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親曆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

《親曆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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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露紅軍幹部腐敗 最早的長征日記沒能公開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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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征作為英雄史詩，在中國早已是家喻戶曉，人人皆知，但有關長征的曆史敘述是怎樣形成的，最早的有關紅軍長征的曆史記錄文本又是怎樣的，卻少為人知。

高華在2006年第10期《炎黃春秋》撰文對這段“層累的堆積”(顧頡剛語)的曆史進行了還原與解構，讓我們終於可以回到原點，從那兒去體會一個真實和感人的長征。

號召回憶長征的最初目的

中央紅軍是因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失敗而被迫轉移的，其目標是和紅二、六軍團會合，也就是說最初並沒有“長征”的計劃，也沒有“長征”這個詞語，而國民黨從3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一直將中共的長征誣稱為“西竄”。直到1935年夏，紅一方麵軍和紅四方麵軍會師，才出現“西征”這個詞，這還是紅四方麵軍先用的。紅軍到達陝北後，1935年12月，毛澤東在報告中首先用“長征”一詞:“長征是宣傳隊，是宣言書，是播種機……”從此，“長征”一詞進入史冊。

1936年下半年，毛澤東就開始號召寫紅軍長征的回憶，直接起因是很現實的，就是爭取外國人對紅軍的物質援助。1936年7月初，美國記者斯諾在上海中共地下組織和宋慶齡的聯絡和安排下前來陝北采訪，這是一個向外宣傳紅軍和爭取外部援助的極好機會，這樣，征集長征史料的工作就被提上了議事日程。

8月5日，毛澤東和軍委總政治部主任楊尚昆聯署，向參加長征的同誌發起征稿:“現因進行國際宣傳，及在國內和國外進行大規模的募捐運動，需要出版《長征記》”，“文字隻求情通達意，不求鑽研深奧。寫上一段即是為紅軍作了募捐宣傳，為紅軍擴大了國際影響。”

經三個月的努力，到10月底共收到稿件200餘篇，約50萬字。恰著名左翼作家丁玲此時已到達陝北，她和另一個著名的左翼文化人、參加過長征的成仿吾，一起參加了文稿的編輯工作，而全部工作則由軍委總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徐夢秋負責，最後由徐夢秋統稿，至1937年2月22日完成，由朱德題寫書名，共收有回憶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錄等，是為《紅軍長征記》(又名《兩萬五千裏》)。

斯諾著《紅星照耀著中國》的許多素材皆取之於這些稿件。1937年7月，安排並陪同斯諾進入陝北蘇區的董健吾，以化名在國內著名的時政文化雜誌《逸經》上發表的《紅軍兩萬五千裏西引記》，成為在國統區發表的第一篇介紹紅軍長征的文章，其內容也是取之於這份書稿。

最真實的長征記憶

《紅軍長征記》整理完畢後，一直未能正式刊行，直到1942年11月20日才作為“黨內參考資料”，由總政治部付印，並要求“接到本書的同誌妥為保存，不得轉借他人，不準再行翻印。”這本長征的回憶文本的文獻價值最高，因為它最真實，最質樸，是迄今為止，所有有關長征回憶的最初形態。

它的主題是英雄主義，沒有反映黨內鬥爭和“路線鬥爭”。更為重要的是，這本回憶錄的作者在寫作時，思想上沒有受到條條框框的限製，不似後來的各種敘述已受到各種有形無形的寫作要求的影響。

這樣的敘述和編輯方針，即使在今天看，也是正確的:1，革命英雄主義和革命理想主義確實是長征的靈魂；2，“路線鬥爭”和黨內鬥爭也是事實，但是這本書的作者在長征中或他們寫作的1936年，大多數離核心層較遠，而這方麵的內容又被控製在很小的範圍內，大多數紅軍幹部並不了解詳情；3，最重要的領導同誌沒有參加寫作，他們才是黨內鬥爭和“路線鬥爭”的參加者和目擊者，但他們知道“內外有別”，不會把這方麵內容向外界(國統區和外國)去展示。即如毛澤東在1936年和斯諾談話時，也沒有去展現他和博古、張國燾等的分歧，而是盡量表達黨和軍隊的團結一致。

紅軍長征除了中央紅軍，還有二、四方麵軍的長征，以及紅二十五軍的長征，為什麽在很長的時期裏，世人知道的多是中央紅軍的長征，而對其它紅軍長征的曆史卻很少了解呢？

因為中央、中央軍委是和中央紅軍一起行動的，在戰時狀態下，是幾塊牌子，一個“單位”，中央紅軍的領袖就是黨的領袖，上有共產國際的承認，又有最多的政治局委員，是中國革命的司令部，所謂“正宗”和“名正而順”，加之紅一方麵軍中的知識分子較多，留俄生也多，寫史或寫傳，就很自然以紅一方麵軍為中心了。

其次，中國工農紅軍的最重要力量之一的紅四方麵軍，在長征中曆經艱難險阻，但其將士多為不識字或識字少的貧苦農民出身，由於張國燾長期厲行極左的歧視知識分子的政策，識字者常是極左肅反的對象，故而四方麵軍中的知識分子很少，識字不多的一般紅軍幹部更難在短期內寫出有關四方麵軍長征的回憶文本。

更重要的是，張國燾在長征中“另立中央”的分裂行為，1937年春在延安被全麵批判，其間一度出現擴大化的傾向，波及和傷害了許多原四方麵軍的幹部，加之紅西路軍的失敗，使得原紅四方麵軍的同誌一時也沒有心緒來寫自己的長征經曆。隨之，有關紅軍長征途中一、四方麵軍“草地分家”等重大事件，又被中央作了結論，成為認識和評價這些事件的有著巨大約束性的前提和標準，這樣，為了維護黨和軍隊的高度團結和統一，紅四方麵軍的曆史全貌和更複雜、更細致的長征曆程，也就無從敘述，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敘述就以紅一方麵軍為主體了，這是由當時的客觀條件造成的。

外界是如何知道長征的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離開中央蘇區，向西實行戰略轉移，中外報章都有報道。

這時國人對中共和紅軍的認識受到國民黨或國內中產階級報章的很大影響。國民黨方麵曾組織新聞界人士去江西“共區”參觀，《大公報》等一些報章也派出了自己的記者單獨前往采訪。國民黨軍隊長年的軍事圍剿，戰爭的嚴重破壞以及極左的經濟和社會政策，造成蘇區百業凋零，人民生活艱難，在1934－1937年間，《大公報》、《逸經》雜誌等對此都有報道，使得國內中產階級和知識界對中共和紅軍畏之如虎。

這樣，對國統區的民眾宣傳紅軍長征就得麵對這個現實，直接歌頌之，必定受到國民黨的新聞檢查而不能通過，隻能轉換角度，以旁觀者的視角，向國人介紹長征。

1936年3月，已在莫斯科的陳雲，以“廉臣”的化名在巴黎的中共刊物《全民月刊》上發表《隨軍西行見聞錄》長文，假托一名被紅軍俘虜的國民黨軍醫，細致敘述了中共和紅軍的政治綱領，以及紅軍長征至四川階段大量生動的事例。文中以“赤軍”和“南京軍”分別指代“紅軍”和“白匪軍”，此文很快在莫斯科出版了單行本並傳回國內，成為最早向世界和國內介紹和宣傳長征的重要文獻。

這是中共自己對長征的敘述，當時外界是不知道內情的。不久，國內局勢發生重大轉變，國共在抗日的旗幟下再度合作，國人通過《西行漫記》和範長江的《中國的西北角》，知道了更多有關長征的史實。

抗戰初期，長征的英雄事例也開始作為訓練幹部的思想教材，使得有關長征的敘述越來越豐富。

被刪去的長征日記

隨著中國革命在1949年取得全麵勝利，黨和政府從政治的高度開始了對紅軍長征事例廣泛的宣傳。通過紀念碑、紀念館、紅軍烈士陵園、戲劇、電影(《萬水千山》)、歌曲、舞蹈、美術、年畫、宣傳畫、連環畫以及更重要的中小學教科書，使全國人民對長征史都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概念，並深入人心:紅軍戰士為革命、為抗日，衝破敵人封鎖線，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爬雪山，過草地”，翻越夾金山，穿過六盤山，突破臘子口，奠基直羅鎮，勝利會師在陝北，奔向抗日最前線。

可是徐夢秋主編的《紅軍長征記》卻長期沒有公開出版。1954年中宣部黨史資料室將此書更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長征記》，在內部發行的《黨史資料》上分三期發表，仍然作為黨內參考資料。這一次的刊印，最重要的變化是是刪除了何滌宙《遵義日記》、李月波《我失聯絡》、莫休《一天》等5篇文章。195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了選本《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麵軍長征記》，僅收入了1942年版的51篇，也沒有收入何滌宙《遵義日記》等5篇。

1954年被刪去的幾篇的主要的原因，是依著50年代宣傳工作者的思維邏輯，竟發現當年參加長征的紅軍幹部的某些敘述和已成典範的敘述程式有不吻合之處！在人們的認知、記憶和印象中，參加長征的同誌每天冒著槍林彈雨，食不裹腹，被迫吃草根、啃樹皮，而遵義會議則是決定紅軍和革命前途命運的一個劃時代的轉折，可是何滌宙的《遵義日記》，卻寫了幹部團(紅軍大學)的幾個紅軍幹部在1935年初紅軍進入遵義城後的十天裏，經常去飯店點菜吃飯，而店主因生意太好，炒辣雞的質量越做越差。作者還利用空閑時間，把組織分配的打土豪獲得的一件皮袍送去裁縫店改做皮衣，被貪小利的裁縫偷工剪料，生了一肚子的氣，反而對遵義會議沒一字的描寫。

可是這能成為刪去這篇文章的理由嗎？長征艱苦卓絕是事實，特別是過草地的那一段，紅軍戰士犧牲最多，在川西北藏區，也是紅軍糧食極度短缺的的最艱苦的階段，但是長征途中，紅軍大部分時間是行進在漢區，一路革命宣傳、發動群眾，一路打土豪，補充給養。過貴州，暢飲茅台酒；進雲南，大啖宣威火腿，時時有勝利的喜悅。當年的紅軍將士絕大多數是二十幾歲的年輕人，充滿活力，洋溢著革命的樂觀主義，有記載說:“離敵人很近，或穿過堡壘線，則夜行軍很肅靜，不準點火把，不準照電筒，不準抽煙，不準談話。無敵情顧慮，則大扯亂談，甚至可以並肩而行，有時整連整隊半夜高歌，聲徹雲霄。在總政治部行列中，潘漢年、賈拓夫、鄧小平、陸定一、李一氓、李富春等同誌竟然扯出個股份製的‘牛皮公司’，專事經營古今中外的笑談美談和奇聞逸事。”

何滌宙的《遵義日記》詳細寫到他在遵義的十天，既有去學校進行革命宣傳，又寫到紅軍幹部和遵義學生打籃球比賽，跳舞聯歡，處處真實可信。何滌宙的文章雖然沒一字提到遵義會議，卻是十分自然的，因為作為一般的紅軍幹部，在當時完全不知中央上層的分歧和鬥爭，要深刻理解遵義會議的重大意義，還得在這之後。這就是1936年寫回憶錄的紅軍幹部的認識，也是我們今天的認識，可是在50年代，人們對長征的認知已逐漸程式化，刪去何滌宙的《遵義日記》，也可理解。

長征敘述的轉變

從上世紀50年代後期到70年代，對長征的敘述逐漸從宣傳紅軍的革命英雄主義和艱苦卓絕的精神，向總結長征的曆史經驗，頌揚領袖的功績和黨內兩條路線鬥爭的方向轉移。1959年，劉伯承元帥發表《回顧長征》一文，成為建國後領導同誌撰寫的第一篇有關長征回憶的重量級文章。1963年之後，對長征的敘述在繼續過去的主題的同時，更加突出的遵義會議，強調毛澤東領導長征的豐功偉績和黨內錯誤路線對革命造成的巨大損失，代表性作品有大型音樂舞蹈史詩《東方紅》和蕭華作詞的《長征組歌》。

在“文革”十年，長征敘述完全被納入到“兩條路線鬥爭”的框架，並演變到登峰造極的地步，成為鼓吹個人崇拜的工具和迫害老革命家的棍子。在“文革”的高潮中，竟出現了毛澤東和林彪並列在遵義會議的偽造曆史的油畫。

“文革”後“撥亂反正”，對長征的敘述發生了重大的影響，1979年12月，斯諾的《西行漫記》在1949年後第一次在國內公開出版。1986年，得到中央領導同誌支持，美國記者索爾茨伯裏的《長征:聞所未聞的故事》一書也正式出版，廣為發行。

以1981年12月問世的《彭德懷自述》，1984－1987年出版的徐向前元帥的回憶錄《曆史的回顧》為代表，一大批老同誌出版了他們的個人回憶錄，較為全麵、真實地反映了長征的真貌，把過去受一定曆史條件的限製而被遮蔽的曆史真相揭示了出來，而有關張聞天等老革命家的曆史文獻的出版及相關研究，又豐富了有關長征曆史的敘述。

例如:過去因受張國燾錯誤的牽聯，對四方麵軍長征中的戰績很少提及，80年代後，出版了許多有關四方麵軍的史料，肯定了四方麵軍和西路軍同誌的巨大貢獻。40年代後，在長征的敘述中，正麵代表隻有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遵義會議後的黨的總負責人張聞天則完全不見蹤影；在“文革”初期，正確路線由毛澤東和林彪為代表；“九一三事件”後，隻剩下毛澤東一人；“文革”後恢複了曆史原貌，在毛澤東之外，又補上了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對錯誤路線的代表:博古，李德，張國燾等，在上世紀90年代後期也給予了非臉譜化的描繪，肯定了博古等對革命的忠誠。

長征成為重大的精神資產

長征從此成了“合法性”主要來源之一，成為中共重大精神資產。抗戰爆發後，老紅軍成為革命的種子，在他們的帶動下，革命力量大發展。長征幹部也是最受重用的，是建國後黨政軍領導幹部的主要來源。

參加過長征，以後脫離中共，投降國民黨的隻有張國燾等少數幾個人，原紅一方麵軍幹部蔡孝乾(蔡乾)，被國民黨逮捕後叛變，也成為台灣軍情局高級特務。蔡孝乾於1970年在台灣出版了一本有關他在中央蘇區和長征經曆的回憶錄，許多資料也是取自於《紅軍長征記》。

而《紅軍長征記》在今年以《親曆長征——來自紅軍長征者的原始記錄》為書名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1954年刪去的何滌宙《遵義日記》等5篇已全部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