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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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張學思之死
作者：劉永路
1970年5月末，正當“文化大革命”狂月疊起之際，又一顆將星隕落大地——愛國將領張學良的胞弟、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將軍蒙受不白之冤，含恨九泉！張學思將軍逝世後，周恩來總理曾幾次在和海軍人員談話中提及此事，他非常痛心地說“張學思是個精通海軍專業又能親自出海的參謀長，現在死了，海軍少了一位難得的將才，真可惜呀！”
曆史匆匆走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當筆者重新翻閱當年有關資料和采訪筆已時，曆史的責任感時時撞擊心門——張學思將軍的冤案雖已平反昭雪，但張學思將軍之死的錯綜複雜、撲朔迷離的內幕尚須進一步探究揭示……
（一）
張學思將軍之死，根源要從林彪那裏追起。
廬山會議後，林彪當上了國防部長，開始主持全軍工作，同時也在各軍兵種抓權力，樹威信，發展自己的勢力。海軍是個新軍種，林彪在這裏沒有基礎，尤其是對於肖勁光、張學思等海軍領導他極不信任，他處處覺得海軍“不聽話”、“不買賬”、“礙手礙腳”。
六十年代初期的一次軍委會議上，林彪決定拿海軍開刀，他批評指責海軍把“四個第一”變成了“四個第二”，他給海軍黨委扣上了三頂帽子：一曰“放著大路不走走小路”；二曰“有現成的好藥方不吃卻亂找藥方”；三曰“像個懶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林彪的三點批示，等於是對人民海軍工作的全盤否定。
政治上否定之後，接著就是組織改組。林彪以“加強海軍領導”的名義，派遣李作鵬為首的幾員心腹幹將到海軍“摻沙子”。這夥親信到海軍後有恃無恐，到處扣帽子，打棍子，對海軍成立以來的各項工作一概否定，對海軍正在開展的比武活動和練兵高潮橫加指責：“不突出政治”、“單純軍事觀點”、“技術第一”……
身為主持軍事訓練工作的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將軍不得不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在一次海軍黨委擴大會議上，他針鋒相對地說：“海軍是在黨中央、毛主席親切關懷下成長發展起來的，成績是主要的，全盤否定，不符合唯物辯證法！”
海軍副司令劉道生也氣憤地說：“你們借突出政治，幹擾和影響了軍訓，搞得快艇不快，潛艇不潛，將來還要搞得飛機不飛！”
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出席了這次會議，他支持海軍廣大幹部的正確意見，對海軍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同時，也對李作鵬一夥的謬論進行了嚴厲的批駁。他說：“海軍黨委無論在哪方麵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工作是有成效的。這些要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戴帽子是容易的，但是戴得不合適，就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要傷人！”
然而，事情並未就此而止。自林彪將一夥親信安插進海軍後；海軍便不得安寧了，內部的鬥爭愈演愈烈。隨著鬥爭的不斷深入，就連張學思在解放初期親手創辦的被譽為“海軍軍官搖籃”的大連海校也受到了株連。由此而開始了一場全軍院校的“焚書運動”。
張學思和海軍的主要領導被攪得無法正常工作。張學思愈來愈感到蹩氣，他不願意在這種黑白顛倒、自己又無法改變局麵的環境中工作下去。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來臨的前一年，他就向周總理提出要離開海軍到六機部工作的要求。
六機部是受國務院直接領導的，又是管造船的，這樣，也可以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繼續為海軍建設貢獻力量。在此前後，呂正操到張學思家串門時，張學思曾向他傾訴過自己的苦衷。呂正操又兩次找周總理，談起張學思的調動問題。
可是，周總理沒有同意。他從全局考慮，決定張學思不能離開海軍。為此，他以個人名義，向海軍黨委提出挽留張學思的三點理由：（一）他經過較長期革命鬥爭的考驗；（二）他留過學，懂得海軍專業；（三）在國內外有一定影響。
這是周總理變通地給張學思的一道“護身符”。然而，連周總理也沒有料到，當那場空前的浩劫到來時，誰也沒有力量去阻擋那席卷全國、吞噬萬人的狂濤巨瀾。
1965年秋，張學思申請參加“四清運動”，他想借機離開海軍一個時期，以清靜一下。10月，他和劉道生帶領海軍司令部機關部分人員來到天津塘沽區北塘鎮人民公社。他化名張fang，住在漁民華老三家裏。他和漁民們同吃一鍋飯，同抽一袋煙，一起出海捕魚，一起修船補網。漁民們見他挺實在，穿著也和他們沒兩樣，都親切地叫他“老張”。半年後，四清工作結束的歡送會上，漁民們才知道，老張原來是海軍的參謀長，“是個大官！”
就在工作隊回京之前的最後一次出海，發生了一件異乎尋常的事情。幾乎是在一瞬間，本來風平浪靜的海麵，忽然狂濤巨浪大作，小小的木製機帆船一下傾斜30多度，甲板上的人幾乎全部摔倒。張學思當時正在駕駛台上，他和經驗豐富的船長迅速把船頭轉向，才使漁船沒有被掀翻。大約有一袋煙工夫，浪峰過去了，海麵又平靜下來。這場災難來的突然，去得迅速，甲板上的漁具都被打壞，一位漁民喪生，還有五、六人受傷。原來，這是渤海南部海底發生地震造成的海嘯。這場海嘯發生得非常突然，人們事先毫無思想準備，這似乎是上蒼在向人們預示著什麽？
大自然的災難張學思同誌幸運地闖過來了，而即將來臨的人類曆史上空前的浩劫，他卻無法闖過去……
（二）
1966年5月，張學思結束了“四清”工作回到海軍司令部，正好趕上了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在此之前，林彪集團已陰謀把羅瑞卿同誌打成了“反黨分子”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在這次會議上，他們以“肅清羅瑞卿在海軍的影響”為名，掀起了篡軍奪權的險風惡浪。
這次會議開得極不正常。會議一開始，一夥人便跳出來鼓噪說：海軍主要領導人緊跟羅瑞卿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必須立即做出檢查和交待！一下子把海軍主要領導推到了被告席上，並罷免他們對會議的領導權，由林彪的一夥親信組成會議領導小組。會議急轉直下，變成了圍攻會和鬥爭會，甚至提出要罷海軍主要領導的官。張學思由於參加四清，有半年脫離了海軍的軍政要務，他沒有料到，事態發展得這麽迅速和嚴峻，一個高級黨組織的會議，竟然出現了所謂“群眾”罷免黨委主要領導的鬧劇，真是咄咄怪事，他感到震驚和憤慨。
這場會議的“火”很快就燒到張學思的身上。張學思一向以作風嚴謹而聞名於海軍內外，而會議的操縱者們除了批他執行羅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外，還莫須有地要他交待所謂房產不清的問題，企圖“從經濟上到政治上徹底挖出資產階級在海軍的代理人”。
早在1952年，國家因建政協禮堂，張學思的二母親盧夫人以張家全體成員的名義，把北京順承王府賣給政府。她把這筆錢平均分成十八份，張家成員每人一份。當時，張學思說通母親許夫人，把他們母子兄妹所得的五份，共八億五千餘萬元（舊幣）全部捐獻給國家。
1953年，張學思由大連調北京海軍機關工作，他的母親許夫人用自己的私蓄在北京買下一座四合院居住。張學思作為一名海軍的高級幹部本應享有一套公房，但他看到許多幹部住房緊張，便主動提出他不要公房，自己全家和母親住在一起。
到1966年，他在這所私宅已住了十幾年，一切費用完全自理，就連修繕費也沒有用公家花一分錢，這難道也成為整他的罪狀？張學思氣憤地寫了一份關於自己房產問題的說明材料，拿到會議上散發……
海軍會議情況通過簡報反映到黨中央。中央書記處和軍委的老帥們立即看出這是違背黨的組織原則的醜惡事件，一致決定要嚴肅處理。擔任書記處書記、負責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同誌親自來到會場，傳達了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同誌的指示，指出這個會議不正常，路線錯誤是第二位的，非組織活動是第一位的！
葉帥激動地說：這是搞地下活動，是陰謀罷官奪權！他還點林彪一個親信的名字，嚴肅地說：“×××，你要搞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黨中央領導同誌的指示，揭露了林彪一夥的陰謀，挫敗了他們的囂張氣焰。
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立即發生180度的大轉向，強壓在人們心頭的怒火噴射而出，大家紛紛發言，對林彪一夥在海軍的陰謀活動進行揭露和抨擊。張學思在會議的後期連續幾次發言，他指出：在我們軍隊的黨委會上，竟然出現此類事件，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毛主席要我們團結起來，以大局為重，正確分清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我們本應先分清是西安還是延安的問題，可是卻有人搞地下活動，混淆兩類矛盾，怎麽能團結起來？他們要罷官奪權，把全軍搞亂，要長不可長之風，怎麽能以大局為重？把堅持正確路線的領導同誌說成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者，如此這般，關係如何不緊張？”
張學思還就林彪親信們罷免肖勁光、蘇振華等海軍主要領導人權力問題進一步揭露道：“你們企圖用欺騙的手段，作出決議，造成既成事實，去逼中央軍委點頭，這種企圖是個陰謀，這種做法是惡劣的作法行為，必須徹底揭露，使全軍引以為戒！”張學思的發言引起全場的共鳴，人們感到驚訝和敬佩，想不到一向非常謹慎的張參謀長，在原則問題上態度這麽明朗！
然而，張學思及一切善良的人們不會想到，此時，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拉開了序幕。他們與林彪一夥針鋒相對的抗爭，卻為自己埋下了深不可測的禍根……
(三)
一場政治風暴在中國大地刮起，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陰謀家粉墨登場，大肆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海軍當然是他們“奪權”活動的一個重要目標。在林彪的策動下，海軍領導機關和軍事院校掀起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所謂“四大”活動高潮，各軍事院校的“造反派”紛紛進京，推波助瀾。
林彪還親自出馬，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李作鵬一夥親信，“親切勉勵”一番。隨即，海軍上下傳達了“林副主席”的“四點指示”。於是，凡是抑製他們陰謀活動的領導幹部，都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了“走資派”。
1967年1月，海軍政治委員蘇振華被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帽子打倒。肖勁光司令員由於毛主席出麵保護才得以幸免，然而，林彪一夥隻不過是把他作為“右的代表”而一時保留罷了。海軍的領導大權完全落到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手裏，李作鵬當上了海軍黨委第一書記、海軍政治委員。
接著被打倒的就是副司令、副政委……在這種情況下，主持正義的張學思仍不買他們的帳。幾位海軍領導同誌被揪鬥之後，李作鵬的親信便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撤掉這些首長的警衛員和公務員。海司管理局不知該怎麽處理此事，便向參謀長請示。張學思聽後果斷地回答，“我還沒見到上級的正式文件，不能撤，仍保持原待遇！”他明知擔風險，但硬是頂住了。
李作鵬一夥一直把張學思視作眼中釘、肉中刺。“文革”初期，他們鼓動一夥人寫揭發他的大字報。可是，張學思在海軍司令部威信很高，上下級關係也很融洽，因此，除了有幾張揭發他“家裏養隻貴族貓”，“給貓喂魚、看病”之類的大字報外，再也找不出他任何問題。李作鵬一夥當然不甘休，硬是把張學思排斥在“文革”運動的領導之外，甚至罷免了他的海軍司令部黨委書記的職務。
“運動不讓我管，我可以專管作戰。”張學思沒有放棄海軍參謀長的職責，他為了保持海軍部隊的穩定，不使指揮中斷，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戰備值班、處理海軍部隊一些日常工作中去。
從1966年底開始，各地發生了衝擊軍事領導機關的事件，海軍軍事院校的一些造反組織，也多次衝擊海軍領導機關。在海軍的作戰指揮、機要、通訊麵臨著被破壞的嚴重關頭，張學思親自出麵組織海軍司令部的幹部、戰士，日夜守衛在這些要害部門，用沙袋子塞住各樓梯口，阻止“造反派”的衝擊。在局勢最嚴重的一段時間裏，張學思吃住都在作戰值班室裏，一步也不離開。他對周圍同誌說：“部隊亂了，還怎麽打仗？我們這裏的一切都是屬於國家的重要機密，要是遭到損失，怎麽向黨向人民交代！”
李作鵬一夥恨不得立即把張學思除掉。張學思也預感到李作鵬一夥是不會放過他的。眼看著他所熟悉和尊敬的領導人，像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賀龍等等，一個又一個、一批又一批被打倒，他的心情越來越沉重。
一天，他對妻子謝雪萍說：“這場運動，我們的日子是不會好過的。”謝雪萍擔心地問：“他們會對你怎樣？”張學思說：“我自17歲就參加了共產黨，30多年來，我對黨對革命，可以說是出生入死，忠心不二！”張學思情緒有些激動，“我問心無愧，坦坦蕩蕩，他們要整我，叫他們整好了，一不用怕，二不用躲，看他們能把我怎樣！”
1967年7月，林彪、江青集團一手製造了武漢“七·二○”事件，並乘機提出了“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反動口號。林彪反革命集團要在全軍範圍內掃除一切敢於對他們進行抵製和鬥爭的人。這回，他們對張學思下手了！
7月21日，由林彪的老婆葉群出麵，向海軍的李作鵬打招呼。她在電話中說：“張學思在東北時是反林彪的，以前他和國民黨有勾結。”要他們盡快送張學思的材料。
接到這個訊號，李作鵬一夥立即進行密謀策劃，經過兩天的苦心編造，他們搞出了一個“關於張學思的嚴重問題”的材料，給張學思羅織了兩條“罪狀”。
一是說“張學思在東北工作時，與彭真、林楓等關係很好；來海軍後，忠實地執行了以蘇振華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他在海軍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中，是完全站在蘇振華一邊的。”李作鵬一夥還特別說明，張學思任海軍參謀長是由周總理支持的。
二是說“張學思有特務嫌疑”，“蔣匪特務機關長期以來策反張學思”，“張學思自己寫的自傳中也交代接觸過很多國民黨上層人物，蔣匪大特務戴笠還請他吃過飯。”
這份材料不敢通過公開的途徑上送，李作鵬派他的老婆在7月24日送給了林彪、江青和關鋒。
又過了一些日子，林彪集團的吳法憲把他們在海軍的同夥找到京西賓館，說：“上邊已決定，逮捕張學思。”主子發令，親信們就立即投入了行動，布下了羅網。
1967年9月11日淩晨4點，張學思家裏的紅色內線電話突然響起一陣急促的鈴聲。張學思從睡夢中驚起，拿起了電話筒，這是一部直通中央和海軍作戰值班室的機要電話，隻聽對方傳來低低的聲音：“你是張參謀長嗎？要開個緊急會議，你馬上到第一招待所來。”光明磊落的張學思，根本沒有想到這是一個陰謀。他急忙披衣起床，叫醒隔壁的司機。
謝雪萍也被電話鈴驚醒了，她問丈夫有什麽事，張學思隻說有急事要去開會，便急急忙忙洗嗽了一下，什麽也沒有吃，就乘車走了。謝雪萍萬萬沒有想到，他的丈夫這一去就陷入魔掌，再也不能回家了！
張學思到達海軍第一招待所時，天還沒亮，整個海軍大院一片寂靜，招待所門前也沒有一個人影，門廳內透出一片微弱的燈光。張學思走進大門，隻見門廳裏有幾個穿黃軍裝的人迎視著他，他沒有理會，繼續向小會議室走去。那幾個人便尾隨而來，緊接著李作鵬的一個親信從會議室門裏迎了出來，張學思已被這夥人包圍了起來。再看會議室，裏邊空無一人，根本沒有開會的跡象。張學思目光嚴厲，直逼對方，厲聲問道：“你們想幹什麽？”那個李作鵬的親信冷笑著哼了一聲說：“我向你宣布，根據上級決定，你被逮捕了！”
對於林彪反革命集團在海軍的所作所為，張學思是心裏有數的。他也估計到李作鵬一夥早晚是要整他的，但他還是不曾料到，他們竟會采取如此卑鄙狠毒的手段！這就是“左派”領導的革命行動嗎？張學思的憤怒很快變成了蔑視，麵對鐐銬他嗤之以鼻，用輕蔑、辛辣的語調說：“你們也太不光明正大了！既然是上級決定，那完全可以在大庭廣眾麵前宣布我的罪狀，然後把我逮捕起來，為什麽還要用欺騙的手段把我騙來？！”幾句話說得那親信無言以對，他們手忙腳亂地把張學思架上了囚車。
（四）
張學思被關進北郊衛戍區某團的一個營區裏。營區的一角有一排陳舊的平房，這裏原是一個連隊的營房。平房的走廊在中間，兩邊臨時間壁成一間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玻璃窗外安上了鐵絲網，窗戶緊閉著，下半截還糊上了報紙，以阻止屋內的人向外觀望。房子很陰暗，水泥地麵十分潮濕，屋子不通風，很悶。
張學思走進這個環境，心裏充滿了屈辱。第二天，張學思就寫了一封短信向李作鵬和海軍黨委提出詢問：“究竟為什麽要把我關押起來？我到底犯了什麽錯誤或什麽罪行？”幾天過去了，沒有任何回答。
9月16日，張學思又寫了一封信提出質問：“抓人總得有個理由吧？你們叫我反省也好，交代也好，起碼也要告訴我反省和交代哪些方麵的問題吧？！”
這次，李作鵬在信上批了幾句話：“張學思的信如何處理有兩個方案：一不理他，二告訴他可能問題嚴重，正在審查中。”結果還是不做回答。
9月27日，張學思第三次寫信質問，還是沒有任何回音。
就在張學思被誘捕的當天早晨，李作鵬一夥就派人奔到張學思家裏抄家。謝雪萍同誌質問他們為什麽把張學思關起來？他是什麽問題？回答是：“有重大政治問題，不能告訴你，你們也不要打聽。”
張學思被關押，到底憑什麽？全海軍機關除了李作鵬一夥，誰也不知道，就連海軍司令員肖勁光同誌也被蒙在鼓裏。
在那個黑白混淆、人妖顛倒的年代，哪裏還講黨委領導和社會主義法製？人已被抓起來了，卻還沒有立案。9月13日，李作鵬才指使其親信搞了一個以海軍黨委名義上送的“立案報告”。報告說國民黨特務機關長期策反張學思，張可能有重大的政治問題，為此“請示對張學思進行隔離審查，並向海軍直屬機關各級領導和革命群眾公布張的問題。”
可是，這個“立案報告”還是被周總理看到並壓了下來。當時，周總理的處境已經十分困難，但為了保護張學思，他仍很策略地批示道：“此事待成武同誌回來考慮。”周總理的這句話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不同意立即抓人；二是把這件事交給當時主持總參工作的楊成武同誌來處理，進而把張學思保護起來。
然而，他哪裏知道，李作鵬一夥早已秉承了林彪的旨意，先斬後奏，把張學思已經逮捕關押了。周總理還批示道：“事情沒有查清之前，不要向群眾公布。”然而，林彪的一夥親信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周總理批示之前，他們對抓張學思的事一直保密，總理批示剛下，“張學思是特務”等謠言就迅速傳遍海軍大院。有個別的狂妄之徒甚至提出要“揪張學思的後台老板！”想通過整倒張學思來誣陷栽贓周總理。
張學思被捕後的一天，有幾個人鬼鬼祟祟地來到張學思家中對他的夫人謝雪萍說：“我們是上級派來的專案組。你和張學思1961年參加西安事變二十五周年招待會，是哪裏通知你們的？什麽人主持的會？講了什麽話？有什麽活動？”謝雪萍一想，“這不是要調查周總理嗎？”一股怒火湧上她的心頭。
原來，林彪集團和“四人幫”一夥要調查的，是指1961年12月12日由周總理主持舉行的西安事變二十五周年招待會。張學思夫婦和楊拯民夫婦，應周總理邀請而出席，他們就坐在總理的一左一右。席間，周總理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表達了對西安事變，對張學良、楊虎城兩位愛國將領的懷念之情。張學思感情異常激動，在給周總理敬酒時竟泣不成聲。總理也難過得流下了熱淚，深情地對大家說：“25年了，楊先生一家4人犧牲了，張先生還囚禁在台灣，沒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們不落淚呢？”張學思因悲傷過度，未能終席。散席時，周總理還專門去看望了張學思。
對於林彪一夥要張學思夫婦交代的所謂“問題”，謝雪萍憤慨地說：“要調查，你們到周總理辦公室去，那裏有記錄!”說得來人無話可說，隻好灰溜溜地走了。
張學思在被關押的日子裏，非常想念長期愛護和保護他的周總理。1967年10月5日，張學思向周總理寫信申訴：
“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在黨內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雖然曾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但是我以黨性和生命向黨保證，我絕不是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軍黨委寫了三封信，至今無回示也無人與我談話，因此給您寫了這封信。”
這封信，周總理沒有收到。林彪一夥早已設下重重關卡，嚴密封鎖消息。張學思的幾個子女也向周總理寫了一封信，反映張學思被關押的問題，結果信不僅被沒收了，還因而遭到了一頓訓斥，叫他們“不要到處告狀”。
謝雪萍同誌向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報告了張學思被誘捕和家中被抄的情況並且親自送到中南海門口，可是，信照樣落到了李作鵬一夥的手裏，並且又一次受到“警告”。
（五）
一個月過去了，李作鵬一夥經過一番策劃，成立專案班子，加緊了對張學思的折磨和迫害。
10月8日，李作鵬的一個親信來找張學思，傳達了李作鵬的“指示”：“據有人揭發，你是敵人長期進行策反的對象之一，在已破案的材料中涉及到你，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你應該清楚。所以你一定要老實交代，協助組織把這個問題搞清楚。”
張學思聽後心裏明白了，這是要從政治上陷害他。他抑製住心中怒火，鎮定地回答說：“既然是這個原因把我抓起來的，這就不是我自己向黨做任何保證可以解決的。我自也沒有什麽可以交代的，你們可以調查嘛！”一連幾天，張學思隻字未寫。
張學思的強硬態度，使林彪反革命集團非常惱火，他們決心采取群眾鬥爭和專案審訊相結合的辦法來壓服張學思。
從1967年10月25日開始，連續十幾天，張學思天天被拉到海軍大院，進行大會、小、會批鬥。批鬥以後，專案組又不斷進行“提審”，有時搞所謂連續作戰，1968年的3月1日到13日，就連續“提審”了13天，李作鵬一夥慫恿揪鬥組說：“你們要有強烈的階級仇恨，作堅決不調和的階級鬥爭。”
在相當長的日子裏，張學思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和折磨。然而，他精神上所受到的打擊比肉體上的摧殘更加難以忍受。
每次他被拉到海軍大院批鬥，發現以往那一張張親切熟悉的麵孔變得陌生而冷酷，他的周圍，到處是憤怒仇視的目光和震耳欲聾的吼叫，時常還會夾雜比拳打腳踢更侮辱人格的謾罵……張學思雖然參加革命幾十年，但由於他特殊的身份和長期從事軍事工作外，他很少參加黨內的政治運動，很少有黨內鬥爭的經曆和經驗，在他的心目中，黨一直是一幅純潔完美的圖畫，一直是一個高大神聖的形象。他越是堅信黨，越是不理解他目前的處境。
曾與張學思同期受迫害，就關押在他隔壁房間裏的呂正操將軍，告訴筆者這樣一段情節：
我們每頓吃的飯，是一碗發了黴的大米或一個又幹又硬的饅頭，我們都不夠吃，可是張學思的精神壓力大，經常剩下一半。剩下了也不許倒，要留著下頓吃，他就拿張報紙蓋著，報紙上有毛主席的像，看守的戰士就批他蔑視偉大領袖，他反駁，和戰士吵，便受到圍攻。每天晚上提審他的時候，他都據理反駁，和他們爭吵的非常厲害……
呂正操將軍認為，一是由於張學思對黨內鬥爭認識上的單純，缺乏接受這場空前嚴酷鬥爭的思想準備；二是他從母親那裏繼承了剛正不阿、寧折不彎的秉性，所以他在蒙冤關押期間，所受到的心、理傷害、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比其他人嚴重得多……
以下，是筆者看到的當年審問張學思的有關筆錄：
專案組：今天，交代一下你的假黨員問題。
張學思：我不是假黨員，兩次入黨，都是經過組織審查的，都有入黨介紹人，我的自傳裏已寫得很清楚，你們還可以調查活著的人……
專案組：老實交代，你是不是想搞個人勢力混進黨內來的？
張學思：我如果是為個人私利的話，還有必要冒著生命危險找共產黨參加革命嗎？論我的家庭出身，個人私利、物質享受，夠高的了，何需到共產黨這裏找。要謀取高官厚祿的話，在國民黨那裏是很容易的事。
專案組：要你交代的是，你是怎麽混入共產黨內的？
張學思：你們說我是混到黨裏來的，就算是“混”吧，像我這樣的人，不願到國民黨反動派那裏去“混”，卻偏偏要在共產黨裏邊來“混”，對這，我也覺得光榮！
……
專案組：據我們掌握的資料看，一直是國民黨的策反對象，現在，你交代你是怎麽和國民黨特務相勾結的？
張學思：這個問題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如果光憑這一條，就可以抓人定案的話，國民黨特務的策反工作就太好做了。隻要在他們的計劃上多列一些人的名字就行了。因為多少年後，還會有人以這些東西為憑據，幫他們把那些人打成“特嫌”分子。
專案組狠批張學思的態度，隨後舉出了幾條“證據”：
1937年，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請張學思吃過飯；
1938年，張學思到香港接受特務訓練，在那裏學開飛機；
解放戰爭期間在東北，國民黨專門收羅了一批原東北軍上層人物，委以參議名目，主要做以張學思為主的一些人的策反工作；
1956年，國民黨港澳特務機關派人來北京做張學思的策反工作，他在參加西安事變20周年紀念會上同張學思有過接觸……
張學思：我認為，這不能成為證據。你們提到的事情，不少是我寫在自傳裏的一些個人經曆。關於戴笠請吃飯的事，我自傳裏寫得清清楚楚，那是受周恩來副主席之命進行釋放張學良活動，才特意去找的戴笠。其中的經過，回來我馬上就向組織上作了報告。
同樣，在香港啟德機場學開飛機，那也是受組織之命去香港待命。為多掌握一門本領，我自己掏錢學的。在香港的遊人，隻要掏錢，誰都可以學，這裏有什麽把柄可抓？你們根據這個來定我“特嫌”簡直是荒唐可笑！
專安組又批張學思的態度，要他不要抵賴，老實交代。
張學思：你們給我定罪的依據不僅可笑，而且可憐。既然我張學思在抗戰的時候就已成了特務了，那麽，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還有什麽必要向我策反呢？
專案組又是一頓批鬥。
張學思：不是我不想交代，是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麽交代。你們說某某人在西安事變20周年紀念會上和我接過頭，這怎麽可能呢？1956年8月到1958年8月我正在蘇聯留學呢，難道我有分身術，跑到北京來參加會？
……
專案組認為張學思“態度極端頑固”，給他吃了不少苦頭，還逼迫他承認參與“東北叛黨集團”，與呂正操等人開黑會，聯名給蔣介石打電報，企圖拉隊伍搞兵變叛黨，並逼迫他交代在東北時期和彭真搞“獨立王國”的所謂罪行……
張學思：這些統統是無中生有，是造謠誣陷！
（六）
林彪集團原以為張學思會“屈打成招”，但張學思不屈的抗爭使他們連連碰壁，十分難堪。李作鵬曾指示專案組：張學思的假黨員問題，要在海軍第四次黨代會前定下來，開會時我們就好向大家講了。
可是，張學思的入黨介紹人王嶽石（王金鏡）始終證明張學思是正式入黨的。李作鵬一夥束手無策，原定的在海軍第四次黨代會上宣布開除張學思出黨的陰謀計劃無法實現。
假案是經不起調查的，即使在那個極“左”的年代，張學思的所謂問題，經過多次內查外調，搞了幾年也無任何證據。連“專案組”也泄了氣。他們打報告，請求排除張學思的“特嫌”問題。
但林彪在海軍的一個頭目×××卻批示道：“年長日久了，問題搞不清，也不要輕易否定，可以掛起來”。這一句話，就使張學思結案無期。他們在政治迫害的同時，更施以生活折磨和人身摧殘。
他們示意看守人員，對待“特務分子”要“愛憎分明”，進而慫恿看守人員來折磨張學思。他們不讓張學思放風，不讓他睡覺休息，有的看守故意往張學思屋裏吐痰，然後逼他打掃幹淨。張學思的煙癮很重，看守卻不許他抽煙，隻給他抽黴爛的幹菜葉子。在寒冷的冬天，看守們逼著張學思赤著雙手，在院內脫煤坯，做煤餅……
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雙重折磨之下，張學思本來很健壯的身體也難以支持，漸漸垮了下來。他患了嚴重的關節炎、失眠證和胃病。他的食量越來越少了，人越來越瘦，病在一天天加重，身體一天天衰弱下去。
到1970年2月17日，專案組又派人前來“提審”時，張學思已走不動路，上下樓梯都要有人扶著，哮喘非常嚴重，耳朵也幾乎聾了。張學思提出自己的病主要是長期缺乏營養造成的，要求給予全麵檢查治療。
專案組的人這才“發現”張學思確實病得嚴重，隻得向上報告。
2月18日晚，張學思進了醫院。經初步檢查，醫生認為病情嚴重，可能是粟粒性結核或腫瘤。又經幾天的檢查，醫院診斷為血行播散性結核。滿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裏麵有瘤，還難以斷定。肝也腫大，腎也有病，鎖骨窩內發現有核桃大的疙瘩，兩耳聽不見，說明神經係統也有問題。由於這種病傳染性很強，所以，2月26日又把張學思轉到部隊的一所結核病的專科醫院。醫院的診斷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結核；（二）肺原性心髒病；（三）重度營養不良。
張學思病得如此嚴重，以至於結核菌幾乎遍及全身。但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對他的迫害並沒有停止。張學思住院用的張(fang)的化名，7名看守人員在醫院進行監視。因為是“特嫌”，他們以防止他“自殺”為借口，把張學思病房的門窗關得緊緊的，窗戶擰上鐵絲，燈泡換上大瓦數，整夜照得張學思無法入睡。
醫院根據張學思的病情，決定一級護理，但實際上並沒有實施。張學思重度營養不良，加上胃又有病，吃飯問題成為他治療的關鍵。這個重度營養不良的病人，吃的卻是一般病號飯。雞蛋是油炸的，張學思自己用水泡了二、三次，結果還是油膩得吃不下去。張學思請看守人員買一點想吃的東西，看守借故拒絕，並批他“剝削階級生活方式”。
張學思對這種折磨實在氣憤已極。他不得不絕食抗議，整整3天他沒有吃一口飯，這樣又加重了病情。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張學思拚盡全力大喊：“叫海軍的人來！”專案組的兩個人跑來了。他們裝模裝樣地掏出紙筆，記下了張學思的申訴。以下，就是筆者查到的原始記錄：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已54歲的人還得肺病，一般的30歲以上的人就不容易得肺病了。但我有絕對的信心把我的病治好。”
“我現在是治病，不是治罪，即使對犯人也要給一些寬大吧！等我病好了，怎麽罰我都行，給我加罪也行，現在我不是來醫院治罪的！”
“我想從吃的方麵來配合治療，所以我提出買東西。我也不是想吃什麽貴重的東西。就是想吃點香腸、酸菜，他們說沒有。我想吃土豆，就是馬鈴薯，這個不會沒有吧！用水煮一煮就行，也說沒有。這到底是怎麽回事？我隻想把我的病治好，恢複成一個健康的人。即使給我加罪。你們也要等到我病好了再加呀！”
“這裏這麽好的山林空氣，對我這樣的病人是多麽需要呀！可是這裏幾個月不開門窗，還用鐵絲把窗子擰起來，我這樣的人還能跳樓自殺嗎？能不能給我點寬大？！難道飯不給我吃，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還不行嗎？……”
這是一個身臨絕境的人發出的求生呼喚！然而，就是這樣一點點要求也被拒絕了。
張學思的病情在繼續發展，到3月下旬進一步惡化，不斷地發高燒。他已不能起床，連翻身都困難，整天昏昏沉沉，似睡非睡。醫院檢查發現，張學思的新陳代謝係統也起了變化，呼吸加快，心肌損傷。
眼見張學思病情危重，3月27日，主管張學思專案的部門才作出讓家屬看望的決定。
在“史無前例”的日子裏，照例是一人受難，禍及全家，張學思的6個子女，分別被趕到黑龍江、內蒙、陝北、青海等邊遠地區插隊勞動。最小的女兒，才14歲，隻是由於老師和親友的幫助關照，才得以留京郊毛紡廠當了徒工。整整兩年半的時間，張學思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親人。
他看見她們驚愕的眼光，拉著孩子的手說：“不認識爸爸了？他們從爸爸身上扛走了兩袋麵啊（喻體重掉了90斤）！”
謝雪萍同誌見張學思骨瘦如柴，完全變了模樣，禁不住一陣心酸。她還是強忍著悲痛，安慰張學思好好養病，告訴他老母親健康，子女們也都好。這些話給病危的張學思帶來一點安慰。
1970年4月1日，周總理的辦公桌上，放著中央軍委轉來的《關於張學思病情惡化的報告》。周總理看完這份材料，濃眉緊緊蹙起，消瘦的臉龐顯出異樣嚴峻的神色。他立即提筆批示道：
“要告訴醫院，設法進行搶救。如果他們力量不夠，可以請301或其它醫院一塊兒進行搶救。”
敬愛的周總理，在自己非常困難的處境之中，向張學思伸來了救援之手。
周總理的指示以急件下達到醫院，醫院領導和醫生進行了會診，提出了幾條治療意見。李作鵬一夥對周總理的指示不僅置之不理，反而抵製和阻撓。到了4月底，張學思的病情繼續惡化。5月初，張學思已完全靠輸液輸氧來維持生命。
5月21日，醫院報告張學思病危。
26日，專案組的人才不得不告訴張學思：“中央首長對你很關心，直接向醫院下達指示，要醫院設法治好你的病。”並問張學思：“你有什麽話要對組織講的？”
張學思這時神誌非常清醒，他強撐著身體坐了起來說：“我非常感謝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喘息了一會，示意記下他要講的話。
以下，是筆者見到的原始記錄：
“關於我的問題，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一定會弄清楚的。”
“一個黨籍問題，一個東北問題，這兩個問題我一生是難忘的。”
“在我青年時代，說我很進步也不是那樣，說我沒有一點進步思想也不是那樣，要不我為什麽不去投靠國民黨呢？我是不是混進共產黨內來的？我相信組織上是會搞清楚的，大家也都知道我這個特殊人物，難道對我的入黨問題就不去查一查嗎？”
“東北問題，其中好多問題，我沒辦法回答，譬如在東北和彭真的問題，一直到我反省前，沒有看到彭真到底犯了什麽錯誤的文件，我到底跟彭真做了什麽錯事壞事？一直不清楚嘛！”
“還有說我與國民黨特務機關一直有聯係，國民黨長期對我進行策反，我認為沒有。”
“就說這些吧，我說的不完全，我相信在毛澤東時代，沒有罰不當罪，罪不當罰的。像我這樣的人，缺點，錯誤是難免的，我又是一個這樣家庭出身的人。”
“我萬一不行了，我希望見一見我的母親，如果醫療上還有辦法的話，我現在可以不見，我提出來，請組織上考慮。”
當再問他對家屬子女還什麽要講的時，張學思回答：“沒有，叫他們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進！”
這是張學思在臨終前最後一次的長時間的講話，對林彪反革命集團迫害他的幾個主要問題，再一次做了明確的否認。這個遺言，充分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忠誠戰士正氣凜然、堅貞不屈的崇高精神。
在張學思逝世的前夕，他的夫人謝雪萍曾與他見了最後的一麵，她和筆者講述了當時的情景。
“5月21日，學思報病危，醫院通知我去探視。走前，專案組的人告誡我，不許哭，出現問題你負責。我去看時，人瘦得像幹柴一樣。當時不能講話，他一下子就昏迷了，床上有隻小鬧鍾，是用紗布條纏著的，昏迷中他拿起小鬧鍾向我摔過來。護士馬上走了，進來一個穿白大褂的人，遞給他紙和筆，他拿過來就寫。看樣子，他經常在昏迷中寫東西。寫完，那人立即拿走，這時，大夫才進來搶救，從腳上打吊瓶。我當時表示不滿，人已經昏迷了，憑什麽要先寫東西才能搶救？”
“隔一天，我的小孩子去看她父親，當時學思是清醒的，小孩說，‘爸，你幹嘛拿鍾打媽媽呀？’他驚訝地說：“沒有哇，你媽來看了嗎？”
“25日，我去醫院，學思見我第一句就問，有這回事嗎？我說，‘你現在靜心養病吧’。他歎口氣說：‘我很難受，也不能吃睡，嗓子幹，要是有桔子吃就好了。’我說，‘我給你去買桔子罐頭，用開水衝，可以變點酸哇。’他答應了。”
“26日，我去買回桔子罐頭，並準備了暖瓶。專案組的人說‘你怎麽今天不去上班？’我說，‘今天我得去醫院，昨天都說好的’。”回答：‘不行，車坐不下，今天你不能去看！罐頭我們拿走。’
27號我隻好去上班。
29號通知我去看，沒到醫院人就不在了……”
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目擊者講述：張學思去世前的一天下午，長時間處於昏迷狀態中的他把床頭的鬧鍾碰掉到地上，屋內人員聞聲拿來紙筆遞給他，這時張學思的神態一下清醒了，他仰臥在病床上，憤然寫下了“惡魔纏身”四個大字。他寫完一遍，又寫了第二遍。
身旁人員抓緊問他“惡魔纏身”是什麽意思？張學思麵部表情憤恨已極！他沒有回答。其實也無需回答，它的意思非常清楚，惡魔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不是他們的迫害，張學思會得這種怪病被折磨死嗎？
這夥惡魔不但纏死了張學思將軍，還纏死了我們黨、我們國家、我們民族許多優秀兒女！這是張學思將軍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滔天罪行進行的最無情、最有力的鞭撻！
1970年5月29日9時13分，黨和人民的忠誠戰士張學思，終因肺部空洞破裂，呼吸功能衰竭，心肌衰竭，心髒停止了跳動。終年54歲。
他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下，含恨離世的！
張學思逝世後，家屬子女要求明確問題性質，林彪反革命集團仍以“有重大政治問題，現在尚未正式結論。不能告訴”來搪塞。遺體不讓穿軍服戴帽徽領章，火化後仍用張（fang）的名字把骨灰盒放在八寶山普通室內。
（七）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國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的戈壁灘上，林彪反革命集團垮台了！
1972年4月27日，謝雪萍同誌再次上書毛主席，報告張學思受迫害情況，她親自將信送到中南海門口。當時，正好趕上毛主席親自抓幹部問題，這封信很快就轉到了毛主席手中。
僅3天時間，4月30日，毛主席就親筆批示：“送葉劍英同誌閱處。”葉劍英同誌立即指示總政：“認真複查，以便正確處理。”嗣後，又仔細閱讀了謝雪萍同誌關於張學思受迫害的詳情報告，並指示以肖勁光同誌為首的新的海軍黨委派人調查，寫出報告。周總理也幾次指示要查清迫害張學思的問題。
於是，1972年7月，海軍黨委力排幹擾，正式組織了張學思專案複查組，開始了複查工作。
林彪反革命集團為了陷害張學思，費盡心機搜羅“問題”，根本沒有事實根據，許多所謂的證據本身就自相矛盾，破綻百出，隻要稍加整理分析就可看清是件徹頭徹尾的假案。所以複查組很快就作出了應為張學思平反，恢複名譽的結論。
1975年初，黨中央、中央軍委批準了海軍的複查結論。張學思是黨的好兒子得到了承認。1975年4月8日，海軍召開了給張學思同誌平反、恢複名譽的大會。4月19日，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張學思同誌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室的正麵。
1980年12月，中央軍委、解放軍總政治部批準了為張學思同誌進一步平反昭雪的報告，對張學思同誌作出了應有的高度評價。曆史不容抹煞，善惡終有鑒別。
張學思之死的千古奇冤終於昭雪了！
張學思將軍的英名，將與山河同在，與日月同輝！
作者：劉永路
1970年5月末，正當“文化大革命”狂月疊起之際，又一顆將星隕落大地——愛國將領張學良的胞弟、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將軍蒙受不白之冤，含恨九泉！張學思將軍逝世後，周恩來總理曾幾次在和海軍人員談話中提及此事，他非常痛心地說“張學思是個精通海軍專業又能親自出海的參謀長，現在死了，海軍少了一位難得的將才，真可惜呀！”
曆史匆匆走過了四分之一個世紀，當筆者重新翻閱當年有關資料和采訪筆已時，曆史的責任感時時撞擊心門——張學思將軍的冤案雖已平反昭雪，但張學思將軍之死的錯綜複雜、撲朔迷離的內幕尚須進一步探究揭示……
（一）
張學思將軍之死，根源要從林彪那裏追起。
廬山會議後，林彪當上了國防部長，開始主持全軍工作，同時也在各軍兵種抓權力，樹威信，發展自己的勢力。海軍是個新軍種，林彪在這裏沒有基礎，尤其是對於肖勁光、張學思等海軍領導他極不信任，他處處覺得海軍“不聽話”、“不買賬”、“礙手礙腳”。
六十年代初期的一次軍委會議上，林彪決定拿海軍開刀，他批評指責海軍把“四個第一”變成了“四個第二”，他給海軍黨委扣上了三頂帽子：一曰“放著大路不走走小路”；二曰“有現成的好藥方不吃卻亂找藥方”；三曰“像個懶婆娘管家，管得稀稀拉拉！”林彪的三點批示，等於是對人民海軍工作的全盤否定。
政治上否定之後，接著就是組織改組。林彪以“加強海軍領導”的名義，派遣李作鵬為首的幾員心腹幹將到海軍“摻沙子”。這夥親信到海軍後有恃無恐，到處扣帽子，打棍子，對海軍成立以來的各項工作一概否定，對海軍正在開展的比武活動和練兵高潮橫加指責：“不突出政治”、“單純軍事觀點”、“技術第一”……
身為主持軍事訓練工作的海軍參謀長張學思將軍不得不挺身而出，仗義執言。在一次海軍黨委擴大會議上，他針鋒相對地說：“海軍是在黨中央、毛主席親切關懷下成長發展起來的，成績是主要的，全盤否定，不符合唯物辯證法！”
海軍副司令劉道生也氣憤地說：“你們借突出政治，幹擾和影響了軍訓，搞得快艇不快，潛艇不潛，將來還要搞得飛機不飛！”
解放軍總參謀長羅瑞卿出席了這次會議，他支持海軍廣大幹部的正確意見，對海軍工作給予充分的肯定，同時，也對李作鵬一夥的謬論進行了嚴厲的批駁。他說：“海軍黨委無論在哪方麵都作了很大的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工作是有成效的。這些要否定也是否定不了的。戴帽子是容易的，但是戴得不合適，就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要傷人！”
然而，事情並未就此而止。自林彪將一夥親信安插進海軍後；海軍便不得安寧了，內部的鬥爭愈演愈烈。隨著鬥爭的不斷深入，就連張學思在解放初期親手創辦的被譽為“海軍軍官搖籃”的大連海校也受到了株連。由此而開始了一場全軍院校的“焚書運動”。
張學思和海軍的主要領導被攪得無法正常工作。張學思愈來愈感到蹩氣，他不願意在這種黑白顛倒、自己又無法改變局麵的環境中工作下去。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來臨的前一年，他就向周總理提出要離開海軍到六機部工作的要求。
六機部是受國務院直接領導的，又是管造船的，這樣，也可以在周總理直接領導下繼續為海軍建設貢獻力量。在此前後，呂正操到張學思家串門時，張學思曾向他傾訴過自己的苦衷。呂正操又兩次找周總理，談起張學思的調動問題。
可是，周總理沒有同意。他從全局考慮，決定張學思不能離開海軍。為此，他以個人名義，向海軍黨委提出挽留張學思的三點理由：（一）他經過較長期革命鬥爭的考驗；（二）他留過學，懂得海軍專業；（三）在國內外有一定影響。
這是周總理變通地給張學思的一道“護身符”。然而，連周總理也沒有料到，當那場空前的浩劫到來時，誰也沒有力量去阻擋那席卷全國、吞噬萬人的狂濤巨瀾。
1965年秋，張學思申請參加“四清運動”，他想借機離開海軍一個時期，以清靜一下。10月，他和劉道生帶領海軍司令部機關部分人員來到天津塘沽區北塘鎮人民公社。他化名張fang，住在漁民華老三家裏。他和漁民們同吃一鍋飯，同抽一袋煙，一起出海捕魚，一起修船補網。漁民們見他挺實在，穿著也和他們沒兩樣，都親切地叫他“老張”。半年後，四清工作結束的歡送會上，漁民們才知道，老張原來是海軍的參謀長，“是個大官！”
就在工作隊回京之前的最後一次出海，發生了一件異乎尋常的事情。幾乎是在一瞬間，本來風平浪靜的海麵，忽然狂濤巨浪大作，小小的木製機帆船一下傾斜30多度，甲板上的人幾乎全部摔倒。張學思當時正在駕駛台上，他和經驗豐富的船長迅速把船頭轉向，才使漁船沒有被掀翻。大約有一袋煙工夫，浪峰過去了，海麵又平靜下來。這場災難來的突然，去得迅速，甲板上的漁具都被打壞，一位漁民喪生，還有五、六人受傷。原來，這是渤海南部海底發生地震造成的海嘯。這場海嘯發生得非常突然，人們事先毫無思想準備，這似乎是上蒼在向人們預示著什麽？
大自然的災難張學思同誌幸運地闖過來了，而即將來臨的人類曆史上空前的浩劫，他卻無法闖過去……
（二）
1966年5月，張學思結束了“四清”工作回到海軍司令部，正好趕上了海軍黨委擴大會議。在此之前，林彪集團已陰謀把羅瑞卿同誌打成了“反黨分子”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的代表”。在這次會議上，他們以“肅清羅瑞卿在海軍的影響”為名，掀起了篡軍奪權的險風惡浪。
這次會議開得極不正常。會議一開始，一夥人便跳出來鼓噪說：海軍主要領導人緊跟羅瑞卿推行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必須立即做出檢查和交待！一下子把海軍主要領導推到了被告席上，並罷免他們對會議的領導權，由林彪的一夥親信組成會議領導小組。會議急轉直下，變成了圍攻會和鬥爭會，甚至提出要罷海軍主要領導的官。張學思由於參加四清，有半年脫離了海軍的軍政要務，他沒有料到，事態發展得這麽迅速和嚴峻，一個高級黨組織的會議，竟然出現了所謂“群眾”罷免黨委主要領導的鬧劇，真是咄咄怪事，他感到震驚和憤慨。
這場會議的“火”很快就燒到張學思的身上。張學思一向以作風嚴謹而聞名於海軍內外，而會議的操縱者們除了批他執行羅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外，還莫須有地要他交待所謂房產不清的問題，企圖“從經濟上到政治上徹底挖出資產階級在海軍的代理人”。
早在1952年，國家因建政協禮堂，張學思的二母親盧夫人以張家全體成員的名義，把北京順承王府賣給政府。她把這筆錢平均分成十八份，張家成員每人一份。當時，張學思說通母親許夫人，把他們母子兄妹所得的五份，共八億五千餘萬元（舊幣）全部捐獻給國家。
1953年，張學思由大連調北京海軍機關工作，他的母親許夫人用自己的私蓄在北京買下一座四合院居住。張學思作為一名海軍的高級幹部本應享有一套公房，但他看到許多幹部住房緊張，便主動提出他不要公房，自己全家和母親住在一起。
到1966年，他在這所私宅已住了十幾年，一切費用完全自理，就連修繕費也沒有用公家花一分錢，這難道也成為整他的罪狀？張學思氣憤地寫了一份關於自己房產問題的說明材料，拿到會議上散發……
海軍會議情況通過簡報反映到黨中央。中央書記處和軍委的老帥們立即看出這是違背黨的組織原則的醜惡事件，一致決定要嚴肅處理。擔任書記處書記、負責軍委日常工作的葉劍英同誌親自來到會場，傳達了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同誌的指示，指出這個會議不正常，路線錯誤是第二位的，非組織活動是第一位的！
葉帥激動地說：這是搞地下活動，是陰謀罷官奪權！他還點林彪一個親信的名字，嚴肅地說：“×××，你要搞陳橋兵變，黃袍加身！”黨中央領導同誌的指示，揭露了林彪一夥的陰謀，挫敗了他們的囂張氣焰。
海軍黨委擴大會議立即發生180度的大轉向，強壓在人們心頭的怒火噴射而出，大家紛紛發言，對林彪一夥在海軍的陰謀活動進行揭露和抨擊。張學思在會議的後期連續幾次發言，他指出：在我們軍隊的黨委會上，竟然出現此類事件，是令人十分痛心的。毛主席要我們團結起來，以大局為重，正確分清和處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我們本應先分清是西安還是延安的問題，可是卻有人搞地下活動，混淆兩類矛盾，怎麽能團結起來？他們要罷官奪權，把全軍搞亂，要長不可長之風，怎麽能以大局為重？把堅持正確路線的領導同誌說成是錯誤路線的代表者，如此這般，關係如何不緊張？”
張學思還就林彪親信們罷免肖勁光、蘇振華等海軍主要領導人權力問題進一步揭露道：“你們企圖用欺騙的手段，作出決議，造成既成事實，去逼中央軍委點頭，這種企圖是個陰謀，這種做法是惡劣的作法行為，必須徹底揭露，使全軍引以為戒！”張學思的發言引起全場的共鳴，人們感到驚訝和敬佩，想不到一向非常謹慎的張參謀長，在原則問題上態度這麽明朗！
然而，張學思及一切善良的人們不會想到，此時，那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已經拉開了序幕。他們與林彪一夥針鋒相對的抗爭，卻為自己埋下了深不可測的禍根……
(三)
一場政治風暴在中國大地刮起，林彪、江青等野心家、陰謀家粉墨登場，大肆進行篡奪黨和國家權力的陰謀活動。海軍當然是他們“奪權”活動的一個重要目標。在林彪的策動下，海軍領導機關和軍事院校掀起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所謂“四大”活動高潮，各軍事院校的“造反派”紛紛進京，推波助瀾。
林彪還親自出馬，在人民大會堂召見了李作鵬一夥親信，“親切勉勵”一番。隨即，海軍上下傳達了“林副主席”的“四點指示”。於是，凡是抑製他們陰謀活動的領導幹部，都一批又一批地被打成了“走資派”。
1967年1月，海軍政治委員蘇振華被戴上了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三反分子”帽子打倒。肖勁光司令員由於毛主席出麵保護才得以幸免，然而，林彪一夥隻不過是把他作為“右的代表”而一時保留罷了。海軍的領導大權完全落到林彪反革命集團的手裏，李作鵬當上了海軍黨委第一書記、海軍政治委員。
接著被打倒的就是副司令、副政委……在這種情況下，主持正義的張學思仍不買他們的帳。幾位海軍領導同誌被揪鬥之後，李作鵬的親信便迫不及待地提出要撤掉這些首長的警衛員和公務員。海司管理局不知該怎麽處理此事，便向參謀長請示。張學思聽後果斷地回答，“我還沒見到上級的正式文件，不能撤，仍保持原待遇！”他明知擔風險，但硬是頂住了。
李作鵬一夥一直把張學思視作眼中釘、肉中刺。“文革”初期，他們鼓動一夥人寫揭發他的大字報。可是，張學思在海軍司令部威信很高，上下級關係也很融洽，因此，除了有幾張揭發他“家裏養隻貴族貓”，“給貓喂魚、看病”之類的大字報外，再也找不出他任何問題。李作鵬一夥當然不甘休，硬是把張學思排斥在“文革”運動的領導之外，甚至罷免了他的海軍司令部黨委書記的職務。
“運動不讓我管，我可以專管作戰。”張學思沒有放棄海軍參謀長的職責，他為了保持海軍部隊的穩定，不使指揮中斷，便把全部精力投入到戰備值班、處理海軍部隊一些日常工作中去。
從1966年底開始，各地發生了衝擊軍事領導機關的事件，海軍軍事院校的一些造反組織，也多次衝擊海軍領導機關。在海軍的作戰指揮、機要、通訊麵臨著被破壞的嚴重關頭，張學思親自出麵組織海軍司令部的幹部、戰士，日夜守衛在這些要害部門，用沙袋子塞住各樓梯口，阻止“造反派”的衝擊。在局勢最嚴重的一段時間裏，張學思吃住都在作戰值班室裏，一步也不離開。他對周圍同誌說：“部隊亂了，還怎麽打仗？我們這裏的一切都是屬於國家的重要機密，要是遭到損失，怎麽向黨向人民交代！”
李作鵬一夥恨不得立即把張學思除掉。張學思也預感到李作鵬一夥是不會放過他的。眼看著他所熟悉和尊敬的領導人，像劉少奇、鄧小平、陶鑄、彭真、賀龍等等，一個又一個、一批又一批被打倒，他的心情越來越沉重。
一天，他對妻子謝雪萍說：“這場運動，我們的日子是不會好過的。”謝雪萍擔心地問：“他們會對你怎樣？”張學思說：“我自17歲就參加了共產黨，30多年來，我對黨對革命，可以說是出生入死，忠心不二！”張學思情緒有些激動，“我問心無愧，坦坦蕩蕩，他們要整我，叫他們整好了，一不用怕，二不用躲，看他們能把我怎樣！”
1967年7月，林彪、江青集團一手製造了武漢“七·二○”事件，並乘機提出了“打倒帶槍的劉鄧路線”，“揪軍內一小撮走資派”的反動口號。林彪反革命集團要在全軍範圍內掃除一切敢於對他們進行抵製和鬥爭的人。這回，他們對張學思下手了！
7月21日，由林彪的老婆葉群出麵，向海軍的李作鵬打招呼。她在電話中說：“張學思在東北時是反林彪的，以前他和國民黨有勾結。”要他們盡快送張學思的材料。
接到這個訊號，李作鵬一夥立即進行密謀策劃，經過兩天的苦心編造，他們搞出了一個“關於張學思的嚴重問題”的材料，給張學思羅織了兩條“罪狀”。
一是說“張學思在東北工作時，與彭真、林楓等關係很好；來海軍後，忠實地執行了以蘇振華為代表的資產階級軍事路線，他在海軍的兩個階級、兩條路線、兩個司令部的鬥爭中，是完全站在蘇振華一邊的。”李作鵬一夥還特別說明，張學思任海軍參謀長是由周總理支持的。
二是說“張學思有特務嫌疑”，“蔣匪特務機關長期以來策反張學思”，“張學思自己寫的自傳中也交代接觸過很多國民黨上層人物，蔣匪大特務戴笠還請他吃過飯。”
這份材料不敢通過公開的途徑上送，李作鵬派他的老婆在7月24日送給了林彪、江青和關鋒。
又過了一些日子，林彪集團的吳法憲把他們在海軍的同夥找到京西賓館，說：“上邊已決定，逮捕張學思。”主子發令，親信們就立即投入了行動，布下了羅網。
1967年9月11日淩晨4點，張學思家裏的紅色內線電話突然響起一陣急促的鈴聲。張學思從睡夢中驚起，拿起了電話筒，這是一部直通中央和海軍作戰值班室的機要電話，隻聽對方傳來低低的聲音：“你是張參謀長嗎？要開個緊急會議，你馬上到第一招待所來。”光明磊落的張學思，根本沒有想到這是一個陰謀。他急忙披衣起床，叫醒隔壁的司機。
謝雪萍也被電話鈴驚醒了，她問丈夫有什麽事，張學思隻說有急事要去開會，便急急忙忙洗嗽了一下，什麽也沒有吃，就乘車走了。謝雪萍萬萬沒有想到，他的丈夫這一去就陷入魔掌，再也不能回家了！
張學思到達海軍第一招待所時，天還沒亮，整個海軍大院一片寂靜，招待所門前也沒有一個人影，門廳內透出一片微弱的燈光。張學思走進大門，隻見門廳裏有幾個穿黃軍裝的人迎視著他，他沒有理會，繼續向小會議室走去。那幾個人便尾隨而來，緊接著李作鵬的一個親信從會議室門裏迎了出來，張學思已被這夥人包圍了起來。再看會議室，裏邊空無一人，根本沒有開會的跡象。張學思目光嚴厲，直逼對方，厲聲問道：“你們想幹什麽？”那個李作鵬的親信冷笑著哼了一聲說：“我向你宣布，根據上級決定，你被逮捕了！”
對於林彪反革命集團在海軍的所作所為，張學思是心裏有數的。他也估計到李作鵬一夥早晚是要整他的，但他還是不曾料到，他們竟會采取如此卑鄙狠毒的手段！這就是“左派”領導的革命行動嗎？張學思的憤怒很快變成了蔑視，麵對鐐銬他嗤之以鼻，用輕蔑、辛辣的語調說：“你們也太不光明正大了！既然是上級決定，那完全可以在大庭廣眾麵前宣布我的罪狀，然後把我逮捕起來，為什麽還要用欺騙的手段把我騙來？！”幾句話說得那親信無言以對，他們手忙腳亂地把張學思架上了囚車。
（四）
張學思被關進北郊衛戍區某團的一個營區裏。營區的一角有一排陳舊的平房，這裏原是一個連隊的營房。平房的走廊在中間，兩邊臨時間壁成一間間十平方米左右的小房間。玻璃窗外安上了鐵絲網，窗戶緊閉著，下半截還糊上了報紙，以阻止屋內的人向外觀望。房子很陰暗，水泥地麵十分潮濕，屋子不通風，很悶。
張學思走進這個環境，心裏充滿了屈辱。第二天，張學思就寫了一封短信向李作鵬和海軍黨委提出詢問：“究竟為什麽要把我關押起來？我到底犯了什麽錯誤或什麽罪行？”幾天過去了，沒有任何回答。
9月16日，張學思又寫了一封信提出質問：“抓人總得有個理由吧？你們叫我反省也好，交代也好，起碼也要告訴我反省和交代哪些方麵的問題吧？！”
這次，李作鵬在信上批了幾句話：“張學思的信如何處理有兩個方案：一不理他，二告訴他可能問題嚴重，正在審查中。”結果還是不做回答。
9月27日，張學思第三次寫信質問，還是沒有任何回音。
就在張學思被誘捕的當天早晨，李作鵬一夥就派人奔到張學思家裏抄家。謝雪萍同誌質問他們為什麽把張學思關起來？他是什麽問題？回答是：“有重大政治問題，不能告訴你，你們也不要打聽。”
張學思被關押，到底憑什麽？全海軍機關除了李作鵬一夥，誰也不知道，就連海軍司令員肖勁光同誌也被蒙在鼓裏。
在那個黑白混淆、人妖顛倒的年代，哪裏還講黨委領導和社會主義法製？人已被抓起來了，卻還沒有立案。9月13日，李作鵬才指使其親信搞了一個以海軍黨委名義上送的“立案報告”。報告說國民黨特務機關長期策反張學思，張可能有重大的政治問題，為此“請示對張學思進行隔離審查，並向海軍直屬機關各級領導和革命群眾公布張的問題。”
可是，這個“立案報告”還是被周總理看到並壓了下來。當時，周總理的處境已經十分困難，但為了保護張學思，他仍很策略地批示道：“此事待成武同誌回來考慮。”周總理的這句話包含了兩層意思：一是不同意立即抓人；二是把這件事交給當時主持總參工作的楊成武同誌來處理，進而把張學思保護起來。
然而，他哪裏知道，李作鵬一夥早已秉承了林彪的旨意，先斬後奏，把張學思已經逮捕關押了。周總理還批示道：“事情沒有查清之前，不要向群眾公布。”然而，林彪的一夥親信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周總理批示之前，他們對抓張學思的事一直保密，總理批示剛下，“張學思是特務”等謠言就迅速傳遍海軍大院。有個別的狂妄之徒甚至提出要“揪張學思的後台老板！”想通過整倒張學思來誣陷栽贓周總理。
張學思被捕後的一天，有幾個人鬼鬼祟祟地來到張學思家中對他的夫人謝雪萍說：“我們是上級派來的專案組。你和張學思1961年參加西安事變二十五周年招待會，是哪裏通知你們的？什麽人主持的會？講了什麽話？有什麽活動？”謝雪萍一想，“這不是要調查周總理嗎？”一股怒火湧上她的心頭。
原來，林彪集團和“四人幫”一夥要調查的，是指1961年12月12日由周總理主持舉行的西安事變二十五周年招待會。張學思夫婦和楊拯民夫婦，應周總理邀請而出席，他們就坐在總理的一左一右。席間，周總理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表達了對西安事變，對張學良、楊虎城兩位愛國將領的懷念之情。張學思感情異常激動，在給周總理敬酒時竟泣不成聲。總理也難過得流下了熱淚，深情地對大家說：“25年了，楊先生一家4人犧牲了，張先生還囚禁在台灣，沒有自由，怎能使人想起他們不落淚呢？”張學思因悲傷過度，未能終席。散席時，周總理還專門去看望了張學思。
對於林彪一夥要張學思夫婦交代的所謂“問題”，謝雪萍憤慨地說：“要調查，你們到周總理辦公室去，那裏有記錄!”說得來人無話可說，隻好灰溜溜地走了。
張學思在被關押的日子裏，非常想念長期愛護和保護他的周總理。1967年10月5日，張學思向周總理寫信申訴：
“我背叛了自己出身的階級，在黨內遵循毛主席指引的道路走了三十年，在工作中雖然曾有過這樣那樣的缺點和錯誤，但是我以黨性和生命向黨保證，我絕不是叛徒、特務、反革命分子……我已向海軍黨委寫了三封信，至今無回示也無人與我談話，因此給您寫了這封信。”
這封信，周總理沒有收到。林彪一夥早已設下重重關卡，嚴密封鎖消息。張學思的幾個子女也向周總理寫了一封信，反映張學思被關押的問題，結果信不僅被沒收了，還因而遭到了一頓訓斥，叫他們“不要到處告狀”。
謝雪萍同誌向毛主席寫了一封信，報告了張學思被誘捕和家中被抄的情況並且親自送到中南海門口，可是，信照樣落到了李作鵬一夥的手裏，並且又一次受到“警告”。
（五）
一個月過去了，李作鵬一夥經過一番策劃，成立專案班子，加緊了對張學思的折磨和迫害。
10月8日，李作鵬的一個親信來找張學思，傳達了李作鵬的“指示”：“據有人揭發，你是敵人長期進行策反的對象之一，在已破案的材料中涉及到你，這是什麽性質的問題？你應該清楚。所以你一定要老實交代，協助組織把這個問題搞清楚。”
張學思聽後心裏明白了，這是要從政治上陷害他。他抑製住心中怒火，鎮定地回答說：“既然是這個原因把我抓起來的，這就不是我自己向黨做任何保證可以解決的。我自也沒有什麽可以交代的，你們可以調查嘛！”一連幾天，張學思隻字未寫。
張學思的強硬態度，使林彪反革命集團非常惱火，他們決心采取群眾鬥爭和專案審訊相結合的辦法來壓服張學思。
從1967年10月25日開始，連續十幾天，張學思天天被拉到海軍大院，進行大會、小、會批鬥。批鬥以後，專案組又不斷進行“提審”，有時搞所謂連續作戰，1968年的3月1日到13日，就連續“提審”了13天，李作鵬一夥慫恿揪鬥組說：“你們要有強烈的階級仇恨，作堅決不調和的階級鬥爭。”
在相當長的日子裏，張學思受到了殘酷的迫害和折磨。然而，他精神上所受到的打擊比肉體上的摧殘更加難以忍受。
每次他被拉到海軍大院批鬥，發現以往那一張張親切熟悉的麵孔變得陌生而冷酷，他的周圍，到處是憤怒仇視的目光和震耳欲聾的吼叫，時常還會夾雜比拳打腳踢更侮辱人格的謾罵……張學思雖然參加革命幾十年，但由於他特殊的身份和長期從事軍事工作外，他很少參加黨內的政治運動，很少有黨內鬥爭的經曆和經驗，在他的心目中，黨一直是一幅純潔完美的圖畫，一直是一個高大神聖的形象。他越是堅信黨，越是不理解他目前的處境。
曾與張學思同期受迫害，就關押在他隔壁房間裏的呂正操將軍，告訴筆者這樣一段情節：
我們每頓吃的飯，是一碗發了黴的大米或一個又幹又硬的饅頭，我們都不夠吃，可是張學思的精神壓力大，經常剩下一半。剩下了也不許倒，要留著下頓吃，他就拿張報紙蓋著，報紙上有毛主席的像，看守的戰士就批他蔑視偉大領袖，他反駁，和戰士吵，便受到圍攻。每天晚上提審他的時候，他都據理反駁，和他們爭吵的非常厲害……
呂正操將軍認為，一是由於張學思對黨內鬥爭認識上的單純，缺乏接受這場空前嚴酷鬥爭的思想準備；二是他從母親那裏繼承了剛正不阿、寧折不彎的秉性，所以他在蒙冤關押期間，所受到的心、理傷害、精神折磨和肉體摧殘，比其他人嚴重得多……
以下，是筆者看到的當年審問張學思的有關筆錄：
專案組：今天，交代一下你的假黨員問題。
張學思：我不是假黨員，兩次入黨，都是經過組織審查的，都有入黨介紹人，我的自傳裏已寫得很清楚，你們還可以調查活著的人……
專案組：老實交代，你是不是想搞個人勢力混進黨內來的？
張學思：我如果是為個人私利的話，還有必要冒著生命危險找共產黨參加革命嗎？論我的家庭出身，個人私利、物質享受，夠高的了，何需到共產黨這裏找。要謀取高官厚祿的話，在國民黨那裏是很容易的事。
專案組：要你交代的是，你是怎麽混入共產黨內的？
張學思：你們說我是混到黨裏來的，就算是“混”吧，像我這樣的人，不願到國民黨反動派那裏去“混”，卻偏偏要在共產黨裏邊來“混”，對這，我也覺得光榮！
……
專案組：據我們掌握的資料看，一直是國民黨的策反對象，現在，你交代你是怎麽和國民黨特務相勾結的？
張學思：這個問題我還是第一次聽到。如果光憑這一條，就可以抓人定案的話，國民黨特務的策反工作就太好做了。隻要在他們的計劃上多列一些人的名字就行了。因為多少年後，還會有人以這些東西為憑據，幫他們把那些人打成“特嫌”分子。
專案組狠批張學思的態度，隨後舉出了幾條“證據”：
1937年，國民黨特務頭子戴笠請張學思吃過飯；
1938年，張學思到香港接受特務訓練，在那裏學開飛機；
解放戰爭期間在東北，國民黨專門收羅了一批原東北軍上層人物，委以參議名目，主要做以張學思為主的一些人的策反工作；
1956年，國民黨港澳特務機關派人來北京做張學思的策反工作，他在參加西安事變20周年紀念會上同張學思有過接觸……
張學思：我認為，這不能成為證據。你們提到的事情，不少是我寫在自傳裏的一些個人經曆。關於戴笠請吃飯的事，我自傳裏寫得清清楚楚，那是受周恩來副主席之命進行釋放張學良活動，才特意去找的戴笠。其中的經過，回來我馬上就向組織上作了報告。
同樣，在香港啟德機場學開飛機，那也是受組織之命去香港待命。為多掌握一門本領，我自己掏錢學的。在香港的遊人，隻要掏錢，誰都可以學，這裏有什麽把柄可抓？你們根據這個來定我“特嫌”簡直是荒唐可笑！
專安組又批張學思的態度，要他不要抵賴，老實交代。
張學思：你們給我定罪的依據不僅可笑，而且可憐。既然我張學思在抗戰的時候就已成了特務了，那麽，解放戰爭時期，國民黨還有什麽必要向我策反呢？
專案組又是一頓批鬥。
張學思：不是我不想交代，是我實在不知道該怎麽交代。你們說某某人在西安事變20周年紀念會上和我接過頭，這怎麽可能呢？1956年8月到1958年8月我正在蘇聯留學呢，難道我有分身術，跑到北京來參加會？
……
專案組認為張學思“態度極端頑固”，給他吃了不少苦頭，還逼迫他承認參與“東北叛黨集團”，與呂正操等人開黑會，聯名給蔣介石打電報，企圖拉隊伍搞兵變叛黨，並逼迫他交代在東北時期和彭真搞“獨立王國”的所謂罪行……
張學思：這些統統是無中生有，是造謠誣陷！
（六）
林彪集團原以為張學思會“屈打成招”，但張學思不屈的抗爭使他們連連碰壁，十分難堪。李作鵬曾指示專案組：張學思的假黨員問題，要在海軍第四次黨代會前定下來，開會時我們就好向大家講了。
可是，張學思的入黨介紹人王嶽石（王金鏡）始終證明張學思是正式入黨的。李作鵬一夥束手無策，原定的在海軍第四次黨代會上宣布開除張學思出黨的陰謀計劃無法實現。
假案是經不起調查的，即使在那個極“左”的年代，張學思的所謂問題，經過多次內查外調，搞了幾年也無任何證據。連“專案組”也泄了氣。他們打報告，請求排除張學思的“特嫌”問題。
但林彪在海軍的一個頭目×××卻批示道：“年長日久了，問題搞不清，也不要輕易否定，可以掛起來”。這一句話，就使張學思結案無期。他們在政治迫害的同時，更施以生活折磨和人身摧殘。
他們示意看守人員，對待“特務分子”要“愛憎分明”，進而慫恿看守人員來折磨張學思。他們不讓張學思放風，不讓他睡覺休息，有的看守故意往張學思屋裏吐痰，然後逼他打掃幹淨。張學思的煙癮很重，看守卻不許他抽煙，隻給他抽黴爛的幹菜葉子。在寒冷的冬天，看守們逼著張學思赤著雙手，在院內脫煤坯，做煤餅……
在精神上和生活上的雙重折磨之下，張學思本來很健壯的身體也難以支持，漸漸垮了下來。他患了嚴重的關節炎、失眠證和胃病。他的食量越來越少了，人越來越瘦，病在一天天加重，身體一天天衰弱下去。
到1970年2月17日，專案組又派人前來“提審”時，張學思已走不動路，上下樓梯都要有人扶著，哮喘非常嚴重，耳朵也幾乎聾了。張學思提出自己的病主要是長期缺乏營養造成的，要求給予全麵檢查治療。
專案組的人這才“發現”張學思確實病得嚴重，隻得向上報告。
2月18日晚，張學思進了醫院。經初步檢查，醫生認為病情嚴重，可能是粟粒性結核或腫瘤。又經幾天的檢查，醫院診斷為血行播散性結核。滿肺都有米粒大的水泡影子，是否裏麵有瘤，還難以斷定。肝也腫大，腎也有病，鎖骨窩內發現有核桃大的疙瘩，兩耳聽不見，說明神經係統也有問題。由於這種病傳染性很強，所以，2月26日又把張學思轉到部隊的一所結核病的專科醫院。醫院的診斷是：（一）全身血行播散性結核；（二）肺原性心髒病；（三）重度營養不良。
張學思病得如此嚴重，以至於結核菌幾乎遍及全身。但是，林彪反革命集團對他的迫害並沒有停止。張學思住院用的張(fang)的化名，7名看守人員在醫院進行監視。因為是“特嫌”，他們以防止他“自殺”為借口，把張學思病房的門窗關得緊緊的，窗戶擰上鐵絲，燈泡換上大瓦數，整夜照得張學思無法入睡。
醫院根據張學思的病情，決定一級護理，但實際上並沒有實施。張學思重度營養不良，加上胃又有病，吃飯問題成為他治療的關鍵。這個重度營養不良的病人，吃的卻是一般病號飯。雞蛋是油炸的，張學思自己用水泡了二、三次，結果還是油膩得吃不下去。張學思請看守人員買一點想吃的東西，看守借故拒絕，並批他“剝削階級生活方式”。
張學思對這種折磨實在氣憤已極。他不得不絕食抗議，整整3天他沒有吃一口飯，這樣又加重了病情。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張學思拚盡全力大喊：“叫海軍的人來！”專案組的兩個人跑來了。他們裝模裝樣地掏出紙筆，記下了張學思的申訴。以下，就是筆者查到的原始記錄：
“我做夢也沒有想到我已54歲的人還得肺病，一般的30歲以上的人就不容易得肺病了。但我有絕對的信心把我的病治好。”
“我現在是治病，不是治罪，即使對犯人也要給一些寬大吧！等我病好了，怎麽罰我都行，給我加罪也行，現在我不是來醫院治罪的！”
“我想從吃的方麵來配合治療，所以我提出買東西。我也不是想吃什麽貴重的東西。就是想吃點香腸、酸菜，他們說沒有。我想吃土豆，就是馬鈴薯，這個不會沒有吧！用水煮一煮就行，也說沒有。這到底是怎麽回事？我隻想把我的病治好，恢複成一個健康的人。即使給我加罪。你們也要等到我病好了再加呀！”
“這裏這麽好的山林空氣，對我這樣的病人是多麽需要呀！可是這裏幾個月不開門窗，還用鐵絲把窗子擰起來，我這樣的人還能跳樓自殺嗎？能不能給我點寬大？！難道飯不給我吃，呼吸一下新鮮空氣還不行嗎？……”
這是一個身臨絕境的人發出的求生呼喚！然而，就是這樣一點點要求也被拒絕了。
張學思的病情在繼續發展，到3月下旬進一步惡化，不斷地發高燒。他已不能起床，連翻身都困難，整天昏昏沉沉，似睡非睡。醫院檢查發現，張學思的新陳代謝係統也起了變化，呼吸加快，心肌損傷。
眼見張學思病情危重，3月27日，主管張學思專案的部門才作出讓家屬看望的決定。
在“史無前例”的日子裏，照例是一人受難，禍及全家，張學思的6個子女，分別被趕到黑龍江、內蒙、陝北、青海等邊遠地區插隊勞動。最小的女兒，才14歲，隻是由於老師和親友的幫助關照，才得以留京郊毛紡廠當了徒工。整整兩年半的時間，張學思第一次見到了自己的親人。
他看見她們驚愕的眼光，拉著孩子的手說：“不認識爸爸了？他們從爸爸身上扛走了兩袋麵啊（喻體重掉了90斤）！”
謝雪萍同誌見張學思骨瘦如柴，完全變了模樣，禁不住一陣心酸。她還是強忍著悲痛，安慰張學思好好養病，告訴他老母親健康，子女們也都好。這些話給病危的張學思帶來一點安慰。
1970年4月1日，周總理的辦公桌上，放著中央軍委轉來的《關於張學思病情惡化的報告》。周總理看完這份材料，濃眉緊緊蹙起，消瘦的臉龐顯出異樣嚴峻的神色。他立即提筆批示道：
“要告訴醫院，設法進行搶救。如果他們力量不夠，可以請301或其它醫院一塊兒進行搶救。”
敬愛的周總理，在自己非常困難的處境之中，向張學思伸來了救援之手。
周總理的指示以急件下達到醫院，醫院領導和醫生進行了會診，提出了幾條治療意見。李作鵬一夥對周總理的指示不僅置之不理，反而抵製和阻撓。到了4月底，張學思的病情繼續惡化。5月初，張學思已完全靠輸液輸氧來維持生命。
5月21日，醫院報告張學思病危。
26日，專案組的人才不得不告訴張學思：“中央首長對你很關心，直接向醫院下達指示，要醫院設法治好你的病。”並問張學思：“你有什麽話要對組織講的？”
張學思這時神誌非常清醒，他強撐著身體坐了起來說：“我非常感謝毛主席和周總理。”他喘息了一會，示意記下他要講的話。
以下，是筆者見到的原始記錄：
“關於我的問題，我相信在毛主席的領導下，一定會弄清楚的。”
“一個黨籍問題，一個東北問題，這兩個問題我一生是難忘的。”
“在我青年時代，說我很進步也不是那樣，說我沒有一點進步思想也不是那樣，要不我為什麽不去投靠國民黨呢？我是不是混進共產黨內來的？我相信組織上是會搞清楚的，大家也都知道我這個特殊人物，難道對我的入黨問題就不去查一查嗎？”
“東北問題，其中好多問題，我沒辦法回答，譬如在東北和彭真的問題，一直到我反省前，沒有看到彭真到底犯了什麽錯誤的文件，我到底跟彭真做了什麽錯事壞事？一直不清楚嘛！”
“還有說我與國民黨特務機關一直有聯係，國民黨長期對我進行策反，我認為沒有。”
“就說這些吧，我說的不完全，我相信在毛澤東時代，沒有罰不當罪，罪不當罰的。像我這樣的人，缺點，錯誤是難免的，我又是一個這樣家庭出身的人。”
“我萬一不行了，我希望見一見我的母親，如果醫療上還有辦法的話，我現在可以不見，我提出來，請組織上考慮。”
當再問他對家屬子女還什麽要講的時，張學思回答：“沒有，叫他們按照毛主席指引的道路前進！”
這是張學思在臨終前最後一次的長時間的講話，對林彪反革命集團迫害他的幾個主要問題，再一次做了明確的否認。這個遺言，充分表現了一個無產階級忠誠戰士正氣凜然、堅貞不屈的崇高精神。
在張學思逝世的前夕，他的夫人謝雪萍曾與他見了最後的一麵，她和筆者講述了當時的情景。
“5月21日，學思報病危，醫院通知我去探視。走前，專案組的人告誡我，不許哭，出現問題你負責。我去看時，人瘦得像幹柴一樣。當時不能講話，他一下子就昏迷了，床上有隻小鬧鍾，是用紗布條纏著的，昏迷中他拿起小鬧鍾向我摔過來。護士馬上走了，進來一個穿白大褂的人，遞給他紙和筆，他拿過來就寫。看樣子，他經常在昏迷中寫東西。寫完，那人立即拿走，這時，大夫才進來搶救，從腳上打吊瓶。我當時表示不滿，人已經昏迷了，憑什麽要先寫東西才能搶救？”
“隔一天，我的小孩子去看她父親，當時學思是清醒的，小孩說，‘爸，你幹嘛拿鍾打媽媽呀？’他驚訝地說：“沒有哇，你媽來看了嗎？”
“25日，我去醫院，學思見我第一句就問，有這回事嗎？我說，‘你現在靜心養病吧’。他歎口氣說：‘我很難受，也不能吃睡，嗓子幹，要是有桔子吃就好了。’我說，‘我給你去買桔子罐頭，用開水衝，可以變點酸哇。’他答應了。”
“26日，我去買回桔子罐頭，並準備了暖瓶。專案組的人說‘你怎麽今天不去上班？’我說，‘今天我得去醫院，昨天都說好的’。”回答：‘不行，車坐不下，今天你不能去看！罐頭我們拿走。’
27號我隻好去上班。
29號通知我去看，沒到醫院人就不在了……”
據一位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目擊者講述：張學思去世前的一天下午，長時間處於昏迷狀態中的他把床頭的鬧鍾碰掉到地上，屋內人員聞聲拿來紙筆遞給他，這時張學思的神態一下清醒了，他仰臥在病床上，憤然寫下了“惡魔纏身”四個大字。他寫完一遍，又寫了第二遍。
身旁人員抓緊問他“惡魔纏身”是什麽意思？張學思麵部表情憤恨已極！他沒有回答。其實也無需回答，它的意思非常清楚，惡魔就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不是他們的迫害，張學思會得這種怪病被折磨死嗎？
這夥惡魔不但纏死了張學思將軍，還纏死了我們黨、我們國家、我們民族許多優秀兒女！這是張學思將軍在生命的最後一刻，對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滔天罪行進行的最無情、最有力的鞭撻！
1970年5月29日9時13分，黨和人民的忠誠戰士張學思，終因肺部空洞破裂，呼吸功能衰竭，心肌衰竭，心髒停止了跳動。終年54歲。
他是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的迫害下，含恨離世的！
張學思逝世後，家屬子女要求明確問題性質，林彪反革命集團仍以“有重大政治問題，現在尚未正式結論。不能告訴”來搪塞。遺體不讓穿軍服戴帽徽領章，火化後仍用張（fang）的名字把骨灰盒放在八寶山普通室內。
（七）
1971年9月13日，林彪叛國出逃，摔死在溫都爾汗的戈壁灘上，林彪反革命集團垮台了！
1972年4月27日，謝雪萍同誌再次上書毛主席，報告張學思受迫害情況，她親自將信送到中南海門口。當時，正好趕上毛主席親自抓幹部問題，這封信很快就轉到了毛主席手中。
僅3天時間，4月30日，毛主席就親筆批示：“送葉劍英同誌閱處。”葉劍英同誌立即指示總政：“認真複查，以便正確處理。”嗣後，又仔細閱讀了謝雪萍同誌關於張學思受迫害的詳情報告，並指示以肖勁光同誌為首的新的海軍黨委派人調查，寫出報告。周總理也幾次指示要查清迫害張學思的問題。
於是，1972年7月，海軍黨委力排幹擾，正式組織了張學思專案複查組，開始了複查工作。
林彪反革命集團為了陷害張學思，費盡心機搜羅“問題”，根本沒有事實根據，許多所謂的證據本身就自相矛盾，破綻百出，隻要稍加整理分析就可看清是件徹頭徹尾的假案。所以複查組很快就作出了應為張學思平反，恢複名譽的結論。
1975年初，黨中央、中央軍委批準了海軍的複查結論。張學思是黨的好兒子得到了承認。1975年4月8日，海軍召開了給張學思同誌平反、恢複名譽的大會。4月19日，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張學思同誌骨灰盒被安放在八寶山革命公墓一室的正麵。
1980年12月，中央軍委、解放軍總政治部批準了為張學思同誌進一步平反昭雪的報告，對張學思同誌作出了應有的高度評價。曆史不容抹煞，善惡終有鑒別。
張學思之死的千古奇冤終於昭雪了！
張學思將軍的英名，將與山河同在，與日月同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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