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來源：人民日報社
訪金春明：“文革”起因十說
金春明，1932年生於吉林延吉，祖籍山東昌邑。現任中共中
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
“文化大革命”論析》、《談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建
國後三十三年》，合著有：《不平凡的七十年》、《“文革”時
期怪事怪語》、《新中國編年史》、《中共黨史綱要》等。
金教授的家整齊明亮，大屋小屋一個個頂天立地的書櫥；寫
字台很大，上麵報紙雜誌樣樣齊全；櫃子上還有一張全家福。在
我們的想象中，教授家就應該這樣。
訪問人：發生“文化大革命”是我黨最沉痛的一段曆史。痛
定思痛，人們自然會問，為什麽毛澤東要發動這樣一場“革命”
？為了防止今後再犯這類錯誤，我們又從中得出什麽樣的經驗教
訓？這些問題都很複雜，請您說說您的看法。
金春明：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到現在既算
清楚，又算沒有清楚，還在探索當中。所謂清楚，是因為黨的十
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作了結論，這個結論是經過黨內集體討論，大
家得出的共同認識。所謂不清楚，是因為海內外學者都有一些不
同的看法，觀點各異，相差甚遠，各執己見，眾說紛紜，我們還
不能完全說服他們。美國的斯圖爾特·施拉姆教授就曾撰文說：
“極少曆史事件像毛澤東的後十年所發生的事件那樣令後人眾說
紛紜。”我認為這個說法有相當道理。眾說紛紜到底有多少種？
我把它概括為十種。
訪問人：金老師，在談起因之前，是否請您先談一談什麽叫
“文革”，就是說給它下個定義，因為這個問題弄清了，再談”
“文革”的起因，大概人們的認識就容易一致了。
金春明：這是一個必須統一認識的問題。到底什麽叫“文革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
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
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從“文革”的結果來說這個結論是正確的
。但作為學術問題，還是可以探討的。因為“內亂”這個詞是中
性詞，革命可以造成內亂，反革命也可以造成內亂，內亂本身還
表示不出“文革”的特點。我個人認為，“文革”可以這樣定義
：它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發生的一種特殊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
這個運動的特殊性主要表現有七點：（1）它由黨的最高領導人親
自發動； （2）它有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指導；
（3）它用一種特殊的神聖使命為號召，如“反帝反修”；（4
）它有特殊的革命對象——“走資派”及“反動學術權威”；（
5）它有特殊的內容——奪黨政財文大權；（6）它采取了一種特
殊的方式——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7）產生
了史無前例的規模。這樣七點，造成的結果就是一場內亂。很多
人讚成我的觀點。當然如何更科學更準確還可以研究。
訪問人：我們探討了“文革”的性質，下麵請您談談人們是
如何評說毛澤東為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就是您剛才提到
的“文革”起因十說，這些觀點都是些什麽？他們分析的對還是
不對？
金春明：“文革”起因十說，是我對各種意見的概括，不是
我對文革的十種看法。情況如下：
第一種，階級鬥爭必然說。
這
是我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長期的傳統的說法，是上了“九大
”“十大”“十一大”文件的。“九大”報告認為：社會主義社
會是階級社會，必然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兩個階級
兩條道路的鬥爭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要激化，激化必然要引起
“文革”，“文革”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必然引申。這是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對“文革”曾作出的權威解釋，長期在黨內占
統治地位。這個觀點在國外也有相當的影響。這個觀點已被我們
否定了，但影響並沒有完全消失。前一段就有人講走資派還是有
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還是對的，新的資產階
級已經形成。這種理論雖然從整體上已經被否定，但它的影響還
繼續存在，不能掉以輕心。
第二種，黨內權力鬥爭總爆發說。
這種觀點在港台，在西方
相當流行。他們用資產階級政治鬥爭、權力鬥爭的觀點來反對我
們的階級觀。認為“文革”的發生不是政治路線分歧，也沒有原
則問題，隻是一種權力鬥爭。這種觀點很多學者都有，但說法不
同。他們對中共黨內的派係分析也不一樣。有毛派、周派、劉派
、軍派、地方實力派、務實派、激進派，各種說法都有。同樣主
張權力鬥爭總爆發說，這個人是講這種幾派，那個人是講另外幾
派。
訪問人：權力鬥爭說根據是什麽？
金春明：比較流行的是，他們抓住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埃德加
·斯諾的談話。毛澤東在談話中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
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了市的權，我也管
不了，大權旁落了，所以他要奪回失去的權力。實際上毛澤東始
終牢牢控製著局麵，掌握著全黨的最高權力。如果毛澤東失去了
最高權力，他不可能違反大多數黨內高級幹部的意誌去發動“文
化大革命”。所以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種：封建複辟說。
這種說法在理論上論述最多的是蘇紹
智。一個時期內相當流行。之所以流行，也有它的道理。中國有
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史，人們長期受其影響。封建殘餘及其影響
不可能很快消失。而我們黨對這一點又恰恰估計不足，認為我們
完成了土地改革，因而反封建是最徹底的，甚至哪一個國家也比
不上我們。其實經濟上反封建和意識形態上反封建有聯係但又不
能等同。意識形態有相對獨立性。本來中國的資本主義影響並不
大，但毛澤東極力強調反資本主義。應當承認，“文革”期間確
實有封建的東西泛濫，很多東西都是帶有濃重封建色彩的。如“
株連”，這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上也是不允許的。按規定丈夫
犯罪是丈夫的，不株連妻子、孩子。我們的株連可厲害呀！不要
說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就連老同誌、上下級都要株連，這
當然是封建的。“早請示、晚匯報”也是封建的。“文革”中確
實有許多東西是封建的。也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封建殘餘是
不可輕視的。但就“文革”中出現這種現象來說，我認為是屬於
沉渣泛起。像魯迅先生說過的；平靜的池塘，表麵上看好像水很
幹淨，但用大杆子一攪，底下的各種東西就會翻上來。翻上來快
，沉下去也快。但顯示了它們的存在。“文革”中不是講各種各
樣的人都要跳上舞台表現自己嗎？我在講“文革”特殊意義時，
就強調這一條：“文革”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了解國情，使我們
懂得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封建殘餘是不可忽視的。從這個意義上講
，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它的不妥當也是明顯的，就是把封建
殘餘的影響估計過分了，尤其強調是封建複辟則是錯誤的。“文
革”不是封建複辟，紅旗下長大的紅衛兵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搞
封建複辟。你們是不是紅衛兵？
訪問人：那時我們還小，小學五、六年級，是紅小兵。
金春明：當時那些二十來歲的大學生，十幾歲的中學生，都
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他們中的大多數動機很純潔，就是要保衛馬
克思主義，保衛毛主席，他們抱著這種神聖目的，刀山敢上，火
海敢闖。但他們生活在社會之中，受到各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本
身不可能是一張白紙。加上天真幼稚，辨別力很差，有時會把封
建的東西當成是革命的。例如他們並不清楚血統論與馬克思主義
階級分析方法是兩回事，有些人認為自己是高幹子弟，就是天然
的革命派，這是一種思想錯位，是意識形態的錯位。因此，這個
觀點我是不能同意的。
第四種，毛澤東帝王思想說。
認為毛澤東為什麽發動“文化
大革命”，就是想當皇帝。這種觀點在國內私下議論的不少，但
沒有公開發表的文章。最典型的是香港的一個刊物上的文章，題
目就叫《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帝王思想的產物》。從他發表的
文章內容看，這個人可能在大陸受過一點教育，接觸了一點馬克
思主義。他的基本觀點是：毛澤東是地道的創業帝王，根本不是
馬克思主義的，更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的曆史就是創業帝王
的曆史。這個觀點是非常反動的。
訪問人：他說毛澤東想當皇帝，根據是什麽呢？
全春明：根據不多。主要是毛澤東的一首詞《沁園春·雪》
。他認為1935年前，毛譯東在黨內的地位雖然相當顯赫，但他隻
是毛委員，不是主席。帝王思想還沒有表現的機會，遵義會議後
取得了軍權，他感到已上升到帝王的位置了，於是帝王思想迅速
發展起來，幾年之後，就有“雪”一詞的誕生。這首詞不僅表明
毛澤東要成為創業帝王，而且要青出於而藍勝於藍。我查了一些
材料，想看看這種說法是不是這位作家的創造。結果是這樣：19
45年秋毛澤東的這首詞在重慶發表時，當時的重慶曾掀起一股《
沁園春》熱，有很多人唱和。蔣介石知道後很惱火，下令批駁。
《掃蕩報》就發表文章，說毛澤東有帝王思想。《掃蕩報》大家
知道的，是國民黨軍統特務的機關報。原來發明權是國民黨軍統
特務，該氏隻不過是在40年之後拾了軍統特務的牙慧。
第五種：烏托邦碰壁說。
這是蘇曉康等在電視《河殤》解說
詞和專著《烏托邦祭》前言中所宣揚的。他們認為在經濟落後的
國家搞社會主義，違背了馬克思所揭示的社會規律，是烏托邦的
空想。其實烏托邦說也不是蘇曉康創造的，而是來自外國學者的
看法。早在1981年，美國的施拉姆教授就提出過這種看法。他寫
過一篇文章叫《到烏托邦去和返回來－－中國共產黨曆史的一個
周期》。當時廖蓋隆同誌就寫文章作了否定的回答。特裏爾在《
毛澤東傳》中也有這樣的提法。烏托邦這種觀點從國外傳來，還
是有相當的影響，到底是不是烏托邦需要作出回答。最近《教學
與研究》邀我寫東西，我和我的學生寫了一篇《毛澤東社會主義
觀研究》。我們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觀是科學社會主義觀，其
中由於曆史的局限，確實加雜著某些空想成分，但總體上仍是科
學社會主義的。他不但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而且有探索有發展
，這個問題應該肯定。不然我們搞了這麽多年，竟是搞了個烏托
邦，是不能服人的。
第六種：群眾反官僚主義說。
這種觀點港台有，國內私下議
論的有，但在國內報刊上長篇大論不多。他們認為毛澤東為什麽
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群眾有氣，是幹部脫離群眾。毛澤東不
是也說過嗎，官做大了，薪水多了，就擺架子。我認為毛澤東發
動“文化大革命”確有純潔黨的組織，反對官僚主義的含義。但
主線不是這個，主線還是反“走資派”，“反修防修”。開始挨
整的那些人都是在第一線辛辛苦苦幹事的人，劉少奇、鄧小平是
官僚主義嗎？不是。這一點在地方上更明顯，常常是那些長期休
養不幹事的幹部最早被結合到領導班子裏來。這樣的例子很多。
另外，“文革”前後的所有中央文件，也沒有明確把反官僚主義
作為“文革”的主要任務。
訪問人：從當時提的口號看，這個問題也不突出。
金春明：所以要把問題區分開。從群眾來講，確實有不少人
是出於對官僚主義的義憤，對某些脫離群眾的領導幹部有氣，才
積極起來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但這並不能決定運動的性質。
說到底，“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群眾運動。
第七種：東西文化衝突說。
這是一位青年學者的觀點。他提
出“文革”是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係與現代文化價值體係尖銳對
抗的一種集中表現。認為西方文化和東方傳統文化的對抗和較量
從近代開端就沒有停止過，“文革”是其中一次全麵的衝突和對
抗。“文革”發生完全不是什麽黨內路線鬥爭，而是專製主義、
皇權思想、忠君意識為生幹的傳統文化價值體係同現代化的發展
和要求民主政治、尊重科學、思想自由、人權平等、法律至上的
文化價值體係尖銳衝突的結果。“文革”的結果表現為傳統文化
的複蘇。這種觀點在一些知識青年中有相當影響。但認真研究一
下，不過是抽象的議論。他錯誤的地方是，首先，不符合曆史事
實。科學、民主的思想自鴉片戰爭以來就在中國傳播了，五四新
文化運動是一個重要關鍵。矛盾衝突一百年，怎麽到了一百幾十
年後的六十年代衝突出一個“文革”，這沒辦法用曆史來解釋。
其次，他把中國傳統文化歸之於封建專製君主思想，把西方文化
歸之於民主文化、人權文化，這個立論本身就是片麵的。中國傳
統文化也有民主性的精華，不都是君主專製。馬克思主義也是西
方文化。馬克思主義到中國來和中國實際（包括中國文化的優秀
傳統）相結合，得到了創造性地發展，“文革”之中有文化衝突
，但說“文革”的原因就是東西方兩種文化衝突的結果，而且把
西方文化講得絕對好，東方文化說得絕對壞，則是錯誤的。
第八種：人性獸化說。
這種觀點主要產生在文藝界，他們在
議論中或作品中描繪，為什麽出現‘文革”’就是因為那一天人
突然都變成了獸，一種是“牛鬼蛇神”，被專政，一種是豺狼虎
豹似的“造反派”。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老作家巴金，他說：他經
常思考、探索，人怎樣會變成獸？他對於自己怎樣變成牛馬有了
些體會，至於造反派如何化為虎狼，卻怎麽也想不通。柏楊教授
講“文革”是獸性橫行。還有人寫文章，叫《我們需要一場靈魂
的拷問》，說“文革”是道德的大滑坡，所以每個人都需要懺悔
。這樣就把“文革”這場大災難，歸咎於人性，歸咎於道德。”
文革”有沒有野蠻的東西，當然有，但從人性上解釋是說不清的
。
訪問人：這隻是一種表現，不是起因。
金春明：“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十幾歲的孩子很純潔，他
們穿著軍裝，拿著皮帶，是很凶的。一經宣布某人反毛主席，是
壞蛋，那他就義憤填膺，死勁整，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但把原因歸結到這兒也不行，一個曆史現象，不是光用人性、獸
性就能說清的。
第九種：奸臣禍國說。
持這種觀點的人頗多，但很少係統論
述，而是散見在傳記和回憶錄及各種文章中。“文革”中有些事
情本來是毛澤東決定的，把一切壞事都說成是林彪、“四人幫”
搞的，也不是科學的態度。當然林彪、江青、康生壞透了，怎麽
說都可以，但有些是他們的，有些不是，要作分析。不能再回到
中國傳統的思路上去，無非是君上聖明，臣罪當誅；有了錯誤皇
帝沒事，都是下麵人使壞，而且壞人中最壞的還是女人。江青的
確幹了很多壞事，國人皆曰可殺。但認真想一下為什麽她過去做
不了壞事，如果毛澤東不給她支持，她有那麽大能量嗎？
訪問人：還是應看作是製度上的問題。
金春明：有製度上的，有習慣上的，也有毛澤東個人的錯誤
，這都是不能回避的。研究曆史還是得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尊
重史實。毛主席偉大，但不是他的每件事都偉大，都正確，中國
有個傳統習慣，從孔夫子那裏講，有三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
，為親者諱。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不希望人們怨恨老人家，都
希望他好。但確是老人家犯了錯誤，你給他遮蓋，能遮蓋得了嗎
？林彪、康生、陳伯達原來在黨內還有些地位，“四人幫”中誰
在黨內有地位？連候補中央委員都不是。所以把“文革”的原因
僅僅歸結於黨內出了幾個壞蛋，是不行的。
訪問人：如果這樣，我們就不能正確總結”文革”的教訓了
。
金春明：這就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
講的，如果把路易·波拿巴政變僅僅理解為出了幾個壞人，那就
太可憐，太幼稚了。
第十種：即“左”傾思潮惡性發展說。
這也是我持的觀點。
我們是根據十一六中全會《決議》的精神．對曆史作了充分的研
究分析得出來的，也是現在學術界比較公認的說法。具體地說，
可以把它概括成“三個惡性循環”。第一是“左”的理論與“左
”的實踐的惡性循環。這是從政治上思想上講的。1957年反右以
後，先是毛澤東從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誤斷開始，認為主要矛盾還
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個誤斷是毛澤東提出來經八屆
三中全會同意的。根據這個精神後來搞了一係列運動。毛澤東曾
說，北京是加工廠，材料是從下麵來的，的確如此。毛澤東本來
就“左”了，下麵又有人投其所好，當然也有人是認識問題，有
人是調查研究中的片麵性，但匯總到毛澤東那裏，他就會以為自
己是正確的，再概括提高，貫徹下去，結果越搞越“左”。比如
，認為農村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最早並不是毛澤東
說的，是下麵報告來的；工廠大多數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也
是下麵報告來的，還有官僚主義問題，奪權問題等等，都是從下
麵來的。毛澤東有個突出的思想特點，就是思考問題透徹，看問
題深刻，善於抓本質、要害。如果他進行了正確的概括、總結會
比別人深刻，反過來，他進行了錯誤概括也會比別人錯誤得厲害
。就這樣，“左”的階級鬥爭理論指導著左傾實踐，而左傾擴大
化的階級鬥爭實踐（包括人為地創造“階級鬥爭”）又仿佛為“
左”的理論找到了實踐依據，強化了左傾理論。這是第一個惡性
循環。
第二個惡性循環是個人崇拜與集權體製的惡性循環這是從組
織上講的。毛澤東並非不知道個人崇拜是錯誤的，但他為了實現
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理論”，有意鼓勵了個人崇拜。比如1958年
毛澤東講有兩種個人崇拜，就為個人崇拜開了綠燈。1959年廬山
會議批了彭德懷，林彪上來後，第一篇文章就是《高舉毛澤東思
想偉大紅旗闊步前進》。林彪是有意識的極力推崇個人崇拜的，
在他的筆記中就寫著“得一人者得天下”。由於於毛澤東本人的
默認和提倡，再加上林彪、康生、陳伯達等人的推波助瀾，個人
崇拜就盛行起來了。本來中央的集權體製就容易產生個人崇拜，
反過來個人崇拜又加強了集權體製。領袖被神化了，權力完全集
中於一人之身，這樣就出現了毛澤東個人可以否定政治局決議，
淩駕於政治局集體之上的極不正常的局麵。
訪問人：看來林彪摸準了毛澤東的思路。
金春明：也可以說研究透了。相反，我認為毛澤東沒有看透
林彪。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山洞”裏給江青的信，有人說那
時毛澤東就把林彪看透了。我不這樣認為。這封信的基本點是：
我的朋友要借助我的名義去打鬼，我就自願當了鍾馗。你們看，
他是在朋友和敵人之間進行選擇的，很明白，“朋友”是林彪，
幫我打鬼的，“鬼”是劉少奇。他對林彪的基本估計是朋友，而
且是幫助他打鬼的朋友。這對林彪是肯定的。此外，毛澤東7月寫
信，8月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就把林彪提名為全黨第二號人
物，如果說毛澤東把林彪看透了，這個問題就難於解釋。
訪問人：記得好像有誰說過，1949年我們進城時，人們就想
到將來接班的很可能是林彪。
金春明：這個說法我沒有聽說過。但毛主席從井岡山時期起
就欣賞林彪，而林彪也是被提拔最快的。1928年上井岡山時是連
長，到1930年就當了紅四軍的軍長。
訪問人：好像長征那一段他們之間有點別扭，林彪曾建議請
彭德懷出來代替毛澤東指揮。
金春明：毛澤東認為林彪是受了彭德懷的指使，被人當槍使
。
訪問人：毛說林彪隻是個娃娃。
金春明：總的講毛澤東對林彪一直很重視。解放戰爭時期，
東北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員，資格比林彪老的多得很，但林彪是
第一把手。這些都值得研究。
訪問人：我們扯得遠了，是不是請您談談第三個惡性循環。
金春明：第三是國際反修與國內反修的惡性循環。所謂“現
代修正主義”問題，現在大家都在重新反思。而在當時，占支配
地位的觀點確實認為大多數黨都不信馬列了，變成了修正主義。
再加上帝國主義的敵視和封鎖，就更認為有必要在國內搞反修防
修，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批判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特別是中蘇兩
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公開大論戰影響巨大。國際論
戰也影響到對國內形勢的認識。這兩種矛盾交互作用，互為因果
。
訪問人：現在人們對修正王義的看法，似乎還是不很一致。
金春明：是這樣的。叫不叫修正主義值得研究。如西方對赫
魯曉夫的評價和我們就不一樣。有的評價很高，有的很低。如：
說他是偉大的改革者，失敗的改革者，蹩腳的改革者，魯莽的改
革者等等，反正都承認他是改革者。我們還講不講他是修正主義
，值得研究。我主張，不要籠統叫修正主義，修正主義已經被叫
爛了，有些是弄錯了，為什麽還要撿回來用呢？
這三種惡性循環作為理論分析是分開說的，其實作為現實生
活是攪在一起的，錯綜複雜，很難單獨分開。惡性循環的結果，
最後導致毛澤東對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黨內情況的錯誤判斷：
如果不來一場大革命，黨和國家就要改變顏色。這樣他下了錯誤
的決心，發動群眾搞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結果出現
了一場巨大的全黨和全民族的曆史悲劇。
訪問人：剛才您講了“文革”的性質，“文革”的起因，再
請您談談對“文革”的評價。
金春明：對“文革”的評價，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該不該徹底
否定，能不能徹底否定，過去徹底否定對不對。說到底就是這個
問題。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堅持徹底否定的觀點。這個問題我講得
最多，以至有人說“徹底否定”是我提出來的。我說不是，發明
權不是我，是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這有文件作根據。其精
神是源於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
題的決議》講得很清楚，“文革”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也不
是社會進步，它沒有提出任何建設性綱領，隻能造成混亂、破壞
和倒退。“曆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
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
難的內亂”。堅持徹底否定觀點，就是貫徹《決議》。龔育之同
誌曾說《決議》既是政治權威，也是理論權威。這個話我讚成。
所謂政治權威，因為它是中央全會的決議，作為黨員要和中央保
持一致，就是要和黨中央的正式決議保持一致，而不是和某個領
導人的某次講話保持一致。所謂理論權威，因為它是集中全黨智
慧的結晶，是撥亂反正的集中表現。《決議》代表了我們黨對黨
的曆史分析的最高水平，而且經過十年的檢驗證明是站得住的，
所以今天必須堅持。
訪問人：現在對“文革”是不是還有什麽不同的看法？
金春明：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徹底否定了“文革”，就是
違背了毛澤東關於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我覺得不能這樣看。我們
說的否定不是一般哲學上說的肯定、否定，也不是從揚棄意義上
說的否定之否定，而是從政治上講的。為什麽要加“徹底”二字
，就是表示“堅決性”。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話，就是“幹淨、徹
底、全部”，必須百分之百的否定。不是說它史無前例嗎？已經
空前了，那就讓它絕後，決不能再搞了。搞一次“文革”已經傷
筋動骨落後了許多年，再折騰受得了嗎？再折騰，中華民族就真
的要被開除球籍了。
我們說徹底否定，還因為《決議》是在堅持辯證分析的基礎
上得出的結論。一分為二不是折衷主義，也不是說任何書物都隻
能有好有壞，都要好壞兼半。有的事就是壞事。比如黃色的東西
就是壞的，這還能講一分為二？什麽事都機械地一分為二，這也
是走極端，把事物的質的規定性混淆了。
還有人認為，“文革”十年還是有成績的，比如糧食產量增
加了，南京長江大橋修起來了，衛星上天了等等。這樣認識也是
混淆了概念。我們說徹底否定“文革”，是否定“文革”的本身
，不是“文革”’十年。曆史是客觀存在的，怎麽能否定了呢？
十年曆曆史和“文革”本身是兩回事，“文革”是在特殊條件下
發生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我們否定的是這個運動，而不是曆史
。如果沒有“文革”，那些生產會搞得更好，成績吏人。如衛星
上天，如果你們看了聶帥的回憶錄就會知道，衛星早就做好廠，
並準備發射。給中央打報告時，讓晚點發，等開“九大”時再發
，好證明是“文革”的勝利成果，所以推遲了。哪裏是“文革”
的成果嘛！南江長江大橋也是在“文革”前修的，本來早就該通
車，因為“文革”起來後建橋工人打派仗，所以推遲了通車。你
說這是“文革”成果，還是“文革”錯誤？如果沒有“文革”，
大橋早就通車了。所以要否定的是“文革”本身，是十年曆史。
十年中黨和人民特別是廣大工農群眾堅持生產和工作，堅持科研
，都是應該肯定的，不能否定。
還有日認為徹底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了毛澤東。這個也
要弄清楚。否定“文革”，不是否定毛澤東，也不是徹底否定毛
澤東的晚年。《決議》已明確肯定毛澤東功大於過。即使晚年犯
了“左”傾的全局性的嚴重錯誤，他還是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張。
當然哪些是對的，可以具體研究，有人估計高些，講了九條或幾
條，有人估計沒那麽多，都可以討論。
而且我特別感到，“文革”的後遺症至今仍然存在，隨處可
見。如姓“資”姓“社”的問題，就包含著“文革”思維定式後
遺症的體現。因為“文革”中特別流行著兩種觀點：一個是隻有
兩邊，你站在哪一邊？紅衛兵念毛主席語錄：什麽人站在革命方
麵就是革命派，站在反對方麵就是反革命派。還講：凡是敵人反
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變成兩極化
了。世界的事情本來是很複雜的，並不是那麽簡單，不是擁護就
是反對。毛澤東的話，本來是在抗戰時期針對日本帝國主義講的
，有很強的針對性。把他的話離開具體的時間、條件，統統拿來
套，就會出問題的。有一個當時流行的觀點是：事事連著綱和線
。無論什麽事都上綱上線。比如，在幹校勞動時，不小心碰壞了
一把鍬，說你不是勞動人民的感情，是資產階級的感情，上綱上
線，批評個沒完。實際上並不是事事都能上綱上線，有些事是要
上綱上線的，但大多數不是。特別是在今天，我們已經明確提出
大多數事情都不具有階級鬥爭性質，還要上綱上線，就完全錯誤
了。事物本身有大有小，不能隨便都提到綱上去。聯想到曆史，
王明路線錯誤時間隻有四年，我們用了十年中間還經過了延安整
風才得以徹底清算。“文革”十年，加上前後有二十多年，“左
”傾思想方式可說是家喻戶曉，要徹底清除其影響，決非易事。
訪問人：我覺得，這主要靠實踐。
金春明，實踐是需要的。但實踐也還需要總結，需要等待，
不能立即見效。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加上一項室傳的任務，就是宣
傳《決議》的精神，貫徹《決議》的精神。這項任務要靠我們曆
史工作者、理論工作者去完成。
1992年5月24日於中共中央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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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金春明：“文革”起因十說
金春明，1932年生於吉林延吉，祖籍山東昌邑。現任中共中
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所副所長、教授、博士生導師。著有：《
“文化大革命”論析》、《談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建
國後三十三年》，合著有：《不平凡的七十年》、《“文革”時
期怪事怪語》、《新中國編年史》、《中共黨史綱要》等。
金教授的家整齊明亮，大屋小屋一個個頂天立地的書櫥；寫
字台很大，上麵報紙雜誌樣樣齊全；櫃子上還有一張全家福。在
我們的想象中，教授家就應該這樣。
訪問人：發生“文化大革命”是我黨最沉痛的一段曆史。痛
定思痛，人們自然會問，為什麽毛澤東要發動這樣一場“革命”
？為了防止今後再犯這類錯誤，我們又從中得出什麽樣的經驗教
訓？這些問題都很複雜，請您說說您的看法。
金春明：毛澤東為什麽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到現在既算
清楚，又算沒有清楚，還在探索當中。所謂清楚，是因為黨的十
一屆六中全會決議作了結論，這個結論是經過黨內集體討論，大
家得出的共同認識。所謂不清楚，是因為海內外學者都有一些不
同的看法，觀點各異，相差甚遠，各執己見，眾說紛紜，我們還
不能完全說服他們。美國的斯圖爾特·施拉姆教授就曾撰文說：
“極少曆史事件像毛澤東的後十年所發生的事件那樣令後人眾說
紛紜。”我認為這個說法有相當道理。眾說紛紜到底有多少種？
我把它概括為十種。
訪問人：金老師，在談起因之前，是否請您先談一談什麽叫
“文革”，就是說給它下個定義，因為這個問題弄清了，再談”
“文革”的起因，大概人們的認識就容易一致了。
金春明：這是一個必須統一認識的問題。到底什麽叫“文革
”，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
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
來嚴重災難的內亂。”從“文革”的結果來說這個結論是正確的
。但作為學術問題，還是可以探討的。因為“內亂”這個詞是中
性詞，革命可以造成內亂，反革命也可以造成內亂，內亂本身還
表示不出“文革”的特點。我個人認為，“文革”可以這樣定義
：它是在特定曆史條件下發生的一種特殊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
這個運動的特殊性主要表現有七點：（1）它由黨的最高領導人親
自發動； （2）它有以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為指導；
（3）它用一種特殊的神聖使命為號召，如“反帝反修”；（4
）它有特殊的革命對象——“走資派”及“反動學術權威”；（
5）它有特殊的內容——奪黨政財文大權；（6）它采取了一種特
殊的方式——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7）產生
了史無前例的規模。這樣七點，造成的結果就是一場內亂。很多
人讚成我的觀點。當然如何更科學更準確還可以研究。
訪問人：我們探討了“文革”的性質，下麵請您談談人們是
如何評說毛澤東為什麽發動“文化大革命”的，就是您剛才提到
的“文革”起因十說，這些觀點都是些什麽？他們分析的對還是
不對？
金春明：“文革”起因十說，是我對各種意見的概括，不是
我對文革的十種看法。情況如下：
第一種，階級鬥爭必然說。
這
是我們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前長期的傳統的說法，是上了“九大
”“十大”“十一大”文件的。“九大”報告認為：社會主義社
會是階級社會，必然存在兩個階級、兩條道路的鬥爭。兩個階級
兩條道路的鬥爭發展到一定程度，必須要激化，激化必然要引起
“文革”，“文革”是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的必然引申。這是
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對“文革”曾作出的權威解釋，長期在黨內占
統治地位。這個觀點在國外也有相當的影響。這個觀點已被我們
否定了，但影響並沒有完全消失。前一段就有人講走資派還是有
的，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還是對的，新的資產階
級已經形成。這種理論雖然從整體上已經被否定，但它的影響還
繼續存在，不能掉以輕心。
第二種，黨內權力鬥爭總爆發說。
這種觀點在港台，在西方
相當流行。他們用資產階級政治鬥爭、權力鬥爭的觀點來反對我
們的階級觀。認為“文革”的發生不是政治路線分歧，也沒有原
則問題，隻是一種權力鬥爭。這種觀點很多學者都有，但說法不
同。他們對中共黨內的派係分析也不一樣。有毛派、周派、劉派
、軍派、地方實力派、務實派、激進派，各種說法都有。同樣主
張權力鬥爭總爆發說，這個人是講這種幾派，那個人是講另外幾
派。
訪問人：權力鬥爭說根據是什麽？
金春明：比較流行的是，他們抓住毛澤東和美國記者埃德加
·斯諾的談話。毛澤東在談話中說：那個時候的黨權、宣傳工作
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了市的權，我也管
不了，大權旁落了，所以他要奪回失去的權力。實際上毛澤東始
終牢牢控製著局麵，掌握著全黨的最高權力。如果毛澤東失去了
最高權力，他不可能違反大多數黨內高級幹部的意誌去發動“文
化大革命”。所以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
第三種：封建複辟說。
這種說法在理論上論述最多的是蘇紹
智。一個時期內相當流行。之所以流行，也有它的道理。中國有
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史，人們長期受其影響。封建殘餘及其影響
不可能很快消失。而我們黨對這一點又恰恰估計不足，認為我們
完成了土地改革，因而反封建是最徹底的，甚至哪一個國家也比
不上我們。其實經濟上反封建和意識形態上反封建有聯係但又不
能等同。意識形態有相對獨立性。本來中國的資本主義影響並不
大，但毛澤東極力強調反資本主義。應當承認，“文革”期間確
實有封建的東西泛濫，很多東西都是帶有濃重封建色彩的。如“
株連”，這在資本主義國家的法律上也是不允許的。按規定丈夫
犯罪是丈夫的，不株連妻子、孩子。我們的株連可厲害呀！不要
說妻子、兒女，親戚、朋友，就連老同誌、上下級都要株連，這
當然是封建的。“早請示、晚匯報”也是封建的。“文革”中確
實有許多東西是封建的。也說明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封建殘餘是
不可輕視的。但就“文革”中出現這種現象來說，我認為是屬於
沉渣泛起。像魯迅先生說過的；平靜的池塘，表麵上看好像水很
幹淨，但用大杆子一攪，底下的各種東西就會翻上來。翻上來快
，沉下去也快。但顯示了它們的存在。“文革”中不是講各種各
樣的人都要跳上舞台表現自己嗎？我在講“文革”特殊意義時，
就強調這一條：“文革”可以幫助我們更好的了解國情，使我們
懂得在中國這塊土地上封建殘餘是不可忽視的。從這個意義上講
，這種觀點有一定的道理。它的不妥當也是明顯的，就是把封建
殘餘的影響估計過分了，尤其強調是封建複辟則是錯誤的。“文
革”不是封建複辟，紅旗下長大的紅衛兵無論如何也不能說是搞
封建複辟。你們是不是紅衛兵？
訪問人：那時我們還小，小學五、六年級，是紅小兵。
金春明：當時那些二十來歲的大學生，十幾歲的中學生，都
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他們中的大多數動機很純潔，就是要保衛馬
克思主義，保衛毛主席，他們抱著這種神聖目的，刀山敢上，火
海敢闖。但他們生活在社會之中，受到各種潛移默化的影響，本
身不可能是一張白紙。加上天真幼稚，辨別力很差，有時會把封
建的東西當成是革命的。例如他們並不清楚血統論與馬克思主義
階級分析方法是兩回事，有些人認為自己是高幹子弟，就是天然
的革命派，這是一種思想錯位，是意識形態的錯位。因此，這個
觀點我是不能同意的。
第四種，毛澤東帝王思想說。
認為毛澤東為什麽發動“文化
大革命”，就是想當皇帝。這種觀點在國內私下議論的不少，但
沒有公開發表的文章。最典型的是香港的一個刊物上的文章，題
目就叫《文化大革命－－毛澤東帝王思想的產物》。從他發表的
文章內容看，這個人可能在大陸受過一點教育，接觸了一點馬克
思主義。他的基本觀點是：毛澤東是地道的創業帝王，根本不是
馬克思主義的，更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他的曆史就是創業帝王
的曆史。這個觀點是非常反動的。
訪問人：他說毛澤東想當皇帝，根據是什麽呢？
全春明：根據不多。主要是毛澤東的一首詞《沁園春·雪》
。他認為1935年前，毛譯東在黨內的地位雖然相當顯赫，但他隻
是毛委員，不是主席。帝王思想還沒有表現的機會，遵義會議後
取得了軍權，他感到已上升到帝王的位置了，於是帝王思想迅速
發展起來，幾年之後，就有“雪”一詞的誕生。這首詞不僅表明
毛澤東要成為創業帝王，而且要青出於而藍勝於藍。我查了一些
材料，想看看這種說法是不是這位作家的創造。結果是這樣：19
45年秋毛澤東的這首詞在重慶發表時，當時的重慶曾掀起一股《
沁園春》熱，有很多人唱和。蔣介石知道後很惱火，下令批駁。
《掃蕩報》就發表文章，說毛澤東有帝王思想。《掃蕩報》大家
知道的，是國民黨軍統特務的機關報。原來發明權是國民黨軍統
特務，該氏隻不過是在40年之後拾了軍統特務的牙慧。
第五種：烏托邦碰壁說。
這是蘇曉康等在電視《河殤》解說
詞和專著《烏托邦祭》前言中所宣揚的。他們認為在經濟落後的
國家搞社會主義，違背了馬克思所揭示的社會規律，是烏托邦的
空想。其實烏托邦說也不是蘇曉康創造的，而是來自外國學者的
看法。早在1981年，美國的施拉姆教授就提出過這種看法。他寫
過一篇文章叫《到烏托邦去和返回來－－中國共產黨曆史的一個
周期》。當時廖蓋隆同誌就寫文章作了否定的回答。特裏爾在《
毛澤東傳》中也有這樣的提法。烏托邦這種觀點從國外傳來，還
是有相當的影響，到底是不是烏托邦需要作出回答。最近《教學
與研究》邀我寫東西，我和我的學生寫了一篇《毛澤東社會主義
觀研究》。我們認為毛澤東的社會主義觀是科學社會主義觀，其
中由於曆史的局限，確實加雜著某些空想成分，但總體上仍是科
學社會主義的。他不但堅持了科學社會主義，而且有探索有發展
，這個問題應該肯定。不然我們搞了這麽多年，竟是搞了個烏托
邦，是不能服人的。
第六種：群眾反官僚主義說。
這種觀點港台有，國內私下議
論的有，但在國內報刊上長篇大論不多。他們認為毛澤東為什麽
發動“文化大革命”，是群眾有氣，是幹部脫離群眾。毛澤東不
是也說過嗎，官做大了，薪水多了，就擺架子。我認為毛澤東發
動“文化大革命”確有純潔黨的組織，反對官僚主義的含義。但
主線不是這個，主線還是反“走資派”，“反修防修”。開始挨
整的那些人都是在第一線辛辛苦苦幹事的人，劉少奇、鄧小平是
官僚主義嗎？不是。這一點在地方上更明顯，常常是那些長期休
養不幹事的幹部最早被結合到領導班子裏來。這樣的例子很多。
另外，“文革”前後的所有中央文件，也沒有明確把反官僚主義
作為“文革”的主要任務。
訪問人：從當時提的口號看，這個問題也不突出。
金春明：所以要把問題區分開。從群眾來講，確實有不少人
是出於對官僚主義的義憤，對某些脫離群眾的領導幹部有氣，才
積極起來參加“文化大革命”的，但這並不能決定運動的性質。
說到底，“文化大革命”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群眾運動。
第七種：東西文化衝突說。
這是一位青年學者的觀點。他提
出“文革”是中國傳統文化價值體係與現代文化價值體係尖銳對
抗的一種集中表現。認為西方文化和東方傳統文化的對抗和較量
從近代開端就沒有停止過，“文革”是其中一次全麵的衝突和對
抗。“文革”發生完全不是什麽黨內路線鬥爭，而是專製主義、
皇權思想、忠君意識為生幹的傳統文化價值體係同現代化的發展
和要求民主政治、尊重科學、思想自由、人權平等、法律至上的
文化價值體係尖銳衝突的結果。“文革”的結果表現為傳統文化
的複蘇。這種觀點在一些知識青年中有相當影響。但認真研究一
下，不過是抽象的議論。他錯誤的地方是，首先，不符合曆史事
實。科學、民主的思想自鴉片戰爭以來就在中國傳播了，五四新
文化運動是一個重要關鍵。矛盾衝突一百年，怎麽到了一百幾十
年後的六十年代衝突出一個“文革”，這沒辦法用曆史來解釋。
其次，他把中國傳統文化歸之於封建專製君主思想，把西方文化
歸之於民主文化、人權文化，這個立論本身就是片麵的。中國傳
統文化也有民主性的精華，不都是君主專製。馬克思主義也是西
方文化。馬克思主義到中國來和中國實際（包括中國文化的優秀
傳統）相結合，得到了創造性地發展，“文革”之中有文化衝突
，但說“文革”的原因就是東西方兩種文化衝突的結果，而且把
西方文化講得絕對好，東方文化說得絕對壞，則是錯誤的。
第八種：人性獸化說。
這種觀點主要產生在文藝界，他們在
議論中或作品中描繪，為什麽出現‘文革”’就是因為那一天人
突然都變成了獸，一種是“牛鬼蛇神”，被專政，一種是豺狼虎
豹似的“造反派”。最具有代表性的是老作家巴金，他說：他經
常思考、探索，人怎樣會變成獸？他對於自己怎樣變成牛馬有了
些體會，至於造反派如何化為虎狼，卻怎麽也想不通。柏楊教授
講“文革”是獸性橫行。還有人寫文章，叫《我們需要一場靈魂
的拷問》，說“文革”是道德的大滑坡，所以每個人都需要懺悔
。這樣就把“文革”這場大災難，歸咎於人性，歸咎於道德。”
文革”有沒有野蠻的東西，當然有，但從人性上解釋是說不清的
。
訪問人：這隻是一種表現，不是起因。
金春明：“文革”初期的紅衛兵，十幾歲的孩子很純潔，他
們穿著軍裝，拿著皮帶，是很凶的。一經宣布某人反毛主席，是
壞蛋，那他就義憤填膺，死勁整，要打翻在地，再踏上一隻腳。
但把原因歸結到這兒也不行，一個曆史現象，不是光用人性、獸
性就能說清的。
第九種：奸臣禍國說。
持這種觀點的人頗多，但很少係統論
述，而是散見在傳記和回憶錄及各種文章中。“文革”中有些事
情本來是毛澤東決定的，把一切壞事都說成是林彪、“四人幫”
搞的，也不是科學的態度。當然林彪、江青、康生壞透了，怎麽
說都可以，但有些是他們的，有些不是，要作分析。不能再回到
中國傳統的思路上去，無非是君上聖明，臣罪當誅；有了錯誤皇
帝沒事，都是下麵人使壞，而且壞人中最壞的還是女人。江青的
確幹了很多壞事，國人皆曰可殺。但認真想一下為什麽她過去做
不了壞事，如果毛澤東不給她支持，她有那麽大能量嗎？
訪問人：還是應看作是製度上的問題。
金春明：有製度上的，有習慣上的，也有毛澤東個人的錯誤
，這都是不能回避的。研究曆史還是得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尊
重史實。毛主席偉大，但不是他的每件事都偉大，都正確，中國
有個傳統習慣，從孔夫子那裏講，有三諱：為尊者諱，為賢者諱
，為親者諱。大家的心情可以理解，不希望人們怨恨老人家，都
希望他好。但確是老人家犯了錯誤，你給他遮蓋，能遮蓋得了嗎
？林彪、康生、陳伯達原來在黨內還有些地位，“四人幫”中誰
在黨內有地位？連候補中央委員都不是。所以把“文革”的原因
僅僅歸結於黨內出了幾個壞蛋，是不行的。
訪問人：如果這樣，我們就不能正確總結”文革”的教訓了
。
金春明：這就像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日》中
講的，如果把路易·波拿巴政變僅僅理解為出了幾個壞人，那就
太可憐，太幼稚了。
第十種：即“左”傾思潮惡性發展說。
這也是我持的觀點。
我們是根據十一六中全會《決議》的精神．對曆史作了充分的研
究分析得出來的，也是現在學術界比較公認的說法。具體地說，
可以把它概括成“三個惡性循環”。第一是“左”的理論與“左
”的實踐的惡性循環。這是從政治上思想上講的。1957年反右以
後，先是毛澤東從對國內主要矛盾的誤斷開始，認為主要矛盾還
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這個誤斷是毛澤東提出來經八屆
三中全會同意的。根據這個精神後來搞了一係列運動。毛澤東曾
說，北京是加工廠，材料是從下麵來的，的確如此。毛澤東本來
就“左”了，下麵又有人投其所好，當然也有人是認識問題，有
人是調查研究中的片麵性，但匯總到毛澤東那裏，他就會以為自
己是正確的，再概括提高，貫徹下去，結果越搞越“左”。比如
，認為農村三分之一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最早並不是毛澤東
說的，是下麵報告來的；工廠大多數的領導權不在我們手裏，也
是下麵報告來的，還有官僚主義問題，奪權問題等等，都是從下
麵來的。毛澤東有個突出的思想特點，就是思考問題透徹，看問
題深刻，善於抓本質、要害。如果他進行了正確的概括、總結會
比別人深刻，反過來，他進行了錯誤概括也會比別人錯誤得厲害
。就這樣，“左”的階級鬥爭理論指導著左傾實踐，而左傾擴大
化的階級鬥爭實踐（包括人為地創造“階級鬥爭”）又仿佛為“
左”的理論找到了實踐依據，強化了左傾理論。這是第一個惡性
循環。
第二個惡性循環是個人崇拜與集權體製的惡性循環這是從組
織上講的。毛澤東並非不知道個人崇拜是錯誤的，但他為了實現
自己的政治目的和“理論”，有意鼓勵了個人崇拜。比如1958年
毛澤東講有兩種個人崇拜，就為個人崇拜開了綠燈。1959年廬山
會議批了彭德懷，林彪上來後，第一篇文章就是《高舉毛澤東思
想偉大紅旗闊步前進》。林彪是有意識的極力推崇個人崇拜的，
在他的筆記中就寫著“得一人者得天下”。由於於毛澤東本人的
默認和提倡，再加上林彪、康生、陳伯達等人的推波助瀾，個人
崇拜就盛行起來了。本來中央的集權體製就容易產生個人崇拜，
反過來個人崇拜又加強了集權體製。領袖被神化了，權力完全集
中於一人之身，這樣就出現了毛澤東個人可以否定政治局決議，
淩駕於政治局集體之上的極不正常的局麵。
訪問人：看來林彪摸準了毛澤東的思路。
金春明：也可以說研究透了。相反，我認為毛澤東沒有看透
林彪。1966年7月8日毛澤東在“山洞”裏給江青的信，有人說那
時毛澤東就把林彪看透了。我不這樣認為。這封信的基本點是：
我的朋友要借助我的名義去打鬼，我就自願當了鍾馗。你們看，
他是在朋友和敵人之間進行選擇的，很明白，“朋友”是林彪，
幫我打鬼的，“鬼”是劉少奇。他對林彪的基本估計是朋友，而
且是幫助他打鬼的朋友。這對林彪是肯定的。此外，毛澤東7月寫
信，8月召開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就把林彪提名為全黨第二號人
物，如果說毛澤東把林彪看透了，這個問題就難於解釋。
訪問人：記得好像有誰說過，1949年我們進城時，人們就想
到將來接班的很可能是林彪。
金春明：這個說法我沒有聽說過。但毛主席從井岡山時期起
就欣賞林彪，而林彪也是被提拔最快的。1928年上井岡山時是連
長，到1930年就當了紅四軍的軍長。
訪問人：好像長征那一段他們之間有點別扭，林彪曾建議請
彭德懷出來代替毛澤東指揮。
金春明：毛澤東認為林彪是受了彭德懷的指使，被人當槍使
。
訪問人：毛說林彪隻是個娃娃。
金春明：總的講毛澤東對林彪一直很重視。解放戰爭時期，
東北有三分之一的中央委員，資格比林彪老的多得很，但林彪是
第一把手。這些都值得研究。
訪問人：我們扯得遠了，是不是請您談談第三個惡性循環。
金春明：第三是國際反修與國內反修的惡性循環。所謂“現
代修正主義”問題，現在大家都在重新反思。而在當時，占支配
地位的觀點確實認為大多數黨都不信馬列了，變成了修正主義。
再加上帝國主義的敵視和封鎖，就更認為有必要在國內搞反修防
修，防止資本主義複辟，批判運動一個接著一個。特別是中蘇兩
黨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公開大論戰影響巨大。國際論
戰也影響到對國內形勢的認識。這兩種矛盾交互作用，互為因果
。
訪問人：現在人們對修正王義的看法，似乎還是不很一致。
金春明：是這樣的。叫不叫修正主義值得研究。如西方對赫
魯曉夫的評價和我們就不一樣。有的評價很高，有的很低。如：
說他是偉大的改革者，失敗的改革者，蹩腳的改革者，魯莽的改
革者等等，反正都承認他是改革者。我們還講不講他是修正主義
，值得研究。我主張，不要籠統叫修正主義，修正主義已經被叫
爛了，有些是弄錯了，為什麽還要撿回來用呢？
這三種惡性循環作為理論分析是分開說的，其實作為現實生
活是攪在一起的，錯綜複雜，很難單獨分開。惡性循環的結果，
最後導致毛澤東對國際形勢和國內形勢，黨內情況的錯誤判斷：
如果不來一場大革命，黨和國家就要改變顏色。這樣他下了錯誤
的決心，發動群眾搞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結果出現
了一場巨大的全黨和全民族的曆史悲劇。
訪問人：剛才您講了“文革”的性質，“文革”的起因，再
請您談談對“文革”的評價。
金春明：對“文革”的評價，現在的關鍵問題是該不該徹底
否定，能不能徹底否定，過去徹底否定對不對。說到底就是這個
問題。到現在為止我還是堅持徹底否定的觀點。這個問題我講得
最多，以至有人說“徹底否定”是我提出來的。我說不是，發明
權不是我，是中央整黨工作指導委員會，這有文件作根據。其精
神是源於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
題的決議》講得很清楚，“文革”不是任何意義上的革命，也不
是社會進步，它沒有提出任何建設性綱領，隻能造成混亂、破壞
和倒退。“曆史已經證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
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
難的內亂”。堅持徹底否定觀點，就是貫徹《決議》。龔育之同
誌曾說《決議》既是政治權威，也是理論權威。這個話我讚成。
所謂政治權威，因為它是中央全會的決議，作為黨員要和中央保
持一致，就是要和黨中央的正式決議保持一致，而不是和某個領
導人的某次講話保持一致。所謂理論權威，因為它是集中全黨智
慧的結晶，是撥亂反正的集中表現。《決議》代表了我們黨對黨
的曆史分析的最高水平，而且經過十年的檢驗證明是站得住的，
所以今天必須堅持。
訪問人：現在對“文革”是不是還有什麽不同的看法？
金春明：有一種觀點認為，如果徹底否定了“文革”，就是
違背了毛澤東關於一分為二的辯證法。我覺得不能這樣看。我們
說的否定不是一般哲學上說的肯定、否定，也不是從揚棄意義上
說的否定之否定，而是從政治上講的。為什麽要加“徹底”二字
，就是表示“堅決性”。借用毛主席的一句話，就是“幹淨、徹
底、全部”，必須百分之百的否定。不是說它史無前例嗎？已經
空前了，那就讓它絕後，決不能再搞了。搞一次“文革”已經傷
筋動骨落後了許多年，再折騰受得了嗎？再折騰，中華民族就真
的要被開除球籍了。
我們說徹底否定，還因為《決議》是在堅持辯證分析的基礎
上得出的結論。一分為二不是折衷主義，也不是說任何書物都隻
能有好有壞，都要好壞兼半。有的事就是壞事。比如黃色的東西
就是壞的，這還能講一分為二？什麽事都機械地一分為二，這也
是走極端，把事物的質的規定性混淆了。
還有人認為，“文革”十年還是有成績的，比如糧食產量增
加了，南京長江大橋修起來了，衛星上天了等等。這樣認識也是
混淆了概念。我們說徹底否定“文革”，是否定“文革”的本身
，不是“文革”’十年。曆史是客觀存在的，怎麽能否定了呢？
十年曆曆史和“文革”本身是兩回事，“文革”是在特殊條件下
發生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我們否定的是這個運動，而不是曆史
。如果沒有“文革”，那些生產會搞得更好，成績吏人。如衛星
上天，如果你們看了聶帥的回憶錄就會知道，衛星早就做好廠，
並準備發射。給中央打報告時，讓晚點發，等開“九大”時再發
，好證明是“文革”的勝利成果，所以推遲了。哪裏是“文革”
的成果嘛！南江長江大橋也是在“文革”前修的，本來早就該通
車，因為“文革”起來後建橋工人打派仗，所以推遲了通車。你
說這是“文革”成果，還是“文革”錯誤？如果沒有“文革”，
大橋早就通車了。所以要否定的是“文革”本身，是十年曆史。
十年中黨和人民特別是廣大工農群眾堅持生產和工作，堅持科研
，都是應該肯定的，不能否定。
還有日認為徹底否定“文革”，就是否定了毛澤東。這個也
要弄清楚。否定“文革”，不是否定毛澤東，也不是徹底否定毛
澤東的晚年。《決議》已明確肯定毛澤東功大於過。即使晚年犯
了“左”傾的全局性的嚴重錯誤，他還是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張。
當然哪些是對的，可以具體研究，有人估計高些，講了九條或幾
條，有人估計沒那麽多，都可以討論。
而且我特別感到，“文革”的後遺症至今仍然存在，隨處可
見。如姓“資”姓“社”的問題，就包含著“文革”思維定式後
遺症的體現。因為“文革”中特別流行著兩種觀點：一個是隻有
兩邊，你站在哪一邊？紅衛兵念毛主席語錄：什麽人站在革命方
麵就是革命派，站在反對方麵就是反革命派。還講：凡是敵人反
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變成兩極化
了。世界的事情本來是很複雜的，並不是那麽簡單，不是擁護就
是反對。毛澤東的話，本來是在抗戰時期針對日本帝國主義講的
，有很強的針對性。把他的話離開具體的時間、條件，統統拿來
套，就會出問題的。有一個當時流行的觀點是：事事連著綱和線
。無論什麽事都上綱上線。比如，在幹校勞動時，不小心碰壞了
一把鍬，說你不是勞動人民的感情，是資產階級的感情，上綱上
線，批評個沒完。實際上並不是事事都能上綱上線，有些事是要
上綱上線的，但大多數不是。特別是在今天，我們已經明確提出
大多數事情都不具有階級鬥爭性質，還要上綱上線，就完全錯誤
了。事物本身有大有小，不能隨便都提到綱上去。聯想到曆史，
王明路線錯誤時間隻有四年，我們用了十年中間還經過了延安整
風才得以徹底清算。“文革”十年，加上前後有二十多年，“左
”傾思想方式可說是家喻戶曉，要徹底清除其影響，決非易事。
訪問人：我覺得，這主要靠實踐。
金春明，實踐是需要的。但實踐也還需要總結，需要等待，
不能立即見效。我覺得更重要的是加上一項室傳的任務，就是宣
傳《決議》的精神，貫徹《決議》的精神。這項任務要靠我們曆
史工作者、理論工作者去完成。
1992年5月24日於中共中央黨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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