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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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第一田”——湖北麻城“大躍進-苦日子”實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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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習廣：湖北麻城縣“大躍進—苦日子”實錄（下）
2004-04-08 餘習廣
“天下第一田”
——湖北麻城縣“大躍進—苦日子”實錄
餘習廣 阮銀甫
下 篇
一、風轉路徊創新經
原麻城縣委一位幹部曾憤恨不已地告訴筆者：“從大躍進、公社化到苦日子，天下第一田可把麻城百姓坑慘了。一有運動，省、地委工作組立馬趕到麻城，搞蹲點，抓典型，寫材料，你是典型、重點唄。五八年大躍進、公社化，放‘衛星’，五九年上半年整社，下半年廬山會議 ‘更大躍進’，搞反瞞產，六零年大餓飯，六一年整風整社，三反、社教，麻城都當典型搞，社員、幹部被治得九死一生。我覺得，苦日子死那麽多人，吃虧就在天下第一田。”
北戴河會議一聲號令，毛澤東浪漫主義的詩人激情，立馬燒紅了東方天際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神州大地：26000多個人民公社，130多萬個公共食堂一湧而上；9000萬人大煉鋼鐵，260多萬個土高爐濃煙滾滾，火光衝天……
毛澤東冒暑南巡，河南、湖北、安徽、江蘇，進工廠，下公社，上礦山……
喜報鋪天蓋地，毛澤東亢奮難已，但聽到看到的一些問題，卻又令他狐疑難決：草鞋無樣，邊打邊象。共產主義有哪些標準，幾年搞成共產主義？徐水說三年建成共產主義……
看來，共產主義人間天堂，毛澤東心裏也沒底。
上至中央大員，下至部委一般工作人員，奉命趕赴各地，調查實情。
一場不期交鋒，給毛澤東潑了一盆涼水。
武漢東湖湖畔。奉召敘舊的武漢大學校長、哲學家李達，對大躍進非議連連。聞聽李達對大躍進主導思想的哲學否定和菲薄，毛澤東怒氣大發。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爭執不休。李達發了湖南人的騾子脾氣，不顧一切：“現在人們不是膽子太小，而是太大了，頭腦發熱。主席腦子發熱一點，下麵就會不得了，就會燒到40度、41度、42度！這樣中國就會遭難。主席信不信？”
老友不歡而散，毛澤東接連兩天煩躁不安，湖北省委奉令“匯報真情”。
王任重事後怒不可遏：“李達什麽東西，真是給臉不要臉！”
“文革”伊始，李達慘死獄中。當然那是後話了，但決不是無關的後話。
1958年11月，毛澤東招來部分中央和地方領導人，召開鄭州會議。
毛澤東一連幾天長篇大論：必須劃清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集合所有製同全民所有的界線，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不完成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產品不豐富，就不可能實現產品全民調拔的共產主義。吃飯不要錢，還不是共產主義，隻能說有了共產主義萌芽。毛澤東一下子好像清醒了許多。
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對共產主義天堂癡情不改，但壓低了調門。針對全國各地幹部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情緒，和幹部強迫群眾高強度勞動等問題，他提出了：共產主義還是要趁窮過渡有優越，但不要向蘇聯搶先，工業基礎還不夠，何必急急忙忙自封聖人。徐水發一元錢的共產主義不得人心。要讓人家吃飽飯，睡好覺。公共食堂就是吃窮飯。蘇聯有5500萬噸鋼，一億噸以上的石油，科技人員成百萬，全國人民中學程度，搞了41年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現在上破落戶，一窮二白，一窮二弱，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我們十年是四億噸鋼，二十五億噸煤，三億噸石油，我們有天下第一田。到那時候，地球上是天下第一國，搞不搞得到是另外一個問題。毛澤東一支香煙接一支，吞雲吐霧，對高強度勞動不滿：鋼鐵、煤炭、運輸、化工，這麽搞起來，中國非累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撤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了問題。人民公社要整頓四個月，要搞萬人調查團，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8小時。據湖北說，有7-8%的公社搞得比較好。我是懷疑派，看十個公社有一個真正搞好了就算成功，省（市）地委要集中力量支幫助搞好一個公社，時間四個月，到那時要搞萬人檢查團……
風向轉了。中共湖北省委連忙召開各級幹部“糾風”會議。輪到王任重大發感慨了：前段時間出了那麽多問題，主要是我們對共產主義認識不清，群眾觀念淡忘了。公社化了，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說是到了共產主義，亂搞調撥，縣上調社裏的，公社調隊裏的，隊上就調社員的，亂成一團。現在有的地方動不動就搞大兵團作戰，開口就是苦戰多少天，社員不讓睡，白天黑夜幹，人累死了還有誰來搞生產呢？整社的重點，一是所有製，一是高強度勞動，一是公共食堂。工作要細一點。如此這般，滔滔不絕談了幾天，他很動感情地告訴大家，主席在武漢會議上說接連幾天睡不好覺，是操心操的。大家還能睡著覺？反正我是好幾天睡不好，吃不下，工作沒做好，怎麽睡得香呢。要為主席分憂……
王任重也感到，大躍進尤其是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湖北的問題不少，但千頭萬緒，一時理不出個頭緒。省委有關領導機構和部門奉令調查研究，然後上報省委。省委負責人要為調整找到感覺和思路。大躍進以來，湖北的“先進經驗”素來為黨中央和毛主席所重視，這次運動豈能落後？
1958年12月27日，中共湖北省監委上報省委：《關於幹部中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情況和處理意見》。報告總結匯報：
“自58年冬季以來，部分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現象又有滋長，捆綁、吊打、罰跪、罰站、淋雨，扣工分、勞動改造、戴綠（白）帽子、插白旗、遊街、以辨論為名鬥爭、炒豆子（鬥爭時推來推去）、搖頭戰術（抓住頭發用手搖）、布置工作、生產任務時，開口閉口命令行事，完不成任務以開除團籍威脅，甚至動輒不給飯吃、或吃飯分上、中遊席，隨便動用國家物資、破壞政策。
據漢川、應山兩縣統計，6951名黨員，犯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384人，占5.5%。蒲圻縣馬橋公社白沙大隊57個黨員，55人用捆綁、吊打、跪樹刺、跪火磚、淋雨、劃地為獄、不給飯吃等刑罰，處罰了43個群眾。
京山縣錢場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屈以忠（縣委委員）、主任付安國布置鋼鐵放衛星時，三天三夜不準社員睡覺。二天後，工人疲勞，幹勁不大，屈、付認為負責人蔡道幹未向工人進行教育，將蔡棉衣脫下，親手吊到屋梁上打。付出發工作經常帶該社歌舞隊，一次向白廟供銷社要布，說：‘派人拿棉布五百尺，希速給，否則以反革命分子論處’。群眾稱付為：‘群眾的爹爹，幹部的王，歌舞隊裏的富隊長。’
陽新東方公社黨委書記黃繼烈（縣委委員）、副書記朱振，開會鬥爭鄉長胡光財，戴三尺白帽，上寫‘獨立王國’，背插三麵白旗，寫：打倒富裕中農的代理人，打倒促退派，打倒獨立王國的胡立財。朱說這樣才有刺激性。
羅田原雙廟鄉長工作；……第八社，除社主任一人外，其餘幹部均被罰了工分，某隊長全年做了1700分，罰1000分。東方紅公社毛田大隊總支書記陳續青搞‘三化’時，提出‘三淨’：‘鍋收淨、房屋鎖淨、被條收淨。’
雲夢衛星公社馬錦大隊總支書記馬金林說：‘搞生產大躍進心要狠，不命令吃不開，不強迫推不動，隻要是為了工作，死個把人也不要緊。’”
省衛生廳報告……
全省各地委、專員公署報告……
省委派駐各地駐社工作組報告……
湖北省委常委會書記處會議室。一大批一大批材料成捆成堆。1958年冬荒開始，各地糧食問題反映上來，但事關公共食堂這個“共產主義萌芽”，問題的性質非同小可，加上糧荒剛發生，程度不太嚴重。倒是各地的幹部作風問題成了會議的中心議題。越議氣氛越緊張。王任重沉痛地說了一句：“想不到下麵的幹部這樣沒水平，敢這樣亂來。”靜了一會，張平化開口了：“我想，現在整社怎麽搞，政策性的問題先要考慮好，具體的事件具體解決。不能把一大堆幹部違法亂紀報上去，中央給你審案子？不好吧？幹部問題還是省委下決心自己解決好。要教育幹部，使他們認識到，群眾路線永遠地我們黨戰無不勝的法寶。我們是不是首先要考慮成熟政策性問題。這半年多來，發生的問題，主要還是涉及到我們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的認識問題。這個根本的大事沒弄清，工作就容易出偏差。同時也不能給我們的工作吹冷氣，專搞幹部作風問題，報上去讓省委過不去。”王任重很是認可此論。會議決定由王延春負責整社工作的經驗材料。
1958年12月，省委派人趕赴麻城，又以抓“樣板田”的方法，下到中一人民公社，解剖麻雀，調查情況，研究糾風整社問題。
此後，工作隊大隊人馬，直撲麻城各社隊，抓整社典型。
1959年3月，四級幹部會議，萬眾齊聚縣城，各社、隊又全麵鋪開整社工作，發動幹群講問題，擺思想。形勢上轟轟烈烈，敢講真話的人卻不多。幹部和工作隊找社員作思想工作，又是承諾，又是高壓，強調這次是毛主席讓大家提意見，講問題，談思想，大家就放開膽子，決不打擊報複。
群眾終於陸陸續續地開了口，但暴露的問題卻令省、地、縣委領導張惶失措??
麻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高調，在湖北省算得上是名列前茅。
1958年8月，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中共中央批準向全國公布《?岈山衛星公社試行簡章（草稿）》。王任重看後，非常感歎：“看來前段工作，我們隻注意了躍進速度和產量問題，但忽略了所有製革命這個最根本的大事。”很快，河北徐水縣委發表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邁進規劃（草案）》，全麵描述了五年建成共產主義的社會藍圖。10月，山東範縣又發表驚世之作：《範縣人民公社關於加速建成社會主義並到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規劃（草案）》。麻城縣委聞訊而動，大下功夫，想弄出一份趕超徐水和範縣的“共產主義規劃”。但幾經努力，最終也隻好比著葫蘆畫瓢，照貓畫虎地搞出了一份1962年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綱領：工業。建設大、中、小工廠100家，運輸汽車化，耕作機械化，電氣化。農業。水稻畝產二萬斤，棉花畝產五千斤，全縣糧食總產16億斤，人均口糧2500斤。多種經營。全縣養豬450萬頭，大牲口30萬頭，雞、鴨、鵝1000萬隻。綠化麻城，造林100萬畝，其中果樹30萬畝。保證每人每年吃肉100斤，雞蛋30斤，水果50斤。共產主義新社會。公社內設立公共食堂、宿舍樓、醫院、學校、圖書館、文化館、敬老院、托兒所、電影院、圖書館、大禮堂等，把公社建成花園式的“人間天堂”。文教衛生。全縣建大學4所，到1962年，20%的人口大學畢業，80%以上人口達到高中水平。免費教育、醫療、娛樂……
據說，這份文件送到省裏，王任重看完後很生氣：“亂彈琴，照著材料都搞不出個樣子來！”而被打入冷宮。
北戴河會議後，麻城敲鑼打鼓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 從此，共產風刮得天昏地暗。
公社化給麻城70萬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三大革命”：吃食堂。全縣辦起6014個公共食堂。一時間“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飯”震耳欲聾；大搞 “行動軍事化，生產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按人民公社為單位編成軍事組織，公社設團，管理區設營，大隊設連，小隊設排，排下設班。男女勞力，編入男營、女營，妻離子散，老人進敬老院，小孩入托兒所。吃飯上食堂，生產按連隊，居住大宿舍；“共產”集資，一平二調。廢除家庭，財產公有，一切歸公，社員除了隨身穿的衣物，掃地出門。這造成了諸多的社會問題和社員群眾的不滿情緒。
材料1 宋埠公社：經過這一階段的工作，現在群眾的顧慮少多了，最突出的是吃飯問題。公共食堂剛開始，“吃飯不要錢”的口號使社員們看到共產主義優越性，用他們的話來說，這是盤古開天地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但吃飯沒限製，公共食堂從早到晚開流水席，大家敞開肚皮吃飯，身體好的壯勞力天天吃糧兩三斤，還有吃飯放“衛星”的事。甚至連過路的也拉進食堂吃一頓，南來北往的客人，殺豬殺雞，高標準，好吃喝。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團作戰，大煉鋼鐵，大辦水利，都是日夜苦戰的勞動，體力消耗大，社員吃得也多。一餐不吃飽，社員就發牢騷，講怪話：“共產主義還能讓人餓肚子？”各工地抽調的工程用糧，幾乎成為無底洞。工地上勞動強度大，糧食吃完回公社拉。加上今年夏收、秋收缺乏勞力，收成不好，地裏也浪費了一些。幾個月下來，各食堂都發生糧荒，大多數食堂糧食接不上夏糧，缺3-4個月糧的食堂占89%。有11個食堂二三千人，現在開始煮菜粥了，一天兩餐四兩米，僅能維持半個月了。請求縣上緊急救助。全社缺糧至少40萬斤……
材料2 縣委工作隊調查：我在鋼鐵工地，聽說家裏讓集資人抄了，當夜就偷偷跑回家，村裏跟鬧了土匪一個樣子。我家七大間，門窗房頂牆壁拆了，留了幾堵土牆。在敬老院找到我娘，老太婆躲在山坡上哭了半天，我才搞明白。村裏的男女勞力都上了工地，老老少少也都住進幾個大院子，各家各戶都空了。那天村裏住進了幾百人，說是大煉鋼鐵，房磚拆去砌了爐子，木料拆去燒炭，村裏房子拆了一多半，你說慘不慘！找人說理都不知找誰去。第二天隊長還把我罵了一頓，說你個棒棒肉的，什麽拆了你家的房，共產了，哪有你的房，都是共產主義的。爭了幾句，隊長煽了我兩個大耳光，叫來幾個積極分子，一繩子把我捆緊送回熊家溝那邊的鋼鐵工地。到那邊又挨了一頓打，罰了兩天沒吃飯，還罰了十天苦工。現在一家12口人擠在巴掌大的一間小屋裏，住沒住的，吃沒吃的，用沒用的。
材料3 駐中一公社工作組報告：當時對共產主義認識不清，提出一些不恰當的口號：共產主義就是“電燈電話，樓上樓下”；“拖拉機耕田，自流化灌溉，一按電鈕長莊稼”；“穿著綢緞子，出門坐車子，吃飯不要票子，肉魚雞鴨滿肚子”。片麵強調“一大二公”，無償平調社員財產。全社大搞“捐款獻資，集資生產”，動員社員捐款捐物。由於社員私心和顧慮，任務完成不好，又成立專門的“集資隊”，幹部帶著積極分子和民兵抄家，見錢拿錢，見東西拿東西。稍有怨言，即批鬥、捆綁吊打，傷了社員的心。晏店管理區的一位王老漢攔著不讓抬防老的棺材，挨了幾耳光，氣極了喊出一句，“你們搞共產，怎麽比土匪還凶！”結果被打成“反革命”，送往集訓隊，不久勞累傷心病死了。晏店管理區第八生產隊第三小隊，從公社成立到大煉鋼鐵，搞了7次挨家挨戶大抄家，3次“促進共產”。“生活集體化”搞起集體宿舍，社員全都搬到大房子住，各家各戶均被“共產”。從此，隊裏缺什麽就到社員家裏拿。食堂缺鍋碗盆筷，就拿社員家裏的，煮飯炒菜，鋼鐵基地缺柴火，就拆社員的家俱、門梁，修土高爐又拆了一批磚瓦房。現在社員缺房住，食堂缺糧缺柴，明年生產缺工具、缺種子。已經因食堂停餐餓死4人，躺床病倒30多人，情況非常嚴重。
後經縣委工作隊查明，該隊是全縣最嚴重的“鬧糧荒隊”。
材料4 麻城縣委關於鋼鐵生產情況的匯報:在總結了 “大辦鋼鐵”以來的“偉大成就”,匯報1959年“掀起鋼鐵戰線大躍進”後,也反映了一些問題.據不完全統計,大煉鋼鐵,全縣扒房建爐毀壞民房四萬多間, “動員資金”二十多萬元,“燒炭”毀林二百三十多萬立方米，收集“小土爐煉鋼煉鐵原料”，毀壞農業生產工具六十七萬多件，計有鐵犁、鐵耙、鋤頭、斧頭、鐮刀、鍬鎬、車軸等，毀壞生活用具無法統計，有鐵鍋、鐵鏟、鐵鍾……工地還出現了一些幹部違法亂紀、隻要產量，不關心生活的的問題。各工地打死、自殺28人，病死16人。
1960年，趙金良在檢討會上十分愧悔：“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我們犯了兩個大錯誤。我們在糧食問題上，搞了浮誇虛報，跟著又是高征購，反瞞產，加上年景不好，造成群眾生活困難。鋼鐵問題上也是浮誇虛報，毀林燒炭，砸鍋搞鐵……”
這樣的材料，省委怎麽敢上報？
毛澤東已在認真思考。1959年3月9日，毛澤東向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發出《黨內通信——關於召開以討論人民公社為主題的六級幹部大會問題》，告訴他們3月15日在上海召開政治擴大會議，各地應立即召開六級幹部大會，“通過一個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和若幹具體政策問題的決議，第一書記要作一個總結性的講話，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釋人民公社當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諸項政策問題。”
3月15日，毛澤東在武昌又發出《黨內通信——關於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說：在武昌找王任重和周小舟，談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湖北主張以原來的高級社即現在的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河南主張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湖南讚成河南的辦法。各地要酌定。
3月17日，毛澤東再次給他們發出《黨內通信——關於召開縣的五級幹部大會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問題》，批示各省、市、區開完六級幹部大會後，應召開縣的四級或五級幹部大會，要展開討論，言者無罪，大鳴大放，辯論三四天。並指示，要告訴公社第一黨委書記和縣委第一書記如何做工作。在會中，專門召集這些同誌講一次，使他們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暫時脫離了群眾，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以後要善於想問題，善於做工作，就可以與群眾打成一片。應當討論除公社，管理區（即生產大隊）、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三級所有，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之外，生產小隊（生產小組或作業組）的部分所有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王任重、陶魯笳兩位同誌提出來的。我認為有理，值得討論。
風轉路徊。大躍進以來一直急進邀功的湖北省，在糾風整社運動中，的確為毛澤東提供了素材，為休養民生帶來了福音。
二、 麻城新“經”動九州
摸清了“偉大領袖”的脈搏，湖北 “糾風整社”下功夫再次做起了大文章。
王延春親率“秀才”和工作隊員，趕赴麻城，組織五級幹部萬人大會。
麻城縣委招待所。王延春不客氣地打斷了吳德簡安排生活的匯報，開門見山地告訴薑一，這次要把萬人大會開好，要把毛主席、黨中央整社的思想講清楚。一定要讓大家講實話、講心裏話，言者無罪，我們決不會搞秋後算帳。做錯了事，要認錯，才會取得信任，才敢講話。告訴大家，省委、地委、縣委是動真的。缺糧，給糧；缺錢，給錢；一平二調搞錯了，算清楚帳，堅決退賠。
五級幹部會議從3月23日開始進行了十多天。除縣裏幹部外，有300名公社幹部，600名管理區幹部，2500名生產隊幹部，5600名生產小隊幹部，還有一部分社員代表和“觀潮派”、“算帳派”參加。
會議開得很熱鬧。
大會開始，縣、公社和管理區三級黨委，就大躍進以來的問題，檢討認錯。又發動下級幹部和群眾提意見，講心裏話。時值春荒，各隊一窮二白，食堂斷炊。生產隊幹部和到會的群眾，聽得上級許諾，對“一平二調”的東西退賠還錢，發救濟糧，如同見到救星。有人開了頭，會場上爭先恐後報損失，報災情，報錢糧。
縣裏拿社隊的，公社拿隊裏的，隊裏拿社員的，一張白條一句話，東西說拿就拿了去。經算帳統計，麻城全縣拆毀民房47535間（大煉鋼鐵、興修水利、建企業、修辦公樓用料），平調耕牛874頭，牲豬3024頭，小家畜家禽8679（隻），中小型農具69654件。家俱409753件，砍伐樹木2000多萬棵，占用土地60520畝，無償占用勞力32000人，各種運輸工具31616件。其手段是平、調、扣、派、征、購、統、占、獻九字經。
匯總材料送上來，整理好交給寫作班子。
3月27日、30日、4月1日，以省委書記王延春、地委書記薑一、縣委書記吳德簡的名義，將萬人大會的情況寫信匯報給王延春，王任重轉呈毛澤東。毛澤東讀來，對整社心中有了數，立即批示至全黨，令各地效法湖北，安排好整社工作。
3月27日，王延春和吳德簡寫信匯報說：
會議開始，通過三級檢討，三個兌現，一針見血，解開了基層幹部和群眾心裏的疙瘩，調動了生產積極性。
縣、公社和管理區三級黨委，層層檢討，承認錯誤，使基層幹部把心裏的話都說出來，人人心情舒暢，上下團結。
解決“一平二調三收款”，搞三兌現：一是公社調生產隊的錢和物資，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糧的，立即供應。三是窮隊，該支援的，立即貸款。
首先是退錢。縣長掛帥，成立清理委員會，負責縣級退賠。關鍵在公社，個別社錢花光了，大部分有錢不想拿，縣委說服公社書記，到底是要農民，還是要幾萬塊錢？縣裏抽公社的錢和物資，要退回去。縣和公社當場開支票，拿出錢320萬元，分別退還生產隊。當場辦手續，退生產隊拖拉機8台，抽水機5部，動力機49部，其他小機器部，各種運輸車子744部，各種小農具2697件，耕牛1025頭，生豬9019頭，小家畜3589隻，蜜蜂2192箱。這樣，會議立即沸騰起來，進入高潮，人人敢於鳴放，大字報貼了又貼。
信中真真假假舉了許多政策對頭，群眾心滿意足，感謝毛主席的事例。
錢和物兌現消息傳出去，轟動了全縣每個角落。群眾的生產情緒，直線上升。城關公社五四一隊，原來隻有900人出工，25日增加到1700人，共中278個婦女，是公社化以後一直不出工的。以前每人每天做營養缽1345個，25日每人做3795個，群眾說，過去吃飯“摔摔打打“，幹活時“懶懶踏踏”；現在吃飯時心情愉快，幹活時勁頭很大。五四九隊60歲老社員劉光啟，聽到消息後，說出了內心話：“毛主席說的話，我都聽，都說對，可是有一個問題我想不通，五七年我沒有很好幹活，還分得一百三十二元，去年都講風格，我拚命做了五千七百多分，卻隻分得一塊三角錢，我三日三夜沒有睡覺，去問隊長，隊長說：搞共產主義嘛！要講風格，你還想個人發財不成？我想，毛主席真是這樣整我嗎？從此以後，我把每天不離身的糞筐扔了。這次聽了政策，我明白了毛主席永遠是英明的，我罵了他，對不起黨。現在老頭又把糞筐找回來，整天起早摸黑地揀糞。
安排口糧。全縣6014個食堂，口糧接到麥收的1638個，有困難的2545個，目前就要供應的1821個。全縣沒一個地方不吵供應，產糧區和高產區吵得更厲害。信中認為，糧食緊張的主要原因是怕多征購。會議上，報上來麥收前全縣需供應糧食三千多萬斤，比縣計劃增加兩千多萬斤。經過縣委工作，“緊張的空氣逐步緩和下來”，“多要供應指標的自動少要了”。
支援窮隊。富隊退了錢，大部分窮隊卻還要負債。會議宣布：窮隊欠公社和國家的債務，一律緩還。縣、社給窮隊貸款280多萬元，並派出400多幹部和一批技術人員加強窮隊，發展生產，幫助窮隊趕富隊。
4月2日，毛澤東接到王任重呈來的材料，對此批示：“這幾個文件都值得看。特別是《麻城萬人大會的情況》，值得看，辦法很好，縣、社兩級該退還的，迅速還給生產隊了，一身清淨，然後進而解決隊與社員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發展起來。”
就算帳中揭露出來的社、隊幹部貪汙問題，3月30日，王延春、薑一、吳德簡又寫信專門匯報。
在解決縣、社平調問題上，會議本想解決糧荒缺口，但無法落實。信中說，全縣八百多個生產隊就有七百多個要供應，要糧2500萬斤，不僅超過縣裏900萬斤的指標，而且超過全縣庫存糧1800萬斤的指標。於是，縣委決定發動群眾，算清生產隊的帳。
29日僅半天討論就揭發出很多問題。許多生產隊帳目不對。宋埠公社抽生產隊錢77萬，生產隊帳上卻有99萬，各小隊上交生產隊籽棉24.8萬斤，生產隊帳上隻有19萬斤。張畈一隊，9個小隊和隊裏查對帳目，出入很大。糧食差2.9萬斤,高梁差1100斤,花生差60斤,芝麻差500斤,黃豆差270斤,錢差幾百元。生產隊幹部普遍有貪汙行為，宋埠公社岐亭六隊24個幹部，19人貪汙2400元，5個貪汙的都因不在家。生產隊幹部貪汙十幾塊錢算“清白幹部”，貪汙一二百元相當普遍，多的千元以上。小隊幹部貪汙一般幾塊，十幾塊，多的幾十元。貪汙的名目很多，有貪汙工資的，中一公社21000個勞動力，生產隊領去23000個勞動力工資。有貪汙超產獎金的。三河公社5個大隊，有4個大隊獎金被貪汙了。有貪汙工農業投資的，東木公社丁家河十一隊的幹部，把社員投資工農業的現款和7個大元寶貪汙了。有貪汙副業收入的。龜山公社八隊4個幹部集體貪汙4900元事業款，因為分不平，下手搶了，連通訊員也抓了一把。有貪汙過節費的。三河公社春節發肉發錢，有的生產隊幹部就把錢扣了。貪汙罰款的，龜山公社8個幹部，私罰社員40元，拿去喝酒。此外，有貪汙利息、貸款、救濟款、購糧款、夥食費等，反正是見錢就抓。
信中認為，這涉及到黨群關係問題，寧可多開兩天會，也要抓好。
收到王任重轉來的這封信，毛澤東於4月3日批示全黨：“此件極好，每個縣、社都應這樣做。算帳才能團結；算帳才能幫助幹部從貪汙浪費的海洋中拔出來，一身幹淨；自由才能教會幹部學會經營管理方法；算帳才能教會五億農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監督公社的各級幹部隻許辦好事，不許辦壞事，實現真正的民主集中製。”
4月1日24時，王、薑、吳再次寫信，匯報大會揭露出的生產隊幹部貪汙和瞞產私分問題。
信中說，自29日轉入解決小集體（生產隊）與社員矛盾以來，情況很好。今日止，有177個生產隊突開了，搞出了私分和幹部多占的糧食1969萬斤，棉花41萬斤，油脂20萬斤，幹部貪汙挪用款36萬元。下麵說幾個典型材料：
城關公社楓樹十四隊原總收入7.5萬元，算帳後清理出5.3萬元，增加70%。
白杲公社星火一隊報出瞞產50萬斤糧食。
宋埠公社116個生產隊幹部貪汙挪用6616元，人均570元。
白杲、城關公社116個生產隊549個幹部（包括小隊長）共貪汙87451元，人均159元。
城關公社紅石三隊區幹部貪汙挪用12000元。
三合公社一個生產隊會計就貪汙816元。
中一公社各生產隊幹部一直都多領3000多個勞動力的工資，貪汙了。
宋埠公社五星三隊隊長洪中明用假發票、偷賣公物、改單據等十種辦法貪汙挪用1418元。
白杲公社星火十隊幹部以補助照顧為名，私分三次，計500元。第三次曾有一個黨員反對，人們用“腦筋太死，趕不上形勢”說服了他。
東木公社木子店六隊一個食堂主任貪汙226元，會計懷疑，他就這樣嚇唬會計：“你看哪有共產貪汙的。”
由於貪汙引起的幹部生活特殊、皮鞋、煙酒、魚肉、不務生產、亂搞皮絆等現象也是極其嚴重的。
對待生產隊幹部，首先肯定他們大躍進中的功績，肯定絕大多數是好幹部，然後嚴肅指出他們貪汙多占的錯誤，嚴重性是破壞了黨和農民的關係。毛澤東對此有幾分憤怒地批示：是在於毀壞社會主義事業，是在於毀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於毀壞幹部自身。
4月3日下午，毛澤東將此件批發全黨： “此件連前兩件，中央、省、地、縣委書記、委員人人必讀，各縣、社都應仿此辦理。”
從這三封信，毛澤東第一次係統接觸到大路進中幹部普遍貪汙挪用的嚴重問題。然而，信中掩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造成嚴重糧荒，並將之歸結為瞞產私分和幹部多吃多占，這就為後來大饑荒中全黨“反瞞產”、“搞後手糧”，開啟了思路。
以“天下第一田”知名天下的麻城縣，又以刹“共產風”，反幹部貪汙風而天下聞名。
從各地上報中央的材料來看，麻城萬人大會經驗，成為各地整風的指導文件，對當時全國整社運動起到了樣板效應，對全國農村緩和緊張局麵、舒解民眾疾苦和反對幹部貪汙浪費，起到了積極作用。
萬人大會後，麻城各社隊發動群眾，貫徹政策，整頓公社，全縣830個生產隊全麵開花，省、地、縣、社派人幫助整改。全縣2264個小隊，退賠20萬元。部分退還社員財產，把煉鋼鐵時強收的社員銅鐵器皿，作價9.8萬元;“調用”社員糧食折款90.8萬元退還社員；其它物資，部分退款3.5萬元;退家俱3.2萬件;1.2萬戶社員搬住退還的老房;退社員牲豬7172頭。
1959年4月，湖北省委召開擴大會議，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會後向中共中央報告中，檢查說：“勝利衝昏了頭腦”和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助長了下麵幹部的命令主義、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的風氣。並修改了原上報1958年全省糧食產量，從450億斤降為300億斤。中共中央以充分肯定的批語，將此報告轉發全黨。此後全省浮誇風有所收斂。
一時間，社員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春耕生產熱火朝天。用社員的話說：“共產黨和毛主席知錯就改，我們有盼頭了！”
三、1959：“苦日子來了！”
自1959年春荒，麻城人開始過上了“苦日子”！
至今，回憶起大躍進和“苦日子”，麻城的過來人仍是毛骨悚然，心驚肉跳。
用“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一位當事者的話來說：“麻城人跑過白匪、跑過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來了，你還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來了，躲都沒法躲！”
1959年春荒，驟然降臨到荊楚大地，饑民如潮，災情如潮，而且各地的城市紛紛出現庫存緊張，糧食告急的情況。這令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大惑不解，又怒火中燒。
1959年3月11日，整社糾風的湖北省六級幹部大會。本來談到人民公社體體和所有製問題時，還不失灑脫的王任重，一提到完不成中央糧食征調，各地上報糧荒問題，不由得火冒三丈，怒然失態：“全省一九五八年農業生產是大躍進、大豐收。在大豐收的情況下，出現了怪事情：糧食、棉花、油料的統購任務完不成！”他聲色俱曆地瞪著台下幹部嚷了起來：“全省糧食產量1958年比1957年增加了200億斤，中央要我們多調出多少斤糧食呢？比一九五七年隻多調六億斤。可是到現在完成得很差。這一點，我們湖北省是很不光彩的！”是嗬，增產200億斤，卻拿不出糧，交不了差。王任重又氣憤又激動地說：“更怪的事情是，不僅僅沒有完成收購任務，有一部分地區還大鬧糧食風潮，什麽食堂停夥，沒有糧食吃了，一天十二兩米（十六兩一斤老秤一引者注）、八兩米、四兩米、挖藕、吃菜、往城裏跑。有的地方鬧得烏煙瘴氣，就象一九五四年大災荒後的樣子，簡直惶惶不可終日。”
而災荒危如刀兵水火！就在他說話的同時，全省有800萬人一天隻能吃到三四兩米（老秤），更有1300多個食堂斷炊！1959年春，號稱魚米之鄉的湖北，發生了曆史罕見的現象：初春樹葉剛發芽吐綠，就被饑民一掃而光，捋了長，長了又捋，樹葉捋去填饑腸。至五月暮春，許多地方還是隻見樹枝不見葉。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見到綠色就撲過去。餓得眼都發綠的男人們，把泥塘翻了一遍又一遍，哪怕挖出一個藕節巴，也是妻兒老小們救命的希望。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餓致死的農民高達十多萬人，浮腫病人大量出現。一時間荊楚大地饑民遍野，逃荒、要飯的“盲流”滾滾……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設卡堵截，大抓破壞社會主義形象的盲流，送勞改，罰苦力。
大躍進黃岡在湖北出了名，“苦日子”黃岡民眾遭罪更深。高產高征購，黃岡征購高於曆年。地委原報1958年糧食總產50億斤。後在“糾風整社”時，調整為33億9908萬斤（實際不到30億斤），比1957年減產4.5%。而征購任務，卻由上年6億2907萬斤，增加到7億1065萬斤，多征8158萬斤。
麻城縣牛皮吹得大，征購自然更高。征購任務是按產量比例下達的。麻城縣委書記在《人民日報》上公然宣稱：繼“天下第一田”後，高產“衛星”此起彼伏，畝產10萬斤、20萬斤的高產“衛星”形勢喜人。縣委書記吳德簡和趙金良先後宣布：1958年，麻城糧食總產量超過10億斤。因此，下達的征購任務為1.2億斤，後調整為9294萬斤。比上年多1169萬斤，全縣人均多征17斤。而1958年糧食產量，實際不到4億斤，縣委後來“落實”為4億2725萬斤，比上年減產5709斤。
一方麵，糧食高征購，一平二調，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飯，秋收勞力短缺，粗放收割；另一方麵糧食減產，必然導致糧荒。
1959年春荒，湖北最嚴重的是黃岡，黃岡最嚴重的是麻城、應城、蘄春這些高產“衛星”縣。蘄春上報材料說，張榜公社大桴衝大隊8460人，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一個多月餓死139人，113人餓成重病，682人浮腫，屙血！
據《麻城縣誌》：“1959年，饑荒。民食草根、樹皮、觀音土。”
“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1958年放大“衛星”，結果高產、高征購。征購後，全社留下的糧食不夠吃兩個月。12月開始，社員每人每天隻能吃到一二兩米！食堂一天開兩餐，有時開一餐，吃的摻菜稀飯。而且食堂人員、幹部先撈稠的，剩下稀的給社員。本來冬天也長菜，但耐不住拿菜當救命糧。青菜吃完了，社、隊員發動社員去采野菜、草根、樹皮摻在稀飯裏。縣委還一個勁發動幹部搞“瞞產糧”，要完成征購糧任務。到了春節，家家戶戶哭聲連天，男女老少餓得肚皮貼著脊粱骨。
大年三十晚上，河北垸一些農民家裏冒出了煙，那是饑餓難耐的人們，把填枕頭的穀殼倒出來，磨成糠煮一餐“團年飯”！
大年初一，小隊幹部望著空蕩蕩的糧倉，心裏流血，隻好把喂豬的粗糠，分給社員磨了吃。正月十五那一天，小隊又把喂牲口和積肥的菜枯、麻枯餅，分給社員當糧。
到了3月，公共食堂斷炊了。“天下第一田”如今卻連吃糠、吃野菜都難了。社員靠野菜、野草救命，甚至挖“觀音土”當糧吃。還有社員跑到20多裏路外的大坳水庫，到山裏挖葛根、蕨根、麻根，拿回家當糧吃。近處挖完了，又跑到60多裏外的野馬崗挖野菜。
1959年春荒，河北垸的群眾，吃的野菜，真能開博覽會了：灰灰菜、地米菜、馬齒莧、豬婆菜、鵝鵝腸，這些豬草，如今成了好吃喝。竹葉草、雞葉草、車前草、水葫蘆、野蒿子甚至茅草根、鐵盤根草、各種樹葉，這些豬都不吃的東西，人們拿來填肚子，還不容易采到手——饑民太多了！
當初人歡馬叫參觀“天下第一田”的“迎賓路”上，如今樹葉捋得禿頂光，樹皮剝得淨淨光。就邊山坡上的油樹皮全都剝光了??那東西有毒，人吃了瀉腹拉肚子，吃多了中毒會死人。但餓極了的饑民也顧不上死活了。
1959年春荒，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
最難吃的是糠殼和觀音土。咽下去不容易，屙出來更難，隻好請人用小耳勺從屁眼裏往外掏，不少人被活活憋死。河北垸因此死兩人。這一年，全垸餓死49人。羅毛 和她弟弟餓死時，一個12歲，一個才2歲。羅毛娟臨死前最後一句話：“我餓啊，想吃一頓飽飯。”
58年放出中稻畝產52599斤“大衛星”的熊家溝鄉，距河北垸十多裏。59年的春荒駭人聽聞。58年征購糧，使熊家溝鄉成為麻城縣缺糧斷炊最嚴重的地區。至1959年春，全鄉大規模出現糧荒，浮腫、死人時常發生，而縣裏催交征購的電話不斷。該鄉徐家山垸，本是糧豐穀茂富饒之地，59年春荒，餓死、病死近百人。五級幹部大會問題反映後，白杲公社派人前往救災。當他們運送1500斤大米，5000斤蔬菜趕到徐家山垸，家家斷炊，戶戶倒人的慘況，令那些救災的漢子們人人潸然淚下，泣不成聲。也虧了這批救濟糧，大批饑民才得保性命。
另據《麻城縣誌》載：7月，部分地區農民因饑荒外逃。白杲公社望花山6隊外逃52人。政府大力工作，全部回村。
1961年整風整社時，省、地工作隊有一份材料：1959年春荒，麻城縣因食堂斷糧餓死、病死4500多人（1960年，縣委一份檢討材料中說是死人1370人），病倒37380人。實際情況，應該遠比這嚴重。
幸好糾風整社，縣委發下920萬斤救命糧，春荒終於熬過去了。夏糧開鐮後，麻城民眾吃到了半年來第一次飽飯，盡管夏糧因“吃青”和社員無心生產而嚴重減產。但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六七月間，麻城饑民的大批外逃，討米要飯。
直到7月，白杲公社望花山大隊6隊外逃社員52人。結果全被“勸說、動員”和抓了回來。
對於59年春荒，麻城縣委有一種說法和交待，1960年，在縣擴大幹部會議第一階段的總結報告中，趙金良這樣說到：“58年年成也不錯，就是因為大吃大喝，結果餓肚子。當時我們打電話叫你們吃，吃飯放衛星，不光吃飯，還叫你們吃肉，全縣殺了六萬頭豬。白天吃不算，夜晚還要吃。這樣吃了兩個多月。到59年春季，有的糧食吃完了，幾天沒有米，光吃代食品、吃菜。59年又沒有吸取這個教訓，又搞了一些，今春又是半斤糧食。”
1959年的春荒，到麥收終於熬過去了。政策寬鬆了些，社員們允許生火，還分了一點自留地，而夏季田地裏、山崗上生產的野菜還多一些。
被饑餓折磨慘了的人們，開始鼓勁生產，期望著早稻開鐮，他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吃飽肚子。
四、天絕人路
1959年8、9月間，廬山會議改變了中國曆史和人民的命運。
廬山會議原定議題是進一步糾左，克服困難，以利繼續躍進。上廬山之前，毛澤東一路視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湖南在糧食安排、食堂問題、大煉鋼鐵方麵，工作比較好，毛澤東去湖南時，專門帶了王任重同行，幫他轉轉腦筋。而湖北糧食緊張，王任重也想向湖南借糧。
湖北的情況嚴重到了什麽程度呢？不僅是農村斷糧，湖北各地城市糧食供應也非常緊張，就連糧食之外的副食、肉類、油類甚至是香煙等物的庫存也幾乎快要挖空了。1959年6月，不僅省委領導人的特供物品大幅度削減，甚至為了迎接毛澤東隨行人員的生活，也成為湖北省委頭痛的麻煩事。以前管吃夠飽的魚、肉、禽、蛋及特色菜點，已極為奇缺，就連蔬菜也偶爾才能讓人嚐鮮。毛澤東的夥食就更為難了，往往省委一連忙上幾天才能找到一點毛喜歡吃的臘味。毛澤東由此也感到了湖北的困難。但王任重向毛澤東匯報時，曾一口咬定湖北的困難是1958年遇到天災。不過，他後來也曾向毛澤東承認過領導失職之錯。6月22日，毛澤東的專列到達湖北廣水車站，毛澤東約王任重晚上到專列上談話，談大躍進問題和湖北的情況。兩人從深夜11點談到第二天淩晨2點半鍾。王任重心情沉重地對毛澤東說：“我最近到麻城、新洲去參加勞動，看到農民麵有菜色，我心裏難過。當然，所謂勞動是沒參加的，饑餓的農民他倒是看到不少，社員的苦難他也了解到一些，更主要的是毛澤東關注到了這一點，他也就選了這樣的話題說。毛澤東聞言，語重心長地說道：“你們估產估高了，用糧用得太多了，提倡敞開肚皮吃飯，不妥當。富日子要當窮日子過。”
跟著毛澤東到湖南的王任重，卻幾次受到他不能容忍而又無可奈何的羞辱。
在長沙、王任重本想找個機會向周小舟開口借糧。但他是個虛榮心特強的人，總也並不了這個口。在一次和周小舟、羅瑞卿幾個人閑談中，周小舟對自己上一年的大躍進“插白旗”，挨批評表示不滿，對湖北上年浮誇放“衛星”得表揚，而1959年出現大饑荒感到氣憤。周小舟當麵挖苦說：去年我們產量低挨批評，但是我們現在還有糧食和臘肉吃。湖北不是放“衛星”，報高產嗎，怎麽搞得現在連飯都沒得吃？王任重聽到此話，滿臉脹紅，訕訕地出門走開了。不過兩個月以後，廬山會議反擊“彭、黃、張反黨集團”，王任重可好好地出了這口惡氣，周小舟被整得九死一生。
6月下旬，毛澤東回到故鄉韶山，隨行的王任重又被毛澤東的鄉親們不意中狠狠地羞辱了一番。那天毛澤請家鄉的親戚、朋友、烈士家屬吃飯。酒席上飯讓吃飽，酒上喝好。餓肚子好幾個月的韶山鄉親們，見到好酒好菜好飯，如狼似虎，狼吞虎咽。毛澤東起身敬酒之際，他的一位親屬老漢當著毛澤東的麵向同桌的王任重說話了：“你們湖北去年放衛星，報紙上一登就是上萬斤，幾萬斤，不愧心？我不相信你湖北的田土再好，就能產穀上萬斤？”
王任重當場非常尷尬，隻好解釋：“畝產萬斤，確實說謊，但有少數高產千斤是真的。”老漢聽了直搖頭。但這是毛澤東的親屬，王任重丟了人也沒法去找回麵子。但此事弄得他心煩意亂，當晚無眠。
廬山會議，毛澤東定下19個問題，供與會者討論。在學會過日子這個問題中提及，湖北農民批評幹部：一不懂生產，二不會過日子。去年湖北的錯誤，是窮日子當富日子過了，放過衛星的縣過的最差。顯然，像麻城這樣的衛星大戶，給毛澤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據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在“神仙會”上，王任重反省了湖北的大躍進，認為教訓確實沉痛，比五四年大水災情更困難。今春500萬人幾兩糧，吃稀飯，教訓才深刻。已死了1500人，15萬人浮腫病（按：當時省委掌握的不完全統計材料，死人37000多人，浮腫51萬人——引者）。早稻下來才可好轉。這是全黨全民教訓，很難過。對所謂勝利估計錯誤，是盲目性，主觀主義 ，衝昏頭腦。糧食隻產200多億斤，卻按450億斤過日子。今年一月還報400億斤（反了浮誇，公社上報的說有430億斤）；三月還說有350億斤；四月再摸，不到300億斤； 上山前由縣委書記再摸，230億斤（實際產量不到190億斤——引者）。五七年是219億斤，為什麽增產不多？大躍進掩蓋了水旱災情，500萬畝隻收幾十斤（仍報千斤），有100多萬畝早稻失收。去年增產密植、高產，放衛星成風。領導隻抓了小麵積樣板田，隻抓了公路邊看得見的。腦子發熱，難於轉彎。說真話不容易，縣委書記、勞模當麵說假話……
看來已清醒了的王任重，卻在毛澤東就彭德懷“上萬言書”而怒發雷霆萬鈞，大批“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後，見風轉舵，全力投入揭批鬥爭之中。王任重也因此更為毛澤東所重用。周小舟被打為“反黨集團主將”，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周惠也受到牽連。用王任重的話說，湖南省委“坍了台”了。按毛澤東的意圖，從湖北省委調來張平化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調來王延春任湖南省委書記兼省長，湖南省委被改組。
廬山會議後，湖北象全國一樣，掀起了“更大躍進”高潮，機關、工廠、農村、學校全麵揭批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揭批否定 “三麵紅旗”的“右傾機會主義”，工、農業生產“更大躍進”，城市全麵建立人民公社，農村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全麵恢複，農民自留地全部歸公。8月25日至9月15日，中共湖北省委擴大會議在武漢召開。8月31日轉入“反右傾”鬥爭。會議仿照廬山會議抓“軍事俱樂部”形式，武漢市委宣傳部長夏衍綬、《長江日報》社長肖鬆年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文化俱樂部”成員。會後，全省大批“觀潮派”、“算帳派”，大搞“更大躍進”、“反瞞產”運動。
五、“罪孽啊罪孽，真是罪孽！”
麻城，“更大躍進”造成更高指標、更高征購、更大糧荒，造成更為嚴重的幹部違法亂紀，強迫命令，更為惡劣的幹部生活特殊化，更加尖銳的社會矛盾。
一位原縣人委會幹部，對廬山會議後麻城形勢，作過中肯的概括：“廬山會議後，一切理想化的幻想都破滅了，從人心說，上級的高調沒誰信了，工作無法推動。但共產黨的幹部肯定跟著中央走，中央說咋個子辦，幹部肯定跟著走。吃虧的肯定是群眾。幹部說不聽，就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暴力成了動力。工作中心就是糧食，高指標、高征購，搞不到糧食就‘反瞞產’。農村能搜刮的糧食都搞走了，整個社會都亂了套了。社員吃什麽？偷、搶糧食、挖野菜、吃觀音土，得病死人，那個罪遭大了。罪孽啊罪孽，真是罪孽！”
廬山會議後，麻城縣委把上半年糾風整社中的承諾一風吹，社社隊隊大搞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提過意見的人被扣上“右傾”帽子挨整。1959年9月開始的“反右傾”運動，兩年中開除黨籍者112人，留黨察看84人，撤職40人，嚴重警告處分65人，警告67人。被批判者一律受到體罰。
糧食生產又大放“躍進衛星”。59年夏收減產，早稻減產也已成定局，而縣委訂的糧食生產指標，從四億斤、四億五千萬斤、最後“躍進”到五億五千萬斤。上級下達的征購任務，定在一億一千萬斤。而實際產量，三億三千二百多萬斤。若完成征購，留下種子，牲口糧，人均口糧不到三百斤，出米二百斤，人均每天吃糧不到六兩。幹部多吃多占，食堂人員貪汙偷拿後，公共食堂能讓社員吃到的口糧，平均每天半斤。
收早稻、插晚稻，縣委提出口號：“交足國家的，再留自己的。”收下稻穀就地封倉交國庫，社員一看寒了心：糧食泡了湯，日子怎麽過？因此，隻有保命的心，沒有生產的勁，晚稻秧頭天插下去，第二天漂起一層。人哄田，田就哄人。稻田裏，隻見禾草不見穀，普遍畝產一二百斤。“天下第一田”，畝產不到一百斤。
59年早稻、晚稻收割，糧食成為幹群衝突焦點。縣、社幹部緊急下鄉，在曬穀場蹲點。縣委要求：“邊收，邊曬，邊入庫，邊上交，武裝護糧。”膽大的社員則邊收、邊偷、邊藏，以備饑荒。縣委聞訊，下令“堅決打擊階段敵人的破壞活動！堅決打擊偷糧瞞產的歪風邪氣！”在中一公社“反瞞產”現場會上，縣委書記布置：偷糧的，要批鬥、送勞改。搶糧的，就地鎮壓。1959年至1960年，麻城縣幾個糧庫發生武裝人員開槍打死人命事件。
暴力，成了幹部們開展工作的法寶。群眾稍有不滿，“就遭亂鬥、亂罰、亂打。”縣委書記在中一公社和宋埠公社提出：“棉花一天要長三寸”，將棉株插上標記，派人檢查。達不到要求，就地“整風”搞得人心惶惶。
縣委在宋埠公社搞“高產試驗田”。9月，聽說省裏要來人檢查工作，縣委急忙抽調大批社員“突擊作戰” 。第二天，縣委負責人到田裏檢查，一看草未薅盡，劈頭蓋臉兩耳光，當事的社員在毒熱太陽下的田裏罰站兩天，不準吃飯，並發話：“還吃飯？人活都不會幹，吃屎吧！”
1960年12月，全縣糧荒十分嚴重，幹部群眾都惶惶不安。而趙金良《在縣委擴大幹部會議第一階段的總結報告》中，對與會者大力施壓，務必完成征購任務。“我們的任務就是一億一千萬斤，把它完成再沒任務了。明年的任務一億一千萬斤已經定下來了，夏季如果豐收了，可以完成任務的50%。如果增產30%，也隻增加10%的任務。我們過去的缺點，是生產的發展趕不上統購任務的增加。”
在這個會議上，他還神氣活現地傳達了王任重吃糧少也死不了人的指示：“今年再講清楚，現在每人每月留了25斤，再吃不到，不能找我們。我們20多斤糧食隻要安排好，完全可以過得去。去年幾斤穀也過來了。任重同誌講：四兩糧食不作重活，隻作輕微的事，死不了人；半斤糧食隻能搞半日製，勞動半天，休息半天；二兩糧食，吃的水也不能挑。沒有糧食有藕吃，也餓不死人，如果沒藕吃光吃菜也可以維持20至30天，死不了人。” 這可不是趙金良假傳聖旨胡說八道硬把這沒人性的話往省委第一書記頭上扣，這的確是王任重在全省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上的親口指示。
明知就在嚴重缺糧的情況下，縣委不顧人民死活，搞起了“反瞞產”運動，全力搜刮“征購糧”，以證實麻城生產確確實實現了“更大躍進”。
會後，幾位縣委負責人親自出動，蹲點“反瞞產”，查“後手糧”。一到公社，他們首先宣布把各生產隊糧倉，公共食堂糧倉一律封存，上交國庫。又組織社隊幹部，帶領武裝民兵，挨戶查抄。先是“坦白交待，自查自報”。報不出來就“辯論”。再不交糧就抄家。各社隊都奉命派幹部來參加現場取經，然後回去照此辦理。社員斷不斷糧，餓不餓死沒人管，反正回家要的糧食一斤一兩都不能少。麻城縣委第一書記吳德簡就在反瞞產大會上凶狠地交待下來：“國家的征購任務，一斤一兩也不準少。少了一兩，黨籍幹籍一齊拿。你不拿糧食，我就拿你的人！”全縣在這場運動中，打死逼死67人。“反手後糧”運動的結果，把社員口糧，及部分公共食堂糧食一掃而光，加劇了大饑荒，造成更大規模浮腫死人。
社隊幹部更為惡劣。據整風材料揭露，三河公社捆綁、吊打、辱罵社員的幹部達661人。其中，平堵山管理區團支書硬說社員曾誌文偷了食堂的糧食，派民兵把他抓來，把他雙手反到背後，用繩子把他雙手的大、小手指捆緊，吊起來毒打，背後還壓一塊幾十斤重的大城牆磚下麵燒一堆辣椒，用煙熏。直到曾誌文4根手指吊斷，人摔到地上，隻有出氣，沒有進氣，才讓把他抬回去。
三河公社動手打人的公社幹部（包括公社工作組）5人，管理區幹部11人，生產隊幹部64人，小隊幹部78人。被打的群眾318人，因打致傷的10人，因打外跑的28人，致死的4人。被搜查的社員1014戶，占總戶數的4.6%。亂懲亂罰的有11個管理區,84個生產隊90人,占幹部總數28%,其中生產隊幹部83人,小隊幹部7人,被罰的社員4096戶,占總戶數的19%。
“反瞞產”運動加劇了糧荒。全縣出現大規模逃荒、斷糧、浮腫、幹瘦、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小兒嚴重營養不良情況。僅1959年全縣發現婦女子宮下垂病患者即高達34595人。沒被“發現”者當然不在此列了。
據1961年冬，中共麻城縣委給省、地委的報告《關於一年來農村整風整社的總結》稱：“今年三月整風中所揭發的問題，除政策方麵外，幹部作風是十分嚴重的。據統計：小隊長以上的幹部嚴重蛻化變質的有858人，‘五類’分子253人，他們貪汙多占糧食44萬多斤，現金7萬多元，瞞產私分糧食125萬斤，油料一萬多斤，皮棉一萬多斤，打罵群眾946人。破環了黨群關係，挫傷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如白杲公社梁家畈一隊黨支部付書記李安恒，從三月到八月，共捆打吊罵社員幾十人，捏造社員董純紹偷他的皮包一個，人民幣60元。首先派民兵到董家進行搜查，又親自動手用扁擔毒打一頓，苦打成招，逼著賠款20元，棺材一個，衣服一件，共折人民幣37元。董因受傷過重，被打後一個月就死了。6月18日，又以反偷盜為民，組織非法鬥爭，將偷走救命的婦女抓來，一次打7個婦女，有的打得不能走路。群眾罵他們是‘國民黨’。通過整風，發動群眾訴苦鬥爭，將李逮捕法辦，人心大快。各公社都根據揭露問題的情節輕重，分別進行了黨內的和行政的處分。
1960年至1962年，省、地、縣整風整社，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組，收集了大量幹部問題材料，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曆史資料。權力的現象，是權力者對社會成員的支配和控製，權力的本質，則是權力者對社會產品的支配和占有。當社會整體利益還感召著權力者們麵向即定目標時，權力支配的利益也會朝向此際。當大躍進理想主義破產時，權力支配的利益必然趨向二元化——權力係統和權力者本身。暴力推動工作，腐敗浸透幹部。糾風整社中被揭露整改的幹部腐化墮落問題，廬山會議後則如洪水猛獸，卷土重來。
一位整風整社受到黨紀處分而一直喊冤的幹部，曾這樣對筆者辯解：“當時的情況很複雜。前幾個月的整社，幹部認識到了錯，辦了糊塗事，傷了社員的心，也想把工作做好。但廬山會議後形勢跟白色恐怖差不多，誰還敢堅持原則講真話，批鬥、吊打、勞改等著你。當時的中心工作，就是搞糧食，交征購。下麵又沒糧，怎麽辦？隻好昧著良心辦事，不擇手段，達到目的。形勢那麽緊，糧食那麽難，當幹部也有妻兒老小，利用權力搞點多吃多占，也是人之常情，不然也跟社員一樣忍饑挨餓，那不多占點，就逃不脫浮腫死人。為了保命搞點吃喝錢財，我看遠比現在的幹部好得多。”
廬山會議後幹部隊伍墮落到如此境地：貪汙腐化，多吃多占，巧取豪奪，魚肉百姓，隻是為了危機中的生存本能。大躍進的理想主義，在他們心裏也蕩然無存了。
按照後來整社，“三反”和社教運動的揭發材料及我們的調查所顯示，幹部腐敗，從1959年下半年更加泛濫，到1960年上半年橫行無忌，下半年有所收斂，1961年以幹部“五風”為目標後，大量問題被揭發出來。
1961年，麻城縣委組織部在一份報告中寫道：“幹部中普遍存在特殊化，以權謀私和貪汙行為，開小灶貪汙公款，私分糧食成為尖銳問題。有的人見錢手癢，見物就拿，見吃喝就張嘴，用公款如用自己腰包。社員反映最激烈的問題，就是食堂斷夥，浮腫死人，小灶都天天大吃二喝，酒肉不斷，全縣67%以上的公社、管理區、生產大隊一二把手，小灶常年不斷。”
幹部不僅多吃，而且多占，往家拿。1960年春節，宋埠公社7名主要幹部，從食堂小灶拿走牛肉25斤，豬肉118斤，糧13.5斤，油70斤。1960年10月至1961年4月,白杲公社幹部,從生產隊平調的牲口中,殺老弱病牛6頭,豬58頭,羊22口,雞1750隻,鴨630隻,以招待客人、開會、打牙祭為名,大吃二喝,集體私分。有的幹部竟把配給浮腫病，幹瘦病人救命的營養品和救濟糧，貪汙私分，宋埠公社60%的營養品被私分。”
據1960年開始的農村“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整風運動揭露，湖北農村大隊、小隊幹部中，貪汙多占的達23%，平均每縣隊幹部貪汙多占15萬元，打罵群眾嚴重的約占5%。而據省裏大大縮水的材料，弄虛作假的長期吃小灶的占10%，不勞動的占7%。1960年2月湖北省委上報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三反整風運動的報告》，認為湖北省農村幹部30%—35%變質了，“主要是手腳不幹淨，強迫命令，弄虛作假，‘吃小灶’，不勞動等。群眾意見很大。”群眾批評說：“有的幹部是三子：穿的衣服公子，做起事來象戲子（做假），吃起飯來像月婆子（產婦）。”又說：“有的幹部是三化：生產指手化，匯報說假話，生活小灶化。”麻城縣宋埠公社大塘角管理區五隊的貧農們寫了一張大字報說：“幹部大不該，貪汙又抹牌，小灶天天開，超支個個來；生產不領導，躍進從何來？要求上級黨，快快做安排。”
60年春荒，麻城流傳一首順口溜：“幹部家裏人不死，食堂家裏不死人，糧店家裏死不了人。”而廣大社員則衣不遮體，腹內填草，村村死人，戶戶浮腫。
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有權有勢，就有錢有糧。幹部“也是人嘛”，沒有製約，便乘機大發災荒財，貪汙之餘，用糧食換社員私藏的金銀首飾，大洋、元寶。有的好色，用小恩小惠，用幾十斤甚至幾斤糧食，就脅奸一個婦女或大姑娘。更可憐的是男人在外的軍屬，家無勞力，生活更苦，一些女人便成為幹部勾搭成奸，或長期逼奸霸占的對象。麻城縣27名幹部為此受到黨紀國法處分。
隨著全國性社會危機的嚴重加劇，在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統一布置下，1960年4月開始，麻城縣逐步進行了整風整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三反五反”運動……以期挽救局麵。
麻城縣委的“三反”整風運動重點，定在白杲公社。湖北省委、黃岡地委和麻城縣委，派出精兵強將組成三級工作組，發動和開展“自下而上的、以群眾揭發檢舉為主的“整風運動，中心工作是整頓幹部作風，解決社員困難，落實生產生活。
白杲公社是麻城幹部“五風”最重的災區之一，也是省委、地委、縣委整風的重點。據中共黃岡工作組於1960年9月25日《關於白杲人民公社開展整風運動的檢查給地委的報告》稱：
白杲公社，自春季解決幹群關係為中心的整風運動以來，各級幹部作風有很大的改善。“但從這次檢查情況來看，部分幹部作風轉變仍不徹底，在工作中還存在嚴重的強迫命令作風。如全公社小隊長以上的幹部有3163人，犯有捆、擁、吊、跪、打等錯誤的就有333人，占幹部總數的10.8%。其中公社幹部6人（包括公社抽調的工作組幹部在內），占公社幹部52人的11.5%，管理區幹部11人，占管理區幹部86人的12.7%，生產隊幹部168人，占生產隊幹部653人的24.1%，小隊幹部154人，占小隊幹部4323人的6%。
從各級幹部的違法亂紀情況看，捆、吊、打、跪 、罰群眾的有10個管理區64個生產隊158人，占幹部總數5%，其中公社幹部（包括公社工作組）5人，管理區幹部10人，因打外跑28人，致死4人。被搜查的社員1041戶，占總戶數的4.6%，亂懲亂罰的有11個管理區84個生產隊90人，占幹部總數28%，其中生產隊幹部83人，小隊幹部7人，被罰的社員4096戶，占總戶數的19%。
從幹部違法亂紀的情況來看，也是十分嚴重的。如明山管理區，有6月間，因麥收產量由350斤降為240斤，總支認為有瞞產水分，在6月2日總支委員會後，由總支書記王坤義和黃世發等領人，分頭到工隊，對全隊232戶進行大搜查。全區除4隊的25戶未搜外，其餘1002戶全部被搜抄。幹部們是見糧就抄，見食物就拿，共抄走小麥4791斤，大麥637斤，元豆522斤，大米324斤，薯粉56斤，食油16斤，二隊的王婆婆正燜一罐子豆子，也部幹部們搜出吃掉。氣得61歲的老人痛哭一場——老人全家已好久沒吃過一餐飽飯了，好不容易連借帶求人的弄了點豆子全部抄走吃掉，往後的日子怎麽過！
夫子河管理區7隊一位社員小孩偷麥，生產隊幹部到他家大抄家，搶走布料14.5尺，水桶一擔，糞桶一擔，水瓶一個、蜂箱一個，磁缽2個，被子兩床，蚊帳一床，公債6元，扁擔一根。家中隻剩下一張三尺寬的床，和抄拿時被小孩哭下來的一個鼎罐。全隊對小偷小摸的罰款，合現金18185元，公債3819元，罰走沒收的有牲豬52頭，羊79隻，兔子27隻，雞鴨20隻，小牛一頭，球鞋28雙，熱水瓶18個，布料400尺，曬罩16床……（字跡已不清——引者）大麥128斤，棉花46斤，鐵銃一根，丸罐46個，其它物件456件。
更為嚴重的是目無法紀、侵犯人權，任意體罰群眾。如麻溪河管理區團總支書記談自榮，在9隊工作，說4小隊有瞞產私分，在一次群眾會上，到會30餘人，被他罰跪的有小隊長王光力等12人。談自榮領頭高喊：“反對瞞產私分！”“打倒小隊長王光力！”逼迫承認瞞產，一直鬧到半夜才過去。
公社幹部袁正龍，因婦女張國珍等4人偷穀，即進行非法鬥爭，不但將4人毒打罰跪，還叫團支書彭全川用穀捏手，因體罰過重，致使張國珍身懷一個多月的孩子流產了。另外，該隊婦女呂三春等2人，在打穀時，把兩籃稗子拿進公共食堂，被財經隊長蔡紹安發現後，即把呂毒打一頓。打後，呂三春跳到水塘自殺。蔡紹安不但不救，反而讓團員陳從美下去，揪著頭發，往水裏連淹多次。拉上岸後，蔡隊長又是一頓毒打，並下令：“衣服不幹，不準回去！”因傷勢過重，致使呂三春從8月4日到現在臥床不起。
麻溪河管理區第四生產隊隊長，因讓社員朱長本出工，而朱因人不舒服與隊長發生糾紛。第2天就罰他割草500斤，必須完成任務，否則全家人停夥扣飯。結果朱長本未完成500斤任務，全家人停夥十天，隊長還說：“你再要調皮，就要扣死你！”結果朱在7月2日投繩自縊而死。
在白杲公社黨委的重點梁家畈管理區，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由於受上級領導人包庇，李安懷等12人嚴重違法亂紀的幹部不予處理，反而重用。李安懷在1959年整社時，就因在水利工地上嚴重違法亂紀，吊捆毒打群眾，受到處理。下半年又當上黨支部副書記和管理區主任，而違法亂紀行為更加嚴重。黨員幹部戴定法在夫子河管理區第七隊蹲點，不到一月，就毒打社員8人。李安懷分工在11小隊蹲點工作，先後捆打4人，致殘1人。公社黨委副書記鄭明在夫子河管理區蹲點工作，在8月底召開的一次總支委員和支部書記會議上，就動手打完成任務不好的幹部2人，並要參加會議的幹部“好好看看，學會完成黨交給任務的工作方法。”在同日的另一次總支委員和支部書記會上，因人沒到齊，就罵總支書記彭其祥的娘。
麻溪河的社員說：“大躍進幹部們口口聲聲要改天換地，搞啥子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大堂沒見麽樣子，幹部個個都象閻王、判官，我們社員隻差下油鍋、過火山了，比過閻羅殿還難哪！”
這就是“天下第一田”所在地的曆史寫照！
1960年2月開始的農村“三反”整風運動，湖北省委又把麻城定為重點，工作隊已經下去蹲點了。但與此同時，原黃麻起義的將軍和高幹們，接連來電來信，反映和詢問家鄉災情，請省委給家中親人老友以救濟補助。為避免刺激他們，認真掂量後，湖北省委研究決定，改變典型，另劈新路。麻城終於從“樣板田”的位置上隱退了。
五、“有幸莫當樣板田”
“反右傾”和“更大躍進”運動不到半年，1959年冬糧荒連著1960年春荒，如雪崩般鋪天蓋地席卷全國。中央決定，立即開展全農村“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中心的整風運動”，以挽救局麵。
在許多省、市、區仍然以“更大躍進”為中心，還不太清楚如何一手抓好“更大躍進”，另一手抓好“三反”整風之際，湖北的經驗材料已經總結上報。
1960年4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上報中央《關於農村三反整風運動情況的報告》，報告說：“我省農村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中心的整風運動，2月中旬開始，到4月15日止，生產隊一級的整風，已結束的70.2%，正進行的29.8%,預計4月底可基本結束。
整風摸底，全省大隊、小隊兩級幹部94.7萬人，約60—65%是好幹部，30—35% 幹部本質是好的，但有程度不同缺點錯誤；真正壞分子，包括鑽進來的五類分子，拉出去的蛻化變質分子，不到5%。”
報告從六大方麵統計了幹部作風和“基層組織不純”問題，並就此進行了統計。“整風揭發問題主要是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及命令風、浮誇風、共產風，及一些基層組織嚴重不純。初步統計，全省3.3萬個生產隊中，問題較多的12052個，約占36%；問題嚴重的5621個，占17%。這些問題嚴重的隊中，五類分子當權的20.1%，蛻化變質分子當權的18%，富裕中農當權的28.8%。大隊、小隊幹部中，貪汙多占的23%，計貪汙多占現金1036萬（平均縣15萬），糧食2319萬斤；打罵人嚴重的5%，弄虛作假嚴重的約占5%；不勞動或很少勞動的占7%；長期吃小灶的占10%。在壞人掌權的地方，簡直就是封建式的、國民黨式的統治。陽新縣三溪公社白揚生產隊副支書明安國，解放前一貫不務正業，參加過會道門，58年通過副社長混入黨內。找個機會把土改時鬥過他的老貧農明昌柏打一頓，關38天，明昌柏回家10天死去。又把他老婆、兒子、孫子逼死了。去年以來，他直接間接逼死人命11條，活埋1人，捆綁吊打76人。以‘查瞞產’為名，3次挨戶搜查，沒收群眾糧食和其他食物供他吃喝；敲詐勒索，強迫群眾給他送禮，計246元，480斤糧，其他副食品和用品16種對上麵欺騙逢迎、虛報產績，樹為‘紅旗幹部’，群眾恨之入骨，稱他‘活閻王’、‘東洋人’。全隊外逃26戶、70餘人。該隊是縣委委員兼三溪公社黨委書記李延年的重點，幹部群眾幾次反映明安國的問題，都被壓下去，還說是‘立場堅定，鬥爭堅決，這個隊沒有他，生產就搞不好。’經整風揭發，李本人就是蛻化變質分子，娶資本家女兒做老婆。公社公共積累13萬元，被他貪汙6萬多元，個人有4部收音機，兩部照相機，價值400多元的自行車，還有鋼絲床，膠皮麵的麻將桌。他還拆毀一部全新的康拜因和另兩部機器給他做小汽車。買一部錄音機用錄音向幹部做報告，叫放映隊到他房裏放電影，獨自一人躺在床上看；春節到水庫慰問的時候，大擺酒席，叫文工隊唱歌跳舞給他看著助興。工作上官僚主義，他虛報成績，隱瞞災情。1959年元日?60年2月，他領導的公社死1957人，占死人4.37%，其中非正常死亡387人。”
報告按照“黨的階級路線”政策，把幹部“五風”問題往“階級敵人”身上一推了之，以避免十分敏感的權力體製問題。各地紛紛把把歸結到“五類分子”鑽進來。湖北省委在報告中說，據公安部門統計，公社化後，全省五類分子混入黨內515人，當上生產隊，小隊班幹部8300多人。英山縣南河公社麻園墩管理區紅星二隊支書胡誌甫是富農，浠水縣兩次參加工作被開除，到英山又鑽進來。襄陽地區不完全統計，被開除回鄉的1489人中，762人又當幹部。
幹部和五類分子家屬結婚，也是很大的漏洞。襄陽地區不完全統計，公社以下幹部和五類分子家屬結婚的3800多人，一部分因此變壞。
新洲縣鳳凰公社民主管理區第10生產隊長劉家富，打過3人，貪汙多占80多元，8尺布票，8斤米票，不在食堂吃飯，59年隻做了十幾個工，還私喂一頭牛。
棗陽縣太平公社李崗生產隊鬥爭3個壞分子大會上，群眾鬥誌昂揚，幾次宣布散會都不肯散，最後自發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人民公社萬歲！食堂萬歲！
鄭陽縣景陽公社是一個重災區，黨委書記魏光才總是向縣委報告生活安排好了。最近縣委下去檢查，發現非正常死亡一千多人，群眾沒有吃的，公社卻蓋了26間樓房，過春節時丁幾個公社幹部吃了200多斤豬肉，50斤羊肉，50斤魚，50斤酒，還放了40多元錢的鞭炮。有一個社員餓急了拿了一點公社的幹飯吃，黨委書記親手吊打。當陽、遠安兩縣初步調查，11個公社從生產隊無償抽調的東西有耕牛742頭，騾馬驢303頭，豬887頭，羊211隻，鴨174隻，大中型家俱1114件，馬車板車465輛，房639間，現金16000多元，糧63000多斤，耕地6250畝，還抽調2196個勞力到公社農場。
此時，毛澤東的興奮點還在“反右傾”、“掀起更大躍進高潮”，對於湖北省委的報告，毛澤東一反往常，並沒有親筆批示，而是由中共中央轉發各省、市、區黨委。
1960年春荒以後，全國各地的糧荒災病報告一浪高過一浪湧向中南海。毛澤東終於向現實做出了心不甘、情不願的讓步。“更大躍進”至1960年夏收前後偃旗息鼓，無聲而終。1960年夏季全國農村正式開場的整風整社運動，標誌著毛澤東寄予奮鬥厚望的大躍進最後一絲希望也破產告終。湖北省委在中央新的精神和部署下，進行著新的努力，準備著新的報告，並且不斷地得到毛澤東新的批示，新的重用……
不過，盡管麻城的問題仍然十分嚴重，1961年開始，中共湖北省委卻不再拿麻城做典型、寫材料、樹形象了。典型在於領導樹，何必去刺激黃麻起義的元帥，將軍和高幹們呢？
麻城民眾喜乎？憂乎？但麻城縣的幹部，卻踏踏實實減輕了精神上壓力。在1961年以後，凡湖北省委在整風整社、三反、五反、社教、四清運動中報中央的典型，那裏的班幹部都會因自己對民眾造孽而付出大代價。
但幹部作風問題並沒有就此終結，民眾的苦難並非就此熬出頭。1962年，麻城縣陳縣長聽到八屆十中全會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精神，即到中一公社布置要找那些投機倒把分子（做小買賣）和“地富反壞分子”進行鬥爭，說是“看看群眾忘了鬥爭沒有？”中一公社幹部怕縣長說他們“右傾”，立即發動鬥爭。先鬥“地富反壞”，後轉向貧下中農和一般社員。由開會鬥爭到罰站、罰跪、捆綁、吊打等，一個多月中鬥139人，捆、打、吊、跪82人。陳縣長又從中一公社跑到白杲、鐵門、宋埠布置“階級鬥爭”。白杲區鬥20人，除9人經區委批準外，其他都由幹部圈定，抓來就鬥。“階級鬥爭”運動雖隻搞了半個月，即被縣委製止，但造成嚴重後果。據不完全統計，全縣11個區，鬥爭331人，其中被打21人，捆綁65人，吊打3人，罰跪42人。按成份論，地主54人，富農50人，“反革命分子”1人，“壞分子”2人，貧農15人，中農9人。湖北省委在一份匯報材料中，將此案作為幹部違法亂紀典型上報，中共中央批發全黨。
從廬山會議“掀起更大躍進”，到1960年4月整風整社的7個多月中，麻城縣人民直接承擔的災難，從縣委一份縮水的統計材料中可見一斑；死亡15300人，浮腫、幹瘦、子宮下垂等病人127836人。三河口公社因饑餓死人2447人，占該社總人口7.8%。其中,八磊石管理區7個月中死亡631人,占人口28%。
1960年12月6日，中共湖北省委在麻城縣三河口公社開展反“五風”試點。麻城縣委召開全縣幹部擴大會議，整風16天，麻城縣幹部“五風”才開始全麵刹車。這一年，全縣浮腫、幹瘦、紫紺、婦女子宮脫垂、閉經五病劇增。縣委、縣政府組織搶救，抽調一千多醫務人員，40多名幹部建臨時醫院263個，收治病人25491人。因為是革命老區，黃麻起義發源地，湖北省委調撥了一批“營養品”和糧食，來搶救災民，治愈了一批浮腫、幹瘦、紫紺、小兒營養不良、婦女子宮下垂、閉經等病人。又考慮到麻城特殊地位，1961年地委調整了麻城縣的征購糧。自大躍進以來，“天下第一田”所在麻城縣人民才第一次從省委的“重點”中得到好處。重點樣板田是幹部的希望，重點照顧才是百姓的實惠。
1958年到1960年，麻城縣人口統計，告訴了我們大躍進?苦日子年代，麻城人民受害的大致程度：
年份 總人口數 死亡人口
1958 703859人 11254人
1959 679819人 15269人
1960 672781人 16362人
1961 691400人 19850人
資料來源：黃岡地區革命委員會《國民經濟統計資料（1949—1975）》
這是文革年代公布的大大縮水的統計數字。查閱公安部門存檔的資料，從1953—1957年，人口正常死亡每年六七千左右。而大躍進至苦日子，包括老、弱、病人的死亡都直接與饑餓勞累有關。另據《麻城縣誌》，大躍進這幾年，麻城年均死亡15816人。依據有關材料綜合統計，麻城死人總數約在5萬多人左右。而據1962年麻城縣委關於整風整社工作總結的草稿，和趙金良檢討書的草稿來看，麻城縣因饑餓、勞累、疾病、自殺而死亡的人數，約在七八萬左右。後來正稿中刪去了這份數字。
大躍進還造成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土地大量荒蕪，耕畜大批死亡，生產工具大量破壞，房屋大部損毀，群眾生活用品大量毀失，糧食生產嚴重滑坡。從下表我們可以看到糧食生產的大略情況：
糧食播種麵積、產量統計表 （據《麻城縣誌》）
年度 麵積（萬畝） 單產（公斤） 總產（噸）
1953 119.02 172 204930
1957 121.4 189 228960
1958 115.06 186 213625
1959 101.32 164 166045
1960 133.56 161 214390
1961 153.55 138 211820
1962 138.4 168 232730
從表中可以看出，大躍進年代的糧食畝產，僅相當於戰亂之中1949年的生產水平，而那時農民根本沒有雙季稻等等的生產強度和成本。大躍進，“躍進”到了戰亂經年也不如的境況，人民群眾，遭受到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一位麻城縣原領導曾給我許多幫助，結束麻城縣的調查采訪時，我們就“天下第一田”及麻城大躍進?苦日子一係列事件做出長時間的交流。聽我談到“三反”後，省委改換了樣板田，沔陽事件省委又搞出一大堆典型的時候，這位退下來的幹部苦笑著說：“不是搞樣板田，麻城大躍進和苦日子能搞得那麽慘？有幸莫當那個樣板田，麻城百姓還不會受那麽大的罪哩！”
六、省長哭請緊急救援
麻城告急！黃岡告急！！湖北告急！！！
湖北人民群眾的生活陷入了空前悲慘的境地。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至1962年，湖北省浮腫病、幹瘦病、婦女子宮脫垂、閉經等病人累計1493多萬人，外逃270多萬人，斷糧斷炊占公共食堂總數近20%。數百萬人死於饑荒！省政府把省裏庫存的餘糧，火速運往最困難的地方。然而，車薪杯水，無濟於事。省長張體學流著眼淚，以湖北省委的名義，給中共中央和李先念打長途電話，哭請緊急救援。
“先念同誌，我真沒有辦法才向你匯報啊，我是來向你要糧食的，天災人禍，湖北在挨餓哪！”
“啊！”
“中央怎麽批評，我都接受，可一定要給我們糧食……最近我到下麵走了一趟,看到老百姓在餓肚子，看到那些在戰爭年代支持我們的老蘇區的群眾餓肚子,我心裏真難受。”他邊說邊流淚：“我沒領導好……現在，給我什麽處分我都沒意見,隻求中央支援我們糧食……”
沒兩天,中央給湖北撥來了一億斤供應糧!
多少年以後,一談起大躍進——苦日子，這位原省長就說: “這是個大教訓呀!要講給子孫後代聽,以後再不要犯這種錯誤了!”
說明：阮銀浦為本文提供了部分資料和文字。本文由餘習廣負文責。
餘習廣
1989年9月 一稿 於 頤北 2004年2月 三稿 於 聖綠
轉貼說明：
１。原貼地址：荊楚網→ 東湖社區→ 時事人文 → 中部崛起 →湖北麻城“大躍進-苦日子”實錄（上）
２。原貼署名：MACHENG 諧音“麻城”。
３。網路所見此文另有署名：餘習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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餘習廣：湖北麻城縣“大躍進—苦日子”實錄（下）
2004-04-08 餘習廣
“天下第一田”
——湖北麻城縣“大躍進—苦日子”實錄
餘習廣 阮銀甫
下 篇
一、風轉路徊創新經
原麻城縣委一位幹部曾憤恨不已地告訴筆者：“從大躍進、公社化到苦日子，天下第一田可把麻城百姓坑慘了。一有運動，省、地委工作組立馬趕到麻城，搞蹲點，抓典型，寫材料，你是典型、重點唄。五八年大躍進、公社化，放‘衛星’，五九年上半年整社，下半年廬山會議 ‘更大躍進’，搞反瞞產，六零年大餓飯，六一年整風整社，三反、社教，麻城都當典型搞，社員、幹部被治得九死一生。我覺得，苦日子死那麽多人，吃虧就在天下第一田。”
北戴河會議一聲號令，毛澤東浪漫主義的詩人激情，立馬燒紅了東方天際下“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神州大地：26000多個人民公社，130多萬個公共食堂一湧而上；9000萬人大煉鋼鐵，260多萬個土高爐濃煙滾滾，火光衝天……
毛澤東冒暑南巡，河南、湖北、安徽、江蘇，進工廠，下公社，上礦山……
喜報鋪天蓋地，毛澤東亢奮難已，但聽到看到的一些問題，卻又令他狐疑難決：草鞋無樣，邊打邊象。共產主義有哪些標準，幾年搞成共產主義？徐水說三年建成共產主義……
看來，共產主義人間天堂，毛澤東心裏也沒底。
上至中央大員，下至部委一般工作人員，奉命趕赴各地，調查實情。
一場不期交鋒，給毛澤東潑了一盆涼水。
武漢東湖湖畔。奉召敘舊的武漢大學校長、哲學家李達，對大躍進非議連連。聞聽李達對大躍進主導思想的哲學否定和菲薄，毛澤東怒氣大發。兩人你一言，我一語，爭執不休。李達發了湖南人的騾子脾氣，不顧一切：“現在人們不是膽子太小，而是太大了，頭腦發熱。主席腦子發熱一點，下麵就會不得了，就會燒到40度、41度、42度！這樣中國就會遭難。主席信不信？”
老友不歡而散，毛澤東接連兩天煩躁不安，湖北省委奉令“匯報真情”。
王任重事後怒不可遏：“李達什麽東西，真是給臉不要臉！”
“文革”伊始，李達慘死獄中。當然那是後話了，但決不是無關的後話。
1958年11月，毛澤東招來部分中央和地方領導人，召開鄭州會議。
毛澤東一連幾天長篇大論：必須劃清社會主義同共產主義，集合所有製同全民所有的界線，人民公社仍然是集體所有，不完成公社工業化、農業工廠化、產品不豐富，就不可能實現產品全民調拔的共產主義。吃飯不要錢，還不是共產主義，隻能說有了共產主義萌芽。毛澤東一下子好像清醒了許多。
11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武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毛澤東對共產主義天堂癡情不改，但壓低了調門。針對全國各地幹部急於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情緒，和幹部強迫群眾高強度勞動等問題，他提出了：共產主義還是要趁窮過渡有優越，但不要向蘇聯搶先，工業基礎還不夠，何必急急忙忙自封聖人。徐水發一元錢的共產主義不得人心。要讓人家吃飽飯，睡好覺。公共食堂就是吃窮飯。蘇聯有5500萬噸鋼，一億噸以上的石油，科技人員成百萬，全國人民中學程度，搞了41年社會主義建設。我們現在上破落戶，一窮二白，一窮二弱，搞社會主義建設沒有經驗。我們十年是四億噸鋼，二十五億噸煤，三億噸石油，我們有天下第一田。到那時候，地球上是天下第一國，搞不搞得到是另外一個問題。毛澤東一支香煙接一支，吞雲吐霧，對高強度勞動不滿：鋼鐵、煤炭、運輸、化工，這麽搞起來，中國非累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萬人，廣西死了人，陳漫遠不是撤了嗎？死五千萬人，你們的職撤不撤？至少我的職要撤，頭也成了問題。人民公社要整頓四個月，要搞萬人調查團，主要是看每天是否睡了8小時。據湖北說，有7-8%的公社搞得比較好。我是懷疑派，看十個公社有一個真正搞好了就算成功，省（市）地委要集中力量支幫助搞好一個公社，時間四個月，到那時要搞萬人檢查團……
風向轉了。中共湖北省委連忙召開各級幹部“糾風”會議。輪到王任重大發感慨了：前段時間出了那麽多問題，主要是我們對共產主義認識不清，群眾觀念淡忘了。公社化了，公共食堂吃飯不要錢，就說是到了共產主義，亂搞調撥，縣上調社裏的，公社調隊裏的，隊上就調社員的，亂成一團。現在有的地方動不動就搞大兵團作戰，開口就是苦戰多少天，社員不讓睡，白天黑夜幹，人累死了還有誰來搞生產呢？整社的重點，一是所有製，一是高強度勞動，一是公共食堂。工作要細一點。如此這般，滔滔不絕談了幾天，他很動感情地告訴大家，主席在武漢會議上說接連幾天睡不好覺，是操心操的。大家還能睡著覺？反正我是好幾天睡不好，吃不下，工作沒做好，怎麽睡得香呢。要為主席分憂……
王任重也感到，大躍進尤其是人民公社化運動以來，湖北的問題不少，但千頭萬緒，一時理不出個頭緒。省委有關領導機構和部門奉令調查研究，然後上報省委。省委負責人要為調整找到感覺和思路。大躍進以來，湖北的“先進經驗”素來為黨中央和毛主席所重視，這次運動豈能落後？
1958年12月27日，中共湖北省監委上報省委：《關於幹部中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情況和處理意見》。報告總結匯報：
“自58年冬季以來，部分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現象又有滋長，捆綁、吊打、罰跪、罰站、淋雨，扣工分、勞動改造、戴綠（白）帽子、插白旗、遊街、以辨論為名鬥爭、炒豆子（鬥爭時推來推去）、搖頭戰術（抓住頭發用手搖）、布置工作、生產任務時，開口閉口命令行事，完不成任務以開除團籍威脅，甚至動輒不給飯吃、或吃飯分上、中遊席，隨便動用國家物資、破壞政策。
據漢川、應山兩縣統計，6951名黨員，犯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384人，占5.5%。蒲圻縣馬橋公社白沙大隊57個黨員，55人用捆綁、吊打、跪樹刺、跪火磚、淋雨、劃地為獄、不給飯吃等刑罰，處罰了43個群眾。
京山縣錢場公社黨委第一書記屈以忠（縣委委員）、主任付安國布置鋼鐵放衛星時，三天三夜不準社員睡覺。二天後，工人疲勞，幹勁不大，屈、付認為負責人蔡道幹未向工人進行教育，將蔡棉衣脫下，親手吊到屋梁上打。付出發工作經常帶該社歌舞隊，一次向白廟供銷社要布，說：‘派人拿棉布五百尺，希速給，否則以反革命分子論處’。群眾稱付為：‘群眾的爹爹，幹部的王，歌舞隊裏的富隊長。’
陽新東方公社黨委書記黃繼烈（縣委委員）、副書記朱振，開會鬥爭鄉長胡光財，戴三尺白帽，上寫‘獨立王國’，背插三麵白旗，寫：打倒富裕中農的代理人，打倒促退派，打倒獨立王國的胡立財。朱說這樣才有刺激性。
羅田原雙廟鄉長工作；……第八社，除社主任一人外，其餘幹部均被罰了工分，某隊長全年做了1700分，罰1000分。東方紅公社毛田大隊總支書記陳續青搞‘三化’時，提出‘三淨’：‘鍋收淨、房屋鎖淨、被條收淨。’
雲夢衛星公社馬錦大隊總支書記馬金林說：‘搞生產大躍進心要狠，不命令吃不開，不強迫推不動，隻要是為了工作，死個把人也不要緊。’”
省衛生廳報告……
全省各地委、專員公署報告……
省委派駐各地駐社工作組報告……
湖北省委常委會書記處會議室。一大批一大批材料成捆成堆。1958年冬荒開始，各地糧食問題反映上來，但事關公共食堂這個“共產主義萌芽”，問題的性質非同小可，加上糧荒剛發生，程度不太嚴重。倒是各地的幹部作風問題成了會議的中心議題。越議氣氛越緊張。王任重沉痛地說了一句：“想不到下麵的幹部這樣沒水平，敢這樣亂來。”靜了一會，張平化開口了：“我想，現在整社怎麽搞，政策性的問題先要考慮好，具體的事件具體解決。不能把一大堆幹部違法亂紀報上去，中央給你審案子？不好吧？幹部問題還是省委下決心自己解決好。要教育幹部，使他們認識到，群眾路線永遠地我們黨戰無不勝的法寶。我們是不是首先要考慮成熟政策性問題。這半年多來，發生的問題，主要還是涉及到我們對社會主義，對共產主義的認識問題。這個根本的大事沒弄清，工作就容易出偏差。同時也不能給我們的工作吹冷氣，專搞幹部作風問題，報上去讓省委過不去。”王任重很是認可此論。會議決定由王延春負責整社工作的經驗材料。
1958年12月，省委派人趕赴麻城，又以抓“樣板田”的方法，下到中一人民公社，解剖麻雀，調查情況，研究糾風整社問題。
此後，工作隊大隊人馬，直撲麻城各社隊，抓整社典型。
1959年3月，四級幹部會議，萬眾齊聚縣城，各社、隊又全麵鋪開整社工作，發動幹群講問題，擺思想。形勢上轟轟烈烈，敢講真話的人卻不多。幹部和工作隊找社員作思想工作，又是承諾，又是高壓，強調這次是毛主席讓大家提意見，講問題，談思想，大家就放開膽子，決不打擊報複。
群眾終於陸陸續續地開了口，但暴露的問題卻令省、地、縣委領導張惶失措??
麻城“跑步進入共產主義”的高調，在湖北省算得上是名列前茅。
1958年8月，在人民公社化高潮中，中共中央批準向全國公布《?岈山衛星公社試行簡章（草稿）》。王任重看後，非常感歎：“看來前段工作，我們隻注意了躍進速度和產量問題，但忽略了所有製革命這個最根本的大事。”很快，河北徐水縣委發表了《關於加速社會主義向共產主義邁進規劃（草案）》，全麵描述了五年建成共產主義的社會藍圖。10月，山東範縣又發表驚世之作：《範縣人民公社關於加速建成社會主義並到1960年過渡到共產主義的規劃（草案）》。麻城縣委聞訊而動，大下功夫，想弄出一份趕超徐水和範縣的“共產主義規劃”。但幾經努力，最終也隻好比著葫蘆畫瓢，照貓畫虎地搞出了一份1962年建成共產主義社會的綱領：工業。建設大、中、小工廠100家，運輸汽車化，耕作機械化，電氣化。農業。水稻畝產二萬斤，棉花畝產五千斤，全縣糧食總產16億斤，人均口糧2500斤。多種經營。全縣養豬450萬頭，大牲口30萬頭，雞、鴨、鵝1000萬隻。綠化麻城，造林100萬畝，其中果樹30萬畝。保證每人每年吃肉100斤，雞蛋30斤，水果50斤。共產主義新社會。公社內設立公共食堂、宿舍樓、醫院、學校、圖書館、文化館、敬老院、托兒所、電影院、圖書館、大禮堂等，把公社建成花園式的“人間天堂”。文教衛生。全縣建大學4所，到1962年，20%的人口大學畢業，80%以上人口達到高中水平。免費教育、醫療、娛樂……
據說，這份文件送到省裏，王任重看完後很生氣：“亂彈琴，照著材料都搞不出個樣子來！”而被打入冷宮。
北戴河會議後，麻城敲鑼打鼓掀起了人民公社化高潮。 從此，共產風刮得天昏地暗。
公社化給麻城70萬人民的生活帶來了“三大革命”：吃食堂。全縣辦起6014個公共食堂。一時間“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飯”震耳欲聾；大搞 “行動軍事化，生產戰鬥化，生活集體化”。按人民公社為單位編成軍事組織，公社設團，管理區設營，大隊設連，小隊設排，排下設班。男女勞力，編入男營、女營，妻離子散，老人進敬老院，小孩入托兒所。吃飯上食堂，生產按連隊，居住大宿舍；“共產”集資，一平二調。廢除家庭，財產公有，一切歸公，社員除了隨身穿的衣物，掃地出門。這造成了諸多的社會問題和社員群眾的不滿情緒。
材料1 宋埠公社：經過這一階段的工作，現在群眾的顧慮少多了，最突出的是吃飯問題。公共食堂剛開始，“吃飯不要錢”的口號使社員們看到共產主義優越性，用他們的話來說，這是盤古開天地以來從來沒有過的事。但吃飯沒限製，公共食堂從早到晚開流水席，大家敞開肚皮吃飯，身體好的壯勞力天天吃糧兩三斤，還有吃飯放“衛星”的事。甚至連過路的也拉進食堂吃一頓，南來北往的客人，殺豬殺雞，高標準，好吃喝。加上深翻土地，大兵團作戰，大煉鋼鐵，大辦水利，都是日夜苦戰的勞動，體力消耗大，社員吃得也多。一餐不吃飽，社員就發牢騷，講怪話：“共產主義還能讓人餓肚子？”各工地抽調的工程用糧，幾乎成為無底洞。工地上勞動強度大，糧食吃完回公社拉。加上今年夏收、秋收缺乏勞力，收成不好，地裏也浪費了一些。幾個月下來，各食堂都發生糧荒，大多數食堂糧食接不上夏糧，缺3-4個月糧的食堂占89%。有11個食堂二三千人，現在開始煮菜粥了，一天兩餐四兩米，僅能維持半個月了。請求縣上緊急救助。全社缺糧至少40萬斤……
材料2 縣委工作隊調查：我在鋼鐵工地，聽說家裏讓集資人抄了，當夜就偷偷跑回家，村裏跟鬧了土匪一個樣子。我家七大間，門窗房頂牆壁拆了，留了幾堵土牆。在敬老院找到我娘，老太婆躲在山坡上哭了半天，我才搞明白。村裏的男女勞力都上了工地，老老少少也都住進幾個大院子，各家各戶都空了。那天村裏住進了幾百人，說是大煉鋼鐵，房磚拆去砌了爐子，木料拆去燒炭，村裏房子拆了一多半，你說慘不慘！找人說理都不知找誰去。第二天隊長還把我罵了一頓，說你個棒棒肉的，什麽拆了你家的房，共產了，哪有你的房，都是共產主義的。爭了幾句，隊長煽了我兩個大耳光，叫來幾個積極分子，一繩子把我捆緊送回熊家溝那邊的鋼鐵工地。到那邊又挨了一頓打，罰了兩天沒吃飯，還罰了十天苦工。現在一家12口人擠在巴掌大的一間小屋裏，住沒住的，吃沒吃的，用沒用的。
材料3 駐中一公社工作組報告：當時對共產主義認識不清，提出一些不恰當的口號：共產主義就是“電燈電話，樓上樓下”；“拖拉機耕田，自流化灌溉，一按電鈕長莊稼”；“穿著綢緞子，出門坐車子，吃飯不要票子，肉魚雞鴨滿肚子”。片麵強調“一大二公”，無償平調社員財產。全社大搞“捐款獻資，集資生產”，動員社員捐款捐物。由於社員私心和顧慮，任務完成不好，又成立專門的“集資隊”，幹部帶著積極分子和民兵抄家，見錢拿錢，見東西拿東西。稍有怨言，即批鬥、捆綁吊打，傷了社員的心。晏店管理區的一位王老漢攔著不讓抬防老的棺材，挨了幾耳光，氣極了喊出一句，“你們搞共產，怎麽比土匪還凶！”結果被打成“反革命”，送往集訓隊，不久勞累傷心病死了。晏店管理區第八生產隊第三小隊，從公社成立到大煉鋼鐵，搞了7次挨家挨戶大抄家，3次“促進共產”。“生活集體化”搞起集體宿舍，社員全都搬到大房子住，各家各戶均被“共產”。從此，隊裏缺什麽就到社員家裏拿。食堂缺鍋碗盆筷，就拿社員家裏的，煮飯炒菜，鋼鐵基地缺柴火，就拆社員的家俱、門梁，修土高爐又拆了一批磚瓦房。現在社員缺房住，食堂缺糧缺柴，明年生產缺工具、缺種子。已經因食堂停餐餓死4人，躺床病倒30多人，情況非常嚴重。
後經縣委工作隊查明，該隊是全縣最嚴重的“鬧糧荒隊”。
材料4 麻城縣委關於鋼鐵生產情況的匯報:在總結了 “大辦鋼鐵”以來的“偉大成就”,匯報1959年“掀起鋼鐵戰線大躍進”後,也反映了一些問題.據不完全統計,大煉鋼鐵,全縣扒房建爐毀壞民房四萬多間, “動員資金”二十多萬元,“燒炭”毀林二百三十多萬立方米，收集“小土爐煉鋼煉鐵原料”，毀壞農業生產工具六十七萬多件，計有鐵犁、鐵耙、鋤頭、斧頭、鐮刀、鍬鎬、車軸等，毀壞生活用具無法統計，有鐵鍋、鐵鏟、鐵鍾……工地還出現了一些幹部違法亂紀、隻要產量，不關心生活的的問題。各工地打死、自殺28人，病死16人。
1960年，趙金良在檢討會上十分愧悔：“一個糧食，一個鋼鐵，我們犯了兩個大錯誤。我們在糧食問題上，搞了浮誇虛報，跟著又是高征購，反瞞產，加上年景不好，造成群眾生活困難。鋼鐵問題上也是浮誇虛報，毀林燒炭，砸鍋搞鐵……”
這樣的材料，省委怎麽敢上報？
毛澤東已在認真思考。1959年3月9日，毛澤東向各省、市、區黨委第一書記發出《黨內通信——關於召開以討論人民公社為主題的六級幹部大會問題》，告訴他們3月15日在上海召開政治擴大會議，各地應立即召開六級幹部大會，“通過一個關於人民公社管理體製和若幹具體政策問題的決議，第一書記要作一個總結性的講話，以便又深又透地解釋人民公社當前遇到的主要矛盾和諸項政策問題。”
3月15日，毛澤東在武昌又發出《黨內通信——關於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說：在武昌找王任重和周小舟，談了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單位問題。湖北主張以原來的高級社即現在的生產隊為基本核算單位。河南主張以生產大隊（管理區）為基本核算單位。湖南讚成河南的辦法。各地要酌定。
3月17日，毛澤東再次給他們發出《黨內通信——關於召開縣的五級幹部大會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員代表大會問題》，批示各省、市、區開完六級幹部大會後，應召開縣的四級或五級幹部大會，要展開討論，言者無罪，大鳴大放，辯論三四天。並指示，要告訴公社第一黨委書記和縣委第一書記如何做工作。在會中，專門召集這些同誌講一次，使他們從過去幾個月中因為某些措施失當，吹共產風，一平二調三收款，暫時脫離了群眾，這樣一個尖銳的教訓中，得到經驗。以後要善於想問題，善於做工作，就可以與群眾打成一片。應當討論除公社，管理區（即生產大隊）、生產隊（即原高級社）三級所有，三級管理，三級核算之外，生產小隊（生產小組或作業組）的部分所有製的問題。這個問題是王任重、陶魯笳兩位同誌提出來的。我認為有理，值得討論。
風轉路徊。大躍進以來一直急進邀功的湖北省，在糾風整社運動中，的確為毛澤東提供了素材，為休養民生帶來了福音。
二、 麻城新“經”動九州
摸清了“偉大領袖”的脈搏，湖北 “糾風整社”下功夫再次做起了大文章。
王延春親率“秀才”和工作隊員，趕赴麻城，組織五級幹部萬人大會。
麻城縣委招待所。王延春不客氣地打斷了吳德簡安排生活的匯報，開門見山地告訴薑一，這次要把萬人大會開好，要把毛主席、黨中央整社的思想講清楚。一定要讓大家講實話、講心裏話，言者無罪，我們決不會搞秋後算帳。做錯了事，要認錯，才會取得信任，才敢講話。告訴大家，省委、地委、縣委是動真的。缺糧，給糧；缺錢，給錢；一平二調搞錯了，算清楚帳，堅決退賠。
五級幹部會議從3月23日開始進行了十多天。除縣裏幹部外，有300名公社幹部，600名管理區幹部，2500名生產隊幹部，5600名生產小隊幹部，還有一部分社員代表和“觀潮派”、“算帳派”參加。
會議開得很熱鬧。
大會開始，縣、公社和管理區三級黨委，就大躍進以來的問題，檢討認錯。又發動下級幹部和群眾提意見，講心裏話。時值春荒，各隊一窮二白，食堂斷炊。生產隊幹部和到會的群眾，聽得上級許諾，對“一平二調”的東西退賠還錢，發救濟糧，如同見到救星。有人開了頭，會場上爭先恐後報損失，報災情，報錢糧。
縣裏拿社隊的，公社拿隊裏的，隊裏拿社員的，一張白條一句話，東西說拿就拿了去。經算帳統計，麻城全縣拆毀民房47535間（大煉鋼鐵、興修水利、建企業、修辦公樓用料），平調耕牛874頭，牲豬3024頭，小家畜家禽8679（隻），中小型農具69654件。家俱409753件，砍伐樹木2000多萬棵，占用土地60520畝，無償占用勞力32000人，各種運輸工具31616件。其手段是平、調、扣、派、征、購、統、占、獻九字經。
匯總材料送上來，整理好交給寫作班子。
3月27日、30日、4月1日，以省委書記王延春、地委書記薑一、縣委書記吳德簡的名義，將萬人大會的情況寫信匯報給王延春，王任重轉呈毛澤東。毛澤東讀來，對整社心中有了數，立即批示至全黨，令各地效法湖北，安排好整社工作。
3月27日，王延春和吳德簡寫信匯報說：
會議開始，通過三級檢討，三個兌現，一針見血，解開了基層幹部和群眾心裏的疙瘩，調動了生產積極性。
縣、公社和管理區三級黨委，層層檢討，承認錯誤，使基層幹部把心裏的話都說出來，人人心情舒暢，上下團結。
解決“一平二調三收款”，搞三兌現：一是公社調生產隊的錢和物資，立即退回。二是缺口糧的，立即供應。三是窮隊，該支援的，立即貸款。
首先是退錢。縣長掛帥，成立清理委員會，負責縣級退賠。關鍵在公社，個別社錢花光了，大部分有錢不想拿，縣委說服公社書記，到底是要農民，還是要幾萬塊錢？縣裏抽公社的錢和物資，要退回去。縣和公社當場開支票，拿出錢320萬元，分別退還生產隊。當場辦手續，退生產隊拖拉機8台，抽水機5部，動力機49部，其他小機器部，各種運輸車子744部，各種小農具2697件，耕牛1025頭，生豬9019頭，小家畜3589隻，蜜蜂2192箱。這樣，會議立即沸騰起來，進入高潮，人人敢於鳴放，大字報貼了又貼。
信中真真假假舉了許多政策對頭，群眾心滿意足，感謝毛主席的事例。
錢和物兌現消息傳出去，轟動了全縣每個角落。群眾的生產情緒，直線上升。城關公社五四一隊，原來隻有900人出工，25日增加到1700人，共中278個婦女，是公社化以後一直不出工的。以前每人每天做營養缽1345個，25日每人做3795個，群眾說，過去吃飯“摔摔打打“，幹活時“懶懶踏踏”；現在吃飯時心情愉快，幹活時勁頭很大。五四九隊60歲老社員劉光啟，聽到消息後，說出了內心話：“毛主席說的話，我都聽，都說對，可是有一個問題我想不通，五七年我沒有很好幹活，還分得一百三十二元，去年都講風格，我拚命做了五千七百多分，卻隻分得一塊三角錢，我三日三夜沒有睡覺，去問隊長，隊長說：搞共產主義嘛！要講風格，你還想個人發財不成？我想，毛主席真是這樣整我嗎？從此以後，我把每天不離身的糞筐扔了。這次聽了政策，我明白了毛主席永遠是英明的，我罵了他，對不起黨。現在老頭又把糞筐找回來，整天起早摸黑地揀糞。
安排口糧。全縣6014個食堂，口糧接到麥收的1638個，有困難的2545個，目前就要供應的1821個。全縣沒一個地方不吵供應，產糧區和高產區吵得更厲害。信中認為，糧食緊張的主要原因是怕多征購。會議上，報上來麥收前全縣需供應糧食三千多萬斤，比縣計劃增加兩千多萬斤。經過縣委工作，“緊張的空氣逐步緩和下來”，“多要供應指標的自動少要了”。
支援窮隊。富隊退了錢，大部分窮隊卻還要負債。會議宣布：窮隊欠公社和國家的債務，一律緩還。縣、社給窮隊貸款280多萬元，並派出400多幹部和一批技術人員加強窮隊，發展生產，幫助窮隊趕富隊。
4月2日，毛澤東接到王任重呈來的材料，對此批示：“這幾個文件都值得看。特別是《麻城萬人大會的情況》，值得看，辦法很好，縣、社兩級該退還的，迅速還給生產隊了，一身清淨，然後進而解決隊與社員的矛盾，公社就可以大大地發展起來。”
就算帳中揭露出來的社、隊幹部貪汙問題，3月30日，王延春、薑一、吳德簡又寫信專門匯報。
在解決縣、社平調問題上，會議本想解決糧荒缺口，但無法落實。信中說，全縣八百多個生產隊就有七百多個要供應，要糧2500萬斤，不僅超過縣裏900萬斤的指標，而且超過全縣庫存糧1800萬斤的指標。於是，縣委決定發動群眾，算清生產隊的帳。
29日僅半天討論就揭發出很多問題。許多生產隊帳目不對。宋埠公社抽生產隊錢77萬，生產隊帳上卻有99萬，各小隊上交生產隊籽棉24.8萬斤，生產隊帳上隻有19萬斤。張畈一隊，9個小隊和隊裏查對帳目，出入很大。糧食差2.9萬斤,高梁差1100斤,花生差60斤,芝麻差500斤,黃豆差270斤,錢差幾百元。生產隊幹部普遍有貪汙行為，宋埠公社岐亭六隊24個幹部，19人貪汙2400元，5個貪汙的都因不在家。生產隊幹部貪汙十幾塊錢算“清白幹部”，貪汙一二百元相當普遍，多的千元以上。小隊幹部貪汙一般幾塊，十幾塊，多的幾十元。貪汙的名目很多，有貪汙工資的，中一公社21000個勞動力，生產隊領去23000個勞動力工資。有貪汙超產獎金的。三河公社5個大隊，有4個大隊獎金被貪汙了。有貪汙工農業投資的，東木公社丁家河十一隊的幹部，把社員投資工農業的現款和7個大元寶貪汙了。有貪汙副業收入的。龜山公社八隊4個幹部集體貪汙4900元事業款，因為分不平，下手搶了，連通訊員也抓了一把。有貪汙過節費的。三河公社春節發肉發錢，有的生產隊幹部就把錢扣了。貪汙罰款的，龜山公社8個幹部，私罰社員40元，拿去喝酒。此外，有貪汙利息、貸款、救濟款、購糧款、夥食費等，反正是見錢就抓。
信中認為，這涉及到黨群關係問題，寧可多開兩天會，也要抓好。
收到王任重轉來的這封信，毛澤東於4月3日批示全黨：“此件極好，每個縣、社都應這樣做。算帳才能團結；算帳才能幫助幹部從貪汙浪費的海洋中拔出來，一身幹淨；自由才能教會幹部學會經營管理方法；算帳才能教會五億農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監督公社的各級幹部隻許辦好事，不許辦壞事，實現真正的民主集中製。”
4月1日24時，王、薑、吳再次寫信，匯報大會揭露出的生產隊幹部貪汙和瞞產私分問題。
信中說，自29日轉入解決小集體（生產隊）與社員矛盾以來，情況很好。今日止，有177個生產隊突開了，搞出了私分和幹部多占的糧食1969萬斤，棉花41萬斤，油脂20萬斤，幹部貪汙挪用款36萬元。下麵說幾個典型材料：
城關公社楓樹十四隊原總收入7.5萬元，算帳後清理出5.3萬元，增加70%。
白杲公社星火一隊報出瞞產50萬斤糧食。
宋埠公社116個生產隊幹部貪汙挪用6616元，人均570元。
白杲、城關公社116個生產隊549個幹部（包括小隊長）共貪汙87451元，人均159元。
城關公社紅石三隊區幹部貪汙挪用12000元。
三合公社一個生產隊會計就貪汙816元。
中一公社各生產隊幹部一直都多領3000多個勞動力的工資，貪汙了。
宋埠公社五星三隊隊長洪中明用假發票、偷賣公物、改單據等十種辦法貪汙挪用1418元。
白杲公社星火十隊幹部以補助照顧為名，私分三次，計500元。第三次曾有一個黨員反對，人們用“腦筋太死，趕不上形勢”說服了他。
東木公社木子店六隊一個食堂主任貪汙226元，會計懷疑，他就這樣嚇唬會計：“你看哪有共產貪汙的。”
由於貪汙引起的幹部生活特殊、皮鞋、煙酒、魚肉、不務生產、亂搞皮絆等現象也是極其嚴重的。
對待生產隊幹部，首先肯定他們大躍進中的功績，肯定絕大多數是好幹部，然後嚴肅指出他們貪汙多占的錯誤，嚴重性是破壞了黨和農民的關係。毛澤東對此有幾分憤怒地批示：是在於毀壞社會主義事業，是在於毀壞合作社和人民公社，是在於毀壞幹部自身。
4月3日下午，毛澤東將此件批發全黨： “此件連前兩件，中央、省、地、縣委書記、委員人人必讀，各縣、社都應仿此辦理。”
從這三封信，毛澤東第一次係統接觸到大路進中幹部普遍貪汙挪用的嚴重問題。然而，信中掩飾了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造成嚴重糧荒，並將之歸結為瞞產私分和幹部多吃多占，這就為後來大饑荒中全黨“反瞞產”、“搞後手糧”，開啟了思路。
以“天下第一田”知名天下的麻城縣，又以刹“共產風”，反幹部貪汙風而天下聞名。
從各地上報中央的材料來看，麻城萬人大會經驗，成為各地整風的指導文件，對當時全國整社運動起到了樣板效應，對全國農村緩和緊張局麵、舒解民眾疾苦和反對幹部貪汙浪費，起到了積極作用。
萬人大會後，麻城各社隊發動群眾，貫徹政策，整頓公社，全縣830個生產隊全麵開花，省、地、縣、社派人幫助整改。全縣2264個小隊，退賠20萬元。部分退還社員財產，把煉鋼鐵時強收的社員銅鐵器皿，作價9.8萬元;“調用”社員糧食折款90.8萬元退還社員；其它物資，部分退款3.5萬元;退家俱3.2萬件;1.2萬戶社員搬住退還的老房;退社員牲豬7172頭。
1959年4月，湖北省委召開擴大會議，總結大躍進經驗教訓。會後向中共中央報告中，檢查說：“勝利衝昏了頭腦”和主觀主義、官僚主義，助長了下麵幹部的命令主義、形式主義，甚至弄虛作假的風氣。並修改了原上報1958年全省糧食產量，從450億斤降為300億斤。中共中央以充分肯定的批語，將此報告轉發全黨。此後全省浮誇風有所收斂。
一時間，社員生產積極性有所提高，春耕生產熱火朝天。用社員的話說：“共產黨和毛主席知錯就改，我們有盼頭了！”
三、1959：“苦日子來了！”
自1959年春荒，麻城人開始過上了“苦日子”！
至今，回憶起大躍進和“苦日子”，麻城的過來人仍是毛骨悚然，心驚肉跳。
用“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一位當事者的話來說：“麻城人跑過白匪、跑過日本鬼子。白匪和日本鬼子來了，你還能躲到山上去。苦日子來了，躲都沒法躲！”
1959年春荒，驟然降臨到荊楚大地，饑民如潮，災情如潮，而且各地的城市紛紛出現庫存緊張，糧食告急的情況。這令湖北省委第一書記王任重大惑不解，又怒火中燒。
1959年3月11日，整社糾風的湖北省六級幹部大會。本來談到人民公社體體和所有製問題時，還不失灑脫的王任重，一提到完不成中央糧食征調，各地上報糧荒問題，不由得火冒三丈，怒然失態：“全省一九五八年農業生產是大躍進、大豐收。在大豐收的情況下，出現了怪事情：糧食、棉花、油料的統購任務完不成！”他聲色俱曆地瞪著台下幹部嚷了起來：“全省糧食產量1958年比1957年增加了200億斤，中央要我們多調出多少斤糧食呢？比一九五七年隻多調六億斤。可是到現在完成得很差。這一點，我們湖北省是很不光彩的！”是嗬，增產200億斤，卻拿不出糧，交不了差。王任重又氣憤又激動地說：“更怪的事情是，不僅僅沒有完成收購任務，有一部分地區還大鬧糧食風潮，什麽食堂停夥，沒有糧食吃了，一天十二兩米（十六兩一斤老秤一引者注）、八兩米、四兩米、挖藕、吃菜、往城裏跑。有的地方鬧得烏煙瘴氣，就象一九五四年大災荒後的樣子，簡直惶惶不可終日。”
而災荒危如刀兵水火！就在他說話的同時，全省有800萬人一天隻能吃到三四兩米（老秤），更有1300多個食堂斷炊！1959年春，號稱魚米之鄉的湖北，發生了曆史罕見的現象：初春樹葉剛發芽吐綠，就被饑民一掃而光，捋了長，長了又捋，樹葉捋去填饑腸。至五月暮春，許多地方還是隻見樹枝不見葉。漫山遍野，老人孩子見到綠色就撲過去。餓得眼都發綠的男人們，把泥塘翻了一遍又一遍，哪怕挖出一個藕節巴，也是妻兒老小們救命的希望。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1月至6月，全省病餓致死的農民高達十多萬人，浮腫病人大量出現。一時間荊楚大地饑民遍野，逃荒、要飯的“盲流”滾滾……而各地民兵，公安奉命設卡堵截，大抓破壞社會主義形象的盲流，送勞改，罰苦力。
大躍進黃岡在湖北出了名，“苦日子”黃岡民眾遭罪更深。高產高征購，黃岡征購高於曆年。地委原報1958年糧食總產50億斤。後在“糾風整社”時，調整為33億9908萬斤（實際不到30億斤），比1957年減產4.5%。而征購任務，卻由上年6億2907萬斤，增加到7億1065萬斤，多征8158萬斤。
麻城縣牛皮吹得大，征購自然更高。征購任務是按產量比例下達的。麻城縣委書記在《人民日報》上公然宣稱：繼“天下第一田”後，高產“衛星”此起彼伏，畝產10萬斤、20萬斤的高產“衛星”形勢喜人。縣委書記吳德簡和趙金良先後宣布：1958年，麻城糧食總產量超過10億斤。因此，下達的征購任務為1.2億斤，後調整為9294萬斤。比上年多1169萬斤，全縣人均多征17斤。而1958年糧食產量，實際不到4億斤，縣委後來“落實”為4億2725萬斤，比上年減產5709斤。
一方麵，糧食高征購，一平二調，吃飯不要錢，敞開肚皮吃飯，秋收勞力短缺，粗放收割；另一方麵糧食減產，必然導致糧荒。
1959年春荒，湖北最嚴重的是黃岡，黃岡最嚴重的是麻城、應城、蘄春這些高產“衛星”縣。蘄春上報材料說，張榜公社大桴衝大隊8460人，僅二月中旬到三月底，一個多月餓死139人，113人餓成重病，682人浮腫，屙血！
據《麻城縣誌》：“1959年，饑荒。民食草根、樹皮、觀音土。”
“天下第一田”的河北垸，1958年放大“衛星”，結果高產、高征購。征購後，全社留下的糧食不夠吃兩個月。12月開始，社員每人每天隻能吃到一二兩米！食堂一天開兩餐，有時開一餐，吃的摻菜稀飯。而且食堂人員、幹部先撈稠的，剩下稀的給社員。本來冬天也長菜，但耐不住拿菜當救命糧。青菜吃完了，社、隊員發動社員去采野菜、草根、樹皮摻在稀飯裏。縣委還一個勁發動幹部搞“瞞產糧”，要完成征購糧任務。到了春節，家家戶戶哭聲連天，男女老少餓得肚皮貼著脊粱骨。
大年三十晚上，河北垸一些農民家裏冒出了煙，那是饑餓難耐的人們，把填枕頭的穀殼倒出來，磨成糠煮一餐“團年飯”！
大年初一，小隊幹部望著空蕩蕩的糧倉，心裏流血，隻好把喂豬的粗糠，分給社員磨了吃。正月十五那一天，小隊又把喂牲口和積肥的菜枯、麻枯餅，分給社員當糧。
到了3月，公共食堂斷炊了。“天下第一田”如今卻連吃糠、吃野菜都難了。社員靠野菜、野草救命，甚至挖“觀音土”當糧吃。還有社員跑到20多裏路外的大坳水庫，到山裏挖葛根、蕨根、麻根，拿回家當糧吃。近處挖完了，又跑到60多裏外的野馬崗挖野菜。
1959年春荒，河北垸的群眾，吃的野菜，真能開博覽會了：灰灰菜、地米菜、馬齒莧、豬婆菜、鵝鵝腸，這些豬草，如今成了好吃喝。竹葉草、雞葉草、車前草、水葫蘆、野蒿子甚至茅草根、鐵盤根草、各種樹葉，這些豬都不吃的東西，人們拿來填肚子，還不容易采到手——饑民太多了！
當初人歡馬叫參觀“天下第一田”的“迎賓路”上，如今樹葉捋得禿頂光，樹皮剝得淨淨光。就邊山坡上的油樹皮全都剝光了??那東西有毒，人吃了瀉腹拉肚子，吃多了中毒會死人。但餓極了的饑民也顧不上死活了。
1959年春荒，麻城吃野菜毒死83人，中毒2758人。
最難吃的是糠殼和觀音土。咽下去不容易，屙出來更難，隻好請人用小耳勺從屁眼裏往外掏，不少人被活活憋死。河北垸因此死兩人。這一年，全垸餓死49人。羅毛 和她弟弟餓死時，一個12歲，一個才2歲。羅毛娟臨死前最後一句話：“我餓啊，想吃一頓飽飯。”
58年放出中稻畝產52599斤“大衛星”的熊家溝鄉，距河北垸十多裏。59年的春荒駭人聽聞。58年征購糧，使熊家溝鄉成為麻城縣缺糧斷炊最嚴重的地區。至1959年春，全鄉大規模出現糧荒，浮腫、死人時常發生，而縣裏催交征購的電話不斷。該鄉徐家山垸，本是糧豐穀茂富饒之地，59年春荒，餓死、病死近百人。五級幹部大會問題反映後，白杲公社派人前往救災。當他們運送1500斤大米，5000斤蔬菜趕到徐家山垸，家家斷炊，戶戶倒人的慘況，令那些救災的漢子們人人潸然淚下，泣不成聲。也虧了這批救濟糧，大批饑民才得保性命。
另據《麻城縣誌》載：7月，部分地區農民因饑荒外逃。白杲公社望花山6隊外逃52人。政府大力工作，全部回村。
1961年整風整社時，省、地工作隊有一份材料：1959年春荒，麻城縣因食堂斷糧餓死、病死4500多人（1960年，縣委一份檢討材料中說是死人1370人），病倒37380人。實際情況，應該遠比這嚴重。
幸好糾風整社，縣委發下920萬斤救命糧，春荒終於熬過去了。夏糧開鐮後，麻城民眾吃到了半年來第一次飽飯，盡管夏糧因“吃青”和社員無心生產而嚴重減產。但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問題。六七月間，麻城饑民的大批外逃，討米要飯。
直到7月，白杲公社望花山大隊6隊外逃社員52人。結果全被“勸說、動員”和抓了回來。
對於59年春荒，麻城縣委有一種說法和交待，1960年，在縣擴大幹部會議第一階段的總結報告中，趙金良這樣說到：“58年年成也不錯，就是因為大吃大喝，結果餓肚子。當時我們打電話叫你們吃，吃飯放衛星，不光吃飯，還叫你們吃肉，全縣殺了六萬頭豬。白天吃不算，夜晚還要吃。這樣吃了兩個多月。到59年春季，有的糧食吃完了，幾天沒有米，光吃代食品、吃菜。59年又沒有吸取這個教訓，又搞了一些，今春又是半斤糧食。”
1959年的春荒，到麥收終於熬過去了。政策寬鬆了些，社員們允許生火，還分了一點自留地，而夏季田地裏、山崗上生產的野菜還多一些。
被饑餓折磨慘了的人們，開始鼓勁生產，期望著早稻開鐮，他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吃飽肚子。
四、天絕人路
1959年8、9月間，廬山會議改變了中國曆史和人民的命運。
廬山會議原定議題是進一步糾左，克服困難，以利繼續躍進。上廬山之前，毛澤東一路視察了河北、河南、湖北、湖南。湖南在糧食安排、食堂問題、大煉鋼鐵方麵，工作比較好，毛澤東去湖南時，專門帶了王任重同行，幫他轉轉腦筋。而湖北糧食緊張，王任重也想向湖南借糧。
湖北的情況嚴重到了什麽程度呢？不僅是農村斷糧，湖北各地城市糧食供應也非常緊張，就連糧食之外的副食、肉類、油類甚至是香煙等物的庫存也幾乎快要挖空了。1959年6月，不僅省委領導人的特供物品大幅度削減，甚至為了迎接毛澤東隨行人員的生活，也成為湖北省委頭痛的麻煩事。以前管吃夠飽的魚、肉、禽、蛋及特色菜點，已極為奇缺，就連蔬菜也偶爾才能讓人嚐鮮。毛澤東的夥食就更為難了，往往省委一連忙上幾天才能找到一點毛喜歡吃的臘味。毛澤東由此也感到了湖北的困難。但王任重向毛澤東匯報時，曾一口咬定湖北的困難是1958年遇到天災。不過，他後來也曾向毛澤東承認過領導失職之錯。6月22日，毛澤東的專列到達湖北廣水車站，毛澤東約王任重晚上到專列上談話，談大躍進問題和湖北的情況。兩人從深夜11點談到第二天淩晨2點半鍾。王任重心情沉重地對毛澤東說：“我最近到麻城、新洲去參加勞動，看到農民麵有菜色，我心裏難過。當然，所謂勞動是沒參加的，饑餓的農民他倒是看到不少，社員的苦難他也了解到一些，更主要的是毛澤東關注到了這一點，他也就選了這樣的話題說。毛澤東聞言，語重心長地說道：“你們估產估高了，用糧用得太多了，提倡敞開肚皮吃飯，不妥當。富日子要當窮日子過。”
跟著毛澤東到湖南的王任重，卻幾次受到他不能容忍而又無可奈何的羞辱。
在長沙、王任重本想找個機會向周小舟開口借糧。但他是個虛榮心特強的人，總也並不了這個口。在一次和周小舟、羅瑞卿幾個人閑談中，周小舟對自己上一年的大躍進“插白旗”，挨批評表示不滿，對湖北上年浮誇放“衛星”得表揚，而1959年出現大饑荒感到氣憤。周小舟當麵挖苦說：去年我們產量低挨批評，但是我們現在還有糧食和臘肉吃。湖北不是放“衛星”，報高產嗎，怎麽搞得現在連飯都沒得吃？王任重聽到此話，滿臉脹紅，訕訕地出門走開了。不過兩個月以後，廬山會議反擊“彭、黃、張反黨集團”，王任重可好好地出了這口惡氣，周小舟被整得九死一生。
6月下旬，毛澤東回到故鄉韶山，隨行的王任重又被毛澤東的鄉親們不意中狠狠地羞辱了一番。那天毛澤請家鄉的親戚、朋友、烈士家屬吃飯。酒席上飯讓吃飽，酒上喝好。餓肚子好幾個月的韶山鄉親們，見到好酒好菜好飯，如狼似虎，狼吞虎咽。毛澤東起身敬酒之際，他的一位親屬老漢當著毛澤東的麵向同桌的王任重說話了：“你們湖北去年放衛星，報紙上一登就是上萬斤，幾萬斤，不愧心？我不相信你湖北的田土再好，就能產穀上萬斤？”
王任重當場非常尷尬，隻好解釋：“畝產萬斤，確實說謊，但有少數高產千斤是真的。”老漢聽了直搖頭。但這是毛澤東的親屬，王任重丟了人也沒法去找回麵子。但此事弄得他心煩意亂，當晚無眠。
廬山會議，毛澤東定下19個問題，供與會者討論。在學會過日子這個問題中提及，湖北農民批評幹部：一不懂生產，二不會過日子。去年湖北的錯誤，是窮日子當富日子過了，放過衛星的縣過的最差。顯然，像麻城這樣的衛星大戶，給毛澤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據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在“神仙會”上，王任重反省了湖北的大躍進，認為教訓確實沉痛，比五四年大水災情更困難。今春500萬人幾兩糧，吃稀飯，教訓才深刻。已死了1500人，15萬人浮腫病（按：當時省委掌握的不完全統計材料，死人37000多人，浮腫51萬人——引者）。早稻下來才可好轉。這是全黨全民教訓，很難過。對所謂勝利估計錯誤，是盲目性，主觀主義 ，衝昏頭腦。糧食隻產200多億斤，卻按450億斤過日子。今年一月還報400億斤（反了浮誇，公社上報的說有430億斤）；三月還說有350億斤；四月再摸，不到300億斤； 上山前由縣委書記再摸，230億斤（實際產量不到190億斤——引者）。五七年是219億斤，為什麽增產不多？大躍進掩蓋了水旱災情，500萬畝隻收幾十斤（仍報千斤），有100多萬畝早稻失收。去年增產密植、高產，放衛星成風。領導隻抓了小麵積樣板田，隻抓了公路邊看得見的。腦子發熱，難於轉彎。說真話不容易，縣委書記、勞模當麵說假話……
看來已清醒了的王任重，卻在毛澤東就彭德懷“上萬言書”而怒發雷霆萬鈞，大批“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後，見風轉舵，全力投入揭批鬥爭之中。王任重也因此更為毛澤東所重用。周小舟被打為“反黨集團主將”，湖南省委書記處書記周惠也受到牽連。用王任重的話說，湖南省委“坍了台”了。按毛澤東的意圖，從湖北省委調來張平化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調來王延春任湖南省委書記兼省長，湖南省委被改組。
廬山會議後，湖北象全國一樣，掀起了“更大躍進”高潮，機關、工廠、農村、學校全麵揭批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揭批否定 “三麵紅旗”的“右傾機會主義”，工、農業生產“更大躍進”，城市全麵建立人民公社，農村人民公社和公共食堂全麵恢複，農民自留地全部歸公。8月25日至9月15日，中共湖北省委擴大會議在武漢召開。8月31日轉入“反右傾”鬥爭。會議仿照廬山會議抓“軍事俱樂部”形式，武漢市委宣傳部長夏衍綬、《長江日報》社長肖鬆年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文化俱樂部”成員。會後，全省大批“觀潮派”、“算帳派”，大搞“更大躍進”、“反瞞產”運動。
五、“罪孽啊罪孽，真是罪孽！”
麻城，“更大躍進”造成更高指標、更高征購、更大糧荒，造成更為嚴重的幹部違法亂紀，強迫命令，更為惡劣的幹部生活特殊化，更加尖銳的社會矛盾。
一位原縣人委會幹部，對廬山會議後麻城形勢，作過中肯的概括：“廬山會議後，一切理想化的幻想都破滅了，從人心說，上級的高調沒誰信了，工作無法推動。但共產黨的幹部肯定跟著中央走，中央說咋個子辦，幹部肯定跟著走。吃虧的肯定是群眾。幹部說不聽，就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暴力成了動力。工作中心就是糧食，高指標、高征購，搞不到糧食就‘反瞞產’。農村能搜刮的糧食都搞走了，整個社會都亂了套了。社員吃什麽？偷、搶糧食、挖野菜、吃觀音土，得病死人，那個罪遭大了。罪孽啊罪孽，真是罪孽！”
廬山會議後，麻城縣委把上半年糾風整社中的承諾一風吹，社社隊隊大搞 “反對右傾機會主義”，提過意見的人被扣上“右傾”帽子挨整。1959年9月開始的“反右傾”運動，兩年中開除黨籍者112人，留黨察看84人，撤職40人，嚴重警告處分65人，警告67人。被批判者一律受到體罰。
糧食生產又大放“躍進衛星”。59年夏收減產，早稻減產也已成定局，而縣委訂的糧食生產指標，從四億斤、四億五千萬斤、最後“躍進”到五億五千萬斤。上級下達的征購任務，定在一億一千萬斤。而實際產量，三億三千二百多萬斤。若完成征購，留下種子，牲口糧，人均口糧不到三百斤，出米二百斤，人均每天吃糧不到六兩。幹部多吃多占，食堂人員貪汙偷拿後，公共食堂能讓社員吃到的口糧，平均每天半斤。
收早稻、插晚稻，縣委提出口號：“交足國家的，再留自己的。”收下稻穀就地封倉交國庫，社員一看寒了心：糧食泡了湯，日子怎麽過？因此，隻有保命的心，沒有生產的勁，晚稻秧頭天插下去，第二天漂起一層。人哄田，田就哄人。稻田裏，隻見禾草不見穀，普遍畝產一二百斤。“天下第一田”，畝產不到一百斤。
59年早稻、晚稻收割，糧食成為幹群衝突焦點。縣、社幹部緊急下鄉，在曬穀場蹲點。縣委要求：“邊收，邊曬，邊入庫，邊上交，武裝護糧。”膽大的社員則邊收、邊偷、邊藏，以備饑荒。縣委聞訊，下令“堅決打擊階段敵人的破壞活動！堅決打擊偷糧瞞產的歪風邪氣！”在中一公社“反瞞產”現場會上，縣委書記布置：偷糧的，要批鬥、送勞改。搶糧的，就地鎮壓。1959年至1960年，麻城縣幾個糧庫發生武裝人員開槍打死人命事件。
暴力，成了幹部們開展工作的法寶。群眾稍有不滿，“就遭亂鬥、亂罰、亂打。”縣委書記在中一公社和宋埠公社提出：“棉花一天要長三寸”，將棉株插上標記，派人檢查。達不到要求，就地“整風”搞得人心惶惶。
縣委在宋埠公社搞“高產試驗田”。9月，聽說省裏要來人檢查工作，縣委急忙抽調大批社員“突擊作戰” 。第二天，縣委負責人到田裏檢查，一看草未薅盡，劈頭蓋臉兩耳光，當事的社員在毒熱太陽下的田裏罰站兩天，不準吃飯，並發話：“還吃飯？人活都不會幹，吃屎吧！”
1960年12月，全縣糧荒十分嚴重，幹部群眾都惶惶不安。而趙金良《在縣委擴大幹部會議第一階段的總結報告》中，對與會者大力施壓，務必完成征購任務。“我們的任務就是一億一千萬斤，把它完成再沒任務了。明年的任務一億一千萬斤已經定下來了，夏季如果豐收了，可以完成任務的50%。如果增產30%，也隻增加10%的任務。我們過去的缺點，是生產的發展趕不上統購任務的增加。”
在這個會議上，他還神氣活現地傳達了王任重吃糧少也死不了人的指示：“今年再講清楚，現在每人每月留了25斤，再吃不到，不能找我們。我們20多斤糧食隻要安排好，完全可以過得去。去年幾斤穀也過來了。任重同誌講：四兩糧食不作重活，隻作輕微的事，死不了人；半斤糧食隻能搞半日製，勞動半天，休息半天；二兩糧食，吃的水也不能挑。沒有糧食有藕吃，也餓不死人，如果沒藕吃光吃菜也可以維持20至30天，死不了人。” 這可不是趙金良假傳聖旨胡說八道硬把這沒人性的話往省委第一書記頭上扣，這的確是王任重在全省省、地、縣三級幹部會議上的親口指示。
明知就在嚴重缺糧的情況下，縣委不顧人民死活，搞起了“反瞞產”運動，全力搜刮“征購糧”，以證實麻城生產確確實實現了“更大躍進”。
會後，幾位縣委負責人親自出動，蹲點“反瞞產”，查“後手糧”。一到公社，他們首先宣布把各生產隊糧倉，公共食堂糧倉一律封存，上交國庫。又組織社隊幹部，帶領武裝民兵，挨戶查抄。先是“坦白交待，自查自報”。報不出來就“辯論”。再不交糧就抄家。各社隊都奉命派幹部來參加現場取經，然後回去照此辦理。社員斷不斷糧，餓不餓死沒人管，反正回家要的糧食一斤一兩都不能少。麻城縣委第一書記吳德簡就在反瞞產大會上凶狠地交待下來：“國家的征購任務，一斤一兩也不準少。少了一兩，黨籍幹籍一齊拿。你不拿糧食，我就拿你的人！”全縣在這場運動中，打死逼死67人。“反手後糧”運動的結果，把社員口糧，及部分公共食堂糧食一掃而光，加劇了大饑荒，造成更大規模浮腫死人。
社隊幹部更為惡劣。據整風材料揭露，三河公社捆綁、吊打、辱罵社員的幹部達661人。其中，平堵山管理區團支書硬說社員曾誌文偷了食堂的糧食，派民兵把他抓來，把他雙手反到背後，用繩子把他雙手的大、小手指捆緊，吊起來毒打，背後還壓一塊幾十斤重的大城牆磚下麵燒一堆辣椒，用煙熏。直到曾誌文4根手指吊斷，人摔到地上，隻有出氣，沒有進氣，才讓把他抬回去。
三河公社動手打人的公社幹部（包括公社工作組）5人，管理區幹部11人，生產隊幹部64人，小隊幹部78人。被打的群眾318人，因打致傷的10人，因打外跑的28人，致死的4人。被搜查的社員1014戶，占總戶數的4.6%。亂懲亂罰的有11個管理區,84個生產隊90人,占幹部總數28%,其中生產隊幹部83人,小隊幹部7人,被罰的社員4096戶,占總戶數的19%。
“反瞞產”運動加劇了糧荒。全縣出現大規模逃荒、斷糧、浮腫、幹瘦、婦女閉經、子宮下垂、小兒嚴重營養不良情況。僅1959年全縣發現婦女子宮下垂病患者即高達34595人。沒被“發現”者當然不在此列了。
據1961年冬，中共麻城縣委給省、地委的報告《關於一年來農村整風整社的總結》稱：“今年三月整風中所揭發的問題，除政策方麵外，幹部作風是十分嚴重的。據統計：小隊長以上的幹部嚴重蛻化變質的有858人，‘五類’分子253人，他們貪汙多占糧食44萬多斤，現金7萬多元，瞞產私分糧食125萬斤，油料一萬多斤，皮棉一萬多斤，打罵群眾946人。破環了黨群關係，挫傷了群眾的生產積極性。如白杲公社梁家畈一隊黨支部付書記李安恒，從三月到八月，共捆打吊罵社員幾十人，捏造社員董純紹偷他的皮包一個，人民幣60元。首先派民兵到董家進行搜查，又親自動手用扁擔毒打一頓，苦打成招，逼著賠款20元，棺材一個，衣服一件，共折人民幣37元。董因受傷過重，被打後一個月就死了。6月18日，又以反偷盜為民，組織非法鬥爭，將偷走救命的婦女抓來，一次打7個婦女，有的打得不能走路。群眾罵他們是‘國民黨’。通過整風，發動群眾訴苦鬥爭，將李逮捕法辦，人心大快。各公社都根據揭露問題的情節輕重，分別進行了黨內的和行政的處分。
1960年至1962年，省、地、縣整風整社，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工作組，收集了大量幹部問題材料，為後人留下了珍貴的曆史資料。權力的現象，是權力者對社會成員的支配和控製，權力的本質，則是權力者對社會產品的支配和占有。當社會整體利益還感召著權力者們麵向即定目標時，權力支配的利益也會朝向此際。當大躍進理想主義破產時，權力支配的利益必然趨向二元化——權力係統和權力者本身。暴力推動工作，腐敗浸透幹部。糾風整社中被揭露整改的幹部腐化墮落問題，廬山會議後則如洪水猛獸，卷土重來。
一位整風整社受到黨紀處分而一直喊冤的幹部，曾這樣對筆者辯解：“當時的情況很複雜。前幾個月的整社，幹部認識到了錯，辦了糊塗事，傷了社員的心，也想把工作做好。但廬山會議後形勢跟白色恐怖差不多，誰還敢堅持原則講真話，批鬥、吊打、勞改等著你。當時的中心工作，就是搞糧食，交征購。下麵又沒糧，怎麽辦？隻好昧著良心辦事，不擇手段，達到目的。形勢那麽緊，糧食那麽難，當幹部也有妻兒老小，利用權力搞點多吃多占，也是人之常情，不然也跟社員一樣忍饑挨餓，那不多占點，就逃不脫浮腫死人。為了保命搞點吃喝錢財，我看遠比現在的幹部好得多。”
廬山會議後幹部隊伍墮落到如此境地：貪汙腐化，多吃多占，巧取豪奪，魚肉百姓，隻是為了危機中的生存本能。大躍進的理想主義，在他們心裏也蕩然無存了。
按照後來整社，“三反”和社教運動的揭發材料及我們的調查所顯示，幹部腐敗，從1959年下半年更加泛濫，到1960年上半年橫行無忌，下半年有所收斂，1961年以幹部“五風”為目標後，大量問題被揭發出來。
1961年，麻城縣委組織部在一份報告中寫道：“幹部中普遍存在特殊化，以權謀私和貪汙行為，開小灶貪汙公款，私分糧食成為尖銳問題。有的人見錢手癢，見物就拿，見吃喝就張嘴，用公款如用自己腰包。社員反映最激烈的問題，就是食堂斷夥，浮腫死人，小灶都天天大吃二喝，酒肉不斷，全縣67%以上的公社、管理區、生產大隊一二把手，小灶常年不斷。”
幹部不僅多吃，而且多占，往家拿。1960年春節，宋埠公社7名主要幹部，從食堂小灶拿走牛肉25斤，豬肉118斤，糧13.5斤，油70斤。1960年10月至1961年4月,白杲公社幹部,從生產隊平調的牲口中,殺老弱病牛6頭,豬58頭,羊22口,雞1750隻,鴨630隻,以招待客人、開會、打牙祭為名,大吃二喝,集體私分。有的幹部竟把配給浮腫病，幹瘦病人救命的營養品和救濟糧，貪汙私分，宋埠公社60%的營養品被私分。”
據1960年開始的農村“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三反整風運動揭露，湖北農村大隊、小隊幹部中，貪汙多占的達23%，平均每縣隊幹部貪汙多占15萬元，打罵群眾嚴重的約占5%。而據省裏大大縮水的材料，弄虛作假的長期吃小灶的占10%，不勞動的占7%。1960年2月湖北省委上報中共中央《關於農村三反整風運動的報告》，認為湖北省農村幹部30%—35%變質了，“主要是手腳不幹淨，強迫命令，弄虛作假，‘吃小灶’，不勞動等。群眾意見很大。”群眾批評說：“有的幹部是三子：穿的衣服公子，做起事來象戲子（做假），吃起飯來像月婆子（產婦）。”又說：“有的幹部是三化：生產指手化，匯報說假話，生活小灶化。”麻城縣宋埠公社大塘角管理區五隊的貧農們寫了一張大字報說：“幹部大不該，貪汙又抹牌，小灶天天開，超支個個來；生產不領導，躍進從何來？要求上級黨，快快做安排。”
60年春荒，麻城流傳一首順口溜：“幹部家裏人不死，食堂家裏不死人，糧店家裏死不了人。”而廣大社員則衣不遮體，腹內填草，村村死人，戶戶浮腫。
飽暖思淫欲，饑寒起盜心。有權有勢，就有錢有糧。幹部“也是人嘛”，沒有製約，便乘機大發災荒財，貪汙之餘，用糧食換社員私藏的金銀首飾，大洋、元寶。有的好色，用小恩小惠，用幾十斤甚至幾斤糧食，就脅奸一個婦女或大姑娘。更可憐的是男人在外的軍屬，家無勞力，生活更苦，一些女人便成為幹部勾搭成奸，或長期逼奸霸占的對象。麻城縣27名幹部為此受到黨紀國法處分。
隨著全國性社會危機的嚴重加劇，在中共中央和湖北省委的統一布置下，1960年4月開始，麻城縣逐步進行了整風整社、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三反五反”運動……以期挽救局麵。
麻城縣委的“三反”整風運動重點，定在白杲公社。湖北省委、黃岡地委和麻城縣委，派出精兵強將組成三級工作組，發動和開展“自下而上的、以群眾揭發檢舉為主的“整風運動，中心工作是整頓幹部作風，解決社員困難，落實生產生活。
白杲公社是麻城幹部“五風”最重的災區之一，也是省委、地委、縣委整風的重點。據中共黃岡工作組於1960年9月25日《關於白杲人民公社開展整風運動的檢查給地委的報告》稱：
白杲公社，自春季解決幹群關係為中心的整風運動以來，各級幹部作風有很大的改善。“但從這次檢查情況來看，部分幹部作風轉變仍不徹底，在工作中還存在嚴重的強迫命令作風。如全公社小隊長以上的幹部有3163人，犯有捆、擁、吊、跪、打等錯誤的就有333人，占幹部總數的10.8%。其中公社幹部6人（包括公社抽調的工作組幹部在內），占公社幹部52人的11.5%，管理區幹部11人，占管理區幹部86人的12.7%，生產隊幹部168人，占生產隊幹部653人的24.1%，小隊幹部154人，占小隊幹部4323人的6%。
從各級幹部的違法亂紀情況看，捆、吊、打、跪 、罰群眾的有10個管理區64個生產隊158人，占幹部總數5%，其中公社幹部（包括公社工作組）5人，管理區幹部10人，因打外跑28人，致死4人。被搜查的社員1041戶，占總戶數的4.6%，亂懲亂罰的有11個管理區84個生產隊90人，占幹部總數28%，其中生產隊幹部83人，小隊幹部7人，被罰的社員4096戶，占總戶數的19%。
從幹部違法亂紀的情況來看，也是十分嚴重的。如明山管理區，有6月間，因麥收產量由350斤降為240斤，總支認為有瞞產水分，在6月2日總支委員會後，由總支書記王坤義和黃世發等領人，分頭到工隊，對全隊232戶進行大搜查。全區除4隊的25戶未搜外，其餘1002戶全部被搜抄。幹部們是見糧就抄，見食物就拿，共抄走小麥4791斤，大麥637斤，元豆522斤，大米324斤，薯粉56斤，食油16斤，二隊的王婆婆正燜一罐子豆子，也部幹部們搜出吃掉。氣得61歲的老人痛哭一場——老人全家已好久沒吃過一餐飽飯了，好不容易連借帶求人的弄了點豆子全部抄走吃掉，往後的日子怎麽過！
夫子河管理區7隊一位社員小孩偷麥，生產隊幹部到他家大抄家，搶走布料14.5尺，水桶一擔，糞桶一擔，水瓶一個、蜂箱一個，磁缽2個，被子兩床，蚊帳一床，公債6元，扁擔一根。家中隻剩下一張三尺寬的床，和抄拿時被小孩哭下來的一個鼎罐。全隊對小偷小摸的罰款，合現金18185元，公債3819元，罰走沒收的有牲豬52頭，羊79隻，兔子27隻，雞鴨20隻，小牛一頭，球鞋28雙，熱水瓶18個，布料400尺，曬罩16床……（字跡已不清——引者）大麥128斤，棉花46斤，鐵銃一根，丸罐46個，其它物件456件。
更為嚴重的是目無法紀、侵犯人權，任意體罰群眾。如麻溪河管理區團總支書記談自榮，在9隊工作，說4小隊有瞞產私分，在一次群眾會上，到會30餘人，被他罰跪的有小隊長王光力等12人。談自榮領頭高喊：“反對瞞產私分！”“打倒小隊長王光力！”逼迫承認瞞產，一直鬧到半夜才過去。
公社幹部袁正龍，因婦女張國珍等4人偷穀，即進行非法鬥爭，不但將4人毒打罰跪，還叫團支書彭全川用穀捏手，因體罰過重，致使張國珍身懷一個多月的孩子流產了。另外，該隊婦女呂三春等2人，在打穀時，把兩籃稗子拿進公共食堂，被財經隊長蔡紹安發現後，即把呂毒打一頓。打後，呂三春跳到水塘自殺。蔡紹安不但不救，反而讓團員陳從美下去，揪著頭發，往水裏連淹多次。拉上岸後，蔡隊長又是一頓毒打，並下令：“衣服不幹，不準回去！”因傷勢過重，致使呂三春從8月4日到現在臥床不起。
麻溪河管理區第四生產隊隊長，因讓社員朱長本出工，而朱因人不舒服與隊長發生糾紛。第2天就罰他割草500斤，必須完成任務，否則全家人停夥扣飯。結果朱長本未完成500斤任務，全家人停夥十天，隊長還說：“你再要調皮，就要扣死你！”結果朱在7月2日投繩自縊而死。
在白杲公社黨委的重點梁家畈管理區，幹部嚴重違法亂紀。由於受上級領導人包庇，李安懷等12人嚴重違法亂紀的幹部不予處理，反而重用。李安懷在1959年整社時，就因在水利工地上嚴重違法亂紀，吊捆毒打群眾，受到處理。下半年又當上黨支部副書記和管理區主任，而違法亂紀行為更加嚴重。黨員幹部戴定法在夫子河管理區第七隊蹲點，不到一月，就毒打社員8人。李安懷分工在11小隊蹲點工作，先後捆打4人，致殘1人。公社黨委副書記鄭明在夫子河管理區蹲點工作，在8月底召開的一次總支委員和支部書記會議上，就動手打完成任務不好的幹部2人，並要參加會議的幹部“好好看看，學會完成黨交給任務的工作方法。”在同日的另一次總支委員和支部書記會上，因人沒到齊，就罵總支書記彭其祥的娘。
麻溪河的社員說：“大躍進幹部們口口聲聲要改天換地，搞啥子共產主義人間天堂。大堂沒見麽樣子，幹部個個都象閻王、判官，我們社員隻差下油鍋、過火山了，比過閻羅殿還難哪！”
這就是“天下第一田”所在地的曆史寫照！
1960年2月開始的農村“三反”整風運動，湖北省委又把麻城定為重點，工作隊已經下去蹲點了。但與此同時，原黃麻起義的將軍和高幹們，接連來電來信，反映和詢問家鄉災情，請省委給家中親人老友以救濟補助。為避免刺激他們，認真掂量後，湖北省委研究決定，改變典型，另劈新路。麻城終於從“樣板田”的位置上隱退了。
五、“有幸莫當樣板田”
“反右傾”和“更大躍進”運動不到半年，1959年冬糧荒連著1960年春荒，如雪崩般鋪天蓋地席卷全國。中央決定，立即開展全農村“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中心的整風運動”，以挽救局麵。
在許多省、市、區仍然以“更大躍進”為中心，還不太清楚如何一手抓好“更大躍進”，另一手抓好“三反”整風之際，湖北的經驗材料已經總結上報。
1960年4月24日，中共湖北省委上報中央《關於農村三反整風運動情況的報告》，報告說：“我省農村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為中心的整風運動，2月中旬開始，到4月15日止，生產隊一級的整風，已結束的70.2%，正進行的29.8%,預計4月底可基本結束。
整風摸底，全省大隊、小隊兩級幹部94.7萬人，約60—65%是好幹部，30—35% 幹部本質是好的，但有程度不同缺點錯誤；真正壞分子，包括鑽進來的五類分子，拉出去的蛻化變質分子，不到5%。”
報告從六大方麵統計了幹部作風和“基層組織不純”問題，並就此進行了統計。“整風揭發問題主要是貪汙、浪費、官僚主義及命令風、浮誇風、共產風，及一些基層組織嚴重不純。初步統計，全省3.3萬個生產隊中，問題較多的12052個，約占36%；問題嚴重的5621個，占17%。這些問題嚴重的隊中，五類分子當權的20.1%，蛻化變質分子當權的18%，富裕中農當權的28.8%。大隊、小隊幹部中，貪汙多占的23%，計貪汙多占現金1036萬（平均縣15萬），糧食2319萬斤；打罵人嚴重的5%，弄虛作假嚴重的約占5%；不勞動或很少勞動的占7%；長期吃小灶的占10%。在壞人掌權的地方，簡直就是封建式的、國民黨式的統治。陽新縣三溪公社白揚生產隊副支書明安國，解放前一貫不務正業，參加過會道門，58年通過副社長混入黨內。找個機會把土改時鬥過他的老貧農明昌柏打一頓，關38天，明昌柏回家10天死去。又把他老婆、兒子、孫子逼死了。去年以來，他直接間接逼死人命11條，活埋1人，捆綁吊打76人。以‘查瞞產’為名，3次挨戶搜查，沒收群眾糧食和其他食物供他吃喝；敲詐勒索，強迫群眾給他送禮，計246元，480斤糧，其他副食品和用品16種對上麵欺騙逢迎、虛報產績，樹為‘紅旗幹部’，群眾恨之入骨，稱他‘活閻王’、‘東洋人’。全隊外逃26戶、70餘人。該隊是縣委委員兼三溪公社黨委書記李延年的重點，幹部群眾幾次反映明安國的問題，都被壓下去，還說是‘立場堅定，鬥爭堅決，這個隊沒有他，生產就搞不好。’經整風揭發，李本人就是蛻化變質分子，娶資本家女兒做老婆。公社公共積累13萬元，被他貪汙6萬多元，個人有4部收音機，兩部照相機，價值400多元的自行車，還有鋼絲床，膠皮麵的麻將桌。他還拆毀一部全新的康拜因和另兩部機器給他做小汽車。買一部錄音機用錄音向幹部做報告，叫放映隊到他房裏放電影，獨自一人躺在床上看；春節到水庫慰問的時候，大擺酒席，叫文工隊唱歌跳舞給他看著助興。工作上官僚主義，他虛報成績，隱瞞災情。1959年元日?60年2月，他領導的公社死1957人，占死人4.37%，其中非正常死亡387人。”
報告按照“黨的階級路線”政策，把幹部“五風”問題往“階級敵人”身上一推了之，以避免十分敏感的權力體製問題。各地紛紛把把歸結到“五類分子”鑽進來。湖北省委在報告中說，據公安部門統計，公社化後，全省五類分子混入黨內515人，當上生產隊，小隊班幹部8300多人。英山縣南河公社麻園墩管理區紅星二隊支書胡誌甫是富農，浠水縣兩次參加工作被開除，到英山又鑽進來。襄陽地區不完全統計，被開除回鄉的1489人中，762人又當幹部。
幹部和五類分子家屬結婚，也是很大的漏洞。襄陽地區不完全統計，公社以下幹部和五類分子家屬結婚的3800多人，一部分因此變壞。
新洲縣鳳凰公社民主管理區第10生產隊長劉家富，打過3人，貪汙多占80多元，8尺布票，8斤米票，不在食堂吃飯，59年隻做了十幾個工，還私喂一頭牛。
棗陽縣太平公社李崗生產隊鬥爭3個壞分子大會上，群眾鬥誌昂揚，幾次宣布散會都不肯散，最後自發高呼：毛主席萬歲！共產黨萬歲！人民公社萬歲！食堂萬歲！
鄭陽縣景陽公社是一個重災區，黨委書記魏光才總是向縣委報告生活安排好了。最近縣委下去檢查，發現非正常死亡一千多人，群眾沒有吃的，公社卻蓋了26間樓房，過春節時丁幾個公社幹部吃了200多斤豬肉，50斤羊肉，50斤魚，50斤酒，還放了40多元錢的鞭炮。有一個社員餓急了拿了一點公社的幹飯吃，黨委書記親手吊打。當陽、遠安兩縣初步調查，11個公社從生產隊無償抽調的東西有耕牛742頭，騾馬驢303頭，豬887頭，羊211隻，鴨174隻，大中型家俱1114件，馬車板車465輛，房639間，現金16000多元，糧63000多斤，耕地6250畝，還抽調2196個勞力到公社農場。
此時，毛澤東的興奮點還在“反右傾”、“掀起更大躍進高潮”，對於湖北省委的報告，毛澤東一反往常，並沒有親筆批示，而是由中共中央轉發各省、市、區黨委。
1960年春荒以後，全國各地的糧荒災病報告一浪高過一浪湧向中南海。毛澤東終於向現實做出了心不甘、情不願的讓步。“更大躍進”至1960年夏收前後偃旗息鼓，無聲而終。1960年夏季全國農村正式開場的整風整社運動，標誌著毛澤東寄予奮鬥厚望的大躍進最後一絲希望也破產告終。湖北省委在中央新的精神和部署下，進行著新的努力，準備著新的報告，並且不斷地得到毛澤東新的批示，新的重用……
不過，盡管麻城的問題仍然十分嚴重，1961年開始，中共湖北省委卻不再拿麻城做典型、寫材料、樹形象了。典型在於領導樹，何必去刺激黃麻起義的元帥，將軍和高幹們呢？
麻城民眾喜乎？憂乎？但麻城縣的幹部，卻踏踏實實減輕了精神上壓力。在1961年以後，凡湖北省委在整風整社、三反、五反、社教、四清運動中報中央的典型，那裏的班幹部都會因自己對民眾造孽而付出大代價。
但幹部作風問題並沒有就此終結，民眾的苦難並非就此熬出頭。1962年，麻城縣陳縣長聽到八屆十中全會兩個階級，兩條道路鬥爭精神，即到中一公社布置要找那些投機倒把分子（做小買賣）和“地富反壞分子”進行鬥爭，說是“看看群眾忘了鬥爭沒有？”中一公社幹部怕縣長說他們“右傾”，立即發動鬥爭。先鬥“地富反壞”，後轉向貧下中農和一般社員。由開會鬥爭到罰站、罰跪、捆綁、吊打等，一個多月中鬥139人，捆、打、吊、跪82人。陳縣長又從中一公社跑到白杲、鐵門、宋埠布置“階級鬥爭”。白杲區鬥20人，除9人經區委批準外，其他都由幹部圈定，抓來就鬥。“階級鬥爭”運動雖隻搞了半個月，即被縣委製止，但造成嚴重後果。據不完全統計，全縣11個區，鬥爭331人，其中被打21人，捆綁65人，吊打3人，罰跪42人。按成份論，地主54人，富農50人，“反革命分子”1人，“壞分子”2人，貧農15人，中農9人。湖北省委在一份匯報材料中，將此案作為幹部違法亂紀典型上報，中共中央批發全黨。
從廬山會議“掀起更大躍進”，到1960年4月整風整社的7個多月中，麻城縣人民直接承擔的災難，從縣委一份縮水的統計材料中可見一斑；死亡15300人，浮腫、幹瘦、子宮下垂等病人127836人。三河口公社因饑餓死人2447人，占該社總人口7.8%。其中,八磊石管理區7個月中死亡631人,占人口28%。
1960年12月6日，中共湖北省委在麻城縣三河口公社開展反“五風”試點。麻城縣委召開全縣幹部擴大會議，整風16天，麻城縣幹部“五風”才開始全麵刹車。這一年，全縣浮腫、幹瘦、紫紺、婦女子宮脫垂、閉經五病劇增。縣委、縣政府組織搶救，抽調一千多醫務人員，40多名幹部建臨時醫院263個，收治病人25491人。因為是革命老區，黃麻起義發源地，湖北省委調撥了一批“營養品”和糧食，來搶救災民，治愈了一批浮腫、幹瘦、紫紺、小兒營養不良、婦女子宮下垂、閉經等病人。又考慮到麻城特殊地位，1961年地委調整了麻城縣的征購糧。自大躍進以來，“天下第一田”所在麻城縣人民才第一次從省委的“重點”中得到好處。重點樣板田是幹部的希望，重點照顧才是百姓的實惠。
1958年到1960年，麻城縣人口統計，告訴了我們大躍進?苦日子年代，麻城人民受害的大致程度：
年份 總人口數 死亡人口
1958 703859人 11254人
1959 679819人 15269人
1960 672781人 16362人
1961 691400人 19850人
資料來源：黃岡地區革命委員會《國民經濟統計資料（1949—1975）》
這是文革年代公布的大大縮水的統計數字。查閱公安部門存檔的資料，從1953—1957年，人口正常死亡每年六七千左右。而大躍進至苦日子，包括老、弱、病人的死亡都直接與饑餓勞累有關。另據《麻城縣誌》，大躍進這幾年，麻城年均死亡15816人。依據有關材料綜合統計，麻城死人總數約在5萬多人左右。而據1962年麻城縣委關於整風整社工作總結的草稿，和趙金良檢討書的草稿來看，麻城縣因饑餓、勞累、疾病、自殺而死亡的人數，約在七八萬左右。後來正稿中刪去了這份數字。
大躍進還造成生產力的巨大破壞，土地大量荒蕪，耕畜大批死亡，生產工具大量破壞，房屋大部損毀，群眾生活用品大量毀失，糧食生產嚴重滑坡。從下表我們可以看到糧食生產的大略情況：
糧食播種麵積、產量統計表 （據《麻城縣誌》）
年度 麵積（萬畝） 單產（公斤） 總產（噸）
1953 119.02 172 204930
1957 121.4 189 228960
1958 115.06 186 213625
1959 101.32 164 166045
1960 133.56 161 214390
1961 153.55 138 211820
1962 138.4 168 232730
從表中可以看出，大躍進年代的糧食畝產，僅相當於戰亂之中1949年的生產水平，而那時農民根本沒有雙季稻等等的生產強度和成本。大躍進，“躍進”到了戰亂經年也不如的境況，人民群眾，遭受到了史無前例的大災難。
一位麻城縣原領導曾給我許多幫助，結束麻城縣的調查采訪時，我們就“天下第一田”及麻城大躍進?苦日子一係列事件做出長時間的交流。聽我談到“三反”後，省委改換了樣板田，沔陽事件省委又搞出一大堆典型的時候，這位退下來的幹部苦笑著說：“不是搞樣板田，麻城大躍進和苦日子能搞得那麽慘？有幸莫當那個樣板田，麻城百姓還不會受那麽大的罪哩！”
六、省長哭請緊急救援
麻城告急！黃岡告急！！湖北告急！！！
湖北人民群眾的生活陷入了空前悲慘的境地。據不完全統計，1959年至1962年，湖北省浮腫病、幹瘦病、婦女子宮脫垂、閉經等病人累計1493多萬人，外逃270多萬人，斷糧斷炊占公共食堂總數近20%。數百萬人死於饑荒！省政府把省裏庫存的餘糧，火速運往最困難的地方。然而，車薪杯水，無濟於事。省長張體學流著眼淚，以湖北省委的名義，給中共中央和李先念打長途電話，哭請緊急救援。
“先念同誌，我真沒有辦法才向你匯報啊，我是來向你要糧食的，天災人禍，湖北在挨餓哪！”
“啊！”
“中央怎麽批評，我都接受，可一定要給我們糧食……最近我到下麵走了一趟,看到老百姓在餓肚子，看到那些在戰爭年代支持我們的老蘇區的群眾餓肚子,我心裏真難受。”他邊說邊流淚：“我沒領導好……現在，給我什麽處分我都沒意見,隻求中央支援我們糧食……”
沒兩天,中央給湖北撥來了一億斤供應糧!
多少年以後,一談起大躍進——苦日子，這位原省長就說: “這是個大教訓呀!要講給子孫後代聽,以後再不要犯這種錯誤了!”
說明：阮銀浦為本文提供了部分資料和文字。本文由餘習廣負文責。
餘習廣
1989年9月 一稿 於 頤北 2004年2月 三稿 於 聖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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