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國家領導人的真實享受——比高工資更高更多的特權

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

(一九八０年八月十八日)

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製度中，還存在不少的弊端，妨礙甚至嚴重妨礙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發揮。如不認真改革，就很難適應現代化建設的迫切需要，我們就要嚴重地脫離廣大群眾。
從黨和國家的領導製度、幹部製度方麵來說，主要的弊端就是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製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

官僚主義現象是我們黨和國家政治生活中廣泛存在的一個大問題。它的主要表現和危害是：高高在上，濫用權力，脫離實際，脫離群眾，好擺門麵，好說空話，思想僵化，墨守陳規，機構臃腫，人浮於事，辦事拖拉，不講效率，不負責任，不守信用，公文旅行，互相推諉，以至官氣十足，動輒訓人，打擊報複，壓製民主，欺上瞞下，專橫跋扈，徇私行賄，貪贓枉法，等等。這無論在我們的內部事務中，或是在國際交往中，都已達到令人無法容忍的地步。

官僚主義是一種長期存在的、複雜的曆史現象。我們現在的官僚主義現象，除了同曆史上的官僚主義有共同點以外，還有自己的特點，既不同於舊中國的官僚主義，也不同於資本主義國家中的官僚主義。它同我們長期認為社會主義製度和計劃管理製度必須對經濟、政治、文化、社會都實行中央高度集權的管理體製有密切關係。我們的各級領導機關，都管了很多不該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這些事隻要有一定的規章，放在下麵，放在企業、事業、社會單位，讓他們真正按民主集中製自行處理，本來可以很好辦，但是統統拿到黨政領導機關、拿到中央部門來，就很難辦。誰也沒有這樣的神通，能夠辦這麽繁重而生疏的事情。這可以說是目前我們所特有的官僚主義的一個總病根。官僚主義的另一病根是，我們的黨政機構以及各種企業、事業領導機構中，長期缺少嚴格的從上而下的行政法規和個人負責製，缺少對於每個機關乃至每個人的職責權限的嚴格明確的規定，以至事無大小，往往無章可循，絕大多數人往往不能獨立負責地處理他所應當處理的問題，隻好成天忙於請示報告，批轉文件。有些本位主義嚴重的人，甚至遇到責任互相推諉，遇到權利互相爭奪，扯不完的皮。還有，幹部缺少正常的錄用、獎懲、退休、退職、淘汰辦法，反正工作好壞都是鐵飯碗，能進不能出，能上不能下。這些情況，必然造成機構臃腫，層次多，副職多，閑職多，而機構臃腫又必然促成官僚主義的發展。因此，必須從根本上改變這些製度。當然，官僚主義還有思想作風問題的一麵，但是製度問題不解決，思想作風問題也解決不了。所以，過去我們雖也多次反過官僚主義，但是收效甚微。解決以上所說的製度問題，要進行大量的工作，包括進行教育和思想鬥爭，但是非做不可，否則，我們的經濟事業和各項工作都不可能有效地前進。

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就是在加強黨的一元化領導的口號下，不適當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權力集中於黨委，黨委的權力又往往集中於幾個書記，特別是集中於第一書記，什麽事都要第一書記掛帥、拍板。黨的一元化領導，往往因此而變成了個人領導。全國各級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這個問題。權力過分集中於個人或少數人手裏，多數辦事的人無權決定，少數有權的人負擔過重，必然造成官僚主義，必然要犯各種錯誤，必然要損害各級黨和政府的民主生活、集體領導、民主集中製、個人分工負責製等等。這種現象，同我國曆史上封建專製主義的影響有關，也同共產國際時期實行的各國黨的工作中領導者個人高度集權的傳統有關。我們曆史上多次過分強調黨的集中統一，過分強調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很少強調必要的分權和自主權，很少反對個人過分集權。過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間，分過幾次權，但每次都沒有涉及到黨同政府、經濟組織、群眾團體等等之間如何劃分職權範圍的問題。我不是說不要強調黨的集中統一，不是說任何情況下強調集中統一都不對，也不是說不要反對分散主義，鬧獨立性，問題都在於“過分”，而且對什麽是分散主義、鬧獨立性也沒有搞得很清楚。黨成為全國的執政黨，特別是生產資料私有製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以後，黨的中心任務已經不同於過去，社會主義建設的任務極為繁重複雜，權力過分集中，越來越不能適應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對這個問題長期沒有足夠的認識，成為發生“文化大革命”的一個重要原因，使我們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現在再也不能不解決了。

革命隊伍內的家長製作風，除了使個人高度集權以外，還使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組織成為個人的工具。家長製是曆史非常悠久的一種陳舊社會現象，它的影響在黨的曆史上產生過很大危害。陳獨秀、王明、張國燾等人都是搞家長製的。從遵義會議到社會主義改造時期，黨中央和毛澤東同誌一直比較注意實行集體領導，實行民主集中製，黨內民主生活比較正常。可惜，這些好的傳統沒有堅持下來，也沒有形成嚴格的完善的製度。例如，黨內討論重大問題，不少時候發揚民主、充分醞釀不夠，由個人或少數人匆忙做出決定，很少按照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實行投票表決，這表明民主集中製還沒有成為嚴格的製度。從一九五八年批評反冒進、一九五九年“反右傾”以來，黨和國家的民主生活逐漸不正常，一言堂、個人決定重大問題、個人崇拜、個人淩駕於組織之上一類家長製現象，不斷滋長。林彪鼓吹“頂峰”論，說毛主席的話是最高指示，這種說法在全黨全軍全國廣為流傳。粉碎“四人幫”後，還把個人崇拜的一套搬了一段時間。對其他領導人的紀念，有時也帶有個人崇拜的成分。最近，中央發出了關於堅持“少宣傳個人”的幾個問題的指示，指出這些不適當的紀念方法不但造成鋪張浪費，脫離群眾，而且本身就帶有個人創造曆史的色彩，不利於在黨內外進行馬克思主義教育，不利於掃除封建思想和資產階級思想的影響。這個指示還為糾正這一類缺點，作出了若幹規定。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文件。還要說到，一九五八年以後，到處給毛澤東同誌和其他中央同誌蓋房子，“四人幫”垮台後，還搞中南海地麵工程，都造成很壞的影響，很大的浪費。此外，至今還有一些高級幹部，所到之處，或則迎送吃喝，或則封鎖交通，或則大肆宣揚，很不妥當。以上種種嚴重脫離群眾的事情，從中央到各級不許再做了。

不少地方和單位，都有家長式的人物，他們的權力不受限製，別人都要唯命是從，甚至形成對他們的人身依附關係。我們的組織原則中有一條，就是下級服從上級，說的是對於上級的決定、指示，下級必須執行，但是不能因此否定黨內同誌之間的平等關係。不論是擔負領導工作的黨員，或者是普通黨員，都應以平等態度互相對待，都平等地享有一切應當享有的權利，履行一切應當履行的義務。上級對下級不能頤指氣使，尤其不能讓下級辦違反黨章國法的事情；下級也不應當對上級阿諛奉承，無原則地服從，“盡忠”。不應當把上下級之間的關係搞成毛澤東同誌多次批評過的貓鼠關係，搞成舊社會那種君臣父子關係或幫派關係。一些同誌犯嚴重錯誤，同這種家長製作風有關，就是林彪、江青這兩個反革命集團所以能夠形成，也同殘存在黨內的這種家長製作風分不開。總之，不徹底消滅這種家長製作風，就根本談不上什麽黨內民主，什麽社會主義民主。

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象的形成，同封建主義的影響有一定關係，同我們黨一直沒有妥善的退休解職辦法也有關係。革命戰爭時期大家年紀都還輕，五十年代正值年富力強，不存在退休問題，但是後來沒有及時解決，是一個失策。應當承認，在當時的具體曆史條件下，這個問題也無法解決或無法完全解決。五中全會討論的黨章草案，提出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製，現在看來，還需要進一步修改、補充。關鍵是要健全幹部的選舉、招考、任免、考核、彈劾、輪換製度，對各級各類領導幹部（包括選舉產生、委任和聘用的）職務的任期，以及離休、退休，要按照不同情況，作出適當的、明確的規定。任何領導幹部的任職都不能是無限期的。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幫”大搞特權，給群眾造成很大災難。當前，也還有一些幹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搞特權，特殊化，引起群眾的強烈不滿，損害黨的威信，如不堅決改正，勢必使我們的幹部隊伍發生腐化。我們今天所反對的特權，就是政治上經濟上在法律和製度之外的權利。搞特權，這是封建主義殘餘影響尚未肅清的表現。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製傳統比較多，民主法製傳統很少。解放以後，我們也沒有自覺地、係統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權利的各項製度，法製很不完備，也很不受重視，特權現象有時受到限製、批評和打擊，有時又重新滋長。克服特權現象，要解決思想問題，也要解決製度問題。公民在法律和製度麵前人人平等，黨員在黨章和黨紀麵前人人平等。人人有依法規定的平等權利和義務，誰也不能占便宜，誰也不能犯法。不管誰犯了法，都要由公安機關依法偵查，司法機關依法辦理，任何人都不許幹擾法律的實施，任何犯了法的人都不能逍遙法外。誰也不能違反黨章黨紀，不管誰違反，都要受到紀律處分，也不許任何人幹擾黨紀的執行，不許任何違反黨紀的人逍遙於紀律製裁之外。隻有真正堅決地做到了這些，才能徹底解決搞特權和違法亂紀的問題。要有群眾監督製度，讓群眾和黨員監督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凡是搞特權、特殊化，經過批評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權依法進行檢舉、控告、彈劾、撤換、罷免，要求他們在經濟上退賠，並使他們受到法律、紀律處分。對各級幹部的職權範圍和政治、生活待遇，要製定各種條例，最重要的是要有專門的機構進行鐵麵無私的監督檢查。

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與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製度、工作製度方麵的問題更重要。這些方麵的製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製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麵。即使像毛澤東同誌這樣偉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製度的嚴重影響，以至對黨對國家對他個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我們今天再不健全社會主義製度，人們就會說，為什麽資本主義製度所能解決的一些問題，社會主義製度反而不能解決呢？這種比較方法雖然不全麵，但是我們不能因此而不加以重視。斯大林嚴重破壞社會主義法製，毛澤東同誌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他雖然認識到這一點，但是由於沒有在實際上解決領導製度問題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導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這個教訓是極其深刻的。不是說個人沒有責任，而是說領導製度、組織製度問題更帶有根本性、全局性、穩定性和長期性。這種製度問題，關係到黨和國家是否改變顏色，必須引起全黨的高度重視。

如果不堅決改革現行製度中的弊端，過去出現過的一些嚴重問題今後就有可能重新出現。隻有對這些弊端進行有計劃、有步驟而又堅決徹底的改革，人民才會信任我們的領導，才會信任黨和社會主義，我們的事業才有無限的希望。

我們在講到黨和國家領導製度方麵的弊端的時候，不能不涉及到毛澤東同誌晚年所犯的錯誤。正在起草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將對毛澤東思想進行係統的闡述，也將對毛澤東同誌的功過進行比較全麵的評價，其中包括批評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我們共產黨人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者，隻能實事求是地肯定應當肯定的東西，否定應當否定的東西。毛澤東同誌在他的一生中，為我們的黨、國家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勳。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他的錯誤是第二位的。因為他的功績而諱言他的錯誤，這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因為他的錯誤而否定他的功績，同樣不是唯物主義的態度。“文化大革命”所以錯誤和失敗，正因為它完全違反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經過長期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原理，不但在曆史上曾經引導我們取得勝利，而且在今後長期的鬥爭中，仍將是我們的指導思想。對於黨的這樣一個重大原則表示任何懷疑和動搖，都是不正確的，都是同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相違背的。

（節選自《黨和國家領導製度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