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建國之初暫時不動香港內幕
作者：南山 南哲 2007年1月9日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軍攻占廣州後，為什麽沒有揮師香港？原來，毛澤東、周恩來早已製定出長遠的戰略方針……
在周恩來總理逝世31周年之際，我們回顧這段精彩曆史，以示紀念。
早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新生的人民政權就在開國大典上嚴正
宣布，將審查中國曆屆政府與外國簽訂的一切條約，並且根據條約內容分別予以承認、廢除、修改或重新談判。不言而喻，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那幾個有關香港問題的不平等條約，新中國是沒有必要承認的。
1949年10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廣州，但繼續南下的解放軍四野鄧華所部之十五兵團攻取深圳時，並沒有跨過羅湖橋，以武力收複香港，而是按兵於深圳河畔。當時解放軍方麵傳話給英國人，說他們的任務是維護和平並準備恢複貿易和重開廣州至九龍的鐵路。10月19日，英國殖民地大臣瓊斯向下議院所作的通報中也指出：“中港邊界是平靜的。”
解放軍攻占廣州後，香港的氣氛更加緊張起來，許多香港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但是解放軍遲遲沒有動作。這是怎麽回事呢？誰能打開這個悶葫蘆呢？
港督葛量洪是最早醒悟過來的英國人之一。在新中國未成立前，他就注意到香港的左派報紙《文匯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論中英關係與香港的前途》的社論，這篇社論中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香港正遇著最有利形勢，新中國開始建設以後，貿易將空前高漲。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運之前惶惑起來，不積極對新中國采取友好措施，這將是曆史的不智。”
當時有許多人認為《文匯報》是替共產黨說話的，因而對它發表的文章不肯相信，但葛量洪卻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北京向港府發出的一個再明確不過的“信號”，如果能抓住這個機會，香港的現存地位會維持很長一段時間。
葛量洪的預感很快被證明是正確的。
中國政府通過秘密途徑傳來了周恩來總理的三項條件。隻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這三項條件，香港就可以長期維持現狀，這三項條件的基本內容是：
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
二、不許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
這三條要求很合理，港英政府欣然接受，並和北京方麵約定，將此秘而不宣，就算是中英之間的約定俗成吧。
1951年春，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去北京請示對港政策，周恩來總理作了指示。很快，未經核實的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主要內容就傳到了香港，又被一些報紙披露出來。
“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占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作決定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從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更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
“1949年建國後，英國很快承認我們，那是一種半承認，我們也收下了。艾德禮政府主要是為了保全在英國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國在遠東的殖民地位。香港是大英帝國在遠東政治經濟勢力範圍的象征。在這個範圍內，英國和美國存在著矛盾和鬥爭，因此，在對華政策上美英也有極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國要蠶食英國在遠東的政治經濟勢力範圍，英國要力保大英帝國的餘輝。那麽，保住香港，維持對中國的外交關係，就成了英國在遠東的戰略要點。”
“所以，可以這樣說，我們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比收回來好，也比落入美國人的手上好。”
“香港留在英國人的手上，我們反而主動。我們抓住了英國人的一條辮子。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它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部署跟得太緊，靠得太攏。這樣我們就可以擴大和利用英美在遠東問題上對華政策的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大有用處。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開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支持我們的反美鬥爭，支持我們的國內經濟建設。”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是我們通往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將是我們的瞭望台、氣象台和橋頭堡。它將是我們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近兩年來的發展證明，我們在解放全國時留下個香港是正確的。”……
新中國的領導人對於香港問題所作出的決策是無比正確的，今天看來，即使把“遠見卓識”、“高瞻遠矚”這類詞匯全都搬出來加以形容，也實在不過分。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在美國的操縱下，通過決議下令其會員國不得與新中國通商。日本、加拿大、比利時、法國、緬甸等國家先後對中國實行禁運，港英政府也下令禁止96種軍事物資輸出。
後來，華盛頓方麵覺得把香港劃在禁區之內不合適，便允許香港進口貨物，但仍維持對中國大陸的貿易禁令。於是，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就成了中國通向資本主義世界必不可少的門戶。
1950年底，港督葛量洪的辦公桌上出現了這樣一份數據：1948年，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貿易總值為6.1億港元，輸出2.8億港元，輸入4.3億港元，入超1.5億港元；1950年，香港對中國內地的貿易一下子從入超轉為出超，其出超數額達5億港元之多。
香港商人笑了。內地人也笑了。他們所需要的各種寶貴物資，正通過香港這個窗戶源源不斷而來。
作者：南山 南哲 2007年1月9日
1949年10月，人民解放軍攻占廣州後，為什麽沒有揮師香港？原來，毛澤東、周恩來早已製定出長遠的戰略方針……
在周恩來總理逝世31周年之際，我們回顧這段精彩曆史，以示紀念。
早在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時，新生的人民政權就在開國大典上嚴正
宣布，將審查中國曆屆政府與外國簽訂的一切條約，並且根據條約內容分別予以承認、廢除、修改或重新談判。不言而喻，清政府與英國簽訂的那幾個有關香港問題的不平等條約，新中國是沒有必要承認的。
1949年10月14日，中國人民解放軍解放廣州，但繼續南下的解放軍四野鄧華所部之十五兵團攻取深圳時，並沒有跨過羅湖橋，以武力收複香港，而是按兵於深圳河畔。當時解放軍方麵傳話給英國人，說他們的任務是維護和平並準備恢複貿易和重開廣州至九龍的鐵路。10月19日，英國殖民地大臣瓊斯向下議院所作的通報中也指出：“中港邊界是平靜的。”
解放軍攻占廣州後，香港的氣氛更加緊張起來，許多香港人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兒，但是解放軍遲遲沒有動作。這是怎麽回事呢？誰能打開這個悶葫蘆呢？
港督葛量洪是最早醒悟過來的英國人之一。在新中國未成立前，他就注意到香港的左派報紙《文匯報》發表了一篇題為《論中英關係與香港的前途》的社論，這篇社論中有一段意味深長的話：
“香港正遇著最有利形勢，新中國開始建設以後，貿易將空前高漲。香港如果在空前的好運之前惶惑起來，不積極對新中國采取友好措施，這將是曆史的不智。”
當時有許多人認為《文匯報》是替共產黨說話的，因而對它發表的文章不肯相信，但葛量洪卻敏銳地意識到，這是北京向港府發出的一個再明確不過的“信號”，如果能抓住這個機會，香港的現存地位會維持很長一段時間。
葛量洪的預感很快被證明是正確的。
中國政府通過秘密途徑傳來了周恩來總理的三項條件。隻要港英政府很好地遵守這三項條件，香港就可以長期維持現狀，這三項條件的基本內容是：
一、香港不能用作反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基地；
二、不許進行旨在破壞中華人民共和國威信的活動；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港人員必須得到保護。
這三條要求很合理，港英政府欣然接受，並和北京方麵約定，將此秘而不宣，就算是中英之間的約定俗成吧。
1951年春，當時的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黃作梅去北京請示對港政策，周恩來總理作了指示。很快，未經核實的周恩來總理的談話主要內容就傳到了香港，又被一些報紙披露出來。
“我們對香港的政策是東西方鬥爭全局戰略部署的一部分。不收回香港，維持其資本主義英國占領不變，是不能用狹隘的領土主權原則來衡量的，來作決定的。我們在全國解放之前已決定不去解放香港，從長期的全球戰略上講，不是軟弱，不是妥協，而是一種更積極主動的進攻和鬥爭。”
“1949年建國後，英國很快承認我們，那是一種半承認，我們也收下了。艾德禮政府主要是為了保全在英國的利益，保存大英帝國在遠東的殖民地位。香港是大英帝國在遠東政治經濟勢力範圍的象征。在這個範圍內，英國和美國存在著矛盾和鬥爭，因此，在對華政策上美英也有極大的分歧和矛盾。美國要蠶食英國在遠東的政治經濟勢力範圍，英國要力保大英帝國的餘輝。那麽，保住香港，維持對中國的外交關係，就成了英國在遠東的戰略要點。”
“所以，可以這樣說，我們把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比收回來好，也比落入美國人的手上好。”
“香港留在英國人的手上，我們反而主動。我們抓住了英國人的一條辮子。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它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部署跟得太緊，靠得太攏。這樣我們就可以擴大和利用英美在遠東問題上對華政策的矛盾。”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對我們大有好處，大有用處。我們可以最大限度地開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工作，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支持我們的反美鬥爭，支持我們的國內經濟建設。”
“在這種情況下，香港是我們通往東南亞、亞非拉和西方世界的窗口。它將是我們的瞭望台、氣象台和橋頭堡。它將是我們突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對我國實行封鎖禁運的前沿陣地。近兩年來的發展證明，我們在解放全國時留下個香港是正確的。”……
新中國的領導人對於香港問題所作出的決策是無比正確的，今天看來，即使把“遠見卓識”、“高瞻遠矚”這類詞匯全都搬出來加以形容，也實在不過分。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聯合國在美國的操縱下，通過決議下令其會員國不得與新中國通商。日本、加拿大、比利時、法國、緬甸等國家先後對中國實行禁運，港英政府也下令禁止96種軍事物資輸出。
後來，華盛頓方麵覺得把香港劃在禁區之內不合適，便允許香港進口貨物，但仍維持對中國大陸的貿易禁令。於是，英國統治下的香港就成了中國通向資本主義世界必不可少的門戶。
1950年底，港督葛量洪的辦公桌上出現了這樣一份數據：1948年，香港與中國內地的貿易總值為6.1億港元，輸出2.8億港元，輸入4.3億港元，入超1.5億港元；1950年，香港對中國內地的貿易一下子從入超轉為出超，其出超數額達5億港元之多。
香港商人笑了。內地人也笑了。他們所需要的各種寶貴物資，正通過香港這個窗戶源源不斷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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