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越國的曆史與廣州南越王墓 (圖)

南越國的曆史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派五路大軍南下，於公元前214年統一嶺南，實行郡縣製，設置桂林、南海、象郡三郡。公元前 209年，陳勝、吳廣揭竿而起，各地紛紛響應，這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農民大起義。

南越國的建立

　　在秦末楚漢相爭之際，時任南海郡尉的趙佗擊並桂林、象郡，於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國，定都番禺。南越國疆域基本就是秦朝嶺南三郡的範圍，東抵福建西部，北至南嶺，西達廣西西部，南瀕南海。

南越國概況

　　南越國是嶺南第一個封建割據政權，在統治嶺南的93年間，推行郡縣製，和集百越，推廣鐵器和農耕，發展海上交通貿易，促進嶺南地區社會曆史的全麵發展，是嶺南開發史上的重要時期。


南越國的滅亡

　　漢初七十年休養生息國力雄強，南越國相對式微。公元前 111年，漢武帝派十萬樓船將士滅南越國，分嶺南地為七郡。



南越王的曆史

　　南越國共傳五代王。開國之君趙佗僭稱南越武帝，第二代王趙眜（趙佗次孫）僭稱文帝，第三代王趙嬰齊（趙眜之子）死後稱明王，皆築有陵墓。趙佗之墓至今不知所在；趙眜之墓深埋在廣州象崗山腹心深處，1983年被發現；明王墓早在三國時便被孫權盜掘。第四代王趙興（嬰齊次子）、第五代王趙建德（嬰齊長子）均未建陵墓。



開國之君--趙佗

　　趙佗（？--前137年）河北真定人，曾為秦的將領，參加過北擊匈奴、統一嶺南的戰爭，後任秦朝的龍川縣令，於公元前203年建立南越國，定都番禺，自號南越王。趙佗頗有政治遠見和謀略，開明勤勉，對嶺南的有效統治長達67年，在嶺南政治統治及開發史上是一個叱吒風雲的人物。
　　第二代王趙眜 （前 ? -- 前122年），趙佗次孫，這位祖籍河北，在廣東土生土長的年輕國王，體弱多病，性弱內向，在位16年，貪圖享樂，碌碌無為，沒什麽建樹。公元前122年因病去世，年齡43歲左右，葬在今廣州象崗山腹心深處。



南越王墓周邊的史跡

　　南越王墓所在的象崗山，為越秀山的餘脈。“象崗樵歌”被列為明代羊城八景之一。崗上原有“朝漢台”，是南越王趙佗“築台以拜天子”的禮壇，崗西有“芝蘭湖”，至唐代仍然是天然的避風良港。山崗的東南麵有“越王井”，傳為趙佗所鑿，至今仍存。南越王墓周邊還先後發掘過幾百座漢代墓葬。1995、1997發現的南越國鬥狀水池遺跡，南越國禦苑遺跡被評為當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 之一。近年在光明廣場發現的漢代水閘遺跡也是南越國的重要史跡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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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說南越王墓是嶺南考古名符其實的重大發現

　　值此南越王墓發掘20周年暨博物館建館15周年即將到來之際，勾起筆者對於1983年8月至1984年12月參加該墓發掘整理期間、以及1990年夏我們幾位隊長集中到番禺糖廠修定稿子那段不尋常日子的美好回憶。本文擬從參加象崗南越王墓的發掘、整理工作中的一些感受和認識，來說說廣州南越王墓是嶺南考古名符其實的重大發現的這個命題。不妥之處，敬請指正。

一、幾點感受

　　（一）及時發現，依法上報

　　1983年6月8日，省府在象崗山準備建高層公寓樓，當推土機把山崗削低17米並在開挖牆基時，挖到了墓室的頂蓋石板。基建科長鄧欽友即叫停工，並及時報告市文管會。經廣州文管會派員前往勘查，並從墓頂石縫擠身進去發現了西漢器物，從而初步確認這是一座西漢石室墓。勘探者立即意識到這是一個重要的發現，隨即將情況報告給省文管會，並電告了國家文物局。筆者是6月11日被友好告知去現場參觀的。

　　在接到國家文物局的電話後，6月15日，由廣州市文化局副局長饒誌忠、麥英豪和本人一起到北京匯報請示工作。先到紅樓國家文物局，謝辰生顧問、黃景略處長接待我們。謝辰生同誌先問了饒副局長，來之前告訴了廣東省文化廳沒有?……。這次匯報，獲得了工作支持，並批準了發掘經費。我們又到夏鼐副院長處匯報發現情況。夏所長說，國家文物局和考古所會全力支持您們工作的，並指示在發掘過程中，要注意分層清理，做好記錄，多拍照，多繪圖，以便後日整理複原和編寫報告。再到王府井大街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王廷芳和烏恩接待了我們。會議的主要內容是考古所領導準備派出發掘、繪畫、照相和錄像技術人員以及攜帶先進設備來支持發掘。不久之後，考古所派來了黃展嶽、白榮金、杜玉生、薑言忠、韓悅等來到廣州。

　　（二）領導的關懷和支持，是做好發掘工作的根本保證

　　廣州南越王墓的發掘和保護，始終得到了從地方到中央有關領導的重視關懷和支持，使整個發掘和保護工作，得以順利進行。

　　遵照夏鼐先生的指意，由文物局和考古研究所聯名上報國務院，請求批準發掘。廣州市專門成立發掘領導小組，由歐初任組長。廣州市公安局局長宋恕忠派來一個加強排，負責保護發掘現場和護送出土文物。出土文物開始暫時保管在中山紀念堂。為了文物的安全，葉選平省長指示，1983年底前一定要把它搬移到起義路市公安局內一幢樓房保管好。後來的整理工作就在那裏進行。

　　7月1日，國家文物局顧問謝辰生率領的工作組（包括黃景略、李季和黃展嶽等）來到廣州，帶來了國務院同意發掘的批文和發掘證照。在國家文物局的指導下，由考古研究所、省博物館、市文管會三方派人組成“廣州象崗漢墓發掘隊”，由麥英豪任隊長，黃展嶽、楊式挺任副隊長。

　　7月2閂，謝辰生同誌召開會議，傳達國家文物局對發掘的要求，並明確隊長責任：一是確保工作人員的人身安全和文物安全；二是按科學發掘要求保證工作質量；三是發掘後安排組織整理資料，編寫發掘報告。

　　在做好各項準備工作之後，8月25上午，發掘工作正式開始，發掘工作由墓道開始。

　　（三）精心籌劃，群策群力，勇闖“地宮”，確保“兩全”，保質保量。

　　廣州象崗山南越王墓是一座深埋石山，多室結構的石室墓，造墓采取豎穴和掏洞兩種形製的結合。後部主體為豎穴式挖坑，分主棺室、東側室、西側室和後藏室；前部分為前室、東耳室和西耳室。東、西耳室為橫向掏洞而成。南麵是斜坡式墓道，通至地麵。整座墓平麵似“早”字形。墓室內南北長10.85米，東西最寬12.5米，建築麵積約100平方米。由於深埋地下近20米，墓室陰暗潮濕，空氣稀薄，墓室還浸漶過水，所以在發掘前，必須安裝抽風排氣長膠管和電燈。由於埋藏了二千餘年，墓門、頂蓋石板和墓室石塊都有部分斷裂現象，增加了發掘的危險性；還由於墓室麵積不大，而隨葬品數量大，層層疊疊，錯迭交織，也給發掘清理帶來許多難題。如發掘完墓道，準備打開第一道墓門時，發現墓門橫額已斷裂，隨即要采取保護措施。又如清理西耳室時，發現器物堆滿全室，有些銅鼎等器物還堆放至前室，室內清理沒有立足之地，於是想方設法、小心翼翼地在墓室四角放上磚塊，搭架起一個貼近隨葬器物的木板平台，才能一層層地進行清理、繪圖、照相。再如，清理完前室、東、西耳室，將要進入主棺室時，發現第二道墓門緊閉，兩扇墓門上的鐵軸已經鏽蝕，一時無法打開。於是隊長決定停工休整，研究對策。利用這一空隙時間，我們發掘隊的幾位隊員，從第二道墓門底下生土處，掏挖了一個地洞，爬進主棺室探測墓內隨葬器物保存現狀。接著，照相、錄像人員也進去錄像掃描。使我們的發掘人員能夠做到在發掘清理前，對各個墓室遺物的保存現狀進行分析，然後製定發掘方案。對於這一點做法，我們是深有體會的。當然，這需要有現代化的技術設備和熟悉掌握技術設備的人員。休整2天之後，請來了廣州園林局石工隊研究開啟墓門的方法，陳日榮隊長發現一扇石門的上軸已斷裂，於是開來起重吊車，利用這一斷裂處以手動滑車把該扇墓門吊離。第二道墓門有驚無險的打開，為順利進入後部的4個墓室，掃除了前進的障礙。

　　（四）發掘工作剛告結束，立即投入了籌備建館保護，並轉入深入細致一絲不苟地整理編寫發掘報告。

　　當第二道墓門一打開，發掘人員按計劃分工，同時認真細致地清理主棺室（墓主室）、東側室（4位夫人室）、西側室（仆役和動物犧牲隨葬室）和後藏室（大型炊煮器物儲藏器室）。墓主室和“夫人室”的重要性顯然要高於其他各室，這從這兩室的基本功能和隨葬品的珍貴價值可以看得出來。當然，從整座墓葬來說，各室都有它不可分割的基本功能，都有重要的珍貴的隨葬器物。凡此種種，都體現了墓主生前的高貴身份、統治地位以及生活上的窮奢極侈!

　　到了1983年10月上旬，整個野外發掘工作宣告結束。10月8日，立即召開發掘工作總結和墓室原址保護以及籌建遺址博物館的座談會。記得當時曾有一種意見，就是在墓室上麵建造博物館。

　　10月10日，全國各大報刊都以顯著位置刊登了廣州南越王墓發現的新聞消息。筆者回憶起我們三位隊長曾接受廣州日報的采訪並寫了一個報道稿，題為嶺南考古的重大發現。這“重大”兩字，是經過斟酌推敲的。它是南越王墓本身發現的豐富新穎內涵及其學術價值賦予的，是從嶺南及至全國發現的漢墓的比較中得出的，並得到全國考古學界的認可的。如廣州南越王墓的發現，被國家文物局評為1983年全國考古新發現之一。又如，南越王墓的發現和保護，得到了各級人民政府的重視，從批準成為市級、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到國家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就我個人的考古經曆和認識說，南越王墓的發現，堪稱是嶺南考古名符其實的重大發現。這不僅僅體現在它發現了什麽，更重要的是它說明了什麽，還體現在該墓的發掘、整理、保護、宣傳到建立專題博物館，始終得到了從地方到中央領導部門的重視和支持，這在嶺南考古史上是沒有先例的。例如，南越王墓發掘工作結束後，繼續就如何保護墓室砂岩石塊的斷裂和風化問題，請來了有關專家研究，解決了這個問題。又如，在《西漢南越王墓》專刊中，附錄有18個鑒定、複原報告。包括墓主的性別年齡、絲縷玉衣的複原、鐵鎧甲的複原、墓室的岩石的石料產地、玉器、銅器、鐵器、銀、鉛器、玻璃器、絲織品、紙質、殉人遺骸、動物遺骸、藥物、漆木屏風等。這在以往嶺南的考古報告中是罕見的或不見的。這種檢驗鑒定和複原，增強了發掘報告研究的科學性和說服力，也體現了南越王博物館與有關科技單位人員團結合作共同攻關的協作精神。

　　對於廣州象崗南越王墓發現的學術價值和重大意義，已經有許多研究文章和專著論及。正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夏鼐先生在得知廣州南越王墓發現的情況後指示說：“這是一個重大發現，不亞於馬王堆和滿城漢墓，我們一定要把這座漢墓發掘的事情辦好。”國家文物局顧問、著名文物專家謝辰生說：“南越王墓有三個至為難得：一是從建國後的考古發掘所見，幾屬大型的墓幾乎都被盜掘，十室九空，而南越王墓未受盜擾，保存完好，實在難得；其次，發現時墓內未遭任何擾亂破壞，這對科學研究有特別重要的價值；還有，這座石室墓是嶺南發現的規模最大，隨葬遺物最豐富，墓主人身份最高的西漢大墓，司馬遷的《史記》、班固的《漢書》均為主人入傳，因而墓主的史事清楚，年代精確。”《西漢南越王墓》專刊的“前言”這樣寫道：“象崗南越王墓是嶺南地區發現的規模最大、出土文物最豐富、年代最早的一座彩畫石室墓，是中國漢代考古中的重大發現之一。”這些評論，言簡意賅，高度概括了廣州南越王墓發現的重大意義。

　　（五）恒久的轟動，曆史的豐碑。

　　考古的發現，往往因其新穎、奇特、保存完整而引起社會轟動。一時間，或人山人海、萬人空巷，參觀圍觀，熱鬧非凡；各種新聞媒體也爭相報道，沸沸揚揚，議論紛紛。但這種轟動效應，有的短暫即逝，有的則持久不衰，深入人心。關鍵在於發現的對象保存得好不好，是不是真正重要的發現。不久前，北京老山發現一座漢墓，中央電視台準備在開棺時作現場直播，但一經發現被盜後，轟動也隨即冰釋。1974年，湖南長沙馬王堆發現一座漢墓，因墓主人女屍保存完好，還曾在人民公園展示過。又出土了豐富多彩的隨葬晶，由此建立了馬王堆漢墓博物館，供廣大觀眾參觀。

　　1955年，香港九龍李鄭屋村發現了一座大型穹窿頂結構磚室墓，保存得相當完好。出土了一批銅、鐵、陶器隨葬晶。墓磚上還有“番禺大治厝”等銘文，證明漢代港九地區屬南海郡番禺縣管轄。因該墓地處偏僻，又是未被擾盜的大型磚室墓，為當時港九首見，故一時被引起轟動。不僅黎民百姓爭相參觀，報社電台也連篇累牘報道，對於墓葬的年代和墓主身份也眾說紛紜。有的說是外來文化，有的說是南宋楊太夫人墓，有的認為是東漢墓。當然以東漢說為是。李鄭屋漢墓隨葬品不算豐富，但在港九地區是頗具規模且保存完整的磚室墓，尤其是建成永久性博物館，供人們參觀研究。筆者因公於1981年10月赴香港考察參觀過該墓。

　　1950年以來，廣州發現的曆代古墓數以萬計，其中也不乏保存較好的和隨葬品較豐富者，然而由於各種原因，一座也沒有保留下來。所以南越王墓發掘完後得以保護下來，既是對昨天的反思，也是對今天和明天的高瞻遠矚。

　　廣州南越王墓1983年8月25日開始發掘，到10月上旬發掘完畢，在整個發掘過程，並沒引起什麽大的轟動，因為為了保證“兩個安全”：發掘人員安全、文物的安全，領導決定發掘期間暫不對外公開。但在發掘結束後，有一批文物曾在中山紀念堂展出供觀眾觀賞。尤其是在南越王墓博物館落成後，全麵係統突出地陳列墓中的文物精晶。15年來，吸引接納了多少海內外觀眾和專家學者。一件件一組組精美絕倫的文物珍品，讓觀賞者駐足細細品賞，受到一次次美的薰陶和啟迪。這是心靈的共鳴和震撼，這是恒久的轟動效應。南越王墓的重大發現並得以保留下來，南越王墓專題博物館得以建立，為廣州乃至嶺南曆史文物建設，樹立了一座豐碑。

二、幾點認識

　　根據個人參加南越王墓的發掘、整理和編寫討論發掘報告中的一些認識，我覺得南越王墓的重大發現，至少有如下的十個方麵。

　　（一）西漢石室墓的新發現

　　廣州象崗南越王墓是一座鑿山深埋多室結構和有斜坡墓道的石室墓，不僅在嶺南考古是首次發現，就是在全國漢代諸侯王墓也是不多見的。我國漢代諸侯王一級的墓已發掘20多座。墓葬結構主要有兩種形式。一種是豎穴土坑，多層棺槨，有的棺槨外設“黃腸題湊”，如北京大葆台燕王墓、長沙鹹家湖長沙王後墓、馬王堆1號漢墓；另一種是鑿山為藏，布置多側室、多耳室，如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墓、曲阜九龍山魯王墓、徐州龜山楚襄王墓、徐州北洞山楚王墓等等。南越王墓采用的是鑿山豎穴與掏洞相結合的做法，這就為研究漢代王侯墓形製結構和造墓方法增添新例。對廣東古建築史的研究也提供重要實例。

　　（二）西漢璽印的重大發現

　　南越王墓出土的璽印：多達23顆。這是迄今國內漢墓中出土最多的，而且這些璽印應是南越國自己鑄刻的。它對研究南越國的曆史和禮儀製度以及我國漢代璽印製度，增添了一批珍貴實物資料。尤以主棺室和“夫人”室的發現最為重要。主人室的“文帝行璽”龍紐金印，是全國考古發現的最大的一顆西漢金印，也是目前唯一的漢代龍紐帝璽，它還是墓主身份最可靠的證物。從該璽的文體製作工藝和使用痕跡看，應是南越國自製的實用印璽，意義重大。從全國看，迄今隻見到一方“皇帝行璽”封泥和1968年在鹹陽發現的一枚“皇後行璽”螭虎鈕白玉璽。其他如東漢“朔寧王太後璽”金印和“廣陵王璽”金印均為龜鈕。南越王墓主室出土一方“帝印”螭虎鈕玉印，西耳室還出土2枚“帝印”封泥。此方“帝印”應為南越王印璽，這種直書“帝印”文物國內未見。帝印當指皇帝之印，這也進一步證明第二代南越王生前曾僭號稱帝的史實。主室還出“泰子”龜鈕金印、“泰子”覆鬥鈕和“趙眛”覆鬥鈕玉印。由於“泰子”（太子）印與“趙眛”名章共出，因而墓主究竟是誰，在學術界曾有不同的看法。因為第一代南越王趙佗的兒子是誰？在《史記》、《漢書》沒有明載，惟《交州外域記》和《日南傳》曾記趙佗派太子趙始攻破交趾安陽王的故事。如太子確實是趙始，那麽這兩枚“太子”印當是趙始的遺物。趙眛是誰?正史亦無記載。但史書明載第二代南越王為文王，名日趙胡。“文帝行璽”龍鈕金印的“文帝”以及一套銅勾鑃刻“文帝九帝樂府工造”的“文帝”，當然不是西漢文帝而是南越國第二代文王，他曾僭號，故文獻記載嬰齊曾“藏其先武帝文帝璽”，亦可佐證。至於文帝（文王）趙胡為什麽又叫趙眛，發掘專刊已有記述。東側室出土4位“夫人”印一“右夫人璽”龜鈕金印、“左夫人印”、“泰夫人印”、和“口夫人印”，均龜鈕鎏金銅印，還有“趙藍“覆鬥鈕象牙印等。從出土位置看，趙藍應是右夫人的名字。從璽印的名稱和質料看，四位夫人的名位排列應是右夫人、左夫人、泰夫人、口夫人。從印文和鑿刻工整看，右夫人璽刻工明顯，文體莊重，且有使用痕跡，故應為生前實用印，其他3顆夫人印印文草率，可能是專為隨葬而刻製的。我國秦漢以來的後宮製度，皇帝正配稱皇後，至於地位較低妃妾稱夫人，並在夫人之前冠以姓氏，如戚夫人，故右夫人並不等同於皇後，四個夫人皆應屬於嬪妃。1980年，廣西賀縣金鍾1號西漢墓，也出土有“左夫人印”龜鈕玉印，同時還出2方龜鈕、伏螭鈕銅印，惜印文已難辨。1979年，貴縣羅泊灣2號漢墓也出土1方“夫人玉印”。據唐顏師古為《漢書》作注引如淳所說，當時隻有皇帝的妾或列侯妻子方可稱“夫人”。參照廣州南越王墓所出的“夫人”印，故推測金鍾1號墓和羅泊灣2號墓墓主當屬於趙氏南越國派駐廣西的相當於王侯一級的官吏夫人的墓葬。此兩座的年代亦屬於西漢前期後段。由這批璽印的發現，可知南越國自行鑄製璽印並曾委派嶺南各地南越官吏。

　　（三）絲縷玉衣的發現和複原

　　玉衣為上古貴族的斂葬月艮飾，始於戰國，盛於兩漢。玉衣又稱玉匣、玉柙。所謂“玉匣珠襦”，就是古代帝後、諸侯王的葬飾。根據身份於等級的不同，玉衣的聯綴又分為金縷、銀縷、銅縷和絲縷。目前全國發現的漢代王侯玉衣有13套以上，但其中除河北中山靖王劉勝夫婦墓、廣州南越王墓和1986年河南永城芒山梁王墓玉衣保存完整外，其餘的均不完整。永城梁王墓玉衣為金縷玉衣，該玉衣分頭套、上衣、左右袖筒、左右褲筒和左右鞋五大部分組成，由2008片青玉構成。這和廣州南越王墓玉衣的組成部分是相同的；連同玉衣出土的，還有玉耳塞、玉鼻塞和玉琀。（參看河南省文物精華展：《華夏文明之源》圖錄一書94“金縷玉衣“。2002年7月香港印製）。廣州南越王墓墓主玉衣為絲縷，該玉衣全長1．73米，由2291塊玉片所組成，經專家長達3年的辛勤勞動得以完整複原。這是目前漢代玉衣中年代最早的一套，比河北滿城中山靖王劉勝夫婦的金鏤玉衣還早。據專家鑒定，部分玉片的質料可能出自粵北曲江縣。據地方誌記載，曲江縣有玉山。從石峽文化的一些玉器的質料看，可知曲江玉山從新石器晚期已經開采。不過，筆者推測，南越王墓的各類玉器及其不同質料應有不同的來源。

　　（四）玉器的大量發現

　　南越王墓出土的玉器，多達240多件（套），約占全部隨葬品1千多件（套）的十分之二。種類有玉衣、玉璧、組玉佩、玉印、玉劍飾、角形杯、玉盒、帶鉤、玉舞人等19種，是漢代考古的一次空前發現。在各種玉器中，不乏佼佼者，這裏不能盡述。其中最引人注意和興趣者，如墓主身上的20多件大玉璧和夫人們佩帶的組玉佩，使人們對漢代玉佩的組合和形狀有了一個較全麵的了解。如各種形式的龍鳳透雕的造型奇特的玉璧、玉佩，故其中一件龍鳳紋雙重玉佩被造作南越王博物館的館徽。如犀角形玉杯、承盤高足杯都是考古發現上罕見的。西耳室一件漆盒裏珍藏玉劍飾43件（包括首、格、王遂、珌4種），雕工精湛，完好如新，表麵塗殊，為漢代玉劍飾的珍品。

　　（五）銅鏡有新的發現。南越王墓出土各式各樣銅鏡達39麵。其中最值得一說的有3種。一種是帶托銅鏡，國內罕見。它由鏡托和鏡麵兩件、中間用漆膠粘合而成。鏡托上紋飾極其美觀精致。托麵錯金銀絲和填綠鬆石，托麵有9枚乳釘，正中有一枚乳釘作為中心點，邊沿有3個環鈕，環鈕綁扣3條綬帶到中央，絲綢綬帶朽跡尚存。製作工藝精巧。這件銅鏡裝飾和山東淄博出土的一件戰國鏡十分相似。一種是“山字紋”銅鏡，其中“四山紋”鏡2麵、“六山鏡”1麵。據研究，“山字紋”鏡流行於戰國楚地，湖北、湖南、安徽等省均有出土，而以湖南最多。在湖南楚墓所獲的銅鏡中，“四山紋”鏡占70%以上。“三山鏡”和“六山紋” 鏡目前隻見於著錄和傳世晶，且為數極少。中國曆史博物館收藏有一麵“六山紋”鏡。（詳見孔祥星、劉一曼著：《中國古代銅鏡》一書第30—35頁）。可見南越王墓發現的“六山紋”鏡彌足珍貴。再一種是繪畫銅鏡，共發現4麵。其中一麵直徑達41厘米，是目前國內最大的一麵西漢繪畫鏡。本人和呂烈丹在細心清理鏡背時，意外地發現有多組人物畫，三三兩兩的分布在鏡背的內外區，是用白色或青綠色顏料描繪上去的。圖像有2人擊劍的，有3人供手站立旁觀的，十分傳神。這種繪畫圖像風格，與長沙馬王堆漢墓帛畫的風格十分相似。值得指出的是，南越王墓出土的不少器物，如“山字紋”鏡、漆木屏風、銅虎節、銅鼎、玉璧、組玉佩、銅甬鍾等，既有戰國的風格，又有楚式、漢式等民族的作風；既體現了漢越關係，也表現了南越與楚地政治、經濟文化上的交往與聯係。記得1990年底南越王墓玉器首次到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覽並舉行學術討論會時，屈誌仁先生在發言中就特別指出，南越王墓的有些玉器，具有中原戰國玉器的風格特征。

　　（六）刻有銘文的銅勾耀、銅虎節和銅戈

　　南越王墓出土的青銅器達500件，在各種質料的器物上，有數十件刻有銘文者，它對研究南越王墓、南越王國及其相關曆史，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從某種角度上說，這些有銘文的器物，乃是南越王墓的最重要最具價值之發現，蓋嶺南迄今發現的先秦器物中，尚無一件有明確的漢字。故《西漢南越王墓》專刊特辟一章：《出土文字資料匯考》。這裏僅舉3例。

　　（1）銅勾鑃一套8件，出東耳室樂器室。該室還有帶鍾架鈕鍾一套14件、甬鍾一套5件和2套石編磬，體現了該墓承襲周秦以來“鍾鳴鼎食”的禮樂製度。此套勾鑃之重要，在於每件刻有“文帝九年樂府工造”篆體銘文，每件下麵刻“第一”至“第八”。這個“文帝”是指南越文帝（文王），並非指西漢文帝。南越國“文王”即位於漢武帝建元四年，“文帝九年”即漢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文帝九年樂府工造”，說明這一套銅勾鑃是南越文帝九年樂府中的工師所監造的，也表明南越王國仿效秦漢設有自己的樂府。廣州建城曆史有多長？文獻記載說法不一。“文帝九年”即公元前129年，故這套有明確紀年的8件銅勾鑃的發現，清楚地證明廣州（古番禺）建城至今已有二千餘年的曆史。

　　（2）銅虎節一件，作老虎形，長19、高11.6、厚1.2厘米。兩麵均錯金，飾斑紋金箔，正麵虎身斑紋間刻銘文一行5個字。末一字難認。據香港中文大學饒宗頤教授的考釋，可釋讀為“王命命車徒”。這類虎節以往在嶺南未發現過。關於符節的用製，據《周禮·掌節》載，“幾邦國之使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小行人》亦載“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由此可見先秦符節有不同的形狀、質料和用製。如1957年安徽壽縣發現的“鄂君啟節”為舟節，形如圓形竹節，銅質嵌金銘文，銘文達300餘字，記載楚懷王時鄂君率領船隊經長江“洮陽”等地經商的情形。舟節上有“王命命集尹”之句。據《西漢南越王墓》專刊第10章銅符節條，傳世的龍節似戒尺，虎節作伏虎形，與南越王墓虎節相類。龍節、虎節下麵銘文均為“王命命傳賃”。從龍節背麵尚有銘文看，推測虎節應有兩片，雙方各持一片，用以杜絕詐偽者。出土地點可考者有兩器：一件龍節，1946年出自長沙黃泥坑；一件虎節，出自安徽壽縣楚墓。由此可證龍節、虎節和上述舟節皆為楚器。南越王墓所出之虎節，形製字體與傳世之龍、虎節皆同，然文例作“車徒”而非“傳賃”。“傳賃”（即專任）為乘傳及宿上驛使者所用。“車徒”則多屬軍事性質，蓋戰時用以征調車徒之信符，故南越王墓所出的虎節，很有可能也是作為兵符使用的。（參見拙作：《讀饒宗頤教授若幹考古學論著感懷》一文，收入楊式挺著：《嶺南文物考古論集》，廣東省地圖出版社出版1998年）

　　（3）秦相邦張儀銅戈

　　此戈發現於東耳室編鍾架旁。同時還有另1件器形相近的無銘銅戈。據研究，此戈與關中所出秦戈同，銘文格式亦具秦兵器特點，故定為秦國製造。內上銘文三行，刻工淺細，尚可辨讀。第一行為“王四年相邦[張]義口口口”等。“王四年”當即秦惠王後元四年（公元前321年）。據文獻記載，張儀相秦惠王，前後曆時18年。《三代》著錄有“相邦義戈”，銘文曰：“十三年相邦義之造，鹹陽工師田、工大人耆、工櫃”。“十三年”當即秦惠王更元前十三年（前325年），早南越王墓此戈4年。“義”與“儀”通，故張義確係秦相張儀。值得注意的是，南越王墓的兵器皆鐵製，此2件戈形體較小，與鐵兵殊不類。故作者認為，此2件戈似為秦平南越時帶來的，隨後兵器大都改為鐵製，過時了的銅戈就成為南越王的珍品，被改用為禮樂時的儀仗器，迨及“文帝”死乃隨之入葬。此時上距此戈的製造年代已曆110年左右。筆者舉此銅戈為例，意在聯係及秦平南越，秦始皇先後派尉屠睢、任囂、趙佗等將領，後趙佗始建南越王國，以及廣州區莊秦墓曾發現一件有銘文秦戈，南石頭秦墓也發現過“蕃禺”烙印漆盒。這一切，都表明南越與中原秦國的密切關係。再次，戈屬勾兵，安裝長柄，是戰爭中殺傷力很強的兵器。嶺南迄今發現的商周戰國青銅戈，已有20多件。其中有中原式、楚式的，也有地方或百越式的。從各地出土的銅戈，是探尋戰爭軌跡的證物。但嶺南的先秦青銅戈，沒有一件是刻有銘文的，所以南越王墓和廣州區莊秦墓發現的有銘文銅戈，能更具體地研究相關曆史。

　　（七）平板玻璃的新發現

　　南越王墓出土有藍色透明的平板玻璃牌飾11對22件，每一塊由長方形鎏金銅框鑲嵌而成，出土時有絲織物包裹，出土登記標簽寫作玉器。筆者在整理時發現是透明的玻璃狀物，高興地報告了麥英豪隊長，他也認為是玻璃。就筆者所知，我國以往考古發現的春秋戰國和漢代的琉璃飾物，主要是圓珠形珠飾，最著名的如“蜻蜓眼式珠”即圓圈紋珠。另外，長沙、衡陽、資興戰國西漢墓和南越國時期墓葬還發現有玻璃珠、璧和玻璃杯等，但從未發現過平板玻璃。因此南越王墓發現的平板玻璃，當屬全國首次發現，也是我國迄今發現的年代最早的平板玻璃。經鑒定，屬中國自己製造的鉛鋇琉璃，而不是外國進口的鈉鉀玻璃係統，對研究我國古代玻璃生產發展和南越與中原楚地的物質交流具有意義。

　　（八）鐵器的重要發現

　　鐵器的發現和使用，對於嶺南古代社會的開拓和發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廣東在戰國時期已經使用了鐵器，但發現數量不多，如始興白石坪、曲江龍歸、深圳疊石山和封開南豐利羊墩等戰國遺存，發現過钁、斧、锛、臿9件工具和農具。

　　秦平南越後，鐵器有了大量的發現。如南越王墓出土鐵器246件，廣州182座南越墓中有51座出土鐵器83件，廣州秦漢造船工場遺址出土14件，廣州南越國宮署遺址出土數件，廣西貴縣羅泊灣1號漢墓出土25件，平樂銀山嶺123座南越時期墓中有98座出土206件，等等。這批近600件鐵器的發現，是與秦漢時期嶺南社會有了一個飛躍發展曆史密切相關的。史書記載表明，南越王國的“金鐵田器牛羊馬”需要仰賴於西漢朝廷的供給。

　　在南越王墓的246件種類鐵器中，與以往發現比，有三項特別值得說說，一項是鐵鎧甲和主棺室發現的15件鐵劍等。鐵鎧甲重9．7公斤，由709塊鐵片組成並可複原，在嶺南是首次發現。墓主身旁兩側的10把鐵劍，有些長達110-130厘米，劍鞘上還附有玉劍飾，這是以往罕見或不見的，也表明西漢的鐵兵器比東周的銅兵器更堅韌，更先進。第二項是在西耳室一個漆木箱發現54件鐵工具和3件銅鋸片，經筆者整理並繪製了器物圖；在另一個竹編物出土27件鐵工具。這81件鐵工具有：錘、锛、鑿、鏟、削、銼、刮刀、服刀、彎刀、鏟刀和錐等。還有一個編號的粗細鐵針多達500枚。這批鐵工具的發現，一方麵反映南越國時期鐵工具對銅工具的取替趨勢，另一方麵反映了工具的多樣化和工藝的細化。如廣東春秋戰國時期的銅削刀和銅刮刀是常見的、具有南方特色的工具，到了西漢前期才出現鐵削刀、鐵刮刀，這在封開南豐利羊墩西漢墓中也有發現，是一種具有時代特色的指示物。服刀、銼刀、彎刀和鏟刀等，則是新的發現。5件服刀帶有刻花的骨鞘，骨片麵上刻工精美。服刀應是腰間佩帶的刀具。特別是9件不同尺寸的鐵銼，有些長達31至33厘米。形式有方銼、扁方銼、半圓銼、平銼，銼身有密密的齒。經檢驗，是用含碳不同的鋼料鍛打折疊製成的，反映了南越國時期在銼刀加工工藝的成熟。第三項是後藏室出土一件大型越工鐵鼎。通高48厘米，重26．2公斤。它是證明南越王國能夠自己鑄造鐵器的典型證物。不過，這次南越王墓發現的鐵農具很少，僅有臿、鋤、鐮8件。沒有發現如福建武夷山市閩越國城址和雲南石寨山西漢遺存的鐵犁和五齒耙。廣東發現的犁、耙和牛耕模型器要到東漢及西晉。經檢驗，南越王墓鐵器的製作方法，主要是鑄造，其次是鍛打。由於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件越式大鐵鼎，有的學者提出廣東的冶鐵業當始於西漢。這個看法可能是不能成立的。一是南越王墓出土的大鐵鼎等鐵器是鑄造和鍛造的，尚未有冶煉的，二是他們可能忽略了鑄鐵與冶鐵的區別。這在《西漢南越王》專刊中已有具體的論證。

　　（九）海外交通貿易證物的重要發現

　　《史記》、《漢書》明載，番禺（今廣州）是秦漢時期南海郡郡治，南越王國的都城，也是我國漢代“粵地”的重要港口和海內外珍異特產的集散地，海外交通貿易興盛。

　　南越王墓出土了一些與海交貿易相關的重要物件，有力地證明了這個問題。如長達120厘米的產自非洲的5根原支大象牙。一件蒜瓣形花紋的扁圓形銀盒，其紋樣具有古代波斯銀器的特點。墓主身上的32枚半圓球形金花泡飾，其焊珠工藝具有古代西方的工藝特點。一件漆盒裏的藥物似乳香，乳香主要產自紅海沿岸。多件銅、陶鏤孔薰爐，薰爐是用來盛放香料藥物的。雕工精湛的犀角玉杯和犀形玉璜。在出土的多件銅提笛中，有一件器身刻鑄有4艘戰船紋樣，這類船紋在廣西貴縣羅泊灣1號墓和越南出土的銅鼓上也有發現。聯係以往廣州和廣西貴縣等地南越墓中發現的木、陶的船模，象牙犀角，香藥，琥珀，紅髓瑪瑙珠飾，玻璃杯等舶來品，更加能夠反映西漢南越國都城番禺已經有了頻繁的海外交通貿易的史實。

　　（十）人殉的特殊發現

　　南越王墓發現的人殉竟達15具之多，這在全國漢墓中是一種特殊罕見的現象。這些殉人包括墓道和外藏槨內各1人，前室1人，東耳室即宴樂室1人，東側室即“夫人室”4人，西側室即庖廚室7人。在西側室7人中，有5個並排在一起，均無棺木，另2具骸骨與豬、牛、羊犧牲混在一起。從外藏槨及各室的“功能”、死者的身份、殉葬處置和隨葬晶看，如前室出“景巷令印”，東側室出4顆“夫人”璽或印，西側室中的一個較年長的有一枚無名玉印等情況看，這15個人殉的身份不是奴隸，而是為墓主殉死或殉葬的寵妃、掌管、衛士、樂師和仆役們。這種殘酷、野蠻、落後的人殉製度，在嶺南及至全國漢代王侯墓中是極其罕見的。目前所知，僅在廣西貴縣羅泊灣1號西漢墓有2姬妾殉死，7人殉葬，羅泊灣2號西漢墓中有1人殉葬的情狀。羅泊灣1號墓在槨室底下設有殉人坑。

　　從我國考古發現看，“人殉”和“人牲”是有所不同的。在商周奴隸製社會，奴隸被視為會說話的牲畜，他們被奴隸主大量殺虐甚至肢解作為“人牲”亂置於殷王貴族墓中，情狀慘不忍睹。安陽殷墟、侯家莊均可見到這種大墓。到了春秋戰國，“人牲”和“人殉”製度受到社會譴責，於是出現了以“俑”代替殉人製度。到了秦漢，“人殉”製度在中原已經基本廢除，嶺南卻仍保留這種野蠻製度。《漢書，南粵傳》曾載，第三代南越王嬰齊性情暴戾，喜殺人取樂，這從第二代南越王墓發現的15個人殉現象也得到了證實。

　　綜觀上述，1983年8月廣州象崗發掘的南越王墓，出土了一千多件（套）各類珍貴文物，值得研究的問題是很多的。從本文上述列舉的十個方麵，己不難看出廣州南越王墓的發現具有重大的曆史價值和重要的現實意義。概括來說，它的發現和研究成果，極大地充實了《史記》、《漢書》對南越王國的簡單記載，極大地複原南越國史的本來麵目，包括政治、社會經濟、禮儀製度、文化、藝術及海外交通貿易各個方麵。它的發現，尤其是一批有文字的文物的發現，為研究南越王國與漢朝中央文化交流和融合的關係、南越與閩越、西甌、駱越以及楚地的關係，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它的發現及其典型的大量隨葬器物，為嶺南漢代考古的斷代樹立了標尺。象崗山南越文王墓的發現，還糾正了丙辰年（1916年）在廣州東山龜崗發現的一座西漢大型木槨墓，被誤認為南越文王墓的臆斷。它的發現，為尋找第一代南越王趙佗墓提供了重要線索。關於趙佗墓的埋葬地點，曆史上有種種猜測和記述，或謂雞籠崗（今燕塘）至天井（今越秀山）一帶，或謂在大殼崗（今越秀山水塔處），但多離不開越秀山的範圍。根據漢代有“聚族而居，合族而葬”的埋葬製度，趙佗墓當在象崗山附近的可能性很大。廣州市文物考古工作者為此而做了不少有益的試探，相信不久的將來會被找到以重見天日。

　　我個人認為，把廣州南越王墓和南越王博物館以及南越國宮署、禦花園遺址和秦漢造船工場遺址等作為申請世界文化遺產的項目，是符合條件的，也是適時的。這樣一來，廣州象崗南越王墓、南越王博物館、南越國宮署和禦花園等南越國時期的重要史跡和國家級重點文物保住單位，就能夠得到更好更有效的保護，同時也為廣東建設文化大省增強了優勢。這也是我們眾多文物工作者的期望所在。

　　附記：本文寫作過程中，參看了《西漢南越王墓》專刊和《南越藏珍》兩書，特此致謝！

2003年7月25日脫稿於廣州
來自：廣東省博物館 楊式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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