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廖蓋隆：毛澤東晚年的失誤

說不盡的毛澤東——名人學者訪談錄
訪問人：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

訪廖蓋隆：毛澤東晚年的失誤

　　廖蓋隆，1918年生，廣東信宜人。1938年8月到延安，1944年起任延安《解放日報》國內評論部副主任，新華社國民黨區新聞部主任。建國後任新華社副總編輯，朱德的政治秘書、中共中央毛澤東著作編輯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等職。主要從事中國革命史、中共黨史、毛澤東思想研究。有《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全麵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等多部著作；主編有《中國共產黨曆史大辭典》、《新中國編年史》、《中國共產黨的光輝七十年》等書。

　　這位黨史界、理論界的老前輩，近半個世紀以來（文革的10年除外），文章屢見報端，大部頭的著作接連問世。從領導崗位上退下來，仍筆耕不輟、勤奮治學。當我們約他一談時，他把時間定在後天晚上，“可後天是五一節呀”我們說。“沒關係，我剛好有空，隻是耽誤你們過節了”。僅此小事，便使我們肅然起敬。

　　訪問人：在研究毛澤東以及他的生平思想問題上，時常碰到一個如何看待他的偉大功績和他晚年錯誤的關係問題，對這個問題，您是怎麽看的？

　　廖蓋隆：關於毛澤東的偉大曆史功績和他的晚年錯誤，還是鄧小平給我們指出了把握這個問題的關鍵所在。1980年8月，他在《答意大利記者奧琳埃娜·法拉奇問》中說：“盡管毛主席過去有段時間也犯了錯誤，但他終究是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要締造者。拿他的功和過來說，錯誤畢竟是第二位的。”“沒有毛主席，至少我們中國人民還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長的時間。毛主席最偉大的功績是把馬列主義的原理同中國革命的實際結合起來，指出了中國奪取革命勝利的道路。應該說，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後期以前，他的許多思想給我們帶來了勝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原理是非常正確的。他創造性地把馬列主義運用到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麵，包括哲學、政治、軍事、文化和其他領域，都有創造性的見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後期，特別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而且錯誤不小，給我們黨、國家和人民帶來許多不幸。……由於勝利，他不夠謹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漸露頭，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當部分違背了他原來的思想，違背了他原來十分好的正確主張，包括他的工作作風。這時，他接觸實際少了。他在生前沒有把過去良好的作風，比如說民主集中製、群眾路線，很好地貫徹下去，沒有製定也沒有形成良好的製度。這不僅是毛澤東同誌本人的缺點，我們這些老一輩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責任的。”鄧小平又說，“毛澤東的錯誤是從五十年代後期開始的，比如說，大躍進是不正確的。這個責任不僅是毛主席一個人的，我們這些人腦子都發熱了。完全違背客觀規律，企圖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但大躍進本身的主要責任還是毛主席的。……1962年，毛主席對這些問題進行了自我批評。但畢竟對這些教訓總結不夠，導致爆發了‘文化大革命’。”

　　訪問人：那麽，如何把握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錯誤的關係呢？

　　廖蓋隆：在如何對待毛澤東晚年錯誤的問題上，我們首先要明確，毛澤東一生的功績遠遠大於他的錯誤，他的功績是第一位的，錯誤是第二位的。

　　其次是要明確，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晚年錯誤，是性質根本不同而且相反的兩種東西。因為我們要堅持並作為行動指南的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產物，是經過長期的曆史考驗證明其正確性的、由它的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係，正如我們所要堅持並作為行動指南的馬列主義，是指由它們的基本原理構成的科學體係，而不包括它們的這樣那樣的個別錯誤論斷一樣。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毛澤東思想的涵義，和毛澤東的思想、毛澤東的言論的涵義是不同的，後者是包括他的某些錯誤觀點、錯誤論斷在內的。而毛澤東晚年錯誤，則不僅不屬於毛澤東思想的科學體係，而且正好相反，歸根到底，這些錯誤是由於既違背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又脫離了中國的實際，也就是由於背離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背離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自我批評的三大作風或三項根本原則而造成的，並且它們是由長期的曆史考驗證明其為錯誤的。

　　拿發動“大躍進”運動來看，正如鄧小平所說，這種做法“完全違背客觀規律，想一下子把經濟搞上去，主觀願望違背客觀規律，肯定要受損失。”這就是說，“大躍進”任務的提出，是沒有經過調查研究，不是從實際出發的；也不是走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的；這些任務是過高的、超出了實際可能的，是一種盲目的冒進；這些任務是由上麵、憑主觀願望提出，並用強迫命令的組織手段推行的；推行以後，又沒有及時地用實踐的結果來檢驗這些任務是否行得通，是否正確，從而經過再認識，進行自我批評，及時地改正錯誤。

　　發動大躍進運動是這樣，發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包括把富隊窮隊強行合並在一起、實行剝奪農民的“共產”，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業，大辦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等在內），提出以超高速度為核心而忽視客觀經濟規律的多快好省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這三者合在一起，當時被叫做“三麵紅旗”），也完全是同樣的情況。

　　訪問人：毛澤東在發動“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問題上犯了錯誤，同後來發動“文化大革命”有所不同，因為他初步察覺到了，並作了自我批評，同時中央其他領導同誌在這個問題上也有看法，怎樣看待這些問題呢？

　　廖蓋隆：我認為毛澤東對“大躍進”的錯誤的認識，隻是初步的，不能說是徹底的。而中央的其他同誌，比如劉少奇，對這個問題的認識就比毛澤東深刻。如1962年1月27日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最近幾年，由於我們提出廠一些過高的超出了實際可能的經濟任務和政治任務，而且不顧一切地采取了各種組織手段，去堅持執行這些任務，因而，我們也就在組織上犯了許多錯誤，這些組織上的錯誤。最主要的就是我們在黨的生活、國家生活、群眾組織生活中違反了民主集中製的原則。首先是有不少的負責人，沒有充分地發揚民主，沒有把任務提交給群眾和幹部，讓他們認真地而不是形式地進行討論，並且由他們根據實際的可能作出決定。然後，這些負責人又在群眾中和幹部中進行了錯誤的過火的批評和鬥爭，混淆了是非，壓製了民主，使群眾和幹部不敢講話，不敢講真心話。這樣，黨的組織、國家組織、群眾組織中的民主生活，在某種程度上就受到了窒息。在這種情況下建立起來的所謂‘集中領導’，隻能是沒有群眾基礎、違反群眾意誌的領導。這樣的領導，是沒有不犯嚴重錯誤的。”他又說：“現在可以設想，如果我們能夠嚴格地按照民主集中製辦事，在確定任務以前，先在黨內和人民群眾中充分地發揚民主，讓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認真地進行討論，用心地聽取他們的意見，那末，我們就可能不會提出過高的超出實際可能的經濟任務和政治任務。退一步說，即使我們提出了過高的任務，如果能夠嚴格地按照民主集中製辦事，那未，多數黨員、幹部和人民群眾也會通不過，會頂回來，會糾正我們的錯誤，使我們能夠及時地、盡早地發現錯誤和糾正錯誤。”

　　訪問人：但是，錯誤仍然沒有避免，“左”的思想繼續積累，最後導致“文化大革命”，毛澤東發動“文革”的原因是什麽？

　　廖蓋隆：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這樣更嚴重、時間更長的全局性“左”傾錯誤，同樣是既違背了馬列主義基本原理，又脫離了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即是脫離了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背離了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自我批評的黨的三大作風或毛澤東思想的三項根本原則的。

　　正如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曆史決議所指出，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他的主要論點是：一大批資產階級的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已經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文化領域的各界裏，相當大的一戶多數的單位的領導權已經不在馬克思主義者和人民群眾手裏。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它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省、市、自治區和中央各部門都有代理人。過去的各種鬥爭都不能解決問題，隻有實行文化大革命，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露上述的黑暗麵，才能把被走資派篡奪的權力重新奪回來。這實質上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政治大革命，以後還要進行多次。這些論點，主要地出現在作為‘文化大革命’綱領性文件的《五·一六通知》和黨的‘九大’的政治報告中，並曾被概括成為‘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從而使‘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一語具有了特定的含義。毛澤東同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這些‘左’傾錯誤論點，明顯地脫離了作為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的軌道，必須把它們同毛澤東思想完全區別開來。”決議又說：“‘文化大革命的曆史，證明毛澤東同誌發動‘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論點既不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也不符合中國實際。這些論點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是完全錯誤的。”

　　作為發動“文化大革命”的根據的上述對當時我國階級形勢以及黨和國家政治狀況的估計，完全不是實事求是、從實際出發的，也完全不是走群眾路線、從群眾中來的，而是一種主觀的臆造。而這種主觀臆造，正如1959年8月發動“反右傾”一樣，是拒絕承認發動“大躍進”、人民公社化、要求超高速度的總路線的錯誤，拒絕作深刻的自我批評的表現。不錯毛澤東在1962年l月30日《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對於1958年以來所犯的錯誤，是作了一般的、籠統的自我批評的。他說，他的錯誤也“不能隱瞞”，“凡是中央犯的錯誤，直接的歸我負責，間接的我也有份，因為我是中央主席”。但他所說的錯誤，是指所謂在執行中央正確路線的實際工作中所犯的錯誤，他仍然堅持”大躍進”。人民公社化和總路線這“三麵紅旗”是中央的路線，是正確的和不能動搖的。這就是說是下麵的幹部群眾執行正確的路線發生的錯誤，而不是他提出的路線、提出的超出實際可能的任務的錯誤。所以，我認為他的自我批評是不深刻的，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對教訓畢竟總結得不夠”、“沒有解決思想問題”的。他對上述劉少奇對最近幾年來的錯誤的深刻批評，特別是對劉少奇對三麵紅旗所明確表示的保留態度，是很不滿意的。劉少奇說：“三麵紅旗，我們現在都不取消，都繼續保持，繼續為三麵紅旗而奮鬥。現在，有些問題還看得不那麽清楚，但是再經過五年、十年以後，我們再來總結經驗，那時就可以更進一步地作出結論。”毛澤東為了表示他的不滿和憤怒，在講話中突然提出了中國可能變成修正主義國家、資本主義可能在中國複辟的問題，盡管他是說得很隱晦的。他說：“沒有高度的民主，就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沒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會主義經濟。（按：在這裏強調的是高度的集中和建設社會主義經濟，是同上文不連貫的——引用者）。我們的國家，如果不建立社會主義經濟，那會是一種什麽狀況呢？就會變成修正主義的國家，變成實際上是資產階級的國家，無產階級專政就會轉化為資產階級專政，而且是反動的、法西斯式的專政。這是一個十分值得警惕的問題，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沒有民主集中製，無產階級專政不可能鞏同。……不可能對反動分子和壞分子實行有效的專政，也不可能對他們進行有效的改造，他們就會繼續搗亂，還有複辟的可能。這個問題應當警惕，也希望同誌們好好想一想。”毛澤東提出這些警告的真正意圖是什麽，他後來在1967年2月（這時劉少奇已經被打倒了）對阿爾巴尼亞的國防部長巴盧庫的談話中說出來了。毛澤東說，我們黨內的鬥爭，多年來沒有公開化。到1962年1月七千人大會的時候，他就看出問題來了，因此他提出了中國可能變成修正主義國家、法西斯式專政的國家。

　　這就像1959年廬山會議時的情形一樣，當彭德懷尖銳地指出，“左”傾錯誤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表現”以後，毛澤東就反過來說彭德懷的意見書是“資產階級動搖性的表現”，是“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並且隨即把彭德懷打倒了，1962年1月，當劉少奇對“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錯誤提出了深刻的批評，對“三麵紅旗”表示了明確的保留態度以後，毛澤東就反過來指責說，有人要搞修正主義，要求大家警惕和好好想一想。那時以後，過了七八個月召開八屆十中全會的時候，毛澤東的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左”傾錯誤思想就進一步急劇升級，並指責當時出現了“黑暗風”（指劉少奇等把經濟困難形勢說得很嚴重，是非常時期）、單幹風（指鄧子恢提出，訃得到劉少奇、鄧小平等同意的要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製）、翻案風。指所謂小說《劉誌丹》要為高崗翻案，也指鄧小平等主張用一風吹的辦法來糾正“反右傾”運動中對許多幹部的錯誤處理，、投降風（指王稼祥提出的對外關係上的“三和一少”以及統一戰線工作中的所謂投降主義錯誤）。這樣他就明白無誤地把鬥爭的矛頭指向中央一線的多數領導人了。而且這是在毛澤東堅持“三麵紅旗”的“左”傾錯誤、拒絕自我批評和改正錯誤的情況下，對劉少奇等中央一線領導人的無根據的臆測和懷疑。後來的事實充分證明，毛澤東在八屆十中全會上對中央一線領導人的懷疑、臆測和嚴厲的指責，都是完全錯誤的。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決議說得對。“曆史已經判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場由領導者錯誤發動，被反革命集團利用，給黨、國家和各族人民帶來嚴重災難的內亂。”

　　訪問人：對毛澤東晚年所犯錯誤，特別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黨的十一屆六中全會作了很好的總結，同時決議又指出毛澤東在犯錯誤的同時，還提出了一些好的主張，這一點也要充分注意到，那麽怎麽才能實事求是評價毛澤東呢？

　　廖蓋隆：如上所述的那些毛澤東的晚年錯誤，確實是明白無誤、完全錯了的，應當徹底加以否定。至於毛澤東晚年在犯嚴重錯誤的同時，也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有長遠戰略性指導意義的正確思想和正確決策，例如要反對官僚主義、反對貪汙腐敗，防止幹部蛻化變質、和平演變、出修正主義，反對大國霸權主義、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基礎上打開同西方國家的外交關係等等，這些同卜述毛澤東晚年的錯誤完全是兩回事，這些是當時中央領導層一致認同的，我們必須加以重視和堅持。同時，這些正確思想，正確決策是同毛澤東晚年占上導地位的“左”傾錯誤的思想互相交織在一起的，因此我們又必須仔細地、謹慎地加以辨別。

　　訪問人：為什麽必須把經過長期曆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嚴格地區別開呢？

　　廖蓋隆：因為如果對這兩著不加以嚴格區別，我們就會或者是犯否定毛澤東思想的右的錯誤，或者犯把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也堅持的類似1977年到1978年那種“兩個凡是”的“左’的錯誤。這兩種錯誤都是對黨的事業、社會主義事業非常有害的。

　　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曆史決議說：“因為毛澤東同誌晚年犯了錯誤，就企圖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否認毛澤東思想對我國革命和建設的指導作用，這種態度是完全錯誤的。對毛澤東的言論采取教條主義態度，以及凡是毛譯東同誌說過的話都是不可侈易的真理，隻能照抄照搬，甚至不願實事求是地承認毛澤東晚年犯了錯誤，並且還企圖在新的實踐中堅持這些錯誤，這種態度也是完全錯誤的。這兩種態度都是沒有把經過長期曆史考驗形成為科學理論的毛澤東思想，同毛澤東晚年所犯的錯誤區別開來，而這種區別是十分必要的。我們必須珍視半個世紀以來在中國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普遍原理和中國實際相結合的一切積極成果，在新的實踐中運用和發展這些成果，以符合實際的新原理和新結論豐富和發展我們黨的的理論，保證我們事業沿著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的科學軌道繼續前進。”

　　曆史決議所講的這兩種錯誤態度，在過去和現在都是存在的，否認毛澤東思想的科學價值和指導意義的有的態度，就是那些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即主張全盤西化的極少數人所持的態度，我們必須反對和批駁這種錯誤思想，指出這種主張的錯誤和危害性，消除這種主張在群眾中的影響。另一方麵，兩三年來，還有些人借口1989年中網發生的一場政治風波、東歐的劇變和1991年8月以後蘇聯的解體，而要求重新研究毛澤東晚年錯誤，甚至提出所謂“毛澤東晚年思想”這樣的概念。有人說，必須重新認識毛渾東晚年的階級鬥爭思想和反對修正主義的思想。提出重新認識毛澤東晚年的階級鬥爭理論，就是要在最關鍵的問題上為毛澤東晚年的。“左”傾錯誤翻案，就是要推翻十一屆六中全會的曆史決議，就是要求回到毛澤東晚年“左”傾錯誤的老路上去。還有人提出，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集中起來說，就是社會主義道路和資本主義道路的矛盾，還說中國現在在思想戰線上和政治戰線上的社會主義革命還遠遠沒有勝利，甚至公然說“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對黨內走資派、反對黨內資產階級也是正確的。有人把目前形勢估計為現代修正主義要翻天、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要翻天，說最近幾年國際上現代修正主義思潮空前泛濫，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空前泛濫。這樣說來，我們正處在一場反右派鬥爭的前夜，處在一場新的“文化人革命”的前夜。這也是拿大帽於來嚇唬人的。

　　對蘇聯。東歐的劇變我們要加以分析。正如鄧小平所講，是共產黨自己沒有搞好，所以出了事。據我看，主要是兩條，一條是舊的社會主義模式在領導體製上的高度集權，實行對人民的專製主義。“對人民的專製主義”這個詞是1956年毛澤東和周恩來提出的（見i956年11月周恩來在八屆二中全會的報告。〈周恩來選〉下卷第229頁），這是舊的社會主義模式的致命傷。另一條是在那種體製下經濟建設沒有搞好，生產力沒有得到迅速發展，人民生活沒有改善。結果，這些國家的人民就拋棄了共產黨。說這些國家是現代修正主義上了台，也沒有說對。修正卞義是打著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招牌，實行的是資產階級改良主義。但是那些上台的人既沒有掛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也沒有搞改良主義。修正主義同他們是不相幹的。

　　所謂最近幾年國內資產階級自由化空前泛濫也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在1989年政治風波發生時，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全盤西化的，也是極少數。當時，廣大學生和人民群眾是真誠擁護社會主義，擁護共產黨的領導，真誠擁護改革的。但是，他們采取了類似“文革”中“四大”的做法，結果與廣大學生和群眾的主觀願望相反，釀成了一場動亂。

　　最近兩三年真正存在的，就是鄧小平所說的有些理論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嚇唬人的那些“左”的東西。他們說，改革開放就是引進和發展資本主義。他們說多一分外資就多一分資本主義，他們竟然批判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正確提法。他們說：“三資”企業是和平演變的溫床，鄉鎮企業是不正之風的風源，又說鄉鎮企業正在產生一個新的資產階級，農業生產承包製是社會不穩定的因素。正如鄧小平所說，說這種話的人連基本的常識都沒有。他們隻知道拿大帽子嚇唬人。據我看。他們講過來講過去，就是斯大林晚期和毛澤東晚期的那些教條，這正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要撥亂反正的東西。他們對十一屆三中全會路線的攻擊是毫無道理的。

　　其實，足以亡黨亡國的，下是使我們放棄集中力量進行社會主義現代化和改革開放的政治路線，而且回到過去“左”傾路線的老路線上去的那種主張，這是最危險的。

　　我認為我們必須從嚇唬人的人帽冒子下麵解放出來，從那種“左”的教條主義，從老的和新的教條主義下麵解放出來。鄧小平說：“要堅恃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潑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隻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隻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

　　訪問人：您開頭談了毛澤東晚年犯的錯誤，我們覺得，如果從總結經驗的角度，不應光是知道他犯了哪些錯誤，還要總結他犯錯誤的原因，找到犯錯誤的根源，這對我們堅持社會主義，堅持改革開放，會更有好處。

　　廖蓋隆：我覺得主要是個認識問題，毛澤東氏期生活在階級鬥爭和革命戰爭中間，後來情況變了，他不能適應，還是拿階級鬥爭的觀點看看待社會主義社會的新問題，這是原因之一。另外，他丟掉了自我批評的武器，犯了錯不但不承認，而且聽不得人家的批評意見，這也是認識。上的錯誤。應該說，他的整個錯誤，都是在探索中間，在探索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中間發生的，是一個偉大革命家所犯的錯誤。

　　訪問人：是不是還有這個問題，就是他對社會主義建設怎麽搞缺乏經驗，或研究不夠呢？

　　廖蓋隆：他在思想指導上犯的錯誤主要是三個：一個是把階級鬥爭擴大化；一個是對社會主義建設急於求成；再一個是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空想性的錯誤。這三十是他在指導思想上的主要錯誤。前麵說過，這些主要是認識上的錯誤。不堅持理論和實際相結合，實事求是，不堅持群眾路線的領導方法和認識方法，不堅持自我批評，隨時準備堅持真理，隨時準備修正錯誤。這三條是他犯錯誤的上要的原因。至於沒有經驗，當然也是一個原因。曆史決議還講，他對全麵的社會主義建設沒有思想準備。另外，毛澤東對現代經濟、現代化的工業管理這方麵的東西下熟悉，他對農村的情況了解一些，但也不是全部，他自己就說過，我隻知道農業，也是知道一部分。我舉個例子，60年代斯諾來訪，他對毛澤東說，美國隻用百分之三的勞動力從事農業。毛澤東聽後不相信，認為這不可能。他不能想象怎麽能用百分之三的勞力來搞農業。因此可以看出，毛澤東既不了解外麵的情況，又沒有調查，他實際上脫離了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群眾路線、自我批評這些基本的東西。丟掉了這些，犯錯誤就是必然的了。

　　不過我們還要全麵地看毛澤東，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他的很多思想是很好的，這包括新民主主義建設的思想，新民主主義社會的思想，這些思想和我們今天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路線、方針、政策理論有內在的聯係。當然，我們沒有必要恢複新民主義的說法，我們是講我們仍然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在公有製占主體地位的條件下，允許各種經濟成分存在，有個體經濟、私營經濟以及外資企業存在。這些經驗也是毛澤東創立的，不過在今天這些經驗大大發展了，例如對外開放、發展“三資”企業，就是過去所沒有的。我們正在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這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了下起的創造。我們要改革權力過分集中的政治體製，建設高度民主，法製完備的社會主義政治體製，這也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重大發展，我們今後的任務仍然是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堅持和發展毛澤東思想。

　　1992年5月1日於北京萬壽路

　　（摘自《說不盡的毛澤東》 名人學者訪談錄

　　訪問人：張素華、邊彥軍、吳曉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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