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毛澤東晚年生活瑣記
神秘的“外賓”要理發
事情應該從1959年說起。
這一年，23歲的周福明代表理發行業出席了杭州市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表彰大會。這次會議上，他被評選為理發行業的“青年標兵”。也許正是因為他當了標兵，才發生下麵的事情——
12月26日那天，整個時美理發室熱鬧非凡。快到新年了，人們都希望以嶄新的麵貌投入到新的一年。前來光顧的顧客絡繹不絕，整個理發室呈現著節日前的歡樂氣氛。
臨近11點鍾，時美理發室所屬的杭州市上城區區委趙書記，從緊張忙碌的人群中找到周福明。
趙書記用十分慎重的語氣問：“理一個發最多需要多長時間，半個小時能不能完？”
“半個小時估計沒有問題。”周福明根據以往的經驗回答。
趙書記讓周福明隨他一起來到店領導辦公室。
走進理發室領導辦公室，周福明看到那裏坐著兩個人。經趙書記介紹，才知道他們是浙江省公安廳的。其中有一位叫王文和，是個科長；另一位姓馬，叫什麽名字記不清了。
見周福明進來，王文和科長開門見山地說：“小周，現在杭州飯店有個給外賓理發的任務，組織上決定你去，請你馬上帶好工具和我們一起走”。
去飯店給外賓理發為什麽還要讓自己帶工具？哪個飯店沒有理發室？卻由不得周福明去想，他趕緊回去收拾。所謂工具就是一把推子、一把梳子和一把刮胡刀，一個挎包就裝下了。
周福明隨著省公安廳的同誌來到時美店門口，一輛吉普車正在那兒等候。
很快，周福明被接到了延齡路13號，當時的省公安廳接待五處。待了沒多長時間，周福明又被送到了汪莊。
到了汪莊，接待人員先陪同周福明吃了飯，然後把他獨自安排在2號樓的理發室。
汪莊這個地方，對周福明來說既熟悉又陌生，它坐落在西湖之畔，為美麗的西湖增加了一分景致。解放前這裏曾居住過一位很有名氣的茶商，姓汪，汪莊因此得名。茶商居住的年代，很少有人到此。解放後，浙江省委在此設立了省委接待處，這就更少有人到此。這樣無形當中就給這絢麗多姿的風景區帶來了幾分神秘的色彩。
此時的周福明心裏不斷地打鼓。去杭州飯店給外賓理發？怎麽一個外賓的影子都沒有見到。把我接到這，接到那，還等什麽呢？周福明思前想後，總覺得有些蹊蹺。
時間仿佛也和他作對。以前周福明從未感覺到像今天這樣時間難熬，時針都停滯了，半天也不挪動一下。他真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不停地在理發室來回踱步。
門終於開了。隨著一陣腳步聲，走進兩位陌生人。一位年紀較長，一位年紀較輕。周福明馬上迎上去，兩眼閃著詢問的目光。
經他們自我介紹，才知道，那位年紀較長的是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年紀較輕的是王芳的秘書。
秘書十分客氣地對周福明說：“我陪首長來是想請你為他理個發。”
“當然可以。”周福明爽快地答應了。
雖說不是他所期望的，可畢竟為苦思冥想的他帶來了活的氣息。再說王芳這位全省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周福明理發工作中所遇到的第一位大人物。周福明全身心投人，絲毫沒有馬虎。
在王芳之後，又陸續地來了三位同誌。都讓周福明為他們理發。
來的時候他們也都自我介紹：有個自稱李衛士長，有個叫侯波的是位女同誌，還有個伍一處長，是省公安廳的。
從來沒有和領導打過交道，也不知道衛士長究竟是幹什麽的，所以周福明對那位自稱李衛士長的人也沒有在意。
在給這四人理發的時候，周福明並沒有注意什麽。他們走了之後，周福明回頭一想，怎麽同這四位聊天，都是一個內容，有些話如同出自一個版本，幾乎一字不差。如問：以前給外賓理過發沒有？給生人理發緊不緊張？理次頭發需要多長時間？半個小時內能不能完？……
“對！這都是提前商量好的。他們的目的是想通過理發試試我。”周福明暗自地說。
此時，周福明把在時美理發室趙書記找他談話，浙江省公安廳的兩位同誌交給他理發任務，到剛才給那四人理發聯係在一起，他剛撂下的疑雲又悄然而生。著實嚇了一跳
晚10點來鍾，周福明又一次坐上轎車出發了。轎車沿著杭州夕照山和南屏山之間的彎曲大道，快速地行駛。
望著窗外那一排排樟樹、鬆樹從眼前掠過，同福明仿佛又墮入一個變幻的迷宮。
說是要到南屏遊泳池。周福明不斷地思索，給外賓理發和去遊泳池怎樣才能把它們聯係起來，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
車停了，周福明的思路被打斷了。出人意料的是，接待他的就是下午在汪莊理發室那位自稱李衛士長的人。
俗話說：一回生，二回熟。一天之內能連見兩麵，按說這也算緣分，何況在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此時，李衛士長告訴周福明：“我是毛主席的衛士長。今天接你來是請你給毛主席理個發。”
什麽、什麽，毛主席的衛士長，給毛主席理發！周福明筒直不敢相信。
李衛士長這兩句話語調雖然很和緩，可猶如兩顆重型炸彈，在周福明耳邊爆響。
在周福明的記憶裏，毛主席是在首都北京，每當想起他老人家，總是和北京的天安門緊緊地連在一起。怎麽能在杭州見到全國人民所敬仰的偉大領袖？周福明既疑惑，又有種說不出的激動。
“給主席理友有個要求，希望能夠快一些。”李衛士長向周福明提出。
周福明點頭答應。
“去吧，千萬不要太緊張。”李衛士長說罷，帶著周福明走進遊泳池。
遊泳池內看上去非常普通，除了由綠色瓷磚砌成的半截牆圍，絲絨布做成的窗簾，看不出它的特別。唯一特別的就是在他們進門的這側池邊，往前不遠，立著一扇屏風。
周福明隨李衛士長走到跟前，隻見屏風後麵不大的地方，順著牆放著一張單人床，緊挨著床放著一張桌子，桌子旁邊放著一把椅子。顯然這是主席臨時休息的地方。
李衛士長讓周福明稍等一會幾，自己從屏風前的另一扇門出去了。
周福明的心都要從嗓子眼裏跳出來。他知道馬上就要見到毛主席了。他接捺不住激動的心，兩眼緊盯著李衛士長走去的那扇門。
很快，毛主席在工作人員封耀鬆的陪同下走進來。
雖說此時的周福明已有些思想準備，可畢竟還是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
毛主席身材魁梧、精神抖擻、步伐穩健，在室內燈光的映襯下，他那寬闊的前額上泛著微微的光亮。
主席身著一件長布睡衣，腳蹬一雙圓口黑布鞋。從沒有係緊的睡衣下露出裏麵的襯衣、秋褲。他手裏還攥著一本書。生活中的主席看上去非常的平易近人，但仍然不失領袖風采。
主席微笑著向他走來，邊走邊伸出那巨大的右手。
周福明感到周身的血都好似沸騰了，臉也漲得通紅。他迅速地向前迎了上去，握著主席那溫暖、寬厚的手，一股暖流注入心田。
“主席，您好！”好不容易從嗓子裏冒出這幾個字。
“你就是要給我理發的周師傅？”主席笑著打量周福明。
“是的，您就叫我小周吧”。周福明連連地點頭。
“不，是師傅嘛。”
工作人員小封從屏風後麵搬出把椅子示意主席坐下，然後出去了。
整個遊泳池就留下主席和周福明了。
主席坐下，隨手打開手裏的書看了起來。
周福明這時才發現主席帶的那本書是《二十四史》的一本分冊，書不厚，是線裝的。
這次理發按主席的意思沒有洗頭，上來就理。
這是周福明平生以來最緊張、難度最大的一次理發。主席當時正在聚精會神看書，周福明想絕不能同以往那樣，隨意擺弄老人家的頭。要隨著主席看書的姿勢為他老人家理發，決不幹擾他看書。
當時正值杭州最冷的天氣，周福明來的時候，身穿一件絲棉棉襖。此時他的心情比較緊張，再加上冬季室內遊泳池裏的熱氣一蒸，身上的棉襖也穿不住了，汗珠從額頭上滲出。
他索性脫下棉襖，隻穿裏麵的襯衣。
主席似乎看出他的心情。為了消除他的緊張情緒，他放下手裏的書，主動地和周福明拉家常。
“你叫什麽名字？”
“周福明。”
“多大歲數了？”
“24歲”
“結婚了沒有，家裏還有什麽人？”
“我年初剛結婚，家裏還有父親、母親。愛人同父母生活在一起。”
隨著一陣濃重的湖南口音，周福明倍感親切，一股腦地全都告訴主席。
主席又問：“你是本地人嗎？”
“不，是江蘇人。江蘇邗江縣。我小的時候，老家叫江都，後來不知怎麽又改成邗江了。”連周福明自己也不知道，主席的一句話，怎麽引出他那麽多話。
“對，是應該叫邗江。”主席十分認真地說。“你的家鄉在曆史上就叫邗江，隻是後來劃到江都去了，現在重新劃歸回來是正確的，要尊重曆史。”
主席還能把邗江所隸屬的揚州地區其他縣說得一清二楚。這些就連周福明這個本地人也搞不那麽清楚。
頭發理完了。主席似乎知道接下來該輪到刮胡子了。他的嘴不由自主地鼓漲起來。
周福明想這一定是主席為了配合自己而作出的姿勢。
周福明告訴主席，就像平常一樣自然放鬆。至於刮到哪，他自己會用兩個手指撐一下的。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周福明憑著他自己過硬的技術，不到20分鍾，幹淨、利索地為主席理了發，修了麵。
“謝謝你，周師傅。”主席一邊起身一邊微笑地對周福明說。
“主席，不用謝。”
“你為我服了務，哪有不謝的道理。”
望著主席認真的樣子，周福明不好意思地低下頭。能夠為老人家理發這是他一生的榮幸。
“周師傅，會遊泳嗎？”主席探詢地問。”
“會！”同福明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
“好，我讓你同我一起遊泳。”
周福明激動得不知如何是好。會天晚上在杭州能夠為全國人民所仰望、崇敬的偉大領袖理發，這已是他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事。現在居然還能同主席一起遊泳。
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不知何時進來了。主席也到屏風後換衣服去了。
周福明經過和主席剛才的接觸，渾身輕鬆多了。他換好遊泳池備用的遊泳衣，跳到水裏，痛痛快快遊了一番。
上岸後，周福明依依不舍地告別了主席。
這次之後，周福明住進汪莊，留在浙江省接待處工作。當時由於毛主席的行蹤對外是絕對保密的，周福明暫不能回到時美理發室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走進中南海
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主席帶領一個讀書小組外出，杭州就是此行的第一站，後來主席還去了上海和廣州。
主席在杭州期間需要理發，就從浙江省公安廳把周福明叫來。
周福明再次為主席理發時，主席說：“小周，你同你們領導商量商量，我想讓你和我走一趟。行不行？小錢是從你們杭州走的，我想把你和小錢換一換。你願不願意？你的愛人願不願意？”
周福明毫不含糊地回答：“聽主席的。”
周福明馬上請示省公安廳的領導，組織上當然支持他，並且明確表示：“隻要主席需要，什麽時候走都可以。”
主席提到的小錢是杭州飯店的一個理發員。主席來到杭州，一般是派他去為主席理發。這次主席來杭州，恰巧小錢生了病。就這麽一個偶然的機遇，奇特地轉變了周福明的命運。
1960年4目，周福明第一次隨主席北上來到了他日夜向往的首都北京，住進了中南海。
初到中南海，周福明住在豐澤園東麵的勤政殿。那時他的工作單一，兩三天去趟豐澤園，為主席理發或刮刮胡子。有時他也去主席的夥房，幫助廚師韓阿富揀揀萊。
主席此時對比較閑暇的周福明也很關心，理發時主席對周福明講：“讓別人帶你逛逛北京城，你初來北京，也很年輕，出去走走。”
周福明想，剛來北京就出去玩，還要麻煩別人，怪不好意思的。可主席提到了又不好拒絕：“好吧，等有機會再說。”
大概是周福明回答得不那麽幹脆、肯定，主席接著說：“一定要去，這是項任務。北京不同你們杭州，杭州的風景多，北京的名勝古跡多，隻有看了才能了解。”
周福明隨即答應；“好，主席，我一定去。”
周福明一口氣跑遍了北京好些名勝古跡，記得去故宮、香山和頤和園還是搭負責陳雲警衛的、當時警衛處長毛崇橫的車。
過了幾天，周福明再為主席理發時主席問到這件事，他高興地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和感受告訴了主席。
“主席，過去就聽說過故宮裏的宮殿多，如果認真地看起來，3天不一定能走遍，這次一看，果然名不虛傳。”
“是呀，光宮殿就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主席跟著講。
“一個皇帝幹什麽用這麽多的房子。”周福明不理解地問。
“噢，想不出來，那我給你算算。”主席伸出右手，大拇指在四個手指上按“子、醜、寅……”一個個地點。這是主席慣用的動作，他看書、說話過程中，經常是這樣。“皇帝幹什麽事都有個專議宮殿，有發布命令、為皇帝過生日、皇帝讀書和休息的地方，那些大臣、皇後和妃子也各有宮殿。你知道清末的溥儀嗎？”
“就是3歲當皇帝的那個人吧。”
“就是他，別看他隻有3歲，往太和殿一坐，殿外的大臣全都跪下磕頭。”
“這麽厲害，3歲的孩子能管什麽國家大事？”
“權力可大著哩，過去隻要是皇帝，誰都得怕他，要不然，皇帝一生氣，下個命令，說哪個就把哪個推到午門外邊挨打或是砍腦袋。”
“真是可憎，腐敗。”周福明嘀咕著。
“可惜、腐敗豈止這些。”主席似乎也有些激動，說話聲音大了起來。
“小周，你是黨員嗎？”主席忽然轉個話題問。
“是預備黨員，回杭州就該轉正了。”周福明回答。
同主席談話曆來如此，很少就一個問題自始至終，他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思路，講起話來也具有跳躍性。
“作為黨員更要了解曆史，學習曆史，不能讓統治階級的腐敗在我們社會重演。”主席的話語重心長，令人深省。此時周福明恍然明白，主席一定要讓自己看看北京名勝古跡的真正目的所在。
周福明鄭重其事地回答：“主席，我明白了。”
“好，小周，北京你基本去看了，第一個任務完成得不錯，我現在再交給你個任務。”
主席又要交給自己任務，周福明的勁頭又來了，他豎起耳朵準備聽。
“你去北京飯店理發室向老師傅學習學習按摩、推車技術，順便再向他們學習做女活，以後江青、李敏和李訥還會讓你為她們理發。”
提起江青、李敏、李訥，周福明並不陌生，上次隨主席去廣州就見到了江青和李訥。1960年春節前夕，主席對和他一起到廣州的江青和李衲講：“我從杭州帶來個小周，春節了，你們去讓他為你們理理發。”
江青和李訥很快就找到周福明。給周福明留下較深的印象是，當時她們母女很謙虛，沒有主席讓她們來你周福明必須給她們做的感覺，說話、辦事都是商量的口吻。
特別是李訥，那時李訥也就20來歲，圓圓的臉龐，高高的個子，穿著打扮極為樸素，看不出是一國領袖的女兒，但仔細地看還是有主席的神態。李訥的頭發很短，周福明為她理發就像給男孩子理發一樣，頭發底邊也用推子推，李訥顯得非常的精神，就好像是個精幹的小夥子。
同李敏的接觸是到了中南海之後。李敏、李訥都住在豐澤園南院的“鬆樹齋”，她們姐倆頭發長長了也來找周福明，請周福明為她們理發。
北京飯店就位於中南海東側不遠的地方，周福明每天來回步行就行了。它是當時全市最大的一家老飯店，有著先進的設施和一流的服務水平。除毛主席之外，像總理、少奇、朱老總等其他領導人理發，都是來到設在北京飯店的專門理發室。這裏有位經驗豐富的老師傅朱殿華，理發技術全麵，男、女活都會做。周福明來此基本上就是向他學習。
周福明畢竟是科班出身，有著理發的專業技術，隻需師傅一指點，很快就掌握了女活的操作技能。可是學按摩、推拿技術就不那麽容易了，這對以前從沒有接觸過的周福明來講，一切都要從頭學起。周福明不止一次地看到朱殿華師傅為朱老總按摩。每次理發之後，朱師傅在朱老總的頭部和四肢，這麽搓搓、揉揉，那麽推推、按按，做得得心應手。
周福明先後到北京飯店學了半個多月，掌握了按摩、推拿的基本要領，以後每次為主席理完發，周福明都在他的頭部做上幾分鍾。主席感覺良好。
“小周，你同別人不一樣”
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主席視察浙江、廣東，周福明又隨同服務。
廣東佛山，給周福明留下了較深的印象。
1961年初，廣東佛山已成為全國衛生先進城市，主席在廣州期間就決定去一趟。驅車行駛在佛山市的街心道路，柏油馬路幹幹淨淨，道路兩旁自始至終見不到一片落葉。
主席當時情緒很高，在這風景迷人的城市，在幽雅僻靜的市招待所，主席讓周福明為他理了發，刮了胡子。
那天主席照例手裏拿本書，可看了不大一會兒卻和周福明說起話來。
“小周，你同別人不一樣。”
正在理發的周福明聽到主席這句話，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推子在手裏越推越慢，幾乎停下了。
主席又補充了一句：“我是說你理發。以前也有個理發師，為我理發，他見了我總是緊張，他緊張，我也跟著緊張。”
原來，從北京飯店挑選過一位年輕理發師為主席理發。由於主席的地位和他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所處的位置，這位年輕的理發師一聽說是為毛主席理發，特別地高興、激動。按說高興、激動都是正常的，可在為主席理發過程中，理發師表現得異常緊張。主席終究是上了年紀的人，看到理發師手裏握著的刮胡刀不停地發抖，他也跟著緊張起來。就那一次，主席再也不讓這位理發師為他理發了。
為主席理發服務，不僅要有較好的技術，還必須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周福明之所以一次理發就能引起老人家的注意，關鍵在於他的理發技術的嫻熟，動作的幹淨、利索，不折不扣的認真態度。
周福明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他暗暗地慶幸自己這幾年的心血沒有白下，功夫沒有白花。
菊香書屋寫真
提起中南海豐澤園，人們就知道它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其實主席居住的地方隻是豐澤園裏的附屬建築，一個典型的四台院。這個院在清朝時取名“菊香書屋”，是個藏書的地方。
四合院的房屋前有寬敞的明廊，四麵明廊分別由六個柱子支撐。東、南、北三麵的柱子是水泥的，西麵是木頭的，顯然後來這裏重新修整過。院內有碧綠的草坪，矗立著7棵參天古柏和1棵老槐樹，整個院落顯得古色古香，清雅幽靜。
1949年3月至1966年8月，毛主席在這裏居住。東房是毛主席建國初期曾經用來辦公和開會的地方，後來在這裏吃過飯，再以後就很少使用。西房是毛主席的書房。北房是毛主席的臥室兼辦公室。周福明來到主席身邊後，主席的全部活動就在北房。
毛主席經常是一起床就辦公，所以他的臥室就成了他的辦公室。他常在臥室裏批閱文件，也在臥室裏會見中央和一些部門的領導人，周恩來總理經常到這裏來和主席商談工作。
從北房正門進來，就是毛主席吃飯的飯廳，房間的西牆立有三個書架，專門擺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經典著作，還有詩詞、隨園詩話之類。經典著作主席基本上讀過，有些書還不止讀一兩遍。許多經典著作是精裝的，而且還很厚。
主席曾經對周福明講：“這麽重的書，不是人看書，而是書看人。”
主席一天除了睡覺、吃飯就是看書、批閱文件。他看書的姿勢時常是躺在床上用手舉著看。厚厚的一本書在主席的手裏長時間地舉著，甚至經常持續十幾個小時，他的確是累得受不了。
周福明根據主席的意思開始把超過二百來頁的書分裝成冊。把第一本分裝成冊的書是範文瀾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厚厚的一本書變成了三本，每本都包上了封皮。主席還在每個封皮上認真地寫了書名。
主席看書的數量很多，需要分裝成冊的書還不少。後來身邊的工作人員與印刷廠聯係，把需要分裝成冊的書由工廠去做。像《資本論》一、三卷分別分裝成6冊，二卷分裝成4冊。
北牆的西側還有兩個書架，主要擺放《二十四史》、《紅樓夢》和各種史話、詩詞，還有滿滿一書架的字帖，都是各個朝代的名家名作，主席十分喜愛。
北牆剩下的部分和東牆的大部靠放著四個單人沙發和兩個茶幾，左邊的兩個沙發之間沒有茶幾，毛主席的專座就是左邊的第二個沙發。四個沙發前還放有一個圓形茶幾，茶幾上有許多畫冊和各類雜誌，畫家徐悲鴻的作品也在這裏。開飯前主席就坐在左邊的第二個沙發上等飯菜，圓茶幾上的書就是供主席這時翻閱的。
從沙發往南就是通往主席臥室兼辦公室的房門，它不置於牆的正中，而是偏南的位置。
屋子當中還有一張主席和家人吃飯的方案。主席同家人吃飯的機會不多，一周隻有星期六的晚上吃一頓。平時飯桌的北邊就放一把主席專用的竹藤椅，家人吃飯的凳子就擱放在屋子裏的東南角，現用現拿。屋子的東南角還有一個衣架，是專掛主席的大衣和帽子的。在這裏有一扇通向主席的臥室兼辦公室的門，主席出來進去就從這門經過。
主席的臥室兼辦公室
主席的臥室兼辦公室的房子麵積就比較大了，有兩個飯廳大。一進門的南邊擺著主席工作用的辦公桌和保險櫃。辦公桌是個兩頭沉的寫字台，寫字台前有一把竹藤椅。主席習慣在床上辦公、看書、批閱各種文件、考慮國家大事。他辦公、看書的時間長了，就坐到沙發上翻翻字帖，到寫字台前寫寫字。在這個寫字台上主席不知寫了多少文章、詩詞，題過多少字。
1963年毛主席發表的“向雷鋒同誌學習”的題詞就寫於這個寫字台。當時是同福明為主席研的墨，主席共寫了三遍，前兩遍他老人家都感到不滿意，全讓周福明拿去燒掉了。
寫字台上有許多的辦公和日常用品，台燈、台曆、溫度計、墨盒、筆筒、鉛筆盒、墨水、硯台，加上水壺、杯子和煙缸、火柴，還有一部紅色的專線電話。電話通過總機可接通全國各地。周福明在主席身邊工作十幾年，沒見到主席用過它，外邊也不往這部電話上打，包括周總理。
毛主席日常工作中的來往函件一般由專門的機要秘書拆閱、處理，重要的才送毛主席批閱。打給主席的電話總是先接到毛主席的機要秘書那裏。機要秘書聽後，直接通報主席。
總理有事一般是直接到主席這兒來匯報，就是打電話的話，也是打到值班室，讓秘書或身邊工作人員轉告主席。而且，多少年來周總理形成了個慣例，電話接通後的第一句話都是問：“主席睡覺了沒有？”有時，周福明一接到這聲詢問的電話馬上就知道是誰。
這裏特別要講的是桌上全銅的墨盒，它還是主席特意從杭州的汪莊換來的。
1966年，毛主席來到杭州汪莊居住。一天，主席指著桌上兩個墨盒對周福明說：“小周，你去請示請示地方同誌，能不能把我的墨盒和他們的換一換。”主席的墨盒走到哪裏都是隨身帶著的。這次在汪莊，他發現地方為他準備的墨盒比較大，也好用。經地方同誌同意，主席臨走時把自己用了多年的小銅盒留下來。這個墨盒至今保存在汪莊。從汪莊換去的墨盒，主席去世後仍留在豐澤園故居。
主席就是這樣，無論外出到哪兒，他對當地的黨和政府曆來尊重，對地方上的同誌十分客氣，時時處處以身作則，謙虛謹慎。
辦公桌東側的鐵皮保險櫃，主要放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傳閱的絕密文件。平時不鎖，如果主席出去，絕密文件就鎖在這個保險櫃裏，直到主席回來才打開。
緊挨著保險櫃的是個六扇屏風，南北向的屏風遮擋住主席睡覺的床。主席的床不僅用來睡覺，還用來辦公、看書，而且他在床上辦公、看書的時間比睡覺的時間長得多。
床上有一半的地方放著書，一本一本的摞得又高又多。主席不是躺著，就是盤腿坐在床上看，有時在這裏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主席也不下床。一天當中隻有吃飯或到寫字台前寫字主席才下來，而且兩頓飯裏隻有一頓到飯廳去吃，另一頓仍要坐在這個床上吃。
1949年，主席進城就睡這張床，經常上下的地方時間一長，床幫的布都磨破了，露出裏麵的棉花。
周福明征求主席的同意：“主席您外出時，我把破了的床板重新繃一下，好不好？”
主席看了一眼周福明沒有說話，周福明沒敢再說下去，他知道為主席做事，特別是用新的更換舊的物品，都要事前同主席商量，搞不好會惹他不高興。
周福明怎麽看都感覺別扭，一溜床幫都是紫紅色的，唯獨這兒露出一塊白，很不雅觀。後來他和公務員崔錄增商量，利用主席開會外出的機會用了塊布把床幫補好了。
主席回來看見了，“喔！這不是很好嘛，既省了錢，又補好了床，這不是一舉兩得的好事嗎？以後辦事就要這樣，多動動腦子。”
顯然，主席是不浪費國家一分錢，從勤儉節約的原則嚴格要求自己。你本著這個原則為他辦事，自然他老人家也會高興。
床的北邊並排放著一張方桌和一張長桌。長桌上放有各種報紙、雜誌、文件和書籍，還有台燈等。台燈底座捆著三個電鈴開關，一個是叫衛士值班室的，兩個是叫秘書的。方桌是主席睡覺前吃飯用的飯桌，平時上麵也放些文件。主席批閱完一份文件就往這兩個桌子上一擱，到時秘書會來收拾。
1963年以前，主席的這個方桌是藤子作的，同普通桌子一樣80厘米高，主席是坐在床上用這個方桌。由於床墊高了10厘米，主席的腹部又大，他的腳隻能是腳尖挨地感到不那麽舒眼。周福明注意到了這些。他心裏琢磨，能不能為主席專門做一個桌子。他仔細觀察，認真琢磨，繪出了一張草圖。
有一天，周福明陸主席吃飯，一邊吃一邊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主席：“主席你這樣坐著不舒服，我想為您重新設計個桌子？”
主席這次沒有馬上拒絕，望著態度誠懇的周福明，看了半天，用探詢的口氣問：“行嗎？”
“行，我看行。”周福明有把握地說。
主席不大相信小周會做桌子，但他還是同意，讓他試一試。於是周福明對主席說：“主席，您坐著，我來量一下。”他拿起一張《參考消息》當尺子，量過尺寸。
周福明考慮到主席坐在床沿上吃飯，而床沿比一般的凳子要高出許多的特點，設計了一個75厘米見方，90厘米高的小木桌，比普通的桌子高出10厘米。同福明還在桌子底下設計了一根橫襯，特意加寬加高，形成坡度，這樣主席的腳就可以踩在上麵了。
周福明把製作任務交給了中南海木工班，不久，木工班就按照周福明的設計做出了新餐桌。
新餐桌搬進主席臥室時尚未油漆。毛主席坐上來試了試，感到甚為滿意，他的腳也正好踩在加寬的橫襯上，很舒服。他還用腳在上麵跺一跺說：“嘿，我可以用腳擂鼓了。”
打那以後，屋子常響起“擂鼓”聲。主席吃飯前或吃飯後，兩腳總在上麵使勁地跺一跺。
連周福明也沒有想到設計的桌子竟取得了這樣出乎意料的效果。這是周福明到主席身邊搞的第一項設計。
不久，擺放床邊的這張小餐桌刷上了漆，亮亮的，很是醒目。毛主席每天坐在這張餐桌旁用餐，因為飯菜碗碟溫度高，時間一長刷亮的餐桌上便烙下了餐具印痕。周福明見此，準備在桌子上鋪上一塊桌布。主席一口謝絕了，他說：“這樣不是很好嗎？每天吃過飯，用抹布擦一擦，隻是用些水，就幹幹淨淨的，不要浪費那個桌布錢了。”
以後，在主席經常外出的地方杭州、長沙和武漢都做了類似的桌子。晚年主席搬到遊泳池，床邊的方桌也是這種式樣。
俗話說：國有國法，家有家規。無論是誰到主席身邊為他服務，依他的性格、脾氣，自然要給你設下規矩，定下製度。對此，身邊的工作人員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不得有半點逾越。相反如果故意違反、明知故犯，那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中南海小整風主席拿稿費退賠
周福明參加衛士值班的工作後，心裏特別高興。這下他見到主席的機會越來越多，如果趕上當班，還要為他送筆、研墨、沏茶、上水、擦澡、開飯……
“我為黨、為人民服務，你在我這裏工作，首先要聽我的、為我服務。不行你可以走。”主席微笑著，親切而嚴肅地說。
“是，主席，我一定聽您的話，盡我的力量去努力工作，為您老人家服務好。為黨、為人民做貢獻。這一點，請主席放心。”周福明非常誠摯地回答。
“不要學你的前任，千萬不要跟他們學。”主席接著說。周福明聽了一下子沒有弄明白“不學前任”、“不要跟他們學”是什麽意思。
後來他才知道，原來在3年困準時期，有個別在主席身邊工作的同誌，在隨主席到外地調查研究、巡視工作的過程中，假借主席的威望，向地方搞了點白吃白拿的不正之風。
現在看來，那些事也許不算什麽，可是主席知道這種事情發生後，非常氣憤。
“我身邊工作人員中有些同誌作風不正，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思想，需要進行教育，進行一次小整風，展開自我批評和批評。搞好團結，做好工作，遵守三大紀律八頂注意。”主席立即讓汪東興負責抓此事。
為了極有成效地做好整風工作，汪東興認為：進行小整風，首先，要學好主席《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等文件，從思想上提高認識；其次，堅持正麵教育，采取漫談的方法，互相談心，互相啟發；然後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和風細雨地進行自我批評和批評，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把思想作風整頓好。主席聽了匯報後，對這樣安排表示滿意。說：這樣做方向明確，辦法對頭。希望召集他們開一個會，宣布做法。
1960年10月6日，在主席身邊工作人員的會上，汪東興宣布了開展小整風的安排。要求同誌們除了值班的人外，希望每次都能按時到會。在這次會上，他傳達了毛主席的講話。主席說：“你們沒有犯什麽路線錯誤，隻是生活作風、思想意識上的缺點，隻要認真進行批評和我自批評，檢查一下就完了嘛。如果有人對你批評尖銳一些，也沒有什麽不好。就是讓你不舒服幾天、幾十天，將來你會感覺到對自己有幫助。”
這次小整風後，主席不僅要求大家吸取經驗教訓，而且要求以實際行動改正錯誤，從他自己做起。他宣布，從1961年1月1日起，“我不吃豬肉和雞了，因為豬肉和雞要出口換機器。我們欠人家的要還給人家，我看有米飯、有青菜和油、鹽就可以了。”
“買東西一定要給人家錢，一張紙、一支筆也如此，千萬不能向地方要東西。”“過去向各省市要的東西，照價付款，錢從我的稿費內開支。”
主席除了在身邊工作人員中進行這次整風，還拿出自己的上萬元稿費，專門派人作了一路退賠並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響。
這件事使周福明也深受教育。主席對工作人員從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幫助成長，平時就非常注意對身邊工作人員的嚴格要求，不允許身邊工作人員以權謀私、搞特殊化或者做出任何違紀的事。
“到我這來別嚇著我”
在生活服務上主席有他自己的要求，他曾對周福明講：“小周，你每次到我這裏來要想辦法讓我知道，但不能打擾我。”周福明乍一聽主席所講的很不理解，如果不是親耳聽他所說，自己肯定不會在這方麵注意的。
主席喜愛一個人靜靜地辦公、思考或者是靜靜地讀書。為了不幹擾他，誰進屋的時候都是盡量的輕聲慢腳，生怕發出異常聲音。但是仔細琢磨一下，這番好意的確容易使老人家感覺突然，產生驚嚇。
毛主席畢竟與普通人的工作性質、生活環境不同。他常常為黨和人民的利益，為民族的利益和國家前途嘔心瀝血，晝夜操勞。每天除了專心致誌地辦公、批閱文件，還要聚精會神地看書，他的大腦總是處於高度集中和極為緊張的狀態。身邊的工作人員進去之前如果不故意地發出些聲響，讓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主席感到有人進來的思想準備，當你站在他的麵前，他就感到很突然、吃驚。特別像他那樣上了年紀的老人，其是遇上這麽一次，情緒半天才能平靜下來。
其實，這種類似的感覺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能遇見過，隻不過是人們不注意罷了。但在主席這裏這點顯得極為重要。
主席的臥室中有張大木床，與走進臥室的房門正好相對。可在這張大床與房門之間立有一扇屏風，擋住了投向屋門方向的視線。類似這樣的布局，不論是後來搬到遊泳池，還是主席外出去過的地方上海、杭州、武漢、長沙、南昌……全都如此。屏風立在此處，主席對進屋人的感覺也得到了緩衝。
以後，周福明每次進屋都要有意識地在臥室的門口用腳在地上使勁地蹭一蹭，或者成心地咳嗽一聲，“嗯”一下，隔著臥室的屏風讓躺在床上辦公、看書的主席隻聽其聲，不見其人，注意力分散，做好有人來的心理準備。這時工作人員繞過屏風再走進去，老人家就不會感到突然、吃驚了。
“睡覺前說的話不算數”
“我睡覺前說的話不算數，必須要等我醒來後再定。”這是主席對周福明常說的一句話。
一次，主席已連續工作了40多個小時，這期間除了吃過兩頓飯，連眼睛都沒有合一會兒。安眠藥都服下去了，他仍沒有休息的意思。周福明打心眼兒裏希望主席能盡早地吃上晚飯，這樣老人家才能夠盡快地休息、睡覺。因此，從上一次為主席上水、上毛巾時，周福明就提醒老人家該吃飯了，可他當時沒有答應。現在周福明又要給他上水了，這次主席總該同意了吧。
周福明用盤子盛著熱毛巾、安眠藥走到主席麵前，先讓主席把安眠藥服下，把毛巾遞到他的手裏，又為主席派添上水，站等在他的身邊。主席雙手捧著毛巾不停地在臉上搓呀搓呀，臉都變紅了，仿佛又煥發了精神。
趁主席擦臉的工夫，周福明又關心地問：“主席，是不是該吃飯了？”
主席用毛巾最後擦擦手，眼睛在堆滿案上的文件打量了一番，用商量的口吻說：“再過一會兒吧，我把手頭的工作處理一下。”
周福明的心裏特別著急，可嘴上又不能說什麽。隻好端著毛巾盤走了。
好不容易盼到主席答應吃飯了。周福明立即去通知灶房的師傅準備飯、菜，返回來又為老人家服藥、擦澡，做一天晚飯前必做的兩件事情。這次服用的安眠藥也比前幾次量大得多。
周福明很快又從夥房裏把飯、菜提到主席的臥室，陪老人家一起吃飯。是安眠藥起了作用吧，主席似乎心不在焉，吃飯的動作也很機械，筷子在手裏握了半天也不見動。可他的大腦仍在考慮問題：“小周，打個電話問問總理在哪兒，請他來一趟。”
周福明沒有馬上接著他的意思去做。由於主席有言在先：睡覺前說的話不算數，必須要等我醒來後再定。像請總理、召集常委們開會都是些大事，搞不好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因此，隻有等主席一覺醒來再與他定一次。
果然，第二天主席醒來周福明得到的答複是：“不用了。”
為主席開飯
主席一天就吃兩頓飯，吃飯的時間也不固定，從來沒有到點吃飯這一說法，因此很難找出時間規律。如果非要找的話，周福明隻能這樣講，兩頓飯時間相距10個小時左右。
毛主席工作或看起書來非常專注，用廢寢忘食這句話來形容恰如其分。每頓飯前，周福明當班的時候總是提醒主席是否該吃飯了，由主席根據自己的情況來決定。往往是主席答應了，周福明再去通知廚師，等周福明把做好的飯菜端上來時，主席又忙於手頭上另一件事。周福明知道，主席手頭上的事辦不完是絕不吃飯的，這時你叫他也是徒勞。周福明隻好把端上來的飯菜再拿到廚房重新熱。有時來回地熱上兩三遍，主席才吃上這頓飯。
主席有自己的夥房，夥房就像一個小食堂，既有固定的廚師，又有食堂管理員。可主席的食堂管理這項工作，不局限於管理食堂的事務，還要負責主席日常生活用品的購買和開銷，實際上也是生活管理員。
主席每頓飯吃的東西都有食譜，食譜是先由廚師和管理員提前一天寫下來，再拿給周福明他們衛士看，最後商定。為什麽要經過衛士呢？主席每天臨近睡覺的這頓飯，必須由衛士陪著吃，對衛士來講這是一項工作任務。衛士陪主席吃飯，除了負責照顧主席，同時也觀察了解主席這頓飯吃得怎麽樣，飯菜是否可口，把觀察了解的情況與廚師通通氣，最後共同把食譜商定下來。
60年代，貼身的衛士就周福明一人，可以說這頓飯幾乎就是他一個人陪主席，偶爾醫務人員吳旭君也陪陪，到了70年代，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有所增加，這項任務開始分散。周福明就是不陪著主席吃這頓飯，可飯還必須由他開。凡去過中南海豐澤園毛主席故居的人們就會發現，主席飯桌旁有一個竹提籃，周福明當時就是用它一次一次地為主席開飯，一次一次地把飯菜從廚房提到主席的飯桌擺好。
從1962年周福明正式值班到1976年5目主席病重，周福明按每天為主席開兩頓飯計算，15年累積下來，為主席開飯的次數達10800次之多。所以說周福明對主席吃的飯菜，了如指掌。
苦瓜和辣椒
主席吃得最多的要數蔬菜，每天都能吃上三個素菜。主席自己吃飯時的大菜是一葷一素，睡覺前這頓飯，由衛士陪著吃，廚師就要打出兩個人的量，從一葷一素做成兩葷兩素，這樣一天就能吃上三個素菜，常吃的蔬菜有馬齒莧、木耳菜、冬汗菜、莧菜、空心菜、龍須菜、紫菜苔、水蘿卜、小油菜、蒜苔和苦瓜等等，種類很多。
提起苦瓜，還有一段小小的故事。
1962年的夏天，主席在中南海遊泳池遊泳。周福明給主席提來了一盒飯，裏麵盛著粥、兩塊麵包和一小碟苦瓜。主席光把粥喝了，其餘的留給了周福明，讓他吃掉。
這時周福明和主席也隨便了，主席叫他吃，他二話沒說把麵包吃了，隻剩下那一小碟子的苦瓜。
“苦瓜為什麽不吃呀？”主席發現了問題。
“苦瓜，太苦，我吃不了。”周福明回答。
主席一聽這話，一本正經地用手指著周福明：“你連這點苦都吃不了，還能在我這幹什麽？你這個人不行。”
為了表現自己能吃苦，周福明三口兩下地把苦瓜消滅了。
今天，周福明提起這件往事，他自己也覺得好笑：“主席這麽一說，我還能不吃，再苦也得吃。”
不過這次之後，周福明倒還真喜歡吃苦瓜了。
主席每頓飯的小菜裏，其中必有一個是主席最喜歡的湖南特產臘魚或臘肉。另一個小菜就不怎麽固定了，像眾所周知的主席愛吃辣椒。
主席吃的菜裏一般很少放辣椒，辣椒平時吃得也不算多，但吃得很辣。廚師把小青椒放到鍋裏煸一下，翠綠翠綠的，主席就愛這麽吃辣椒。一般人是吃不了的，非得有真功夫不可。再有就是湖南的豆絲、廣東的豆腐乳和湖南、杭州的臭豆腐，都是主席小菜裏常有的。
這裏要特別提到的是，主席每頓飯必不可少的不是辣椒，而是一小碗蒜泥。
用剝好的一頭蒜砸成蒜泥，再用鹽、味精、香油一伴，就可以吃了。
主席的這一生活習慣對他的身體很有益處，蒜本身就有殺菌作用。
主食裏，主席喜歡吃粗糧，如玉米、紅薯，每頓飯裏總得有一樣，麵食吃得很少，主要吃大米。主席吃的大米也和普通人的習慣不一樣。一般人吃米都喜歡吃好米，可主席不，他吃的米都是糙米。隻去掉稻穀的一層外殼。
周福明曾不解地問過主席，主席說：“這種米維生素多，很有營養，人吃了後還可以不長腳氣。”
陪主席吃飯趣聞
周福明陪主席吃飯的時候一般不拘束，周福明照顧主席為老人家夾菜，主席也不時地給周福明夾菜，他們你來我往，十分隨和，猶如在自己家吃飯一般。
周福明從陪主席吃飯，為他老人家開飯中還觀察出主席在飲食方麵有幾個特點。這些特點有些科學，有些似乎不科學；有些合理，有些似乎不合理。就是不科學、不合理的，人們往往也很難改變，它們都是主席多少年來養成的生活習慣。
主席吃飯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油性特別大。他之所以一天吃兩頓飯，兩頓飯間相距時間能夠達到10個多小時，也有油性大這方麵的因素。
給主席做菜用油是豬油和植物油兩種，它們之間豬油要比植物油比例大。身邊的醫務人員從科學角度建議主席要少吃些動物油。可主席不聽，他自己就認為這樣好，用他的湖南話講，這樣炒出來的菜吃起來感覺“滑”。
一次，一位醫務人員考慮人到老年動物油吃多了，容易對身體產生副作用，不符合老年人的歡食衛生，決定把動物油和植物油的比例顛倒過來。他沒有征得主席的同意，就讓廚師按他的意見去做了。
周福明陪主席吃飯，看見主席隻吃了一口就感覺有些不對勁。
主席問周福明：“這是怎麽回事？”
沒有聽完周福明的解釋，主席就打斷了他的話，顯得十分不快的樣子：“誰讓這麽做的，誰去吃好了。”
這次以後，人們再也不向主席建議少吃豬油了，隨他的習慣去了。
主席飲食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喜愛清淡。有人不禁會問，不是說主席愛吃油性大的嗎，怎麽又愛吃清淡的了，這樣豈不矛盾嗎？其實不然。為主席炒素菜，要保持原色原味，基本不放醬油，口味也不重。做魚清蒸的多，紅燒魚吃得很少，因此還算清淡之類。
主席飲食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喜歡吃帶骨頭、帶刺的雞和魚。像武昌魚刺特別細，而且還很多，可主席不怕，吃起來也不覺得麻煩。雞肉也是如此，不帶骨頭的雞肉，主席吃起來就感覺不那麽香。
1963年以前，一天中的葷菜大致是這樣安排的。起床後的這頓飯基本上是吃魚，睡覺前的這頓飯基本上是安排肉和雞。
到1963年以後，臨近睡覺前這頓飯就不許安排帶骨頭的雞了，把它們安排到睡覺以後的那頓飯了，這頓飯的葷菜就吃不帶骨頭的肉。
這是主席生活習慣的一大改變。這次改變是經過主席同意的。一種生活習慣的改變能得到主席自己的許可，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主席飲食就這幾個特點。如果把主席這幾個生活習慣把握好了，你就會感覺，主席吃飯根本不講究，至於吃什麽，做什麽，而且怎麽做，對他自己來講也都無所謂。相反，你打破陳規、標新立異，哪怕在別人眼裏是錯的，主席也會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給予你支持。因此從主席的飲食上也可以窺探出主席的性格魅力。
1970年主席外出到湖北武漢。一天，周福明去夥房通知廚師該給主席做飯了。主席的廚師一般也不知道主席吃飯時間，每次做飯他們都按食譜提前把料準備好，接到通知就可隨做隨上。
當時正是早晨5點來鍾，於存師傅還躺在床上睡覺，他一聽說該給主席做飯了，就一軲轆爬了起來。可睡勁還沒有過去，他迷迷糊糊地炒宮爆雞丁，本應該放蔥，結果卻順手把一盤切好的苦瓜倒進鍋裏，等他發現已晚了。雞丁就準備這麽些，想改都來不及。於存想隻好讓周福明這樣上了，並讓周福明對主席如實地講。
周福明的心裏很緊張，他為主席一邊上菜，一邊觀察主席表情。
主席的眼睛總是盯著“苦瓜炒雞丁”，他自己也覺得奇怪，問：“這是誰的發明？”
周福明告訴主席事情的經過。
主席一聽興趣又來了，第一口就吃了這道菜。
那時組織上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求很嚴，為毛主席服務，絕不能出現一絲一毫的馬虎。這件事被作為一次工作差錯，對於存進行了批評。
主席知道後對於存風趣地講：“他們整你了吧。他們覺得不好，我覺得很好。”主席的話反映了他自己對工作人員的體諒。不過於存也清楚，此時組織上對他的批評是善意的，是從今後怎麽為主席做好服務工作為出發點的，因此，他還主動地要求在黨小組會上進行自我批評。
主席的衣著也有講究
毛主席一生節儉。一床在戰爭年代蓋過的軍用毛毯，解放後他外出視察的時仍然經常用它；1945年8日，毛主席赴重慶同國民黨當局談判時，郭沫若將自己的手表送他，主席十分珍愛這塊表，就是壞了也舍不得扔掉，一直用到臨終；主席嗜好抽煙，一盒火柴用完後，火柴盒也舍不得扔掉，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到廠家買火柴棍裝到舊火柴盒裏繼續用；主席蓋過的兩條毛巾被全都是補丁摞補丁的，有一條補了56塊，另一條補了73塊，這在一般老百姓家裏也是極為少見的，而主席卻一年四季蓋在身上，特別是補了這73塊的那條，如果不是周福明指出它最初的顏色，誰能知道它最初是個什麽樣子。
主席留給後人的這一件件珍貴遺物生動地再現了他老人家崇高的思想品德、優良的作風和獨特的工作、生活習慣。
主席的衣著穿戴更是簡樸、不講究。他穿皮鞋從來不穿新的，一雙新鞋買回來總是先叫警衛人員或衛士代他穿一段時間，等舊了再要回來自己穿。一雙棕色皮拖鞋穿到破得連鞋匠都不願意花費工夫來補，一件棉毛衫，縮得穿不了了，可主席不讓淘汰，隻好拿出去請人從棉毛衫兩邊各加一塊，主席接著穿；他穿破的睡衣連洗衣房的同誌洗的時候都感覺非常困難，他們害怕從水裏往上提衣服時一使勁把睡衣拽破了，可主席仍不讓扔，補了補又繼續穿了起來。主席穿過的衣服，沒有他的批準，任何人是不能扔的。
我曾不止一次地問父親：“毛主席的衣服都很破舊嗎？他有沒有好衣服？”“他穿的衣服有什麽講究？”
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主席的衣著穿戴與普通人一樣，沒有多少區別。他的衣服隨季節的變化而穿戴不同，薄厚不一。他的衣服種類算是比較齊全的，衣服的數量也不少。
毛主席穿衣服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穿中山裝，從來沒有穿過西服，在他留下的遺物裏，也沒有發現過西服。
他還講究不穿短袖的衣服，包括短褲，如果要穿的話那也是在遊泳的時候。他一年四季、嚴冬盛夏都是長衣、長褲，就連襪子也是長筒式的。
無論是春夏秋冬穿什麽樣的衣服，主席在家的時候從不套罩衣，隻穿睡衣，除非參加活動非換中山裝不可，像些短時間、短距離的外出，主席也是這樣。
穿著睡衣在家辦公、看書既舒服又隨便。所以說主席睡衣的種類也是因季節而異。冬天是帶絨的，裏麵有襯，外麵是一層方格的或者是條絨布做成的。春秋穿的睡衣也是夾的，睡衣外層的麵料為木薯棉。到了夏天，穿的睡衣麵料要盡可能地選擇簿的，主席夏天穿的睡衣就選擇了紡綢的麵料和一種叫東方呢的，東方呢叫呢實際不是呢，是人造棉之類的東西，做出的睡衣很薄很輕，主席穿在身上也感覺特別涼快。
每種類型的睡衣都有兩件，兩件睡衣來回倒替，時間長了也就破舊了。木薯棉的睡衣，其中有一件光補丁就67塊了，這件就是連洗衣房都害怕洗壞的衣服，可主席又讓工作人員補了幾次，又湊合著穿了一段時間。
一般來說，人的年齡越大，好像越來越覺得怕冷，而主席恰恰相反。60年代，主席冬天出去的時候，還能穿件大衣、係個圍脖，而以後則不穿了，他不僅大衣不穿、圍脖也不係，年紀越大穿的衣服反而越少。1964年3目，周總理從蘇聯回國，毛主席到機場迎接，周福明跟著去了。周福明當陽攙扶主席到機場的舉動成為曆史的瞬間被攝入鏡頭，從照片上看，隻有主席一人沒有穿大衣、戴帽，都在周福明的手裏拿著呢。其他的領導同誌，幾乎全都穿上大衣了。
冬天，主席在家辦公、看書，由於坐的時間長了也有冷的感覺。遇到這種情況，主席從不說拿件衣服穿在身上，而是用毛巾這搭一塊，那搭一塊，身上哪個部位感覺冷就往哪個部位搭。這樣搭起來容易，拿下來方便，免了穿脫衣服的時間。為了讓主席把毛巾搭在身上方便，周福明除在他的沙發上擺了不少的毛巾外，還把毛巾縫成二合一的和四合一的。
衣服穿時間長了自然要破的，主席的衣服穿破了首先不是從領子開始，而是右胳膊肘處最容易破。他長年累月地在床上躺著辦公、看書，想要喝水就用右胳膊拄著睡床旁的小枕頭，時間長了，主席的右胳膊肘磨出了一層厚厚的老繭，穿的衣服可想而知了。
毛主席習慣穿肥大的衣服，還習慣把又肥又大的袖口折起來，把褲腿塞到襪筒裏。平時在家，工作人員按主席的習慣，他怎麽舒服怎麽弄，這塊窩著那塊掉著也都無妨，但遇到參加活動就不行了，必須由工作人員負責整理。他們自有他們的辦法，褲子係上背帶，襪筒別上別針，以防主席的內衣因肥大而露出來。
黃河考察準備就緒，突然發生了北部灣事件
毛主席一生曾兩次出國到蘇聯訪問（1949年12日至1950年2月；1957年11月）。作為經常性的外出活動，毛主席更喜歡在國內旅行，從事調查研究，召集有關會議。
六七十年代，年事已高的主席仍不避寒暑，不辭辛勞，不顧體弱有病，一次次離開北京外出巡視，到各地視察工作，找幹部群眾談話，了解情況。他的足跡遍布祖國的大江南北，渤海之濱。
記得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主席決定要親自實現他實地考察黃河的願望。開始計劃是他率領一個智囊團隨行，吸收一些科學家參加，有搞天文的、搞地理的、搞地質的、搞曆史的專家和人員，徒步或騎馬，從黃河入海口上行直到黃河發源地，一段一段地對黃河兩岸做一次係統的社會調查和自然考察。
毛主席已經作好了多種準備工作。選中馬匹之後，他多次試驗，並且查閱了大量的有關資料。這年盛夏主席在北戴河辦公期間，除每天下海遊泳之外，就練習騎馬，他不僅自己練習騎馬，還指示身邊工作人員抓緊練習。所有準備工作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8月，準備工作基本就緒。此次考察打前站的同誌都已經出發了，主席即日便可動身啟程。
一天，主席突然對擦澡的周福明說：“小周哇，看來黃河這次不能去了。”
“出什麽事了。”周福明感到十分震驚。他了解，除非發生了什麽重大的事情，否則主席的外出行動是不會改變的。何況這一次準備的又是如此的充分。
“你不知道嗎，打仗了。”
提到打仗這兩個字，周福明嚇了一跳，心裏麵直犯嘀咕，我們又和誰打起來了？他瞪大眼望著主席，顯得十分驚奇。
“北部灣事件，美國人和越南人打起來了。”主席看出了他的心思，解釋道。
“那我們怎麽辦？”
“我們當然要參與嘍！”主席講得很平靜、自然，但卻流露出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感。
1964 年8目2日，美國軍艦侵入越南領海進行挑釁活動，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國海軍采取自衛行動。美國政府卻乘機製造所謂北部灣事件，大叫大嚷，說什麽美國海軍遭到了挑釁。接著，美國就調兵遣將，從台灣海峽等地調了大批艦艇，雲集在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海麵。8自4日夜，這一帶天氣很壞，連美國的報道也承認能見度很低。突然華盛頓發出了消息，說是美國軍艦在近處發現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艦艇，於是就發生了一場所謂交戰。美國總統約翰遜接著不斷召開會議，製造了所謂又一次北部灣事件的神話。美國總統發表聲明，並且要求召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緊急會議。這就成了美國空襲越南民主共和國、擴大印度支那戰爭的借口。
8 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鄭重聲明：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戰火是美國點起的。美國既然這樣做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動權利，一切維護日內瓦協議的國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國反侵略的行動權利。越南民主共和國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員，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坐視越南民主共和國遭受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國是中國唇齒相依的鄰邦，越南人民是中國人民親如手足的兄弟，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絕不會坐視不救。
有人認為，主席考察黃河的計劃如果實現，他將足踏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內蒙古、寧夏、甘肅、四川、青海等9個省、區（其中大部分為建國後毛主席未去的省、區），行程達5000多公裏，這無論從哪方麵講，都將成為一個壯舉。反過來它也說明了北部灣事件的嚴重性，它大大影響了主席的外出行動計劃。
為主席外出準備物品
由於年齡關係，主席外出所帶的物品逐年地增多。
60 年代初，外出時周福明總是為毛主席準備這樣一些物品：一個大帆布包，裏麵裝著主席床上用的物品，三個枕頭、毛巾被、兩個褥子；一個食品箱，有茶葉、餅幹、糖盒，主席很少吃餅幹、糖，可工作人員也要給他準備一些，他辦公時間長了，可以吃點；一個專放衣物的箱子；一個辦公用具箱，裝有主席的毛筆、墨盒、墨汁、硯台、鉛筆等；辦公用紙還有一個箱子，各種類型的紙，備用的筆、信封，為了不和食品串味，主席抽的煙也放在這個箱子裏；最後就是七八箱書了。主席到哪，書是必帶的，七八箱書算是最少的，有時外出時間長了，除了向地方上借閱外，就要與在家的工作人員聯係，隨時增加。1966年，武漢、長沙、滴水洞、杭州、上海這一圈，主席讓從北京調來了許多書，大部分是中國曆史方麵的，有《二十四史》的一部分，有三國的，還有北宋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主席對工作人員有個不大不小的要求，就是希望每次外出在外地辦公、休息要和在家裏一樣。起因是有次在外地一天的覺他沒有睡好。那天主席睡覺的床上鋪的褥子都是地方上特意為主席準備的，全新的棉花，又保暖又軟和。可主席怕熱，他不習慣這樣鬆軟的床鋪。他在家鋪的褥子多少年不換，又破又舊，棉花也沒有彈性，變得板硬。這種褥子鋪著倒是不熱。周福明把帶來的一條褥子給主席鋪在床上，躺時間長了，他還是感覺又熱又燥。
毛主席不想因個人的生活習慣而打擾地方的同誌，所以他讓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來解決。從此以後，主席外出巡視帶的物品逐漸增加，越來越多，行李件數從十幾件到二十幾件，最後達到三十幾件。像床上鋪的6條褥子外出都要帶上，還有主席辦公、看書時用的台燈、落地燈，以至到了晚年不可缺少的氧氣瓶。
你現在去睡覺就是為了明天更好的工作
周福明接到正式調到主席身邊工作的通知時，正趕上他的愛人生孩子住在醫院。想到自己將要去主席身邊為他老人家服務，心情無比激動，他為女兒起的名字“東方”正可以說明此時的心情。
可望著產後的愛人和剛剛出生的女兒，周福明有些為難，他這一走他們娘倆怎麽辦。周福明的愛人是個性格爽快的女人，她了解丈夫這時的心情，為了解決丈夫的後顧之憂，讓他安心地去上海接受任務，她讓周福明把自己平時省吃儉用省下的錢拿到醫院，要求自己在醫院住上一個月，等孩子出了滿月再回家。
東方出世的第四天，周福明離開她們母女啟程去上海了。從此以後，周福明再也沒有在家踏踏實實地待過。主席外出到了杭州，周福明也不能隨便地回家，隻有利用主席睡覺的時候，回去看看。這一方麵是主席那裏的工作離不開，再有就是當時保密要求特別嚴，主席外出是絕對保密的。
直到1963年冬，經組織上安排，周福明的家搬到北京，住在養廉胡同，與中南海僅一牆之隔。可周福明仍不能回家。他對愛人說：有時間我會回來看你們的，如果家裏確有急事，可打電話。如果我不在，你也不要打聽我的去處。
1962年起，主席對身邊的工作人員進行調整，原來負責主席值班工作的衛士都先後調走，隻有周福明和醫務人員吳旭君分別負責主席的生活、保健。
1964年，吳旭君又被臨時抽走下去搞四清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周福明承擔管理主席生活的全部工作。他每天的工作非常緊張，根本就沒有時間回去。
這年1月25日，周福明的第二個孩子出生了。他根本無暇回去照看，主席這邊工作緊張得有時連覺都睡不上。
周福明的工作忙，說明主席的工作更忙。一次，毛主席連續工作了兩三天都沒有入睡，他吃了大量的安眠藥也無濟於事。周福明也陪著主席熬了兩三天。
那天，主席和往常一樣躺在床上辦公，周福明照例每隔一個小時上前為主席添水，遞塊毛巾讓他老人家擦擦臉，點支煙，有時還給老人家篦篦頭，稍事休息。
當主席從周福明的手裏接過毛巾時，關切地對他說：“小周，你怎麽還不去睡覺？”
看著眼睛都被熬紅了的主席，同福明心裏很不是滋味。“主席，您都睡不著，我怎麽能睡著呢？”
主席顯得無可奈何的樣子，對周福明講：“我年紀大了，老年不像你們年輕人覺多。”“小周，你去睡一會兒吧。”主席接著說。
周福明沒有去睡覺的意思。他想：如果我去睡覺，主席要喝水、擦臉怎麽辦？
主席似乎看出了周福明的心思，“小周，你把暖壺給我放好，我命令你馬上去睡覺！”
主席發令周福明怎敢不聽，他回到自己的房間睡了一個小時。就一個小時周福明醒來了，這是多年養成的習慣，比鍾表還準。
周福明一睜眼，直奔主席的臥室。主席仍躺在床上辦公。
見周福明進來，主席頓時顯得有些不高興。“我不是讓你去睡覺了嗎，怎麽又來了？”
周福明指指茶杯意思是給主席倒水。
“暖壺不是已放在這裏了嘛。”主席衝著周福明提高了聲音。
主席哪裏知道，此時的周福明怎能睡下去，他了解主席已經熬了兩三天。又吃了大量的安眠藥，誰知道什麽時間能睡。萬一藥勁上來，倒水倒不好或發生別的意外，他怎麽向黨和人民交代，周福明不能放心。
周福明給主席添水。
主席發火了：“我讓你再去睡覺，你要知道，你現在去睡就是為了明天更好的工作。你在我這不僅是為我服務，也是為人民服務。”
周福明隻好回去接著睡。
這是人民給我的錢，現在人民需要它，我要還給人民
7月，周福明剛滿半歲的兒子韶華，從床上摔下來導致昏迷，送醫院搶救去了。
那天，周福明的愛人洪廣珍去街道參加打掃公共衛生，臨走的時候把正在睡覺的孩子獨自鎖在家裏。
等洪廣珍打掃完公共衛生回來，推門一看，韶華已摔在地上，昏迷不醒。幸虧有左鄰右舍的幫助，立即把孩子送到了北大醫院。
周福明得到消息趕到醫院已是3天之後。在他麵前躺著的已不是天真可愛的胖小子，而是頭上、腳上輸著液，全身長滿了膿包，就連鼻子和耳朵也都是的小孩。孩子還不時地抽風、口吐白沫，令人心碎。當時周福明的心都涼了一半，唯一的希望就是懇求醫生盡一切辦法救救孩子。
那時，雖然醫療條件比較差，可醫生和護士救死扶傷的精神很高、責任心很強。他們全力以赴搶救。為了查出病情，醫生給半歲的孩子做了“脊椎穿刺”。初步診斷為“敗血症”。
周福明不能守在孩子身邊，孩子的病情一確定，他就離開了醫院。洪廣珍在醫院裏陪了整整40餘天之後，孩子全身的膿包漸漸消失，出院單上寫著要定期來醫院檢查，連續服中藥3年。
組織上了解到周福明家的困難，有時派公務員崔錄增幫助周福明的愛人帶孩子上醫院檢查，可每天吃中藥就幫不上了。七八個月的孩子懂什麽，每天灌一次中藥，韶華哭得死去活來，抽空回家看看的周福明再也不忍心聽兒子的哭叫聲。“以後再也不許給孩子喂藥了，病好不了藥也得把孩子灌死。”周福明衝著他愛人幾乎吼叫起來。
從此，再也聽不到韶華聲嘶力竭的哭聲。可奇跡也出現了，韶華沒有吃多少副中藥，竟出乎意料地好起來，隻是在摔下去的頭頂右側留下了永遠抹不掉的三條疤痕。
這事不知主席怎麽知道了。開飯的時候，主席關心地問：“孩子現在怎麽樣了，還有沒有危險？”
周福明心裏十分不安，自己的家事怎麽能打擾主席，讓他老人家擔心。他連忙回答：“主席，您放心吧，孩子沒事了。”
“噢，那就好了。”主席也顯得很高興，還詢問了孩子的一些情況。
周福明想要是如實地對主席講，一定又會讓他為此擔心，因此，周福明民可能地避重就輕，一帶而過，他還特意隱瞞了醫生的意見，輕描淡寫地說：“醫生講了，回去再觀察觀察，吃點藥就會好的。”
主席聽了仍不免有此傷感，他不時地皺著眉、搖頭，似乎也動了情。
周福明開始收拾桌上的餐具，他把餐具送到廚房回來，主席已坐在飯廳裏的沙發上。
主席指著圓茶幾上一個信封口袋對周福明說；“小周，這是500元錢，拿去為孩子治病吧。孩子為我們受苦了。”
主席的確是從來不摸錢，他指給你的意思，就是讓你自己去拿。
周福明的心情十分激動，自己的家事讓主席費心，這就使他很過意不去，現在怎麽還能夠要主席的錢。他不假思索、直截了當地說：“主席，我怎麽能收您的錢？”
主席嚴肅地說：“這是人民給我的錢，現在人民需要它，我要還給人民。”
周福明感動得淚水充滿了雙眼，他清了清嗓子，半晌說了句：“感謝主席。”
“不，要謝首先感謝人民。”主席接過周福明的話，兩眼也充滿了淚花。
“咱倆分不開！”
1966年主席去南方視察，先後到杭州、上海、武漢、湖南等地，前後9個多月，是外出時間最長的一次。
1966年7月13日，主席在上海會見比蘭德拉?沙阿王太子後，準備回到杭州汪莊。
準備起程時主席對周福明說：“你這個牛郎是否也應會會織女啊！”
主席對工作人員很關心，經常過問他們的家庭情況並安排他們休息。主席見周福明長期沒有回家，決定先放他一個星期的假，讓他直接從上海回北京。主席自己回杭州了。
周福明一路風塵仆仆，從上海趕回北京，孩子們對他的到來並不怎麽親熱。已滿兩歲半的韶華見了爸爸喊“叔叔”，藏在媽媽的身後不敢出來。見此情景，周福明和愛人相對無語，心裏說不出是什麽滋味。
就是這一次，周福明到家裏剛住了一個晚上，15日清晨，就接到馬上返回主席住地的通知。主席16日要去暢遊長江，讓周福明搭乘當時的浙江省委書記江華的飛機立即返杭。
周福明又倉促地告別了家人來到主席身邊。主席見到周福明時風趣地說：“看來咱倆分不開啊！”
1966年11月，周福明的父親從江蘇老家來北京看望多年未見的兒子。周福明的父親是晚上到的北京。周福明的愛人知道他們父子兩人已十多年沒有見麵了，就把電話打到了“一組”值班室，希望組織能盡快地通知到周福明，讓他抽空回來看一看。
那是個星期五的晚上，他當時正在玉泉山的一號樓。周福明計劃第二天（星期六）晚上主席回春耦齋參加文娛活和時，回家看看老人。
周福明第二天趕到家裏看望十多年未見麵的父親，可萬萬沒有想到，他的父親已經永遠地離開了他。他悲痛分分。
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周福明的父親來時所乘的火車，大部分都是紅衛兵大串聯隊伍，車上人多擁擠，在天津整整停了一天一夜。老人一天沒有吃沒有喝，到北京的當天夜裏，不料他心髒病複發去世。
組織上決定出麵幫助周福明料理父親的後事。為了不影響主席的日常工作，組織上希望周福明不要佩戴黑紗。如果周福明佩戴黑紗在主席眼前來回走動，必然會引起主席的發問，使老人家傷感。周福明明白自古以來忠孝不能兩全，為了絲毫不影響主席，他堅決服從組織決定。他沒有參加父親的喪事，向著父親的遺體深深地鞠了一躬，又很快地回到主席的身邊。
周福明當時還要瞞著一個人，就是鄉下年邁的母親。父親來前在家與母親約定，隻待一個月就回來。可一個月過去了，母親仍不見父親回來，她幾次讓人來信催問。開始周福明告訴母親：父親在京得了病不能很快回家，等過段時間父親病好了再回去。隱瞞畢竟不能長久。繪於有一天，也就是父親去世的半年後，周福明的老家來人把父親的骨灰帶了回去，告訴了母親這個不幸的消息。
母親得知後，痛哭不止，老人經不往這樣的打擊，她整日地哭，把眼睛都哭瞎了。一年之後，周福明的母親也離開了人世。
母親去世的時候，同福明正隨主席外出在武漢，他同樣不能去料理母親的喪事，甚至連看一眼都沒有。
這一切對周福明來說是莫大的不幸，但同樣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他所付出的全部心血，是為了領袖的安全和健康。他出色地完成了黨和人民給予他的重托。如果他的父母在天有靈，也會感到欣慰和理解的。
“小周，他們不要你，我要你”
1967年，對周福明來說是令他十分難忘的一年，如果不是主席的一句話，周福明也將不會再在主席身邊繼續工作下去。
由於工作性質，周福明這些在首長身邊的工作人員每年都要進行身體檢查。6月，周福明在體檢時發現轉氨酶達到90。
結果一出來，周福明自己真是緊張。要知道在首長身邊工作，不僅政治素質要好，身體素質也十分重要。特別是類似這些傳染性的疾病，就會不適宜做這項工作了。周福明能不著急嗎？
為了確定到底是不是肝炎，周福明又連著做了兩次的抽血化驗。大概是周福明越抽血檢查他的心情越過分緊張的緣故，兩次抽血結果，轉氨酶還是在100左右。這樣肝炎的可能性大了。
看來周福明真是不適宜做這頂工作了。為了對主席負責，組織上決定周福明除了為主席理發，（因為理發畢竟屬技術性的工作，一時半會兒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其餘一切工作都不能做了，他又像當初剛來主席身邊工作那樣，隻有在主席需要理發或刮胡子的，才到主席那裏去。
周福明的心情十分痛苦，組織上的決定他是理解的，也是服從的。可從感情上講，他實在是舍不得離開主席。周福明與主席朝夕相處已經幾年，他們之間形成了隻能意會不能言傳的默契，周福明也適應了這裏的一切環境。
周福明突然連著幾天不露麵也牽動了主席。主席問秘書徐業夫：“小周幹什麽去了，怎麽不見他。”
徐業夫告訴主席：“小周生病得肝炎了。”
主席聽了以後感到驚奇：“他整天在我這裏，哪裏會接觸肝炎病人，怎麽會得肝炎了呢。”
周福明為主席理發的時候，主席風趣地對他講：“小周，你生病，他們不要你了吧，他們不要你，我要你。”
周福明鼻子一酸，眼淚都要流下來了。主席說的這句話言外之意，就是要把他留下來，周福明聽了能不激動嗎？他那激動的心情不亞於第一次見主席。要知道第一次看見主席的心情是興奮、幸福，但那畢竟是單純的，並不複雜的。可現在和那時不同，這種短暫分離後的相逢，周福明的心情異常複雜，有難以言狀的感覺。
主席見周福明半天沒有吭聲，有些不解：“怎麽，你不願意。”
“主席，我當然願意了。可是……”周福明有些為難。
“可是什麽，你怕你的病。”主席悟出來。
周福明“嗯”了一聲。
“小周，除了轉氨酶，你其他兩項高不高？”
“其他兩項都不高。”周福明自己也感到委屈。
主席想了想：“這樣吧，有病你要接著看，我這裏的事你也要管，好不好？”
“當然可以了。”周福明有說不出的高興。
7月，周福明隨主席去了武漢，主席這次去武漢，準備在7月16日暢遊長江一周年時再次暢遊長江，周福明他們也做好了一切準備工作。當時正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武漢的“七二O事件”使得主席的這一計劃沒有實現，主席轉向上海。
那次隨主席去上海的醫務人員中有位301醫院的外科主任陸維善，他知道周福明的情況後建議他回到北京去301醫院進行一次全麵的檢查。
回到北京，301醫院的內科主任曾誠福給周福明做了全麵檢查。最後結論：周福明不是肝炎。周福明緊張的心情終於平靜下來。
值得周福明慶幸的是如果不是主席的一番話，他的人生命運很可能在1967年又一次轉變了。
60 年代，主席的身體健康和精神狀況還是處於較好的時期，他老人家也沒有什麽病。可進入70年代就不同了，主席畢竟是年近80歲的老人了，由於自然規律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他跟所有普通的老人一樣，開始無法抵禦各種老年疾病的侵襲。他老人家不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神采奕奕，往日的“紅光滿麵”的風采已開始由蒼白代替。但他的意誌力和自信心仍很強，頭腦清晰，反應機敏，在與人交談時仍不失往日常有的幽默和風趣。
主席自身的身體變化對衛士工作的要求更高了，周福明的工作量大大加重。1971年張玉鳳調到主席身邊工作。一部分服務工作開始分散由兩個人來作。但他們的工作並不感到輕鬆，相反工作量越來越大，任務越來越重，1974年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因病住院，張玉鳳在為主席服務的同時還要做機要秘書的工作。周福明在當衛士的同時也還要做許多外勤工作，負責對外方方麵麵聯係。”
從1972年起，主席的身體健康開始不佳，時好時壞。這樣在為主席服務的過程中不時遇到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靠身邊的工作人員是解決不了的，必須同有關方麵聯係，取得他們的幫助。
“小周，你真行”
1972 年初，中美關係的改善雖然正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但進度卻發展得很快，美國總統尼克鬆首次訪華已是指日可待了。外交活動的日程，最高領導層的會見都做了安排。當時主席正處在病中，因全身浮腫得厲害，平日的中山裝全部不能穿了。為了使主席在接見尼克鬆時有一套合體的衣服，周福明與張玉鳳、吳旭君共同商量為主席重新做一套。做衣服自然是要去紅都服裝店了，那裏除了兩位給主席做過服裝的全市一流的服裝師，還備有主席的服裝檔案，周福明去做的時候都不用帶衣服。主席身體有病對外界是絕對保密的，周福明告訴服裝師：主席最近比較胖，希望做衣服的時候在原來尺寸的基礎上放肥三分之一。服裝店的師傅抓緊時間很快把衣服做好，主席便有了一套病中會客的衣服了。有了衣服，鞋子還成問題。夥食管理員吳連登找人專門為主席趕製了一雙肥大的黑布鞋。
主席患老年性白內障眼病最早的症狀是眼睛視力下降，看東西越來越費力。開始人們並沒有意識到主席得了這種病。周福明隻聽到主席說書房裏沙發後那看書的落地燈不怎麽亮了。周福明馬上在燈上打起了主意，給主席重新調換。主席從豐澤園搬到遊泳池，沙發後一直放有一個落地燈，雖說是一個落地燈可上麵有兩個燈口，各裝著一個一百瓦的燈泡。周福明來到中南海小工廠，讓工廠的師傅把兩個燈口的燈再多加一個，做成有三個燈口的落地燈，這樣看書時的燈泡光線是三百瓦。過了一段時間，主席又嫌燈不亮，看起書來費勁。周福明索性加做了一個三個燈口的落地燈，和上次做的一樣，放在沙發後麵。後來主席又提出不行，周福明又加了一個落地燈。主席看書時燈的亮度最後竟達九百瓦，比原來超出七百瓦。如果主席的眼睛不患白內障，他不會有這樣超出一般人的特殊要求，是眼睛不適造成的，所以說從主席看書需要的光線逐漸增亮也能反映出他患老年性白內障眼科疾病的這一過程。工作人員在此期間要按主席的要求去做，不做就會影響到他正常的辦公、學習。因此，對類似這樣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服務要求，周福明總是責無旁貸地去辦，無論主席提出不提出，隻要他看得合理，符合主席的實際需要，征得老人家的同意，周福明就會千方百計地把它付之於行動。
1971年的一天，雖然不是周福明值班，可他仍在衛士值班室裏。突然從裏麵傳來主席的喊聲：“喂，喂，……”周福明趕緊跑出值班室，隻見書房向外正冒著青煙，他迅速地抓起滅火器衝了進去對準沙發、茶幾猛噴一通。原來主席看書時太聚精會神了，忘記了手中的香煙，引起了這場小火災。
火滅了，一直站著的主席在沙發前坐了下來。剛才的一切沒有給他帶來絲毫的緊張表情，他忍不住地笑了，他豎起大拇指用稱讚的口吻說；“小周，你真行。”
周福明聽了以後雖說心裏甜滋滋的，可已不像第一次聽主席講這句話那樣情緒激動。
60年代初，主席到北戴河、上廬山或去南方一些地方，抽煙時嘬起來很費勁。由於這些地方較潮濕，香煙受了潮。主席還一直把它稱做“老大難”。周福明看在眼裏。
一段時間後主席抽煙沒有嘬得費勁的感覺了，他問周福明怎麽回事，周福明解釋了原因並道出了自己發明製做的“烤煙箱”。用一個小木箱子，底下固定兩個燈泡，四周有通氣孔，在箱子的中間架一個箅子，把香煙放上去，一通電就可以起到烘幹作用。
主席很高興地講：“小周，你真行！‘老大難’終於讓你解決了。”
第一次聽到主席對自己的小發明提出讚揚，周福明激動萬分。從此，他一發不可收，先後為主席發明、設計、改造了吃飯桌子、臥室台燈、便盆、沙發、茶幾、書架、電視機架等等，基至還學會了放電影，以細致的工作態度精心地為主席服務。
遊泳池書房架起了放映機，主席看電影時汗流浹背
過去主席很少看電影，工作以外的全部時間他幾乎用在看書上。1974年以後，主席的身體狀況明顯不佳，肺心病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缺氧使他常常憋得喘不過氣來，氧氣基本上離不開了。偏偏他的眼睛又患了老年性白內障，看東西越來越吃力。主席開始看大字本的書，聽別人念書，為了減輕疾病帶來的痛苦，他常常借助看電影來轉移注意力。開始主席一天斷斷續續地能看一個，後來一天能看兩個。
由於主席作息時間與別人不同。他看電影的時間大都在夜裏。為了不幹擾別人休息，主席讓自己的衛士周福明和管理員吳連登學著放一放。好在吳連登以前在中南海服務處接觸過放電影，多少有些印象，但不熟練。
第一次給主席放電影是在武漢，主席當時提出要看羊尾巴拴著一封信的電影，其實就是影片《雞毛信》。周福明和吳連登倆人借來機器、片子，簡單地學習了機器的操作方法就放起來了。由於是第一次給主席放電影，周福明對此印象特別深。當時他們非常緊張，這盤膠片剛倒下來，那盤膠片就放完了，勉勉強強跟得上。放映過程中膠片出現了錯格，他們隻認準了向上可以調，卻不知道上下兩個方麵都能調，著急了半天才發現。連主席都笑了：“怎麽變了兩層人。”
還有一次周福明印象深刻的就是放電影《紅燈記》。當演到李玉和攙扶著李奶奶走向刑場的時候，主席難過地哭了，喃喃地講：“敵人又要殺害我們的同誌了。”
以後主席看電影時間越來越長，最多一天能看二部，周福明和吳連登手頭的工作實在忙不過來，放電影的工作不得不交給中南海服務處的同誌。不過隻有在他的身邊了解他的人才能體會到他舍得花費較多的時間看電影也是迫於他身體的不適和眼睛的無奈。一部電影看下來後，主席常常渾身是汗，衣服都濕透了。
主席看的時間長了就靠在沙發上睡一會兒，這是很偶然，也很難得的事。遇到這樣情況，工作人員誰也不說把他抬到床上去，擔心驚醒他，就讓主席在原位不動。可主席頭靠在沙發背上，有時一歪自己把自己搞醒了。周福明為此還給主席做了個沙發枕頭，小枕頭兩頭高，中間低，用鬆緊帶勒在沙發的後靠背上，頭靠在上麵不會向兩邊歪。工作人員一發現主席在沙發睡著，就把沙發枕頭用鬆緊帶在沙發背上勒好，慢慢地讓主席枕上。
看電影也有一定的局限，像主席喜歡的京劇、相聲電影就很少，隻有看電視了。那時不比現在有一台錄像機就解決問題，就是彩色電視我們國家剛剛才有。所以中央電視台用專線為主席轉播節目，轉播車就停在中南海懷仁堂門前。
主席看電視有時在臥室有時在書房，他的臥室很小放不下電視，因此，每次在臥室看的時候還要來回搬，現接插線板，很不方便。周福明又找到中南海小工廠，按照自己設計的圖紙讓他們做一個帶軲轆的電視架，把電源接到放電視的位置，需要的話就把電視推來往電源上一插，不看的話把電源一拔往地毯下一放，電視又推走了。這在現在來說是再簡單不過了的事，可在70年代想到這步也極不容易。
1972年主席就開始吸氧了，這時他用的不多，每次外出周福明就帶個小氧氣箱。從1974年，主席因病情加重離不開氧氣，會見外賓前他都要吸一陣，缺氧嚴重的時候主席會見外賓時也吸氧，隻是為了不讓外賓發現，周福明把氧氣管放在茶幾上並用書報之類的東西蓋起來。主席坐著的兩邊茶幾都有，對他多少能起點作用。
主席離不開氧後，他走到哪都要把氧氣管帶著。一個輸氧管，臥室、書房……帶來帶去非常麻煩。同時氧氣瓶和主席距離較近，很不安全。周福明和保健醫生專門去過北京醫院，了解怎麽對輸氧進行改進。根據了解學習，周福明他們提出“中心輸氧”的設想，由於氧氣有一定的危險性，因此他們請來專業人員進行設計。最後就是把氧氣先輸到一個容器內，再經過這個容器的八個輸氧管同時把氧氣送到臥室、書房和其他的地方。設計八個輸氧管是設計師直接采納了周福明的建議，這對周福明來講是種榮幸，他又為老人家服務盡了一份心。
“主席的衣服就不能補嗎？”
1963年初夏的一天，周福明來到中南海服務處取衣服。洗衣房的同誌對周福明講：“小周，給主席換換新的吧，你看這件睡衣，袖肘又破了，洗的時候睡衣從水裏也實在不好往外提，弄不好就被拽破了。”周福明不止一次聽過洗衣房的同誌說這樣的話，可他們哪裏知道，他也多次向主席提過，可主席總說：“再穿一穿吧，過段時間再換。”主席不發話換它，周福明也實在沒有辦法。
幾天之後，周福明陪主席吃晚飯。對麵的主席正穿著這件睡衣坐在床上，他手上的木筷子伸向菜盤夾起菜往嘴裏放。周福明又趁機對主席說：
“主席，這件睡衣今年該換換了吧，。”周福明期待著主席的回答。
主席顯出漫不經心的樣子，他一邊吃飯一邊說：“現在國家不是還很困難嗎，我看再補一補就行了嘛！”
周福明一想睡衣拿到洗衣房去洗，洗衣房的同誌提的意見，就小聲嘀咕了一句：“您是主席。”
“噢，我是主席，主席的睡衣就不能補一補了？”主席伸向菜盤的木筷子沒等夾起菜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打量著周福明，說：“你不是也穿著補的衣服嗎？”
周福明聽到主席提到自己身上穿的這件補了半截的棉布衫，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有什麽辦法呢，家裏生活很困難，供應的布票不夠用，隻好在穿破了的衣服上打主意。他發明了二合一的辦法，自己動手把兩件舊的棉布衫拚湊到一塊。
“主席，你和我不一樣。”周福明解釋道。
“為什麽不一樣，就因為我是主席。難道我不也是人民中的一員嗎？”
主席的話說到這裏，周福明感覺自己的臉都漲紅了，主席能夠跟他一樣。周福明激動地當即表示：“主席我聽你的，再給你好好補補，你說什麽時間換我就什麽時間換吧。”
就這樣，這件睡衣又穿了一年。等替換下來的時候，周福明數了數睡衣上的補丁竟達67塊。
是主席沒有新的換嗎，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要說主席想吃什麽，想穿什麽，憑著他的地位，不用吭聲，隻要他自己不堅決拒絕，什麽享受不上！恰恰相反，我們的領袖身居高位，不居功自傲，嚴於律己，生活儉省，要求別人做到的事情他老人家首先自己做到，從沒有享受過什麽，講究過什麽，處處以身作則，克己奉公。
聽毛主席過去的衛士們說，在陝北楊家溝時，毛主席有一件補丁摞補丁厚似硬紙板的灰軍裝，衛士李銀橋準備扔掉它，於是拿著衣服去請示主席。主席接過灰軍裝，將它小心翼翼放在大腿上，捋平上麵的皺紋。像撫摸傷員一樣撫摸那件舊衣，說：“它跟我參加過洛川會議。”主席眼圈忽然濕了，茫然望著那件衣服沉入靜靜的回憶，片刻，他又曆數出舊衣的幾件“苦功”，歎口長氣：“這樣吧，用它補衣服。它可以繼續發揮作用，我希望能繼續見到它。”
主席在不同時期說過這樣一些不同的話：“我節約一件衣眼，前方戰士就多一發子彈。”“沒關係，穿裏麵別人看不見，我不嫌就行。”“我的標準，不露肉，不透風就行。”“現在國家還窮，不能開浪費的頭。”“沒有條件講究的時候不講究，這一條好做到。經濟發展了，有條件講究仍然約束自己不講究，這一條難做到。共產黨就是要做難做的事。”
曆史為毛主席留下了很多帶有一身補丁的形象。其實，他身上的補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內衣、內褲及粗線襪子上。而且這些補丁“千姿百態”，“不成方圓”。藍布頭、黃布頭、灰布頭，有什麽碎布就補什麽補丁。
進城後，毛主席要在香山雙清別墅接待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想找件好點的衣服換上。衛士長李銀橋在主席所有的“存貨”裏翻了又翻，選了又選，竟挑不出一件像樣的新衣服。毛主席隻好穿打補丁的衣服見張瀾、沈鈞儒、李濟深、郭沫若、陳叔通等知名人士。
主席的粗線襪子上總是帶著補丁，往往一伸腿襪子上的補丁就會赫然留出。他接見外賓時，衛士總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發上要收回腿，一伸腿就‘露餡’了。”久而久之，李銀橋將提醒的話精煉為一句：“小心，家醜，不可外揚。”
到60年代，主席仍然不變，外麵的製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的商店織補，內衣、內褲依舊是補丁摞補丁。主席一年四季蓋的毛巾被，有兩條毛巾被也沒有什麽“毛” 了，簡直像塊平紋布片，一條毛巾被有補丁73塊，另一條有補丁56塊。
他一邊啃窩頭，一邊流眼淚
主席在吃的方麵也不講究，他吃的東西大部分是普通家庭能夠做到的，幾乎不吃什麽山珍海味。
保健醫生徐濤多次勸毛澤東注意營養，改變飲食習慣，多吃點好東西，毛主席每次都搖頭。一次，他用筷子敲敲碗裏的二米飯望著徐濤說：“全國農民要是都能吃上我這樣的飯，那就很不錯了。你就可以來跟我提出那些建議了。”
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一些地區的人民生活極為困難。一天，一名衛士探親回來，帶了一個又黑又硬、摻雜大量粗糙糠皮的窩頭，含著淚水對主席說：“主席，我講實話，鄉親們就吃這個……”毛主席兩眼怔怔地盯著那個窩頭，雙眉緊鎖。主席掰窩頭的雙手一直發抖，費了很大的勁掰開一塊放進嘴裏。老人家嚼著嚼，流下了眼淚。毛主席一邊流淚，一邊將掰開的窩頭分給身邊的幾個衛士：“吃，你們都吃，都要吃一吃。這是農民的口糧，是種糧食人吃的糧食……”他吃著說著，最後哽咽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事後主席鄭重宣布：現在國家和人民都在受難，我們人人都要自力更生和艱苦奮鬥。他說：“老百姓吃定量了，我也應該定量嘛。是不是肉不吃了？”身邊的工作人員看到主席日趨消瘦的身體，不由地勸阻說：“主席你年紀大了，而目每天又有那麽多大事要辦，就別……”“不行，”主席立刻打斷了他的話：“我是黨中央主席，更應該帶好頭。從今天起，我們就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過定量。”
就這樣，在國家最困難的歲月裏，毛主席整整7個月沒有吃過一口豬肉。在他的影響下，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也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堅持不吃豬肉。
一次，遠道而來的印度尼西亞朋友贈送給主席62斤珍貴食品——燕窩。據說，這東西是金絲燕吞下海藻後吐出的膠狀物凝結而成，不僅是一種珍貴的營養品，而且還有防痰、止咳的作用，它是印度尼西亞的特產，印尼朋友特意送給主席品嚐。
但是主席不吃。他說；“這麽多珍貴的食品我一個人吃了那不是太浪費了嗎。把它擺到國宴上去，讓更多的人享用，這樣可以給我們國家節省一筆開支。”
主席讓身邊的工作人員把這些燕窩送到了人民大會堂。
1965年5目，主席回到了闊別已久的革命老區井岡山。
主席重上井岡山前在湖南的陳家山居住了一個多月，一個多月裏他竟沒有吃過肉。周福明把廚師做好的飯菜端到桌子上來，主席還是不動，素的可以，葷的就是不吃。有這樣一兩次，周福明和廚師商量再也不給主席做了。
究竟何因，周福明沒有問過主席。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此次來到井岡山免不了他老人家要觸景生情，浮想聯翩。那時紅軍生活艱苦，每人一天的生活費僅有五分錢。紅米飯，南瓜湯隨著井岡山的名字而馳名飛揚。主席忘不了井岡山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更忘不了那些為了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的老區人民。可一見到老區人民的生活還十分艱苦，主席的心裏能有滋味嗎。因此，主席這一舉動不言而喻地反映他老人家不忘艱難困苦，與人民群眾同甘苦、共患難的革命精神。
就是不去官園
1966年，主席從外地回到北京後提出要在遊泳池住下來。那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開始階段，主席的活動非常頻繁，要求見他的人也很多，每次不是去釣魚台就是人民大會堂，主席感到很不方便，所以選擇了靠近中南海西門的遊泳池。
遊泳池是供中南海幹部、職工遊泳的場地，毛主席本人也在此遊泳。北邊是個露天的水池，到了冬季露天的遊泳池不能遊了就轉向南邊的室內遊泳池。
從室內遊泳池正門走進去，是一個不大的過廳，過廳的右側是一間小房子，像是傳達室。其實是主席當初來遊泳池遊泳經常換衣服的地方，可以稱它為更衣室。過廳往北便是遊泳者休息的大廳，一座較高的廳堂。穿過廳堂就可進入遊泳池了。
主席要求住在遊泳池，可是這個公共場所哪有他老人家的住處？
主席說：“那個更衣室我看就可以。”小小的更衣室用來給主席辦公睡覺似乎顯得太狹窄。可主席不幹：“太小了怕什麽，隻要能擺個床鋪，有張桌子、椅子不就可以了嘛。”
主席最後十年的臥室、辦公室就在遊泳池裏的小傳達室。遊泳休息的大廳成為毛主席的書房兼會客室。從此，主席接見外賓大多是在這裏進行。人們在電影、照片上見到的主席接見尼克鬆、田中、卡翁達等外賓的書房就是遊泳池的書房。
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經中央批準在中南海外麵為主席建造一處住所，就是現在的“官園少年兒童活動中心”，住所很快就建好了，房子的質量很高，外觀也很氣派。
房子建好了該主席搬進去了，可主席就是不去，那時中央的領導像總理都出麵做主席的工作，主席仍堅持不去。周福明他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動員過主席：不去住看一看總該可以吧。
一次，主席因外事活動來到大會堂，身邊的工作人員商量準備利用回遊泳池的時候到新建的住所繞一下，順便讓主席看看。車子都準備好了，他們一告訴主席，主席馬上發話：“我又不去那裏住，有什麽好看的。我這麽一看，誰還敢去住。叫他們誰蓋的誰搬進去住好了。”直到主席去世也沒有人去居住過。
主席居住的住所遊泳池是建國初期蓋的房子，建築物基本上是木質結構，再加上是公共場所，年久失修，房屋的確陳舊，於是，有人動員主席仍搬回豐澤園去。主席說：“豐澤園我也不去。就住在這兒！”
之後，經中央同意，在距遊泳池很近的地方，又為主席蓋了棟新房屋“二0二”，建這棟房屋的質量比起官園要差一些，但比起遊泳池還是要強得多。
毛主席知道後也很不高興：“我講過，我就住在這裏，哪都不去。”
1976年7月28日，我國唐山豐南地區發生強烈地震，地震波及北京，北京市的居民紛紛搭起了抗震棚暫住。
地震後的幾個小時，中央考慮到毛主席的安全，決定把他老人家轉移到防震性較好的新建房子去住。
當時，主席病情比較重，搬到二O二是在主席睡著以後由警衛中隊的戰士用擔架抬過去的。主席睡覺醒來執意要回去。他得知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後顯得無可奈何。他用含胡不清的話說：“既然是常委們的決定，隻好如此。”
主席在這裏度過了他最後的四十餘天。
一碗“烏鴉麵”
六七十年代，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領導開會經常安排在主席住處，有時開會時間長了趕上大家吃飯時間，主席吩咐下去讓廚師做“烏鴉麵”，實際就是我們吃的炸醬麵。主席要求為每人就準備一碗，多了沒有。主席這樣做的目的他也說過：“我就是讓我們黨的高級領導到我這兒來有吃不飽的感覺，這樣就能想到我們的人民有的還在餓肚子呢。”
主席經常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你們說話辦事一定要和地方上的同誌商量著辦，不能用命令式。”“在別人的眼裏你們是我身邊工作人員，因此你們辦事說話要有分寸，特別注意不要驕傲。”
主席白天睡覺晚上辦公的習慣，外出視察也是如此，地方賓館、招待所的服務員，主要是分管主席住房的服務員，白天打掃衛生，晚上還要來值班。主席認為這樣影響了他們的休息。
主席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們在家衛生不是自己搞嗎？為什麽我們出來不能搞？不要給地方上的人民帶來麻煩。不要當老爺嘛。”
從1963年，周福明隨主席外出，衛生都自己搞。後來主席外出時生活用品也不使用地方上的了，周福明他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也不用地方上的東西了。到了賓館或招待所，每個房間都有毛巾、肥皂等起碼的生活用品，可工作人員都不用，他們自己從家裏帶。至於房間裏擺的水果，就是放爛也沒有人去動。地方的同誌為此向主席提意見，主席發話：“要吃可以，但必須掏錢。”
1971年，有一次主席在杭州對剛來身邊的工作人員發了火。
主席向來不願意同身邊的工作人員過多地單獨照相，照那麽一兩次留個紀念就行了。可是剛來的工作人員不知曉。那次地方上的群眾見到主席非常高興，希望和他老人家照個像，主席高興地答應了。同地方上的群眾照過之後，有的工作人員也拉著主席照，結果把主席惹煩了：“像不是和你們照過了嗎！照那麽多幹什麽。”
由此可見，主席一直警惕防止工作人員以在他身邊工作作為驕傲、炫耀的資本。
這是人民給我的待遇，他們無權享受
出於共產黨人的本色，主席始終功高不傲，以身作則，克己奉公。對親屬子女不循私情，嚴格教育，遵守製度。他的親戚生活有困難，主席慷慨解囊，出資幫助。有些親戚要求他出麵幫助謀取一官半職，主席嚴辭拒絕：“人民要說話的”，“不要有任何奢望”，“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宜由我推薦，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現，取得信任，便有機會參加工作。”有些親戚以為有後台，在鄉下驕傲起來，他聞訊後寫信給當地組織，轉告這些親戚，“要同鄉裏眾人一樣，服從黨與政府的領導，勤耕守法，不應特殊”。
周福明講：人們都知道，毛岸英，主席的長子，八歲時母親楊開慧犧牲後，在組織的幫助下，他同兩個小弟弟轉移到了上海，後來情況變化曾一度流落上海街頭，吃盡了苦頭。毛主席非常疼愛他，但仍然嚴格要求他，當岸英從蘇聯回到延安，毛主席便送他幾件帶補丁的衣服，叫他下鄉跟著農民去種田，說是讓他補上中國農業大學這一課。
朝鮮戰爭爆發後，主席把心愛的長子送到戰場，當時岸英正在一家工廠當黨總支副書記。一些同誌勸阻主席，說岸英在單位裏工作很忙，負有重要責任，就不要去朝鮮了。
毛主席先給他們講了一大通道理，最後說：“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去？”
兒子犧牲後，兒媳要求將遺體運回國內安葬，毛主席搖搖頭說：“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不是還有千千萬萬個誌願軍烈士安葬在朝鮮嗎！”
李訥是毛主席的小女兒，主席疼愛她，但從不溺愛。
李訥上中學後，吃住在學校，隻有星期六回家。學校在郊區，一旦有活動，天黑才能離校。衛士長李銀橋不放心，便瞞著主席派車去接。汽車不敢進，就停在校外僻靜處，然後由衛士進校找她，出校後再悄悄坐車回家。
這事不知怎麽被主席發現了，他嚴厲地批評了衛士長：“別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別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為什麽不行？不許用車接，讓她自己騎自行車回來。”
三年困難時期，李訥在學校吃不飽，臉色不好看。一天，衛士尹荊山問她是不是病了？李訥猶豫了半天才小聲說：“叔叔，我確實很餓……”
尹荊山心裏又急又難過。且不說他是毛主席的女兒，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餓成這樣，他也不能不管呀！於是他們搞點餅幹悄悄帶回學校去。
不料此事又被毛主席知道了，他厲聲道：“三令五申，為什麽還要搞特殊化？”
孩子長大成人，主席對他們的要求、教育仍一如既往。兩個女兒李敏、李訥先後搞過“四清”，去過“五七”幹校，同她們的哥哥一樣在人民群眾中接受鍛煉。
李敏、李訥就往在豐澤園南園的“鬆樹齋”，平時她們不能到主席的小灶來吃飯，都去中南海東八所食堂就餐，同機關的幹部、戰士一樣排隊買飯。隻有星期六才在主席這裏吃一頓飯，互相交流交流一些工作、思想情況。
周福明為此特意地探詢過主席；“主席，為什麽不讓孩子們一同吃飯？”
主席語重心長地說：“這是個待遇問題。他們在大灶上吃飯也是我掏錢，可在我這吃就不同了。我為人民做了一點工作，這是人民給我的待遇，他們無權享受。”
周福明想既然主席的子女都無權享受，那我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更沒有理田享受了。
可主席不這樣認為。他說：“不，你們和他們不一樣。你們每天二十四小時陪著我，這是他們做不到的。你們為我服務，也間接地為人民服務。我要感謝你們。”
李敏結婚以後搬出了中南海，很少回來。李訥雖說一直住在豐澤園，後來主席搬到遊泳池，她也幾乎不到主席這裏來。要來也像普通人一樣，經過身邊的工作人員向主席報告，主席同意了她才能見。有時主席工作忙，李訥來了也不見。李訥對此很體諒爸爸。
盡讀天下書
走進豐澤園毛主席故居，你一定會被裏麵那簡單的陳設所吸引。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最高領導人的住處，這裏既沒有富麗堂皇的宮殿，也無任何名貴的古玩字畫，除了一些樸實無華的生活必需品，就是到處擺放了大員的書籍。書架上、桌子上、茶幾上，就連睡覺的木床上也有一半碼放著一二尺高的書。主席完全生活在書的海洋中。
其實主席的書還遠遠不止這些。“菊香書屋”的西房，南邊過廳滑的五個書架，是專為主席個人藏書的地方，這裏藏書達幾萬冊，是解放後逐漸建成的一個門類比較齊全、又適合主席需要的個人藏書室。毛主席的藏書，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魯迅的全集以外，還有一些著名大部頭書，如《二十四史》、《四部備要》、《萬有文庫》、《古今圖書集成》，以及各種世界名著等等，基本上配齊了。
這樣的藏書室對主席來講，仍不能滿足他那讀書的欲望。主席還經常讓管理圖書的同誌向一些圖書館替他借書。北京圖書館第一號借書證就是毛主席的。在外地也還要借書，杭州、武漢、長沙、上海、廬山等地都有主席借書的記載。
毛主席酷愛讀書，他生活在書的海洋裏，這種起居格局，搬到遊泳池依然保持著，給每一位親眼目睹過的人們，特別是到過這裏的外國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對此有過細致的描述。他說：這是一間中等大小的房間，四周牆邊的書架上擺滿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著書。這房間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者的隱居處，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領導人的會客室。
毛主席讀書的範圍十分廣泛。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馬列主義著作到西方資產階級著作，從古代的到近代的，從中國的到外國的，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軍事、文學、曆史、地理、自然科學、技術等方麵的書籍，以及報紙、雜誌、字帖，還有各種各樣的雜書，像小人書、笑林廣集、古今滑滑稽聯等等。隻要是書，沒有主席不看的。他看書的速度也是驚人的，且記憶力過人，有時五六百頁的書讓他看用不了一天的工夫。
主席認為了解一個人物，認識一個問題，不要匆忙下結論，而是廣泛地閱讀有關方麵的書籍後再作結論。他曾對周福明講：“一個人的知識麵一定要寬一些，這樣看問題就不停留在一個方麵，能夠從多角度、多側麵觀察問題。”
毛主席一生不僅讀書廣泛，喜愛的書籍也不少，像《二十四史》就是主席最喜愛的書籍之一。這套浩瀚的曆史典籍從《史記》到《明史》一共828冊，3019 卷，主席從頭到尾通讀過幾遍。這套書平時就擺放在主席飯廳的書架上，主席外出視察工作，有時讓周福明把它們全部帶上，有時隻帶其中的一部分，大概是 1973年，主席相對地集中了一段時間，把《二十四》從頭至尾通讀了一遍，足見主席對它的偏愛。
還有一些書是與主席形影不離的，這就是在他的床上擺著的三排書裏緊挨主席睡覺這邊的一排。其他兩排書過段時間主席就讓秘書負責換一換，唯獨這排書他是不讓替換的。外出任何一個地方，無論路程遠近，不管時間長短，不用開書單，周福明必須專門用個小箱子單獨地把它們全部隨身帶上，每到一個地方首先把它們攤開，像在家一樣擺在主席睡覺的床鋪上。就連每次外出主席坐火車的這段工夫，周福明也要把這些書按次序在臥鋪上擺好。
這排書從主席睡覺的枕頭旁到腳底的順序大致是這樣的：枕頭旁是摞地圖，主席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時涉及到地名的，他都要搞清楚地名的方位。《中國地圖集》、《世界地圖集》、《中國曆史地圖集》、《中國分省新地圖》、《中國分省新圖》就是供他隨時查找的；接下來是詩詞方麵的，像《詩韻》、《詩韻釋要》、《詞綜》、《楊萬裏七絕鈔》、《唐詩別裁》、《宋詩別裁》、《元詩別裁》、《明詩別裁》、《清詩別裁》、《清詩評注讀本》等；然後是魯迅的書籍，像《朝花夕拾》、《兩地書》、《野草》、《書信》、《故事新編》、《且介亭雜文未編》；最後就是馬、恩、列、斯的書和他自己的書，有《共產黨宣言》、《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怎麽辦》、《論反對派》、《毛澤東選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學著作》、《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毛主席詩詞三十九首》等等。
在這裏特別要介紹一下的是，緊挨地圖集的裏麵有一個用鬆緊帶勒著的卷宗，裏麵存放著主席自己的全部詩詞手稿。主席一首詩詞寫完後，他總是要逐字逐句地反複推敲、斟酌，詩詞手稿放在床邊，就是使他感覺方便，隨時隨手都能夠拿到。
臥室床上的書全都算起來大概有幾百冊，三排一摞一摞地擺放著，有的定有一二尺高。看書的時候主席又把它們有的攤開，有的堆放，表麵看起來似乎顯得非常淩亂，其實在主席的頭腦裏書是怎麽碼放的，從哪拿這本，從哪拿那本，全都清清楚楚，井然有序。衛士在換床單時要特別仔細，對這些書籍一定要按著主席碼放的樣子，一本不差地恢複原樣。否則主席就認為打亂了他看書的程序，引起他的不快。周福明剛參加衛士值班時就遇到過這麽一次。他看見主席的床單該換了，便換了條幹淨的，但疏忽了把書恢複到原來位置。主席一上床就感覺到不對勁，對周福明發了火：“誰讓你動我的書，打亂我的秩序。多此一舉！”
周福明有了這次教訓，以後就十分留意臥室床上碼放的書籍，為了跟上主席該書的需要，對緊挨主席身旁的這一排書，他正是牢牢地印在腦子裏。主席每到一個地方，周福明都能迅速而準確地按原樣碼放在主席睡覺的床上。
主席不僅有與他形影不離的書，還有與他形影不離的字帖。毛主席是中國當代一流書法家，他愛好書法，尤其擅長草書。他喜歡讀字帖，特別是草書字帖，這是他的重要娛樂活動，也是最好的休息。
在草書中，毛主席最喜歡懷素的草書，懷素體的《千字文》使他老人家愛不釋手，天天都要翻一翻。這本懷素體的《千字文》還是田家英為主席收集來的，起先它是折子式的，並且破舊不成樣子。是田家英用精工裱起來，變成現在書的樣式。
周福明看著手捧懷素體《千字文》的主席問：“主席，你為什麽這麽喜歡這本書？”
主席顯出一種神秘的樣子：“你不知道哇，這是個和尚寫的，這個和尚和我還是老鄉呢，他寫了一手的好字。”
毛主席愛書、讀書、藏書，他也把書作為最好的禮物贈送給外國貴賓。
70 年代中日邦交關係開始正常化。1972年9目27日，毛主席在遊泳池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和外務大臣大平正芳及日方的陪同人員二階堂進。會見時，主席把自己讀過並畫有眉批的書《楚辭集注》送給田中角榮。田中角榮很高興，他通過翻譯問主席：這本書是送給他個人的還是贈送代表團的。主席知道後十分肯定地用手指著田中角榮說：“就是送給你的。”田中角榮欣喜若狂，雙手捧著《楚辭集注》，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禮節方式，一邊鞠躬，一邊連說：“謝謝，謝謝。”
過了半年，田中角榮又把主席贈送給他的《楚辭集注》複製品運送主席。主席也十分高興，一直把它收藏在遊泳池書房裏。
一日離不開書的人卻不能看書
把讀書學習視為生命，在書的海洋裏品嚐人生樂趣的主席，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自身身體的變化，他所遇到的困難越來越多，付出的代價也愈來愈大。
人們常常可以看到主席看書、寫字的形象，可很少有人見過他看書、寫字時戴著眼鏡。是主席的視力很好嗎，不是。他和普通的老年人一樣，上了年紀眼睛自然要老花了。可主席不喜歡戴眼鏡，除了看節目看戲非帶不可，平時看書他習慣用放大鏡，放大鏡在他手裏一直舉著，隻有動筆做眉批時他才肯把它放下。
毛主席究竟從何時起使用放大鏡，周福明也不知曉，反正他來到主席身邊工作的時候主席已經用上了。當時主席用的放大鏡是1951年九三學社贈送的，鏡框與鏡把是用象牙精製而成。除了放大鏡把上有“九三學社敬贈毛主席”幾個字，整個造型也很考究。用象牙雕刻的麥穗簇成的圓圈在與鏡把的連接處形成工業齒輪的圖案，象征著工農大眾所代表的全國人民對毛主席的敬愛之情。
1963年“五一”節前後，主席在上海居住。由於南、北方氣候幹濕程度的差異，放大鏡破裂了。放大鏡不能使用將會直接影響主席的辦公、看書。周福明馬上通過上海警衛處與當地的儀表局取得聯係，利用主席睡覺的時間將放大鏡拿去修理。大概是上午10點來鍾去的，為了不讓人看見放大鏡上的送給主席的字眼，周福明用膠布把放大鏡把來回粘了好幾層。當時主要是考慮到保密安全，修放大鏡始終打著為外賓的旗號，根本沒有提到主席。周福明希望盡快地把放大鏡修理好，說下午一點鍾外賓就要離開上海，實際是主席睡覺起床後要用。
事過四個多月，主席在北京收到了上海儀表局給主席的國慶獻禮——兩個放大鏡。主席試用以後感覺非常適宜，如獲至寶。毛主席使用的物品改變一種不容易，喜歡一種就更不容易。這兩個放大鏡很快得到他的喜愛，完全歸功於上海儀表局的同誌們，他們在製作過程中展示了上海工人的聰明才智和高超的技能。
原來，那次周福明在上海儀表局修好放大鏡走後，儀表局的同誌根據剛才修理時的測試，猜測放大鏡是毛主席使用的。他們參照主席的年齡認為這個放大鏡的倍數已不適合主席，下決心要為主席重新製作。在主席視力不能直接測試的條件下，經過反複試驗，他們終於取得了成功。毛主席高興地稱讚：上海工人很了不起。
放大鏡的鏡框和鏡把是用塑料做的，比起九三學社贈送的大出三分之二，兩個放大鏡大小相等，倍數也一樣，隻是在鏡把上有所區別，一個圓形，一個葫蘆形。放大鏡一個相對固定在床上，另一個放在桌子上，避免了看書時把它東拿西挪，毛主席使用起來方便多了。
70 年代，主席的身體開始多病，讀書時間長了，放大鏡在手裏老舉著感覺特別吃力。在此期間，王海容、唐聞生從國外帶回來兩個重量較輕的放大鏡，主席前後用了一段時間。直到1973年，上海工人又為主席做了一批放大鏡，一共十好幾個。這批放大鏡選料有機玻璃，薄薄的一圈有機玻璃固定鏡片，鏡把也做成空心的，大大減輕了放大鏡的重量。這樣的放大鏡很容易損壞，所以一批做了十來個備用。1975年8月，主席因患老年性白內障做了手術後，戴上了眼鏡，這時才放下了多年來使用的放大鏡。
毛主席晚年患老年性白內障是逐漸發展起來，從1972年起，他讀書學習就感到吃力，視力開始下降，他喜愛讀的一些書不得不印出大字本來滿足他學習的願望。
隨著時間的推移，到1974年，主席的視力嚴重下降，印出的大字本也解決不了他麵臨的困難。他的眼睛看東西越來越模糊不清，這對於讀書成癖的主席無疑是最痛苦的。
周福明了解主席生活的信條：飯可以一日不吃，覺可以一日不睡，書不可一日不讀。這一年主席在武漢時從故宮借來各個朝代的書法字貼、名作，前前後後足有三十多箱。有乾隆、光緒等的字，還有各種名畫，《三希堂》字帖也在其中。主席忍受著視力下降的痛苦，堅持看了二十多天，看完之後全部封好原封不動地送還回去。
主席的眼睛看不清書，便常常請別人讀，他利用自己的耳朵，借助別人的聲音沉浸在讀書學習的快樂之中。一些通俗易懂的書，在他周圍的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就給他讀了，詩詞、曲賦、散文及其他一些古典文學作品，就請專門從事這方麵工作的人員來給他讀，北京大學中文係講師盧荻就擔負過此任務。
1975年8目中旬的一天，剛做完白內障手術的主席僅過了一天就執意地讓醫務人員把蒙在眼睛上的紗布摘下來，他要讀書。醫生能夠治好他的眼病，卻醫不好他倔強的性格，他們為主席戴上手術後必須配戴的眼鏡。做過白內障手術的人都知道，白內障手術做完，眼睛不能直接看東西，要借助一種反光鏡，主席戴的眼鏡就起這樣的作用。考慮到主席平時讀書學習的習慣，毛主席使用的眼鏡是單腿的。當他左側臥看書時戴有右腿的眼鏡，當他右側臥看書時戴有左腿的眼鏡。
毛主席晚年盡管身體不適，體弱多病，但他老人家仍靠在沙發上或躺在床上手不釋卷、孜孜不倦地看書學習。他爭分奪秒，攻讀不輟，一遍又一遍地讀史、讀詩、讀筆記小說、讀魯迅著作、讀科學雜誌等等，直到他生命垂危的時刻。
主席最後索要的一本書是《容齋隨筆》，這是他一生中比較喜歡讀的一部有較高價值的筆記書。他在雙手已經不能自由活動的情況下，請身邊的同誌幫助他舉著書，吃力地讀幾段，以為快慰。
毛主席生活方麵的愛好是很廣泛的。他不僅喜歡雪、竹子、梅花，還喜歡爬山、曬太陽，更喜歡戲曲和遊泳。
踩 雪
1962年的冬天。北京落下了這年的第一場大雪。
周福明早晨起來走出房門，頓時眼睛一亮，他被眼前的景色驚住了。紛紛揚揚的雪花把整個豐澤園裝扮得潔白無暇。那屋頂上的積雪，那盛開著一朵朵小白花的鬆柏，那好似鋪了白毯一般的庭院，在四合院周圍紅色的大柱映襯下，周福明仿佛置身於一個童話般的銀色世界。
多麽壯觀的景象！
周福明備好毛巾，沏上茶，等著主席打鈴。隻要周福明值班，他就住在菊香書屋的東房，這兒離主席北房的臥室沒有多少距離，十幾步就走到了。
值班衛士的鈴響了。周福明用盤子端著毛巾、茶水沿著廊簷朝主席的住室走去。他穿過飯廳來到主席的臥室門口有意跺了下腳。臥室的燈已被主席打開，周福明繞過屏風來到主席的床前，主席這時已經睡醒。周福明為主席上茶、上毛巾。
“主席，外麵下雪了。”
主席聽說外麵下雪，頓時顯得格外地激動和興奮：“走，看看去。”他連睡衣都顧不上換，蹬上布鞋就往外走。周福明趕緊拿件衣服跟出去。
周福明來到北房門口，主席已步出廊簷，走下台階。地麵上的積雪霎時被他那一雙強而有力的腳壓得咯吱咯吱作響。他注意放慢腳步，仿佛側耳傾聽。他不住地喘著粗氣，呼吸著大自然的清新氣息。他還不時地扭動身體，舒展全身的筋骨。
周福明發現，走在雪中的主席童心未泯，猶如一個天真活潑的孩子。他專愛走有雪的地方，專愛用腳去踩雪，厚厚的積雪淹沒了他的雙腳，基至灌到了他穿的布鞋裏也全然不顧，完全自我陶醉在一片銀色的世界中。
“主席，天氣冷，披件衣服吧。”周福明緊跟兩步提醒他。
“下雪不冷，化雪才冷呢！多長時間沒有感覺這樣輕鬆了。”主席照踩地麵的雪，不時回身望望自己的腳印。
看著主席的樣子，周福明再也不忍心打擾他了，隻是默默地隨其身後。
主席走了一會兒，隨口問：“小周，你喜歡雪嗎？”
周福明想了片刻，坦率地回答：“也喜歡，也不喜歡。”
大概是周福明的回答讓主席感到了吃驚。他突然停下腳步轉向身後的周福明，“說說你怎麽不喜歡。”
“過去在家的時候，我們既種地又撈魚。到了冬天就是下雪天，父親仍要帶我下河破冰撈魚。父親總愛不穿鞋，不管你怎麽勸他也不聽。我常常看到父親那凍裂的雙腳流出了血滴在雪地裏。所以我就不喜歡冬天，不太喜歡雪。”
“你說服不了父親就希望於老天。老天可不聽你的。”主席風趣地笑了。“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不能全盤肯定，也不能全盤否定。和你相比，我喜歡雪。一下雪，對人的健康有利，於莊稼有益。有了這場大雪，明年該是個豐收年了。”
周福明這才明白主席喜歡雪並不是隻從單一的欣賞角度，而且還從農業的需要。主席不愧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從此以後，隻要下雪，周福明馬上告訴主席。平時主席工作起來是很少出來活動的，也隻有雪才能中斷他看書、工作。
進入70年代，主席年事已高，出來活動的時間越來越少。唯獨每次下雪他仍不放過。一場大雪過後，為了讓主席持續幾天欣賞雪，踩到雪，周福明還想了個辦法。主席居住的遊泳池與中南海之間僅隔一條馬路。一到冬天，中南海的湖麵結上厚厚的一層冰，雪落在冰上不容易化。周福明就組織警衛戰士，把中南海上的雪用筐抬到遊泳池前的院內，主席非常高興。他踩在雪地裏來回走，顯得很過癮。
愛 竹
毛主席居住過的地方基本上都種有竹子。從湖南的韶山到井岡山的八角樓，從中南海豐澤園到遊泳池，還有他經常到過的地方——杭州的劉莊、汪莊，武漢的東湖、梅嶺一號和長沙的蓉園等都可見到茂密挺拔、四季常綠的青竹。唯獨杭州劉莊的竹子最為特別，除了青竹，還有紫竹、方竹，品種比較多。
中南海豐澤園以前是不種竹子的。毛主席從香山雙清別墅搬到這裏後才在院裏種了四片。進門的左、右各有一片，剛進小院又是一片。這三片竹子占地麵積都不大，最大的要數後院的那一片。
遊泳池也同樣如此。1966年8月，毛主席搬進遊泳池。這裏起先也是沒有竹子的，是園林工人在院子的西牆角開了片地種了些竹子。主席散步時常到這裏賞竹。
毛主席的住處不僅有竹子，就連他用的地毯圖案也是竹子的。
喜梅，卻把梅花搬走了
毛主席同喜歡竹子那樣喜愛梅花。周福明剛來豐澤園時曾看見過菊香書屋的西房通往頤年堂的過道擺放著梅花，它的品種不僅僅有紅梅，還有綠梅。可後來不知何因梅花不見了。
毛主席對種植花草樹木有著他自己獨特的見解。他不主張庭院裏擺花，更不主張室內擺花。他曾對周福明講，花在白天對人體是有益的，可在晚上就沒有什麽好處。晚上它吸的是氧氣，吐出的是二氧化碳，反而對人身體有害。主席多次建議，擺花要把它擺到公園裏去，那是公共場所，人們在緊張工作之餘能夠到那裏觀賞。種花草樹木，主席還主張，既要講究觀賞價值，還要講究實用價值，要多種一些經濟價值高的作物，既能夠開花，又能夠結果。
主席的這些主張，把梅花撤走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這並不意味著主席從此不愛梅花。相反，在他的內心深處依然是愛戀梅花的。
“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
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
隻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
她在叢中笑。”
主席的這首《詠梅》將他愛梅、喜梅、讚美梅花的性格特點反映得淋漓盡致。
這首詞發表後，外界都了解主席喜歡梅花。有的工廠開始在主席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上打起了主意，他們把梅花的圖案設計在塑料台布上、筆筒上、腕上、湯勺上……主席都挺喜歡。他不用出門就可看到淩寒盛開的一朵朵小梅花。
爬 山
毛主席喜歡爬山。五六十年代，杭州的大小山峰，主席幾乎都爬遍了。從爬的次數上來講，最多的要算杭州的丁家山。
了家山說山並不是山，實際是個小丘陵。它與主席在杭州時常居住的劉莊距離不遠，主席去那裏很方便。
毛主席通常是下午起床後就帶著身邊的工作人員上山了。他們沿著彎彎曲曲的石徑走上丁家山頂，最多也就是半個來小時。主席並不是為了單一的爬山而爬山，他主要是利用爬山換換空氣和環境。周福明每次動身前都要為主席準備好水、書、筆…… 主席在山上呆兩三個小時後就下山來吃飯。
60年代，毛主席還喜歡曬太陽。曬太陽也是鍛煉身體的一種辦法。
在天氣允許的條件下，主席一個星期能曬兩三次太陽，一次不下二十來分鍾。每次曬太陽時，周福明事先在太陽底下放把椅子，用屏風把它圍住，主席就坐在其中。
賞 戲
無論是對大雪的迷戀，對竹子、陽光、爬山的鍾愛，還是對梅花的讚美，都不能與主席愛好戲曲和遊泳相媲美。特別是70年代，主席年事已高，身體狀況明顯不佳，很少漫步丁家山，沐浴陽光下，隻有對戲曲和遊泳一如既往，始終沒有間斷。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聽戲曲和遊泳構成了主席晚年文娛體育、生活的二部曲。
毛主席對我國民族文化傳統的藝術表演形式十分喜歡，經常欣賞京劇與相聲合璧聯演。許多京劇表演藝術家如李和曾、馬連良、譚富英、馬長禮、趙燕俠等和相聲表演藝術家侯寶林、郭啟儒、馬季、唐傑忠等等，多次應邀到中南海演出。
60 年代每個星期的三、六晚上中南海春耦齋都有舞會，舞會不可能次次邀請藝術家們來演出，在沒有藝術家們的表演下，主席來春耦齋期間，他跳完一支舞曲，擴音器就放一段京劇。是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點聽的，基本都是主席喜愛的。為了便於選擇欣賞，京劇唱腔音樂的唱詞幾乎都鉛印出來，並且列出了目錄。《京劇現代戲唱詞目錄》裏至今還保留著當時身邊的工作人員為主席點的京劇節目。我們不妨把它寫出來，讓人們了解一下主席喜歡聽的現代京劇。這本唱詞隻是許多中的一本，唱詞目錄共46個，75頁。旁邊的時間是工作人員便於掌握一支曲子的時間而標注的。
1、蘆蕩火種（智鬥）——趙燕俠、馬長禮 6′5″
5、智取威虎山（一）——紀玉良唱 3′57″
10、白毛女（一）——李少春、杜近芳唱 3′41″
13、箭杆河邊——張學津唱 7′39″
17、黛諾（五場、長刀擊石）（一）——關鷫鸘唱 6′22″
20、延安軍民（一）——尚長榮唱 3′52″
26、洪湖赤衛隊（一）——李慧芳唱 13′10″
30、節振國——徐榮奎唱 2′30″
32、杜鵑山（一）——李麗芳唱 3′05″
34、烈火裏成長（一）——關化鵬唱 3′24″
38、李雙雙（一）——雪湘蓉唱 6′52″
44、千方不要忘記——李和曾唱
毛主席對我國的藝術瑰寶京劇極為內行，許多的京劇唱詞他都會唱。台上京劇藝術家們表演，他在台下也情不自禁地跟著哼唱，手還不住地接點在大腿上拍打，十足的京劇戲迷味道。對相聲也是如此，他特別愛聽的相聲段子是《醉酒》，聽一次引發他笑一陣。主席笑也很注意把握分寸，難得縱情哈哈大笑。對此，侯寶林曾經有過一段回憶：他常常看見毛主席努力克製自己，不笑出聲來，有時候竟憋得臉色發紅。侯寶林記得50年代僅僅有一回毛主席忘情地大笑了，而且笑得喘不過氣來，一邊笑一邊擺手，意思是說，實在忍不住了。這是在侯寶林說到一首七拚八湊的打油詩的時候，這是首什麽“詩”呢？是這麽四句，“膽大包天不可欺，張飛喝斷當陽橋，雖然不是好買賣，一日夫妻百日恩。”這真是要算侯寶林的幸運。周福明在主席身邊這些年都沒有見過他笑得如此開心。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表演藝術家們不再受到邀請來中南海為毛主席及中央領導同誌演出了，主席隻能借助唱片、磁帶欣賞京劇與相聲。60年代主席還是聽唱機，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後才把它淘汰，聽上了錄音機。那時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先後錄的唱片、磁帶有好大一批呢，唱片不下千張，磁帶有幾百盤。主席每次外出視察，周福明都要把磁帶帶去。為了搬運方便，周福明還專門為這幾百盤的錄音帶設計了一種木箱。打開木箱，裏麵有一個個的小木格，一個格子裏放兩盤磁帶，拿起來也方便。木箱共做了十個，每箱能裝56盤。主席聽的錄音磁帶還不像我們現在聽的，比現在落後些。磁帶是圓盤的，聽的時候帶子由這盒往另一空盒裏轉。
如此大量的磁帶內容也是包羅萬象。除了京劇唱腔音樂與相聲段子，有歌曲、舞曲、外國音樂、民族樂曲，像閔惠芬二胡獨奏、劉德海琵琶獨奏、俞遜友苗子獨奏，還有地方曲種湖南花鼓戲等等。
京劇唱腔音樂的磁帶數量最大，傳統京劇和現代京劇足有上百盤。別說唱詞就是京劇曲目也要讓人看老半天的。毛主席聽戲還是比較集中的，對傳統的老生戲非常喜歡，而且特別熟悉。李和曾的《李陵牌》、《彝陵之戰》、《逍遙津》、《空城計》、《四郎探母》，言菊朋的《文昭關》、《汾河灣》、《寶蓮燈》、《臥龍吊孝》、《空城計》、《二進宮》和新豔秋唱的《遊龍戲鳳》，譚富英的《斬馬謖》、《打鼓罵曹》、《禦碑亭》、《將相和》，馬連良的《四郎探母》、《借東風》，高慶奎的《逍遙津》、《轅門斬子》和馬長禮的《文昭關》、《沙橋餞別》等等都是主席常聽的。相聲段子也是如此。侯寶林說的相聲段子，主席都有錄音帶，聽的次數多的有《醉酒》、《夜行記》、《賣布頭》、《離婚前奏曲》、《戲劇雜談》、《三棒鼓》等。
工作人員說不上天天給主席放錄音，可也是經常的，每次放一二十分鍾，最多不超過半小時。像傳統的老生戲，放上一兩段時間就差不多了，有時再放一段相聲。
毛主席欣賞京劇和相聲，不僅僅是出於單純的喜歡，也有著它一定的務實性。欣賞過程中能夠使人精力分散適當消除大腦的緊張疲勞，是一項不花體力、不用出屋、隨時隨地不受任何條件限製的簡單可行的休息方法。所以對此主席從未間斷，外出視察也是如此。主席到一個地方都要看地方戲，他每次去湖南，湖南花鼓戲就是必看的。他對家鄉戲的喜愛不亞於京劇、相聲，像湖南花鼓戲《打銅鑼》、《補鍋》，主席不僅多次看舞台表演、電影，還有這些節目的錄音帶隨時可聽。浙江的《采茶歌》主席也很喜歡聽。
1975年8目，主席要做白內障手術，在他上手術室之前，他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去放嶽飛的《滿江紅》。這首曲子是上海昆曲劇院演員嶽美緹演唱的。她演唱的這首曲子高亢、有力，充分表達了一個愛國誌士的寬廣胸懷和偉大抱負。主席平時就喜歡這首詞，他聽著鏗鏘樂曲，步履蹣跚地來到手術室坐下，樂曲仍然在他的耳邊回響：
“怒發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萬裏長江橫渡
遊泳對於主席可謂曆史悠久。他自兒時就與遊泳結下了不解之緣。
毛主席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他小的時候體質比較弱，就有意識地鍛煉身體，常在宅院前麵的池塘裏遊泳。後來還常和同學到湘江去遊泳。堅持遊泳使他的體質增強了，為以後投身革命鬥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在他的花甲之年，他覺得在遊泳池裏遊泳不堪大展宏圖，迷戀昔日在江河湖泊的暢遊，決心從小小的遊泳池裏遊出去。主席遊過長江、湘江、贛江、珠江、錢塘江；遊過北戴河；還遊過北京十三陵水庫、湖南韶山水庫、湖南滴水洞水庫、江西蘆林水庫、武漢東湖等等。
毛主席遊泳的技能不錯，側遊、仰遊、潛水、踩水無所不能。側遊和仰遊居多，尤其喜歡仰遊。仰遊時主席平穩地躺在水上，兩手交叉置於腹部，兩腿一動不動，雙腳微露水麵，如同在床上睡眠一般，安詳地休息。他還能夠雙手懷抱右腳或者左腳反複地揉搓。
毛主席每次遊泳，身邊的工作人員要陪著他下水，時間長了，身邊的工作人員的遊泳技術也都有了很大的長進。周福明可以模仿主席躺在水中的姿勢，可他的雙臂隻能伸直，不能像主席那樣雙手交叉置於腹部，他手剛一過來還沒有互相挨上，身體便向下沉。至於主席那種神情怡然自樂的樣子，周福明隻有望而興歎了。
毛主席曆來認為遊泳可以強健體魄、鍛煉意誌，而且還能培養一種勇猛無畏的精神。他以非凡的氣魄和膽略多次暢遊長江，自1956年至1966年，毛主席在武漢暢遊長江達14次。毛主席暢遊長江的壯舉是他遊泳生涯中的光輝的一頁。
萬裏長江，浩浩蕩蕩，一瀉千裏，氣勢磅礴。曆史上無數文人墨客，麵對奔騰到海不複回的滔滔長江水，生發出無窮無盡的感慨；也不知有多少賢才將士麵對滾滾東去的江水，望江興歎。“俱往矣，數鳳流人物，還看今朝。”當代中國人民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卻要以其頑強的毅力和雄偉的韜略去征服長江，到長江中搏擊風浪。
1956 年5目31日，毛主席乘專列從長沙到武漢，專列停在武昌鯰魚套時，毛主席突然提出要到長江遊泳。當時擔任武漢市委書記的張平化回答他老人家：今天到長江遊泳太倉促，等準備一二天再遊吧。毛主席說：“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今天一定要遊。”這是毛主席第一次暢遊長江，曆時2小時零5分鍾，遊程約26華裏。
6月2日、6月3日，主席連續兩天暢遊長江，遊程都在20華裏以上。暢遊長江的激情使毛主席詩興大發，6月3日晚，他欣然命筆寫下了氣勢磅礴的詩篇《水調歌頭?遊泳》。
“才飲長江水，
又食武昌魚。
萬裏長江橫渡，
極目楚天舒。
不管風吹浪打，
勝似閑庭信步，
今日得寬餘。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風檣動，
龜蛇靜，
起宏圖。
一橋飛架南北，
天塹變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斷巫山雲雨，
高峽出平湖。
神女應無恙，
當驚世界殊。
更加令人驚詫的是，1966年，毛主席以73歲高齡創造了頂5級大風、曆時1小時零5分、遊完30華裏的記錄。
主席遊長江的時候，身邊的工作人員心裏非常緊張，個個手裏攥把汗。主席遊泳喜歡紮猛子。一猛子紮下去，半天頭才露出水麵，而且距他開始紮猛子的地方已好幾米遠。在遊泳池還好，不管他紮到哪，透過清澈如鏡的水麵總能找到他。可到了長江就不行了，渾濁的江水擋住了衛士和警衛戰士的視線，他們個個都拚命地瞪大眼睛緊張注視著。遊的過程中，他們還圍成一個圓圈把主席圍在中間。圈子圍得又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照顧不過來主席，太小了又影響主席遊泳，他會不高興的。
這一年正趕上主席身邊隻有周福明一人，他真是跑前跑後，忙這忙那，就這一次周福明還差點出事。那天，周福明和警衛戰士一道護泳在主席周圍，離他們不遠處一艘“W56”號輪船護隨著。快要到達目的地了，周福明奮力向“W56”號輪船遊去。他每次先一步上船為主席做準備，把睡衣、熱水、毛巾備好，等主席一上來馬上給他披上睡衣，擦幹身上的水。由於在江水裏遊了近一個小時，周福明突感兩腿一陣疼痛，糟糕，腿抽筋了。周福明馬上向輪船上的人招手，意思讓輪船趕緊靠過來。可誰知輪船上的人偏偏理解錯了他的意思，以為是讓輪船走開呢，輪船一下離去了。周福明這下傻眼了，幸虧後麵又過來一條木船。
這次主席暢遊長江的消息公開並向全世界發表，全國人民為之歡欣鼓舞，許多遊泳健兒爭先恐後湧向長江，經受大風大浪的考驗。
過去夏季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經常安排在北戴河、廬山。主席每次去這兩個地方，除了開會，幾乎天天都要下水遊泳。其他的中央領導有的也去遊，可是沒有主席遊得多。為了讓與會的領導遊泳時得到休息，所以北戴河、蘆林水庫中央都人工設立了一個木製平台，約有十米見方的麵積，四周都用繩子固定。
主席遊泳之前，周福明先讓警衛戰士搖船把主席休息時要用的物品茶水、香煙、毛巾、睡衣，以及椅子之類送到平台上去。主席遊累了，便上去休息，他坐在木椅上，手裏夾支煙，邊喝茶邊與同他一道遊泳的工作人員和警衛戰士聊天，有說有笑。
無論陰天下雨，主席總不間斷。在水庫還好，晴天和下雨沒有太大的區別。可北戴河就不同了，俗話說：海上無風三尺浪。遇上陰天刮風，海上掀起一層層巨浪，翻騰的巨浪掀起一尺多高，可它仍阻擋不住老人家奔向大海的決心。隻要主席一聲令下，衛士和警衛戰士就馬上跟著他，一起衝進大海。
主席說要遊泳從來沒有遊不成的，所以周福明在主席身邊工作期間，還沒有見過誰敢去阻攔他。毛主席最後一次在湖南長沙遊泳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次遊泳對周福明來講印象也實在是太深刻了！
1975年的1月，主席在湖南長沙居住時提出，他要下水遊泳，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感驚訝。從1974年開始，因病情加重，主席大約半年沒有下水。可主席提出了他們必須執行。經過與地方同誌的聯係，主席來到湖南省委的體育遊泳館。
陪主席遊泳的每一位同誌的心情都很沉重，他們很是擔心。主席走路都要由人扶著，下到水裏能行嗎。周福明的心裏更不是滋味，他幫主席換衣服的時候，看到主席右側髖骨上的褥瘡根本沒有恢複，他遲疑了好半天，主席讓他用膠布貼一下，然後帶著傷下了水。周福明和工作人員攙扶著主席走向扶梯，王宇清、李連慶旱已下水，等在扶梯的兩側。主席和往常一樣，背對著水艱難地一步一步走下去。水剛沒到大腿他停下了，主席習慣地蹲下身去站起來，再蹲下身去再站起來，反複幾次，使全身先適應一下水中的溫度。突然，主席兩手一鬆兩腳一蹬遊了出去，他先是仰遊，又改成側遊，不時地改變遊泳姿勢。主席遊泳比在岸上強多了，他在岸上行動不便，可到水裏行動還是比較自如，仍能遊出一些花樣，令在場的人們無比激動。當時主席也很高興，風趣地對周福明講：“明天還要到這個大澡盆裏洗澡。”
這次遊泳開始計劃隻遊十分鍾，可主席一下遊了二十來分鍾，而且連續四五天下水，一天比一天遊的時間長，到最後一天主席竟遊了四十分鍾。
最後一天主席感覺的確是累了，他遊到扶梯旁試圖自己上來，可顯得力不從心。眼明手快的周福明用左胳膊一下將他攬住，主席搭著周福明的肩膀，借助別人的力量上來了。誰知這一瞬間被當時在場的一位地方同誌攝入鏡頭，一直保存至今。
在毛主席誕辰一百周年時，周福明應中央電視台拍攝的文獻專題片《毛澤東》攝製組的邀請，拍攝外鏡來到長沙，意外地發現了這張照片，他如獲至寶。
長沙是主席遊泳生涯中的最後一站。那次外出視察，後來還到了杭州，他沒有要求下水，回到北京也不再遊泳了。許多人不理解主席最後這次遊泳為什麽選擇在長沙。憑周福明的直覺，因為主席兒時第一次遊泳是在湖南，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落葉歸根”吧！
（摘自《毛澤東晚年生活瑣記》中央文獻出版社）
神秘的“外賓”要理發
事情應該從1959年說起。
這一年，23歲的周福明代表理發行業出席了杭州市青年社會主義建設積極分子表彰大會。這次會議上，他被評選為理發行業的“青年標兵”。也許正是因為他當了標兵，才發生下麵的事情——
12月26日那天，整個時美理發室熱鬧非凡。快到新年了，人們都希望以嶄新的麵貌投入到新的一年。前來光顧的顧客絡繹不絕，整個理發室呈現著節日前的歡樂氣氛。
臨近11點鍾，時美理發室所屬的杭州市上城區區委趙書記，從緊張忙碌的人群中找到周福明。
趙書記用十分慎重的語氣問：“理一個發最多需要多長時間，半個小時能不能完？”
“半個小時估計沒有問題。”周福明根據以往的經驗回答。
趙書記讓周福明隨他一起來到店領導辦公室。
走進理發室領導辦公室，周福明看到那裏坐著兩個人。經趙書記介紹，才知道他們是浙江省公安廳的。其中有一位叫王文和，是個科長；另一位姓馬，叫什麽名字記不清了。
見周福明進來，王文和科長開門見山地說：“小周，現在杭州飯店有個給外賓理發的任務，組織上決定你去，請你馬上帶好工具和我們一起走”。
去飯店給外賓理發為什麽還要讓自己帶工具？哪個飯店沒有理發室？卻由不得周福明去想，他趕緊回去收拾。所謂工具就是一把推子、一把梳子和一把刮胡刀，一個挎包就裝下了。
周福明隨著省公安廳的同誌來到時美店門口，一輛吉普車正在那兒等候。
很快，周福明被接到了延齡路13號，當時的省公安廳接待五處。待了沒多長時間，周福明又被送到了汪莊。
到了汪莊，接待人員先陪同周福明吃了飯，然後把他獨自安排在2號樓的理發室。
汪莊這個地方，對周福明來說既熟悉又陌生，它坐落在西湖之畔，為美麗的西湖增加了一分景致。解放前這裏曾居住過一位很有名氣的茶商，姓汪，汪莊因此得名。茶商居住的年代，很少有人到此。解放後，浙江省委在此設立了省委接待處，這就更少有人到此。這樣無形當中就給這絢麗多姿的風景區帶來了幾分神秘的色彩。
此時的周福明心裏不斷地打鼓。去杭州飯店給外賓理發？怎麽一個外賓的影子都沒有見到。把我接到這，接到那，還等什麽呢？周福明思前想後，總覺得有些蹊蹺。
時間仿佛也和他作對。以前周福明從未感覺到像今天這樣時間難熬，時針都停滯了，半天也不挪動一下。他真如同熱鍋上的螞蟻，不停地在理發室來回踱步。
門終於開了。隨著一陣腳步聲，走進兩位陌生人。一位年紀較長，一位年紀較輕。周福明馬上迎上去，兩眼閃著詢問的目光。
經他們自我介紹，才知道，那位年紀較長的是浙江省公安廳廳長王芳，年紀較輕的是王芳的秘書。
秘書十分客氣地對周福明說：“我陪首長來是想請你為他理個發。”
“當然可以。”周福明爽快地答應了。
雖說不是他所期望的，可畢竟為苦思冥想的他帶來了活的氣息。再說王芳這位全省赫赫有名的人物，是周福明理發工作中所遇到的第一位大人物。周福明全身心投人，絲毫沒有馬虎。
在王芳之後，又陸續地來了三位同誌。都讓周福明為他們理發。
來的時候他們也都自我介紹：有個自稱李衛士長，有個叫侯波的是位女同誌，還有個伍一處長，是省公安廳的。
從來沒有和領導打過交道，也不知道衛士長究竟是幹什麽的，所以周福明對那位自稱李衛士長的人也沒有在意。
在給這四人理發的時候，周福明並沒有注意什麽。他們走了之後，周福明回頭一想，怎麽同這四位聊天，都是一個內容，有些話如同出自一個版本，幾乎一字不差。如問：以前給外賓理過發沒有？給生人理發緊不緊張？理次頭發需要多長時間？半個小時內能不能完？……
“對！這都是提前商量好的。他們的目的是想通過理發試試我。”周福明暗自地說。
此時，周福明把在時美理發室趙書記找他談話，浙江省公安廳的兩位同誌交給他理發任務，到剛才給那四人理發聯係在一起，他剛撂下的疑雲又悄然而生。著實嚇了一跳
晚10點來鍾，周福明又一次坐上轎車出發了。轎車沿著杭州夕照山和南屏山之間的彎曲大道，快速地行駛。
望著窗外那一排排樟樹、鬆樹從眼前掠過，同福明仿佛又墮入一個變幻的迷宮。
說是要到南屏遊泳池。周福明不斷地思索，給外賓理發和去遊泳池怎樣才能把它們聯係起來，完全是風馬牛不相及。
車停了，周福明的思路被打斷了。出人意料的是，接待他的就是下午在汪莊理發室那位自稱李衛士長的人。
俗話說：一回生，二回熟。一天之內能連見兩麵，按說這也算緣分，何況在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
此時，李衛士長告訴周福明：“我是毛主席的衛士長。今天接你來是請你給毛主席理個發。”
什麽、什麽，毛主席的衛士長，給毛主席理發！周福明筒直不敢相信。
李衛士長這兩句話語調雖然很和緩，可猶如兩顆重型炸彈，在周福明耳邊爆響。
在周福明的記憶裏，毛主席是在首都北京，每當想起他老人家，總是和北京的天安門緊緊地連在一起。怎麽能在杭州見到全國人民所敬仰的偉大領袖？周福明既疑惑，又有種說不出的激動。
“給主席理友有個要求，希望能夠快一些。”李衛士長向周福明提出。
周福明點頭答應。
“去吧，千萬不要太緊張。”李衛士長說罷，帶著周福明走進遊泳池。
遊泳池內看上去非常普通，除了由綠色瓷磚砌成的半截牆圍，絲絨布做成的窗簾，看不出它的特別。唯一特別的就是在他們進門的這側池邊，往前不遠，立著一扇屏風。
周福明隨李衛士長走到跟前，隻見屏風後麵不大的地方，順著牆放著一張單人床，緊挨著床放著一張桌子，桌子旁邊放著一把椅子。顯然這是主席臨時休息的地方。
李衛士長讓周福明稍等一會幾，自己從屏風前的另一扇門出去了。
周福明的心都要從嗓子眼裏跳出來。他知道馬上就要見到毛主席了。他接捺不住激動的心，兩眼緊盯著李衛士長走去的那扇門。
很快，毛主席在工作人員封耀鬆的陪同下走進來。
雖說此時的周福明已有些思想準備，可畢竟還是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
毛主席身材魁梧、精神抖擻、步伐穩健，在室內燈光的映襯下，他那寬闊的前額上泛著微微的光亮。
主席身著一件長布睡衣，腳蹬一雙圓口黑布鞋。從沒有係緊的睡衣下露出裏麵的襯衣、秋褲。他手裏還攥著一本書。生活中的主席看上去非常的平易近人，但仍然不失領袖風采。
主席微笑著向他走來，邊走邊伸出那巨大的右手。
周福明感到周身的血都好似沸騰了，臉也漲得通紅。他迅速地向前迎了上去，握著主席那溫暖、寬厚的手，一股暖流注入心田。
“主席，您好！”好不容易從嗓子裏冒出這幾個字。
“你就是要給我理發的周師傅？”主席笑著打量周福明。
“是的，您就叫我小周吧”。周福明連連地點頭。
“不，是師傅嘛。”
工作人員小封從屏風後麵搬出把椅子示意主席坐下，然後出去了。
整個遊泳池就留下主席和周福明了。
主席坐下，隨手打開手裏的書看了起來。
周福明這時才發現主席帶的那本書是《二十四史》的一本分冊，書不厚，是線裝的。
這次理發按主席的意思沒有洗頭，上來就理。
這是周福明平生以來最緊張、難度最大的一次理發。主席當時正在聚精會神看書，周福明想絕不能同以往那樣，隨意擺弄老人家的頭。要隨著主席看書的姿勢為他老人家理發，決不幹擾他看書。
當時正值杭州最冷的天氣，周福明來的時候，身穿一件絲棉棉襖。此時他的心情比較緊張，再加上冬季室內遊泳池裏的熱氣一蒸，身上的棉襖也穿不住了，汗珠從額頭上滲出。
他索性脫下棉襖，隻穿裏麵的襯衣。
主席似乎看出他的心情。為了消除他的緊張情緒，他放下手裏的書，主動地和周福明拉家常。
“你叫什麽名字？”
“周福明。”
“多大歲數了？”
“24歲”
“結婚了沒有，家裏還有什麽人？”
“我年初剛結婚，家裏還有父親、母親。愛人同父母生活在一起。”
隨著一陣濃重的湖南口音，周福明倍感親切，一股腦地全都告訴主席。
主席又問：“你是本地人嗎？”
“不，是江蘇人。江蘇邗江縣。我小的時候，老家叫江都，後來不知怎麽又改成邗江了。”連周福明自己也不知道，主席的一句話，怎麽引出他那麽多話。
“對，是應該叫邗江。”主席十分認真地說。“你的家鄉在曆史上就叫邗江，隻是後來劃到江都去了，現在重新劃歸回來是正確的，要尊重曆史。”
主席還能把邗江所隸屬的揚州地區其他縣說得一清二楚。這些就連周福明這個本地人也搞不那麽清楚。
頭發理完了。主席似乎知道接下來該輪到刮胡子了。他的嘴不由自主地鼓漲起來。
周福明想這一定是主席為了配合自己而作出的姿勢。
周福明告訴主席，就像平常一樣自然放鬆。至於刮到哪，他自己會用兩個手指撐一下的。
時間一秒一秒地過去，周福明憑著他自己過硬的技術，不到20分鍾，幹淨、利索地為主席理了發，修了麵。
“謝謝你，周師傅。”主席一邊起身一邊微笑地對周福明說。
“主席，不用謝。”
“你為我服了務，哪有不謝的道理。”
望著主席認真的樣子，周福明不好意思地低下頭。能夠為老人家理發這是他一生的榮幸。
“周師傅，會遊泳嗎？”主席探詢地問。”
“會！”同福明不假思索地脫口而出。
“好，我讓你同我一起遊泳。”
周福明激動得不知如何是好。會天晚上在杭州能夠為全國人民所仰望、崇敬的偉大領袖理發，這已是他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事。現在居然還能同主席一起遊泳。
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不知何時進來了。主席也到屏風後換衣服去了。
周福明經過和主席剛才的接觸，渾身輕鬆多了。他換好遊泳池備用的遊泳衣，跳到水裏，痛痛快快遊了一番。
上岸後，周福明依依不舍地告別了主席。
這次之後，周福明住進汪莊，留在浙江省接待處工作。當時由於毛主席的行蹤對外是絕對保密的，周福明暫不能回到時美理發室也是自然而然的了。
走進中南海
1959年底到1960年初，毛主席帶領一個讀書小組外出，杭州就是此行的第一站，後來主席還去了上海和廣州。
主席在杭州期間需要理發，就從浙江省公安廳把周福明叫來。
周福明再次為主席理發時，主席說：“小周，你同你們領導商量商量，我想讓你和我走一趟。行不行？小錢是從你們杭州走的，我想把你和小錢換一換。你願不願意？你的愛人願不願意？”
周福明毫不含糊地回答：“聽主席的。”
周福明馬上請示省公安廳的領導，組織上當然支持他，並且明確表示：“隻要主席需要，什麽時候走都可以。”
主席提到的小錢是杭州飯店的一個理發員。主席來到杭州，一般是派他去為主席理發。這次主席來杭州，恰巧小錢生了病。就這麽一個偶然的機遇，奇特地轉變了周福明的命運。
1960年4目，周福明第一次隨主席北上來到了他日夜向往的首都北京，住進了中南海。
初到中南海，周福明住在豐澤園東麵的勤政殿。那時他的工作單一，兩三天去趟豐澤園，為主席理發或刮刮胡子。有時他也去主席的夥房，幫助廚師韓阿富揀揀萊。
主席此時對比較閑暇的周福明也很關心，理發時主席對周福明講：“讓別人帶你逛逛北京城，你初來北京，也很年輕，出去走走。”
周福明想，剛來北京就出去玩，還要麻煩別人，怪不好意思的。可主席提到了又不好拒絕：“好吧，等有機會再說。”
大概是周福明回答得不那麽幹脆、肯定，主席接著說：“一定要去，這是項任務。北京不同你們杭州，杭州的風景多，北京的名勝古跡多，隻有看了才能了解。”
周福明隨即答應；“好，主席，我一定去。”
周福明一口氣跑遍了北京好些名勝古跡，記得去故宮、香山和頤和園還是搭負責陳雲警衛的、當時警衛處長毛崇橫的車。
過了幾天，周福明再為主席理發時主席問到這件事，他高興地把自己的所見所聞和感受告訴了主席。
“主席，過去就聽說過故宮裏的宮殿多，如果認真地看起來，3天不一定能走遍，這次一看，果然名不虛傳。”
“是呀，光宮殿就九千九百九十九間半。”主席跟著講。
“一個皇帝幹什麽用這麽多的房子。”周福明不理解地問。
“噢，想不出來，那我給你算算。”主席伸出右手，大拇指在四個手指上按“子、醜、寅……”一個個地點。這是主席慣用的動作，他看書、說話過程中，經常是這樣。“皇帝幹什麽事都有個專議宮殿，有發布命令、為皇帝過生日、皇帝讀書和休息的地方，那些大臣、皇後和妃子也各有宮殿。你知道清末的溥儀嗎？”
“就是3歲當皇帝的那個人吧。”
“就是他，別看他隻有3歲，往太和殿一坐，殿外的大臣全都跪下磕頭。”
“這麽厲害，3歲的孩子能管什麽國家大事？”
“權力可大著哩，過去隻要是皇帝，誰都得怕他，要不然，皇帝一生氣，下個命令，說哪個就把哪個推到午門外邊挨打或是砍腦袋。”
“真是可憎，腐敗。”周福明嘀咕著。
“可惜、腐敗豈止這些。”主席似乎也有些激動，說話聲音大了起來。
“小周，你是黨員嗎？”主席忽然轉個話題問。
“是預備黨員，回杭州就該轉正了。”周福明回答。
同主席談話曆來如此，很少就一個問題自始至終，他有自己的思維方式和思路，講起話來也具有跳躍性。
“作為黨員更要了解曆史，學習曆史，不能讓統治階級的腐敗在我們社會重演。”主席的話語重心長，令人深省。此時周福明恍然明白，主席一定要讓自己看看北京名勝古跡的真正目的所在。
周福明鄭重其事地回答：“主席，我明白了。”
“好，小周，北京你基本去看了，第一個任務完成得不錯，我現在再交給你個任務。”
主席又要交給自己任務，周福明的勁頭又來了，他豎起耳朵準備聽。
“你去北京飯店理發室向老師傅學習學習按摩、推車技術，順便再向他們學習做女活，以後江青、李敏和李訥還會讓你為她們理發。”
提起江青、李敏、李訥，周福明並不陌生，上次隨主席去廣州就見到了江青和李訥。1960年春節前夕，主席對和他一起到廣州的江青和李衲講：“我從杭州帶來個小周，春節了，你們去讓他為你們理理發。”
江青和李訥很快就找到周福明。給周福明留下較深的印象是，當時她們母女很謙虛，沒有主席讓她們來你周福明必須給她們做的感覺，說話、辦事都是商量的口吻。
特別是李訥，那時李訥也就20來歲，圓圓的臉龐，高高的個子，穿著打扮極為樸素，看不出是一國領袖的女兒，但仔細地看還是有主席的神態。李訥的頭發很短，周福明為她理發就像給男孩子理發一樣，頭發底邊也用推子推，李訥顯得非常的精神，就好像是個精幹的小夥子。
同李敏的接觸是到了中南海之後。李敏、李訥都住在豐澤園南院的“鬆樹齋”，她們姐倆頭發長長了也來找周福明，請周福明為她們理發。
北京飯店就位於中南海東側不遠的地方，周福明每天來回步行就行了。它是當時全市最大的一家老飯店，有著先進的設施和一流的服務水平。除毛主席之外，像總理、少奇、朱老總等其他領導人理發，都是來到設在北京飯店的專門理發室。這裏有位經驗豐富的老師傅朱殿華，理發技術全麵，男、女活都會做。周福明來此基本上就是向他學習。
周福明畢竟是科班出身，有著理發的專業技術，隻需師傅一指點，很快就掌握了女活的操作技能。可是學按摩、推拿技術就不那麽容易了，這對以前從沒有接觸過的周福明來講，一切都要從頭學起。周福明不止一次地看到朱殿華師傅為朱老總按摩。每次理發之後，朱師傅在朱老總的頭部和四肢，這麽搓搓、揉揉，那麽推推、按按，做得得心應手。
周福明先後到北京飯店學了半個多月，掌握了按摩、推拿的基本要領，以後每次為主席理完發，周福明都在他的頭部做上幾分鍾。主席感覺良好。
“小周，你同別人不一樣”
1960年底到1961年初，主席視察浙江、廣東，周福明又隨同服務。
廣東佛山，給周福明留下了較深的印象。
1961年初，廣東佛山已成為全國衛生先進城市，主席在廣州期間就決定去一趟。驅車行駛在佛山市的街心道路，柏油馬路幹幹淨淨，道路兩旁自始至終見不到一片落葉。
主席當時情緒很高，在這風景迷人的城市，在幽雅僻靜的市招待所，主席讓周福明為他理了發，刮了胡子。
那天主席照例手裏拿本書，可看了不大一會兒卻和周福明說起話來。
“小周，你同別人不一樣。”
正在理發的周福明聽到主席這句話，有些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推子在手裏越推越慢，幾乎停下了。
主席又補充了一句：“我是說你理發。以前也有個理發師，為我理發，他見了我總是緊張，他緊張，我也跟著緊張。”
原來，從北京飯店挑選過一位年輕理發師為主席理發。由於主席的地位和他在全國人民心目中所處的位置，這位年輕的理發師一聽說是為毛主席理發，特別地高興、激動。按說高興、激動都是正常的，可在為主席理發過程中，理發師表現得異常緊張。主席終究是上了年紀的人，看到理發師手裏握著的刮胡刀不停地發抖，他也跟著緊張起來。就那一次，主席再也不讓這位理發師為他理發了。
為主席理發服務，不僅要有較好的技術，還必須要有良好的心理素質。周福明之所以一次理發就能引起老人家的注意，關鍵在於他的理發技術的嫻熟，動作的幹淨、利索，不折不扣的認真態度。
周福明心裏有說不出的高興，他暗暗地慶幸自己這幾年的心血沒有白下，功夫沒有白花。
菊香書屋寫真
提起中南海豐澤園，人們就知道它是毛主席居住的地方。其實主席居住的地方隻是豐澤園裏的附屬建築，一個典型的四台院。這個院在清朝時取名“菊香書屋”，是個藏書的地方。
四合院的房屋前有寬敞的明廊，四麵明廊分別由六個柱子支撐。東、南、北三麵的柱子是水泥的，西麵是木頭的，顯然後來這裏重新修整過。院內有碧綠的草坪，矗立著7棵參天古柏和1棵老槐樹，整個院落顯得古色古香，清雅幽靜。
1949年3月至1966年8月，毛主席在這裏居住。東房是毛主席建國初期曾經用來辦公和開會的地方，後來在這裏吃過飯，再以後就很少使用。西房是毛主席的書房。北房是毛主席的臥室兼辦公室。周福明來到主席身邊後，主席的全部活動就在北房。
毛主席經常是一起床就辦公，所以他的臥室就成了他的辦公室。他常在臥室裏批閱文件，也在臥室裏會見中央和一些部門的領導人，周恩來總理經常到這裏來和主席商談工作。
從北房正門進來，就是毛主席吃飯的飯廳，房間的西牆立有三個書架，專門擺放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經典著作，還有詩詞、隨園詩話之類。經典著作主席基本上讀過，有些書還不止讀一兩遍。許多經典著作是精裝的，而且還很厚。
主席曾經對周福明講：“這麽重的書，不是人看書，而是書看人。”
主席一天除了睡覺、吃飯就是看書、批閱文件。他看書的姿勢時常是躺在床上用手舉著看。厚厚的一本書在主席的手裏長時間地舉著，甚至經常持續十幾個小時，他的確是累得受不了。
周福明根據主席的意思開始把超過二百來頁的書分裝成冊。把第一本分裝成冊的書是範文瀾編寫的《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厚厚的一本書變成了三本，每本都包上了封皮。主席還在每個封皮上認真地寫了書名。
主席看書的數量很多，需要分裝成冊的書還不少。後來身邊的工作人員與印刷廠聯係，把需要分裝成冊的書由工廠去做。像《資本論》一、三卷分別分裝成6冊，二卷分裝成4冊。
北牆的西側還有兩個書架，主要擺放《二十四史》、《紅樓夢》和各種史話、詩詞，還有滿滿一書架的字帖，都是各個朝代的名家名作，主席十分喜愛。
北牆剩下的部分和東牆的大部靠放著四個單人沙發和兩個茶幾，左邊的兩個沙發之間沒有茶幾，毛主席的專座就是左邊的第二個沙發。四個沙發前還放有一個圓形茶幾，茶幾上有許多畫冊和各類雜誌，畫家徐悲鴻的作品也在這裏。開飯前主席就坐在左邊的第二個沙發上等飯菜，圓茶幾上的書就是供主席這時翻閱的。
從沙發往南就是通往主席臥室兼辦公室的房門，它不置於牆的正中，而是偏南的位置。
屋子當中還有一張主席和家人吃飯的方案。主席同家人吃飯的機會不多，一周隻有星期六的晚上吃一頓。平時飯桌的北邊就放一把主席專用的竹藤椅，家人吃飯的凳子就擱放在屋子裏的東南角，現用現拿。屋子的東南角還有一個衣架，是專掛主席的大衣和帽子的。在這裏有一扇通向主席的臥室兼辦公室的門，主席出來進去就從這門經過。
主席的臥室兼辦公室
主席的臥室兼辦公室的房子麵積就比較大了，有兩個飯廳大。一進門的南邊擺著主席工作用的辦公桌和保險櫃。辦公桌是個兩頭沉的寫字台，寫字台前有一把竹藤椅。主席習慣在床上辦公、看書、批閱各種文件、考慮國家大事。他辦公、看書的時間長了，就坐到沙發上翻翻字帖，到寫字台前寫寫字。在這個寫字台上主席不知寫了多少文章、詩詞，題過多少字。
1963年毛主席發表的“向雷鋒同誌學習”的題詞就寫於這個寫字台。當時是同福明為主席研的墨，主席共寫了三遍，前兩遍他老人家都感到不滿意，全讓周福明拿去燒掉了。
寫字台上有許多的辦公和日常用品，台燈、台曆、溫度計、墨盒、筆筒、鉛筆盒、墨水、硯台，加上水壺、杯子和煙缸、火柴，還有一部紅色的專線電話。電話通過總機可接通全國各地。周福明在主席身邊工作十幾年，沒見到主席用過它，外邊也不往這部電話上打，包括周總理。
毛主席日常工作中的來往函件一般由專門的機要秘書拆閱、處理，重要的才送毛主席批閱。打給主席的電話總是先接到毛主席的機要秘書那裏。機要秘書聽後，直接通報主席。
總理有事一般是直接到主席這兒來匯報，就是打電話的話，也是打到值班室，讓秘書或身邊工作人員轉告主席。而且，多少年來周總理形成了個慣例，電話接通後的第一句話都是問：“主席睡覺了沒有？”有時，周福明一接到這聲詢問的電話馬上就知道是誰。
這裏特別要講的是桌上全銅的墨盒，它還是主席特意從杭州的汪莊換來的。
1966年，毛主席來到杭州汪莊居住。一天，主席指著桌上兩個墨盒對周福明說：“小周，你去請示請示地方同誌，能不能把我的墨盒和他們的換一換。”主席的墨盒走到哪裏都是隨身帶著的。這次在汪莊，他發現地方為他準備的墨盒比較大，也好用。經地方同誌同意，主席臨走時把自己用了多年的小銅盒留下來。這個墨盒至今保存在汪莊。從汪莊換去的墨盒，主席去世後仍留在豐澤園故居。
主席就是這樣，無論外出到哪兒，他對當地的黨和政府曆來尊重，對地方上的同誌十分客氣，時時處處以身作則，謙虛謹慎。
辦公桌東側的鐵皮保險櫃，主要放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傳閱的絕密文件。平時不鎖，如果主席出去，絕密文件就鎖在這個保險櫃裏，直到主席回來才打開。
緊挨著保險櫃的是個六扇屏風，南北向的屏風遮擋住主席睡覺的床。主席的床不僅用來睡覺，還用來辦公、看書，而且他在床上辦公、看書的時間比睡覺的時間長得多。
床上有一半的地方放著書，一本一本的摞得又高又多。主席不是躺著，就是盤腿坐在床上看，有時在這裏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主席也不下床。一天當中隻有吃飯或到寫字台前寫字主席才下來，而且兩頓飯裏隻有一頓到飯廳去吃，另一頓仍要坐在這個床上吃。
1949年，主席進城就睡這張床，經常上下的地方時間一長，床幫的布都磨破了，露出裏麵的棉花。
周福明征求主席的同意：“主席您外出時，我把破了的床板重新繃一下，好不好？”
主席看了一眼周福明沒有說話，周福明沒敢再說下去，他知道為主席做事，特別是用新的更換舊的物品，都要事前同主席商量，搞不好會惹他不高興。
周福明怎麽看都感覺別扭，一溜床幫都是紫紅色的，唯獨這兒露出一塊白，很不雅觀。後來他和公務員崔錄增商量，利用主席開會外出的機會用了塊布把床幫補好了。
主席回來看見了，“喔！這不是很好嘛，既省了錢，又補好了床，這不是一舉兩得的好事嗎？以後辦事就要這樣，多動動腦子。”
顯然，主席是不浪費國家一分錢，從勤儉節約的原則嚴格要求自己。你本著這個原則為他辦事，自然他老人家也會高興。
床的北邊並排放著一張方桌和一張長桌。長桌上放有各種報紙、雜誌、文件和書籍，還有台燈等。台燈底座捆著三個電鈴開關，一個是叫衛士值班室的，兩個是叫秘書的。方桌是主席睡覺前吃飯用的飯桌，平時上麵也放些文件。主席批閱完一份文件就往這兩個桌子上一擱，到時秘書會來收拾。
1963年以前，主席的這個方桌是藤子作的，同普通桌子一樣80厘米高，主席是坐在床上用這個方桌。由於床墊高了10厘米，主席的腹部又大，他的腳隻能是腳尖挨地感到不那麽舒眼。周福明注意到了這些。他心裏琢磨，能不能為主席專門做一個桌子。他仔細觀察，認真琢磨，繪出了一張草圖。
有一天，周福明陸主席吃飯，一邊吃一邊把自己的想法告訴主席：“主席你這樣坐著不舒服，我想為您重新設計個桌子？”
主席這次沒有馬上拒絕，望著態度誠懇的周福明，看了半天，用探詢的口氣問：“行嗎？”
“行，我看行。”周福明有把握地說。
主席不大相信小周會做桌子，但他還是同意，讓他試一試。於是周福明對主席說：“主席，您坐著，我來量一下。”他拿起一張《參考消息》當尺子，量過尺寸。
周福明考慮到主席坐在床沿上吃飯，而床沿比一般的凳子要高出許多的特點，設計了一個75厘米見方，90厘米高的小木桌，比普通的桌子高出10厘米。同福明還在桌子底下設計了一根橫襯，特意加寬加高，形成坡度，這樣主席的腳就可以踩在上麵了。
周福明把製作任務交給了中南海木工班，不久，木工班就按照周福明的設計做出了新餐桌。
新餐桌搬進主席臥室時尚未油漆。毛主席坐上來試了試，感到甚為滿意，他的腳也正好踩在加寬的橫襯上，很舒服。他還用腳在上麵跺一跺說：“嘿，我可以用腳擂鼓了。”
打那以後，屋子常響起“擂鼓”聲。主席吃飯前或吃飯後，兩腳總在上麵使勁地跺一跺。
連周福明也沒有想到設計的桌子竟取得了這樣出乎意料的效果。這是周福明到主席身邊搞的第一項設計。
不久，擺放床邊的這張小餐桌刷上了漆，亮亮的，很是醒目。毛主席每天坐在這張餐桌旁用餐，因為飯菜碗碟溫度高，時間一長刷亮的餐桌上便烙下了餐具印痕。周福明見此，準備在桌子上鋪上一塊桌布。主席一口謝絕了，他說：“這樣不是很好嗎？每天吃過飯，用抹布擦一擦，隻是用些水，就幹幹淨淨的，不要浪費那個桌布錢了。”
以後，在主席經常外出的地方杭州、長沙和武漢都做了類似的桌子。晚年主席搬到遊泳池，床邊的方桌也是這種式樣。
俗話說：國有國法，家有家規。無論是誰到主席身邊為他服務，依他的性格、脾氣，自然要給你設下規矩，定下製度。對此，身邊的工作人員必須無條件地服從，不得有半點逾越。相反如果故意違反、明知故犯，那後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中南海小整風主席拿稿費退賠
周福明參加衛士值班的工作後，心裏特別高興。這下他見到主席的機會越來越多，如果趕上當班，還要為他送筆、研墨、沏茶、上水、擦澡、開飯……
“我為黨、為人民服務，你在我這裏工作，首先要聽我的、為我服務。不行你可以走。”主席微笑著，親切而嚴肅地說。
“是，主席，我一定聽您的話，盡我的力量去努力工作，為您老人家服務好。為黨、為人民做貢獻。這一點，請主席放心。”周福明非常誠摯地回答。
“不要學你的前任，千萬不要跟他們學。”主席接著說。周福明聽了一下子沒有弄明白“不學前任”、“不要跟他們學”是什麽意思。
後來他才知道，原來在3年困準時期，有個別在主席身邊工作的同誌，在隨主席到外地調查研究、巡視工作的過程中，假借主席的威望，向地方搞了點白吃白拿的不正之風。
現在看來，那些事也許不算什麽，可是主席知道這種事情發生後，非常氣憤。
“我身邊工作人員中有些同誌作風不正，存在一些不健康的思想，需要進行教育，進行一次小整風，展開自我批評和批評。搞好團結，做好工作，遵守三大紀律八頂注意。”主席立即讓汪東興負責抓此事。
為了極有成效地做好整風工作，汪東興認為：進行小整風，首先，要學好主席《黨委會的工作方法》、《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在中共七屆二中全會的報告》等文件，從思想上提高認識；其次，堅持正麵教育，采取漫談的方法，互相談心，互相啟發；然後從團結的願望出發，和風細雨地進行自我批評和批評，不戴帽子，不打棍子，把思想作風整頓好。主席聽了匯報後，對這樣安排表示滿意。說：這樣做方向明確，辦法對頭。希望召集他們開一個會，宣布做法。
1960年10月6日，在主席身邊工作人員的會上，汪東興宣布了開展小整風的安排。要求同誌們除了值班的人外，希望每次都能按時到會。在這次會上，他傳達了毛主席的講話。主席說：“你們沒有犯什麽路線錯誤，隻是生活作風、思想意識上的缺點，隻要認真進行批評和我自批評，檢查一下就完了嘛。如果有人對你批評尖銳一些，也沒有什麽不好。就是讓你不舒服幾天、幾十天，將來你會感覺到對自己有幫助。”
這次小整風後，主席不僅要求大家吸取經驗教訓，而且要求以實際行動改正錯誤，從他自己做起。他宣布，從1961年1月1日起，“我不吃豬肉和雞了，因為豬肉和雞要出口換機器。我們欠人家的要還給人家，我看有米飯、有青菜和油、鹽就可以了。”
“買東西一定要給人家錢，一張紙、一支筆也如此，千萬不能向地方要東西。”“過去向各省市要的東西，照價付款，錢從我的稿費內開支。”
主席除了在身邊工作人員中進行這次整風，還拿出自己的上萬元稿費，專門派人作了一路退賠並道歉，以挽回造成的不良影響。
這件事使周福明也深受教育。主席對工作人員從政治上、思想上、工作上幫助成長，平時就非常注意對身邊工作人員的嚴格要求，不允許身邊工作人員以權謀私、搞特殊化或者做出任何違紀的事。
“到我這來別嚇著我”
在生活服務上主席有他自己的要求，他曾對周福明講：“小周，你每次到我這裏來要想辦法讓我知道，但不能打擾我。”周福明乍一聽主席所講的很不理解，如果不是親耳聽他所說，自己肯定不會在這方麵注意的。
主席喜愛一個人靜靜地辦公、思考或者是靜靜地讀書。為了不幹擾他，誰進屋的時候都是盡量的輕聲慢腳，生怕發出異常聲音。但是仔細琢磨一下，這番好意的確容易使老人家感覺突然，產生驚嚇。
毛主席畢竟與普通人的工作性質、生活環境不同。他常常為黨和人民的利益，為民族的利益和國家前途嘔心瀝血，晝夜操勞。每天除了專心致誌地辦公、批閱文件，還要聚精會神地看書，他的大腦總是處於高度集中和極為緊張的狀態。身邊的工作人員進去之前如果不故意地發出些聲響，讓注意力高度集中的主席感到有人進來的思想準備，當你站在他的麵前，他就感到很突然、吃驚。特別像他那樣上了年紀的老人，其是遇上這麽一次，情緒半天才能平靜下來。
其實，這種類似的感覺每個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能遇見過，隻不過是人們不注意罷了。但在主席這裏這點顯得極為重要。
主席的臥室中有張大木床，與走進臥室的房門正好相對。可在這張大床與房門之間立有一扇屏風，擋住了投向屋門方向的視線。類似這樣的布局，不論是後來搬到遊泳池，還是主席外出去過的地方上海、杭州、武漢、長沙、南昌……全都如此。屏風立在此處，主席對進屋人的感覺也得到了緩衝。
以後，周福明每次進屋都要有意識地在臥室的門口用腳在地上使勁地蹭一蹭，或者成心地咳嗽一聲，“嗯”一下，隔著臥室的屏風讓躺在床上辦公、看書的主席隻聽其聲，不見其人，注意力分散，做好有人來的心理準備。這時工作人員繞過屏風再走進去，老人家就不會感到突然、吃驚了。
“睡覺前說的話不算數”
“我睡覺前說的話不算數，必須要等我醒來後再定。”這是主席對周福明常說的一句話。
一次，主席已連續工作了40多個小時，這期間除了吃過兩頓飯，連眼睛都沒有合一會兒。安眠藥都服下去了，他仍沒有休息的意思。周福明打心眼兒裏希望主席能盡早地吃上晚飯，這樣老人家才能夠盡快地休息、睡覺。因此，從上一次為主席上水、上毛巾時，周福明就提醒老人家該吃飯了，可他當時沒有答應。現在周福明又要給他上水了，這次主席總該同意了吧。
周福明用盤子盛著熱毛巾、安眠藥走到主席麵前，先讓主席把安眠藥服下，把毛巾遞到他的手裏，又為主席派添上水，站等在他的身邊。主席雙手捧著毛巾不停地在臉上搓呀搓呀，臉都變紅了，仿佛又煥發了精神。
趁主席擦臉的工夫，周福明又關心地問：“主席，是不是該吃飯了？”
主席用毛巾最後擦擦手，眼睛在堆滿案上的文件打量了一番，用商量的口吻說：“再過一會兒吧，我把手頭的工作處理一下。”
周福明的心裏特別著急，可嘴上又不能說什麽。隻好端著毛巾盤走了。
好不容易盼到主席答應吃飯了。周福明立即去通知灶房的師傅準備飯、菜，返回來又為老人家服藥、擦澡，做一天晚飯前必做的兩件事情。這次服用的安眠藥也比前幾次量大得多。
周福明很快又從夥房裏把飯、菜提到主席的臥室，陪老人家一起吃飯。是安眠藥起了作用吧，主席似乎心不在焉，吃飯的動作也很機械，筷子在手裏握了半天也不見動。可他的大腦仍在考慮問題：“小周，打個電話問問總理在哪兒，請他來一趟。”
周福明沒有馬上接著他的意思去做。由於主席有言在先：睡覺前說的話不算數，必須要等我醒來後再定。像請總理、召集常委們開會都是些大事，搞不好會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因此，隻有等主席一覺醒來再與他定一次。
果然，第二天主席醒來周福明得到的答複是：“不用了。”
為主席開飯
主席一天就吃兩頓飯，吃飯的時間也不固定，從來沒有到點吃飯這一說法，因此很難找出時間規律。如果非要找的話，周福明隻能這樣講，兩頓飯時間相距10個小時左右。
毛主席工作或看起書來非常專注，用廢寢忘食這句話來形容恰如其分。每頓飯前，周福明當班的時候總是提醒主席是否該吃飯了，由主席根據自己的情況來決定。往往是主席答應了，周福明再去通知廚師，等周福明把做好的飯菜端上來時，主席又忙於手頭上另一件事。周福明知道，主席手頭上的事辦不完是絕不吃飯的，這時你叫他也是徒勞。周福明隻好把端上來的飯菜再拿到廚房重新熱。有時來回地熱上兩三遍，主席才吃上這頓飯。
主席有自己的夥房，夥房就像一個小食堂，既有固定的廚師，又有食堂管理員。可主席的食堂管理這項工作，不局限於管理食堂的事務，還要負責主席日常生活用品的購買和開銷，實際上也是生活管理員。
主席每頓飯吃的東西都有食譜，食譜是先由廚師和管理員提前一天寫下來，再拿給周福明他們衛士看，最後商定。為什麽要經過衛士呢？主席每天臨近睡覺的這頓飯，必須由衛士陪著吃，對衛士來講這是一項工作任務。衛士陪主席吃飯，除了負責照顧主席，同時也觀察了解主席這頓飯吃得怎麽樣，飯菜是否可口，把觀察了解的情況與廚師通通氣，最後共同把食譜商定下來。
60年代，貼身的衛士就周福明一人，可以說這頓飯幾乎就是他一個人陪主席，偶爾醫務人員吳旭君也陪陪，到了70年代，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有所增加，這項任務開始分散。周福明就是不陪著主席吃這頓飯，可飯還必須由他開。凡去過中南海豐澤園毛主席故居的人們就會發現，主席飯桌旁有一個竹提籃，周福明當時就是用它一次一次地為主席開飯，一次一次地把飯菜從廚房提到主席的飯桌擺好。
從1962年周福明正式值班到1976年5目主席病重，周福明按每天為主席開兩頓飯計算，15年累積下來，為主席開飯的次數達10800次之多。所以說周福明對主席吃的飯菜，了如指掌。
苦瓜和辣椒
主席吃得最多的要數蔬菜，每天都能吃上三個素菜。主席自己吃飯時的大菜是一葷一素，睡覺前這頓飯，由衛士陪著吃，廚師就要打出兩個人的量，從一葷一素做成兩葷兩素，這樣一天就能吃上三個素菜，常吃的蔬菜有馬齒莧、木耳菜、冬汗菜、莧菜、空心菜、龍須菜、紫菜苔、水蘿卜、小油菜、蒜苔和苦瓜等等，種類很多。
提起苦瓜，還有一段小小的故事。
1962年的夏天，主席在中南海遊泳池遊泳。周福明給主席提來了一盒飯，裏麵盛著粥、兩塊麵包和一小碟苦瓜。主席光把粥喝了，其餘的留給了周福明，讓他吃掉。
這時周福明和主席也隨便了，主席叫他吃，他二話沒說把麵包吃了，隻剩下那一小碟子的苦瓜。
“苦瓜為什麽不吃呀？”主席發現了問題。
“苦瓜，太苦，我吃不了。”周福明回答。
主席一聽這話，一本正經地用手指著周福明：“你連這點苦都吃不了，還能在我這幹什麽？你這個人不行。”
為了表現自己能吃苦，周福明三口兩下地把苦瓜消滅了。
今天，周福明提起這件往事，他自己也覺得好笑：“主席這麽一說，我還能不吃，再苦也得吃。”
不過這次之後，周福明倒還真喜歡吃苦瓜了。
主席每頓飯的小菜裏，其中必有一個是主席最喜歡的湖南特產臘魚或臘肉。另一個小菜就不怎麽固定了，像眾所周知的主席愛吃辣椒。
主席吃的菜裏一般很少放辣椒，辣椒平時吃得也不算多，但吃得很辣。廚師把小青椒放到鍋裏煸一下，翠綠翠綠的，主席就愛這麽吃辣椒。一般人是吃不了的，非得有真功夫不可。再有就是湖南的豆絲、廣東的豆腐乳和湖南、杭州的臭豆腐，都是主席小菜裏常有的。
這裏要特別提到的是，主席每頓飯必不可少的不是辣椒，而是一小碗蒜泥。
用剝好的一頭蒜砸成蒜泥，再用鹽、味精、香油一伴，就可以吃了。
主席的這一生活習慣對他的身體很有益處，蒜本身就有殺菌作用。
主食裏，主席喜歡吃粗糧，如玉米、紅薯，每頓飯裏總得有一樣，麵食吃得很少，主要吃大米。主席吃的大米也和普通人的習慣不一樣。一般人吃米都喜歡吃好米，可主席不，他吃的米都是糙米。隻去掉稻穀的一層外殼。
周福明曾不解地問過主席，主席說：“這種米維生素多，很有營養，人吃了後還可以不長腳氣。”
陪主席吃飯趣聞
周福明陪主席吃飯的時候一般不拘束，周福明照顧主席為老人家夾菜，主席也不時地給周福明夾菜，他們你來我往，十分隨和，猶如在自己家吃飯一般。
周福明從陪主席吃飯，為他老人家開飯中還觀察出主席在飲食方麵有幾個特點。這些特點有些科學，有些似乎不科學；有些合理，有些似乎不合理。就是不科學、不合理的，人們往往也很難改變，它們都是主席多少年來養成的生活習慣。
主席吃飯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油性特別大。他之所以一天吃兩頓飯，兩頓飯間相距時間能夠達到10個多小時，也有油性大這方麵的因素。
給主席做菜用油是豬油和植物油兩種，它們之間豬油要比植物油比例大。身邊的醫務人員從科學角度建議主席要少吃些動物油。可主席不聽，他自己就認為這樣好，用他的湖南話講，這樣炒出來的菜吃起來感覺“滑”。
一次，一位醫務人員考慮人到老年動物油吃多了，容易對身體產生副作用，不符合老年人的歡食衛生，決定把動物油和植物油的比例顛倒過來。他沒有征得主席的同意，就讓廚師按他的意見去做了。
周福明陪主席吃飯，看見主席隻吃了一口就感覺有些不對勁。
主席問周福明：“這是怎麽回事？”
沒有聽完周福明的解釋，主席就打斷了他的話，顯得十分不快的樣子：“誰讓這麽做的，誰去吃好了。”
這次以後，人們再也不向主席建議少吃豬油了，隨他的習慣去了。
主席飲食的第二個特點就是喜愛清淡。有人不禁會問，不是說主席愛吃油性大的嗎，怎麽又愛吃清淡的了，這樣豈不矛盾嗎？其實不然。為主席炒素菜，要保持原色原味，基本不放醬油，口味也不重。做魚清蒸的多，紅燒魚吃得很少，因此還算清淡之類。
主席飲食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喜歡吃帶骨頭、帶刺的雞和魚。像武昌魚刺特別細，而且還很多，可主席不怕，吃起來也不覺得麻煩。雞肉也是如此，不帶骨頭的雞肉，主席吃起來就感覺不那麽香。
1963年以前，一天中的葷菜大致是這樣安排的。起床後的這頓飯基本上是吃魚，睡覺前的這頓飯基本上是安排肉和雞。
到1963年以後，臨近睡覺前這頓飯就不許安排帶骨頭的雞了，把它們安排到睡覺以後的那頓飯了，這頓飯的葷菜就吃不帶骨頭的肉。
這是主席生活習慣的一大改變。這次改變是經過主席同意的。一種生活習慣的改變能得到主席自己的許可，也是相當不容易的。
主席飲食就這幾個特點。如果把主席這幾個生活習慣把握好了，你就會感覺，主席吃飯根本不講究，至於吃什麽，做什麽，而且怎麽做，對他自己來講也都無所謂。相反，你打破陳規、標新立異，哪怕在別人眼裏是錯的，主席也會表現出極大的興趣，給予你支持。因此從主席的飲食上也可以窺探出主席的性格魅力。
1970年主席外出到湖北武漢。一天，周福明去夥房通知廚師該給主席做飯了。主席的廚師一般也不知道主席吃飯時間，每次做飯他們都按食譜提前把料準備好，接到通知就可隨做隨上。
當時正是早晨5點來鍾，於存師傅還躺在床上睡覺，他一聽說該給主席做飯了，就一軲轆爬了起來。可睡勁還沒有過去，他迷迷糊糊地炒宮爆雞丁，本應該放蔥，結果卻順手把一盤切好的苦瓜倒進鍋裏，等他發現已晚了。雞丁就準備這麽些，想改都來不及。於存想隻好讓周福明這樣上了，並讓周福明對主席如實地講。
周福明的心裏很緊張，他為主席一邊上菜，一邊觀察主席表情。
主席的眼睛總是盯著“苦瓜炒雞丁”，他自己也覺得奇怪，問：“這是誰的發明？”
周福明告訴主席事情的經過。
主席一聽興趣又來了，第一口就吃了這道菜。
那時組織上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要求很嚴，為毛主席服務，絕不能出現一絲一毫的馬虎。這件事被作為一次工作差錯，對於存進行了批評。
主席知道後對於存風趣地講：“他們整你了吧。他們覺得不好，我覺得很好。”主席的話反映了他自己對工作人員的體諒。不過於存也清楚，此時組織上對他的批評是善意的，是從今後怎麽為主席做好服務工作為出發點的，因此，他還主動地要求在黨小組會上進行自我批評。
主席的衣著也有講究
毛主席一生節儉。一床在戰爭年代蓋過的軍用毛毯，解放後他外出視察的時仍然經常用它；1945年8日，毛主席赴重慶同國民黨當局談判時，郭沫若將自己的手表送他，主席十分珍愛這塊表，就是壞了也舍不得扔掉，一直用到臨終；主席嗜好抽煙，一盒火柴用完後，火柴盒也舍不得扔掉，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到廠家買火柴棍裝到舊火柴盒裏繼續用；主席蓋過的兩條毛巾被全都是補丁摞補丁的，有一條補了56塊，另一條補了73塊，這在一般老百姓家裏也是極為少見的，而主席卻一年四季蓋在身上，特別是補了這73塊的那條，如果不是周福明指出它最初的顏色，誰能知道它最初是個什麽樣子。
主席留給後人的這一件件珍貴遺物生動地再現了他老人家崇高的思想品德、優良的作風和獨特的工作、生活習慣。
主席的衣著穿戴更是簡樸、不講究。他穿皮鞋從來不穿新的，一雙新鞋買回來總是先叫警衛人員或衛士代他穿一段時間，等舊了再要回來自己穿。一雙棕色皮拖鞋穿到破得連鞋匠都不願意花費工夫來補，一件棉毛衫，縮得穿不了了，可主席不讓淘汰，隻好拿出去請人從棉毛衫兩邊各加一塊，主席接著穿；他穿破的睡衣連洗衣房的同誌洗的時候都感覺非常困難，他們害怕從水裏往上提衣服時一使勁把睡衣拽破了，可主席仍不讓扔，補了補又繼續穿了起來。主席穿過的衣服，沒有他的批準，任何人是不能扔的。
我曾不止一次地問父親：“毛主席的衣服都很破舊嗎？他有沒有好衣服？”“他穿的衣服有什麽講究？”
回答自然是肯定的。
主席的衣著穿戴與普通人一樣，沒有多少區別。他的衣服隨季節的變化而穿戴不同，薄厚不一。他的衣服種類算是比較齊全的，衣服的數量也不少。
毛主席穿衣服最大的一個特點就是穿中山裝，從來沒有穿過西服，在他留下的遺物裏，也沒有發現過西服。
他還講究不穿短袖的衣服，包括短褲，如果要穿的話那也是在遊泳的時候。他一年四季、嚴冬盛夏都是長衣、長褲，就連襪子也是長筒式的。
無論是春夏秋冬穿什麽樣的衣服，主席在家的時候從不套罩衣，隻穿睡衣，除非參加活動非換中山裝不可，像些短時間、短距離的外出，主席也是這樣。
穿著睡衣在家辦公、看書既舒服又隨便。所以說主席睡衣的種類也是因季節而異。冬天是帶絨的，裏麵有襯，外麵是一層方格的或者是條絨布做成的。春秋穿的睡衣也是夾的，睡衣外層的麵料為木薯棉。到了夏天，穿的睡衣麵料要盡可能地選擇簿的，主席夏天穿的睡衣就選擇了紡綢的麵料和一種叫東方呢的，東方呢叫呢實際不是呢，是人造棉之類的東西，做出的睡衣很薄很輕，主席穿在身上也感覺特別涼快。
每種類型的睡衣都有兩件，兩件睡衣來回倒替，時間長了也就破舊了。木薯棉的睡衣，其中有一件光補丁就67塊了，這件就是連洗衣房都害怕洗壞的衣服，可主席又讓工作人員補了幾次，又湊合著穿了一段時間。
一般來說，人的年齡越大，好像越來越覺得怕冷，而主席恰恰相反。60年代，主席冬天出去的時候，還能穿件大衣、係個圍脖，而以後則不穿了，他不僅大衣不穿、圍脖也不係，年紀越大穿的衣服反而越少。1964年3目，周總理從蘇聯回國，毛主席到機場迎接，周福明跟著去了。周福明當陽攙扶主席到機場的舉動成為曆史的瞬間被攝入鏡頭，從照片上看，隻有主席一人沒有穿大衣、戴帽，都在周福明的手裏拿著呢。其他的領導同誌，幾乎全都穿上大衣了。
冬天，主席在家辦公、看書，由於坐的時間長了也有冷的感覺。遇到這種情況，主席從不說拿件衣服穿在身上，而是用毛巾這搭一塊，那搭一塊，身上哪個部位感覺冷就往哪個部位搭。這樣搭起來容易，拿下來方便，免了穿脫衣服的時間。為了讓主席把毛巾搭在身上方便，周福明除在他的沙發上擺了不少的毛巾外，還把毛巾縫成二合一的和四合一的。
衣服穿時間長了自然要破的，主席的衣服穿破了首先不是從領子開始，而是右胳膊肘處最容易破。他長年累月地在床上躺著辦公、看書，想要喝水就用右胳膊拄著睡床旁的小枕頭，時間長了，主席的右胳膊肘磨出了一層厚厚的老繭，穿的衣服可想而知了。
毛主席習慣穿肥大的衣服，還習慣把又肥又大的袖口折起來，把褲腿塞到襪筒裏。平時在家，工作人員按主席的習慣，他怎麽舒服怎麽弄，這塊窩著那塊掉著也都無妨，但遇到參加活動就不行了，必須由工作人員負責整理。他們自有他們的辦法，褲子係上背帶，襪筒別上別針，以防主席的內衣因肥大而露出來。
黃河考察準備就緒，突然發生了北部灣事件
毛主席一生曾兩次出國到蘇聯訪問（1949年12日至1950年2月；1957年11月）。作為經常性的外出活動，毛主席更喜歡在國內旅行，從事調查研究，召集有關會議。
六七十年代，年事已高的主席仍不避寒暑，不辭辛勞，不顧體弱有病，一次次離開北京外出巡視，到各地視察工作，找幹部群眾談話，了解情況。他的足跡遍布祖國的大江南北，渤海之濱。
記得1964年，年逾古稀的毛主席決定要親自實現他實地考察黃河的願望。開始計劃是他率領一個智囊團隨行，吸收一些科學家參加，有搞天文的、搞地理的、搞地質的、搞曆史的專家和人員，徒步或騎馬，從黃河入海口上行直到黃河發源地，一段一段地對黃河兩岸做一次係統的社會調查和自然考察。
毛主席已經作好了多種準備工作。選中馬匹之後，他多次試驗，並且查閱了大量的有關資料。這年盛夏主席在北戴河辦公期間，除每天下海遊泳之外，就練習騎馬，他不僅自己練習騎馬，還指示身邊工作人員抓緊練習。所有準備工作都在有條不紊地進行著。
8月，準備工作基本就緒。此次考察打前站的同誌都已經出發了，主席即日便可動身啟程。
一天，主席突然對擦澡的周福明說：“小周哇，看來黃河這次不能去了。”
“出什麽事了。”周福明感到十分震驚。他了解，除非發生了什麽重大的事情，否則主席的外出行動是不會改變的。何況這一次準備的又是如此的充分。
“你不知道嗎，打仗了。”
提到打仗這兩個字，周福明嚇了一跳，心裏麵直犯嘀咕，我們又和誰打起來了？他瞪大眼望著主席，顯得十分驚奇。
“北部灣事件，美國人和越南人打起來了。”主席看出了他的心思，解釋道。
“那我們怎麽辦？”
“我們當然要參與嘍！”主席講得很平靜、自然，但卻流露出一種義不容辭的責任感。
1964 年8目2日，美國軍艦侵入越南領海進行挑釁活動，迫使越南民主共和國海軍采取自衛行動。美國政府卻乘機製造所謂北部灣事件，大叫大嚷，說什麽美國海軍遭到了挑釁。接著，美國就調兵遣將，從台灣海峽等地調了大批艦艇，雲集在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海麵。8自4日夜，這一帶天氣很壞，連美國的報道也承認能見度很低。突然華盛頓發出了消息，說是美國軍艦在近處發現了越南民主共和國的艦艇，於是就發生了一場所謂交戰。美國總統約翰遜接著不斷召開會議，製造了所謂又一次北部灣事件的神話。美國總統發表聲明，並且要求召開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緊急會議。這就成了美國空襲越南民主共和國、擴大印度支那戰爭的借口。
8 月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鄭重聲明：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國的戰火是美國點起的。美國既然這樣做了，越南民主共和國就取得了反侵略的行動權利，一切維護日內瓦協議的國家也取得了支援越南民主共和國反侵略的行動權利。越南民主共和國是社會主義陣營中的一員，沒有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能夠坐視越南民主共和國遭受侵略。越南民主共和國是中國唇齒相依的鄰邦，越南人民是中國人民親如手足的兄弟，美國對越南民主共和國的侵犯，就是對中國的侵犯，中國人民絕不會坐視不救。
有人認為，主席考察黃河的計劃如果實現，他將足踏山東、河南、山西、陝西、內蒙古、寧夏、甘肅、四川、青海等9個省、區（其中大部分為建國後毛主席未去的省、區），行程達5000多公裏，這無論從哪方麵講，都將成為一個壯舉。反過來它也說明了北部灣事件的嚴重性，它大大影響了主席的外出行動計劃。
為主席外出準備物品
由於年齡關係，主席外出所帶的物品逐年地增多。
60 年代初，外出時周福明總是為毛主席準備這樣一些物品：一個大帆布包，裏麵裝著主席床上用的物品，三個枕頭、毛巾被、兩個褥子；一個食品箱，有茶葉、餅幹、糖盒，主席很少吃餅幹、糖，可工作人員也要給他準備一些，他辦公時間長了，可以吃點；一個專放衣物的箱子；一個辦公用具箱，裝有主席的毛筆、墨盒、墨汁、硯台、鉛筆等；辦公用紙還有一個箱子，各種類型的紙，備用的筆、信封，為了不和食品串味，主席抽的煙也放在這個箱子裏；最後就是七八箱書了。主席到哪，書是必帶的，七八箱書算是最少的，有時外出時間長了，除了向地方上借閱外，就要與在家的工作人員聯係，隨時增加。1966年，武漢、長沙、滴水洞、杭州、上海這一圈，主席讓從北京調來了許多書，大部分是中國曆史方麵的，有《二十四史》的一部分，有三國的，還有北宋的。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主席對工作人員有個不大不小的要求，就是希望每次外出在外地辦公、休息要和在家裏一樣。起因是有次在外地一天的覺他沒有睡好。那天主席睡覺的床上鋪的褥子都是地方上特意為主席準備的，全新的棉花，又保暖又軟和。可主席怕熱，他不習慣這樣鬆軟的床鋪。他在家鋪的褥子多少年不換，又破又舊，棉花也沒有彈性，變得板硬。這種褥子鋪著倒是不熱。周福明把帶來的一條褥子給主席鋪在床上，躺時間長了，他還是感覺又熱又燥。
毛主席不想因個人的生活習慣而打擾地方的同誌，所以他讓自己身邊的工作人員來解決。從此以後，主席外出巡視帶的物品逐漸增加，越來越多，行李件數從十幾件到二十幾件，最後達到三十幾件。像床上鋪的6條褥子外出都要帶上，還有主席辦公、看書時用的台燈、落地燈，以至到了晚年不可缺少的氧氣瓶。
你現在去睡覺就是為了明天更好的工作
周福明接到正式調到主席身邊工作的通知時，正趕上他的愛人生孩子住在醫院。想到自己將要去主席身邊為他老人家服務，心情無比激動，他為女兒起的名字“東方”正可以說明此時的心情。
可望著產後的愛人和剛剛出生的女兒，周福明有些為難，他這一走他們娘倆怎麽辦。周福明的愛人是個性格爽快的女人，她了解丈夫這時的心情，為了解決丈夫的後顧之憂，讓他安心地去上海接受任務，她讓周福明把自己平時省吃儉用省下的錢拿到醫院，要求自己在醫院住上一個月，等孩子出了滿月再回家。
東方出世的第四天，周福明離開她們母女啟程去上海了。從此以後，周福明再也沒有在家踏踏實實地待過。主席外出到了杭州，周福明也不能隨便地回家，隻有利用主席睡覺的時候，回去看看。這一方麵是主席那裏的工作離不開，再有就是當時保密要求特別嚴，主席外出是絕對保密的。
直到1963年冬，經組織上安排，周福明的家搬到北京，住在養廉胡同，與中南海僅一牆之隔。可周福明仍不能回家。他對愛人說：有時間我會回來看你們的，如果家裏確有急事，可打電話。如果我不在，你也不要打聽我的去處。
1962年起，主席對身邊的工作人員進行調整，原來負責主席值班工作的衛士都先後調走，隻有周福明和醫務人員吳旭君分別負責主席的生活、保健。
1964年，吳旭君又被臨時抽走下去搞四清了，將近一年的時間，周福明承擔管理主席生活的全部工作。他每天的工作非常緊張，根本就沒有時間回去。
這年1月25日，周福明的第二個孩子出生了。他根本無暇回去照看，主席這邊工作緊張得有時連覺都睡不上。
周福明的工作忙，說明主席的工作更忙。一次，毛主席連續工作了兩三天都沒有入睡，他吃了大量的安眠藥也無濟於事。周福明也陪著主席熬了兩三天。
那天，主席和往常一樣躺在床上辦公，周福明照例每隔一個小時上前為主席添水，遞塊毛巾讓他老人家擦擦臉，點支煙，有時還給老人家篦篦頭，稍事休息。
當主席從周福明的手裏接過毛巾時，關切地對他說：“小周，你怎麽還不去睡覺？”
看著眼睛都被熬紅了的主席，同福明心裏很不是滋味。“主席，您都睡不著，我怎麽能睡著呢？”
主席顯得無可奈何的樣子，對周福明講：“我年紀大了，老年不像你們年輕人覺多。”“小周，你去睡一會兒吧。”主席接著說。
周福明沒有去睡覺的意思。他想：如果我去睡覺，主席要喝水、擦臉怎麽辦？
主席似乎看出了周福明的心思，“小周，你把暖壺給我放好，我命令你馬上去睡覺！”
主席發令周福明怎敢不聽，他回到自己的房間睡了一個小時。就一個小時周福明醒來了，這是多年養成的習慣，比鍾表還準。
周福明一睜眼，直奔主席的臥室。主席仍躺在床上辦公。
見周福明進來，主席頓時顯得有些不高興。“我不是讓你去睡覺了嗎，怎麽又來了？”
周福明指指茶杯意思是給主席倒水。
“暖壺不是已放在這裏了嘛。”主席衝著周福明提高了聲音。
主席哪裏知道，此時的周福明怎能睡下去，他了解主席已經熬了兩三天。又吃了大量的安眠藥，誰知道什麽時間能睡。萬一藥勁上來，倒水倒不好或發生別的意外，他怎麽向黨和人民交代，周福明不能放心。
周福明給主席添水。
主席發火了：“我讓你再去睡覺，你要知道，你現在去睡就是為了明天更好的工作。你在我這不僅是為我服務，也是為人民服務。”
周福明隻好回去接著睡。
這是人民給我的錢，現在人民需要它，我要還給人民
7月，周福明剛滿半歲的兒子韶華，從床上摔下來導致昏迷，送醫院搶救去了。
那天，周福明的愛人洪廣珍去街道參加打掃公共衛生，臨走的時候把正在睡覺的孩子獨自鎖在家裏。
等洪廣珍打掃完公共衛生回來，推門一看，韶華已摔在地上，昏迷不醒。幸虧有左鄰右舍的幫助，立即把孩子送到了北大醫院。
周福明得到消息趕到醫院已是3天之後。在他麵前躺著的已不是天真可愛的胖小子，而是頭上、腳上輸著液，全身長滿了膿包，就連鼻子和耳朵也都是的小孩。孩子還不時地抽風、口吐白沫，令人心碎。當時周福明的心都涼了一半，唯一的希望就是懇求醫生盡一切辦法救救孩子。
那時，雖然醫療條件比較差，可醫生和護士救死扶傷的精神很高、責任心很強。他們全力以赴搶救。為了查出病情，醫生給半歲的孩子做了“脊椎穿刺”。初步診斷為“敗血症”。
周福明不能守在孩子身邊，孩子的病情一確定，他就離開了醫院。洪廣珍在醫院裏陪了整整40餘天之後，孩子全身的膿包漸漸消失，出院單上寫著要定期來醫院檢查，連續服中藥3年。
組織上了解到周福明家的困難，有時派公務員崔錄增幫助周福明的愛人帶孩子上醫院檢查，可每天吃中藥就幫不上了。七八個月的孩子懂什麽，每天灌一次中藥，韶華哭得死去活來，抽空回家看看的周福明再也不忍心聽兒子的哭叫聲。“以後再也不許給孩子喂藥了，病好不了藥也得把孩子灌死。”周福明衝著他愛人幾乎吼叫起來。
從此，再也聽不到韶華聲嘶力竭的哭聲。可奇跡也出現了，韶華沒有吃多少副中藥，竟出乎意料地好起來，隻是在摔下去的頭頂右側留下了永遠抹不掉的三條疤痕。
這事不知主席怎麽知道了。開飯的時候，主席關心地問：“孩子現在怎麽樣了，還有沒有危險？”
周福明心裏十分不安，自己的家事怎麽能打擾主席，讓他老人家擔心。他連忙回答：“主席，您放心吧，孩子沒事了。”
“噢，那就好了。”主席也顯得很高興，還詢問了孩子的一些情況。
周福明想要是如實地對主席講，一定又會讓他為此擔心，因此，周福明民可能地避重就輕，一帶而過，他還特意隱瞞了醫生的意見，輕描淡寫地說：“醫生講了，回去再觀察觀察，吃點藥就會好的。”
主席聽了仍不免有此傷感，他不時地皺著眉、搖頭，似乎也動了情。
周福明開始收拾桌上的餐具，他把餐具送到廚房回來，主席已坐在飯廳裏的沙發上。
主席指著圓茶幾上一個信封口袋對周福明說；“小周，這是500元錢，拿去為孩子治病吧。孩子為我們受苦了。”
主席的確是從來不摸錢，他指給你的意思，就是讓你自己去拿。
周福明的心情十分激動，自己的家事讓主席費心，這就使他很過意不去，現在怎麽還能夠要主席的錢。他不假思索、直截了當地說：“主席，我怎麽能收您的錢？”
主席嚴肅地說：“這是人民給我的錢，現在人民需要它，我要還給人民。”
周福明感動得淚水充滿了雙眼，他清了清嗓子，半晌說了句：“感謝主席。”
“不，要謝首先感謝人民。”主席接過周福明的話，兩眼也充滿了淚花。
“咱倆分不開！”
1966年主席去南方視察，先後到杭州、上海、武漢、湖南等地，前後9個多月，是外出時間最長的一次。
1966年7月13日，主席在上海會見比蘭德拉?沙阿王太子後，準備回到杭州汪莊。
準備起程時主席對周福明說：“你這個牛郎是否也應會會織女啊！”
主席對工作人員很關心，經常過問他們的家庭情況並安排他們休息。主席見周福明長期沒有回家，決定先放他一個星期的假，讓他直接從上海回北京。主席自己回杭州了。
周福明一路風塵仆仆，從上海趕回北京，孩子們對他的到來並不怎麽親熱。已滿兩歲半的韶華見了爸爸喊“叔叔”，藏在媽媽的身後不敢出來。見此情景，周福明和愛人相對無語，心裏說不出是什麽滋味。
就是這一次，周福明到家裏剛住了一個晚上，15日清晨，就接到馬上返回主席住地的通知。主席16日要去暢遊長江，讓周福明搭乘當時的浙江省委書記江華的飛機立即返杭。
周福明又倉促地告別了家人來到主席身邊。主席見到周福明時風趣地說：“看來咱倆分不開啊！”
1966年11月，周福明的父親從江蘇老家來北京看望多年未見的兒子。周福明的父親是晚上到的北京。周福明的愛人知道他們父子兩人已十多年沒有見麵了，就把電話打到了“一組”值班室，希望組織能盡快地通知到周福明，讓他抽空回來看一看。
那是個星期五的晚上，他當時正在玉泉山的一號樓。周福明計劃第二天（星期六）晚上主席回春耦齋參加文娛活和時，回家看看老人。
周福明第二天趕到家裏看望十多年未見麵的父親，可萬萬沒有想到，他的父親已經永遠地離開了他。他悲痛分分。
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周福明的父親來時所乘的火車，大部分都是紅衛兵大串聯隊伍，車上人多擁擠，在天津整整停了一天一夜。老人一天沒有吃沒有喝，到北京的當天夜裏，不料他心髒病複發去世。
組織上決定出麵幫助周福明料理父親的後事。為了不影響主席的日常工作，組織上希望周福明不要佩戴黑紗。如果周福明佩戴黑紗在主席眼前來回走動，必然會引起主席的發問，使老人家傷感。周福明明白自古以來忠孝不能兩全，為了絲毫不影響主席，他堅決服從組織決定。他沒有參加父親的喪事，向著父親的遺體深深地鞠了一躬，又很快地回到主席的身邊。
周福明當時還要瞞著一個人，就是鄉下年邁的母親。父親來前在家與母親約定，隻待一個月就回來。可一個月過去了，母親仍不見父親回來，她幾次讓人來信催問。開始周福明告訴母親：父親在京得了病不能很快回家，等過段時間父親病好了再回去。隱瞞畢竟不能長久。繪於有一天，也就是父親去世的半年後，周福明的老家來人把父親的骨灰帶了回去，告訴了母親這個不幸的消息。
母親得知後，痛哭不止，老人經不往這樣的打擊，她整日地哭，把眼睛都哭瞎了。一年之後，周福明的母親也離開了人世。
母親去世的時候，同福明正隨主席外出在武漢，他同樣不能去料理母親的喪事，甚至連看一眼都沒有。
這一切對周福明來說是莫大的不幸，但同樣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他所付出的全部心血，是為了領袖的安全和健康。他出色地完成了黨和人民給予他的重托。如果他的父母在天有靈，也會感到欣慰和理解的。
“小周，他們不要你，我要你”
1967年，對周福明來說是令他十分難忘的一年，如果不是主席的一句話，周福明也將不會再在主席身邊繼續工作下去。
由於工作性質，周福明這些在首長身邊的工作人員每年都要進行身體檢查。6月，周福明在體檢時發現轉氨酶達到90。
結果一出來，周福明自己真是緊張。要知道在首長身邊工作，不僅政治素質要好，身體素質也十分重要。特別是類似這些傳染性的疾病，就會不適宜做這項工作了。周福明能不著急嗎？
為了確定到底是不是肝炎，周福明又連著做了兩次的抽血化驗。大概是周福明越抽血檢查他的心情越過分緊張的緣故，兩次抽血結果，轉氨酶還是在100左右。這樣肝炎的可能性大了。
看來周福明真是不適宜做這頂工作了。為了對主席負責，組織上決定周福明除了為主席理發，（因為理發畢竟屬技術性的工作，一時半會兒還沒有找到合適的人選）其餘一切工作都不能做了，他又像當初剛來主席身邊工作那樣，隻有在主席需要理發或刮胡子的，才到主席那裏去。
周福明的心情十分痛苦，組織上的決定他是理解的，也是服從的。可從感情上講，他實在是舍不得離開主席。周福明與主席朝夕相處已經幾年，他們之間形成了隻能意會不能言傳的默契，周福明也適應了這裏的一切環境。
周福明突然連著幾天不露麵也牽動了主席。主席問秘書徐業夫：“小周幹什麽去了，怎麽不見他。”
徐業夫告訴主席：“小周生病得肝炎了。”
主席聽了以後感到驚奇：“他整天在我這裏，哪裏會接觸肝炎病人，怎麽會得肝炎了呢。”
周福明為主席理發的時候，主席風趣地對他講：“小周，你生病，他們不要你了吧，他們不要你，我要你。”
周福明鼻子一酸，眼淚都要流下來了。主席說的這句話言外之意，就是要把他留下來，周福明聽了能不激動嗎？他那激動的心情不亞於第一次見主席。要知道第一次看見主席的心情是興奮、幸福，但那畢竟是單純的，並不複雜的。可現在和那時不同，這種短暫分離後的相逢，周福明的心情異常複雜，有難以言狀的感覺。
主席見周福明半天沒有吭聲，有些不解：“怎麽，你不願意。”
“主席，我當然願意了。可是……”周福明有些為難。
“可是什麽，你怕你的病。”主席悟出來。
周福明“嗯”了一聲。
“小周，除了轉氨酶，你其他兩項高不高？”
“其他兩項都不高。”周福明自己也感到委屈。
主席想了想：“這樣吧，有病你要接著看，我這裏的事你也要管，好不好？”
“當然可以了。”周福明有說不出的高興。
7月，周福明隨主席去了武漢，主席這次去武漢，準備在7月16日暢遊長江一周年時再次暢遊長江，周福明他們也做好了一切準備工作。當時正處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武漢的“七二O事件”使得主席的這一計劃沒有實現，主席轉向上海。
那次隨主席去上海的醫務人員中有位301醫院的外科主任陸維善，他知道周福明的情況後建議他回到北京去301醫院進行一次全麵的檢查。
回到北京，301醫院的內科主任曾誠福給周福明做了全麵檢查。最後結論：周福明不是肝炎。周福明緊張的心情終於平靜下來。
值得周福明慶幸的是如果不是主席的一番話，他的人生命運很可能在1967年又一次轉變了。
60 年代，主席的身體健康和精神狀況還是處於較好的時期，他老人家也沒有什麽病。可進入70年代就不同了，主席畢竟是年近80歲的老人了，由於自然規律是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的，他跟所有普通的老人一樣，開始無法抵禦各種老年疾病的侵襲。他老人家不再像人們想象的那樣神采奕奕，往日的“紅光滿麵”的風采已開始由蒼白代替。但他的意誌力和自信心仍很強，頭腦清晰，反應機敏，在與人交談時仍不失往日常有的幽默和風趣。
主席自身的身體變化對衛士工作的要求更高了，周福明的工作量大大加重。1971年張玉鳳調到主席身邊工作。一部分服務工作開始分散由兩個人來作。但他們的工作並不感到輕鬆，相反工作量越來越大，任務越來越重，1974年主席的秘書徐業夫因病住院，張玉鳳在為主席服務的同時還要做機要秘書的工作。周福明在當衛士的同時也還要做許多外勤工作，負責對外方方麵麵聯係。”
從1972年起，主席的身體健康開始不佳，時好時壞。這樣在為主席服務的過程中不時遇到一些問題，這些問題靠身邊的工作人員是解決不了的，必須同有關方麵聯係，取得他們的幫助。
“小周，你真行”
1972 年初，中美關係的改善雖然正處在剛剛起步的階段，但進度卻發展得很快，美國總統尼克鬆首次訪華已是指日可待了。外交活動的日程，最高領導層的會見都做了安排。當時主席正處在病中，因全身浮腫得厲害，平日的中山裝全部不能穿了。為了使主席在接見尼克鬆時有一套合體的衣服，周福明與張玉鳳、吳旭君共同商量為主席重新做一套。做衣服自然是要去紅都服裝店了，那裏除了兩位給主席做過服裝的全市一流的服裝師，還備有主席的服裝檔案，周福明去做的時候都不用帶衣服。主席身體有病對外界是絕對保密的，周福明告訴服裝師：主席最近比較胖，希望做衣服的時候在原來尺寸的基礎上放肥三分之一。服裝店的師傅抓緊時間很快把衣服做好，主席便有了一套病中會客的衣服了。有了衣服，鞋子還成問題。夥食管理員吳連登找人專門為主席趕製了一雙肥大的黑布鞋。
主席患老年性白內障眼病最早的症狀是眼睛視力下降，看東西越來越費力。開始人們並沒有意識到主席得了這種病。周福明隻聽到主席說書房裏沙發後那看書的落地燈不怎麽亮了。周福明馬上在燈上打起了主意，給主席重新調換。主席從豐澤園搬到遊泳池，沙發後一直放有一個落地燈，雖說是一個落地燈可上麵有兩個燈口，各裝著一個一百瓦的燈泡。周福明來到中南海小工廠，讓工廠的師傅把兩個燈口的燈再多加一個，做成有三個燈口的落地燈，這樣看書時的燈泡光線是三百瓦。過了一段時間，主席又嫌燈不亮，看起書來費勁。周福明索性加做了一個三個燈口的落地燈，和上次做的一樣，放在沙發後麵。後來主席又提出不行，周福明又加了一個落地燈。主席看書時燈的亮度最後竟達九百瓦，比原來超出七百瓦。如果主席的眼睛不患白內障，他不會有這樣超出一般人的特殊要求，是眼睛不適造成的，所以說從主席看書需要的光線逐漸增亮也能反映出他患老年性白內障眼科疾病的這一過程。工作人員在此期間要按主席的要求去做，不做就會影響到他正常的辦公、學習。因此，對類似這樣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服務要求，周福明總是責無旁貸地去辦，無論主席提出不提出，隻要他看得合理，符合主席的實際需要，征得老人家的同意，周福明就會千方百計地把它付之於行動。
1971年的一天，雖然不是周福明值班，可他仍在衛士值班室裏。突然從裏麵傳來主席的喊聲：“喂，喂，……”周福明趕緊跑出值班室，隻見書房向外正冒著青煙，他迅速地抓起滅火器衝了進去對準沙發、茶幾猛噴一通。原來主席看書時太聚精會神了，忘記了手中的香煙，引起了這場小火災。
火滅了，一直站著的主席在沙發前坐了下來。剛才的一切沒有給他帶來絲毫的緊張表情，他忍不住地笑了，他豎起大拇指用稱讚的口吻說；“小周，你真行。”
周福明聽了以後雖說心裏甜滋滋的，可已不像第一次聽主席講這句話那樣情緒激動。
60年代初，主席到北戴河、上廬山或去南方一些地方，抽煙時嘬起來很費勁。由於這些地方較潮濕，香煙受了潮。主席還一直把它稱做“老大難”。周福明看在眼裏。
一段時間後主席抽煙沒有嘬得費勁的感覺了，他問周福明怎麽回事，周福明解釋了原因並道出了自己發明製做的“烤煙箱”。用一個小木箱子，底下固定兩個燈泡，四周有通氣孔，在箱子的中間架一個箅子，把香煙放上去，一通電就可以起到烘幹作用。
主席很高興地講：“小周，你真行！‘老大難’終於讓你解決了。”
第一次聽到主席對自己的小發明提出讚揚，周福明激動萬分。從此，他一發不可收，先後為主席發明、設計、改造了吃飯桌子、臥室台燈、便盆、沙發、茶幾、書架、電視機架等等，基至還學會了放電影，以細致的工作態度精心地為主席服務。
遊泳池書房架起了放映機，主席看電影時汗流浹背
過去主席很少看電影，工作以外的全部時間他幾乎用在看書上。1974年以後，主席的身體狀況明顯不佳，肺心病以及由此造成的嚴重缺氧使他常常憋得喘不過氣來，氧氣基本上離不開了。偏偏他的眼睛又患了老年性白內障，看東西越來越吃力。主席開始看大字本的書，聽別人念書，為了減輕疾病帶來的痛苦，他常常借助看電影來轉移注意力。開始主席一天斷斷續續地能看一個，後來一天能看兩個。
由於主席作息時間與別人不同。他看電影的時間大都在夜裏。為了不幹擾別人休息，主席讓自己的衛士周福明和管理員吳連登學著放一放。好在吳連登以前在中南海服務處接觸過放電影，多少有些印象，但不熟練。
第一次給主席放電影是在武漢，主席當時提出要看羊尾巴拴著一封信的電影，其實就是影片《雞毛信》。周福明和吳連登倆人借來機器、片子，簡單地學習了機器的操作方法就放起來了。由於是第一次給主席放電影，周福明對此印象特別深。當時他們非常緊張，這盤膠片剛倒下來，那盤膠片就放完了，勉勉強強跟得上。放映過程中膠片出現了錯格，他們隻認準了向上可以調，卻不知道上下兩個方麵都能調，著急了半天才發現。連主席都笑了：“怎麽變了兩層人。”
還有一次周福明印象深刻的就是放電影《紅燈記》。當演到李玉和攙扶著李奶奶走向刑場的時候，主席難過地哭了，喃喃地講：“敵人又要殺害我們的同誌了。”
以後主席看電影時間越來越長，最多一天能看二部，周福明和吳連登手頭的工作實在忙不過來，放電影的工作不得不交給中南海服務處的同誌。不過隻有在他的身邊了解他的人才能體會到他舍得花費較多的時間看電影也是迫於他身體的不適和眼睛的無奈。一部電影看下來後，主席常常渾身是汗，衣服都濕透了。
主席看的時間長了就靠在沙發上睡一會兒，這是很偶然，也很難得的事。遇到這樣情況，工作人員誰也不說把他抬到床上去，擔心驚醒他，就讓主席在原位不動。可主席頭靠在沙發背上，有時一歪自己把自己搞醒了。周福明為此還給主席做了個沙發枕頭，小枕頭兩頭高，中間低，用鬆緊帶勒在沙發的後靠背上，頭靠在上麵不會向兩邊歪。工作人員一發現主席在沙發睡著，就把沙發枕頭用鬆緊帶在沙發背上勒好，慢慢地讓主席枕上。
看電影也有一定的局限，像主席喜歡的京劇、相聲電影就很少，隻有看電視了。那時不比現在有一台錄像機就解決問題，就是彩色電視我們國家剛剛才有。所以中央電視台用專線為主席轉播節目，轉播車就停在中南海懷仁堂門前。
主席看電視有時在臥室有時在書房，他的臥室很小放不下電視，因此，每次在臥室看的時候還要來回搬，現接插線板，很不方便。周福明又找到中南海小工廠，按照自己設計的圖紙讓他們做一個帶軲轆的電視架，把電源接到放電視的位置，需要的話就把電視推來往電源上一插，不看的話把電源一拔往地毯下一放，電視又推走了。這在現在來說是再簡單不過了的事，可在70年代想到這步也極不容易。
1972年主席就開始吸氧了，這時他用的不多，每次外出周福明就帶個小氧氣箱。從1974年，主席因病情加重離不開氧氣，會見外賓前他都要吸一陣，缺氧嚴重的時候主席會見外賓時也吸氧，隻是為了不讓外賓發現，周福明把氧氣管放在茶幾上並用書報之類的東西蓋起來。主席坐著的兩邊茶幾都有，對他多少能起點作用。
主席離不開氧後，他走到哪都要把氧氣管帶著。一個輸氧管，臥室、書房……帶來帶去非常麻煩。同時氧氣瓶和主席距離較近，很不安全。周福明和保健醫生專門去過北京醫院，了解怎麽對輸氧進行改進。根據了解學習，周福明他們提出“中心輸氧”的設想，由於氧氣有一定的危險性，因此他們請來專業人員進行設計。最後就是把氧氣先輸到一個容器內，再經過這個容器的八個輸氧管同時把氧氣送到臥室、書房和其他的地方。設計八個輸氧管是設計師直接采納了周福明的建議，這對周福明來講是種榮幸，他又為老人家服務盡了一份心。
“主席的衣服就不能補嗎？”
1963年初夏的一天，周福明來到中南海服務處取衣服。洗衣房的同誌對周福明講：“小周，給主席換換新的吧，你看這件睡衣，袖肘又破了，洗的時候睡衣從水裏也實在不好往外提，弄不好就被拽破了。”周福明不止一次聽過洗衣房的同誌說這樣的話，可他們哪裏知道，他也多次向主席提過，可主席總說：“再穿一穿吧，過段時間再換。”主席不發話換它，周福明也實在沒有辦法。
幾天之後，周福明陪主席吃晚飯。對麵的主席正穿著這件睡衣坐在床上，他手上的木筷子伸向菜盤夾起菜往嘴裏放。周福明又趁機對主席說：
“主席，這件睡衣今年該換換了吧，。”周福明期待著主席的回答。
主席顯出漫不經心的樣子，他一邊吃飯一邊說：“現在國家不是還很困難嗎，我看再補一補就行了嘛！”
周福明一想睡衣拿到洗衣房去洗，洗衣房的同誌提的意見，就小聲嘀咕了一句：“您是主席。”
“噢，我是主席，主席的睡衣就不能補一補了？”主席伸向菜盤的木筷子沒等夾起菜忽然又放下了，用目光打量著周福明，說：“你不是也穿著補的衣服嗎？”
周福明聽到主席提到自己身上穿的這件補了半截的棉布衫，不好意思地低下了頭。有什麽辦法呢，家裏生活很困難，供應的布票不夠用，隻好在穿破了的衣服上打主意。他發明了二合一的辦法，自己動手把兩件舊的棉布衫拚湊到一塊。
“主席，你和我不一樣。”周福明解釋道。
“為什麽不一樣，就因為我是主席。難道我不也是人民中的一員嗎？”
主席的話說到這裏，周福明感覺自己的臉都漲紅了，主席能夠跟他一樣。周福明激動地當即表示：“主席我聽你的，再給你好好補補，你說什麽時間換我就什麽時間換吧。”
就這樣，這件睡衣又穿了一年。等替換下來的時候，周福明數了數睡衣上的補丁竟達67塊。
是主席沒有新的換嗎，回答自然是否定的。要說主席想吃什麽，想穿什麽，憑著他的地位，不用吭聲，隻要他自己不堅決拒絕，什麽享受不上！恰恰相反，我們的領袖身居高位，不居功自傲，嚴於律己，生活儉省，要求別人做到的事情他老人家首先自己做到，從沒有享受過什麽，講究過什麽，處處以身作則，克己奉公。
聽毛主席過去的衛士們說，在陝北楊家溝時，毛主席有一件補丁摞補丁厚似硬紙板的灰軍裝，衛士李銀橋準備扔掉它，於是拿著衣服去請示主席。主席接過灰軍裝，將它小心翼翼放在大腿上，捋平上麵的皺紋。像撫摸傷員一樣撫摸那件舊衣，說：“它跟我參加過洛川會議。”主席眼圈忽然濕了，茫然望著那件衣服沉入靜靜的回憶，片刻，他又曆數出舊衣的幾件“苦功”，歎口長氣：“這樣吧，用它補衣服。它可以繼續發揮作用，我希望能繼續見到它。”
主席在不同時期說過這樣一些不同的話：“我節約一件衣眼，前方戰士就多一發子彈。”“沒關係，穿裏麵別人看不見，我不嫌就行。”“我的標準，不露肉，不透風就行。”“現在國家還窮，不能開浪費的頭。”“沒有條件講究的時候不講究，這一條好做到。經濟發展了，有條件講究仍然約束自己不講究，這一條難做到。共產黨就是要做難做的事。”
曆史為毛主席留下了很多帶有一身補丁的形象。其實，他身上的補丁主要集中在外人看不到的內衣、內褲及粗線襪子上。而且這些補丁“千姿百態”，“不成方圓”。藍布頭、黃布頭、灰布頭，有什麽碎布就補什麽補丁。
進城後，毛主席要在香山雙清別墅接待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和各界代表、知名人士，想找件好點的衣服換上。衛士長李銀橋在主席所有的“存貨”裏翻了又翻，選了又選，竟挑不出一件像樣的新衣服。毛主席隻好穿打補丁的衣服見張瀾、沈鈞儒、李濟深、郭沫若、陳叔通等知名人士。
主席的粗線襪子上總是帶著補丁，往往一伸腿襪子上的補丁就會赫然留出。他接見外賓時，衛士總要事先提醒：“主席，坐沙發上要收回腿，一伸腿就‘露餡’了。”久而久之，李銀橋將提醒的話精煉為一句：“小心，家醜，不可外揚。”
到60年代，主席仍然不變，外麵的製服破了，便送到王府井的商店織補，內衣、內褲依舊是補丁摞補丁。主席一年四季蓋的毛巾被，有兩條毛巾被也沒有什麽“毛” 了，簡直像塊平紋布片，一條毛巾被有補丁73塊，另一條有補丁56塊。
他一邊啃窩頭，一邊流眼淚
主席在吃的方麵也不講究，他吃的東西大部分是普通家庭能夠做到的，幾乎不吃什麽山珍海味。
保健醫生徐濤多次勸毛澤東注意營養，改變飲食習慣，多吃點好東西，毛主席每次都搖頭。一次，他用筷子敲敲碗裏的二米飯望著徐濤說：“全國農民要是都能吃上我這樣的飯，那就很不錯了。你就可以來跟我提出那些建議了。”
三年困難時期，我國一些地區的人民生活極為困難。一天，一名衛士探親回來，帶了一個又黑又硬、摻雜大量粗糙糠皮的窩頭，含著淚水對主席說：“主席，我講實話，鄉親們就吃這個……”毛主席兩眼怔怔地盯著那個窩頭，雙眉緊鎖。主席掰窩頭的雙手一直發抖，費了很大的勁掰開一塊放進嘴裏。老人家嚼著嚼，流下了眼淚。毛主席一邊流淚，一邊將掰開的窩頭分給身邊的幾個衛士：“吃，你們都吃，都要吃一吃。這是農民的口糧，是種糧食人吃的糧食……”他吃著說著，最後哽咽得連話都說不出來。
事後主席鄭重宣布：現在國家和人民都在受難，我們人人都要自力更生和艱苦奮鬥。他說：“老百姓吃定量了，我也應該定量嘛。是不是肉不吃了？”身邊的工作人員看到主席日趨消瘦的身體，不由地勸阻說：“主席你年紀大了，而目每天又有那麽多大事要辦，就別……”“不行，”主席立刻打斷了他的話：“我是黨中央主席，更應該帶好頭。從今天起，我們就實行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糧不超過定量。”
就這樣，在國家最困難的歲月裏，毛主席整整7個月沒有吃過一口豬肉。在他的影響下，周恩來、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也在相當一段時間裏堅持不吃豬肉。
一次，遠道而來的印度尼西亞朋友贈送給主席62斤珍貴食品——燕窩。據說，這東西是金絲燕吞下海藻後吐出的膠狀物凝結而成，不僅是一種珍貴的營養品，而且還有防痰、止咳的作用，它是印度尼西亞的特產，印尼朋友特意送給主席品嚐。
但是主席不吃。他說；“這麽多珍貴的食品我一個人吃了那不是太浪費了嗎。把它擺到國宴上去，讓更多的人享用，這樣可以給我們國家節省一筆開支。”
主席讓身邊的工作人員把這些燕窩送到了人民大會堂。
1965年5目，主席回到了闊別已久的革命老區井岡山。
主席重上井岡山前在湖南的陳家山居住了一個多月，一個多月裏他竟沒有吃過肉。周福明把廚師做好的飯菜端到桌子上來，主席還是不動，素的可以，葷的就是不吃。有這樣一兩次，周福明和廚師商量再也不給主席做了。
究竟何因，周福明沒有問過主席。但有一點可以肯定，此次來到井岡山免不了他老人家要觸景生情，浮想聯翩。那時紅軍生活艱苦，每人一天的生活費僅有五分錢。紅米飯，南瓜湯隨著井岡山的名字而馳名飛揚。主席忘不了井岡山那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更忘不了那些為了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的老區人民。可一見到老區人民的生活還十分艱苦，主席的心裏能有滋味嗎。因此，主席這一舉動不言而喻地反映他老人家不忘艱難困苦，與人民群眾同甘苦、共患難的革命精神。
就是不去官園
1966年，主席從外地回到北京後提出要在遊泳池住下來。那時正處於“文化大革命”開始階段，主席的活動非常頻繁，要求見他的人也很多，每次不是去釣魚台就是人民大會堂，主席感到很不方便，所以選擇了靠近中南海西門的遊泳池。
遊泳池是供中南海幹部、職工遊泳的場地，毛主席本人也在此遊泳。北邊是個露天的水池，到了冬季露天的遊泳池不能遊了就轉向南邊的室內遊泳池。
從室內遊泳池正門走進去，是一個不大的過廳，過廳的右側是一間小房子，像是傳達室。其實是主席當初來遊泳池遊泳經常換衣服的地方，可以稱它為更衣室。過廳往北便是遊泳者休息的大廳，一座較高的廳堂。穿過廳堂就可進入遊泳池了。
主席要求住在遊泳池，可是這個公共場所哪有他老人家的住處？
主席說：“那個更衣室我看就可以。”小小的更衣室用來給主席辦公睡覺似乎顯得太狹窄。可主席不幹：“太小了怕什麽，隻要能擺個床鋪，有張桌子、椅子不就可以了嘛。”
主席最後十年的臥室、辦公室就在遊泳池裏的小傳達室。遊泳休息的大廳成為毛主席的書房兼會客室。從此，主席接見外賓大多是在這裏進行。人們在電影、照片上見到的主席接見尼克鬆、田中、卡翁達等外賓的書房就是遊泳池的書房。
1971年，林彪事件以後，經中央批準在中南海外麵為主席建造一處住所，就是現在的“官園少年兒童活動中心”，住所很快就建好了，房子的質量很高，外觀也很氣派。
房子建好了該主席搬進去了，可主席就是不去，那時中央的領導像總理都出麵做主席的工作，主席仍堅持不去。周福明他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也動員過主席：不去住看一看總該可以吧。
一次，主席因外事活動來到大會堂，身邊的工作人員商量準備利用回遊泳池的時候到新建的住所繞一下，順便讓主席看看。車子都準備好了，他們一告訴主席，主席馬上發話：“我又不去那裏住，有什麽好看的。我這麽一看，誰還敢去住。叫他們誰蓋的誰搬進去住好了。”直到主席去世也沒有人去居住過。
主席居住的住所遊泳池是建國初期蓋的房子，建築物基本上是木質結構，再加上是公共場所，年久失修，房屋的確陳舊，於是，有人動員主席仍搬回豐澤園去。主席說：“豐澤園我也不去。就住在這兒！”
之後，經中央同意，在距遊泳池很近的地方，又為主席蓋了棟新房屋“二0二”，建這棟房屋的質量比起官園要差一些，但比起遊泳池還是要強得多。
毛主席知道後也很不高興：“我講過，我就住在這裏，哪都不去。”
1976年7月28日，我國唐山豐南地區發生強烈地震，地震波及北京，北京市的居民紛紛搭起了抗震棚暫住。
地震後的幾個小時，中央考慮到毛主席的安全，決定把他老人家轉移到防震性較好的新建房子去住。
當時，主席病情比較重，搬到二O二是在主席睡著以後由警衛中隊的戰士用擔架抬過去的。主席睡覺醒來執意要回去。他得知這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決定後顯得無可奈何。他用含胡不清的話說：“既然是常委們的決定，隻好如此。”
主席在這裏度過了他最後的四十餘天。
一碗“烏鴉麵”
六七十年代，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領導開會經常安排在主席住處，有時開會時間長了趕上大家吃飯時間，主席吩咐下去讓廚師做“烏鴉麵”，實際就是我們吃的炸醬麵。主席要求為每人就準備一碗，多了沒有。主席這樣做的目的他也說過：“我就是讓我們黨的高級領導到我這兒來有吃不飽的感覺，這樣就能想到我們的人民有的還在餓肚子呢。”
主席經常告誡身邊的工作人員：“你們說話辦事一定要和地方上的同誌商量著辦，不能用命令式。”“在別人的眼裏你們是我身邊工作人員，因此你們辦事說話要有分寸，特別注意不要驕傲。”
主席白天睡覺晚上辦公的習慣，外出視察也是如此，地方賓館、招待所的服務員，主要是分管主席住房的服務員，白天打掃衛生，晚上還要來值班。主席認為這樣影響了他們的休息。
主席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我們在家衛生不是自己搞嗎？為什麽我們出來不能搞？不要給地方上的人民帶來麻煩。不要當老爺嘛。”
從1963年，周福明隨主席外出，衛生都自己搞。後來主席外出時生活用品也不使用地方上的了，周福明他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也不用地方上的東西了。到了賓館或招待所，每個房間都有毛巾、肥皂等起碼的生活用品，可工作人員都不用，他們自己從家裏帶。至於房間裏擺的水果，就是放爛也沒有人去動。地方的同誌為此向主席提意見，主席發話：“要吃可以，但必須掏錢。”
1971年，有一次主席在杭州對剛來身邊的工作人員發了火。
主席向來不願意同身邊的工作人員過多地單獨照相，照那麽一兩次留個紀念就行了。可是剛來的工作人員不知曉。那次地方上的群眾見到主席非常高興，希望和他老人家照個像，主席高興地答應了。同地方上的群眾照過之後，有的工作人員也拉著主席照，結果把主席惹煩了：“像不是和你們照過了嗎！照那麽多幹什麽。”
由此可見，主席一直警惕防止工作人員以在他身邊工作作為驕傲、炫耀的資本。
這是人民給我的待遇，他們無權享受
出於共產黨人的本色，主席始終功高不傲，以身作則，克己奉公。對親屬子女不循私情，嚴格教育，遵守製度。他的親戚生活有困難，主席慷慨解囊，出資幫助。有些親戚要求他出麵幫助謀取一官半職，主席嚴辭拒絕：“人民要說話的”，“不要有任何奢望”，“一切按正常規矩辦理”，“不宜由我推薦，宜由他自己在人民中有所表現，取得信任，便有機會參加工作。”有些親戚以為有後台，在鄉下驕傲起來，他聞訊後寫信給當地組織，轉告這些親戚，“要同鄉裏眾人一樣，服從黨與政府的領導，勤耕守法，不應特殊”。
周福明講：人們都知道，毛岸英，主席的長子，八歲時母親楊開慧犧牲後，在組織的幫助下，他同兩個小弟弟轉移到了上海，後來情況變化曾一度流落上海街頭，吃盡了苦頭。毛主席非常疼愛他，但仍然嚴格要求他，當岸英從蘇聯回到延安，毛主席便送他幾件帶補丁的衣服，叫他下鄉跟著農民去種田，說是讓他補上中國農業大學這一課。
朝鮮戰爭爆發後，主席把心愛的長子送到戰場，當時岸英正在一家工廠當黨總支副書記。一些同誌勸阻主席，說岸英在單位裏工作很忙，負有重要責任，就不要去朝鮮了。
毛主席先給他們講了一大通道理，最後說：“誰叫他是毛澤東的兒子！他不去誰去？”
兒子犧牲後，兒媳要求將遺體運回國內安葬，毛主席搖搖頭說：“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不是還有千千萬萬個誌願軍烈士安葬在朝鮮嗎！”
李訥是毛主席的小女兒，主席疼愛她，但從不溺愛。
李訥上中學後，吃住在學校，隻有星期六回家。學校在郊區，一旦有活動，天黑才能離校。衛士長李銀橋不放心，便瞞著主席派車去接。汽車不敢進，就停在校外僻靜處，然後由衛士進校找她，出校後再悄悄坐車回家。
這事不知怎麽被主席發現了，他嚴厲地批評了衛士長：“別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了？別人的孩子能自己回家，我的孩子為什麽不行？不許用車接，讓她自己騎自行車回來。”
三年困難時期，李訥在學校吃不飽，臉色不好看。一天，衛士尹荊山問她是不是病了？李訥猶豫了半天才小聲說：“叔叔，我確實很餓……”
尹荊山心裏又急又難過。且不說他是毛主席的女兒，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餓成這樣，他也不能不管呀！於是他們搞點餅幹悄悄帶回學校去。
不料此事又被毛主席知道了，他厲聲道：“三令五申，為什麽還要搞特殊化？”
孩子長大成人，主席對他們的要求、教育仍一如既往。兩個女兒李敏、李訥先後搞過“四清”，去過“五七”幹校，同她們的哥哥一樣在人民群眾中接受鍛煉。
李敏、李訥就往在豐澤園南園的“鬆樹齋”，平時她們不能到主席的小灶來吃飯，都去中南海東八所食堂就餐，同機關的幹部、戰士一樣排隊買飯。隻有星期六才在主席這裏吃一頓飯，互相交流交流一些工作、思想情況。
周福明為此特意地探詢過主席；“主席，為什麽不讓孩子們一同吃飯？”
主席語重心長地說：“這是個待遇問題。他們在大灶上吃飯也是我掏錢，可在我這吃就不同了。我為人民做了一點工作，這是人民給我的待遇，他們無權享受。”
周福明想既然主席的子女都無權享受，那我們這些身邊的工作人員更沒有理田享受了。
可主席不這樣認為。他說：“不，你們和他們不一樣。你們每天二十四小時陪著我，這是他們做不到的。你們為我服務，也間接地為人民服務。我要感謝你們。”
李敏結婚以後搬出了中南海，很少回來。李訥雖說一直住在豐澤園，後來主席搬到遊泳池，她也幾乎不到主席這裏來。要來也像普通人一樣，經過身邊的工作人員向主席報告，主席同意了她才能見。有時主席工作忙，李訥來了也不見。李訥對此很體諒爸爸。
盡讀天下書
走進豐澤園毛主席故居，你一定會被裏麵那簡單的陳設所吸引。作為一個泱泱大國的最高領導人的住處，這裏既沒有富麗堂皇的宮殿，也無任何名貴的古玩字畫，除了一些樸實無華的生活必需品，就是到處擺放了大員的書籍。書架上、桌子上、茶幾上，就連睡覺的木床上也有一半碼放著一二尺高的書。主席完全生活在書的海洋中。
其實主席的書還遠遠不止這些。“菊香書屋”的西房，南邊過廳滑的五個書架，是專為主席個人藏書的地方，這裏藏書達幾萬冊，是解放後逐漸建成的一個門類比較齊全、又適合主席需要的個人藏書室。毛主席的藏書，除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魯迅的全集以外，還有一些著名大部頭書，如《二十四史》、《四部備要》、《萬有文庫》、《古今圖書集成》，以及各種世界名著等等，基本上配齊了。
這樣的藏書室對主席來講，仍不能滿足他那讀書的欲望。主席還經常讓管理圖書的同誌向一些圖書館替他借書。北京圖書館第一號借書證就是毛主席的。在外地也還要借書，杭州、武漢、長沙、上海、廬山等地都有主席借書的記載。
毛主席酷愛讀書，他生活在書的海洋裏，這種起居格局，搬到遊泳池依然保持著，給每一位親眼目睹過的人們，特別是到過這裏的外國朋友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對此有過細致的描述。他說：這是一間中等大小的房間，四周牆邊的書架上擺滿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著書。這房間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學者的隱居處，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國領導人的會客室。
毛主席讀書的範圍十分廣泛。從社會科學到自然科學，從馬列主義著作到西方資產階級著作，從古代的到近代的，從中國的到外國的，包括哲學、經濟學、政治、軍事、文學、曆史、地理、自然科學、技術等方麵的書籍，以及報紙、雜誌、字帖，還有各種各樣的雜書，像小人書、笑林廣集、古今滑滑稽聯等等。隻要是書，沒有主席不看的。他看書的速度也是驚人的，且記憶力過人，有時五六百頁的書讓他看用不了一天的工夫。
主席認為了解一個人物，認識一個問題，不要匆忙下結論，而是廣泛地閱讀有關方麵的書籍後再作結論。他曾對周福明講：“一個人的知識麵一定要寬一些，這樣看問題就不停留在一個方麵，能夠從多角度、多側麵觀察問題。”
毛主席一生不僅讀書廣泛，喜愛的書籍也不少，像《二十四史》就是主席最喜愛的書籍之一。這套浩瀚的曆史典籍從《史記》到《明史》一共828冊，3019 卷，主席從頭到尾通讀過幾遍。這套書平時就擺放在主席飯廳的書架上，主席外出視察工作，有時讓周福明把它們全部帶上，有時隻帶其中的一部分，大概是 1973年，主席相對地集中了一段時間，把《二十四》從頭至尾通讀了一遍，足見主席對它的偏愛。
還有一些書是與主席形影不離的，這就是在他的床上擺著的三排書裏緊挨主席睡覺這邊的一排。其他兩排書過段時間主席就讓秘書負責換一換，唯獨這排書他是不讓替換的。外出任何一個地方，無論路程遠近，不管時間長短，不用開書單，周福明必須專門用個小箱子單獨地把它們全部隨身帶上，每到一個地方首先把它們攤開，像在家一樣擺在主席睡覺的床鋪上。就連每次外出主席坐火車的這段工夫，周福明也要把這些書按次序在臥鋪上擺好。
這排書從主席睡覺的枕頭旁到腳底的順序大致是這樣的：枕頭旁是摞地圖，主席閱讀古今中外的書籍時涉及到地名的，他都要搞清楚地名的方位。《中國地圖集》、《世界地圖集》、《中國曆史地圖集》、《中國分省新地圖》、《中國分省新圖》就是供他隨時查找的；接下來是詩詞方麵的，像《詩韻》、《詩韻釋要》、《詞綜》、《楊萬裏七絕鈔》、《唐詩別裁》、《宋詩別裁》、《元詩別裁》、《明詩別裁》、《清詩別裁》、《清詩評注讀本》等；然後是魯迅的書籍，像《朝花夕拾》、《兩地書》、《野草》、《書信》、《故事新編》、《且介亭雜文未編》；最後就是馬、恩、列、斯的書和他自己的書，有《共產黨宣言》、《家庭私有製和國家的起源》、《國家與革命》、《怎麽辦》、《論反對派》、《毛澤東選集》、《毛主席的四篇哲學著作》、《毛主席詩詞三十七首》、《毛主席詩詞三十九首》等等。
在這裏特別要介紹一下的是，緊挨地圖集的裏麵有一個用鬆緊帶勒著的卷宗，裏麵存放著主席自己的全部詩詞手稿。主席一首詩詞寫完後，他總是要逐字逐句地反複推敲、斟酌，詩詞手稿放在床邊，就是使他感覺方便，隨時隨手都能夠拿到。
臥室床上的書全都算起來大概有幾百冊，三排一摞一摞地擺放著，有的定有一二尺高。看書的時候主席又把它們有的攤開，有的堆放，表麵看起來似乎顯得非常淩亂，其實在主席的頭腦裏書是怎麽碼放的，從哪拿這本，從哪拿那本，全都清清楚楚，井然有序。衛士在換床單時要特別仔細，對這些書籍一定要按著主席碼放的樣子，一本不差地恢複原樣。否則主席就認為打亂了他看書的程序，引起他的不快。周福明剛參加衛士值班時就遇到過這麽一次。他看見主席的床單該換了，便換了條幹淨的，但疏忽了把書恢複到原來位置。主席一上床就感覺到不對勁，對周福明發了火：“誰讓你動我的書，打亂我的秩序。多此一舉！”
周福明有了這次教訓，以後就十分留意臥室床上碼放的書籍，為了跟上主席該書的需要，對緊挨主席身旁的這一排書，他正是牢牢地印在腦子裏。主席每到一個地方，周福明都能迅速而準確地按原樣碼放在主席睡覺的床上。
主席不僅有與他形影不離的書，還有與他形影不離的字帖。毛主席是中國當代一流書法家，他愛好書法，尤其擅長草書。他喜歡讀字帖，特別是草書字帖，這是他的重要娛樂活動，也是最好的休息。
在草書中，毛主席最喜歡懷素的草書，懷素體的《千字文》使他老人家愛不釋手，天天都要翻一翻。這本懷素體的《千字文》還是田家英為主席收集來的，起先它是折子式的，並且破舊不成樣子。是田家英用精工裱起來，變成現在書的樣式。
周福明看著手捧懷素體《千字文》的主席問：“主席，你為什麽這麽喜歡這本書？”
主席顯出一種神秘的樣子：“你不知道哇，這是個和尚寫的，這個和尚和我還是老鄉呢，他寫了一手的好字。”
毛主席愛書、讀書、藏書，他也把書作為最好的禮物贈送給外國貴賓。
70 年代中日邦交關係開始正常化。1972年9目27日，毛主席在遊泳池會見日本首相田中角榮和外務大臣大平正芳及日方的陪同人員二階堂進。會見時，主席把自己讀過並畫有眉批的書《楚辭集注》送給田中角榮。田中角榮很高興，他通過翻譯問主席：這本書是送給他個人的還是贈送代表團的。主席知道後十分肯定地用手指著田中角榮說：“就是送給你的。”田中角榮欣喜若狂，雙手捧著《楚辭集注》，用日本民族特有的禮節方式，一邊鞠躬，一邊連說：“謝謝，謝謝。”
過了半年，田中角榮又把主席贈送給他的《楚辭集注》複製品運送主席。主席也十分高興，一直把它收藏在遊泳池書房裏。
一日離不開書的人卻不能看書
把讀書學習視為生命，在書的海洋裏品嚐人生樂趣的主席，隨著年齡的增長和自身身體的變化，他所遇到的困難越來越多，付出的代價也愈來愈大。
人們常常可以看到主席看書、寫字的形象，可很少有人見過他看書、寫字時戴著眼鏡。是主席的視力很好嗎，不是。他和普通的老年人一樣，上了年紀眼睛自然要老花了。可主席不喜歡戴眼鏡，除了看節目看戲非帶不可，平時看書他習慣用放大鏡，放大鏡在他手裏一直舉著，隻有動筆做眉批時他才肯把它放下。
毛主席究竟從何時起使用放大鏡，周福明也不知曉，反正他來到主席身邊工作的時候主席已經用上了。當時主席用的放大鏡是1951年九三學社贈送的，鏡框與鏡把是用象牙精製而成。除了放大鏡把上有“九三學社敬贈毛主席”幾個字，整個造型也很考究。用象牙雕刻的麥穗簇成的圓圈在與鏡把的連接處形成工業齒輪的圖案，象征著工農大眾所代表的全國人民對毛主席的敬愛之情。
1963年“五一”節前後，主席在上海居住。由於南、北方氣候幹濕程度的差異，放大鏡破裂了。放大鏡不能使用將會直接影響主席的辦公、看書。周福明馬上通過上海警衛處與當地的儀表局取得聯係，利用主席睡覺的時間將放大鏡拿去修理。大概是上午10點來鍾去的，為了不讓人看見放大鏡上的送給主席的字眼，周福明用膠布把放大鏡把來回粘了好幾層。當時主要是考慮到保密安全，修放大鏡始終打著為外賓的旗號，根本沒有提到主席。周福明希望盡快地把放大鏡修理好，說下午一點鍾外賓就要離開上海，實際是主席睡覺起床後要用。
事過四個多月，主席在北京收到了上海儀表局給主席的國慶獻禮——兩個放大鏡。主席試用以後感覺非常適宜，如獲至寶。毛主席使用的物品改變一種不容易，喜歡一種就更不容易。這兩個放大鏡很快得到他的喜愛，完全歸功於上海儀表局的同誌們，他們在製作過程中展示了上海工人的聰明才智和高超的技能。
原來，那次周福明在上海儀表局修好放大鏡走後，儀表局的同誌根據剛才修理時的測試，猜測放大鏡是毛主席使用的。他們參照主席的年齡認為這個放大鏡的倍數已不適合主席，下決心要為主席重新製作。在主席視力不能直接測試的條件下，經過反複試驗，他們終於取得了成功。毛主席高興地稱讚：上海工人很了不起。
放大鏡的鏡框和鏡把是用塑料做的，比起九三學社贈送的大出三分之二，兩個放大鏡大小相等，倍數也一樣，隻是在鏡把上有所區別，一個圓形，一個葫蘆形。放大鏡一個相對固定在床上，另一個放在桌子上，避免了看書時把它東拿西挪，毛主席使用起來方便多了。
70 年代，主席的身體開始多病，讀書時間長了，放大鏡在手裏老舉著感覺特別吃力。在此期間，王海容、唐聞生從國外帶回來兩個重量較輕的放大鏡，主席前後用了一段時間。直到1973年，上海工人又為主席做了一批放大鏡，一共十好幾個。這批放大鏡選料有機玻璃，薄薄的一圈有機玻璃固定鏡片，鏡把也做成空心的，大大減輕了放大鏡的重量。這樣的放大鏡很容易損壞，所以一批做了十來個備用。1975年8月，主席因患老年性白內障做了手術後，戴上了眼鏡，這時才放下了多年來使用的放大鏡。
毛主席晚年患老年性白內障是逐漸發展起來，從1972年起，他讀書學習就感到吃力，視力開始下降，他喜愛讀的一些書不得不印出大字本來滿足他學習的願望。
隨著時間的推移，到1974年，主席的視力嚴重下降，印出的大字本也解決不了他麵臨的困難。他的眼睛看東西越來越模糊不清，這對於讀書成癖的主席無疑是最痛苦的。
周福明了解主席生活的信條：飯可以一日不吃，覺可以一日不睡，書不可一日不讀。這一年主席在武漢時從故宮借來各個朝代的書法字貼、名作，前前後後足有三十多箱。有乾隆、光緒等的字，還有各種名畫，《三希堂》字帖也在其中。主席忍受著視力下降的痛苦，堅持看了二十多天，看完之後全部封好原封不動地送還回去。
主席的眼睛看不清書，便常常請別人讀，他利用自己的耳朵，借助別人的聲音沉浸在讀書學習的快樂之中。一些通俗易懂的書，在他周圍的工作人員和醫護人員就給他讀了，詩詞、曲賦、散文及其他一些古典文學作品，就請專門從事這方麵工作的人員來給他讀，北京大學中文係講師盧荻就擔負過此任務。
1975年8目中旬的一天，剛做完白內障手術的主席僅過了一天就執意地讓醫務人員把蒙在眼睛上的紗布摘下來，他要讀書。醫生能夠治好他的眼病，卻醫不好他倔強的性格，他們為主席戴上手術後必須配戴的眼鏡。做過白內障手術的人都知道，白內障手術做完，眼睛不能直接看東西，要借助一種反光鏡，主席戴的眼鏡就起這樣的作用。考慮到主席平時讀書學習的習慣，毛主席使用的眼鏡是單腿的。當他左側臥看書時戴有右腿的眼鏡，當他右側臥看書時戴有左腿的眼鏡。
毛主席晚年盡管身體不適，體弱多病，但他老人家仍靠在沙發上或躺在床上手不釋卷、孜孜不倦地看書學習。他爭分奪秒，攻讀不輟，一遍又一遍地讀史、讀詩、讀筆記小說、讀魯迅著作、讀科學雜誌等等，直到他生命垂危的時刻。
主席最後索要的一本書是《容齋隨筆》，這是他一生中比較喜歡讀的一部有較高價值的筆記書。他在雙手已經不能自由活動的情況下，請身邊的同誌幫助他舉著書，吃力地讀幾段，以為快慰。
毛主席生活方麵的愛好是很廣泛的。他不僅喜歡雪、竹子、梅花，還喜歡爬山、曬太陽，更喜歡戲曲和遊泳。
踩 雪
1962年的冬天。北京落下了這年的第一場大雪。
周福明早晨起來走出房門，頓時眼睛一亮，他被眼前的景色驚住了。紛紛揚揚的雪花把整個豐澤園裝扮得潔白無暇。那屋頂上的積雪，那盛開著一朵朵小白花的鬆柏，那好似鋪了白毯一般的庭院，在四合院周圍紅色的大柱映襯下，周福明仿佛置身於一個童話般的銀色世界。
多麽壯觀的景象！
周福明備好毛巾，沏上茶，等著主席打鈴。隻要周福明值班，他就住在菊香書屋的東房，這兒離主席北房的臥室沒有多少距離，十幾步就走到了。
值班衛士的鈴響了。周福明用盤子端著毛巾、茶水沿著廊簷朝主席的住室走去。他穿過飯廳來到主席的臥室門口有意跺了下腳。臥室的燈已被主席打開，周福明繞過屏風來到主席的床前，主席這時已經睡醒。周福明為主席上茶、上毛巾。
“主席，外麵下雪了。”
主席聽說外麵下雪，頓時顯得格外地激動和興奮：“走，看看去。”他連睡衣都顧不上換，蹬上布鞋就往外走。周福明趕緊拿件衣服跟出去。
周福明來到北房門口，主席已步出廊簷，走下台階。地麵上的積雪霎時被他那一雙強而有力的腳壓得咯吱咯吱作響。他注意放慢腳步，仿佛側耳傾聽。他不住地喘著粗氣，呼吸著大自然的清新氣息。他還不時地扭動身體，舒展全身的筋骨。
周福明發現，走在雪中的主席童心未泯，猶如一個天真活潑的孩子。他專愛走有雪的地方，專愛用腳去踩雪，厚厚的積雪淹沒了他的雙腳，基至灌到了他穿的布鞋裏也全然不顧，完全自我陶醉在一片銀色的世界中。
“主席，天氣冷，披件衣服吧。”周福明緊跟兩步提醒他。
“下雪不冷，化雪才冷呢！多長時間沒有感覺這樣輕鬆了。”主席照踩地麵的雪，不時回身望望自己的腳印。
看著主席的樣子，周福明再也不忍心打擾他了，隻是默默地隨其身後。
主席走了一會兒，隨口問：“小周，你喜歡雪嗎？”
周福明想了片刻，坦率地回答：“也喜歡，也不喜歡。”
大概是周福明的回答讓主席感到了吃驚。他突然停下腳步轉向身後的周福明，“說說你怎麽不喜歡。”
“過去在家的時候，我們既種地又撈魚。到了冬天就是下雪天，父親仍要帶我下河破冰撈魚。父親總愛不穿鞋，不管你怎麽勸他也不聽。我常常看到父親那凍裂的雙腳流出了血滴在雪地裏。所以我就不喜歡冬天，不太喜歡雪。”
“你說服不了父親就希望於老天。老天可不聽你的。”主席風趣地笑了。“任何事物都要一分為二，不能全盤肯定，也不能全盤否定。和你相比，我喜歡雪。一下雪，對人的健康有利，於莊稼有益。有了這場大雪，明年該是個豐收年了。”
周福明這才明白主席喜歡雪並不是隻從單一的欣賞角度，而且還從農業的需要。主席不愧是勞動人民的兒子。
從此以後，隻要下雪，周福明馬上告訴主席。平時主席工作起來是很少出來活動的，也隻有雪才能中斷他看書、工作。
進入70年代，主席年事已高，出來活動的時間越來越少。唯獨每次下雪他仍不放過。一場大雪過後，為了讓主席持續幾天欣賞雪，踩到雪，周福明還想了個辦法。主席居住的遊泳池與中南海之間僅隔一條馬路。一到冬天，中南海的湖麵結上厚厚的一層冰，雪落在冰上不容易化。周福明就組織警衛戰士，把中南海上的雪用筐抬到遊泳池前的院內，主席非常高興。他踩在雪地裏來回走，顯得很過癮。
愛 竹
毛主席居住過的地方基本上都種有竹子。從湖南的韶山到井岡山的八角樓，從中南海豐澤園到遊泳池，還有他經常到過的地方——杭州的劉莊、汪莊，武漢的東湖、梅嶺一號和長沙的蓉園等都可見到茂密挺拔、四季常綠的青竹。唯獨杭州劉莊的竹子最為特別，除了青竹，還有紫竹、方竹，品種比較多。
中南海豐澤園以前是不種竹子的。毛主席從香山雙清別墅搬到這裏後才在院裏種了四片。進門的左、右各有一片，剛進小院又是一片。這三片竹子占地麵積都不大，最大的要數後院的那一片。
遊泳池也同樣如此。1966年8月，毛主席搬進遊泳池。這裏起先也是沒有竹子的，是園林工人在院子的西牆角開了片地種了些竹子。主席散步時常到這裏賞竹。
毛主席的住處不僅有竹子，就連他用的地毯圖案也是竹子的。
喜梅，卻把梅花搬走了
毛主席同喜歡竹子那樣喜愛梅花。周福明剛來豐澤園時曾看見過菊香書屋的西房通往頤年堂的過道擺放著梅花，它的品種不僅僅有紅梅，還有綠梅。可後來不知何因梅花不見了。
毛主席對種植花草樹木有著他自己獨特的見解。他不主張庭院裏擺花，更不主張室內擺花。他曾對周福明講，花在白天對人體是有益的，可在晚上就沒有什麽好處。晚上它吸的是氧氣，吐出的是二氧化碳，反而對人身體有害。主席多次建議，擺花要把它擺到公園裏去，那是公共場所，人們在緊張工作之餘能夠到那裏觀賞。種花草樹木，主席還主張，既要講究觀賞價值，還要講究實用價值，要多種一些經濟價值高的作物，既能夠開花，又能夠結果。
主席的這些主張，把梅花撤走的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這並不意味著主席從此不愛梅花。相反，在他的內心深處依然是愛戀梅花的。
“風雨送春歸，
飛雪迎春到。
已是懸崖百丈冰，
猶有花枝俏。
俏也不爭春，
隻把春來報。
待到山花爛漫時，
她在叢中笑。”
主席的這首《詠梅》將他愛梅、喜梅、讚美梅花的性格特點反映得淋漓盡致。
這首詞發表後，外界都了解主席喜歡梅花。有的工廠開始在主席使用的日常生活用品上打起了主意，他們把梅花的圖案設計在塑料台布上、筆筒上、腕上、湯勺上……主席都挺喜歡。他不用出門就可看到淩寒盛開的一朵朵小梅花。
爬 山
毛主席喜歡爬山。五六十年代，杭州的大小山峰，主席幾乎都爬遍了。從爬的次數上來講，最多的要算杭州的丁家山。
了家山說山並不是山，實際是個小丘陵。它與主席在杭州時常居住的劉莊距離不遠，主席去那裏很方便。
毛主席通常是下午起床後就帶著身邊的工作人員上山了。他們沿著彎彎曲曲的石徑走上丁家山頂，最多也就是半個來小時。主席並不是為了單一的爬山而爬山，他主要是利用爬山換換空氣和環境。周福明每次動身前都要為主席準備好水、書、筆…… 主席在山上呆兩三個小時後就下山來吃飯。
60年代，毛主席還喜歡曬太陽。曬太陽也是鍛煉身體的一種辦法。
在天氣允許的條件下，主席一個星期能曬兩三次太陽，一次不下二十來分鍾。每次曬太陽時，周福明事先在太陽底下放把椅子，用屏風把它圍住，主席就坐在其中。
賞 戲
無論是對大雪的迷戀，對竹子、陽光、爬山的鍾愛，還是對梅花的讚美，都不能與主席愛好戲曲和遊泳相媲美。特別是70年代，主席年事已高，身體狀況明顯不佳，很少漫步丁家山，沐浴陽光下，隻有對戲曲和遊泳一如既往，始終沒有間斷。所以從某種程度上講，聽戲曲和遊泳構成了主席晚年文娛體育、生活的二部曲。
毛主席對我國民族文化傳統的藝術表演形式十分喜歡，經常欣賞京劇與相聲合璧聯演。許多京劇表演藝術家如李和曾、馬連良、譚富英、馬長禮、趙燕俠等和相聲表演藝術家侯寶林、郭啟儒、馬季、唐傑忠等等，多次應邀到中南海演出。
60 年代每個星期的三、六晚上中南海春耦齋都有舞會，舞會不可能次次邀請藝術家們來演出，在沒有藝術家們的表演下，主席來春耦齋期間，他跳完一支舞曲，擴音器就放一段京劇。是主席身邊的工作人員點聽的，基本都是主席喜愛的。為了便於選擇欣賞，京劇唱腔音樂的唱詞幾乎都鉛印出來，並且列出了目錄。《京劇現代戲唱詞目錄》裏至今還保留著當時身邊的工作人員為主席點的京劇節目。我們不妨把它寫出來，讓人們了解一下主席喜歡聽的現代京劇。這本唱詞隻是許多中的一本，唱詞目錄共46個，75頁。旁邊的時間是工作人員便於掌握一支曲子的時間而標注的。
1、蘆蕩火種（智鬥）——趙燕俠、馬長禮 6′5″
5、智取威虎山（一）——紀玉良唱 3′57″
10、白毛女（一）——李少春、杜近芳唱 3′41″
13、箭杆河邊——張學津唱 7′39″
17、黛諾（五場、長刀擊石）（一）——關鷫鸘唱 6′22″
20、延安軍民（一）——尚長榮唱 3′52″
26、洪湖赤衛隊（一）——李慧芳唱 13′10″
30、節振國——徐榮奎唱 2′30″
32、杜鵑山（一）——李麗芳唱 3′05″
34、烈火裏成長（一）——關化鵬唱 3′24″
38、李雙雙（一）——雪湘蓉唱 6′52″
44、千方不要忘記——李和曾唱
毛主席對我國的藝術瑰寶京劇極為內行，許多的京劇唱詞他都會唱。台上京劇藝術家們表演，他在台下也情不自禁地跟著哼唱，手還不住地接點在大腿上拍打，十足的京劇戲迷味道。對相聲也是如此，他特別愛聽的相聲段子是《醉酒》，聽一次引發他笑一陣。主席笑也很注意把握分寸，難得縱情哈哈大笑。對此，侯寶林曾經有過一段回憶：他常常看見毛主席努力克製自己，不笑出聲來，有時候竟憋得臉色發紅。侯寶林記得50年代僅僅有一回毛主席忘情地大笑了，而且笑得喘不過氣來，一邊笑一邊擺手，意思是說，實在忍不住了。這是在侯寶林說到一首七拚八湊的打油詩的時候，這是首什麽“詩”呢？是這麽四句，“膽大包天不可欺，張飛喝斷當陽橋，雖然不是好買賣，一日夫妻百日恩。”這真是要算侯寶林的幸運。周福明在主席身邊這些年都沒有見過他笑得如此開心。
“文化大革命”一開始，表演藝術家們不再受到邀請來中南海為毛主席及中央領導同誌演出了，主席隻能借助唱片、磁帶欣賞京劇與相聲。60年代主席還是聽唱機，到了“文化大革命”前後才把它淘汰，聽上了錄音機。那時從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先後錄的唱片、磁帶有好大一批呢，唱片不下千張，磁帶有幾百盤。主席每次外出視察，周福明都要把磁帶帶去。為了搬運方便，周福明還專門為這幾百盤的錄音帶設計了一種木箱。打開木箱，裏麵有一個個的小木格，一個格子裏放兩盤磁帶，拿起來也方便。木箱共做了十個，每箱能裝56盤。主席聽的錄音磁帶還不像我們現在聽的，比現在落後些。磁帶是圓盤的，聽的時候帶子由這盒往另一空盒裏轉。
如此大量的磁帶內容也是包羅萬象。除了京劇唱腔音樂與相聲段子，有歌曲、舞曲、外國音樂、民族樂曲，像閔惠芬二胡獨奏、劉德海琵琶獨奏、俞遜友苗子獨奏，還有地方曲種湖南花鼓戲等等。
京劇唱腔音樂的磁帶數量最大，傳統京劇和現代京劇足有上百盤。別說唱詞就是京劇曲目也要讓人看老半天的。毛主席聽戲還是比較集中的，對傳統的老生戲非常喜歡，而且特別熟悉。李和曾的《李陵牌》、《彝陵之戰》、《逍遙津》、《空城計》、《四郎探母》，言菊朋的《文昭關》、《汾河灣》、《寶蓮燈》、《臥龍吊孝》、《空城計》、《二進宮》和新豔秋唱的《遊龍戲鳳》，譚富英的《斬馬謖》、《打鼓罵曹》、《禦碑亭》、《將相和》，馬連良的《四郎探母》、《借東風》，高慶奎的《逍遙津》、《轅門斬子》和馬長禮的《文昭關》、《沙橋餞別》等等都是主席常聽的。相聲段子也是如此。侯寶林說的相聲段子，主席都有錄音帶，聽的次數多的有《醉酒》、《夜行記》、《賣布頭》、《離婚前奏曲》、《戲劇雜談》、《三棒鼓》等。
工作人員說不上天天給主席放錄音，可也是經常的，每次放一二十分鍾，最多不超過半小時。像傳統的老生戲，放上一兩段時間就差不多了，有時再放一段相聲。
毛主席欣賞京劇和相聲，不僅僅是出於單純的喜歡，也有著它一定的務實性。欣賞過程中能夠使人精力分散適當消除大腦的緊張疲勞，是一項不花體力、不用出屋、隨時隨地不受任何條件限製的簡單可行的休息方法。所以對此主席從未間斷，外出視察也是如此。主席到一個地方都要看地方戲，他每次去湖南，湖南花鼓戲就是必看的。他對家鄉戲的喜愛不亞於京劇、相聲，像湖南花鼓戲《打銅鑼》、《補鍋》，主席不僅多次看舞台表演、電影，還有這些節目的錄音帶隨時可聽。浙江的《采茶歌》主席也很喜歡聽。
1975年8目，主席要做白內障手術，在他上手術室之前，他讓身邊的工作人員去放嶽飛的《滿江紅》。這首曲子是上海昆曲劇院演員嶽美緹演唱的。她演唱的這首曲子高亢、有力，充分表達了一個愛國誌士的寬廣胸懷和偉大抱負。主席平時就喜歡這首詞，他聽著鏗鏘樂曲，步履蹣跚地來到手術室坐下，樂曲仍然在他的耳邊回響：
“怒發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萬裏長江橫渡
遊泳對於主席可謂曆史悠久。他自兒時就與遊泳結下了不解之緣。
毛主席對身邊的工作人員說過，他小的時候體質比較弱，就有意識地鍛煉身體，常在宅院前麵的池塘裏遊泳。後來還常和同學到湘江去遊泳。堅持遊泳使他的體質增強了，為以後投身革命鬥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在他的花甲之年，他覺得在遊泳池裏遊泳不堪大展宏圖，迷戀昔日在江河湖泊的暢遊，決心從小小的遊泳池裏遊出去。主席遊過長江、湘江、贛江、珠江、錢塘江；遊過北戴河；還遊過北京十三陵水庫、湖南韶山水庫、湖南滴水洞水庫、江西蘆林水庫、武漢東湖等等。
毛主席遊泳的技能不錯，側遊、仰遊、潛水、踩水無所不能。側遊和仰遊居多，尤其喜歡仰遊。仰遊時主席平穩地躺在水上，兩手交叉置於腹部，兩腿一動不動，雙腳微露水麵，如同在床上睡眠一般，安詳地休息。他還能夠雙手懷抱右腳或者左腳反複地揉搓。
毛主席每次遊泳，身邊的工作人員要陪著他下水，時間長了，身邊的工作人員的遊泳技術也都有了很大的長進。周福明可以模仿主席躺在水中的姿勢，可他的雙臂隻能伸直，不能像主席那樣雙手交叉置於腹部，他手剛一過來還沒有互相挨上，身體便向下沉。至於主席那種神情怡然自樂的樣子，周福明隻有望而興歎了。
毛主席曆來認為遊泳可以強健體魄、鍛煉意誌，而且還能培養一種勇猛無畏的精神。他以非凡的氣魄和膽略多次暢遊長江，自1956年至1966年，毛主席在武漢暢遊長江達14次。毛主席暢遊長江的壯舉是他遊泳生涯中的光輝的一頁。
萬裏長江，浩浩蕩蕩，一瀉千裏，氣勢磅礴。曆史上無數文人墨客，麵對奔騰到海不複回的滔滔長江水，生發出無窮無盡的感慨；也不知有多少賢才將士麵對滾滾東去的江水，望江興歎。“俱往矣，數鳳流人物，還看今朝。”當代中國人民最偉大的領袖毛主席卻要以其頑強的毅力和雄偉的韜略去征服長江，到長江中搏擊風浪。
1956 年5目31日，毛主席乘專列從長沙到武漢，專列停在武昌鯰魚套時，毛主席突然提出要到長江遊泳。當時擔任武漢市委書記的張平化回答他老人家：今天到長江遊泳太倉促，等準備一二天再遊吧。毛主席說：“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我今天一定要遊。”這是毛主席第一次暢遊長江，曆時2小時零5分鍾，遊程約26華裏。
6月2日、6月3日，主席連續兩天暢遊長江，遊程都在20華裏以上。暢遊長江的激情使毛主席詩興大發，6月3日晚，他欣然命筆寫下了氣勢磅礴的詩篇《水調歌頭?遊泳》。
“才飲長江水，
又食武昌魚。
萬裏長江橫渡，
極目楚天舒。
不管風吹浪打，
勝似閑庭信步，
今日得寬餘。
子在川上曰：
逝者如斯夫！
風檣動，
龜蛇靜，
起宏圖。
一橋飛架南北，
天塹變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
截斷巫山雲雨，
高峽出平湖。
神女應無恙，
當驚世界殊。
更加令人驚詫的是，1966年，毛主席以73歲高齡創造了頂5級大風、曆時1小時零5分、遊完30華裏的記錄。
主席遊長江的時候，身邊的工作人員心裏非常緊張，個個手裏攥把汗。主席遊泳喜歡紮猛子。一猛子紮下去，半天頭才露出水麵，而且距他開始紮猛子的地方已好幾米遠。在遊泳池還好，不管他紮到哪，透過清澈如鏡的水麵總能找到他。可到了長江就不行了，渾濁的江水擋住了衛士和警衛戰士的視線，他們個個都拚命地瞪大眼睛緊張注視著。遊的過程中，他們還圍成一個圓圈把主席圍在中間。圈子圍得又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太大照顧不過來主席，太小了又影響主席遊泳，他會不高興的。
這一年正趕上主席身邊隻有周福明一人，他真是跑前跑後，忙這忙那，就這一次周福明還差點出事。那天，周福明和警衛戰士一道護泳在主席周圍，離他們不遠處一艘“W56”號輪船護隨著。快要到達目的地了，周福明奮力向“W56”號輪船遊去。他每次先一步上船為主席做準備，把睡衣、熱水、毛巾備好，等主席一上來馬上給他披上睡衣，擦幹身上的水。由於在江水裏遊了近一個小時，周福明突感兩腿一陣疼痛，糟糕，腿抽筋了。周福明馬上向輪船上的人招手，意思讓輪船趕緊靠過來。可誰知輪船上的人偏偏理解錯了他的意思，以為是讓輪船走開呢，輪船一下離去了。周福明這下傻眼了，幸虧後麵又過來一條木船。
這次主席暢遊長江的消息公開並向全世界發表，全國人民為之歡欣鼓舞，許多遊泳健兒爭先恐後湧向長江，經受大風大浪的考驗。
過去夏季中央召開工作會議經常安排在北戴河、廬山。主席每次去這兩個地方，除了開會，幾乎天天都要下水遊泳。其他的中央領導有的也去遊，可是沒有主席遊得多。為了讓與會的領導遊泳時得到休息，所以北戴河、蘆林水庫中央都人工設立了一個木製平台，約有十米見方的麵積，四周都用繩子固定。
主席遊泳之前，周福明先讓警衛戰士搖船把主席休息時要用的物品茶水、香煙、毛巾、睡衣，以及椅子之類送到平台上去。主席遊累了，便上去休息，他坐在木椅上，手裏夾支煙，邊喝茶邊與同他一道遊泳的工作人員和警衛戰士聊天，有說有笑。
無論陰天下雨，主席總不間斷。在水庫還好，晴天和下雨沒有太大的區別。可北戴河就不同了，俗話說：海上無風三尺浪。遇上陰天刮風，海上掀起一層層巨浪，翻騰的巨浪掀起一尺多高，可它仍阻擋不住老人家奔向大海的決心。隻要主席一聲令下，衛士和警衛戰士就馬上跟著他，一起衝進大海。
主席說要遊泳從來沒有遊不成的，所以周福明在主席身邊工作期間，還沒有見過誰敢去阻攔他。毛主席最後一次在湖南長沙遊泳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這次遊泳對周福明來講印象也實在是太深刻了！
1975年的1月，主席在湖南長沙居住時提出，他要下水遊泳，身邊的工作人員都感驚訝。從1974年開始，因病情加重，主席大約半年沒有下水。可主席提出了他們必須執行。經過與地方同誌的聯係，主席來到湖南省委的體育遊泳館。
陪主席遊泳的每一位同誌的心情都很沉重，他們很是擔心。主席走路都要由人扶著，下到水裏能行嗎。周福明的心裏更不是滋味，他幫主席換衣服的時候，看到主席右側髖骨上的褥瘡根本沒有恢複，他遲疑了好半天，主席讓他用膠布貼一下，然後帶著傷下了水。周福明和工作人員攙扶著主席走向扶梯，王宇清、李連慶旱已下水，等在扶梯的兩側。主席和往常一樣，背對著水艱難地一步一步走下去。水剛沒到大腿他停下了，主席習慣地蹲下身去站起來，再蹲下身去再站起來，反複幾次，使全身先適應一下水中的溫度。突然，主席兩手一鬆兩腳一蹬遊了出去，他先是仰遊，又改成側遊，不時地改變遊泳姿勢。主席遊泳比在岸上強多了，他在岸上行動不便，可到水裏行動還是比較自如，仍能遊出一些花樣，令在場的人們無比激動。當時主席也很高興，風趣地對周福明講：“明天還要到這個大澡盆裏洗澡。”
這次遊泳開始計劃隻遊十分鍾，可主席一下遊了二十來分鍾，而且連續四五天下水，一天比一天遊的時間長，到最後一天主席竟遊了四十分鍾。
最後一天主席感覺的確是累了，他遊到扶梯旁試圖自己上來，可顯得力不從心。眼明手快的周福明用左胳膊一下將他攬住，主席搭著周福明的肩膀，借助別人的力量上來了。誰知這一瞬間被當時在場的一位地方同誌攝入鏡頭，一直保存至今。
在毛主席誕辰一百周年時，周福明應中央電視台拍攝的文獻專題片《毛澤東》攝製組的邀請，拍攝外鏡來到長沙，意外地發現了這張照片，他如獲至寶。
長沙是主席遊泳生涯中的最後一站。那次外出視察，後來還到了杭州，他沒有要求下水，回到北京也不再遊泳了。許多人不理解主席最後這次遊泳為什麽選擇在長沙。憑周福明的直覺，因為主席兒時第一次遊泳是在湖南，這就是人們所說的“落葉歸根”吧！
（摘自《毛澤東晚年生活瑣記》中央文獻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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