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禍皆因諍言生 李銳擔任毛澤東秘書前後

福禍皆因諍言生 李銳擔任毛澤東秘書前後
2005-06-08 10:31:25 　 文摘周報
來源：【中華網BBS】

　　福禍皆因諍言生

1952年，經過三年休養生息的新中國將開始第一個五年計劃，中央要調大批專業知識幹部“歸口”，時任湖南省委宣傳部部長的李銳見機會來了，以自己在大學學習機械為由，要求到工業戰線工作。1952年9月，黃克誠由湖南省委書記調任中央軍委總參謀長，李銳被黃老邀請同車上京。10月10日，李銳任燃料工業部水電工程局局長，從此他成為我國水電事業的創始人之一。

1958年1月18日，一架專機把李銳和長江水利委員會主任林一山接到南寧，討論三峽工程建設問題。

毛澤東要在長江上大展宏圖由來已久。1953年視察長江時他就對上三峽工程表示讚許。1956年成立長江流域規劃辦，實際上三峽工程已在開始實施中。毛澤東做的都是驚天動地的大事，“高峽出平湖”就是一件。當時林一山就催中央趕快上馬，而李銳卻有不同意見。他寫文章秉筆直書，認為三峽工程急於上馬帶有很大的主觀性、片麵性和隨意性，不要說七八年修不好，十年內也辦不成。這次二人決定在毛澤東麵前辯論。林一山學識豐富，口才出眾，先講了兩個多小時，談古論今，盡述建三峽工程好處多多，遠景美好。李銳簡潔扼要，針鋒相對，列舉國力、技術、國防、移民等諸多問題，發言沒有超過半小時，毛澤東等領導同誌認為他思想別有見地，使人大受啟發。最後還是毛澤東拍板說：講了不算數，你倆各寫一篇文章，三天交卷。林、李奉命行文，林一山寫了兩萬字，李銳寫了八千字，文中有一段話特別發人深思：“三峽水電站所有重大技術問題，可以說無一不超過當前世界水平很遠。當然這一點嚇不倒我們，但問題是需要時間……”這場辯論以李銳的意外獲勝結束。



李銳接受采訪

毛澤東看中李銳這支筆，指著李銳說：“我們要有這樣的秀才。”南寧會議散會前，毛澤東要李銳當他的秘書。李銳忙說恐怕不成，水電業務忙得很。毛澤東說是兼職的嘛。事情就這樣定了。

1959年7月2日至8月16日，廬山會議召開。當時對“大躍進”、“浮誇風”反對的人也不少，隻是不便直說，李銳卻是大膽直說的一個，開始毛澤東還能聽一些反麵意見，最初也想糾“偏”。但彭德懷上“萬言書”後，毛澤東認為自己的領導路線受到了挑戰，轉而開始批彭、黃、張、周。李銳也在小組會上受批判，批判他在專列上說過的“五八年大躍進出了軌，翻了車”。接下去李銳就隻好檢討，因為“太不深刻”而沒有通過。後來彭德懷等四人被定為反黨集團，李銳被定為“彭德懷反黨集團的追隨者”，被開除黨籍，不斷批鬥。

■流放坐牢誌不移

1960年3月26日上午，上級宣布將李銳下放到黑龍江虎林縣西崗八五0農場。在農場李銳受凍挨餓，得了浮腫病，全靠田家英的關心，通過向李富春求援，他才從生產隊調到總場場部。1961年11月20日，經過一年半多的流放，李銳終於回到北京，卻一直未安排工作。直到1963年3月，水電部領導找他談話，告訴他仍回磨子潭水庫，介紹信上寫明“幫助工會做點文化教育工作”。1967年8月26日，北京來了三個人，找李銳調查胡喬木、田家英、吳冷西的情況，來人攜有中央辦公廳和公安部的介紹信，從他們口中證實，田家英已死。李銳不相信“胡、田、吳”是什麽“漏網集團”，他自認為當時的專案組組長是周總理，便口吐諍言說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的“胡、田、吳”不會有政治陰謀，最危險的是中央文革小組組長陳伯達，並要求把他的意見向周總理轉報。哪知這一下李銳闖了大禍，不久就被關入秦城監獄。到1972年11月，李銳被關在獄中已整整五年。葛洲壩水庫因為施工出了問題，被迫停工。周總理親自開會著手解決問題，會上周總理想起李銳，問他在哪裏？有人回答，李銳還關著。總理說可以讓他做些事嘛，提些意見，也是勞動，但總理的意見並沒有落實。直到1975年，隨著鄧小平的“複出”，李銳才和被關押的其他三百多名老幹部一起走出秦城的高牆，獲得自由。很多人獲得“釋放”後重新走上工作崗位，而李銳的問題還是得不到解決，因為毛澤東沒有發話。組織最後決定要他重回安徽磨子潭水庫接受“改造”。直到四年後“兩個凡是”被推翻，李銳才被平反昭雪，不久就出任電力工業部副部長、國家能源委副主任。

李銳重回水電部工作三年，口碑很好。1982年3月，陳雲推薦李銳調中共中央組織部工作任新建的青年幹部局局長。黨的十二大是中國共產黨曆史上新老交替規模最大的一次，李銳參加了人事小組工作，工作十分緊張和繁重。李銳疾惡如仇的立場一如當年，但他深知在新的曆史時期，必須講究新的用人之道。根據鄧小平、陳雲對領導幹部提出的“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的要求，李銳針對中央和省級領導班子的現狀，著重介紹各級領導層的實際情況和差距，“年輕化”的進度不夠抵消幹部年齡的自然增長，而在文化程度方麵過去提拔的幹部都偏低，所以這次提拔的重點是中青年知識分子。至於“革命化”則強調“文革”中表現要好，對“四人幫”爪牙、“造反派”頭頭、打砸搶分子堅決不用。盡管李銳的這一思想在實踐中遇到很多阻力，但他那獨到的見解，還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在十二大上，李銳當選為中央委員。

十二大剛結束，李銳參加省市機構改革領導小組，組長是宋任窮，他位居其後，主要做人事調整工作。讓一大批年齡偏大、文化偏低的“老幹部”退出領導班子並非易事，李銳不斷在報刊上發表文章宣傳中央意圖，講清楚隻有幹部隊伍“四化”才能實現國家“四化”，這是新時期的曆史重任，並非某些人所說的是“心血來潮”，給老幹部“難看”。為了保證調整幹部工作順利進行，領導小組采取了兩個“三分之一”的強硬措施，規定省委常委中五十歲以下的要占三分之一，大學文化程度的要占三分之一。這個標準要推及地委、縣委。企業和大專院校這類高文化層次的單位，比例要比三分之一更高一些。

使李銳名聲大振的，還是他在堅持領導班子“革命化”原則中參與的兩件事：一件是在《人民日報》領導班子調整時，他和中央幾位領導一起，否定了幾個思想“左”傾的人物進入《人民日報》領導班子；另一件是阻止在“文革”中寫過“揪軍內一小撮”和批判彭德懷等同誌文章的人進入上海市委。

1983年6月1日，胡耀邦第一次使用“第三梯隊”這個新說法。胡耀邦要求有一千名省部級幹部的後備人選，即他所說的“第三梯隊”。此時，李銳已被任命為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這項工作由李銳主管。李銳夜以繼日地努力工作，共組織考察了一千零六十八名“第三梯隊”。不久這些人就走上了中央和省部級領導崗位，在十四大代表中，有百分之五十是當年“第三梯隊”的成員。

1984年9月，李銳完成了建立“第三梯隊”的千秋大業，從領導崗位上退了下來。

（據《名人傳記》2005年第6期周榮初/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