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和文革的受難者 ZT

羅應榮：反右和文革的受難者
作者：王友琴

1966年文革開始，千千萬萬在1957年反右中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人首先遭到進一層的迫害。下文所寫的羅應榮就是其中之一。他們的遭遇，顯示出先已開始的大規模群體性迫害如何在文革中擴大和升級。

羅應榮，男，生於1918年，廣東興寧縣人。1942年考入清華大學研究院，畢業後到美國留學，1950年回中國。1957年任中山大學曆史係副教授時被劃為“右派分子”，到農村“監督勞動”兩年。1966年文革開始後，先在校園“專政隊”中，又被以“毆打紅衛兵”的“反革命罪”判刑五年。在“勞改”的采石場被打傷後腦，得不到醫治，於1971年11月死亡。

羅應榮的妻子錢蘊若，畢業於輔仁大學英文係，是1980年代以後非常出名的文史學者錢鍾書的堂妹。羅應榮不是很有名的學者，在文革後陸續出版的關於學者的書中，他的名字不見提到，他的遭遇也未曾見於書報。但是他的經曆，可能在同輩人中比錢鍾書更具代表性。



羅應榮在廣東興寧縣出生，後到廣州求學，1934年畢業於廣州聖心中學初中（後改名為廣州第三中學），1937年畢業於廣雅中學高中，1938年考入西南聯合大學法學院政治係去昆明，1942年獲得法學士學位後，考入清華大學法學研究所國際法組作研究生，作碩士論文《中蒙邊界問題》。畢業後在雲南大學和嶺南大學教書。他參加了用“庚子賠款”設立的獎學金考試，分數不夠，沒有考取。他深感遺憾，因為當時能考上這項獎學金，不但是求學的財政支援，而且是很大的榮譽。他後來考取洛克菲洛基金會的資助，1948年到美國西雅圖城華盛頓州立大學留學，一年以後轉到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攻讀國際法。他接受了馬克思主義並向往共產主義革命。

1950年6月朝鮮戰爭開始。盡管在研究生班的課上成績優異，羅應榮沒有完成他的博士學位。那一年他和一些中國留學生一起乘船回中國。他是那一批歸國者中的領袖人物之一。看到過他們途徑日本時照的集體照片的人回憶說，照片上和羅應榮等一起的，有幾個很有名的人。如後來成為北京大學物理學教授的胡寧，還有文革後成為北京中央美術學院院長的常沙娜，在照片上時才十多歲。

羅應榮回到中國後，先進入共產黨的“華北革命大學”學習馬列主義和接受革命教育。他的專業是國際法，他希望能進入新政府的外交部工作，未成。1951年11月他被分配去嶺南大學任教，1952年在全國性的大學“院係調整”中隨該校合並入中山大學，在曆史係任副教授，是四級或者五級教授。因為他批評了學校裏的一些不良現象，1957年他被劃為“右派分子”。

1957年底， 羅應榮和其他被劃為“右派分子”的中山大學教員和學生，被送去農村“監督勞動”。他的女兒出世，他沒有看到。他原有一切待遇被取消，每月隻有20塊生活費。他的妻子錢蘊若受到牽連。中山大學領導要她和羅應榮離婚，早先已經承諾要給她的職位不再給她。她沒有離婚，但是因為在廣州沒有工作和收入，隻好去了安徽省六安地質局。

中共中山大學黨委在“反右派運動”中把一大批教員和學生劃為“右派分子”並 把對他們實施嚴厲懲罰。文革開始，這些在1957年領導“反右”的共產黨幹部們自己也變成了革命的打擊對象。他們被指控為“反革命修正主義教育路線的代表人物”。中山大學的一批共產黨領導幹部在遭到殘酷“鬥爭”後“自殺”，其中有原中共中山大學黨委書記劉望遠以及中文係總支書記蕭學鵬和副書記雷中雨。

1957年在中山大學被劃成“右派分子”的一名學生和一名助教說，他們對這些幹部又恨又憐：恨他們當年整“右派”心狠手狠，摧殘了一大批人的青春和生命；對他們在文革中遭到殘酷“鬥爭”以至被迫害致死的悲慘遭遇，深表歎息。

被“監督勞動”近兩年後，羅應榮從農村回到學校。不準他教書。他被分配在曆史係資料室當資料員。他做資料員的時候讀了很多書。他英文好，大量閱讀中山大學圖書館的英文報刊書籍，摘錄了大量的英文例句。這在當時算是一種很特別的機 會，因為在別的地方根本見不到西方的文字資料。

在農村“監督勞動”時，羅應榮認識了楊德平。1957年時楊德平是中山大學學生，被劃成“右派分子”。他所在的係，學生三十來人一個班，1957年平均每班有六個人被劃“右派分子”，占了學生人數的五分之一。羅應榮回到學校當資料員的時候，楊德平也回到學校繼續讀書，在1960年畢業。他沒有參加學校的工作分配。他的父母在國外。他畢業後沒有正式工作，就靠他父母從國外寄一點錢來，在廣州租了一間房子過活。1964年，羅應榮開始和楊德平一起編一本《實用英漢成語詞典》。

楊德平住在城裏。羅應榮常常一早從郊外的中山大學坐公共汽車進城到楊德平那裏，兩個人一起工作，直到晚上8點鍾，他再坐公共汽車回中山大學。文革開始之前，他們的字典已經做好了很多。楊德平也知道，羅應榮很早就開始準備材料寫《中俄外交史》，但是始終沒有能寫成。

1966年6月文革大規模興起。羅應榮本來就是“右派分子”，所以很快就在中山大學被“專政”，失去了行動自由。他不能再進城和楊德平會麵。他寫了一張字條，想交給一個曾經跟他學英文的中學生，托其轉交給楊德平，告訴楊自己的處境和情況。這個中學生的父親吳重翰是中文係教授，也和羅應榮一樣被劃成“右派分子”。在遞交字條的時候，被曆史係的紅衛兵學生看見，命令他交出來。情急之中，羅應榮把紙條子放進嘴裏，想要吞下去。紅衛兵和他爭奪紙條，推來攘去。結果，紅衛兵指控羅應榮“毆打紅衛兵”。1966年底，法院以“反革命罪”把羅應榮判刑5年。

羅應榮被判刑以後，被送去花縣赤泥鎮的采石場“勞改”。他跟刑事犯關在一起。他和一些刑事犯發生了矛盾。1971年，在采石頭的時候，他被人用鐵錘在後腦上打了一錘。雖然他戴著安全帽，還是傷得很重。後來他得到“保外就醫”，被送到廣州他哥哥那裏。

羅應榮的哥哥很早就是中共地下黨員，1950年代初曾經擔任過相當高的職務，後來被當作“地方主義”遭到批判和處分，降為普通工人，住在貧民區裏。他哥哥有肺病，當時一個人住，隻有一間小木房，就在小屋裏給羅應榮支了一張帆布床。羅應榮去醫院看病，廣州第一人民醫院說他是“勞改犯”，不接受他。

羅應榮“保外就醫”的時候，曾經和他一起編英漢詞典的楊德平早已經作為“牛鬼蛇神”被驅逐出廣州城到了鄉下。（1966年9月23日，廣州全市大動員，紅衛兵到家家戶戶抓人，把所有的“地富反壞右”都驅趕出城市。）他曾經從鄉下偷跑回廣州，去探望羅應榮。他看到，羅應榮臥床不能走動，而且無醫無藥。羅應榮的哥哥每天到工廠上班，隻能早上離開時在羅應榮的脖子上掛一根油條，讓他餓了自己啃。

沒有多久羅應榮就死了。

毛澤東死後，文革結束。1978年10月，羅應榮的“右派”獲改正。1979年4月，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撤銷對羅應榮的判刑。

楊德平說，他沒有羅應榮的照片。他們編的英漢詞典稿子在文革中被沒收了。他現在僅有的，是羅應榮的一頁手稿，隻有一頁。



附記：

羅應榮在清華大學的一名同學何丙棣，1950年在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見過正在那裏學習的羅應榮。何丙棣後來一直在北美讀書教書，在1970年代曾經支持中國文革，1990年代從芝加哥大學曆史係退休。在他2004年發表的自傳《讀史閱世六十年》中（台灣和大陸都印行），記述了數名早年的師長同學，有一節專寫羅應榮。何教授寫到1950年代初在美國加州，羅應榮曾經借了他的一件牛津花呢上裝，穿去赴一個約會。羅應榮還回上裝時，特別提到約會的那位小姐很欣賞這件看起來有些像麻袋片似的衣服。何教授記的是青年時代的趣事。書中對羅應榮後來受到的殘酷迫害和悲慘死亡沒有提到，顯然因為全然不知。

筆者傳真給何丙棣教授上麵這篇文章。他回了電話說：你寫得很好，謝謝。他說了這一句後掛了電話。筆者希望，何丙棣先生的自傳如果能在台灣或者大陸再版，會加入羅應榮後半生的遭遇，使曆史的這一部分不被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