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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樹基：盲人摸象：有關大饑荒的不同回憶——關於《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的寫作說明
曹樹基 2005年12月20日 10:42 世紀中國
最近在網上讀到一篇佚名文章，題目是《我經曆過的“災荒年”》，說的是1959-1961年江南水鄉的一位高中生對於災荒的回憶。
我是五九年上的高中，學校離家二十多裏。一上高中，戶口就遷到了學校，在校住宿，每月定量三十斤。記得那時的夥食標準和初中時一樣，八塊錢一月，覺著吃得還不錯，經常有肉吃……
到六零年，困難時期來了……農村人的每月口糧一點點地減少，減到二十斤、十幾斤。但最要命的是，蔬菜很少，沒有替代品吃。有個星期天我回家，走到村上一看，有的樹光溜溜的沒了樹皮。我很奇怪，一問才知道，這些榆樹的皮都被人剝下來吃了。有人歎著氣說：明年這些樹就死了。家人告訴我，吃草根、野菜、樹葉的很多，還有吃觀音土的。
我爸是小學教師，每月定量二十八斤。他四十左右年紀，當然吃不飽，因此比較瘦，還得了“浮腫病”……我在學校，定量始終沒減，三十斤，比我爸還多二斤……整個困難時期，我沒聽說我家鄉有人餓死…… 我家鄉是魚米之鄉。以中國之大，比我家鄉差的地方肯定很多，“災荒年”餓死人的事我不相信沒有。但網上言之鑿鑿，說死了三千萬，不知這數字從何而來。1
網上流傳著一本一個名叫惠文的作者當年在四川省簡陽縣進行整社時寫下的日記。他對於當地人口死亡的記載來源於他的調查和有關知情者的透漏。在題名為《無聲無息的代價》的一則日記中，他這樣寫道：
石盤公社的六合、中和兩個大隊為一個聯社，1958年轉公社時，人口為2580人，到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盤公社大石、邊界兩隊，1958年轉公社時人口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隻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勞80餘人，隻剩下20餘人，死去75％。其中邊界生產隊主勞為60餘人，隻剩下8人，死去了89.98％。兩隊派去修水庫的勞動力40餘人，隻有2人活著回來。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為6900人左右。青龍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
養馬區火盆公社第五大隊新民生產隊，在困難時期20多個主勞幾乎死光……剩下的盡是些老弱、婦女、兒童。缺乏男勞力搞生產，搶種搶收時節十分困難，隻好通過上級統籌調派別隊的勞力去支援。
當時死了人，埋葬很簡單，用稻草、席子裹著，繩子一捆，抬到山坡上打個土坑軟埋下去就行了。由於浮腫病使勞動力喪失，有的生產隊死了人還找不到人抬出去埋。在這種情況下，隻要能把死人抬出去埋掉就算是好事幸事了。
由於死人埋得淺，沒有棺材裝，就給一些活著的人鑽了空子。死人剛埋下去，往往夜間就被挖了出來，身上的衣服被剝去，身上的肉被割走。在山坡上，一些新墳往往中間一個坑，前麵亂稻草一堆，破布片幾塊，無疑，就是被偷盜了的墳墓。簡陽縣城邊的橋上，趕場天有用土缽缽裝著綿條條帶黃色的熟肉片賣，其上麵灑了海椒麵，缽邊撬著一雙筷子，賣者高叫買瘟豬兒肉，三角錢一片。聽社員講，那就是在賣死人肉。還有些人擺地攤賣的舊衣服，也往往是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2
地處成都平原的簡陽縣，可不是什麽窮鄉僻壤。曆史上號稱“天府之國”的成都平原，豐饒富足的程度，不讓於江南。一個從北京下派的整社工作隊員，比一個出身教師家庭的高中生，得到的資訊要充分得多，觀察的社會要廣闊得多，記載的災情也就要全麵得多。上引兩篇網文，構成了對於大饑荒年代幾乎完全不同的描述。
假設有兩批事件的觀察者，一批站在江西、浙江、山西等災情不嚴重的地區，一批站在安徽、四川、河南等災情嚴重的地區，所得結論之衝突，比以上兩例有過之而無不及。以個人的經曆來研究這場大饑荒，猶如瞎子摸象。個人所見，觸摸到的隻是象身上的一根毛，連象的大腿也摸不到。讀者若不信，我們再回到上麵列舉的兩個例子上來。
這位住在鄉村卻擁有城市居民戶口的高中生，居然認為當時蔬菜很少，是件要命的事。在接下來的行文中，似乎人們吃樹皮、樹葉、草根、野菜，隻是為了替代蔬菜，而不是充饑果腹。從常識判斷，當一個地區的人口普遍以樹皮、樹葉、草根、野菜充饑時，人口的規模性死亡就是必然的了。關於這一點，可以閱讀以下來自江南水鄉昆山縣的官方報導。
1959年，巴城公社斷糧最長達60天，浮腫病、棄嬰、非正常死亡等事件接連發生。1960年，縣委主要領導人深入城北公社同心大隊，發現農民吃的都是瓜菜代糧。同時還步行巴城，沿途發現大批勞力外流，新墳增多，才深感農村已處於斷糧、餓死人的緊要關頭，便立即向地委匯報，要求從速調撥糧食。3
從這一記載中，可見昆山縣的災情已經十分嚴重，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已經大量發生。按照《昆山縣誌》有關曆年人口死亡率數據進行估算，三年大饑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0.9萬。4江南各縣有類似的記載，災情有輕有重。我不知這位當年的高中生究竟是哪個縣的人，擴大一點範圍，如以清代的蘇州府計，即以蘇州市、常熟市、常熟縣、吳江、吳縣、昆山六縣計，按照我的計算，三年大饑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7萬人。5餘不贅。
在第二個例子中，即使惠文先生以其整社工作組成員的身份，除了他列舉的幾個生產隊、大隊或公社的數據，其他也知之不多，或知之有誤。例如，對於簡陽縣的人口死亡總數，惠文稱：“困難時期，簡陽縣的人口由120萬左右下降到了80萬左右”，意即簡陽縣人口淨減少了40萬人。真實的情況並不如惠文所想像的。確實，1958年底，簡陽縣人口為123.3萬，1962年底僅存86萬，淨減少人口多達37.3萬。6但這不完全是死亡意義上的淨減少，部分原因是1959年10月將簡陽縣龍泉驛區17.3萬人口劃歸成都市管轄所造成的。排除這一因素，簡陽縣淨減少人口隻有20萬人，其中，還有因外遷而造成的人口減少。由此可見，在一個資訊完全封閉的時代，以個人經曆來描述這場災荒，或以一個地區的災情描述來推論全國，很難說是準確的。
已經有一些類似的著作，致力於排比或羅列全國各地的饑荒情景。他們的生動的文筆和極富現場感的描述，給讀者帶來強烈的情感衝擊。無論從哪個方麵講，這類著作都是有價值的。丁抒《人禍》和傑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的《餓鬼》（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都是這樣的著作。如果同樣做的話，我也可以根據不同的資料，寫一部同類的著作，且將這部著作寫得同樣的生動、通俗和可讀。我相信，隨著大饑荒資料的漸次發掘，以後還會有更多的類似著作問世。隻不過，此類著作再多，也解不開人們的心頭之謎：在三年大饑荒中，中國到底死亡了多少人口？
一位學者就曾經這樣質問我，死亡2000萬人口與死亡3000萬人口有什麽區別？還有必要進行這樣的深究和追問嗎？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我以為最好的做法，不是將人口的死亡規模作“千萬”級的討論，而是置於“個”位的量級。這是因為，每一個餓死的生命都有平等的價值，沒有理由說，誰的生命重於泰山，誰的生命又輕於鴻毛。對於大饑荒的製造者，屈死的生靈和他們的家屬永遠保持追究責任的權力，即便對於那些死絕的餓殍，存活的人們也有義務為他們討回公道。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造成人口死亡的這場大饑荒，開始淡出人們的記憶。對於大饑荒中死亡人口數據的質疑，開始蔓延，有漸漸變成一種社會思潮的趨勢。
大饑荒的結束尚不足半個世紀……逝者如斯……我不是指死難者，而是指本不該消失的集體記憶。文學描述性質的寫作遠遠不能滿足人們對於大饑荒中人口死亡總數之謎的追問，我們需要采用另外一種方法，一種學術的方法，來完成這一工作。
已有不少學者采用人口學的方法，根據若幹項全國性人口數據，進行非正常死亡人口總數之估計，所得結果在1700萬一4000萬之間。本文不擬展開對於他們成果的討論。總的看來，我以為他們方法遠不夠細致和精確。回到本文的主題上來打個比方，那是一種毛估估的推算，一種另類的“瞎子摸象”，沒有關於象毛、象腿、象身、象牙和象鼻的直接感觸，隻有動物的概念和體積的概念：說是一頭象，其實可能是駱駝。
我采用了人口學和曆史地理學的方法，將中國政府公布的各種統計數據置於特定的政區框架之下，求解1959-1961年中國各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因饑餓而死亡的人口。也就是說，我的方法是從象毛、象腿、象身、象牙和象鼻的觸摸開始，完成對於一頭大象的整體性判斷，即努力地通過區域性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的研究，複原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總數。
從學術的立場而言，如果有可能，曆史學家也應該完成類似的工作：南京大屠殺中人口死亡的確切數據、抗日戰爭中人口死亡的確切數據等等。粗略的數據估計，由於沒有學術的根基，很容易遭到人們的質疑，而這種質疑的目的，有時不在數字，而在於一些基本的事實。這樣一來，由於數據的粗糙和隨意帶來的後果，也就不是數據的本身了。這是教訓，值得永遠引以為鑒。
比較而言，構成本項研究的基礎是中國大陸的基層政區，所以，差不多所有的饑荒親曆者，或親曆者的後代，都可以從本書中找到自己的家鄉，可以據此了解自己的同輩或父輩，是怎樣或有多少在饑荒中生存，或者死亡。另外，每一個大饑荒的親曆者或親曆者的後代，都可以用自己的經驗和調查來重新審視本書所揭示的那段曆史。相對於他們而言，作為研究者的個人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的構架隻不過是為將來進一步的精確研究搭建了一個還算合適的平台。
除了完成對於死亡人口數據的討論外，本書還對已有的饑荒理論作了進一步的拓展與發揮。鑒於各地人口死亡規模的大小差異，尤其是農村地區的人口死亡規模的大小差異，與其討論“民主製度下沒有饑荒”，不如討論“同一集權製度下饑荒程度何以存在巨大的差異”，亦即“集權製度下有些地區何以出現特大饑荒”或“集權製度下有些地區何以隻有不大的饑荒”或“集權製度下有些地區何以沒有災荒”。我提出的理論解釋，相信對於後續者的研究，會有啟發性的意義。
【注釋】
1 http://www.whxf.net/bbs/dispbbs.asp?boardID=11&ID=24574，先鋒論壇•先鋒記憶庫，2005年6月2日。
2 惠文：《困難時期整社紀實》，“大饑荒檔案”，www.chinafamine.org，2003年。目前該網站已無法登錄。
3 《昆山縣誌•大事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頁。
4 《昆山縣誌》第三篇《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頁。
5 參見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有關章節，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7月版。
6 《簡陽縣誌》第三篇《人口誌》，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版，第73-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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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五九年上的高中，學校離家二十多裏。一上高中，戶口就遷到了學校，在校住宿，每月定量三十斤。記得那時的夥食標準和初中時一樣，八塊錢一月，覺著吃得還不錯，經常有肉吃……
到六零年，困難時期來了……農村人的每月口糧一點點地減少，減到二十斤、十幾斤。但最要命的是，蔬菜很少，沒有替代品吃。有個星期天我回家，走到村上一看，有的樹光溜溜的沒了樹皮。我很奇怪，一問才知道，這些榆樹的皮都被人剝下來吃了。有人歎著氣說：明年這些樹就死了。家人告訴我，吃草根、野菜、樹葉的很多，還有吃觀音土的。
我爸是小學教師，每月定量二十八斤。他四十左右年紀，當然吃不飽，因此比較瘦，還得了“浮腫病”……我在學校，定量始終沒減，三十斤，比我爸還多二斤……整個困難時期，我沒聽說我家鄉有人餓死…… 我家鄉是魚米之鄉。以中國之大，比我家鄉差的地方肯定很多，“災荒年”餓死人的事我不相信沒有。但網上言之鑿鑿，說死了三千萬，不知這數字從何而來。1
網上流傳著一本一個名叫惠文的作者當年在四川省簡陽縣進行整社時寫下的日記。他對於當地人口死亡的記載來源於他的調查和有關知情者的透漏。在題名為《無聲無息的代價》的一則日記中，他這樣寫道：
石盤公社的六合、中和兩個大隊為一個聯社，1958年轉公社時，人口為2580人，到1962年11月……死去590人……石盤公社大石、邊界兩隊，1958年轉公社時人口為246人，到1962年11月份，隻剩下132人，死去46.47％。主勞80餘人，隻剩下20餘人，死去75％。其中邊界生產隊主勞為60餘人，隻剩下8人，死去了89.98％。兩隊派去修水庫的勞動力40餘人，隻有2人活著回來。普安公社人口由12000人左右下降為6900人左右。青龍公社的人死了40％以上……
養馬區火盆公社第五大隊新民生產隊，在困難時期20多個主勞幾乎死光……剩下的盡是些老弱、婦女、兒童。缺乏男勞力搞生產，搶種搶收時節十分困難，隻好通過上級統籌調派別隊的勞力去支援。
當時死了人，埋葬很簡單，用稻草、席子裹著，繩子一捆，抬到山坡上打個土坑軟埋下去就行了。由於浮腫病使勞動力喪失，有的生產隊死了人還找不到人抬出去埋。在這種情況下，隻要能把死人抬出去埋掉就算是好事幸事了。
由於死人埋得淺，沒有棺材裝，就給一些活著的人鑽了空子。死人剛埋下去，往往夜間就被挖了出來，身上的衣服被剝去，身上的肉被割走。在山坡上，一些新墳往往中間一個坑，前麵亂稻草一堆，破布片幾塊，無疑，就是被偷盜了的墳墓。簡陽縣城邊的橋上，趕場天有用土缽缽裝著綿條條帶黃色的熟肉片賣，其上麵灑了海椒麵，缽邊撬著一雙筷子，賣者高叫買瘟豬兒肉，三角錢一片。聽社員講，那就是在賣死人肉。還有些人擺地攤賣的舊衣服，也往往是從死人身上扒下來的。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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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有兩批事件的觀察者，一批站在江西、浙江、山西等災情不嚴重的地區，一批站在安徽、四川、河南等災情嚴重的地區，所得結論之衝突，比以上兩例有過之而無不及。以個人的經曆來研究這場大饑荒，猶如瞎子摸象。個人所見，觸摸到的隻是象身上的一根毛，連象的大腿也摸不到。讀者若不信，我們再回到上麵列舉的兩個例子上來。
這位住在鄉村卻擁有城市居民戶口的高中生，居然認為當時蔬菜很少，是件要命的事。在接下來的行文中，似乎人們吃樹皮、樹葉、草根、野菜，隻是為了替代蔬菜，而不是充饑果腹。從常識判斷，當一個地區的人口普遍以樹皮、樹葉、草根、野菜充饑時，人口的規模性死亡就是必然的了。關於這一點，可以閱讀以下來自江南水鄉昆山縣的官方報導。
1959年，巴城公社斷糧最長達60天，浮腫病、棄嬰、非正常死亡等事件接連發生。1960年，縣委主要領導人深入城北公社同心大隊，發現農民吃的都是瓜菜代糧。同時還步行巴城，沿途發現大批勞力外流，新墳增多，才深感農村已處於斷糧、餓死人的緊要關頭，便立即向地委匯報，要求從速調撥糧食。3
從這一記載中，可見昆山縣的災情已經十分嚴重，人口的非正常死亡已經大量發生。按照《昆山縣誌》有關曆年人口死亡率數據進行估算，三年大饑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0.9萬。4江南各縣有類似的記載，災情有輕有重。我不知這位當年的高中生究竟是哪個縣的人，擴大一點範圍，如以清代的蘇州府計，即以蘇州市、常熟市、常熟縣、吳江、吳縣、昆山六縣計，按照我的計算，三年大饑荒中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達7萬人。5餘不贅。
在第二個例子中，即使惠文先生以其整社工作組成員的身份，除了他列舉的幾個生產隊、大隊或公社的數據，其他也知之不多，或知之有誤。例如，對於簡陽縣的人口死亡總數，惠文稱：“困難時期，簡陽縣的人口由120萬左右下降到了80萬左右”，意即簡陽縣人口淨減少了40萬人。真實的情況並不如惠文所想像的。確實，1958年底，簡陽縣人口為123.3萬，1962年底僅存86萬，淨減少人口多達37.3萬。6但這不完全是死亡意義上的淨減少，部分原因是1959年10月將簡陽縣龍泉驛區17.3萬人口劃歸成都市管轄所造成的。排除這一因素，簡陽縣淨減少人口隻有20萬人，其中，還有因外遷而造成的人口減少。由此可見，在一個資訊完全封閉的時代，以個人經曆來描述這場災荒，或以一個地區的災情描述來推論全國，很難說是準確的。
已經有一些類似的著作，致力於排比或羅列全國各地的饑荒情景。他們的生動的文筆和極富現場感的描述，給讀者帶來強烈的情感衝擊。無論從哪個方麵講，這類著作都是有價值的。丁抒《人禍》和傑斯帕•貝克（Jasper Becker）的《餓鬼》（Hungry ghosts: China’s Secret Famine）都是這樣的著作。如果同樣做的話，我也可以根據不同的資料，寫一部同類的著作，且將這部著作寫得同樣的生動、通俗和可讀。我相信，隨著大饑荒資料的漸次發掘，以後還會有更多的類似著作問世。隻不過，此類著作再多，也解不開人們的心頭之謎：在三年大饑荒中，中國到底死亡了多少人口？
一位學者就曾經這樣質問我，死亡2000萬人口與死亡3000萬人口有什麽區別？還有必要進行這樣的深究和追問嗎？我不同意這種觀點。我以為最好的做法，不是將人口的死亡規模作“千萬”級的討論，而是置於“個”位的量級。這是因為，每一個餓死的生命都有平等的價值，沒有理由說，誰的生命重於泰山，誰的生命又輕於鴻毛。對於大饑荒的製造者，屈死的生靈和他們的家屬永遠保持追究責任的權力，即便對於那些死絕的餓殍，存活的人們也有義務為他們討回公道。然而，現實的情況卻是，造成人口死亡的這場大饑荒，開始淡出人們的記憶。對於大饑荒中死亡人口數據的質疑，開始蔓延，有漸漸變成一種社會思潮的趨勢。
大饑荒的結束尚不足半個世紀……逝者如斯……我不是指死難者，而是指本不該消失的集體記憶。文學描述性質的寫作遠遠不能滿足人們對於大饑荒中人口死亡總數之謎的追問，我們需要采用另外一種方法，一種學術的方法，來完成這一工作。
已有不少學者采用人口學的方法，根據若幹項全國性人口數據，進行非正常死亡人口總數之估計，所得結果在1700萬一4000萬之間。本文不擬展開對於他們成果的討論。總的看來，我以為他們方法遠不夠細致和精確。回到本文的主題上來打個比方，那是一種毛估估的推算，一種另類的“瞎子摸象”，沒有關於象毛、象腿、象身、象牙和象鼻的直接感觸，隻有動物的概念和體積的概念：說是一頭象，其實可能是駱駝。
我采用了人口學和曆史地理學的方法，將中國政府公布的各種統計數據置於特定的政區框架之下，求解1959-1961年中國各地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即因饑餓而死亡的人口。也就是說，我的方法是從象毛、象腿、象身、象牙和象鼻的觸摸開始，完成對於一頭大象的整體性判斷，即努力地通過區域性的非正常死亡人口數的研究，複原全國非正常死亡人口的總數。
從學術的立場而言，如果有可能，曆史學家也應該完成類似的工作：南京大屠殺中人口死亡的確切數據、抗日戰爭中人口死亡的確切數據等等。粗略的數據估計，由於沒有學術的根基，很容易遭到人們的質疑，而這種質疑的目的，有時不在數字，而在於一些基本的事實。這樣一來，由於數據的粗糙和隨意帶來的後果，也就不是數據的本身了。這是教訓，值得永遠引以為鑒。
比較而言，構成本項研究的基礎是中國大陸的基層政區，所以，差不多所有的饑荒親曆者，或親曆者的後代，都可以從本書中找到自己的家鄉，可以據此了解自己的同輩或父輩，是怎樣或有多少在饑荒中生存，或者死亡。另外，每一個大饑荒的親曆者或親曆者的後代，都可以用自己的經驗和調查來重新審視本書所揭示的那段曆史。相對於他們而言，作為研究者的個人力量是微不足道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本書的構架隻不過是為將來進一步的精確研究搭建了一個還算合適的平台。
除了完成對於死亡人口數據的討論外，本書還對已有的饑荒理論作了進一步的拓展與發揮。鑒於各地人口死亡規模的大小差異，尤其是農村地區的人口死亡規模的大小差異，與其討論“民主製度下沒有饑荒”，不如討論“同一集權製度下饑荒程度何以存在巨大的差異”，亦即“集權製度下有些地區何以出現特大饑荒”或“集權製度下有些地區何以隻有不大的饑荒”或“集權製度下有些地區何以沒有災荒”。我提出的理論解釋，相信對於後續者的研究，會有啟發性的意義。
【注釋】
1 http://www.whxf.net/bbs/dispbbs.asp?boardID=11&ID=24574，先鋒論壇•先鋒記憶庫，2005年6月2日。
2 惠文：《困難時期整社紀實》，“大饑荒檔案”，www.chinafamine.org，2003年。目前該網站已無法登錄。
3 《昆山縣誌•大事記》，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4頁。
4 《昆山縣誌》第三篇《人口》，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頁。
5 參見曹樹基：《大饑荒：1959-1961年的中國人口》有關章節，香港時代國際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7月版。
6 《簡陽縣誌》第三篇《人口誌》，成都：巴蜀書社1995年版，第73-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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