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是否餓死人?————第一貼：aTouchofZen的原貼

1959是否餓死人?————第一貼：aTouchofZen的原貼

1959是否餓死人?————————講曆史,隻有事實說明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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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貼： 來源: aTouchofZen


[轉貼]“大躍進”中是如何餓著肚皮唱讚歌的

來源: aTouchofZen 於 07-04-20 12:10:17

史海鉤沉 2006.12.20

　　從1958年開始，“三麵紅旗”（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下的災難已經過去48年了，但至今仍令人難以忘記。本文作者當時是新華社四川分社的一名記者，他覺得那些“瓜菜代”的日子猶能苦熬，而最痛苦的莫過於在強烈意識形態的壓力下，不能不說話，又不能說真話。

　　淚水擋不住瞎指揮的命令

　　1959年初人們已籠罩在一片陰霾氣氛中，驚恐覓食求生是許多人唯一的念頭。開春，四川農村缺糧，水腫病像瘟疫一樣在全省蔓延。簡陽縣棉豐公社黨委書記張泗洲放言，他發明的“蒸汽療法”可治水腫病，已治愈了四周不少病人。一時仿佛華陀再世，新華社四川分社也有職工和家屬曾去試過。怎奈病人排汗出水雖虛腫有減，但轆轆饑腸缺乏食物補充，不久浮腫依舊。

　　幾個月來病人愈治愈多，“蒸汽療法”也失靈了。但省裏領導依然強調，水腫病原因不是缺糧，是農民不講衛生。省裏派出大批醫務人員下鄉，在統一口徑下醫生諱莫如深，隻說是“不明病因”。私下裏，記者和醫生都知道，這是營養不良和長期勞累過度造成的，但在公開場合誰也不敢講真話。

　　那時，盡管城鄉經濟遭到極大破壞，但中共四川省委主要領導強迫命令瞎指揮絲毫未減，提出全省上下“一條心，一股勁，一個樣”的口號，服從命令聽指揮，一意孤行想扭轉形勢。在眾多舉措中，省裏下了一道命令，放幹冬水田，實施“以機電提灌為主”的水利方針，改種單季為雙季，擴大複種指數，緩減糧荒局麵。

　　四川省有大小河流1380多條，但如沒有強大工業基礎做支撐，要把河水抽到揚程高達幾十上百米的山丘，遍灌全省冬水田，隻是癡人說夢。群眾們對這種做法強烈反對，說：“水是農民的命根子，放幹老祖宗留下的冬水田，大家隻有餓肚皮。”但是上麵利用權力，誰也不敢違抗，淚水擋不住上麵的命令。

　　省委主要領導是真理的化身，指東不能向西，要分社按旨意報道，顯揚領導的這項決策方針是正確的。那些年，我和劉宗棠沿沱江、涪江兩岸采訪，除見個別地方有機泵抽水，大量冬水田放幹後，機灌設備沒著落，斷電缺油，管道設施不配套，成了白天曬太陽、晚上照月亮的“望天田”。結果，當年水放不幹，小麥播種積水歉收，次年春天缺水，水稻無法栽插，兩頭落空，愈發加重了饑荒。

　　喝著稀粥堆砌美好字眼

　　分社記者常年基層采訪，對災情是清楚的，然而大家寧做“閉口道士”，也不口吐真言。新華社四川分社老記者多，采訪作風深入踏實，過去凡事都要問個明白，時有報道與省委領導看法不同，屢批屢犯。因此，1957年“反右”運動一開始就成了重點，宣傳部長來坐鎮，在全體職工大會上指著社長邵挺軍說：“四川分社沒有‘右派’，你邵挺軍就是‘右派’。”分社17名記者，上級領導指名道姓就劃了5個“右派”分子，邵挺軍也背上個“邵老右”的惡名。

　　1959年廬山會議批判彭德懷，省委派人到分社用“指鹿為馬”的方式，要大家對《李仲雲的意見書》和《彭德懷的信》表態，對“大躍進”是“讚成”還是“反對”。社長紀希晨擔心我們忘記吸取教訓，說話沒遮攔，重蹈1957年覆轍，就把劉宗棠、王煥鬥和我三人派到新繁縣新民公社去蹲點調查，也有暫避風頭保護的意思。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的蹲點任務是完成一篇《人民公社好》的調查報告。廬山會議下山前，毛主席給吳冷西、陳伯達、胡喬木寫了一封信，宣稱“要向全世界宣戰”，用這本書表明反對“右傾機會主義”和堅持“三麵紅旗”的決心。指定新華社和人民日報社派記者到全國各地調查，“至遲三個月交卷。”“文字要既紮實又生動，引人入勝。”書成後，老人家“準備寫一篇萬言長序，痛駁全世界反對派。”

　　時間緊迫，紀希晨接到指示把任務落實到我們三人身上。我們看著空空如也的糧倉頓頓喝稀粥，餓著肚皮挖空心思做文章，堆砌美好字眼，想盡量放出奇光異彩，文章三易其稿終於脫手。

　　沒想到12月回到分社，紀希晨和采編主任李策都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行政降級，不再過問業務。後來稿件送省委宣傳部定奪發出，他們兩人也隨即發配農村勞動改造。

　　撕心裂肺在災區

　　連遭二次“反右”運動的打擊，新華社四川分社記者成了驚弓之鳥，人人自危。1960年初，我到隆昌縣蹲點，所見是“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的一片慘象。這個縣素以出產“三白”———白豬、白兔、白夏布而著稱，商品經濟比較發達。我蹲點的胡家公社供銷社，主任陳舜堯是黨的“八大”代表。往年臘月正是農家忙碌殺年豬、做臘肉的歡樂時候，但此刻見到的是斷垣殘壁，路斷人稀，新墳還比舊墳多。

　　陳舜堯帶我看望了蜷縮在廟宇、祠堂和大院裏的群眾，他們一無所有，“大躍進”砸鍋拆灶，原來的土坯茅舍早已化作肥料和爐渣。口糧由公共食堂控製，每天老秤原糧四至五兩，打出米折合新秤隻有二兩，群眾就靠這點糧食活命。

　　與省內其他縣相比，隆昌縣死人算是比較少的，但情景依然令人驚怖。長期缺糧的群眾先是浮腫，漸漸地形銷骨立狀如骷髏，鄉幹部每天的頭等大事，是入夜給社員燒一把柴草禦寒，次晨一早趕緊熬一鍋菜葉稀粥施救。有的老弱社員見到端來熱粥，興奮過度心髒驟受刺激突然倒斃，斷氣時慘帶笑容。

　　抗戰八年我幾次從日寇轟炸掃射的死人堆裏逃出，但眼下的慘狀仍讓我撕心裂肺顫栗不已。這個50萬左右人口的縣，一年多時間就減少了四分之一人口。

　　在隆昌先後蹲點三年，正是全省災情最嚴重的時候，我身在災區不敢言災，沒有寫過一篇反映這方麵情況的通稿和內參，我盡量避重就輕，就虛避實，繞開矛盾做文章。我針對當時國家對農民竭澤而漁、強製農產品收購、封閉城鄉流通渠道、嚴禁“五匠”離鄉謀生以及無視價值規律、扼殺商品生產和流通等一係列極“左”政策，采寫了《要學會與農民做生意》、《在茶館裏》、《縱與橫——隆昌夏布生產調查》等一批稿件，大都被《人民日報》登在顯著位置，有的還被轉載。但這一切無濟於改變災區的現狀。

　　一場“賠糧”風波

　　那些年，我分工采訪財經，對全省的災情是清楚的。四川是個糧食調出大省，1950年代中期平均每年調出32．24億斤，三年“大躍進”放衛星、創高產，大話說過了頭，又連續三年減產，比1949年還少30億斤，但糧食外調任務有增無減，1960年外調糧增到68．4億斤，比過去增長一倍以上。我們把這說成是發揚“四川風格”，把農民的口糧叫餘糧，仿佛取之不竭。從1959年起，三年內全省農村人均留糧包括種子、飼料和口糧，從原來的512斤猛降到260斤。由於強迫命令征了過頭糧，國家糧庫告罄，春荒沒有返銷糧，農民隻好餓以待斃。三年災難期間，四川的一千多萬人就是這樣活活餓死的。

　　民以食為天，群眾對眼下的饑荒似乎看不到盡頭，傳出“中央寧肯四川死人，也不讓京津滬死人”的小道消息。麵對赤地千裏，哀鴻遍野，省裏為糧食而焦慮，搞得焦頭爛額，不再宣揚“四川風格”，而是要求盡量不事聲張。那時分社對糧食的報道，既要服從全國大局，又要考慮地方饑荒實情，處在一個兩難境地，凡是涉及一個“糧”字的報道都格外慎重，嚴格把關惟恐有個閃失，寧肯少發或不發，盡管這樣仍常受到省委領導的批評和責難。

　　1960年底，新華總社國內部財經組章海藍來電話，從糧食部得悉四川已完成全年糧食征購任務，要求盡快發一條消息。稿件很簡單，我寫好送審及時發出，赫然辟欄登在《人民日報》頭版中間，誰知這條普通的消息，觸動了省委領導的緊張神經，見報即令宣傳部負責人打電話到分社責問：“為什麽要發這條消息，是誰寫的？”最後丟下一句話：“省裏還沒有完成統購任務，差欠的一千萬斤糧食由分社和記者賠出來。”一時大家都慌了神，驚得不知所措。采編主任翟靜之清楚此稿來龍去脈，承擔了責任，沒有錯也認了錯。她先向省委領導作了檢討以平怒息氣，稍後再解釋此稿原委，一場風波暫時平息。

　　事後打聽方知，當時全國糧食形勢越來越嚴重，京津滬等大城市和遼寧存糧隻能供應幾天，許多糧食調入省要求增加調入，調出省又要求減少調出，中央下了一道死命令，要求四川必須如期完成外調任務。發這條消息，中央有“借東風”的用意，對一些強調困難、拖延觀望的省份起個施壓推動作用；而省裏雖然任務已經完成，但怕“槍打出頭鳥”，“鞭打快牛”追加任務，於是分社被夾在中間，發生了這場“賠糧”風波。

　　記者稍不慎就“觸雷”—波未平又起一波。1961年開春，劉宗棠去萬縣采訪，發回一條《川東喜降春雨》的簡訊，登在《人民日報》不顯眼的角落，又遭省委領導斥責，認為分社哪壺水不開提哪壺，似乎專與省委唱反調對著幹。一時大家不知所措，暈頭轉向。

　　分社派我到糧食廳去打聽，一問才知道又是因糧食問題而引發。此刻，中央正在召開全國糧食工作會議，落實各省當年征購上調任務，討價還價爭得不可開交，聽說李先念幾乎到了“乞求”地步。恰在這時，傳來這條四川發來的消息，一場春雨意味著豐收有望，於是順勢借雨落實任務，四川代表頓失發言權，不容再有討價餘地。情況傳到省裏，省委領導大為惱怒，對分社劈頭蓋腦一頓批評。

　　這時遠在川東大山裏的劉宗棠，怎麽也想不到，這條平常的氣象簡訊，竟會引起中央和地方的如此關注，成了雙方在會上爭執的焦點。災難臨頭，四川每多調出一億斤糧食，就會增加幾十萬人的缺糧麵，導致水腫病死人大大增加的後果。

　　那時分社記者采訪如同走進地雷陣，步步都是陷阱，報道稍有不慎就會觸雷引爆，觸發一場不小的震動。鄧拓贈詩留絕筆抗戰期間我曾在四川呆過，那時群眾生活艱苦，負擔可謂不輕。1945年10月5日，重慶《新華日報》在題為《感謝四川人民》的社論指出，在抗戰八年中，四川是大後方的主要基地，負擔了當時國家財政總支出的三分之一以上，最高時超過了一半，供應的糧食占全國征解糧的38.6％。直到抗戰終止，四川的征兵額達302.5萬人，還有350萬人服工役，完成了川陝、川黔、川滇、川湘四條公路大動脈，修築了33個軍用飛機場。這些工程都是打著燈籠火把、挑燈夜戰，不分晝夜在極其艱苦的條件下完成的。當時，四川人口不過四千多萬，以不到全國十分之一的人口，支撐半壁江山，承受的人力、物力、財力負擔，時間之長、勞役之重，都是曆史上罕見的。那時也有天災人禍，但沒有發生過成千上萬人餓死的事件。

　　抗戰期間，寬厚包容的四川人民容納了大批內遷工廠和幾十萬入川難民，有48所高校從戰區遷川，開辦了一批專門安置輟學流亡學生的國立中學。那時物價飛漲，很多人吃的是黴變摻雜的所謂“平價米”。我在昆明西南聯大附中和成都光華大學附中讀書期間，食堂吃的都是這種米，裏麵稗子、沙子、老鼠屎都有，粗糙難咽，但敞開肚子能吃飽，沒聽說過水腫病，隻有營養不良症。許多國立學校的流亡學生免交學費，吃飯不要錢。分社一些老記者當年流亡入川，就是這樣靠公費刻苦完成學業的。

　　那時，老百姓大罵國民黨腐敗，一些大小貪官汙吏乘民族危亡之際，大發國難財，但人們仍是愛國的。1943年正是抗日戰爭最艱苦緊張的階段，為了配合盟軍對日作戰，全省一個月內有4.5萬名知識青年投筆從戎。回顧四川這段曆史，天災大都出於人禍，離開四川七年我重返故地，沒想到在太平盛世會有千百萬冤魂墜入深淵，“大躍進”的教訓不能忘記。

　　在分社會議室，“文革”前掛著一幅鄧拓寫的一首“七絕”：“身居天府寫文章，瀚墨清新立意強，記者生涯當自勵，一言一動慎思量。”1958年3月，中央召開醞釀總路線的成都會議，吹響了“大躍進”的號角，鄧拓在與會期間抽暇到分社和記者站看望大家，臨別揮毫留下這幅墨寶。作為久經磨練，具有高度政治警覺的人民日報社領導人，鄧拓當時似乎已預感到一場政治風暴即將來臨。全詩滿含愁慮悲憫委婉，沒有激情昂揚的豪語。

　　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新華社四川分社記者大都比較年輕不明世事，但每當筆底瘡痍心潮起伏的時候，都會想到這首“七絕”以自勉。對鄧拓這首詩的含義，分社記者各有不同理解，但有一點看法是一致的，那就是對極“左”思潮的提醒。鄧拓直抒胸臆勉勵記者，但在那政治風雲多變、莫測高深的非常年代，他自己卻不斷遭受到“書生辦報”、“死人辦報”和“占著茅坑不拉屎”的辱罵和責難。士可殺、不可辱。他終於含冤含恨離開人間，為分社留下了“身居天府寫文章”的絕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