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毛澤東的四篇文章看毛對饑荒形勢的認識

從毛澤東的四篇文章看毛對饑荒形勢的認識

其一：（早在1958年底，雲南地區已經有出現浮腫死人現象）

一個教訓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這是一個有益的報告[1]，是雲南省委寫的，見《宣教動態》一四五期。雲南省委犯了一個錯誤，如他們在報告中所說的那樣，沒有及時覺察一部分地方發生的腫病問題。報告對問題作了恰當的分析，處理也是正確的。雲南工作可能因為腫病這件事，取得教訓，得到免疫力，他們再也不犯同類錯誤了。壞事變好事，禍兮福所倚[2]。別的省份，則可能有一些地方要犯雲南那樣的錯誤。因為他們還沒有犯過雲南所犯的那樣一種錯誤，沒有取得深刻的教訓，沒有取得免疫力。因而，如果他們不善於教育幹部(主要是縣級，雲南這個錯誤就是主要出於縣級幹部)，不善於分析情況，不善於及時用鼻子嗅出幹部中群眾中關於人民生活方麵的不良空氣的話，那他們就一定要犯別人犯過的同類錯誤。在我們對於人民生活這樣一個重大問題缺少關心，注意不足，照顧不周(這在現時幾乎普遍存在)的時候，不能專門責怪別人，同我們對於工作任務提得太重，密切有關。千鈞重擔壓下去，縣、鄉幹部沒有辦法，隻好硬著頭皮去幹，少幹一點就被叫做“右傾”，把人們的心思引到片麵性上去了，顧了生產，忘了生活。解決辦法:(一)任務不要提得太重，不要超過群眾精力負擔的可能性，要為群眾留點餘地；(二)生產、生活同時抓，兩條腿走路，不要片麵性。

毛澤東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根據手稿刊印。

注釋

[1]指中共雲南省委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八日關於腫病死人情況向毛澤東並中央的檢查報告。報告說，今年春夏之間，雲南省因腫病、痢疾、小兒麻疹等發生了嚴重的死人情況。造成這一痛心事件的主要原因是：領導作風不深入，對於今年緊張持續的苦戰中需要特別關心群眾的生活注意不夠，對一些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嚴重情況估計不足等。目前，省委正在召開地、市委第一書記會議，根據毛主席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精神，集中檢查省委和地、市委兩級的領導作風，接受經驗教訓，並準備采取以下措施：地、市委書記會議後，立即在黨內和幹部中進行一次整風，批判強迫命令和不關心群眾生活的傾向；組織專門小組對腫病死人事件進行認真的檢查，嚴肅處理死人事件中的違法亂紀和失職問題；立即執行鄭州會議關於作息時間的規定，檢查和改善礦山、水利工地等各個戰線上民工的衣、食、住和勞動安全問題，從各方麵調節群眾的勞逸和生活，等等。

[2]見《老子·五十八章》。原文是：“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

其二：在59年廬山會議的講話，分析當時的經濟情況

廬山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1](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七月二日)

一、讀書。
有鑒於去年許多領導同誌，縣、社幹部，對於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還不大了解，不懂得經濟發展規律，有鑒於現在工作中還有事務主義，所以應當好好讀書。八月份用一個月的時間來讀書，或者實行幹部輪訓。不規定範圍，大家不會讀。中央、省、市、地委一級委員，包括縣委書記，要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第三版)[2]。時間三至六個月，或者一年。去年鄭州會議提出讀三本書[3]，問讀了沒有，說是讀了一點，讀得不多，有的自己也沒有讀。

對縣、社幹部，山東、河北的想法，是給他們編三本書:一本是好人好事的書，收集去年大躍進中敢於堅持真理、不隨風倒，工作有前進的，不說謊、不浮誇、實事求是的例子，例如河北王國藩[4]，山東菏澤一個生產隊。一本是壞人壞事的書，收集專門說假話的、違法亂紀的或工作中犯了嚴重錯誤的例子。每省要找幾個，各省編各省的，每本不超過二萬五千字。第三本是中央從去年到現在的各種指示文件(加上各省的)，有係統地編一本書。三本書大體十萬字左右，每天讀一萬多字，一星期可以讀完。讀完後討論，不僅讀，還要考試。縣、社黨委成員能讀政治經濟學的也可以讀。設法給縣、社黨委每年有一個係統思考問題的時間。我們提倡讀書，使這些同誌不要像熱鍋上的螞蟻，整年整月陷入事務主義，搞得很忙亂，要使他們有時間想想問題。現在這些人都是熱鍋上的螞蟻，要把他們拿出來冷一下。去年有了一年的實踐，再讀書會更好些。學習蘇聯，要讀《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教科書有缺點，但比較完整。缺點如第一章講和平過渡，通過議會奪取政權，哪有那回事?在西藏都不可能，一定要有武裝。他們的缺點我們不要去學，但在去年，把蘇聯一些好的經驗也丟了。

二、形勢。
國內形勢是好是壞?大形勢還好，有點壞，但還不至於壞到“報老爺，大事不好”的程度。八大二次會議[5]的方針對不對?我看要堅持。總的說來，像湖南省一個同誌所說的，是兩句話:“有偉大的成績，有豐富的經驗。”“有豐富的經驗”，說得很巧妙，實際上是:有偉大的成績，有不少的問題，前途是光明的。基本問題是:(一)綜合平衡；(二)群眾路線；(三)統一領導；(四)注意質量。四個問題中最基本的是綜合平衡和群眾路線。要注意質量，寧肯少些，但要好些、全些，各種各樣都要有。農業中，糧、棉、油、麻、絲、煙、茶、糖、菜、果、藥、雜都要有。工業中，要有輕工業、重工業，其中又要各樣都有。去年“兩小無猜”(小高爐、小轉爐)的搞法不行，把精力集中搞這“兩小”，其他都丟了。去年大躍進、大豐收，今年是大春荒。現在形勢在好轉，我看了四個省，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大體可以代表全國。今年夏收估產普遍偏低，這是一個好現象。

今年這時的形勢和去年這時的形勢比較，哪個形勢好?去年這時很快地刮起了“共產風”，今年不會刮，比去年好。明年“五一”可以完全好轉。去年人們的熱情是寶貴的，隻是工作中有些盲目性。有人說，你大躍進，為什麽糧食緊張?為什麽買不到頭發夾子?現在講不清楚，促進派也講不清楚。說得清楚就說，說不清楚就硬著頭皮頂住，去幹。明年東西多了，就說清楚了。 　　

去年許多事情是一條腿走路，不是兩條腿走路。我們批評斯大林一條腿走路，可是在我們提出兩條腿走路以後，反而搞一條腿了。在大躍進形勢中，包含著某些錯誤，某些消極因素。現在雖然存在一些問題，但是包含著有益的積極因素。去年形勢本來很好，但是帶有一些盲目性，隻想好的方麵，沒有想到困難。現在形勢又好轉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認識了。
三、今年任務。
四、明年任務。
五、四年任務。工、農、輕、重、商、交方麵，過去是兩條腿，後來丟掉了一條腿，重工業擠掉了農業和輕工業，擠掉了商業。如果當時重視一下農業、輕工業就好了。這幾方麵到底如何搞法?建設如何安排?

今年鋼的產量是否定一千三百萬噸?能超過就超過，不能超過就算了。今後應由中央確定方針，再交業務部門算賬。糧食有多少?去年增產有無三成?今後是否每年增加三成?每年增加一千億斤，搞到一萬億斤，要好幾年。明年鋼增加多少?增加四百萬噸，是一千七百萬噸。後年再增加四百萬噸。十五年內主要工業產品的數量趕上和超過英國的口號還要堅持。總之，要量力而行，留有餘地，讓下麵超過。人的腦子是逐漸變實際的，主觀主義減少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幾年的指標在一年內達到，像糧食的指標一萬零五百億斤，恐怕要到一九**年才能達到。

過去安排是重、輕、農，這個次序要反一下，現在是否提農、輕、重?要把農、輕、重的關係研究一下。過去搞過十大關係，就是兩條腿走路，多快好省也是兩條腿，現在可以說是沒有執行，或者說是沒有很好地執行。過去是重、輕、農、商、交，現在強調把農業搞好，次序改為農、輕、重、交、商。這樣提還是優先發展生產資料，並不違反馬克思主義。重工業我們是不會放鬆的，農業中也有生產資料。如果真正重視了優先發展生產資料，安排好了輕、農，也不一定要改為農、輕、重。重工業要為輕工業、農業服務。過去陳雲[6]同誌提過:先市場，後基建，先安排好市場，再安排基建。有同誌不讚成。現在看來，陳雲同誌的意見是對的。要把衣、食、住、用、行五個字安排好，這是六億五千萬人民安定不安定的問題。安排好了之後，就不會造反了。怎麽才會不造反?就是要使他們過得舒服，少說閑話，不罵我們。這樣有利於建設，同時國家也可以多積累。讚成成立第三機械工業部，來管農業機械，搞農業機械設計院。現在這些事誰也不管，這麽大個國家，沒有人管不行。過去在土地革命戰爭時期反“左”傾時我曾說過，“炮是要打死人的，人是要吃飯的，路是要腳走的”。現在炮沒有了，第二條、第三條還有，如果忘記了這些，不好辦事。現在講掛帥，第一應該是農業，第二是工業。

飼料要有單獨的政策。現在是人吃一斤，牲口吃半斤；過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一斤；再過一段，要人吃一斤，牲口吃兩斤，牲口吃的要逐漸比人多。

農業問題:一曰機械，二曰化肥，三曰飼料。農、輕、重問題，把重放到第三位，放四年，不提口號，不作宣傳。工業要支援農業，明年需要多少化肥、多少鋼材支援農業，這次會議要定一下。糧食去年說增產三成，是否達到四千八百億斤，我還有懷疑。今年說不增加了，我看增點還是可能的。以後每年增一千億斤，一九六二年達到八千億斤。

明年鋼的指標是一千七百萬噸，形成一個馬鞍形。今年是一千三百萬噸，比去年多四百多萬噸。後年二千萬噸，大後年二千一百萬噸到二千三百萬噸，可以趕上英國。一九六二年二千五百萬噸，可能少點，也可能多點，多了到二千八百萬噸，少了到二千三百萬噸也好。趕上英國，說的是主要產品，鋼太多了不一定好。

積極性有兩種:一種是實事求是的積極性，一種是盲目的積極性。紅軍的三大紀律，現在有兩條還有用:“一切行動聽指揮”，即統一領導，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即不搞一平二調[7]。總的說來，群眾生活提高了，文化水平也提高了。共產主義風格有兩種:一種是真要搞共產主義；另一種，這種占多數，是事情歸他辦，權力都歸他，他就說是“共產主義”，歸人家就是“資本主義”。山東曹縣出現搶糧現象，這很好，搶得還少了，搶多了可以引起我們的注意。對那些摧殘人民積極性的官僚主義就是要整一下。我們的國家是不會亡的，社會主義是亡不了的，蔣介石是回不來的。美國打來，我們最多退到延安，將來還會回來的。

六、宣傳問題。去年有些虛誇，四大指標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傳，現在有些被動。如何轉為主動?上海會議[8]時，有人提出，利用開人民代表大會的機會，把指標改了，後來沒有這麽做。現在看來失掉了點時機，但不要緊。指標改不改?看來改一下好。但改成多少，還拿不準。是否人大常委會開個會，把指標改過來。糧食是否以後不公布絕對數字，可以學習蘇聯，不宣傳糧食指標。今後鋼不算小轉爐的，鐵不算土鐵。

七、綜合平衡問題。大躍進的重要教訓之一、主要缺點是沒有搞平衡。說了兩條腿走路、並舉，實際上還是沒有兼顧。在整個經濟中，平衡是個根本問題，有了綜合平衡，才能有群眾路線。

有三種平衡:農業內部農、林、牧、副、漁的平衡；工業內部各個部門、各個環節的平衡；工業和農業的平衡。整個國民經濟的比例關係是在這些基礎上的綜合平衡。

八、群眾路線問題。群眾路線有沒有?有多少?

九、工業管理問題。特別要強調質量問題，能否在很短時間內解決?應該爭取在一二年內解決。

十、體製問題。“四權”[9]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亂，有些半無政府主義。要強調一下統一領導、集權問題。下放的權力，要適當收回，收回來歸中央、省市兩級。對下放要適當控製。反對無政府主義，不是說現在是完全無政府主義，而是說有些半無政府主義。說得過死不好，過活也不好。現在看來，不可過活。

十一、協作關係。劃區協作，倒把原來的協作關係打亂了，搞了大的，擠了小的。搞體係，工廠要綜合發展，公社要工業化。

十二、公共食堂。要積極辦好。按人定量，分糧到戶，自願參加，節餘歸己。吃飯基本上要錢。在這幾項原則下，把食堂辦好，不要一轟而散，都搞垮了，保持百分之二十也好。

辦食堂全國有兩種辦法:一為河南的積極維持，一為湖北的提倡自願。湖北的基本解散了，有的未散，暫時回去了。湖北擬從少到多，開始百分之三十至百分之五十，將來達到百分之八十。食堂要小，形式要多種，供給部分要少些，三七開或四六開，可以靈活些。食堂和供給製是兩回事。

十三、學會過日子。包括農村、城市，要留有餘地，富日子當窮日子過，增產節約。湖北是窮日子當富日子過了，農民批評有些幹部，一不會生產，二不會過日子。應當把富日子當窮日子過。有些地方生產不見得比別處多多少，但隻要安排得好，日子好過。今年不管增產多少，估計增產一點，還是按去年四千八百億斤或者再少一些的標準安排過日子。口號是:富日子當窮日子過。

十四、三定政策。定產、定購、定銷，群眾要求恢複，看來是非恢複不可。政策三年不變，定多少，這次會議要定一下。增產部分四六開，征四留六，有災照減。自留地不征稅。

十五、恢複農村初級市場。

十六、使生產小隊成為半核算單位。四川省的同誌說，生產、分配在一個核算單位較好，現在改，影響生產，如何辦?

十七、農村黨的基層組織領導作用問題。基層黨的活動削弱了，黨不管黨，隻管行政。

十八、團結問題。要統一思想，對去年的估計是:有偉大成績，有不少問題，前途是光明的。缺點隻是一、二、三個指頭的問題。許多問題是要經過較長的時間才看得出來的。過去一段時間的積極性中帶有一定的盲目性。這樣看問題，就能鼓起積極性來　。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談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根據毛澤東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去廬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途中在船上同協作區主任委員的談話和七月二日在廬山中央政治局常委擴大會上的講話整理的。
　　[2]指蘇聯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寫的《政治經濟學教科書》修訂第三版下冊（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鄭州會議期間，毛澤東寫信給中央、省市自治區、地、縣四級黨委委員，建議讀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論共產主義社會》，同時提出也可以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
　　[4]王國藩，一九一九年生，河北遵化人。當時是河北省遵化縣建明人民公社管理委員會主任。
　　[5]八大二次會議，即中國共產黨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北京召開。
　　[6]陳雲（一九○五——一九九五），江蘇青浦（今屬上海市）人。當時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
　　[7]一平二調，參見本卷第33頁注[1]。
　　[8]指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
　　[9]四權，指人權、財權、商權、工權。





第三篇：61年的經驗總結

總結經驗，教育幹部[1](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

兩次鄭州會議[2]開得倉促。我那時對中國社會主義如何搞還不甚懂。第一次就是搬斯大林，講了一次他寫的《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第二次就是分三批開會，第一批是一天，最後一批是一天半。這怎麽能解決問題呢?那時心裏想著早點散會，因為三月份春耕來了。如果要把問題搞清楚，一天兩天是不行的。時間短了，隻能是壓服，而不是說服。那時許多同誌找我談，我打你通，你不通。一兩天，怎麽能打通呢?

廬山會議後，我們錯在什麽地方呢?錯就錯在不該把關於彭、黃、張、周的決議[3]，傳達到縣以下。應該傳達到縣為止，縣以下繼續貫徹《鄭州會議記錄》[4]、上海會議的十八條，繼續反“左”。一反右，就造成一個假象，可好了，生產大發展呀，其實不是那樣。彭、黃、張、周的問題，在十幾萬人的小範圍內傳達就行了，軍隊不搞到連隊，地方不搞到公社以下去就好了。搞下去就整出了許多“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現在看是犯了錯誤，把好人、講老實話的人整成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甚至整成了“反革命分子”。

當然，鄭州會議基本上是正確的，上海會議提出的十八條也還是基本上正確的，但對食堂問題、供給製問題是講得不正確的[5]。一九五九年四月，我在北京召集中央常委和在京參加人代會的一些同誌談了一下，就給六級幹部寫了那六條[6]。那六條等於放屁，因為我們各級幹部中許多人不懂得社會主義是什麽東西，什麽叫按勞付酬，什麽叫等價交換。一九六○年春看出“共產風”又來了。先在廣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誌開了三個小時的會，時間這樣短。接著在杭州又召集華東、西南各省的同誌開了三四天會，議題不集中，將搞小高爐、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機械化和半機械化等等一些問題都插進去了，整一平二調[7]沒有成為中心。一次會隻能有一個中心，一個中心就好。一次會發很多文件，沒有一個中心就不好。後來又在天津召集東北、西北、華北各省同誌開了會，也不解決問題。那時候提倡幾個大辦:大辦水利，大辦縣社工業，大辦養豬場，大辦交通，大辦文教。這五個“大辦”一來，糟糕!那不又是“共產風”來了嗎?去年七八月的北戴河會議[8]，百分之七八十的時間是談國際問題，隻剩一個尾巴談糧食問題、農業問題，也沒有批評兩個平均主義。一平二調問題的徹底解決，還是從十一月發出十二條指示[9]開始的。

十二條指示，在執行中發生了一個錯誤，就是隻搞了三類縣、社、隊，其他一類、二類放過了，沒去動。河南用整整半年的時間搞三類縣、社、隊，一、二類不去觸動，“共產風”、命令風、浮誇風、瞎指揮風、幹部特殊風沒有普遍去整。一提“五風”，說是一、二類可以放心，現在一查，那些地方“五風”可厲害了。所以，今年的中央文件[10]上規定，一、二、三類縣、社、隊都要普遍地整“五風”，在劫者難逃。現在幹部中有一些人似乎摸到了一點“規律”，以為整“五風”大概整個年把時間，“風”就過去了，就沒事了。我們可不能這樣搞。我們要學韓文公[11]在《祭鱷魚文》中所說的辦法，“三日不能，至五日。五日不能，至七日。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徙也”，我就打它、殺它。我們也來個三年不行至五年，五年不行至七年，七年不行至十年，十年還不行，是終不肯改也，那我們就要撤職、查辦。

一定要搞好調查研究，一定要貫徹群眾路線。平調的財物要堅決退賠，但不要有恩賜觀點。還有一個，凡是冤枉的人都要平反。

現在的問題是一個教育幹部的問題。在座的都是先生，因為我們已經自己教育了自己。通過廣州會議[12]、這次北京會議，我們自己思想通了，就要以身作則教育幹部，教育省一級、地一級、縣一級幹部，首先要教育這三級幹部。這三級幹部教育好了，他們就會回去教育公社一級、大隊一級、小隊一級幹部。

我們在民主革命時期教育幹部也是長期進行的。陳獨秀[13]不懂得民主革命，實行的是右傾機會主義路線，使革命失敗，五萬黨員隻剩下萬把人。上山打遊擊，打了十年。十年中間又犯了三次“左”傾錯誤[14]，萬裏長征教育了我們。然後是延安整風[15]，編出了《六大以來》、《兩條路線》等幾本書，從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上半年，整了三年半。那是和風細雨的，提出了“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口號，個人寫筆記、看文件，講自己的思想。在七大[16]召開以前，作出了《關於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七大成為團結的大會，實現了全黨思想的統一。從一九二一年建黨，到一九四五年七大以前，二十四年中我們黨在思想上沒有完全統一過，先是陳獨秀的右傾機會主義，後是三次“左”傾機會主義。學派很多，各搞各的。主要有兩派:一派是主觀主義即教條主義，一派就是非教條主義。延安整風和七大以後，我們黨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政策上、文化政策上、黨的建設上都有了一整套統一的東西。為什麽後來三年多的解放戰爭沒發生錯誤呢?為什麽有些東西過去反對它的人也讚成了呢?比如在軍事上，過去有的人怕打爛壇壇罐罐，要禦敵於國門之外，兩個拳頭打人，主張正規戰，反對遊擊戰，而這一時期對誘敵深入等都通了。這就是因為教育了幹部，特別是延安整風教育了幹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時期我們還沒有搞過這樣一次細致的整風。我看要從現在開始，用六十條[17]長期教育幹部，沒有幾十年不能教育好。

社會主義誰也沒有幹過，沒有先學會社會主義的具體政策而後搞社會主義的。我們搞了十一年社會主義，現在要總結經驗。我今天講的就是總結經驗，我下回還要講。我們是曆史主義者，給大家講講曆史，隻有講曆史才能說服人。

民主革命從建黨到勝利是二十八年。社會主義才搞了十一年，我看再加十一年，二十二年行不行?我在一個小冊子[18]裏講過:民主革命我們開始也沒有經驗，翻過斤鬥，取得了經驗，最後才得到勝利；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經驗的時間是不是可以縮短一點。這是一種設想。現在看起來，我們大家都覺悟了，就可以縮短時間。民主革命是二十八年，如果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搞二十二年，比民主革命減少六年，也還要十一年。是不是能夠縮短?蘇聯的經驗是蘇聯的經驗，他們碰了釘子是他們碰了釘子，我們自己還要碰。好比人害病一樣，有些病他害過就有了免疫力，我還沒有害過就沒有免疫力。

領導方法不可不注意。我剛才講了，從北戴河會議、第一次鄭州會議、武昌會議[19]、第二次鄭州會議、上海會議、給六級幹部的信、廬山會議，一直到六十條和這次會議，都沒有解決問題。問題沒有解決就不要放著不管，就要講，沒有解決就是沒有解決，現在還是沒有解決嘛!平調的財物現在退賠了的有沒有三分之一，我是懷疑的。我曾經問過:有沒有一半?許多同誌說沒有一半，有三分之一就算好的了。橫直是敲“牛皮糖”，敲了三分之一，再敲三分之一，還有三分之一就再敲三分之一，敲完了不就舒服了嗎?堅決退賠就是教育我們黨，教育我們的幹部。我看現在就是要拿六十條之類，加上斯大林《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那本書，作為學習材料。斯大林的書是什麽時候寫出來的呢?他是從一九一七年起，經過三十五年，直到一九五二年才寫出來的。斯大林是在他們幹了三十五年以後寫成那本書的。我們還隻幹了十一年，現在如果由我們寫那樣的書，我就不相信能寫好。現在不是到處在編教科書嗎?我看編出來也用不得，還要用斯大林那本書。

經過三月廣州會議、這次北京會議，今年的形勢跟過去大不相同。現在同誌們解放思想了，對於社會主義的認識，對於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的認識，大為深入了。為什麽有這個變化呢?一個客觀原因，就是一九五九年、一九六○年這兩年碰了釘子。有人說“碰得頭破血流”，我看大家的頭也沒有流血，這無非是個比喻，吃了苦頭就是了。

根據中央檔案館保存的講話記錄稿刊印。

注釋
　　[1]這是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這次會議於一九六一年五月二十一日至六月十二日在北京召開。
　　[2]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
日至十日在鄭州召開的有部分中央領導人、部分地方負責人參加的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和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在鄭州召開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即第二次鄭州會議）。
　　[3]參見本卷第231頁注[9]。
　　[4]《鄭州會議記錄》，見本卷第30頁注[6]。
　　[5]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在上海召開的中共八屆七中全會通過的會議紀要《關於人民公社的十八個問題》中，仍肯定人民公社辦食堂和實行供給製的做法。
　　[6]指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關於農業問題寫給六級幹部的信中講的六條。見本卷第48－50頁。
　　[7]一平二調，參見本卷第33頁注[1]。
　　[8]指一九六○年七月五日至八月十日在北戴河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9]指一九六○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人民公社當前政策問題的緊急指示信》，內容共十二條。
　　[10]指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日《中央工作會議關於農村整風整社和若幹政策問題的討論紀要》。
　　[11]韓文公，即韓愈（七六八——八二四），河南河陽（今孟縣）人，唐代文學家、哲學家。
　　[12]指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三日在廣州召開的中共中央工作會議。
　　[13]陳獨秀，見本卷第206頁注[7]。
　　[14]三次“左”傾錯誤，見本卷第178頁注[9]。
　　[15]指中國共產黨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黨範圍內開展的一個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思想教育運動，曆時三年多。主要內容是：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經過這次整風，全黨進一步地掌握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的統一這樣一個基本方向。
　　[16]七大，即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舉行。會上，毛澤東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朱德作《論解放區戰場》的軍事報告，劉少奇作《關於修改黨章的報告》；周恩來作關於統一戰線問題的重要發言。大會決定了黨的路線——“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黨的領導下，打敗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國人民，建立一個新民主主義的中國”，通過了新的黨章，選舉了新的中央委員會。新的黨章規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毛澤東思想，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工作的指針。這次大會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17]指《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共六十條。
　　[18]指《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見本書第七卷第204－243頁。
　　[19]指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在武昌召開的中共八屆六中全會。會議通過了《關於人民公社若幹問題的決議》。



第四篇：所謂的“自我批評”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即7000人大會）1962.1.30

同誌們，我現在講幾點意見。（熱烈鼓掌）一共講六點，中心是講一個民主集中製的問題，同時也講到一些其他問題。

第一點，這次會議的開會方法。
（和總結經濟問題無關，略）

第二點，民主集中製問題。
（與總結經驗教訓無關的話題，略。僅選擇總結經驗教訓的部分）
有的省委就是這樣做的。有一些省比較主動，讓大家講話。早的，在一九五九年就開始作自我批評，晚的，也在一九六一年開始作自我批評。還有一些省是被迫作檢討的，像河南、甘肅、青海。另外一些省，有人反映，好像現在才剛剛開始作自我批評。不管是主動的，被動的，早作檢討，晚作檢討，隻要正視錯誤，肯承認錯誤，肯改正錯誤，肯讓群眾批評，隻要采取了這種態度，都應當歡迎。

去年六月十二號，在中央北京工作會議的最後一天，我講了自己的缺點和錯誤。我說，請同誌們傳達到各省、各地方去。事後知道，許多地方沒有傳達。似乎我的錯誤就可以隱瞞，而且應當隱瞞。同誌們，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別人推卸責任，其他一些同誌也有責任，但是第一個負責的應當是我。

第三點，我們應當聯合哪一些階級？壓迫哪一些階級？這是一個根本立場問題。
（和總結經驗教訓的話題無關，略）

第四點，關於認識客觀世界的問題。
（僅選擇和總結經驗教訓有關的段落）

對於社會主義建設，我們還缺乏經驗。我向好幾個國家的兄弟黨的代表團談過這個問題。我說，對於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我們沒有經驗。

在社會主義建設上，我們還有很大的盲目性。社會主義經濟，對於我們來說，還有許多未被認識的必然王國。拿我來說，經濟建設工作中間的許多問題，還不懂得。工業、商業，我就不大懂。對於農業，我懂得一點。但是也隻是比較地懂得，還是懂得不多。要較多地懂得農業，還要懂得土壤學、植物學、作物栽培學、農業化學、農業機械，等等；還要懂得農業內部的各個分業部門，例如糧、棉、油、麻、絲、茶、糖、菜、煙、果、藥、雜等等；還有畜牧業，還有林業。我是相信蘇聯威廉斯[9] 土壤學的，在威廉斯的土壤學著作裏，主張農、林、牧三結合。我認為必須要有這種三結合，否則對於農業不利。所有這些農業生產方麵的問題，我勸同誌們，在工作之暇，認真研究一下，我也還想研究一點。但是到現時止，在這些方麵，我的知識很少。我注意得較多的是製度方麵的問題，生產關係方麵的問題。至於生產力方麵，我的知識很少。社會主義建設，從我們全黨來說，知識都非常不夠。我們應當在今後一段時間內，積累經驗，努力學習，在實踐中間逐步地加深對它的認識，弄清楚它的規律。一定要下一番苦功，要切切實實地去調查它，研究它。要下去蹲點，到生產大隊、生產隊，到工廠，到商店，去蹲點。調查研究，我們從前做得比較好，可是進城以後，不認真做了。一九六一年我們又重新提倡，現在情況已經有所改變。但是，在領導幹部中間，特別是在高級領導幹部中間，有一些地方、部門和企業，至今還沒有形成風氣。有一 些省委書記，到現在還沒有下去蹲過點。如果省委書記不去，怎麽能叫地委書記、縣委書記下去蹲點呢。這個現象不好，必須改變過來。

上麵是我講的第四點。就是講，我們對於客觀世界的認識，要有一個過程。先是不認識或者不完全認識，經過反複的實踐，在實踐裏麵得到成績，有了勝利，又翻過斤鬥，碰了釘子，有了成功和失敗的比較，然後才有可能逐步地發展成為完全的認識或者比較完全的認識。到那個時候，我們就比較主動了，比較自由了，就變成比較聰明一些的人了。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17]隻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這是自由和必然的辯證規律。所謂必然，就是客觀存在的規律性，在沒有認識它以前，我們的行動總是不自覺的，帶著盲目性的。這時候我們是一些蠢人。最近幾年我們不是幹過許多蠢事嗎？

第五點，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個問題，我隻簡單地講幾句。
（和總結經驗教訓無關，略）

最後一點，第六點，要團結全黨和全體人民。
（僅選擇和總結經驗教訓有關的段落）

我在這個講話裏批評了一些現象，批評了一些同誌，但是沒有指名道姓，沒有指出張三、李四來。你們自己心裏有數。（笑聲）我們這幾年工作中的缺點、錯誤，第一筆賬，首先是中央負責，中央又是我首先負責；第二筆賬，是省委、市委、自治區黨委的；第三筆賬，是地委一級的；第四筆賬，是縣委一級的；第五筆賬，就算到企業黨委、公社黨委了。總之，各有各的賬。

備注：以上四篇文章，均選自《MZD紀念館》公布的毛文集。

劉少奇的講話，選自《劉少奇紀念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