饑荒年代的“肉蛋幹部”與“糖豆幹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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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社會各階層的普遍不滿中，城市低收入群眾的不滿最為突出。

　　從1961年11月15日起，全國各省會城市率先執行陳雲有關大量生產高級點心和高級糖果，以回籠貨幣的指示。

　　當天北京售出高級點心12.2萬斤，高級餅幹1.9萬斤，高級糖果12.1萬斤。高級糕點最高價格為7.6元一斤，最低3元一斤，但數量很少；高級糖果5元一斤，最高16元一斤；高級餅幹分4元一斤和5元一斤兩種。

　　這類高級食品的購買者雖有一般市民，但大多為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

　　1962年初七千人大會後，國家將1960年11月製定的優惠享受副食品供應的範圍從高級幹部、民主人士頭麵人物、有突出貢獻的科學家一下擴大到17級以上中級幹部。

　　規定：17級以上幹部每人每月補助供應糖一斤、豆一斤；13級以上高幹，每人每月增加供應肉2斤、蛋2斤。

　　此舉雖然得到中高級幹部的普遍擁護，卻極大地挫傷了一般幹部和廣大群眾。

　　北京市的一般幹部諷刺道，“高薪人員豬肉炒雞蛋，低薪人員一鍋菜葉熬稀飯”，

　　“現在幹部分三等，一等是吃肉的，二等是吃糖豆的，三等是喝湯的”。[55]一時間，各種“牢騷怪話”如潮水般湧了出來。

　　對17級以上高中級幹部予以副食品補助反映了中央對幹部階層的體恤關心，正式的說法是：“幹部是國家寶貴的財產”。[56]

　　1962年初，對幹部階層的照顧，除了供應糖豆、肉蛋等副食品，還有其它的形式。

　　在北京，“黨中央決定舉辦17級以上黨員幹部學習班”，主要目的，一是“為了統一黨內思想”，二是為了讓幹部得到營養補充。

　　這種學習班帶有“保養性質”，“每期兩個月”，每天的飯食有“富強麵粉的饅頭、花卷，有大米飯，還有市場上少見的豬肉、雞蛋和香腸等犖菜”，“每天的夥食標準一元錢”。[57]（當時，省會城市一般家庭成員一月的最低生活標準是8-10元；在全國工資類別最高地區的上海，收入較高的紡織廠工人的月工資一般僅為40多元。）[58]

　　遼寧省委照顧幹部的方法是，安排他們輪流“住在賓館，看看馬列主義的書，同時改善夥食。”[59]

　　對農村縣社基層幹部的補助水平，則遠遜於大城市。

　　一些省地市縣經常以開會為由，讓縣社一級幹部在縣食堂補餐，“進城開會期間，三兩天有一頓豬肉，開四五天會，可吃兩次肉……幾天不吃藥，腫就消了”，因而許多農村基層幹部“最盼的就是到縣上開會”。[60]

　　由於幹部進城開會，吃住在縣城，農民根本不知幹部進城開會補養身體的事。

　　以常理觀之，領導層用製度的方式對17級以上幹部實施照顧，是希望他們努力工作，更好地“帶領群眾抗災救災，恢複生產”。但部分地區卻更熱衷於借著“照顧17級”的東風，將這個門縫越擠越大。

　　據有關資料反映，1962年上半年，河北省唐山、承德等七個專區，大大突破“照顧17級”的範圍，規定17級以上幹部，每人每月供應食糖1斤、大豆3斤、食油0.5-3.5斤，肉0.5-3.5斤，雞蛋0.5-2斤，紙煙2條，下水2-3斤，水產3-5斤，粉條3-5斤，豆腐3-5斤。

　　豐南縣還別出心裁地將該縣200餘名負責幹部分劃為“三等九級”。縣委書記處書記一級，平均每月吃掉雞、鴨、豬羊肉40多斤，而縣委第一書記一個月則分到了70多斤肉。[61]

　　17級以上幹部雖然較群眾先吃了一步，或多吃了一些，但畢竟表明現在已經有了可吃的食物。

　　1961年底，國家增加了城市人口的糧食定量標準。

　　第二年初，雖然還有消極現象——僅河南商丘、開封、新鄉、安陽、信陽6個專區外流饑民就達到了32萬，[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