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史料：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窮

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窮


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 批劉伐宋兵團

宋任窮是東北地區黨內頭號“走資派”。長期以來，他打著“紅旗”反紅旗，緊跟劉、鄧，結黨營私，招降納叛，瘋狂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攻擊毛澤東思想，極力推行反革命修正主義路線，裏通外國，大搞資本主義複辟，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中，他頑固地執行劉、鄧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血腥鎮壓革命群眾，是東北地區反對和攻擊人民解放軍的總後台。罪行累累，萬惡滔天。現將宋任窮的主要罪行整理如下：


一、宋任窮的醜惡曆史

宋任窮兩次投敵變節，是個地地道道的大叛徒。宋任窮曾當過地主武裝隊長。

宋任窮於一九二六年投機參加革命，同年混入黨內。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後，宋任窮被國民黨一個叫池明德的匪軍班長逮捕，不久他就投敵叛變了，當上了地主武裝隊長。地主武裝隊即將垮台的前夕，宋任窮見勢不妙，偷偷跑回瀏陽，欺騙瀏陽黨組織，隱瞞了其叛徒醜惡曆史，重新混入黨內。

一九二八年，宋任窮竊踞了我紅四軍三十二團二營黨代表要職。一九二九年一月，毛主席為了徹底粉碎國民黨反動派的圍剿，帶領主力部隊撤離井岡，命令紅五軍和紅四軍三十二團堅守井岡山，以牽製敵人兵力，擴大革命根據地。在鬥爭十分艱苦的情況下，貪生怕死本性未改的宋任窮，為了保存自己的狗命，化裝潛逃，於一九二九年十二月，賣身投靠了國民黨，在軍閥唐銘山的第十五旅二團二連七班當上了匪兵。一九三○年一月，宋任窮隨唐銘山十五旅進攻中央蘇區，圍剿我紅軍。於同年二月，江西直峽一仗，我紅軍全殲敵軍十五旅，國民黨匪兵宋任窮舉手投降，做了俘虜。


二、宋任窮明目張膽地反對和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反對毛澤東思想，反對社會主義


1、反對和攻擊我們偉大領袖毛主席

宋任窮對廣大群眾熱愛毛主席，高呼毛主席萬歲很反感。一九六一年一月，宋任窮在一次會上明目張膽地攻擊說：“雖然喊毛主席萬歲！萬歲！……但是人總不能老活著，這是自然規律嘛！”

宋任窮還經常在幹部和群眾中散布“反對毛主席不算反對黨中央”的混蛋論調。一九六五年一月他在給幹部和群眾傳達解釋《二十三條》報告中，他打著“紅旗”反紅旗，別有用心地說：“在延安有個群眾講毛主席的壞話，有人說這是反對黨中央。毛主席說，可能我們的工作有缺點。派人一調查，發現那時征購糧多了，群眾負擔過重，後來減輕了群眾的負擔，生產也發展了”。接著他說：“一九六一年、六二年，有人反對總路線，人家一反對就說人家，這樣不民主，不行！”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宋任窮接見某群眾組織代表時，當時有的代表提出，希望宋任窮向堅決執行毛主席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的江青同誌學習。宋任窮非常輕蔑地說：“我不能和江青比，人家江青是毛主席的夫人！”


2、宋任窮公開對抗毛主席的指示，經常和毛主席最高指示大唱反調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毛主席就已經尖銳地指示：“各種藝術形式——戲劇……等等，問題不少，人數很多，社會主義改造在許多部門中，至今收效甚微”【析世鑒： 此處直接引用毛澤東文為粗黑體字；下文凡直接引用毛澤東文皆同此例。】。對毛主席這一最高指示，宋任窮一直沒有傳達，直到一九六五年一月，在一次對文藝界的講話中，還大肆吹噓東北地區文藝工作有“很大成績”。他說：“東北地區的文藝工作成績有‘三很，：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績，有了很大進步。”公開與毛主席對文藝界的批評“收效甚微”唱反調。

在《二十三條》中，毛主席提出了搞好四清運動的“六條標準”，而宋任窮偏偏不去研究貫徹執行毛主席提出的“六條標準”，而在一九六五年四月，卻自己“獨創”了一個“六條標準”，忠實執行劉少奇的“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形“左”實右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一九六二年初，毛主席說：“形勢大好，不能把形勢發展看得漆黑一片”。而劉少奇卻胡說什麽：“不能說形勢是大好，是大不好。”“我們的經濟臨近了崩潰的邊緣。”宋任窮緊跟劉少奇，在一九六二年五月也跳了出來，胡說什麽：“市場困難在全東北地區都沒有過關”，“農業的恢複，東北要三年到四年”等等。

今年一月份，我們偉大統帥發出“人民解放軍應該積極支持左派廣大群眾”的偉大號召之後，宋任窮拒不執行，在二月逆流當中，丹東市保守組織在“走資派”的操縱下，瘋狂反撲，宋任窮竟以沈陽軍區第一政委的身份，下令給丹東駐軍，暫時不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公開對抗毛主席的指示。宋賊真是狗膽包天。


3.極力貶低和反對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

一九五六年黨的八次代表大會時，宋任窮親自主持小組會議，夥同鄧小平，將“黨的指導思想——毛澤東思想”從黨章中砍掉。


4．瘋狂反對學習毛主席著作的群眾運動

一九六六年，宋在鞍山的一次會議上講：“全國學習四大本有閑難，語錄也不學全部，……學幾段最有力量的就解決問題了。”“老三篇也不是全部學，就是學最主要的幾句。”六四年，東北局有人建議召東北地區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積極分子代表會，宋用各種借口推脫，結果沒開成。宋卻說：“學習毛主席著作代表會省召開就行了，東北地區不要開了，開了也重複，我們要開，可以開座談會。”

在四清運動中，也千方百計阻撓群眾學習毛主席著作。


5．極力維護資本主義，反對社會主義

一九五一年四月六日，宋在雲南省委、地委書記聯席會議上的總結發言中說：“要保護資本主義，私人資本主義現在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他還說：“對富農、工商業者、小土地出租者、……等宜略寬一點。保存富農經濟，允許其活動，允許買賣土地，租佃土地，借貸三大自由。”與劉少奇在五○年前後大肆宣揚的“中國不是資本主義太多了，而是資本主義太少了。”“長期保存富農經濟，提倡四大自由(即：高利貸自由，雇工自由，土地買賣自由，經營自由)”完全是一路貨色。

一九六一年，帝、修、反和國內的地、富、反、壞、牛鬼蛇神互相配合，從各方麵向無產階級專政大舉進攻，極力誹謗、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時，黨內最大的“走資派”劉少奇認為時機已到，便到處搖旗吶喊，在各個領域販賣黑貨，陰謀篡黨篡政，妄圖複辟資本主義。宋任窮緊步其主子後塵，於一九六一年四月到阜新，以“調查”為名，大量收集社會“陰暗麵”，把三年自然災害和蘇修刁難所造成心的困難強加於大躍進，強加於黨的領導。並將收集的黑材料交給劉少奇。

宋任窮還親自布置東北局機關幹部以回家探親的名義，到家鄉進行“私訪”，收集有關三麵紅旗方麵不容易聽到的“真實情況”，以攻擊黨中央和毛主席。

更甚者，宋任窮同鄧小平、薄一波密謀策劃要解剖沈陽這隻“麻雀”，任命劉秀峰、焦若愚為正、副組長，組成四百餘人的調查組，對沈陽市工業、交通、運輸、城建、財貿、文教、衛生、市場等方麵進行全麵“調查”，專門收集幾年來暴露出來的問題和矛盾，專門收集“陰暗麵”。炮製出四十一個書麵材料，這些材料都直接交給鄧小平、彭真、薄一波，為劉、鄧在北戴河會議上，攻擊毛主席和黨中央提供了大量的炮彈。


6、為彭德懷、高崗翻案；為“左”傾機會主義路綫喊冤叫屈

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翻案。

一九五九年，在廬山會議上徹底粉碎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彭德懷向黨發動的猖狂進攻，罷了他的官，奪了他的權。但是暗藏在黨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卻千方百計為他翻案。《瀏陽革命史》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出籠的。

所謂《瀏陽革命史》大肆吹捧彭德懷，宣揚叛徒、反革命分子張名龍和孔和龍等人，把他們描寫成“英雄”人物。

《瀏陽革命史》是前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和前湖南省委書記羅其南兩個反黨分子一手策劃的，由叛徒、反革命分子張名龍和國民黨少校軍官、惡霸地主、投敵變節分子等一夥反動家夥一手炮製的。宋任窮參與了這個活動，宋不辭辛苦地同這些牛鬼蛇神坐在一起，開座談會，還以“瀏陽老革命”的身份積極為這些牛鬼蛇神出謀劃策，他說：“我看曆史很難寫，現在黨史都未寫出來，縣裏寫會有困難，最好現在積累一些材料，搞一個革命故事匯編。”並親自動手，給寫了材料，提供了向黨進攻的炮彈。

為反黨分子高崗翻案。

反黨小說《劉誌丹》是習仲勳等反革命分子向黨發動猖狂進攻的一支大毒箭。宋任窮積極參加了反黨小說的炮製工作。宋為其提供了紅二十六軍的大量情況，並親自審閱稿子。

這部反黨小說主要描寫劉誌丹、高崗、習仲勳、張秀山、劉景凡等，其中除劉誌丹外皆為反黨分子。他們歪曲曆史事實，明目張膽地為高崗反黨集團翻案。為高崗之流樹碑立傳。

為王明的“左”傾路線喊冤叫屈。

一九五三年，西南行政委員會副秘書長林×，在講黨史時，對王明、博古的“左”傾機會主義路線進行了無情的揭露和批判。而宋任窮、賀龍、張子意等卻懷恨在心，誣蔑林ד把王明路線寫得太壞了，有損於中國共產黨的光榮、偉大、正確。”而給林×扣上“客觀主義”、“個人主義”等等大帽子，強令其檢查五、六次，開大會鬥爭批判，並撤職罷官。宋明目張膽地為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喊冤叫屈。


三、經濟上複辟資本主義

在工業方麵，炮製修正主義綱領——“十二條”，對抗《鞍鋼憲法》。

毛主席於六○年二月親自批示了《鞍鋼憲法》，提出了領導和管理社會主義企業的五項原則，從根木上確立了辦好企業的正確路線。宋對毛主席的指示不但不聽，反而於六一年四月親自率領調查組到阜新進行“調查”，炮製了一個在工交戰線上複辭資本主義的黑綱領“阜新平安煤礦工作十二條”。

“十二條”純屬修正主義的黑貨。它要在工礦企業中取消黨的領導，複活“一長製”；鼓吹物質刺激，反對無產階級政治掛帥；推行“三包四固定”，瓦解全民所有製；鼓吹資產階級專家路線，反對大搞群眾運動。

“十二條”深受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的讚賞，六一年六月薄一波親臨沈陽，在“十二條”的基礎上，起草了修正主義的黑貨《工業七十條》。宋任窮自始至終參加了商議和研究，“十二條”的一些條款原封不動的寫在“七十條”上。可見黑“七十條”的出籠應首先歸“功”於宋任窮，所以宋任窮不僅是“十二條”的炮製者，而且是“七十條”的奠基人。

在農業方麵，宋任窮極力鼓吹“三自一包，發展私有經濟。

早在一九五二年，宋任窮就主張單幹，抵製農業合作化。一九五六年，宋說：“我們首先要承認單幹，保護單幹，才能教育提高，走合作化的道路，任何敵視打擊單幹戶的思想和作法都是錯誤的。”並號召幹部要保護單幹農民的積極性。

六一年公開叫喊：“小自由是社會主義的必需。”積極鼓吹發展私有經濟，他說：“把各地的小荒山、河灘和閑置土地，劃給社隊和群眾經營。”又說：“社隊牲口要分給社員私養，私養牲畜好處很多，有六、七條，……。”

六二年，國內大刮“三自一包”的妖風，資本主義大泛濫時，宋到營口、盤山、新民等地巡視，大講：“山溝分散的，也可以包產到戶。”還提出“三包一獎”製，把車馬等包到農戶。大挖社會主義牆腳，複辟農村資本主義。


四、招降納叛、結黨營私

長期以來，宋任窮夥同黨內最大的“走資派”招降納叛，結黨私營，包庇網羅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大搞資本主義複辟。

早在一九四九年，宋任窮跟隨鄧小平到雲南任省委書記，上任前，宋回家鄉物色十五名“家將”跟班，其中有地主分子、國民黨員、偽保長、殺人犯、“剿共義勇隊”隊員、偽維持會會員等。

宋任窮任西南局副書記期間，夥同鄧小平、賀龍包庇重用四川軍閥熊克武、鄧錫侯、劉文輝，拉入西南軍政委員會任副主席；把大農奴主華爾功臣烈拉入西南軍政委員會任委員，後來還把他塞進赴朝慰問團。當時宋任窮兼管的工業戰線是牛鬼蛇神集結的大本營，僅建築部門就混入國民黨將級軍官十九名。

宋任窮在二機部任部長吋，早就了解副部長劉傑是個大叛徒，不但不做處理，離開二機部時還推薦劉傑為部長，真乃叛徒彼此相護。

宋任窮和大叛徒陶鑄狼狽為奸，文化大革命中吹捧“陶鑄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的，陶鑄是緊跟毛主席的，我是緊跟陶鑄的。” 宋任窮的親信、原吉林省委第一書記、大叛徒趙林，被紅衛兵小將帶到北京要求罷官時，宋和陶用電話合謀，把趙林保回沈陽。宋陶之間相互送禮，勾勾搭搭，打得火熱。

東北局第二書記、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歐陽欽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大搞獨立王國，道德敗壞，是個十惡不赦的壞家夥。宋任窮在文化大革命中卻說：“歐陽欽工作灶是成績的，是緊跟毛主席的。是毛主席司令部裏的人。”甚至決定撕下揭發歐陽欽的大字報。

東北局第三書記、大叛徒馬明芳是個反共老手，文化大革命中四處點火炮打解放軍。宋任窮和不分彼此，臭味相投。宋說：“在文化大革命中，我和馬明芳的觀點是一致的。”“在路線問題上明芳錯了，我也錯了；我錯了，馬明芳也錯了。”真是一丘之貉。

東北局書記處書記、大叛徒顧卓新，在文化大革命中惡毒攻擊解放軍，是個地地道道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宋任窮和顧卓新關係十分密切。

東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反革命分子修正主義分子強曉初是個十分陰險的人物。這樣的人，宋任窮不僅把他帶去參加八屆十一中全會，還企圖塞入中央文革(未得逞)，用心何其毒也！

東北局書記處候補書記、高崗分子、大叛徒喻屏，是宋任窮的得力幹將，喻屏在“遼聯”握有實權，是宋的全權代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宋任窮用書記處名義親自起草報告給總理，妄圖保東北局監察組長、大叛徒王鶴峰過關。

黑龍江省省長、三反分子李範五，是鎮壓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當李範五提出讓群眾討論“省委是不是革命的”，宋覺得太露骨，馬上給李出主意，李便按主子意圖行事。

吉林省委書記、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鄭季翹竟被宋任窮塞進中央文革。

東北局委員、遼寧省委書記、劉鄧在遼寧的黑爪牙白潛，跟隨鄧小平多年，宋對白潛一再提拔，由東北局財委主任提升為省委書記，遼寧省委第一書記接班人。文化大革命中未一再宣揚白潛是“好幹部”，又說：“省委就剩下白潛了……省委再沒多大問題了。”妄圖保白潛過關。

鞍山市委書記、宋任窮的親信、反黨集團頭目趙敏、羅定楓，當紅衛兵小將要揭發他們的問題時，宋任窮說：“趙、羅不是外部矛盾”，又況：“不能罷趙敏、羅定楓的官。”包庇趙、羅反黨集團。

旅大市委書記、大叛徒胡明躲在北京，當紅衛兵小將去揪他時，宋任窮找陶鑄說：“胡明是好幹部。”於是陶鑄對紅衛兵小將說：“胡明是好幹部，，又說：“象胡明這樣的幹部要罷官，全國都得罷官。”


五、極力反對毛主席的革命文藝路綫，大力推行修正主義路綫


1、封鎖毛主席的聲音，對抗革命的文藝路綫

一九六二年在北戴河會議與八屆十中全會上及一九六四年六月毛主席都對文藝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但以宋任窮為首的東北局拒不傳達，長期封鎖，抗拒執行。

一九六五年秋在各中央局負責同誌參加的中央工作會議上，毛主席指出： ‘‘吳晗是資產階級代表人物，吳晗的‘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要對吳晗進行批判。”這一重要指示，宋任窮拒不向下傳達。因此，對吳晗的批判，東北地區在六六年五月以前一直按兵不動，妄圖保護隱藏在東北的大大小小的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過關。


2、大搞文藝界的“三自一包”

一九六二年五月東北局召開文教係統精減座談會。以精減為名，鼓吹單幹，向資本主義倒退。會上提出“要大量改製，由全民所有製改為集體所有製”，“劇團賠錢是不正常的，娛樂本身是應該賺錢的，舊社會還從這上抽很多稅。”“曲藝也可以搞點個人開業的。”結果，東北的文藝界全民所有製倒退，為錢奮鬥，大演壞戲，向舊戲班看齊，造成文藝界的資本主義勢力泛濫。


3、對文藝黑貨大開綠燈，為複辟資本主義大造輿論

一九六四年宋任窮在一次文藝界會議上說：“好嘛！不要怕犯錯誤嘛！大膽地寫嘛！繁榮創作”。他以“繁榮創作”為幌子，鼓勵牛鬼蛇神出籠，大寫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對已出籠的大毒草則大加喝采。一九六二年遼寧歌劇院黨內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拋出大毒草“阿詩瑪”，以宋任窮為首的東北局，特邀此劇為東北三省書記會議演出。演完後，宋任窮還帶領三省頭麵人物接見主要演員，並讚揚說：“你們演的很好，技巧也很高。”宋任窮看過“兵臨城下”電影後說：“這個電影寫批判文章不合適。”放手讓大毒草泛濫。


六、對抗“二十三條”，破壞四清運動，大搞資本主義複辟


1、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

宋任窮在四清運動中忠實地執行劉少奇形“左”實右的機會主義路線。宋進村不久，就大反右傾，全盤否定了原工作隊在《前十條》指導下所取得的四清運動成果，搞了個“三推倒”(推倒原工作隊所建立起來的黨支部，貧協和積極分子隊伍)和“三重來”。極力推行“打擊一大片，保護一小撮”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線。讓幹部一律靠邊站，一律檢查，一律“下田勞動”，一切權力歸工作隊。大整一般幹部，在宋蹲點的金縣，有近三分之一的一般幹部受重點批判，黨員被開除黨籍的約一半以上。甚至采取武鬥、體罰，強迫公安局捕人。而對黨內止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則大加保護，宋叫喊什麽：“縣區的領導幹部除經濟問題外，主要是官僚主義，幹勁不足，整個運動中，除鑽進來的敵人，我們都應按內部問題來處理。”又說：“縣委常委洗澡下樓，主要整官僚主義，增革命幹勁。……，主要搞貪汙盜竊。” 宋別有用心地把這一場你死我活的激烈的奪權與反奪權的鬥爭說成是經濟問題和作風問題。企圖保護一小撮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過關。


2、殘酷地打擊和鬥爭貧下中農

毛主席教導我們說：“沒有貧農，便沒有革命。若否認他們，便是否認革命。若打擊他們，便是打擊革命。”

宋蹲點的金縣三十裏堡公社梨樹溝大隊第三生產隊，在“二十三宿出氣會”期間，被鬥的貧下中農占百分之三十，在鬥爭貧下中農的會上讓四類分子參加鬥貧下中農，殘酷地進行階級報複。根本沒鬥過四類分子。梨樹溝大隊梨樹溝小隊貧下中農十三戶，而在四清運動中受打擊的貧下中農八、九戶，其中被鬥的有六戶。宋為了更廣泛地打擊貧下中農，又特意搞了一些鬼名堂，什麽“小四清”，以清倉為名，強迫“長支戶”五天還清賬，甚至提出“破產還賬”，嚴重地打擊了貧下中農。


3、為地、富、反、壞、牛鬼蛇神張目

宋任窮多次狂吠：“劃成份要寬，可劃可不劃的就不劃，漏劃的地主、富農，政治上反動的要劃出來，一般的別劃了”。又說：“真正壞的，非戴帽子不可的，要選擇幾個戴，也可以緩戴，這樣可以縮小打擊麵。”宋更露骨地站在地主立場上說：“過去農村戴帽的不少了，戴了不僅影響他本人，也影響他後代參軍，考大學，當工人都不行了，愈革命，敵人愈多，不適合，應越少。”看！宋任窮真不愧為地主階級的孝子賢孫。

宋任窮為了複辟資本主義，破壞階級陣線，大滅了貧下中農的威風。六五年五月，宋在三十裏堡公社搞貧下中農要達百分之七十的高指標，達不到就把地富成份拚命往低壓，結果就將所謂表現好的中農劃為貧下中農，把所謂表現好的地富子女吸收為貧協委員，極力兜售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彭真的“重在表現”。更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宋指使其秘書召開地、富、反，壞、牛鬼蛇神的“出氣會”，時間長達二十三宿，在會上公開號召“有話就講，有氣就出。”結果牛鬼蛇神大放其毒，辱罵貧下中農和幹部，大肆攻擊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反革命黑會竟被稱為“革命風暴”。宋任窮是何許人也？！不是很清楚了嗎!

四清運動是一場嚴肅尖銳的階級鬥爭，而宋任窮卻大搞什麽“揭生產鬥爭蓋子”，六五年宋任窮專門給書記處寫一封信，“關於兩鬥之後揭生產鬥爭蓋子問題”中說：“第三個五年計劃從何入手？就是揭生產鬥爭蓋子。”而劉少奇當時提出第三個五年計劃要以生產帶動，實際上宋任窮就是在推銷劉少奇的黑貨。


七、文化大革命期間，頑固堅持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綫

在文化大革命中，宋任窮積極推行劉鄧資產階級反動路線，頑固對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線，至今死不改悔，他是鎮壓東北地區文化大革命的了罪魁禍首。

文化大革命開始，宋任窮對黨中央和毛主席采取陽奉陰違、竭力抗拒的態度。早在一九六五年九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負責人參加的政治局常委會上毛主席就指出“海瑞罷官的要害問題是‘罷官’”。當姚文元同誌文章發表後，東北三省報紙拒不轉載，毛主席和周總理對不轉載進行嚴厲批評後，才被迫轉載。與此相反，宋任窮兜售彭真的“二月提綱”卻非常賣力，一九六六年四月專門召開東北局委員會第九次會議，並搞了一個推行“二月提綱”的“紀要”，竭力把這場嚴肅的政治鬥爭納入“純學術”的軌道。

文化大革命初期，宋任窮妄圖撲滅群眾運動的烈火，積極定調子、劃框框，束縛群眾手腳。一九六六年五、六月東北局先後在長春、沈陽召開會議，宋任窮不原原本本傳達毛主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指示，反而規定“三省先搞省會市，主要抓文教戰線上的五界，每個市要抓一、二個批判重點。”六月二十二日又在三省報紙上同時發表經宋任窮等人授意和批準的“東言”文章，胡說什麽周桓是遼寧黑線的總頭目。這篇文章是鎮壓東北地區文化大革命的宣言書。

宋任窮除了積極推行劉少奇的黑八條外，自己又補充“三不揭”：“不揭黨的機密，不揭生活問題，不揭政治問題。”又派出大批工作組鎮壓群眾運動。

六月七日東北局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哪裏鼓包鼓的大，哪裏派的就多。”六月二十九日宋任窮在一次會議上又布置要抓千分之五至百分之一的“右派”。不久在沈陽三所大學工作隊長會上說：“批判比例多大? 百分之一、二、三，學生百分之五左右。”在宋任窮的指使下，沈陽僅六所大學被打成“反革命”、“右派”即達一千一百三十三人，占總人數百分之九，廣大無產階級革命派和紅衛兵小將橫遭迫害。

八屆十一中全會後，宋任窮不僅仍然頑固地堅持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反而變本加厲。在撤消工作組的問題上，宋任窮緊跟劉少奇、王光美，並學習王光美在北大“賣菜”經驗，他從北京打回來電話說：“凡是沒有實行三同的，趕緊實行三同，要抓緊時間做好事，以便給群眾留下個好印象。”借以蒙蔽群眾，逃脫罪責。令人不能容忍的是宋任窮對毛主席撤消工作組的指示陽奉陰違，指令留下觀察員、巡視員、聯絡員，實際成為變相工作組。更為惡毒的是在《東北局文革簡報》上刊登不少工作組撤出後的“混亂”現象，替劉鄧張目。

宋任窮極力扶持保守勢力，拉一夥，打一批，保護自己過關。東北局“紅團”是個地地道道的“官”辦組織，宋任窮盡全力支持。對東北局革命工人組織“工人革命造反兵團”卻殘酷鎮壓，並逮捕了三名戰士。

一九六七年四月，革命小將殺入東北局，革命烈火要燒到宋任窮頭上時，他夥同大叛徒馬明芳、顧卓新、喻屏炮製了反毛澤東思想的大毒草“三點意見”，轉移鬥爭大方向，矛頭指向解放軍，把廣大革命小將和廣大革命工人組織打成“保守組織”，挑起了四百餘起武鬥，打傷兩千餘人，打死數人，宋任窮卻說什麽：“武鬥有時可以加速運動的發展。”當無產階級革命派對“三點意見”展開大批判時，宋任窮又盜用中央領導名義，搞什麽“三點意見形成過程”，說中央領導“同意”了，其用心惡毒已極。現在中央領導對宋任窮炮製的“三點意見’進行了嚴厲批評，宋任窮仍死不改悔，搞“七·四聲明” ，繼續堅持錯誤，對抗中央。

綜上所述，宋任窮是地地道道的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混進黨內的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堅決打倒宋任窮！讓他永世不得翻身！


■ ■ ■ 【以上全文完】 ■ ■ ■

以上《打倒三反分子宋任窮》，是以「遼寧無產階級革命派聯絡站《銅牆鐵壁》編輯部」編印之《銅牆鐵壁》第26號（1967年8月13日）同名內容全文爲底本完成數位化處理；原文簡繁體字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