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打倒劉少奇的第一步——1963年1月拘捕呂振羽

提要：“文革”的準備階段，當始於196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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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天辨誣董狐篇”

作者：李冰封

　
這篇文章是二十三年以前就準備寫的，因材料不足，未能動筆。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我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工作。當時，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剛開過不久，全會精神深得民心、黨心，舉國上下，熱氣騰騰，撥亂反正，方興未艾。在這樣的大環境下，這家出版社出書的狀況也十分紅火。1980年3月，劉少奇的平反大會剛開過不久，湖南人民出版社就出版了《懷念劉少奇同誌》一書，深受讀者歡迎，第一版第一次就印刷了七十八萬冊，很快銷售一空，書中收有呂振羽的《少奇同誌和南京談判》一文。組稿的編輯，見到了呂老及其夫人江明，回來後，向我談到了呂老的有關情況：

曆史學家呂振羽是1963年年初就被拘捕的。當時，他是中央高級黨校曆史學教授兼曆史教研室顧問。被拘捕的原因，誰都不知道。公安部門派人通知他的夫人江明，不準對任何人談到呂振羽的去向，隻能說他出差去了。呂被拘捕不久，擔任過最高法院院長的謝覺哉來呂家看望呂老，江明也隻是不斷哭泣，不能說出呂老的去向。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呂被正式逮捕。在呂被捕期中，審訊約八百次，其中有七百多次，都是關於1935年11月開始舉行的、曆時九個月的國共兩黨談判聯合抗日事。去南京談判的共產黨代表是周小舟，聯絡員是呂振羽。開始談判時，呂尚未入黨，在談判期中才參加了共產黨。

　　談判的指揮，是北方局負責人劉少奇，當時化名陶尚行。整個談判期間，呂振羽並不認識且未見過劉少奇，直到1941年他在蘇北根據地的華中局黨校，才第一次見到這位當年談判的幕後指揮員劉少奇。

七百餘次審訊呂振羽的重點，是要他製造偽證，證明劉少奇進行了“配合蔣介石消滅紅軍、取消蘇維埃政權的陰謀活動”，並說劉少奇等人“跪在蔣介石腳下，充當了革命的內奸”，硬說南京談判是背著毛主席、黨中央幹的。

這件事，實際上已內定了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想方設法，多方製造偽證，來為這三重大罪定性。

當時，我就覺得，或許這就是暗無天日的“文化大革命”準備階段的開始。但由於材料不足，且有些材料也隻是“孤證”，還要進一步研究，故文章沒有寫成。呂老也於當年（1980年8月）因心髒病突發去世。

直到2002年年底，一個偶然的機會，讀到了一本書：《呂振羽和他的曆史學研究》（朱政惠著。朱政惠是吳澤教授的博士研究生，而吳澤又是呂振羽早年在北平中國大學教書時的學生）。此書是朱政惠在他的博士論文《呂振羽曆史學研究》的基礎上，擴充寫成的，其中第十章《最後的奉獻》，詳記1963年呂被捕後十二年中的情況。除了有些情況是江明的口述外，主要引用了這段時間呂振羽的詩文，曆史學家侯外廬等人的記述，以及呂逝世後張愛萍等人的悼詩、悼文，材料甚為豐富。

由於受朱政惠這段文章的啟發，我又找出了《周小舟傳》，書中詳記了南京談判的經過，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此外，還翻閱了《劉少奇選集》下卷有關文章，並重看了《懷念劉少奇同誌》一書，重新參閱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等。麵對史料，經過綜合思考，覺得以下各點主要事實，都可完全證明“文革”的準備階段，當始於1963年。

（一）1962年12月，紀念王船山逝世二百七十周年學術討論會在長沙召開。呂振羽參加了這個學術討論會並在閉幕式上講話。同時，他還到湖南邵陽師專作了一次學術報告：《談對曆史人物的評價》。因為邵陽離呂在抗戰開始時創辦的有名的塘田戰時講學院很近，離呂的故鄉武岡也近，所以他還有可能回這些地方看看，故於1963年1月才乘火車返京。傳說，返京時，車到豐台，呂被拘捕，公安部門並通知他的家人，不許外傳呂的去向。

　　1963年1月到1967年1月，拘捕期內，實際上是要他寫出偽證，證明劉少奇在南京談判期間，充當內奸。但拘捕沒有達到這個目的。這段期間，呂身邊隻有《人民日報》和《光明日報》，但他仍然潛心於他的學術研究，寫出了各種史學評論二十萬字，約二十餘篇，並撰成《學吟集初草》約十萬言。

　　1964年2月23日，他在被囚禁的地方，寫下《甲辰元旦試筆》一詩，詩雲：“腦力衰頹羨歲華，倔強猶欲看朝花。近今史事須雕續，往舊吟哦待選拔。民族餘編胸有數，哲人補述尚多家。卅年假我殷勤學，夫婦同窗願不賒。”此詩說明他雖被拘禁，但心境平和，仍想努力做史學研究。

到1967年1月，他被正式逮捕投入京郊監獄，前麵講的“審訊約八百次，其中七百多次都是為了南京談判”，估計就是在這時進行的。但他仍沒有屈服。

　　1968年12月，他在獄中獲悉劉少奇被永遠開除出黨的消息時，萬分震驚，成詩雲：“二十世紀‘風波’寒，三頂帽子絕代冤，忠奸功罪全顛倒，籲天辨誣董狐篇。”詩的末句是說，他要籲天辨誣，用董狐之筆，為劉少奇鳴不平。

　　他自己也在獄中，處境十分艱難，敢於這樣寫，敢於講真話，實在也要有很大的勇氣。寫這樣的詩，也證明他拒絕提供“偽證”。

1975年1月，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呂的夫人江明上書鳴冤，呂才被無罪釋放。從1963年1月到1975年1月，他被囚禁整整十二年。

（二）1935年11月開始的南京談判的過程，大體上是這樣的：

1935年11月，呂振羽收到國民黨政府鐵道部科長、湖南同鄉諶小岑的一封信，大意說：東鄰侵淩，薑龔兩府宜聯合禦侮，兄如願作伐，請即命駕南來。薑、龔兩府，即暗指蔣介石一方和共產黨一方。這封信，是宋子文找了國民黨政府鐵道部常務次長曾養甫，由曾出麵，找諶小岑寫的。

　　諶小岑請當時擔任南京政府司法院副院長覃振的秘書翦伯讚（也是湖南人）牽線，找到了呂振羽。呂當時是北平中國大學教授，中共北平市委領導下的自由職業者大同盟書記。呂接信後，即把此信交給北平市委周小舟。周小舟說，市委討論後再答複。過了數日，周通知呂，立即去南京，探明此事係何人發動和主持。

這裏有一個重要情節，應著重說明。原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為此重要情節寫了證明材料。他證明：周小舟就南京談判事，請示了北方局，北方局報告了毛澤東，並建議派周小舟、呂振羽去談，毛回電同意。這就是說，不是後來辦案人員說的“背著毛主席和黨中央幹的”。安子文的證明材料原件，現存中共中央組織部。〔1〕

此後，多次談判過程中出現了分歧。1936年8月，國民黨政府遂通知“南京談判到此終止。以後由武漢電台和延安電台直接聯係。”曾養甫還表示，希望周恩來來南京，或張衝和他自己去延安，繼續談判。

南京談判的過程，自始至終都是在北方局領導下進行的，北方局也都及時報告中央。同年八月，周小舟還攜帶全部材料去延安，向毛澤東匯報南京談判全部經過和有關情況。

　　據呂振羽在《少奇同誌和南京談判》一文中指出，這次談判的全部材料，在“文化大革命”前，尚存中央檔案館。當時，周小舟到延安後，還深得毛澤東的賞識，旋即擔任毛的秘書。

這說明了“文化大革命”中，“捏造事實，羅織誣陷，顛倒黑白，人妖不分”的主要特點，在它的準備階段，已就暴露無遺了。

（三）在黨的七大以前，劉少奇就是黨內公認的“第二把手”。什麽時候，因為什麽原因，他變成了“躺在斯大林身邊的赫魯曉夫”，而且對這個“赫魯曉夫”要用製造偽證的辦法，栽誣以大罪，置之於死地﹖這個問題，應該是研究中國“文革”中的一個重要問題。

我從公開發表的文字中看到，1958年8月17日，在整所謂“彭、黃、張、周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廬山會議閉幕的第二天，還開了一個中央工作會議，會議由毛澤東主持，劉少奇作主要發言。

　　劉少奇的發言，遠離了實際狀況，講了許多過頭話。他在講話中進一步讚揚毛澤東，並積極提倡對毛澤東的“個人崇拜”。

劉少奇說：在蘇共二十大以後，我們黨內也有人在中國反對“個人崇拜”，彭德懷同誌就是有這個意見的，在西樓開會的時候，幾次提議不要唱《東方紅》，反對喊“毛主席萬歲”，這次又講了什麽“斯大林晚年”，什麽“沒有集體領導”，“毛主席沒有自我批評，把一切功勞都歸於自己”，等等，實際上，蘇共二十大以後，他就要一貫在中國搞反“個人崇拜”的運動。我想，我是積極地搞“個人崇拜”的，積極地提高某些個人威信的。在七大以前，我就宣傳毛澤東同誌的威信，在七大的黨章上就寫進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思想這一條。

劉少奇還說：反對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的運動，赫魯曉夫搞這一手，我看也有許多不正確的地方，不應該那樣搞。所以蘇共二十大以後，有人要反對毛澤東同誌的“個人崇拜”，我想是完全不正確的，實際上是對黨、對無產階級事業，對人民事業的一種破壞活動。〔2〕

這時，劉少奇當然還沒有變成赫魯曉夫。但他講這話的時候，中國人民在“大躍進”的口號下，正經曆了一場大災難。

“餓了兩年飯”（劉少奇語），1961年初，為糾正農村中“左”的錯誤，黨中央重新提倡調查研究，中央許多領導都下到基層進行調查研究。劉少奇於1961年4月到湖南長沙、寧鄉兩縣做了四十多天的調查。

　　1961年5月7日，在他的家鄉寧鄉炭子衝和農民的談話，就講得很實際，入情入理，他講了解散食堂的問題（筆者當年曾被下放到離寧鄉不遠的洞庭湖邊的農村基層“監督勞動”，親眼見到因為大辦食堂，砸鍋毀灶，弄得農民一家呼天搶地，哭哭啼啼，民怨衝天）。

　　以後，劉少奇提出可以解散食堂，大得民心。文化大革命中，農村中開會批判劉少奇時，有青年上台講話，老農民就在台下罵：“忘恩負義的忘眼畜生！沒有劉少奇來散了食堂，你骨頭就敲得鼓響了，還能批判！”

　　安徽有一位省委副書記張愷帆，是1928年入黨的老黨員，下到安徽無為縣基層了解情況，因看到搞食堂勞民傷財，群眾又吃不飽，民怨很深，動了惻隱之心，解散了食堂，結果，遭毛澤東嚴厲批判，並被疑為階級異己分子，受撤職處分，隨後又被秘密逮捕。已故皖籍女作家戴厚英有《愷老，您好！》一文，記張愷帆事跡甚詳〔3〕。

　　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話《當前經濟困難的原因及其克服的辦法》，第一次在會上提出“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說，他問了山西省委書記陶魯笳同誌，陶也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困難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誌，也是這樣說的。

　　劉少奇還說：“說到責任，中央負主要責任，我們大家負責，不把責任放在哪一個部門或者哪一個人身上。”〔4〕

　　在1962年1月27日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劉少奇的講話，重提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並提到一些錯誤的口號要糾正，如“人有多大膽，地有多大產”。此外，講話中還特別強調要“加強民主集中製，加強集中統一”的問題，強調了“實事求是”問題。

　　周恩來、陳雲、彭真等中央領導，也在會上大講實行民主集中製的重要性，公開批評過去不講民主、壓製批評、過火鬥爭等種種不民主作風帶來的弊端。會議雖然也強調毛澤東的領導，也引用了不少毛澤東的語錄，但不講要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個人崇拜了。

　　毛澤東這時仍是念念不忘“不要丟掉斯大林這把刀子”，念念不忘“躺在斯大林身這的赫魯曉夫”。過去，崇拜和迷信自己的人，現在都在不指名地大講特講自己的錯誤和缺點了，這還了得？這不是“赫魯曉夫”又是什麽？

　　於是，劉少奇就被想當然地變成了“赫魯曉夫”了。

　　1962年9月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作了《關於階級、形勢、矛盾和黨內團結問題》的報告，提出“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的口號，強調對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對階級鬥爭作了擴大化和絕對化的論述。於是，就要準備發動一場政治運動。

（四）呂振羽在被囚禁期中，不作偽證，氣概非凡，表現了他高尚的人品。曆史學家侯外廬曾引用了歐陽修“寧以義死，不苟幸生，而視死如歸，此又君子之尤難者也”的話，稱讚他這種非凡的氣概。

　　侯外廬說：“振羽同誌在冤獄中所表現的共產黨人的高尚氣節不愧為我們黨內和學術界敢於和林彪、‘四人幫’的封建法西斯主義作殊死鬥爭的英雄楷模。”侯外廬在《韌的追求》一書中還提到，呂振羽在獄中鬥爭的故事，“多到一時耳塞”，“振羽在冤獄中對黨始終忠貞，對馬克思主義堅信不疑，拒擋了一切構陷劉少奇同誌的陰謀，對林彪、‘四人幫’、陳伯達之流的邪惡勢力表現出旋風般的仇恨”。

　　呂逝世後，侯外廬並在悼文中稱他是二十世紀的董狐。和呂相知甚深的張愛萍將軍也賦悼詩雲：“華中抗日同疆場，海灣養傷情難忘。探求史學聆教益，縱讀時事須眉揚。獨創一格多論述，爭鳴百家富新章，人民曆史人民寫，夫子坦蕩氣軒昂。頌君乘鶴從容去，立學高風世馨香。”〔5〕

　　呂振羽這種誓死拒作偽證的高尚行為，以及許多黨員和群眾在獄中表現出的各種高尚的行徑，很可能延長了“文化大革命”的準備階段，從而推遲了“文化大革命”發動的時間？！

　　不過，這要詳細研究過一些專案的審訊紀錄及各種相關材料後，才能確定。

注釋：

〔1〕見《周小舟傳》，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頁。

〔2〕見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聯合出版，第359～360頁。

〔3〕戴厚英文載《隨筆》，1992年第3期。

〔4〕見《劉少奇選集》下卷，第337～338頁。

〔5〕均見朱政惠：《呂振羽和他的史學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3～244、254～256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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