棗陽，宜昌，石牌 抗戰

宜昌抗戰英雄城

宜昌地處長江三峽西陵峽口，上控巴蜀，下引荊襄，素有“川鄂咽喉”之稱，曆來是兵家必爭之地。抗日戰爭時期，這一戰略地位又一次凸現在世人麵前。

抗日戰爭爆發後，國民政府西遷重慶，中國民族實業也西遷入川，致使宜昌成為西遷人員和物質的轉運基地。“從1937年11月到1940年6月，由宜昌轉運東下軍隊110萬人，西上入川的機關、學校、工廠內遷人員及難民達150萬人，中轉旅客29萬人，上駛轉入川江的輪船105艘，搶運至重慶的各類物資125萬噸”（《宜昌市交通誌》，1992年宜昌市交通誌編纂委員會編）。

此外，宜昌港在這一時期還完成軍運物資31.98萬噸（據《宜昌港史》，1990年武漢出版社出版）。進而，宜昌成為中國軍隊的後勤交通樞紐和陪都重慶乃至西南大後方的門戶。

宜昌戰略地位的凸現，引起日軍的極大關注。日軍對宜昌實施了瘋狂的轟炸。1940年4月30日發動了“宜昌作戰”（中方稱為“棗宜會戰”），致使宜昌於1940年6月12日淪陷。

為把宜昌作為轟炸重慶的“中繼基地”；對“因擊敗企圖奪回宜昌而聚集的敵人，組織有利的消耗戰”；進而“切斷內地和武漢周圍與中原及長江南北交通”；引誘蔣介石投降，以“支援政治謀略的成功”，日本天皇裕仁下達了“確保宜昌”的旨意。從此宜昌便處於日軍的鐵蹄之下。

宜昌陷落，震驚重慶。戰後日方曾這樣評論：“中日戰爭八年中，蔣介石總統最感到危機的時刻，就是宜昌作戰的時候”。蔣介石不容宜昌落入敵手，試圖奪回宜昌，以解後顧之憂，於是調兵遣將，反攻宜昌，但未得手（《宜昌抗戰紀實》，1995年宜昌市政協文史委編）。

日軍占領宜昌期間，為加緊對我軍的攻勢，以消滅我江南的野戰軍，奪取川江第一門戶石牌要塞，威逼重慶，於1943年5月組織10萬兵力、上百架飛機，發動了鄂西會戰。

這次會戰，是中國八年抗戰中發生在湖北境內的四大會戰之一，是繼棗宜會戰之後中日軍隊在鄂西地區的又一大戰，也是抗戰期間全國40幾個著名戰役之一。

蔣介石稱這次會戰之關鍵的“石牌乃中國的斯大林格勒”（出處同上）。此次會戰，東起湘北華容，西止西陵峽口石牌，曆時一個多月，斃傷日軍官兵25718人、軍馬1384匹，毀滅日機15架、汽車75輛、船舶122隻、倉庫5所。其他俘虜人馬、械彈、器材、公文無算（出處同上），終以我三軍將士的頑強抵抗、日軍的慘重失敗而告結束。

尤其是日軍第十三師團這支在南京大屠殺中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所謂甲種精銳部隊，經過鄂西會戰元氣大傷，不再具備機動作戰能力，而被日本大本營取消其原調往太平洋戰場對付美軍的命令。至此，日軍再無能力對鄂西及大西南發動如此規模的軍事行動。

正因為武漢失守後宜昌戰略地位的凸現，使宜昌成為日軍與我軍爭奪的焦點，因此，宜昌在抗日戰爭中遭到空前的毀滅性的破壞。據戰後對宜昌全縣的統計，日軍在宜昌虐殺致死致傷187224人，損失農村私房51686間、公房316棟、耕牛12158頭、糧食506785石、農具217931件。全縣損失值現銀2321億元（《宜昌縣誌》，1993年冶金工業出版社出版)。尤其是宜昌這座鄂西重鎮遭受的破壞更為集中而又慘重。

宜昌淪陷前，日軍從1938年初至1940年6月，對宜昌城進行了瘋狂的轟炸，形成了三次高潮。

1938年1月至6月，即國民政府部分機關在武漢停留後西遷重慶至武漢會戰前夕，為第一次轟炸高潮。《民國大事日誌》記載民國廿七年（1938年）一月廿四日“敵軍二十四架初次襲擊宜昌”。對此，1938年1月25日的《大公報》作了報道：“敵機十二架廿四日早十時二十分首次侵襲宜昌，江中落彈數枚，泊於江內船隻僅受波動，其他無恙，敵機於郊外監獄附近投彈十餘枚，死平民四十餘人，震倒房屋數棟。”（中國第二曆史檔案館：《湖北舊影》，2001年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宜昌市文史資料》也記載這天上午10時，日機9架第一次飛臨宜昌上空。直飛轟炸鐵路壩機場，投彈數十枚，炸毀國民黨軍隊停在鐵路壩的飛機6架，炸死炸傷修飛機場的民工200餘人。此後，日機又多次以機場為目標，空襲宜昌。4月5日和6月21日，日機20多架襲擊宜昌。尤其是6月21日下午，日機投下的大批硫磺彈除將大公路和四道巷子完全燒毀外，還焚掉鄰近江邊的幾十條船，200餘人同時喪命。

1939年1月至5月，為第二次轟炸高潮。此間宜昌在軍事和交通方麵的作用凸現。因此，自1938年12月宜昌被日機轟炸後，局勢日益緊張。1939年2月21日清晨，9架日機轟炸宜昌，環城東路至新街，獻福路至北正街一帶的民房全被炸毀。3月8日、9日63架日機轟炸宜昌。其中3月8日36架日機4次輪番轟炸，大北門、東正街、璞寶街、二架牌坊、學院街、環城南路、通惠路、中山路等一帶大片房屋被炸毀，死傷市民無數（《宜昌百年大事記》，1994年中國三峽出版社出版）。這階段日機轟炸宜昌達13次之多。為此，在宜昌督練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馮玉祥，特地在三遊洞題記了“是誰殺了我們同胞的父母和兄弟”的石刻。

1940年6月日軍進攻宜昌，為第三次轟炸高潮。早在4、5月間日軍便常對宜昌進行轟炸。6月9日日機全天襲擊宜昌市區和近郊，“投彈多枚，我建築物及平民死傷、被毀頗巨”（出處同上）。6月11日日機分批輪炸宜昌市區及郊外，市區的二架牌坊、教軍場及郊區的楊岔路等10餘處街道及建築物橫遭摧毀。當日《大阪朝日新聞》對此作了報道，稱日軍對“宜昌市街進行了猛爆”，“巨彈象暴雨降落”（日本木尾浦銀次郎：《藤第六八六四部隊戰記》，昭和49年藤友會聯隊史編纂委員會編、廣島市飯田印刷所印刷）。據統計，抗戰以來，日機空襲宜昌達95次，投彈2031枚，炸死居民1863人，炸傷居民1967人，損毀房屋2870棟。宜昌人民遭到空前的浩劫（除上述已注出處外，皆引自《宜昌抗戰紀實》）。

宜昌淪陷後的五年中，日軍又在這裏犯下滔天罪行：

一是搶劫財物。日軍占領宜昌後，將城中倉庫、商店和居民的財物搶劫一空，並連續5天用三十餘輛大卡車、百餘匹騾馬，將搶掠的財物運至大公路、楊岔路集中（《宜昌百年大事記》），對帶不走的生活用品一概砸碎。市區未及逃亡的上萬難民遭此劫難。

二是焚燒房屋。日軍搶劫財物後，在宜昌城中焚燒房屋五天五夜。6月12日焚燒懷遠路、和光裏，並延燒至園覺庵一帶；13日焚燒濱江路、招商局及二馬路和通惠路部分地區；14日焚燒環城東路、環城南路、大東門外正街、大北門正街及一馬路江邊一帶；15日焚燒福綏路、東門及東門外一帶；16日焚燒大東門及一馬路上段（《宜昌抗戰紀實》）。“熊熊巨火 ，達三星期始息”（《宜昌縣誌》，1993年冶金工業出版社出版）。“僅這五天，日寇就燒毀大小房屋六七千棟”（《峽口明珠——宜昌市》，1987年《中國城市百科叢書?宜昌市》編輯組編）。“街道除劃為難民區的天官牌坊、南正街、白衣庵、二架牌坊等房屋尚保存較多外，環城西路、鼓樓街、璞寶街、南門外正街僅有少數房屋，而其餘大街小巷房屋幾乎全毀”（《宜昌市文史資料》第十一輯，1990年宜昌市政協文史委編）。

三是草菅人命。日軍凶狠殘暴，占領宜昌後亂殺無辜。僅在占領後的5天之中，被殺死的人約有數百。1941年10月8日日軍血洗葛洲壩，死傷百姓達100餘人（出處同上）。尤其慘不忍睹的是，日軍讓狼狗咬人取樂；將兒童挑在刺刀上戲逛；魔鬼般地將人的心肝取出炒了喝酒（《宜昌縣誌》）。四是奸淫婦女。日軍占領宜昌期間，不知有多少婦女同胞慘遭奸汙，有的甚至被輪奸致死，就連十一二歲的少女和70多歲的老太婆都難以幸免（出處同上）。

總之，日軍占領宜昌前後，給宜昌人民帶來極其深重的災難。據《民國三十六年度武漢日報年鑒》記載：“宜昌在戰時城市被破壞十之八九，完整房屋尚不及十分之一，戰前為二萬一千九百八十九戶，十五萬零六千二百零八人，全市房屋為九千七百餘棟，戰後僅存一千四百數十棟。光複之初，居民僅二千餘人，未及兩月，人口急增。”1946年5月《湖北省臨時參議會會議記錄》稱：宜昌從城市毀滅的程度講，可謂“破壞之甚，為全國冠”（《峽口明珠——宜昌市》）。

但是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終究逃不出失敗的下場，英雄的中國人民最終贏得了這場戰爭的勝利。在這場生死存亡的戰爭中，宜昌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不愧是英雄的城市。

作者 劉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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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9歲抗戰老兵憶棗宜會戰

黃世益

1917年 生於湖北沔陽

1937年 畢業於當時的武漢鄉村師範學校，同年，加入黃埔軍校，成為黃埔軍校14期1總隊學員

1938年底 結業，在國民革命軍十八軍司令部參謀處任參謀

1941年到1943年 任十八軍平射炮營第一連連長，奉命守衛西陵峽口

1943年春 調任十八軍司令部軍務處，主管人事

1944年 離職，就讀國立師範學院，畢業後，從事教育工作

1978年 退休

參加過棗宜會戰又守衛過西陵峽的老兵黃世益：

我下令開炮，猛轟稻草偽裝的日軍潛艇

“1940年棗宜會戰期間，您在做什麽？”

“守西陵峽！”老人幾乎是脫口而出，叫人不容置疑。但是在他寫於十幾年前的僅有千字的《抗日戰爭時期的回憶--粵西作戰》裏，他守西陵峽的時間是1941年。

“張自忠將軍犧牲的時候，您在幹什麽？”

“我跟著部隊，到處跑，天天打仗。”

“仗打得激烈嗎？有沒有印象深刻的戰鬥？”

“哎呀--我們背的東西很多，我背著望遠鏡、步槍等等，很重啊，吃力得很，有一次爬坡，等爬上坡後，我的渾身上下全部濕透了。”老人似乎是答非所問。

眼前的黃世益，他真的老了。

報考黃埔軍校

“師範還沒畢業，黃埔軍校的錄取名單就張榜公布了，我也在其中”

如果不是抗日戰爭，黃世益很早就是一個教師。

1937年，日本帝國主義全麵入侵中國時，20歲的黃世益在武漢鄉村師範學校求學，正麵臨著畢業。

抗戰伊始，中國軍隊在華北和華東戰場連連失利，大小城鎮相繼淪陷，國內很多熱血青年流亡到華中的心髒--武漢。那時，校址尚在南京的黃埔軍校正在武漢招生。

“我們青年都想報效國家，所以，雖然我還在師範學校，但是毫無猶豫地報考了黃埔軍校。師範還沒畢業，黃埔軍校的錄取名單就張榜公布了，我也在其中。”黃世益略帶興奮的神情說。

當年11月份，黃和日後的黃埔軍校同學匯集在武昌，組成了黃埔軍校14期1總隊抗日集體。雖然當時的黃埔軍校校址尚在南京，但因為前線戰事吃緊，軍校決定遷往四川。於是，黃世益隨黃埔軍校14期1總隊抗日集體直接從武昌出發，經長沙，抵常德，繞道貴州，進入四川銅梁安居鎮。

1938年底，黃世益在黃埔軍校的學習就結束了。雖然僅有一年的集訓時間，但黃埔軍校的生活顯然影響著黃世益的一生。

2005年5月30日，89歲高齡的黃世益和他的老伴楊尊榮蝸住在武漢市武昌區民主路402號一套55平方米的舊房子裏，盡管當天的最高氣溫高達33攝氏度，黃世益還是將上衣的扣子扣到最上麵的一粒，舉止坐姿，還依稀可見黃埔遺風。

從黃埔軍校結業後，黃被分配到國民黨十八軍司令部參謀處任參謀，主要工作是下發文件、將下麵的情況向上匯報等等。而1940年的棗宜會戰將黃直接推到戰場。

參加棗宜會戰

“我軍陸續趕到之後，與日軍展開了生死搏鬥，硝煙彌漫大地，戰士血濺山河，蒼天黯然無色”

1939年底，中國軍隊發動了聲勢浩大的冬季攻勢，給日軍以相當大的打擊。日軍清楚地認識到，戰線過長是他們腹背受敵、處處挨打的主要原因。1940年，日軍決定實行速戰速決的戰略方針。在華中戰場上，日軍意欲占領襄樊，南下奪取宜昌，然後沿長江西進，攻克戰時陪都重慶，一舉占領整個中國。

那時，宜昌是武漢和重慶間最大和最重要的內河港口，是進入四川的咽喉，其西即為地勢異常險要的三峽，因而宜昌實為戰時陪都重慶的門戶，並且是溝通大江南北各戰區的後勤補給樞紐，在宜昌東北方向隔漢水相望的就是重鎮棗陽。

1940年4月中旬，日軍調集重兵，企圖將中國軍隊第5戰區主力圍殲於棗宜地區。為阻止日軍進犯，第5戰區確定分為左、中、右3個集團軍，采取分路挺進敵後襲擊日軍，主力向兩翼外線轉移，相機與日軍決戰的方針，並調集6個集團軍，計21個軍56個師兵力參加作戰。此次會戰，史稱“棗宜會戰”。

棗宜會戰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5月1日至5月下旬以棗陽為中心的作戰。中國軍隊奮力作戰，甚至達成了包圍日軍的預定戰略計劃。而抗日名將張自忠就犧牲在這一階段。

黃世益參加了棗宜會戰第二階段。

史料記載，日軍占領棗陽後，損失慘重，已無意再戰，但擔心完不成既定作戰計劃會失去“皇軍的麵子”，於是揮戈宜昌，棗宜會戰即進入第二階段。情況緊急，黃世益所在的十八軍奉命立即從四川出發，迎擊南下之敵。

黃世益在回憶錄裏寫道：“隻因蜀道難，十八軍先遣部隊從水路趕往宜昌之際，日軍在飛機掩護下，沿襄宜公路進犯，來勢凶猛，宜昌山河陷落，當我軍陸續趕到之後，與日軍展開了生死搏鬥，戰鬥悲壯激烈，戰火遍布城鄉，硝煙彌漫大地，戰士血濺山河，蒼天黯然無色。”

但是65年後的2005年5月31日，黃世益再也回憶不出當年的情景了。他隻記得，那些日子，他每天都隨著部隊行動，每天都在打仗。“那時，我們打的是運動戰，士兵們要背很多的東西，我背著望遠鏡、步槍等等，很重啊，吃力得很，有一次爬坡，等爬上坡後，我的渾身上下全部濕透了。”

黃世益的回憶與曆史記載是基本吻合的。從1940年5月31日到6月24日，中國軍隊在鄂北鄂西江漢平原對日軍展開了大範圍的運動戰。

據記載，棗宜會戰的第二階段是從當年5月下旬開始到6月24日止。5月18日到30日，襄河東岸戰事沉寂，中國軍隊退到新野、唐河地區，待機反攻，而日軍準備進攻宜昌。

5月31日，日軍由宜城經襄陽的歐家廟突過襄河西岸，繼續向襄樊進犯。6月1日，襄陽陷落。2日，中國空軍飛至宜城北明正店與襄陽、歐家廟一帶助戰。3日，中國軍隊攻克棗陽，收複襄陽，主力仍在南漳附近與日軍鏖戰，日軍身陷宜城、南漳。4日，日軍放棄南漳，大舉南竄，由鍾祥舊口、荊門沙洋強渡襄河，與襄陽南下之敵會合。國民黨第二集團軍與第三十一集團軍則兵分兩路，尾追南下日軍。

6月5日，中國軍隊放棄沙洋。6日，荊門陷落。中國軍隊與日軍苦戰於荊門、十裏鋪附近。7日，江陵失守。9日，沙市陷落。日軍陸、空聯合向枝江的董市及當陽、遠安一線猛攻。10日，遠安失陷。沿長江以北的宜都古老背、當陽等地陷落，宜昌已受日軍圍攻。11日，我軍克複遠安，但葛洲壩失守。12日，宜昌淪陷。13日，中日雙方在當陽、鴉雀嶺一帶激戰。

6月15日，中國軍隊向宜昌外圍要地攻擊。16日，中日雙方在鎮境山激戰，雙方傷亡均重。18日，中國軍隊已將當陽、荊門交通截斷，並猛攻荊門。日軍主力仍集中在當陽亙襄河附近地區固守。中國軍隊則采取外線作戰，於江陵、當陽、鍾祥、隨縣以迄信陽之線，對敵形成包圍。

據載，日軍於6月12日攻占宜昌後，認為已經保全了“麵子”，決定撤退，16日，日軍將宜昌的軍事設施破壞一空後撤退，中國軍隊隨之跟進宜昌。不料日軍大本營因德國打敗了法國而激起瘋狂的熱情，命令日軍據守宜昌，所以，已經退卻的日軍突然回兵，6月24日，再陷宜昌。此後，日軍無力繼續進攻，戰事漸止，中國軍隊與之展開新的對峙。棗宜會戰遂告結束。

棗宜會戰中，中國軍隊英勇抗戰，沉重打擊了日軍，戰役雖然最終失敗了，但以張自忠為代表的中國愛國軍人偉大的抗戰精神給日軍以強烈震撼。戰役的失敗也給正麵戰場造成了極為不利的影響。中國丟失了鄂北鄂西江漢平原富裕的產糧區，日軍在宜昌修建飛機場對重慶等大後方地區狂轟濫炸，加上歐戰的不利形勢，種種因素的綜合，極大影響了重慶國民政府的抗戰意誌，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悲觀消沉局麵，而這正是日本迫降政略中最希望看到的。宜昌會戰後是中國抗戰最危險的時期。但同時，在這種形勢下，激起全國抗戰士氣、推動抗戰繼續前進的重任進一步落到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敵後戰場上。

守衛西陵峽

一束稻草緩緩逆流而上……突然稻草中冒出類似剪形鏡一樣的物體，不停地晃動，對西陵峽兩岸窺探

台灣出版的《抗戰文選》刊登了黃世益的《抗日戰爭時期的回憶--鄂西作戰》一文，該書的出版時間為1994年。但是黃世益說他的這篇文章寫作時間已經有幾十年了，他的老伴楊尊榮在一旁笑著說，“最多十幾年，他的腦子已經糊塗了”。

黃世益在這篇簡短的回憶錄中寫道：“入秋以後，為打擊日寇的囂張氣焰，進行一次反攻，反攻部隊是199師，師長宋瑞珂。調來野跑連，命令歸十八路軍指揮。”

時間正是1940年秋季，此時的黃世益已經不是一個普通士兵，而是炮兵。十八路軍司令部指派黃世益作戰鬥前部署。黃和宋瑞珂親臨陣地前沿，查看地形，觀測敵軍據點和炮兵陣地位置，然後進行測繪，確定所要射擊目標的方向角和射程，選擇炮位和觀測所。回到炮兵連後，與連長、排長研究作戰計劃，為防範敵機掃射轟炸，決定天黑前發動反攻。

“夕陽西下了，預定反攻時刻來到，我命令開炮，首先炮轟敵軍的各個據點，立即得到前線的電話說，炮彈命中敵人工事，打得非常好！要求加強火力，我立即命令四門野炮齊發。”黃世益在回憶錄中寫道。

中方炮彈爆炸聲，鼓舞了士氣，隱隱聽到喊殺聲。黃世益判斷開始白刃戰了，因為擔心炮彈破片危害自己的戰士，黃命令轉移目標，對敵軍炮兵陣地射擊，頃刻間，敵炮予以還擊，炮彈如雨點般落在中方陣地和觀測所的位置，刺耳的彈頭聲音與震耳欲聾的炮彈爆炸聲，不絕於耳，“我們毫不示弱，加倍還擊，炮戰兩個多小時，由於天黑觀測困難，雙方停止了射擊，事後，得知前線攻陷的據點，有的為我所控製，有的得而複失”。

可是第二天，日寇進行瘋狂的報複，出動大批的飛機，輪番轟炸，在中方陣地上空俯衝投彈。

棗宜會戰之後，中國軍隊仍然堅守三峽，堵截日軍沿長江西犯。從1941年到1943年，黃世益奉命守衛西陵峽。1941年，國民黨十八軍司令部成立直屬平射炮營，黃世益任第一連連長。

“我們都提高警惕，晚上輪班休息，一有情況通知全連。日軍不時用山野炮轟擊我們的陣地，敵機也經常當空盤旋，從空中扔下炸彈，企圖破壞我們的工事。”黃世益回憶說，“但是西陵峽兩邊是筆直的山巒，我們的工事挨著江麵，所以他們不容易炸到我們。他們俯衝下來後，扔下炸彈就跑了。我們就用大炮射擊。”

1942年春，正是長江枯水季節。一日中午，守護西陵峽的一連戰士，發現一束稻草緩緩逆流而上，士兵覺得很奇怪，注意觀察，並做好應變準備，將炮口對準稻草，並隨之變換炮口的方位。不久稻草流動到我軍陣地附近停止了，突然稻草中冒出類似剪形鏡一樣的物體，不停地晃動，對西陵峽兩岸窺探。

“我判斷是日軍的潛艇在活動，立即命令開炮，接連發射五發炮彈，同時機槍也對準掃射，隻見草堆翻起了浪花，偽裝物這才隨水東流了。”黃世益在回憶錄中寫道。

日軍本想通過西陵峽南下，但是在西陵峽吃了幾次虧後，知道這裏防範嚴密，隻好作罷。

1943年春天，黃世益被調到國民黨十八軍司令部軍務處，主管人事。第二年6月份，黃世益要求離職升學，得到批準，黃進入當時的國立湖北師範學院(現為湖北大學)學習。畢業後一直從事教育工作，直到1978年退休。

黃世益的老伴楊尊榮於1949年7月，考入由李先念創辦的革命大學，畢業後，在武昌縣政府工作，後也長期從事教育，1973年，退休。

兩位同是89歲高齡的老人，經曆了一世的風雨，但對1945年8月15日中國人民抗戰勝利時的心情仍然記憶猶新。

“抗戰勝利的時候，我還在學校，那高興啊。我也揮動雙臂高呼勝利萬歲！我非常興奮，興奮得徹夜不眠。”黃世益說。

他的老伴楊尊榮在旁邊揮舞著手說：“我們都把鞋子、帽子拋到天上去了，大聲歡呼，勝利了！勝利了！我們勝利了！”

歡喜之情溢於言表，依稀回到當年。

采寫：本報特派記者　鮑小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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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代名將張自忠壯烈殉國

1940年5月至6月，中國第5戰區部隊在湖北省棗陽、宜昌地區對日軍華中派遣軍第11軍進行了曆時一個半月以上的防禦戰役，史稱“棗宜會戰”。

1940年4月中旬，日軍為解除威脅，確保武漢，調集第3、第13、第39師團，第6和第40師團各一部及第18旅團，在第11軍司令官園部和一郎指揮下，采用機動奇襲、兩翼包圍、分進合擊等戰術，企圖將第5戰區主力圍殲於棗(陽)宜(昌)地區。

為阻止日軍進犯，第5戰區采取分路挺進敵後襲擊日軍，主力向兩翼外線轉移，相機與日軍決戰的方針，並調集6個集團軍，計21個軍56個師兵力參加作戰。會戰分兩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5月1日至下旬，以棗陽為中心。

早在當年4月，日軍就集中30萬兵力向鄂北的隨縣和棗陽地區進犯。當時第33集團軍隻有74師的2個團駐守襄河西岸。擁有中將軍銜的集團軍總司令張自忠不顧上下的再三勸阻，堅持命副總司令馮治安留守襄河西岸，而他留下兩封遺書後，於5月7日親率僅剩的2個團加總司令部直屬特務營，共二千餘人東渡襄河作戰。

一路奮勇進攻。5月14日，張自忠部隊在方家集將日軍第13師團攔腰斬斷。日軍遂以優勢兵力對張部實施包圍夾攻。張自忠毫不畏縮，指揮部隊向人數比他多一倍半的日軍衝殺十餘次，日軍傷亡慘重，當即大量增兵。第二日，日軍萬餘人分南北兩路向張部夾攻。

激戰至5月16日拂曉，張自忠被迫退入南瓜店十裏長山。日軍以飛機大炮將南瓜店炸成一片火海。張自忠從早晨到中午，一直疾呼督戰，中午時分，他的左臂中彈，但仍堅持指揮作戰。到下午2時，張自忠手下隻剩下數百官兵，他將自己的衛隊全部調往前方增援，身邊隻剩下高級參謀張敬和副官馬孝堂等8人。

稍後，張自忠腰部又被機槍子彈擊中，他臥地浴血奮戰。後張自忠身上又中五彈，為了不讓日軍俘獲，他舉槍自戕。一代名將，壯烈殉國。隨張自忠東渡作戰的二千官兵亦於南瓜店十裏長山全部犧牲。

張自忠的犧牲，是中國抗戰的重大損失。日軍隨後展開反撲，21日，日軍再陷棗陽，中國軍隊退守。

第二階段從5月下旬至6月24日。5月25日，日軍第11軍下達渡河命令。日軍第3、第39師團強渡襄河，於6月1日攻占襄陽。2日，第五戰區奉命編組左右兩個兵團，分由李宗仁、陳誠指揮。3日，克複襄陽。日軍遂南下進攻宜昌。5日，第13師團及第6師團一部也渡過襄河，直取宜昌。中國軍隊第77軍及江防軍一部在荊門西側至江陵之線竭力抵抗。10日，日軍對宜昌發起進攻。守軍奮勇抵抗，與日軍激戰至12日，宜昌失守。

日軍第3、第39師團由襄陽南下時，中國軍隊第2、第31集團軍尾隨其後，收複襄陽、宜城，進至當陽、荊門以北地區。16日，日軍準備撤離宜昌，中國軍隊立即反擊，於17日克複宜昌。日軍在撤退中又接到其大本營確保宜昌的命令，突然回兵於24日再次攻占宜昌。此後，日軍將兵力配置於宜昌、當陽與襄河附近地區中國軍隊集結在信陽、鍾祥，隨縣、荊門、宜昌、江陵以北之線，與日軍形成對峙局麵，棗宜會戰遂告結束。

抗戰勝利60周年，曆史煙塵並未消散。回溯激蕩歲月，影像記載了戰爭期間瞬間的情境，無論是創傷、磨難與榮光。在抗戰期間，你或你的家人的老照片對當年場景的還原，可以喚醒心靈深處的記憶。

　歡迎讀者郵寄老照片及詳細說明到南方都市報區域新聞部(或者發EMAIL到[e-mail])。信封注明“抗戰老照片”字樣。截止時間為8月10日，一經刊發稿費從優。

來源：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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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曆史的紀念中，我們更加珍愛和平
“世界和平林”落戶三峽抗戰遺址

適逢全國上下隆重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60周年之際，為警示人們銘記曆史、珍愛和平，9月24日在宜昌三峽國際旅遊節期間，我會與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國務院三峽工程建設委員會辦公室、國家煙草專賣局、宜昌市人民政府，在長江西陵峽石牌抗日保衛戰遺址共同組織了營造“世界和平林”活動。

中國綠化基金會顧問、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布赫為“世界和平林”紀念碑題寫碑名。應我會邀請著名書法家歐陽中石先生為“石牌抗日紀念館”題寫了館名。

我會副秘書長兼辦公室主任王維正、辦公室項目處處長許新橋作為主辦方參加儀式並為“和平林”揭碑，在“世界和平林”揭碑當天，組織單位的有關領導、湖北省宜昌市各界群眾代表和宜昌三峽國際旅遊節的應邀嘉賓共同栽下了第一批紀念樹、和平之樹。

張自忠將軍的孫子、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政協常委張慶成應邀參加了植樹揭碑儀式。

石牌抗戰遺址地處長江三峽西陵峽峽口，1943年進行的石牌抗日保衛戰，是繼武漢會戰之後抵禦日軍保衛重慶的重要戰役，被喻為中國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國民黨第六戰區的官兵和當地的民眾，同仇敵愾，憑借高昂的愛國鬥誌和長江西陵峽天險，用曆時兩年多的時間，頑強阻擊了日軍的進攻，挫敗了日軍長驅直入，攻占重慶，從而占領全中國的企圖，取得了石牌抗日保衛戰的偉大勝利，打破了日軍不可戰勝的神話。

　　國民黨將領、第六戰區長官陳誠將軍親自指揮了宜昌、石碑保衛戰係列戰役，國民黨將領張自忠將軍在此係列戰役中以身殉國。在石牌抗戰遺址的石崖上，當年抗戰官兵篆刻的“浩然正氣、誓死衛國”等標語仍然隨處可見，它們記載了光輝曆史，留給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無法抹去的傷痛。“世界和平林”將架起曆史的橋梁，銘記曆史，勿忘國恥，它將激勵中國人民發奮圖強，沿著中華民族複興的偉大道路奮勇前進；它將警示世人倍加珍惜和平，永遠和平相處。

我會與宜昌市人民政府和武漢煙草集團還將石牌抗戰遺址和“石牌抗日紀念館”確定為“愛國主義教育基地”。

時至今日，宜昌三峽已經成為文明世界的水電之都和旅遊勝地，主辦單位希望發揮宜昌三峽對外交往的優勢，把“世界和平林”真正建設成對外友好交往和愛國主義教育的宣傳陣地，歡迎更多的國外友人和社會各界人士到“世界和平林”來植樹參觀，共同銘記曆史，共謀發展，共倡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