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與賀子珍分手詳說 延安跳舞風波

此貼轉自：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湘潭市委員會　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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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賀子珍分手詳說
視力保護色

文章來源：河北政協 作者：散木 錄入時間：2007-4-20

　　楊奎鬆先生的新作《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是一部很見功力的曆史著作，書中配的許多圖片也起到了圖文並茂給讀者“第一現場”的直觀印象。看圖讀文，“我們不得不驚歎曆史的確比我們想象的要豐富得多、複雜得多”。

　　不過，似乎也有一些小疵，比如書中第282頁後的圖片，其中有“延安司令部：左起毛澤東、合眾社的厄爾·利夫、朱德、江青”的四人照。於是就有一個問題：利夫等與毛澤東會談的時間是何時?江青到延安並與毛澤東相識結婚的時間又是何時?這樣一想，顯然楊著中這張照片的說明是經不起推敲的。

　　毛澤東在陝北會見斯諾後，在延安會見的第一位美國記者是史沫特萊，時在1937年初，此後於春夏間合眾國際社(或說為“美聯社”者)的厄爾·利夫與時為王炳南夫人的王安娜(德國人)進入延安，並得到毛澤東的接見和會談。

　　此時江青尚未來延安(據葉永烈《江青傳》，她是l937年8月抵延的。又據《毛澤東年譜》：毛澤東與江青結婚是在翌年ll月。那麽，在這一年多中，兩人當然還有一個認識和熟悉的過程)，與利夫會談中的那位女性顯然不會是江青；再說後來江青那張臉為全國人民所熟識，稍具常識就不會把照片上那張似乎陌生的女性辨為江青的。
　　
　　同一張照片還出現在以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的名義於l998年10月出版的美國約翰·拜倫與羅伯特·帕克合寫的《康生傳》中，不過這次那女子卻變成“賀子珍”了，文字說明是1937年四人“共享一頓飯”時所攝，而“賀子珍不久就被江青所替代”雲雲。

　　賀子珍一般讀者也認識，但照片上的這位女性仍不似之。不過，毛、賀後來終於分手，有關的幾個人——史沫特萊以及她的翻譯(也就是我懷疑為這張照片上的那位陌生女子)吳莉莉，以及後來出現的江青，至此已經都出場了。


一


　　毛澤東的婚姻，如果是平常人，它的變故等等也隻是社會史的材料了，而毛是扭轉乾坤的一代偉人，這樣他的婚姻也就不尋常了。後來人們敬佩楊開慧，同情賀子珍，鄙視江青等等，都是由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的關係而帶出的。

　　甚至好事者會不免遐想：如果楊未犧牲、賀不走、江青沒有去延安或無緣與毛結識，後來種種，該怎樣書寫呢?當然，這不是唯物史觀，曆史也不可能倒流，我們回溯往事，不過是由溫習故事而窺讀曆史演進的消息，從而記取轉型社會中傳統嬗變的方方麵麵，以為曆史塗上凝重的一筆。

　　毛澤東14歲時由家庭包辦與20歲的羅氏成親，這是魯迅先生所抨擊的“吃人”場景之一：“這婚姻，是全憑別人主張，別人撮合，把他們一日戲言當我們百年的盟約。仿佛兩個牲口聽著主人的命令：‘咄，你們好好的住在一塊兒罷！’愛情，可憐我不知道你是什麽。”

　　所以，具有反抗性格的少年毛澤東並不承認這個“妻子”，多年後他對斯諾說：“我從來沒有和她一起生活過——後來也沒有。我並不認為她是我的妻子。”後來在北大，毛澤東沐浴新思想時在楊昌濟教授家中得識了楊開慧，那是真的愛情了。

　　然而，“開慧之死，百身莫贖”，她是在軍閥何鍵以宣布與毛澤東斷絕關係即可保命的條件下毅然赴死的。“我失驕楊”，後來毛澤東長久地思念她。

　　賀子珍是毛澤東“上山”後結合的。江西蘇區有名的“永新三賀”——賀敏學和他的兩個妹妹賀子珍、賀怡。而賀子珍又是著稱的“詞永新一枝花”，她也是驕豔的。

　　這位最早上井崗山打遊擊的女子，其身世之坎坷自不待言，她是毛澤東l927年秋收起義失敗後上井岡山所見到的王佐、袁文才部下的17歲的女戰士和女幹部(16歲時已是婦女部長了)。

　　後來朱、毛會師，毛在永新西鄉塘邊村調研分田經驗，恰賀也在這裏開展工作，由於工作的交往，近距離的接觸使賀對毛由先前的敬佩逐漸轉為愛慕，那正是楊開慧生死未卜之時。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寫(金衝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893——l949)一書中是這樣描寫的：“毛澤東告訴她，自己結過婚，有三個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現在杳無音訊。兩人在塘邊村結為伴侶。”那是1928年6月的事了。

　　楊開慧是1930年11月犧牲的。亂世夫妻，戰爭中這樣的事是很多的。毛澤東與賀子珍風雨同舟，在艱辛的根據地鬥爭中患難與共；長征路上，賀子珍出生入死，曾身中17塊彈片營救戰友，誠感天動地。

　　後來毛在延安與之分手之際有這樣痛徹肺腑的傷心話，他說他平時不易落淚，隻在三種場合下情不自禁而潸然淚下，“一是聽不得窮苦百姓的哭聲，看到他們受苦我就忍不住要掉淚；二是舍不得身邊通訊員離開，有的人犧牲了我就難過得落淚；三是在貴州，聽說賀子珍負了傷，要不行了，我掉了淚。”

　　但是他們終於沒有白頭到老。王行娟女士長期采訪賀子珍並寫作其人，先後有《賀子珍的路》、《井岡杜鵑紅——賀子珍風雨人生》等著作，個中情由足可參閱，本文為節省篇幅起見，就免敘主題之外的其人經曆了。

　　卻說毛、賀兩人從l928年到l937年這10年間的共同生活，盡管免不了磕磕碰碰，畢竟夫妻一場，雙方感情還是有的，比如後來分手後，毛仍考慮過以中國舊時並不鮮見的“傳統”的方法解決雙方的關係，1959年還在廬山上把她請來敘舊，終因被江青知悉和幹擾，也就天各一方了。

　　此時毛給她的書信，不知為何，竟以別字的“自珍”稱呼之，想來是別有苦衷吧。書日：“自珍……望您要保重身體，革命第一，身體第一，他人第一，顧全大局。”三個“第一”和“顧全大局”，其中消息也就自不待言了，毛澤東也有無奈啊。

　　後來毛逝世，十年動亂的夢魘也結束了，賀子珍這個“曆史化石”終於被人提起，l985年《萌芽》增刊上標名為《一個偉大的平凡的女性賀子珍》突然把她帶到人們麵前，於是人們開始詮釋甚至猜測當年她和毛分手的原因。

　　那還是偉人在“神壇”(“神話史”上)上不久的歲月，我們陌生偉人的生活，於是對之就有一些不是“神化”就是一紙兩麵的“矮化”.關於毛、賀的分手，就多有誤解和附會。據筆者閱讀史料加以分析，其實導致他們勞燕分飛的原因，賀的因素實大於毛的因素。

　　為了更真實地說明這些原因而不是妄加揣測，筆者有意在下麵的文字中直接引述若幹當事人的回憶以“再現”那個場景。


二


　　賀子珍是l937年10月離開延安的，之前她與毛澤東的家庭生活出現危機，陶鑄夫人曾誌在《毛澤東與我》(收入《我與毛澤東的交往》一書)一文中說及毛澤東對她談起家務事，感慨賀子珍的離去：“不是我要離開她，而是她要離開我。她脾氣不好，疑心大，常為一些小事吵架。有次一位外國女記者采訪我，美國女人開放無拘無束，我也愛開玩笑，我們又說又笑，這就激怒了賀子珍。她不僅罵了人家，倆人還動手打了起來。我批評她不懂事，不顧影響，她不服，為此我們倆人吵得很厲害。一氣之下賀子珍說要去西安，然後到蘇聯治病，她身上有ll處彈片”雲雲。

　　這就是兩人分手的基本經過，揆諸史實，這位“外國女記者”就是史沫特萊。

　　又據黎永泰《毛澤東與美國》：毛澤東與史氏第一次會見後，便常到她和她的翻譯住的窯洞去，三人常一起縱談、吃便飯。這一素材是出自史沫特萊的《中國的戰歌》一書。

　　史氏回憶：毛還跟史氏學英語，跟女翻譯學北京官話(據葉永烈：吳莉莉是河南人，曾是上海的演員)，又據美國麥金農夫婦《史沫特萊》：吳光偉即吳莉莉“是個標致的離了婚的女人，投身革命的大學生，也是丁玲劇團的女演員”)。

　　大概是沒有出過國的原因，那時毛澤東常常向史氏提出成堆的問題，如印度，如文藝，以及詢問史氏的生活經曆和愛情生活，問她是否“體驗過像拜倫、濟慈和雪萊這些詩人讚美的浪漫的愛情”等等。

　　據史氏的觀察，毛澤東“城府很深，心靈深處有道門，從來不對任何人開放”，他的幽默又“總是諷刺挖苦，冷酷無情，像是從窮思苦索與世隔絕的無底洞裏蹦跳出來的嬉笑怒罵”，這大概也是毛所以親近魯迅的性格原因了。

　　史氏在延安還開了一個學跳交際舞的時尚，但毛澤東“自尊心強，不學跳舞，生理上也無節奏感”，朱德乃“破除迷信”，以及周恩來、賀龍等，而“作壁上觀”則是彭德懷。

　　後來王實味譏刺“歌囀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其始作俑者大概就是這史沫特萊了，於是乎她自嘲自己“在延安婦女中間我贏得了敗壞軍風的惡名”，以致於“人言可畏，群情側目”，則賀與之幹架就是於此語境中的故事了。夫妻不睦，於是毛澤東才會在史氏窯洞中吟誦悼亡詩(悼楊開慧)等等。

　　關於延安跳舞的風波，以及毛、賀因吳翻譯的原因而告仳離，比較詳細的記載是斯諾在史沫特萊去世後所複述的。

　　始到延安的史氏欲以跳舞打開延安僵化的社會禮儀，讓長征的幸存者們學會鬆弛和娛樂，便找來一些西方唱片和一架舊留聲機，與吳翻譯一起在天主教堂教交際舞，當然這是蘇區前所未有的稀罕事。

　　“史沫特萊說跳了交際舞後，她覺得她的腳好像被整整一師人踩過似的”，未料“舞會在延安的窯洞裏引起了爆炸性的不滿”，史氏與吳翻譯受到延安女性激烈的批評，也“正是毛的妻子賀子珍最不喜歡史沫特萊”，還有吳翻譯。

　　那時“終於擺脫了連年戰爭的毛澤東，閱讀大量的書籍，撰寫政治和哲學方麵的論文，鮮為人知的是毛還寫了大量的詩以指導吳莉莉”，在他聽了史氏談及她與一個印度人的婚姻和愛情後，“他說他懷疑從西方小說中讀到的那種愛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麽樣。

　　在他認識的人中，史似乎是第一個體驗過這種愛情的人。他似乎覺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莉莉好像在他內心深處喚醒了一種微妙、細致的感情及青春的熱望。她總是在毛和史的談話中充當中間人，而我們可以假設毛向史提的某些問題是直接對著吳的。

　　吳是那麽生氣勃勃、敏感、優雅，每當史與毛討論羅曼蒂克的愛情時，史感到對話是說給吳聽的。討論過程中毛做詩，吳當然比史更能欣賞毛的詩。吳以毛詩中所用的韻律賦詩作答，這使毛很高興。

　　他們詳細地討論解放以後新社會中男女平等條件下的男女關係，這些思想進人了以舊詩詞的形式寫的詩篇”。史氏的觀察是否到位、或不過是她的想像，筆者不敢妄加議論，總之，結果就是一個令人難堪和尷尬的場麵發生了：

　　“有一個夜晚，史已經睡下了，窯洞外麵有布鞋走路的聲音，她聽到毛主席輕柔的南方口音，這位主席去隔壁吳的窯洞，洞裏的燈還亮著。史聽見他敲門，聽見門打開又關上。她想重新入睡，剛剛有點睡意，忽聽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衝上山來。接著，吳的窯洞被推開，一個女人尖厲的聲音劃破了寂靜：‘混蛋!你竟敢騙我，溜到這個資產階級舞女家裏來。’史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窯洞。毛的妻子正用一個長手電筒打毛。他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舊戴著他的棉帽子，穿著軍大衣。他沒有製止他的妻子。他的警衛立正站在門旁，顯得很尷尬。毛的妻子狂怒地大哭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氣不接下氣才停手。毛最後站了起來，他看上去很疲倦，聲音沉著嚴厲：‘別說了，子珍。我和吳同誌之間沒有什麽見不得人的事。我們不過是聊天。你作為一個黨員，正在毀掉自己，你幹的事你應該覺得可恥。趁別的黨員還不知道，趕快回去吧。’毛的妻子突然轉向吳。吳背靠牆站著，像一隻被老虎嚇壞了的小貓。賀罵吳：‘舞廳的婊子!你大概和什麽男人都勾搭，還想欺騙主席?’接著她走近吳，揮起手中的手電筒，另一隻手抓吳的臉，揪吳的頭發。血從吳的頭上流了下來。吳跑向史，躲在史身後。這時，毛的妻子又把怒火對準了史。‘帝國主義分子!’她喊道：‘都是你鬧出來的，回你自己的窯洞去。’接著她用手電筒打了這個‘洋鬼子’。史可不是好欺侮的，一手將她推倒在地。羞恥勝過疼痛，毛的妻子躺在地上尖聲喊道：‘你算什麽丈夫?還算是男人嗎?你真是共產黨員嗎?我就在你眼皮底下挨這個帝國主義分子的打，你一聲也不吭。’毛責備妻子道：‘她沒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衛的權利，是你羞辱了我們，你的行為簡直像美國電影裏的闊太太。’毛氣憤已極，但盡力克製著，他命令警衛員扶起他的妻子送她回家。賀不甘罷休，不肯起來，毛不得不叫來另外兩三個警衛員，最終使歇斯底裏的賀離開了。”

　　這段敘述與王行娟書中所述(即賀的自述)就略有出入了，比如是毛與吳在窯洞中交談還是加上史氏的三人?

　　賀為此竟打了毛?賀，或史氏，她們誰先動的手?等等。雖係細節，卻影響到後來的定讞，在進一步考察史料檔案之前，筆者無法澄清這些情由，姑妄聽之可也。

　　史氏又說：“第二天早晨，全城都在議論這件事，這使毛不得不重視此事，他召開了中央執行委員會，解釋了他的行動並聽憑他們作最後決定。

　　委員會決定把此事作為“秘密事情”處理，發布了禁止議論此事的命令。

　　但誰也製止不了毛的妻子。她把其他婦女召集起來，以求得她們的支持。”

　　又據斯諾《紅色中華散記》，賀正式控告吳後，毛否認其指控並提出離婚。所謂“中央執行委員會”斯諾又稱為“特別法庭”的判決，其中真偽，現也難以核實。

　　後來，由於七七事變爆發，“中央做了迅速的簡單決定，正式批準毛離婚”，賀離開了延安，吳也被逐出，“她同丁玲的劇組一起上了前線，在離開延安前，吳低聲啜泣著焚燒了毛的詩稿，以後大概她和毛再沒見過麵”。史沫特萊一個月後也離開了延安。此後，“交際舞卻繼續著”(以上引自《毛的離婚》，轉引自《史沫特萊——一個美國激進分子的生平和時代》一書)。

　　適藍蘋與電影演員唐納結束了關係來到延安，後來在魯藝得識毛，賀的負氣出走給她提供了機遇，這中間的故事可以參見蔣澤民《在偉人身邊的歲月——毛的保衛參謀、周的隨從副官回憶錄》中“江青是怎樣走進毛生活的”。

　　那是近距離的不失真的觀察。《毛澤東傳》說到這事，是這樣的“春秋筆法”：“在這個時期(注：即從十二月會議到六中全會)中，毛的生活也發生了變化。1938年秋，賀子珍離開延安一年後，毛同從上海到延安抗大學習的江青結婚。這次婚姻上的錯誤選擇給毛後來的生活，特別是他的晚年帶來極大的不幸。”

　　按說個人婚姻純粹是二人世界的事，不過以毛的身份和地位以及以江青取代賀子珍，就使許多知道江青底細的人有所看法了，江青——李雲鶴、藍蘋，她的婚變史，大上海也是“大染缸”中的演員生涯，更可怕的“自首”的情節，等等，讓從中央政治局委員到中央委員以及地下黨工作人員不安了。

　　有了議論，有了反對的口信、書信和電報，結果又有曾經在特科工作過的王世英、南漢宸、王超北、陳雷等14人聯名上書總書記張聞天，要求中央幹預，反對毛、江二人結合。

　　張為慎重起見，派在上海地下黨的劉曉對江青進行調查，結論可想而知。

　　張於是不能不管，但還是出於禮貌、尊重，沒有把反對的來信交給毛，隻是以個人名義寫信給毛，加以勸阻。然而毛是一向倔強的人，競當場撕碎了張聞天的勸告信，並決定立即同江青結婚(中央做出對婚後江青的三條約束條件：僅照顧毛生活事務、不擔任黨內職務、不得幹預和過問黨內人事及參加政治活動)，婚宴不邀請張聞天、劉英夫婦出席。

　　多年後，江青走出因與毛結合而帶出的陰影，掙脫了抑鬱和束縛，一旦權力到手，就開始無情地報複!張聞天、王世英等等，都受到了迫害。

　　後來的江青——絕不是斯諾1939年在延安見到的江青了，原來的毛夫人，“她身材苗條，年輕美貌，剛嫁給毛幾個月，打得一手好橋牌，燒一手好菜”，性情也好，很多年裏她確實也遵守了對她的約定。


三


　　史沫特萊到延安刮起的“旋風”引發的是毛、賀兩人觀念上的差異，毛是經過“五四”洗禮的，他對美國記者史氏以及史氏的翻譯有濃厚興趣是出自了解世界以及以文會友，賀則畢竟是江西小縣城中長大的，那是被地理上的高山和思想觀念上封建的民族文化心理和集體意識積澱所包圍的語境，即使是在紅軍中，習焉不察的男子霸權話語的主流意識形態也被女性所不自覺地認同著，她們拘束著自己，有著嚴格、分明的男女關係，不許越過雷池一步，一旦洋女人的史氏刮起“可怕”的西方女權主義“旋風”：教習跳舞、倡導男女社交等，這又是美國的開放女性與蘇區的農村女性的強烈對抗了。

　　史氏早年即投身節育運動等女權事業，她熱情奔放，酷愛自由，對男女和婚姻也有她驚世駭俗的看法。她來到中國，結交有胡適、徐誌摩這些西方化的文人，認識她的茅盾說：在她身上聞不到半點封建氣味，那就是史氏了。

　　她又義無反顧地投身到中國革命的事業中，人們稱她是“中國革命的約翰·裏德”。美國記者裏德是紀錄蘇聯十月革命的，史氏則有《中國的戰歌》等眾多紀錄中國革命的報道。

　　不獨中國革命，她還要參與中國婦女的解放事業，反動派造謠說她在蘇區手持威士忌在群眾大會上赤身露體唱國際歌，其實真實的是她在延安發動節育運動而告失敗、她對朱德的采訪也以窯洞中單獨與男人說話而被延安的婦女所不悅，她對賀子珍的看法是拘謹、蒼白、過著修道院生活而不具備領袖夫人的必要條件……這怎麽能不激起延安婦女的“憤怒”呢。

　　所以，“史氏旋風”當即受到從蘇區長征到中國革命基地——西北農村的幾乎全體中國紅色女性的“杯葛”(boycott，抵製)，這樣賀的“該出手時就出手”也就不奇怪了，她怎麽能一步到位社會革命和婦女解放呢(包括精神和形體的解放)?

　　加上流言和他人出於好心的“忠告”，賀終於爆發出一場大打出手，也就順理成章了。這進而又觸發了她和毛的兩人危機：毛、賀感情的基礎原本就是有些脆弱的，它不是毛與楊開慧“五四”式的，後來兩個人的分手，又有其他的因素攙合在中間，比如毛對賀的傷感，在他於黨內被錯誤路線所排斥時，作為妻子的賀子珍竟也不理睬他了。

　　毛回憶說：“我當時就那麽想，讀書吧，堅持真理，堅持原則，我不怕殺頭，不怕坐牢，不怕開除黨籍，不怕處分，也不怕老婆離婚。”(曾誌《毛澤東和我》)

　　賀呢?她後來雖然承認自己不對，悔恨自己的魯莽，卻執意要離去了——感情有了裂痕，又是一身的病(彈片在身上)，加上無休止的懷孕(10年中懷孕、生育了6次)，她感到不能不走了，雖然後來無比的懊悔。此後的賀子珍就如魯迅筆下中國婦女的形象——“祥林嫂”般責怪著自己，默默承受著一切。

　　所以引述這麽長的材料和說一些老掉牙的故事，除為那張照片提供一點背景認識外，是筆者在新近出版的《女界舊蹤》之後情不自禁地繼續思索近代以來中國婦女的命運以及它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域外的女權主義與中國婦女的解放事業有何不同以及它們各自的局限和合理性，而延安背景下的史沫特萊、吳莉莉和丁玲則不妨說是一個“個案”。

　　據說一次軍事野營中，這三人組成了一個獨特的小組，“三個意誌堅強的離了婚的婦女，反對傳統的婚姻觀念，要求婦女在社會中享有更多的權利”，然而無論是史氏的提倡節育、呼籲女權(甚至號召婦女以“生育罷工”來作為政治武器強行改變不合理的性別歧視的社會結構，以及更多西方色彩的自由性愛製度)，或者是丁玲近乎史氏性格的向傳統社會和觀念進行叛逆(在延安她以敏感的觀察發現女權的空置，於是訴諸以“貞貞”和“陸萍”等文學形象，表露出傳統倫常與集體主義氛圍下不和諧的音符，所謂女權也就同於個人主義和小資產階級情調的被整肅)，以及曇花一現的小人物吳莉莉的消失和賀子珍的離去，都預示著一個風雨如晦的傳統中國在急劇嬗遞的現代化進程中將會很長一段時間是步履踉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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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賀子珍婚變的內情

　　史沫特萊是引火人，女翻譯是導火線

　　1937年2月，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人鼓勵史沫特萊設法引進一種新的娛樂：西方式的交際舞。史沫特萊明白這些長征的幸存者，需要學會鬆弛和娛樂。她還想到，跳舞有助於打破受領導幹部的妻子們影響，而形成的僵化的社會禮儀。到了三月份，她和吳莉莉(音譯，女翻譯)晚上就在天主教堂裏教交際舞。到這裏參加舞會的紅軍丈夫一般不帶妻子前來，有少數剛從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來延安，為統一戰線和革命效力的青年男女也來參加。

　　毛澤東的妻子賀子珍最不喜歡史沫特萊。反過來，史沫特萊坦率地表示，她認為賀子珍過的是蒼白的、修道院式的生活，她不具備一個革命領袖妻子的必要條件。史沫特萊對賀子珍的冷淡就表明了她的看法。結果，倆人之間雖沒有發生什麽爭吵，但相互敵視是很深的。吳莉莉是晚間“舉行”交際舞的明星。與延安那些呆板的婦女相比，吳好像神話故事中一位鮮豔奪目的公主；對長期生活在農民中間的延安男人來說，吳不隻是有一張漂亮的臉蛋，她可同中國曆史上最有姿色的女人楊貴妃相媲美。

　　戰爭間歇的幾個月裏，毛澤東閱讀了大量書籍，並撰寫政治和哲學方麵的論文。

　　太陽一落山，毛澤東常常帶著一個警衛員到史沫特萊的窯洞去，他們邊喝米酒或茶，邊聊天。他對外國生活表現了極大興趣。毛澤東讀過一些譯成中文的西方人的詩，他問史沫特萊是否體驗過像拜倫、濟慈和雪萊這類詩人讚美的浪漫愛情。“他說他懷疑從西方小說中讀到的那種愛情是否真的存在，它到底是什麽樣？在他認識的人當中，我似乎是第一個體驗過這種愛情的人。他似乎覺得在某些事上若有所失。”

　　吳莉莉總是在毛澤東和史談話中充當中間人，每當史與毛澤東談論羅曼蒂克的愛情時，她感到對話全部是說給她吳莉莉聽的。討論過程中，毛澤東作詩，吳當然比史更能欣賞毛澤東的詩，吳便以毛澤東詩中所用的韻律賦詩作答，這使毛澤東很高興。他們詳細討論了解放後新社會中男女平等條件下的男女關係。這些思想進入了毛澤東以舊詩詞形式寫的詩篇。

　　賀子珍夜闖吳莉莉窯洞

　　有一個晚上，史已經睡下，窯洞外麵有布鞋走路的聲音。她聽到毛澤東輕柔的南方口音，他是去隔壁的吳莉莉的窯洞，洞裏的燈還亮著。史沫特萊聽到敲門聲，門打開又關上。她剛想重新入睡，忽聽一陣急促的腳步聲衝上來。接著吳的窯洞門被撞開。

　　史聞聽，忙跳下床，披上外衣，跑到隔壁窯洞。賀子珍正用一個長長的手電筒打毛澤東。毛澤東坐在桌旁的板凳上，仍舊戴著他的棉帽子，穿著軍大衣。他沒有製止賀子珍，他的警衛員立在門旁，顯得很尷尬。賀子珍狂怒地大喊大叫，不停地打他，一直打到她自己上氣不接下氣才停手。

　　毛澤東最後站起來，他看上去很疲倦，聲音沉著嚴厲：“別說了，子珍！趕快回去吧。”賀子珍卻突然轉向吳莉莉，當時，吳背靠著牆，像一隻嚇壞的小貓。接著她走近吳莉莉，揮起手中的手電筒，另一隻手抓她的臉、揪她的頭發。血從吳莉莉的頭上流下來，吳莉莉跑向史沫特萊，躲在她背後。

　　賀子珍又轉向史：“帝國主義分子！”她叫道：“都是你鬧出來的，回你自己的窯洞去。”接著，她用手電筒打這個“洋鬼子”。史沫特萊可不是好欺負的，一把將賀推倒在地。毛澤東道：“她沒有惹你，是你打她的。她有自衛的權利，你的行為簡直就像美國電影裏的闊太太。”毛澤東氣憤已極，但盡力克製著，他命令警衛員送賀子珍回家。賀子珍不肯罷休，不肯起來。毛澤東又叫來兩三個警衛員，最終使歇斯底裏的賀子珍離開了。

　　賀子珍離開延安

　　賀子珍常常大吵大鬧，毛澤東後來就搬到另外一個窯洞居住。據幾個目睹這個事件全過程的老同誌回憶，史沫特萊來延安同毛澤東見麵，相互擁抱獻花，這在西方很平常，但賀子珍難於接受。她把送花、擁抱當成“愛的表示”，把送蘋果之類的舉動看成是“感情的表示”，因此對毛澤東產生了很深的誤解。

　　她決定去西安，毛澤東知道賀子珍要走，極力挽留她，說：“我這個人平時不愛落淚，隻在三種情況下流過淚，一是我聽不得窮人的哭聲，看到他們受苦，我忍不住要掉眼淚。二是跟過我的通訊員，我舍不得他們離開。有的通訊員犧牲了，我難過得落淚。我這個人就是這樣，騎過的馬老了、死了，用過的筆舊了，都舍不得換掉。三是在貴州，聽說你負了傷，要不行了，我掉了淚。”接著，他又動情地說：“我現的情況與在王明路線時期不同了，我有發言權了。以後，不會再讓你像過去那樣，跟我受那麽多的苦了。”

　　但是，賀子珍去意已決，在她等待去蘇聯的飛機的時候，毛澤東又一次托人捎來口信，請她不要去蘇聯，賀子珍沒有接受這個召喚，毅然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