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貼身警衛李家驥回憶隨江青調查武訓曆史 (圖)

毛澤東貼身警衛李家驥回憶隨江青調查武訓曆史 (1張圖)

[史海鉤沉] 新聞午報　


　　李家驥：我對江青有三點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員出現，積極工作，沒搞特殊，吃派飯，與基層幹部群眾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細致的。二是江青身體不好，在農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


中國成立後在思想文化領域開展的第一次批判運動是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在批判初起時，毛澤東責成人民日報社和文化部組織了武訓曆史調查團，到山東做實地調查，形成了《武訓曆史調查記》，進一步推動了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毛澤東的警衛李家驥曾隨江青參加了武訓曆史調查，並在最近回憶了這一過程。現將其回憶摘編如下，以饗讀者。


主席點將，隨江青參與武訓曆史調查


楊慶旺：新中國成立初期，你親身經曆了與江青有關的兩件事：武訓調查和湖北土改。給我們談談你參與的武訓曆史調查的情況好嗎？


李家驥：1951年2月25日，《武訓傳》電影在北京公映，此前先在上海和南京公映。公映後，在社會上影響很大，有關部門召開座談會，報上也進行了宣傳，大部分人讚成這部片子，也有不同看法。當時並沒有引起主席注意，而且主席是後來才看這片子的。


2月末3月初的一天晚上，主席吃飯時江青問：“有部電影叫《武訓傳》，主席看過嗎？”


“這部片子怎麽樣？”


江青把影片情況作了一個簡單介紹：這是昆侖影業公司製片，孫瑜編劇兼導演、趙丹主演，公映後各地報刊發表了不少評論文章。


“我也聽到一些反映和評論。”主席說。


兩三天後是一個星期六，主席在含和堂看了這部電影。我和警衛班的人除值班的也都看了。看後大家議論紛紛。又過了兩三天，田家英送給主席幾本雜誌，我接過來，裏邊有評論《武訓傳》的文章，當時我還不知道，按往常一般做法放在主席的辦公桌上。


這時江青從中宣部文藝處下班回來，她也找這幾本雜誌。我說田秘書剛送來，主席還沒看呢。她說我先看看。我把雜誌送給她。江青一本一本地翻了個遍。


她對我說：“讓田秘書也給我找幾本這些雜誌。”


第二天我把江青的意見轉達給田家英，田家英為難地說了一句話：“這麽多，怎麽辦！”稍停田秘書對我說：“你把最近報紙涉及《武訓傳》電影的文章剪下來給主席。”從此，我又多了一份工作———給主席剪報紙。


到4月末5月初，關於評《武訓傳》的文章給主席剪了一大本。我把這些專題性的文章放在主席辦公桌上，供他閱讀，使他不用在各種報刊上找這方麵的文章，節省了時間。後來應江青的要求，也給她準備了一套。


楊慶旺：當時你想到主席要批判《武訓傳》了嗎？發現有什麽跡象嗎？


李家驥：當時我根本不知道主席批判《武訓傳》，也不知道江青要批判《武訓傳》，更不知道主席和江青是否研究過。但畢竟天天翻報紙和刊物，並查找和剪裁關於《武訓傳》方麵的文章，所以對這部片子的社會反響還是有一定了解。在剪裁的文章中，開始肯定這部電影的多，後來就出現了批評的文章，越往後批判的文章越多。


5月10日出版的《文藝報》4卷2期發表了楊耳的重要文章《試論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無積極作用》，6天後《人民日報》轉載經過修改的楊文，並將題目改用問句標示，更具有戰鬥性———《陶行知先生表揚“武訓精神”有積極作用嗎？》。5月20日《人民日報》第一版以顯要位置發表了《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的社論。以後報刊上發表的文章，批評的多肯定的少，而且有些文章很有火藥味。我隻知道江青和主席很關注這件事，如讓我這個衛士搞關於評論《武訓傳》的報紙剪裁，而且每人一套等等，這在過去是沒有的。至於主席和江青為什麽要批判這部電影和怎麽組織的文章，我不清楚，作為衛士是無權參與這類事的。


6月19日還是20日，汪東興找到我說：根據主席意見讓你跟江青公出，是到農村，你的任務是安全保衛，我們一共去五六個人，由申虎臣帶隊。申虎臣當時是警衛處的科長，後來我知道了同去的還有主席警衛班的李德華，朱老總警衛班的楊守誠。幾天後，申虎臣找我們幾個人開會，明確地告訴我們：我們負責安全保衛和生活，要有吃苦準備。事後他又對我說：“這次公出是跟江青到山東搞武訓調查，大約二十天時間，我們幾個人具體負責保衛，輪流值班，你側重負責生活。”這時我才心中有數。


接著江青又找我，問我申虎臣是不是已向我明確了任務，我說明確了，讓我負責生活方麵的事情。我又問江青：走前要帶什麽東西，還做什麽準備，請指示。江青很嚴肅認真———看來她對這件事非常重視，對我說：“越簡單越好。主席要求很嚴，這是一項政治任務，出不得一點毛病。我要以普通幹部身份參加調查，要注意保密和影響。”這是江青對我交代的工作性質、任務和應注意的問題。於是我馬上著手外出的準備。


為調查團服務，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楊慶旺：這次到山東調查武訓，是在全國已掀起了討論《武訓傳》的高潮中，主席責成《人民日報》和文化部組織武訓曆史調查團，做實地的調查，以便更有力、更深入地討論。對這一背景和宗旨你當時了解嗎？


李家驥：我們安全生活組的主要任務與調查材料組雖然總目標一樣，但各自的具體任務不同。說具體點，我們是為調查團服務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我本人考慮更多的還是江青的安全問題。至於武訓的曆史問題雖然也想，但不是我個人的主要任務。


我們也能看出來江青對這次到山東調查很積極。6月24日或25日，我們乘火車直奔濟南。江青、袁水拍、鍾惦都坐的軟臥。我不知道這個調查團誰是團長、副團長，但我能感到他們三人是核心人物，尤其是袁水拍更是公開的頭麵人物，在公開場合江青叫李進，是工作人員。這是她第一次用這個化名，以後成了她的筆名。


關於調查的事情，他們三人常在一起研究。上車不一會兒，江青就開始辦公，和袁、鍾兩人研究調查提綱、工作步驟及有關問題。我隻幹為他們服務的事務性的事兒，不參加研究調查問題，所以，他們研究的具體內容不知道。我從表麵感到江青精神和情緒很高，有點急性子，馬上進入了角色，對這項工作很認真負責。


楊慶旺：到濟南隻是過渡，第二站應是聊城。請談談在聊城的情況。


李家驥：一到聊城，江青和袁水拍就召集會議研究工作。聊城地委的同誌也開始參加會議，堂邑和臨清的同誌是否參加我記不清了。


在這裏他們找了很多史誌材料閱讀，開會，下去到街區和郊區搞調查研究。在聊城工作兩天多，到堂邑等地調查後又在聊城工作兩天。


在聊城下去調查是很辛苦的，步行十幾裏路，不讓坐車。在郊區一個大村子，江青、袁水拍、鍾惦等和幾個老鄉嘮嗑。因我在場，聽到了一些談話內容：


“你多大年紀了？”江青問其中一位老人。


“八十多了。”


“給我們講講武訓辦義學的事好嗎？”


“那時我還小，但有印象。他各地都去，求爺爺、求奶奶地到處要錢、要飯，都是為了辦學。窮人太窮，沒人給他捐錢，富人有錢，有的給他一點，有的也不給。他也不容易，吃了一輩子苦。辦了學校，窮人的孩子還是念不起書，念得起書的還是富人家的孩子。”


“這裏的老百姓怎麽看武訓？”


“武訓不是為自己，他自己也沒得到什麽。聽說皇上給他黃馬褂，他不要。雖然累了苦了一輩子，想為窮人辦點好事，窮人也沒沾著多少光。”


這一天調查團還去了一個地方，在一家跟老頭老太太談了挺長時間。他們夫婦都80歲了，老太太頭腦不清楚了，老頭腦子很好使，他介紹了很多很客觀的情況：“武訓確有這個人。武訓辦學，也確有這個事。武訓不容易，雖然他辦了幾所學校，有幾個窮人能念得起書，還是富人在那裏念書。說來說去還是為富人服務，為統治階級服務，要不皇帝怎麽給他黃馬褂。”


到了堂邑，調查團調查得更細，走的地方更多，大體上也是兩種觀點。


楊慶旺：李老，關於《武訓傳》調查公開發表過不少材料。有的材料上說：“《武訓曆史調查記》中，很多不實之詞是經過作者蓄意編造的。”還有的說：調查團在山東堂邑、臨清、館陶等縣作了二十多天的調查。當地知道調查團的來意，也聽說李進的特殊身份，也就順著調查者的需要，提供種種材料。據你所知是這種情況嗎？


李家驥：對這個問題我沒有多少發言權，因為我的主要任務是為江青服務，不是去調查武訓的曆史。調查團是否帶框框或造假或使用其他不妥手段，我沒發現。關於調查中對武訓的看法，據我親身經曆所知，始終是兩種觀點，或肯定多一些或否定多一些，沒有發現絕對的肯定或絕對的否定。我隻能說到這種程度。


楊慶旺：接著談談往回返的情況吧。


李家驥：在堂邑等鄉村調查了半個多月，返回聊城地委招待所。在這裏又住了兩天，主要工作是各位調查團人員匯報情況，並考慮形成調查材料。調查報告以袁水拍為主筆，鍾惦為副，江青參與，其他成員匯報情況，參加討論。在聊城形成材料的思路和初稿，離開聊城，地、縣、鎮的同誌就不跟到濟南了，他們必須把調查的情況報上來，並發表自己的看法。僅兩天時間不可能寫出定稿，隻能“堆“起來，還要多次討論修改。調查團是中午到濟南的，在這裏又住了一宿，第二天離開濟南，大概是7月18日回到北京。


楊慶旺：回到北京又做了些什麽事兒？


李家驥：對於這次調查，江青始終情緒很高，回北京帶有凱旋的樣子。但由於過於勞累，回到北京的第三天就病倒了，她的膽囊炎犯了。


江青和袁水拍向主席匯報了這次調查的詳細情況。主席對江青和調查團的工作是滿意的。匯報後江青就休息了，材料的最後修改、定稿都是袁水拍、鍾惦搞的。調查團寫了一個很長的《武訓曆史調查記》，據說這個材料主席親自修改，並在7月23日到28日發表在《人民日報》上，以後又出了小冊子。武訓曆史的調查和這個調查材料的發表，使討論（說批判更準確一些）掀起了新的高潮。


調查過程中對江青的印象


楊慶旺：《武訓曆史調查記》完全否定了武訓：“武訓是一個流氓起家，尊從反動統治者的意誌，以‘興學’為進身之階，叛離其本階級，爬上統治階級地位的封建剝削者。”有的文章說：《武訓曆史調查記》一文把武訓定性為大地主、大債主、大流氓、封建統治階級的奴才、農民起義的對頭、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幫凶，並說電影《武訓傳》是一株反動的大毒草。對這種結論你當時知道嗎？當時江青怎麽想的？


李家驥：在調查過程我不知道這個調查後的結論，我沒有參與材料的研究，也不知道這些結論性的觀點、語言形成的經過。我知道這個結論也是在報上公開發表後。江青當時怎麽看待武訓，我與江青沒有正式討論過，她也沒有正式向我說過。但在調查中，我聽過她與當地幹部群眾交談時說過的隻言片語，這一點在前邊已述及。


楊慶旺：江青參加武訓曆史調查，主席、江青批判電影《武訓傳》已經五十多年了。作為新中國成立初期在思想文化戰線的一場批判，現在怎麽評價，“文化大革命”後人們提出不同看法（當時也有不同看法）。後來很多專家和作家寫到江青所以積極參與這個批判還有更複雜的曆史背景、個人恩怨，你是怎麽看待這個問題的？


李家驥：批判《武訓傳》和武訓曆史調查，作為黨的曆史上的一個政治、曆史問題，以黨的最新決議為準，個人要服從組織，我本人不是政治家，也不是專家，沒有多少發言權。至於江青為什麽要積極主張批判《武訓傳》這部電影，或者如有人指出的這與她和陶行知及其弟子的個人恩怨，以及與趙丹等也有關係，說實在話我們作為主席身邊的一個工作人員，對這類問題是不可能知道的，也不大可能往這上想。我們全部心思是做好黨組織和主席交給我們的每項具體工作。


楊慶旺：我們把江青當做你這次公出的服務對象，你對江青是怎麽評價的？


李家驥：我對江青有三點印象：一是以普通工作人員出現，積極工作，沒搞特殊，吃派飯，與基層幹部群眾打成一片，工作是深入細致的。二是江青身體不好，在農村工作20多天，很不容易。當時她因病容易出汗，尿頻尿急，有時找不到廁所，困難是可以想象的。我們當時擔心她挺不下來，結果還是堅持到了最後。三是與袁水拍等其他工作人員配合很好。對我們服務人員態度也比較好。江青好出風頭，急性子，好找別人的毛病，這次調查中沒發現這個毛病。總之，一切很順利。


一天在我值班時，主席對我說：“江青爭強好勝，身體不好，這次調查很順利，沒出大問題，她也挺了下來，多虧了你們幫助和照顧。”看來主席對江青在這次調查中的表現也是滿意的。


這些都是當時的實際情況，至於當時沒有認識到的和後來發生的情況與新認識，這屬於另一類問題，不是這裏談的內容。

□摘自《百年潮》2007年第6期　李家驥回憶　楊慶旺執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