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從馬背上走來 (圖)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召開。大會宣佈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新華社發

從瑞金到北京：新中國從馬背上走來
——獻給中華人民共和國誕生５７週年暨長征勝利７０週年

新華網北京９月２８日電（記者 徐壯誌、周偉、程義峰）

　　１９３４年１０月１０日，中央紅軍開始長征，中國共產黨所創建的第一個全國性紅色政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撤離“紅都”瑞金，從此成為“馬背上的共和國”。

１５年後，也是在１０月，隨著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城樓上宣佈新中國的誕生——夢想，終於變成了現實。

從瑞金到北京，紅色道路偉大而曲折

１９３１年１１月７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在中央蘇區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第三次“圍剿”的炮聲中宣告誕生。

這是繼蘇聯之後，世界上第二個紅色政權。

這是年僅１０歲的中國共產黨人創建國家政權的首次嘗試——在經歷了第一次國共合作失敗，在創建獨立武裝４年之後，中國共產黨人向世界宣示：他們要建立一個屬於自己更屬於人民的嶄新政權。

參加了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老紅軍袁林回憶，那幾天，瑞金城裏的婦女們手拿扇子燈，不停地唱著山歌；連幾十裏外的群眾都跑到葉坪來祝賀。

一座祠堂，裝下了新生共和國的權力機構。地處瑞金城外葉坪的謝氏祠堂的大廳被木板隔成了１５個小房間，各個部委的辦公室，僅一桌一椅一床而已。

“沒有國旗，就打紅軍的軍旗；沒有國歌，就唱《國際歌》……”老紅軍李水清回憶。

中央黨史研究室研究員王新華說，從當時各級政府的組建到紙幣的印發，從法律的頒布到學校的建設，新生的政權就這樣在敵人的一次次重兵圍剿和封鎖下逐步成長。

但，由於博古、李德等人全麵推行“左”傾錯誤路線，排斥毛澤東等在蘇區的正確領導，以及脫離中國實際的瞎指揮，新生的共和國的形勢每況愈下。

“讓缺槍少彈的紅軍跟５倍於己的敵人打陣地戰，結果是蘇區越打越小。”９０歲的老紅軍鐘明說，１９３４年１０月，隨著第五次反“圍剿”失敗，蘇維埃共和國政府不得不與紅軍一起踏上漫漫遠征之路。

從紅土地到黃土地，長征的勝利使年輕的蘇維埃共和國站到了新的起點。１９３７年９月６日，隨著國共合作抗日，紅色政權正式改為陜甘寧邊區政府。

至此，歷時５年零１０個月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完成了自己的光榮使命。

１２年後，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佈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從瑞金到北京，共產黨播下的星星火種，終成燎原之勢。

從瑞金到北京，走出了黨的兩代領導核心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伴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毛澤東成了新中國的第一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早在１８年前的瑞金，‘毛主席’這一稱呼就已叫響了。”袁林說，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時，毛澤東就被選為臨時中央政府主席。

“鼎盛時期，中央蘇區黨政軍群幹部約５萬人左右。”贛州市委黨史辦原副主任淩步機說，這是黨和紅軍的一代精英，他們既是蘇維埃政權的開創者，也是新中國的奠基者。

據統計，新中國成立後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以及省部級領導幹部的，有１４０多人曾在以瑞金為首都的蘇維埃共和國工作過。１９５５年首次授銜時，十大元帥中的９位、十位大將中的７位，以及６１％的上將、５９％的中將和３２％的少將，都曾是戰鬥在各個蘇區的紅軍指揮員。

“毛澤東說：‘黨開闢了人民政權的道路，因此也就學會了治國安民的藝術。’”瑞金市黨史研究者劉良說，正是從瑞金開始，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人第一次獲得了執政興國的經驗與教訓。

然而，就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前兩天所召開的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代表會議上，毛澤東的正確領導開始受到排擠。一年後，毛澤東又被剝奪了紅軍指揮權。

即使在艱難的歲月裏，毛澤東也沒有放棄對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踐相結合的探索。這一時期，他寫下的一係列光輝著作，成為毛澤東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

血戰湘江，出發時８．６萬人的中央紅軍銳減至３萬人。麵對絕境，黨和紅軍重新認識了毛澤東，也從此選擇了毛澤東——隨著遵義會議後毛澤東成了黨和紅軍的實際核心，中國革命的命運從此開始了轉折：長征勝利，抗戰勝利，解放戰爭勝利，直至最終贏得全國政權。

與毛澤東一樣，後來成為黨的第二代領導核心的鄧小平，也曾在贛南受到過“左”傾路線的殘酷打擊。他被指責為江西“毛派”的頭子，縣委書記的職務被撤銷，甚至下放到邊遠的農村當巡視員。直到遵義會議前，一直未受到重用。

但，贛南紅土地上的實踐，豐富了鄧小平治國安邦的經歷。在毛澤東之後，這位當年的中央蘇區縣委書記，領導中國共產黨實現了第二次偉大轉折，領導了改變中國命運的改革開放。

從瑞金到北京，紅色政權屬於人民

“蘇維埃共和國成立之初就宣佈，‘蘇維埃全部政權是屬於工人、農民、紅軍士兵及一切勞苦民眾的’。”淩步機說，新生的紅色政權成立不久，就解決了中國農民幾千年來沒有解決的土地問題。

“想都不敢想。”當年拿到蓋著蘇維埃政府大紅印的“耕田證”的情景，興國縣８７歲的老紅軍廖國興至今難忘，“勞力少，就成立了勞動互助組；耕牛少，又出現了犁牛合作社，反正農民有困難，政府馬上就想到了。”

“蘇區幹部好作風，自帶乾糧來辦公，日著草鞋幹革命，夜走山路打燈籠。”一首興國山歌，記錄了當年紅色政權的新風氣。

農民獲得土地，工人實行８小時工作製，婦女翻身解放，全體蘇區人民享受民主權利……幼小的紅色政權以其前所未有的屬於人民的本質特徵，贏得了蘇區人民的信任。１９３４年１０月，紅軍踏上征程，蘇區人民也深深地保存下了對紅色政權的堅定信念。

“人民的政權是不會垮的。”老紅軍王定國說。

王定國的丈夫是曾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內務人民委員部部長的謝覺哉。她回憶，長征中，年過五旬的謝覺哉始終把內務人民委員部的印章掛在脖子上，“他說，這印章以後還能用得上。”

１９４９年１０月，當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宣佈新中國成立時，謝覺哉擔任了新中國的第一任內務部長，和他那批從瑞金走來的長征戰友一起，再次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力。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