，這樣才能得到你每月的25斤口糧，憑此以保持你的生存。
現行的商品交換花樣，大致有這些：
一、以行政手段，把社會上的全部商品劃分為三類。第一類，全部由國家統購，由國家統一掌握，任何人不能在市場上交換。國家在統購時，付多少錢，隻能由買方硬性規定，賣方不得有異言。農村社員自己種的糧、棉、油料之類，有的種得很少，連自己使用、正常消費都不夠，也得按統購數字和價格強迫出售，這哪裏還談得上公平買賣、自由交換？第二類，是經常變幻不定的，隻要當地政府和國營商業部門需要，認為有錢可賺、有利可圖，便可把認定的商品，上榜列為二類產品。定為二類產品後，這些商品隻能由國家和收購部門先訂購、派購，所需數量滿足後，剩下的才準拿到市場上去交換。由於生產的東西少，國家和統購部門的需要量大，往往是難有剩餘的。在訂購、收購過程中，收購部門往往都不正式公布是否已經收購足了，社員哪敢拿到市場去交換？二類產品在收購期間，是不準在市場上交換的，即使為了治病救命，也免不了被沒收的命運。第三類，除了一、二類外，剩下的才是第三類。三類產品從1958年大躍進以來，就不準開放市場交易，直到1961年四、五月份，由於客觀的需要（食堂下放了，每家每戶獨立生活，需要買賣很多雜七雜八的東西），才開放市場。市場一恢複，就朝氣蓬勃、熱鬧非凡，與國營商店、百貨公司相比，大不相同：一個熱熱鬧鬧，一個冷冷清清；一個真正在那裏根據需要自由買賣，一個卻擺著僅供欣賞、觀看，即使拿錢也買不到的“陳列商品”。守護這些“陳列商品”的售貨員站在櫃台邊，不是吹牛聊天，就是坐著打磕睡。顧客去買東西，不是百問不答，就是以傲慢、惡劣的態度同顧客吵架，甚至惡語傷人。
二、憑證購買。在一定地區一定範圍內，由物資主管部門發給購物證。人們憑證購買規定的商品。沒有它，就是拿著錢也買不到東西。購物證有發給單位的，有發給個人的。發給個人的又有高幹的、中幹的、一般幹部的、城鎮居民的、農村社員的、城郊菜農的、糧農的、老百姓的，當兵的又分軍官的、士兵的、老紅軍的……。買東西時高幹的可以不登記，數量不受限製，商品等級由購買者挑選；其他的既要登記，又得限量、限等級、限商品。
三、憑票購買。在實行憑證購買的同時，又實行了憑票購買的辦法。買布有布票，買工業品有工業品票，買米有糧票，買麵有麵票，買糖果有糖果票，買酒有酒票，買肉有肉票，買油有油票，買鞋有鞋票，買鍋有鍋票，買碗有碗票，買表有表票等等。食堂買飯有飯票，買饅頭有饅頭票，買菜有菜票；……若要出門，還得要有必不可少的車票、船票。總之，票券無法勝數，衣袋裏除了錢幣，就是票券，有時票券比錢幣還更重要。除政府商業部門在印製這些固定的票券外，各地商業部門還臨時油印發放某些商品的票券。其數量並不是以商品的基本單位為票券的基本單位，比如鍋是以一口為基本單位，可票券卻是幾分之幾口；手表的基本單位是一隻，而表票卻是幾十分之幾；有的商品票，隻是該商品基本單位的百分之幾。就是如此，一般幹部、職工、居民、農民是很不容易得到購物票的。比如過春節，發給城市居民的購副食品的票，農民沒有，居民每人5錢黃花、一錢木耳……。憑此，一個居民要活上70年，才能購得70錢的木耳，連一斤木耳也吃不上，真是死不暝目！但那些發購物票的經手人、領導人，則不受此限製，因為“肥水不外流”嘛！
四、憑條購物。有權或有以物易物的單位，需要計劃內的、憑證、憑票購買的商品，隻要開一張條子，就可不受限製地得到所需要的商品。
公社和醫院也擁有打條子的部分權力：孕婦需要雞蛋，公社可以打條子到公社下轄的商店購買；病人需要吃點白糖或紅糖，醫院有聲望的醫生出具證明、醫院蓋章，也可以到商店買。凡此等等，不一而足。
五、搞協作、互通有無。單位之間、地區之間，為了彼此的需要，以協作為名，互通有無，各標各價，交換商品。其實是以物易物，不過安上了一個與時代相稱的新名詞----“共產主義協作”而已。這個辦法，往往在掌握物資的商業部門、集體單位用得最多。
六、開後門。“開後門”原意是指有些人穿的大操襠褲，沒有係好褲腰帶，露出了屁股，不雅象，人們取笑其為“開後門”；或者某人做了什麽見不得人的事，不好意思，便關了前門，由後門進出，這也叫“開後門”。如今借它來用，賦以新意：買賣雙方，不通過正常渠道，不在營業門市部交易，而是通過不正當渠道，在商店後麵的儲藏室、保管室、庫房，在非營業時間、非營業地點進行的鬼鬼祟祟的交易。這種交易，往往是為了某種政治的、經濟的、人際的需要，為單位的頭頭、為親戚朋友、為熟人去幹的肮髒行徑。群眾把這類人戲稱為“臉嘴長得好的人”。商品交換中開後門成風，對於不同的人又具有不同的特點。當時在群眾中流傳著這樣一種說法：“高級幹部送上門，中層幹部找上門，一般幹部人托人，小老百姓莫得門。”
困難時期，由於商品奇缺，買東西排隊現象，特別普遍、嚴重。吃飯要排隊（飯店賣飯規定了時間，限額出賣，過時買不上就隻好餓肚子，逼著排隊），買需要票證的東西要排隊，比如城鎮居民，為了拿票買上一月供應的幾兩肉，頭一天晚上就要趕到肉店門口排隊。因為是限量出售，不排在前頭就買不上。買不要票證的東西更要排隊。商店裏，間或也賣點過期的、變質的、不要票證的東西（“處理品”），刹那間，顧客便排成了可觀的長蛇陣，擁擠不堪。為了能買上東西，爭輪次、爭櫃台，顧客與顧客之間、顧客與售貨員之間，常產生矛盾，吵架、打架的事情常有發生。
七、自由、公平的交易。這種商品交易，是商品生產社會本來意義的交易。隻有在自由市場的集市貿易中才能看見。買賣雙方根據商品的使用價值和價值，按質論價，自願成交。自由市場交易的一個最大特點，是價格比國家牌價高。以1962年3月份為例，情況如下：（見表2）
表2：商品的國家牌價與自由市場價對比表（1962年3月）
品名 單位 國家牌價 自由市價 備 注
大米 斤 0.093元 0.93元
菜油 斤 0.67元 8～10元
紅苕 斤 0.015元 0.15元
胡蘿卜 斤 0.05元 0.20元
棕片 斤 0.21元 1.10～1.20元
蓮花白菜 斤 0.08元 0.20～0.30元
白布 尺 0.28元 3.00～3.20元
豬肉 斤 0.67元 8.00～8.50元
水牛肉 斤 0.46元 5.00～5.50元
鯽魚 斤 0.47元 4.80～5.00元
雞蛋 斤 0.64元 7.50～8.00元
由於自由市場上的價格較高，商品出售者都願意把自己的東西拿到自由市場上去賣，而不願意賣給國家收購部門。因此，從自由市場開放以來，屬於訂購、派購的二類產品，國家收購部門花了很大力氣，想了很多辦法，都完成不了收購計劃。在直接從生產隊社員手中收購不到後，隻好轉移到市場上去收購。而市場價格又高出國家牌價很多，於是國家收購部門又采取了多種多樣的辦法來壓低市場價格。其辦法主要有：
㈠利用行政命令，硬性規定收購牌價。當市場上貼出告示後，上市的東西大大減少，很多人就不把東西拿到市場上去出售了。
㈡以國家牌價為基礎，規定市場價格不得超過收購牌價的15～30%。告示貼出來後，市場上雖然有少量的人拿東西來賣，但大量的東西卻在市場以外交易，其價格比以前的還要高得多。
㈢根據市場價格水平，規定掌握幅度，按現行市價，就低不就高。告示貼出來執行這個辦法後，拿到市場出售的東西又多起來了。但還是不如過去熱鬧，沒有恢複到過去的水平。
㈣根據集市自然形成的價格，讓買賣雙方協商議價，自願買賣、自由成交。結果，自由市場立即活躍起來了，拿到市場交易的東西又多了起來，市麵又恢複到過去的水平，而且價格也比較穩定了。這是在采取前三種辦法失敗後，對農村小商品生產者的讓步，是一種不得不采取的辦法。當市場恢複到以前水平後，簡陽縣市管會和有關部門並不甘心就此放開，還想再次規定市價（比自由市價低些）。告示一貼出，相當靈驗，市場上的東西立即又減少了，市場再度蕭條。即使有少量的東西上市，也在離市場遠遠的半路上就成交了，價格比在市場上的自由市價高得多。就這樣幾經反複，最後，還是以買賣雙方自由交換、公平交易告終。
㈤為農民設立服務部、服務點，用高於收購牌價、略低於或接近於市價的價格收購農副產品。這樣，農村社員還是願意出售的，收購部門也可以完成收購任務了。
1962年3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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