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四大公案駭澧洲
作者：餘習廣
四大公案駭澧洲
故鄉的情思
月是故鄉明，水是故鄉親，我的故鄉澧洲城。
１９９４年中秋前夜，蒙賓王之?，思鄉情湧。擁著故鄉的水月鄉情落枕，不意夢裏滿是故鄉的“四大公案”，驚駭中冷汗濕背！那是我此前一年多正在調查和未能完稿的本文。故鄉的夢，那是囹圄中銘心刻骨的情！次日詩情如泉，得《思鄉曲》一首，實錄以饗：
思鄉曲
月是故鄉明,
水是故鄉親,
我的故鄉澧州城。
澧水東來三千裏，
蘭芷飄香入洞庭。
鷗鶴千渚芙蓉水，
漁歌唱晚木蘭津，
澧蘭沅芷屈子魂，
君子蘭芳出邊城。
——哦，我的故鄉情！
月是故鄉明，
水是故鄉親，
我的故鄉澧州城。
澧水花汛雲帆暖，
湖笛牧歌洗征塵。
男兒敬客仁義酒，
湘女多情水多情。
玉蘭西施桃花燕，
不到澧水不識春。
——哦，大哉故鄉行！
月是故鄉明，
水是故鄉親，
我的故鄉澧州城。
澧水踏浪逞豪勇，
放歌蘭洲啖桑葚①。
狀元橋畔戲金鯉②，
寶塔灣前祭祖墳。
最是浪魂八方閣，
夜來尋寶少年人③。
——哦，夢回故鄉頻！
月是故鄉明，
水是故鄉親，
我的故鄉澧州城。
澧水船夫踏岸行④，
天地同悲入邊聲。
洞庭漁米天下足，
千舟萬船輸王城。
秋收官府催征賦，
春荒四野流饑民。
——哦，我的眾鄉親！
月是故鄉明，
水是故鄉親，
我的故鄉澧州城。
澧水千古多豪傑，
亡秦三楚是鄉音。
文廟年年祭翊武⑤，
民主鐵血撲滿清。
風波萬裏行大道，
蘭江夜半入秦城。
——哦，壯哉故鄉人！
四水入澧，八洲蘭盛。澧蘭沅芷，君子之魂。在屈原頌美的澧水中泡大的我，故鄉的河，載著故鄉的夢，時常從我心中流過。洞庭湖濱，有一個美麗的邊城澧縣。澧水蘭洲，物產豐饒，自春秋戰國以降，兩千多年來，以民情淳樸寫入曆史。然而，在大躍進?苦日子年代裏發生的“四大公案”，四十多年來，成為澧縣人的口傳，也一直震撼著我的心靈，時常侵入我的夢魂，成為我對大躍進—苦日子曆史如此執著追尋的不解情結。
“四大公案”駭人聽聞！
——蘇海清案：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書記蘇海清，強迫飼養員為死豬披麻帶孝，哭墳守靈；魚肉百姓，恣意奸汙婦女，搞初夜權；
——章自福案：白衣公社精華大隊總支書記章自福，橫行鄉裏，打死多人，攔路搶劫；鬥爭會上，讓夫妻赤身裸體咬著生殖器打滾取樂；
——如東公社社員劉家遠，饑寒交迫，殺害兒子食子案。
——案四要麻煩些。自小聽說的是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縣委強迫命令，淞澧分流水利工地，幹 部以毒刑和餓飯來控製民工，造成民工死亡上千人的慘案；而在我調核實此案時，又有縣誌辦的人 說是縣人委會葉秘書為治癆病，吃死囚人腦人心案。我經過反複考證，葉秘書吃人腦人心案為文革前夕事發，應與澧縣人民口傳的大躍進?苦日子年代“四大公案”不相幹係。
四十年過去，我踏著澧水兩岸風景如畫、風情如詩的土地，查閱地區、縣、鄉三級檔案材料，對
30多人進行采訪查，去追尋當年“四大公案”的痕跡……
人間地獄：澧縣慘案
對於廬山會議後，“反右傾”和“更大躍進”運動中的澧縣，縣委書記張琢說過一句話：“幹部 打人成風，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少數地方已經變成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而我童年時聽老百姓說得最多的一句順口溜是：“幹部象惡魔，澧縣變地獄”。
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是在廬山會議後，“反右傾”、“更大躍進”運動中，澧縣自上而下幹部統治手段暴力化背景下，全縣慘案普遍化中的一個典型案件。
澧縣本是個好地方。
澧縣因澧水貫穿境內而得名，因曆史而知名。澧名首見《禹貢》，春秋戰國屬楚，秦始設郡，澧屬慈姑縣，隸黔中郡，西魏恭帝二年（555年）始設澧州。隋大業三年，改為澧陽郡。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升為澧州路；至正二十四年，改為澧州府。民國二年，廢州改縣，至今。
澧縣位於湘西北，濱洞庭湖而?武陵山脈，毗湘西而鄰鄂川黔。自西北向東南傾斜，形成山區、丘陵、平原、湖區四種自然區。澧水、?水、澹水、道河四水貫穿全境；九派支流匯澧水下，故澧州又有九澧之稱。澧水係湘省四大水係之一。
前人論及其山川地形：“澧實控引荊蜀，襟山帶江，與嶽常鼎峙，形勝亦綦重。”境內甚得舟輯之利，川黔及湘北物資經澧水入洞庭下長江而通世界，津市為澧
州之重要碼頭。
澧縣曆代都為魚米之鄉。棉花為湘省之首，糧、絲產量占重要地位，漁業興盛，紡織發達。曆來雖貧富有別，然實為豐饒之地。
童年和少年時代常聽大人們說：“我們澧縣這麽好的魚米之鄉，誰又能想到，大躍進後，竟讓那幫巴腦殼（澧縣人對北方人的混稱，指北方人後腦殼多為平直）硬是搞成了人間煉獄呢！”
澧縣人說的“巴腦殼”或“北方佬”，是指來自北方、主要是山西和河北的南下幹部。
在澧縣，130多個南下幹部，控製著全縣科級以上的官位。
在我小時候的印象中，“北方佬”都是官。文化大革命的“炮打”、“火燒”中，已經懂事的我，熱熱鬧鬧地看完各單位批判“走資派”的大字報，對“北方佬”形成一個看法：大都有兩個老婆，老家一個，澧縣一個；大躍進?苦日子老百姓受罪，都是他們胡作非為、違法亂紀的結果；他們的生活，和我們老百姓相比，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的確，老百姓的觀點是膚淺的。但是，他們對人民犯下的罪孽，正是人民群眾對官僚統治仇恨的社會原因。這也正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基礎。
不過，“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一個奇異的雜種：人民群眾要“打倒”當權派，是因為他們自大躍進以來，欺壓人民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而毛澤東要“打倒”當權派，更多的是因為大躍進以來的政治破產，造成了大權旁落的危機感！
人們把1957年底開始大躍進，到廬山會議前，稱為“大躍進時期”，而把廬山會議後“反右傾”、“更大躍進”運動到1962年下半年餓死人局麵有所改善的時段，稱為“苦日子時期”。我認為，這個曆史劃分是準確的、曆史的、科學的。
1958年9月，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澧縣隨大流，全縣實現公社化，將原40個鄉、8個縣轄鎮，合並為18個人民公社和一個縣轄鎮，下設248個大隊，2157個生產隊。全縣也刮起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也發生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現象；也是“大辦公共食堂”，搞“吃飯不要錢”；也搞“大煉鋼鐵”，並將全縣大小山林砍伐一空，毀林木59.7萬立方米。
1959年春，澧縣也發生社員逃荒死人現象，嚴重的“人口盲目流動”，到1959年2月，人口外流逃荒嚴重，流入湖北公安、江陵、沙市者，達11788人。
1958年，全縣“外流勞力”即逃荒的青壯年即達14500人，發病人數為193000人。
但相比湖北、四川、貴州幾個周邊地區而言，澧縣的老百姓也知足，他們說：造孽啊，路上逃荒、餓死的，多是湖北佬和四川佬，還有湖區錢糧湖的開荒佬。
澧縣人說“佬”字不含地域歧視，相當於說“人”字。其實，當時澧縣佬的處境也很艱難。但後來的局麵，更讓澧縣佬如墜地獄苦海。
1959年8月底，廬山會議的風聲就傳到澧縣。9月，縣委常委傳達中共中央《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
在這場“反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鬥爭中，由於廬山會議上“湖南集團”的問題，湖南成為“重災區”。
經毛澤東大躍進愛將王任重的推薦，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平化主政湖南。在全國“反右傾”和“更大躍進”運動中，湖南屬最積極的省份之一。
習慣於服從上級而主宰澧縣人民命運的南下幹部為主的縣委領導們，聞風而動，衝在了湖南的最前列。軍人出身的他們，習慣於服從。
澧縣因次而又成為苦日子年代湖南的重災區，成為後來湖南省整風整社反“五風”的典型。
1959年10月，澧縣縣委召開縣委擴大會議，傳達八屆八中全會精神，和省委擴大會議精神，正式決定開展全縣“反右傾”。並布置縣直、企事業單位、農村分批開展“反右傾” 運動，至1960年1月結束。
全縣共批鬥“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和“右傾保守勢力”3290人，重點批判了23人，處分112人，鬥死241人。這場運動，定下了全縣隨後以暴力行動來推動“更大躍進”運動的基調。
從縣到社，各級“反右傾”大會聲勢浩大，普遍采用“辯論”、謾罵、揪頭發、扯耳朵、捆綁、推搡、罰跪、冬天潑冷水、毒打、吊打、墩人、灌屎、灌尿、灌辣椒水、灌肥皂水、棒打棍揍、皮帶抽、背磨盤……
為在1959年取得“更大躍進”的“偉大勝利”，在全省開展的“反瞞產” 運動中，澧縣縣委獨具匠心，在全縣開展了一場來勢凶猛的“反偷風” 運動。
縣委第一書記馬書玉認為：1959年，澧縣糧食生產取得了大豐收，但是各公社的國家征購任務完不成，原因主要是農民們在秋收時，把集體的糧食偷回家，備饑荒了。
此外，幹部怕留少了口糧，又會發生今年春荒的鬧糧缺糧饑荒病死情況，也大量隱瞞產量，以多報少，欺騙上級。因此，必須在全縣開展以“反偷風”為主，以“反瞞產”為輔的“人民戰爭”！
在馬書玉的影響下，打人成風。中共常德地委在《關於澧縣產生嚴重違法亂紀錯誤檢查情況和處理意見給省委的報告》中說：“造成了一部分幹部思想混亂是非不清，有的認為打人是合法的，是有‘幹勁’、 ‘立場堅定’，‘鬥爭堅決’，不打人則是右傾‘、‘立場不穩’，‘同情資本主義’。
澧陽公社黨委副書記萬一平同誌，在一次總支書記會上布置積肥任務時說：‘你們一定要拿出幹勁，有點火力來完成任務，如果完不成這個任務，我就要你們站桌子，鼓點幹勁你們看一看’。
九王大隊十生產隊隊長胡子康說：‘打了一次人，起碼有五天好發動’。王家廠公社龍堰大隊總支書劉大連說：‘運動來了就搞幾下，運動走了就不能搞了；一個運動不打幾個人好像沒有什麽起色’。
個別公社領導幹部甚至布置打人，津郊公社黨委副書記丁士英，在總支書會上還布置說：‘人可以打，隻有幾個地方不打，鼻子不打，臉不打，耳根不打，其餘地方都可以打’。以致造成打死人逼死人的不良後果。”
1959年10月11日～17日，澧縣搞起了由幹部帶頭壓陣、武裝民兵和積極分子開路的“反偷風”運動，把全縣隊隊戶戶鬧了個雞飛狗跳牆。
據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縣縣委整風辦公室上報地委並省委《關於我縣產生嚴重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錯誤的檢查和對馬玉書、趙全誌同誌的處理意見的報告》稱：“全縣範圍內、普遍的發生了打人、打死人和逼死人的現象。”
“全縣被打的幹部群眾達19041人，占農村總人口的2.88%。其中因幹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致死的520人，（整黨、整社中死的102 人，水利工地上死的177人，去冬今春和社會主義再教育死的241人）。
這些人屬於當時被鬥打致死的99人，鬥打後自殺的140人，原來有病打後加速死亡或者是鬥打成疾致死的117人，扣飯後自殺的127人，因克扣糧食而餓死的45人，其他92人。”
“全縣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嚴重的有王家廠、閘口、白衣、澧陽和夢溪公社。這五個公社共打人10823人，占全縣被打人的54.6%，因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而致死的258人，占全縣死人總數的49.5%。”
這些幹部“有意為非作歹，摧殘群眾，危害人民，手段非常毒辣。
體罰毒打群眾的手段匯集起來，有40餘種。如：‘推排球’、吃屎喝尿、‘吊半邊豬’、針穿嘴巴、棍穿陰部、男女互咬生殖器、坐水牢、火燒、打後賽跑、人碰人、拔牙齒等酷刑，都是駭人聽聞的。
有的地方錯誤的提出‘殺雞嚇猴’、‘打一警百’、‘堆羅漢’（被打人睡在下麵，上麵壓人），和成立‘毆毆組’（毆腳筋、手筋、腰筋）、打態度組（辯論對象在鬥爭時，一上台就打，把態度打老實）、開攮攮會（把人推擠）。”
1961年4月整風整社運動，縣委書記張琢在中共澧縣縣委擴大會議上的檢查報告中說：“反偷風”運動中，發生“全縣性的非法抄家和非法鬥爭的違法亂紀現象。”
“全縣當時有18個公社、317個大隊，在‘反偷風’中開展了鬥爭的有291個大隊，占94.7%，被鬥對象11263人，占全縣總人口的2%……非法鬥打或采取其他辦法被體罰的共389人（據當事人回憶，當時幾乎每個被鬥對象都要受體罰——引者）。
鬥爭中，幹部違法亂紀的有792人，占全縣作業組長以上幹部的0.94%；不少地方發生了錯鬥亂打的現象。與鬥爭的同時，各地普遍發生了非法抄家現象。
全縣有267個大隊，占86.97%的大隊搞了‘抄家’，被抄的有997戶，占總戶數的6.8%……共抄出糧、棉、衣被等各種實物折款達70040元。
更嚴重的是有的地方在‘抄家’中還普遍采取了連抄家帶拆屋、抄後封門、掃地出門等惡劣手法。”
張琢說，大躍進以來，幹部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錯誤日益嚴重。
“據初步統計，在全縣29423個農村食堂管理員以上幹部中，犯有不同程度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錯誤的就有10671人，占幹部總數的36%；公社化以來，先後體罰群眾90268人，占總人口13.9%；被扣飯68868人，總人口10.6%；因打致死的384人，因打自殺301人，因扣飯餓死的人，因幹部作風問題造成其他非正常死亡350人，共計1299人，占總人口的0.2%；因打致殘廢的有1813人，因幹部作風問題外逃的有15996人（以上數字按類統計，人數互相有重疊）。
最多的一個人打過340多人，打死過15人，兩年多來扣群眾飯的有扣到160多次的。在這些食堂管理員以上幹部中，貪汙多占的有8932人，占幹部總數的30.3%，共貪汙多占各項物資折金額199281元，相當於全縣60年分配給社員工資總數的4.16%。其中糧食705513斤，可供 1803人吃一年；布票27424尺。
另外，亂搞男女關係的有2829人，占9.6%，共搞了女人4480人，最多的一人搞了20多個。”
張琢也看到了幹部個人素質惡劣和幹部隊伍變質的嚴重問題：“全縣原有18個農村公社，296個大隊，根據這次整風整社揭發的結果，屬於壞人當權的三類公社有6個，占33%（其中鑽進來的壞人當權的2個，拉出去的當權的2個，死官僚2個），屬於壞人當權的三類大隊有125個，占40.2%（其中屬於鑽進來的壞人當權52個，拉出去的壞人當權的57個，死官僚主義分子當權的10個，其他6個）。
在原有2203個生產隊和6659個生產小隊，屬於壞人當權的生產隊有645個，占29.3%，生產小隊有1061個，占16%。全縣29423個農村食堂管理員以上幹部，根據掌握的材料初步排隊的結果，屬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嚴重的不明情況，違反黨的政策，犯了錯誤不肯正視，屢教不改的死官僚主義分子就有1661人，占5.65%(原文如此??引者)，屬於蛻化變質的分子就有1664人，占4%；屬於鑽進來的壞人有657人，占2.24%。
這些人當上幹部、竊居重要職務以後，有的勾結包庇縱容壞人，一意孤行，不顧群眾死活；掛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在人民群眾頭上作威作福，實行殘酷的階級報複，想盡千方百計整治群眾。
除了隨隨便便打人、罵人、吊人、扣糧、扣工分、罰趴、鬥爭、‘辯論’、反省、搜查、抄家、遊行示眾、戴帽子、罰跪、罰站、罰曬、罰吹西北風等等以外，還使用了許多駭人聽聞的手段。
他們私設法堂，嚴刑拷打，刑罰之多，有如畫地為牢、坐水牢、潑冷水、滾雪球、跑‘麻城’、叫女人赤身裸體、男女互咬生殖器、開朗誦（推搡）會、推排球、拔胡子、扯頭發、吊‘鴨兒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掛屎桶、跪碎瓦渣、叫人家喝清尿、吃牛屎、剁指頭等等。”
張琢在會後和縣委書記處書記們談幹部作風問題時，書記們一直認為，土改時的積極分子中混進太多“流氓無產者”和“嚴重不純分子”，後來有提到農村基層幹部，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張琢還尖銳地提出了一個問題：“在這些壞分子的活動下，不少地方打人成風，群眾敢怒而不敢言；極少數地方已經變成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
例如澧陽公社荷塘大隊壞分子潘啟才，就曾經規定打死人後有‘三不準’（不準死者家屬收屍、不準哭靈、不準買棺材，甚至還要死者家屬笑）。
該隊中農社員李紹雲被潘打死後，不但不準收屍哭靈，並且還要畫像鬥爭，叫別人代他受鬥。
夢溪公社又新大隊壞分子傅紹發為了強奸一個貧農的女兒，竟敢當麵通知女方的父母要和他女兒睡覺。女方不答應，就采取罰重工、扣糧、調虎離山等辦法，以遂其獸欲。
“群眾把這些壞分子和違法亂紀分子稱為‘老虎’、‘閻王’、‘笑麵虎’、‘陰雷公’、新惡霸’、‘新把頭’、‘馬老五’、江正發’（均係大土匪）。這些事情不光是一個地方有，而且幾個地方有。不僅是基層幹部中有，就是縣委成員中也有這樣一少部分人。”
王家廠公社曹家河大隊生產隊長周用考，殘害人民群眾，逼死四人（都是貧農），打了三十九人，霸占人妻。
據中共常德地委向湖南省委上報的《關於澧縣產生嚴重違法亂紀錯誤檢查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說，原縣委第一書記馬書玉，對待落後群眾還有一些錯誤觀點，認為那些“調皮搗蛋”的非打不解決問題。
他在縣委中曾經說過：“對那些調皮搗蛋的，非打不解決問題”。“這些人不怕送公安局，隻怕送農會”。還說“打人不對，但有時還起作用”。
尤其是地委曾幾次批評澧縣死人多時，他還說：“地委說我們死人多，按人口比例來說不一定多”。
對全縣這種嚴重的死人事件，從五九年十一月一直到六0年四月，沒有提到縣委會上進行認真的研究。
置人民群眾的生死於不顧，不惜以暴力為手段來推行“更大躍進”，以至縣委第一書記和老百姓異口同聲：澧縣人民陷入了“人間地獄”！幹部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人民饑寒交迫，逃荒、病、死者，占全縣人口的42%！
據縣委書記張琢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的檢查報告：僅1960年整風整社前，全縣外流逃荒的即達15876人，全年發病人數高達261500人！
此外，據我對整風整社、新“五反”、社教運動中揭露的有關數字進行統計，從1958年初至1961年底，澧縣死於病、餓、打的人數，約為71530人，超過全縣總人口的11%！
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就是在廬山會議後，“反右傾”、“更大躍進”運動中，澧縣全縣慘案普遍化背景下，一個典型的案件。
陰曹地府：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
中國人對陰曹地府的恐懼是不言而喻的：牛頭馬麵、鋸身分體、炸油鍋、滾釘板、過刀山、過火海、挖心剖腹……在整風整社和“新三反”運動中，淞澧分流工地下來的民工對工作隊控訴說：“幹部對待我們，一天到晚不是打，就是餓，比對待畜牲還不如！淞澧分流工地簡直成了陰曹地府！”
廬山會議後的全國“更大躍進”，一是“反瞞產”搞糧食，二是“大辦水利”。澧縣縣委為了爭當“更大躍進”的上遊，“大辦水利”運動中，僅淞澧分流和王家廠水庫兩個工地，就上馬了156000多人，占全縣三十萬勞動力的50%。加上其他小型水利工程，全縣三十萬勞動力幾乎全部上到水利工地。
淞澧分流，是澧縣有史以來最大的水利工程。1959年10月7日，湖南省委作為“更大躍進”的證明，正式批準該工程。淞澧分流工程量大，任務重，時間緊，地域遼闊，工種複雜，工段分散。整個工程要新修大堤25714米，要穿湖過港，堵塞河口7處，長1778米，新建3座涵閘，共計土石方1187萬立方。要新建、堵口、開河、刨洲、刨堤、開渠、建閘等。
工程於11月初動工，縣委提出：“要拿出大躍進的幹勁，用大躍進的速度，趕在年底完工。”為此，從全縣先後抽調了75600多人上陣。
11月16日，縣委成立淞澧分流工程指揮部，下設青龍窖、郭家口、珠磯湖、七裏湖四個指揮所。各公社工地隊伍為大隊，各大隊工地隊伍為中隊，各生產隊工地隊伍為分隊。
11月13日，第一次工地黨委擴大會議正式決定：11月完成任務的50%，12月底全部完工。要在一個半月內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絕對隻能是天方夜譚，癡人說夢！
任務層層往下壓，完不成任務怎麽辦？幹部們就是一個字：打！從此，整個工地彌漫著濃鬱的血腥。
據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縣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淞澧分流工程中強迫命令、違法亂紀以及嚴重死亡情況向縣委的匯報》，“十一至十二月，在工作中產生了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對民工生活關心不夠等嚴重問題，先後死亡民工440人，其中病死310人、打後致死88人、打後自殺40人、當場打死2人。”
《匯報》說，在4641名幹部中違法亂紀的就有，2022人，占幹部總數的43.5%。其中公社幹部
251人，打人的96人（正副書記18人，黨委委員25人），占公社幹部的43.5%；大隊幹部823人，打人的636人（正副書記128人，總支委員205人），占大隊幹部總數的77.3%；生產隊幹部3507人，打人的1290人，占生產隊幹部總數的36.8%。被打的民工13871人，因打殘廢的128人，受傷345人。指揮部295名幹部沒有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現象。
而知情人告訴我：指揮部的幹部架子更大，官氣更足，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更凶。動不動就是“狗日的，老子打死你！”就連下麵的幹部一聽說指揮部的來檢查，也嚇得發達抖，更不要說民工了。整風時，好象指揮部的幹部，隻有7個人沒事，還得了表揚。那其他人“沒有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現象”的說法，還能夠說得過去？”
《匯報》反映了死亡民工的情況：“從工區看，青龍窖、珠磯湖最為嚴重，郭家口、七裏湖次之。
“青龍窖工區有如東、澧西、澧南、東門、夢溪、大圍、宜萬等7個公社，計死民工193人。其中病死124人、當場打死1人、打後致死43人、打後自殺25人、殘廢22人，受傷312人。其中以宜萬、夢溪、澧西最為嚴重。
“珠磯湖工區有方石坪、王家廠、太青、官垸等4個公社，計死民工141人。其中病死104人、當場打死1人、殘廢4人，打後致死31人、打後自殺5人、受傷19人。其中以方石坪、王家廠最為嚴重。
“郭家口工區有澧東、鹽井、閘口、餘家台4個公社，計死民工70人（原文如此??引者）。其中病死53人、打後致死9人、打後自殺2人、傷13人。其中以鹽井、澧東最為嚴重。
“七裏湖工區有渡口、白衣、津郊、新洲等4個公社，計死亡民工27人。其中病死15人、打後致死5人、打後自殺8人、殘廢2人、受傷1人。”
對於淞澧分流工地死人事件的現象和原因，在大量調查核實之後，《匯報》做了一些初步的說明和分析,認為工程量大，任務重，幹部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是造成“淞澧分流慘案”的基本原因。
11月13日，第一次工地黨委擴大會議，指揮部指揮於樹海提出：“小病要出工，工地高治療，小風小雨當晴天，雨天刮風當晴天。” 官垸會議上，李福印提出：“晴天突擊戰，雨天持久戰，霧天運動戰，風雨不停工，冰凍不下堤。”
並規定“按勞力總數平均每天一個勞力達到5～6方土。” 而中共常德地委在《關於澧縣產生嚴重違法亂紀錯誤檢查情況和處理意見給省委的報告》中說：“甚至在鬆澧分流工地，生活還未安排下來，縣指揮部就提出提高工效，有些公社指揮所就要求平均每人完成十方土，大隊加到十五方，中隊加到二十方，分隊加到二十五方，最後小組加到三十方（當時實際平均工效隻有一點七方）。”
1959年12月1至4日，指揮部在官垸召開首次民工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是各大隊教導員、中隊指導員，以及“先進民工代表”共744人。
會議由縣委書記、工地黨委副書記、指揮部指揮於樹海坐陣，縣委委員、縣農業局長、指揮部副總指揮李福印主持。會議說是要“總結和交流經驗，向高效率進軍”，但其主題就是一句話：“找工效不高的原因”，因為到年底隻有還不到一個月了，工程完成還不到二十分之一。
指揮部急了，“認為不來點真功夫是不行的！”於是把“找原因變成了鬥、打、跪等嚴重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
據當時的一份材料，4天會議，共打264人。而《匯報》則有意縮小規模，說：根據對10個公社的摸底，當時即“辯論”了中隊指導員和脫產幹部17人。一般的采取罵、打、跪、低頭、反省等，重點對象則重點打鬥。當場打成重傷2人。至1960年6月，澧西公社的雷海清因打成重傷，還在吃藥。
大圍公社楊家中隊的指導員吳家香，也不能工作。指揮部的負責人竟然在大會上說：“你們幹勁上不去，應該給點教訓，才能好好鼓幹勁！回去後大家都要好好找原因，人無壓力輕飄飄！對幹勁不大的民工，好好壓一壓，幹勁就會上去了。”
官垸會議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大規模打人風。
12月6至7日，各工區停工整頓，貫徹落實官垸會議精神，四個工區都發生程度不同的打人事件，而以青龍窖、珠磯湖最為嚴重。他們是每個中隊都必須“辯論”一個分隊級的幹部。
珠磯湖工區方石坪一大隊13中隊報“辯論”人，供應股長葉漢菊，被批鬥者們抽嘴巴，抽得他嘴巴腫得像個豬頭，一個多月還沒消腫。
巴王嶺中隊指導員馬大元被打的半個多月起不了床。
12月8日，青龍窖澧西大隊貫徹官垸會議精神，點了11個人上台批鬥。
除毒打外，還用3個采菱的大腰盆裝滿冷水，讓被鬥對象脫光衣服洗冷水澡。
當時北風呼嘯，氣溫在零下，水中結冰。被鬥對象在水裏越喊冷，就越要你紮深些，時間待長些。
結果新剴中隊的陳祖青受凍不過，連喊救命。批鬥者不但不讓他出來，還說他態度惡劣，一陣猛打。終於他被凍死在腰盆裏。
大圍和王家廠大隊則各辦起一個教養隊，專門勞教那些“勞動不積極的人”。教養隊實行監獄管製，被教養人都是犯人，不僅“強迫勞動改造”，還在他們衣服上寫“偷盜”、“出工不積極”、“多吃飯”等，並在其臉上畫花臉，不準與民工一塊挑土、吃飯、講話。
而宜萬大隊為了響應指揮部的命令，顯示“大幹、苦幹、拚命幹”的幹勁，在風雨交加的夜晚，提出“三光政策”：頭光、身光、腳光，出工民工一律光頭，不準帶鬥笠；打赤膊，不準穿蓑衣；打赤腳，不準穿鞋，一直幹到半夜。
官垸公社五菱大隊總支委員張儒興在工地打人160多個，扣飯不計其數。貧農社員劉世教先後被扣飯160多次，挨打三次，最後一次打後三個鍾頭致死。後來下工地後，劉世教有個三歲多的小孩在禾場上撿了一點蠶豆梗，竟被張儒興丟在水裏淹，此後也死了。
《匯報》說：“至於中隊一級的辯論鬥爭，差不多天天都有，從指揮部直到中隊層層找原因，層層違法亂紀，鬥辯民工。是造成嚴重死亡的原因之一。”
為了提高出勤率，官垸會議規定：病人不準超過1%。而天寒地凍，民工們勞累過度不休息，又缺衣少食饑寒交迫，差不多20%的人都抱病在身。各級幹部對病人就是一句話：“出工，病死也要到工地上去死！”
王家廠大隊11中隊社員譚杏桃，因病沒出工。脫產幹部樊明中強迫他必須先出一天工，不然的話，有你的好家夥吃。
白衣大隊蒲山中隊社員黃培然，因病倒地想請假歇幾天。幹部對他說。安排你個好活路，到柴山砍柴去。走到半路，黃培然一頭栽倒，再也沒有起來。
官垸大隊光明中隊黃家玉、鄭大泉因病不能出工。幹部命令他們到珠磯湖被楠竹，結果死在路上。
宜萬蔡家中隊共死民工75個。12月中旬有一天有35個病號，按1%的比例，指標是3人。當時醫生冒風險批了葉正中等7人，其餘吳學明、易法生等27個病號被趕上工地，上述二人才輩出了三天工死亡。
工程量大，任務重，時間緊，勞力缺。而全縣勞力都上了水利工地。縣委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各公社強行攤派勞動力，公社也沒人，就把老弱病殘也派上陣來。
僅第一批上工地的“勞力”中，“小的十二三歲，大的60多歲。在家就有了病的也不少，有的還沒走到工地即死在路上。
如大圍大隊楊家中隊上堤的民工346人，15～20歲的120人……55歲以上的有23人。其中有老病的32人，最嚴重的12人。宜萬大隊蔡家中隊在上堤民工275人中，有癆瀕的35人，黃腫病（浮腫病）6人。如黃世法、陳世和都原有癆瀕而死。”
對於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縣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淞澧分流工程中強迫命令、違法亂紀以及嚴重死亡情況向縣委的匯報》中，死人情況的數字，我查到不同的說法。
一份於1960年3月6日的材料說到一個數字：“1247人”，但又為鋼筆劃去，改為“720人”。當年在淞澧分流工程指揮部的幹部對我回憶說：具體數字記不清楚了，好象是不到兩千人”。此說對應第一個數字，應該可信！
索命閻王：蘇海清案
蘇海清,1927年農曆10月初7生，澧縣人。查閱其檔案材料，用官方套話說，家庭成份貧農，本人農民出身，初小文化程度，家住閘口公社澧陽大隊暖水街。時任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書記。
澧縣雖是魚米之鄉，然而貧富不均自古為常。窮漢出路有三條“討米、打工、當壯丁”。蘇海清家貧，“無隔日之糧”，自小給人幫工打下手，混口飯吃。他爹是個老實人，常受人欺負。而蘇海清十幾歲上就和一幫潑皮混成了小鎮上的“鬧街虎”。
他後來當上總支書記後，在大隊會上得意忘形地吹噓過：老子這個人是不簡單的，想幹的事一定能辦成。少年時受豪強欺負，曾經發願：不管天，不管地，這一輩子一定要出人頭地，讓人給老子牛做馬，老子要做人上人！
鄉親們後來說，蘇海清打小就有一身的潑皮勁，又一懶二饞三好色。外麵幫工，吃在人前，幹在人後，十六七歲，就沒少調戲大姑娘小媳婦的。後來在一家富戶幫工，竟然先是話裏話外，動手動腳，勾搭人家媳婦，後來又想調戲那家才十多歲的小姑娘。從此以後，沒哪家人敢請他幫工了。
17歲時，蘇海清實在混不下去了，有一起混過的潑皮約他到津市去闖碼頭，不想他竟自賣壯丁，給家裏丟下幾塊大洋，跑到國民黨駐永平的部隊去當兵。沒多久，他又偷偷跑回來。田又不願種，工也沒人敢請他，一心想混口輕鬆飯吃，次年在玉皇鄉公所當了二十多天鄉丁。還是懶、饞、色的老毛病，就連鄉公所長也看不起他，又把他趕回家。19歲在大堰?錢糧處當催糧員四十多天，背著槍叼著煙橫行鄉裏，催糧征稅倒是一把好手。
蘇海清一身流氣加匪氣，吊而浪當蕩，吃喝嫖賭樣樣都來，調戲良家婦女，惹事生非，鄉長、保長見了他都頭痛。就是在偽政權中，他也混不了幾天就回丟了飯碗。
1947年農曆5月初，被國民黨部隊捉壯丁，在國民黨49軍105師當兵。9月，東北戰場上，國民黨105師全軍覆沒。隨即被編入解放軍45軍134師402團1營1連。在解放戰士憶苦會上，蘇海清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控訴起從小家窮受罪，國民黨捉壯丁鬧得他家破人亡，令連長和指導員都陪著他流了不少傷心淚。不久，他被提拔為班長、副排長等職。後來又成為中共黨員。
1952年蘇海清轉業回鄉務農。但他哪裏有種田的心思？當時抗美援朝和整黨運動火熱，他以“戰鬥英雄、轉業軍人、中共黨員”的身份，在鄉裏區上大顯身手。尤其在新區整黨運動中，他見多識廣，能說會道，又善於察言觀色，領導要“幫助”誰，他總是一馬當先，說罵就動口，說打就動手，給領導們留下了“鬥爭性強”的好印象。不久就被提拔為柘茨鄉文書，蘇海清當上了鄉幹部。
1953年，澧縣縣委派出工作隊，幫助各鄉大力發展互助組，次年又是大搞農業合作化，蘇海清如魚得水。他一方麵和和縣工作組打得十分火熱，一方麵走村串戶，講解起農業合作化、 農業機械化和社會主義的大道理來，侃侃而談，頭頭是道。遇到不開竅的，他總有幾招殺手鐧。而老實巴交的農民，也怕了蘇海清的惡名聲，他所到之處，互助組也好，合作社也好，還真是成績不凡。
蘇海清在“鬥爭性強”之外，又博得了“工作能力強”的好名聲，他當上了柘茨鄉的副鄉長。1955年3月，他被縣裏調到十三區任合作化工作隊隊員。7月，調澧縣農業局工作。1956年6月，任暖市鄉民政委員。
蘇海清所到之處，農民們無不對他恨之入骨。1955年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蘇海清對各合作社的定額高得嚇人，引起中農們的不滿。他聞聲大怒，當即召開大會，帶著武裝民兵壓陣。
會上，蘇海清破口大罵那些有情緒的人，說他們反對國家的征購政策，是想要造反。自古以來種田的交皇糧天經地義，哪個敢抗糧不交的，現在就跟老子站出來好好鬥鬥狠！看我敢不敢叫槍子從你腦殼裏過！並當場拉出三個上中農，繩捆棒打。
縣裏的工作隊長不僅不加製止，反而在一旁給他打氣，要他放手幹，縣委會給他撐腰的。
1955年夏季以後，澧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一哄而起，並迅速推行高級社化。農民的土地、耕牛等生產資料一律歸公。到1956年秋收分配時，原來許願的入社生產資料股分紅沒有兌現，而集體生產中，幹部為所欲為，社員失去人身自由，當年社員所分糧食比上年人平少了120多斤。各社紛紛發生社員鬧退社事件。
至1956年春，退社風潮越鬧越大。是年冬，按中共中央統一部署，澧縣全縣開展以“社會主義教育”為中心的整社運動。蘇海清到金山高級社負責整社。他到社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身強力壯、“鬥爭性強”的十幾個基幹民兵組成打手隊，專門負責辯論會上的“辯論”打人。其打人的手段，有罰站、吐口水、畫花臉、拳打腳踢、繩捆索綁、背捆反吊、墩人、灌屎灌尿、棒打棍揍、皮帶抽、背磨盤……這場“社會主義教育”的整社運動，全社打殘3人，傷病倒床21人。經他一“教育”，哪個社員還有膽子敢鬧退社？區委向全區幹部大力表揚蘇海清敢打敢拚的“工作作風”。
一天晚上，在二十多人參加的社幹擴大會上，有人揭發社長尹治富有搞女人、銷米和公債帳目不公開等問題。蘇海清一聽說搞女人，勁頭就上來了。他拍桌打椅破口大罵，叫尹治富站起來交待清楚，專審他搞了幾個女人，是不是“沒開苞”的，搞了幾次，怎麽搞的。尹治富細節沒交待清楚，蘇海清上來就是幾個耳光，說他“不老實”。
一會兒，蘇又派人把女方抓來。一陣連轟帶嚇，那姑娘嚇得尿了褲子，哭個不休。蘇海清吩咐說，你不要怕，自古隻有男奸女，沒有女奸男的。你隻要當大家的麵講清楚，他是怎麽脫你的褲子的，又是怎麽搞你的，一次搞好久？講清楚了你就走，就沒你的事了。
尹治富被鬥得痛哭流涕，連聲認錯。蘇海清拍桌大罵：“你個狗日的，狼心狗肺的東西，吃的人飯拉的狗屎，穿的人衣，披的畜牲皮，全部是國民黨的行為！”一直連打帶鬥鬧到半夜，蘇海清覺得還不過癮，說是明天接著再來。又要尹治富第二天交保證書。
尹治富嚇得要死，回家當晚，在茅房上吊自殺身亡。
蘇海清鬥人家的男女作風問題，道貌岸然，而他則實實在在是個衣冠禽獸。從1953年到1957年，他奸汙了5個少女，1個婦女，最小的才14歲。而據後來澧縣縣委上報地委和省委的材料說：“蘇在53年曾同孟二英（17歲）通奸，54年同王先秀（18歲）通奸，55年同黃大金（19歲）通奸。蘇的流氓行為是一貫的。”
社員們後來在整風整射運動中公開質問工作組，說：“象蘇海清這麽個流氓加惡霸，就連國民黨都不要的東西，怎麽到共產黨的手裏，就成了個寶貝？讓他這樣的人來當官害人！”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蘇海清更是趕上了好時運。他的“流氓加惡霸”本性，至此發揮得淋漓盡致。公社化後，蘇海清更成為公社黨委的大紅人，一說到蘇海清閘口公社的黨委書記就誇他“工作積極，完成任務好，是個大大的躍進派！” 1958年放高產“衛星”，水稻畝產萬斤以上的大“衛星”，蘇海清一口氣放了6個，成為全社放高產“衛星”的急先鋒。1958年10月，蘇海清任閘口公社黃溪大隊大隊長，到任4個多月，打死1人，打傷7人。奸淫少女4人。
1959年3月，他調任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副書記，同年11月任該大隊總支書記。蘇海清說：“好不容易才媳婦熬成了婆婆，現在我也是一方稱強的書記了。”
蘇海清到三元大隊時，正值1959年春荒，各公共食堂糧食告急，有的食堂已經斷糧停夥，社員到處挖野菜充饑。許多人已經餓得連路都走不動了，三元大隊的勞動力死了16人，病倒在床的有48個人，再不搶救就有進一步死人的危險。
大隊幹部開會，有人談到病、死造成春耕生產勞動力缺乏，搞不好連春種任務都完不成任務時，蘇海清大發脾氣，說：“開口死人，閉口死人，這是右傾思想和對三麵紅旗不滿情緒的表現嘛！
哪個扯後腿，硬說沒糧吃，餓死人了，死人都是大躍進的罪過？哪個敢講這個話？！哪年哪月不死人？那千年的烏龜還不都成了精！同誌，死人是自然的事情，不要都算在大躍進的賬上好不好？你幹部帶頭鬧情緒，那明天社員就沒有出工的人了。
春耕生產還搞不搞？大躍進還搞不搞？”大帽子一戴，嚇得在座的幹部們沒人敢說話了。
蘇海清得意洋洋地提出：對生病在床的，糧食減半；老人、小孩不能勞動的，糧食減半；裝病不出工抗拒勞動的，停夥。幹部要包食堂，查情況，堅決堵住懶漢的嘴巴。重點清查偷青的、私自動火的。
第二天，所有幹部都站在食堂門口，任何人都必須在食堂吃飯，不準家人帶飯。生病在床的，要經幹部上門檢查，然後才批準帶飯，定量減半。結果一些病人為了吃上一口飯，隻好帶病出工。當月，全大隊死在田裏的病人有4人。
廬山會議後，全國掀起“更大躍進”，上級下達了更高指標的征購任務。新任總支書記的蘇海清，竟然在公社三級幹部擴大會議上，又放出一個高產“衛星”，聲稱三元大隊1959年奪取了農業生產大豐收，畝產平均達到1200斤，保證超額完成今年的征購任務。公社在表揚的同時，給三元大隊加了17萬斤的新任務。
回到三元大隊，蘇海清布置下去：一要搞好“就地征購、就地入庫”；二要抓好“反右傾，反瞞產”
按蘇海清的意圖，三元大隊實行了“先國家，後集體”的糧食方案，所有收割的稻穀，全部“就地打場，就地征購，就地入庫”。但全部收上來的糧食，還不夠完成任務的數。蘇海清吩咐，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沒有他的同意，不得動用糧食，否則“按軍法從事”。但人是要吃糧食的，不然全都會餓死。一些幹部也著了慌，請示他是否要“安排一下社員的生活？”
等了幾天，蘇海清宣布了社員口糧的分配計劃：“適當留點糧食，其它的從打草穀中挖掘潛力，再補充些菜（實際上指野菜——引者注），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所謂“打草穀”，實際上是從脫過穀粒的稻草中複打殘剩穀子。
蘇海清算了一筆帳：每畝“打草穀”按12斤算，可得穀子15668斤，全算成社員的口糧。原存各食堂的紅薯有31198斤，按3斤薯1斤穀算，計折穀1萬斤。兩項相加，有穀25600多斤。再留8萬斤口糧，幾項相加，共有糧食10萬多斤。全大隊還有1197人，到明年6月份夏糧收割下來，每人能吃到近90斤穀。再加上搞些副食補一補，糧食是夠吃的了，餓不死人的。
實際上，“打草穀”得穀6417斤，由於保管不當，紅薯爛了7500多斤，折穀7900斤，幾項相加，共有糧食94300多斤。按1197人計，到明年夏收還有7個多月，人均每月有穀10斤左右。按75%的出米率，人均每月吃糧7斤半，一天合吃糧二兩五，不餓死人才怪了！更何況社員們連這二兩五都吃不到嘴裏??幹部和食堂的人還要多吃多占！
到1959年12月底，全大隊還有庫存糧163769斤，其中有留種糧97864斤，尚未運走的國家征購糧5萬斤，全大隊社員1197人的口糧，隻有15905斤。到次年夏收還有5個多月，每人平均隻有13斤多穀了，折合成米還不到10斤，平均每人每天隻有6錢糧！
大隊保管員孫逢喜選購蘇匯報，說實際吃糧指標過低，請示解決。蘇指示孫逢喜：隻能動用1萬斤稻穀分配到各隊，並說：“現在就熬著一下。我們現在有菜，多吃點菜，到插秧時多吃一點，餓不死人的。”
1萬斤稻穀分到各隊。1960年1月，人平口糧6斤穀。其中一等勞力8斤穀，合6斤米，一天2兩米；二等勞力7斤2兩穀，合5斤4米，一天1兩8錢米；三等3斤6兩穀，合2斤7兩米，一天9錢米；到老人、小孩為四等3斤2兩穀，合2斤4米，一天8錢米；五等1斤8兩穀，合1斤3兩半米，一天4錢半米！
社員們氣憤地說，“現在共產黨實行的是絕戶政策；人民公社發的是絕戶穀；社員吃的是絕戶糧。”1960年元月，社員因長期挨餓，餓死18人。
因三元大隊死人情況日益嚴重，閘口公社黨委決定要撥給該大隊15000斤穀。蘇海清麵向公社書記，連聲檢討，說是三元大隊給公社找麻煩了，其實死的都是些老了該死的，缺糧情況不嚴重。硬是隻要了1萬斤。
社員們長期饑荒缺糧，隻好到處挖野菜吃。冬天找不到野菜，人們就上山剝樹皮。過春節前，大隊發下糠殼，全大隊家家戶戶把糠殼磨了做成糠耙耙過年。
社員們挖野菜、扯草根、剝樹皮、做稻草漿的“代食品”、吃觀音土，就算是過了一個年。
社員張長鬆家，因饑餓不過，隻好剝枇杷樹皮做成耙耙吃。結果全家人拉肚子全都病倒在床。
社員張二爹（發dia音，對老人的尊稱）一家6口人，吃過豬草、糠殼、樹皮、“代食品”、觀音土等等。吃下去拉不出來，隻好叫人用樹枝從屁眼裏往外掏。弄得他從此得了痣瘡，四十多年還一直在拉血。一家餓死4口人，隻剩了個女兒15歲，嫁了個比她大10多歲的食堂管理員，父女倆才保了命。他兄弟姐妹6個，6家共38口人，過苦日子死了28人，還剩下10人！
蘇海清蹲點的第五生產隊湯光同，老頭65歲。兒、媳都上水庫工地挑土，留下兩個孩子，一個3歲，一個8歲。1959年12月，老少3個 一餐隻從食堂打回3兩摻菜的稀飯，他又要讓小孩都吃點，自己光吃清水煮野菜。1960年元月3日，他剛跨出門檻就跌倒在地，兩天後死去。
同隊老漢湯光錫，一天口糧1兩2錢米，天天喝稀水。1959年12月25日倒床，7天後死去。臨死前還喊了幾聲餓，說是想要吃餐飽飯再做鬼。
而活著的人更受罪。僅1960年元月，全大隊患浮腫病、幹瘦病、婦女子宮脫落、紫紺病等等病人就有429多人。經搶救，到4月還有病號56人。
在大躍進?苦日子年代裏，該大隊死人328人，占總人口的27%左右。
群眾斷糧，而蘇海清和幹部們卻多吃多占，花天酒地。他和大隊長長期吃幹部小灶，還時常把各隊幹部以開會、研究工作為名，叫到大隊來“改善生活”，雞鴨魚肉蛋，炸炒蒸煮燉，搞的熱火朝天。
他還有個半夜“喝花酒”的“愛好”，經常在晚上叫廚師炒幾個菜，私下分別叫來他定好的幾個十幾歲的少女，陪他飲酒作樂。吃飽喝足，再陪他上床。
難怪在有人拍他馬屁，說蘇書記天生是個當官的料，工作能力強，講話有又水平，當個大隊書記真是屈了材，起碼該是個公社書記時，蘇海清感慨很深地說，“當官要麽當大官，要麽就當個大隊書記，好歹是個一把手。公社書記有那麽多眼睛盯著呢！還是大隊書記實惠。”
蘇海清調到三元大隊一年多，真的是撈足了實惠，作威作福象個土皇帝。
苦日子到來後，蘇海清聽說家裏人也遭了罪，便派人把他母親和孩子接來住了7個月，老婆來住了2個月，叔叔住了1個月，哥哥住了半個月。餐餐都要吃葷菜，沒有肉，他就派人到幾十裏外的湖裏，駕船去打魚。來時個個麵黃肌瘦，走時都是紅光滿麵，還大包小筐的帶著走。
當然，蘇海清是分文不付的。 蘇海清說他“別的毛病沒有，就是喜歡喝兩口，燉個缽的事。”農民餓得九死一生，蘇海清喝得昏天黑地。
據我查到的一份存檔記帳本記載：蘇海清來三元大隊一年多，僅記在他名下的帳，光在大隊就喝了91.12斤燒酒，還不算他和大隊其他幹部會餐的337.5斤的帳，以及他下隊和在公社的帳。
1960年春荒，三元大隊病、死如潮。上級發下來一些紅糖和黃豆粉團成的“營養丸”等“補品”。他還夥同大隊文書孫逢太私分給病人補充營養的紅糖2斤，粑粑2斤，牛肉10斤，豬肉7.8斤。老婆回家時，他將大隊的麵粉8斤、食油4斤、黃豆11斤、棉花2斤，拿回來讓他老婆帶走，“分文不給”
蘇海清自己更是天天吃小灶，群眾餓死了多少他不管，反正他是餐餐要吃葷的，要有肉有酒，他還喜歡用紅泥爐燉瓦缽，吃得他紅光滿麵，精力充沛。社員說，“蘇書記吃飽喝足了，不是搞女人，就是打人玩！”
蘇海清搞女人，簡直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1986年我調查蘇海清案時，澧縣人委會一位長輩告訴我：他參與過蘇海清案的處理會議。“蘇海清我見過，這家夥，完全是大躍進年代裏的典型幹部加土皇帝。
在他的統治下，搞的是封建皇帝的那一套治民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皇帝三宮六院七十臏妃二還有個數，他則更狠，是凡大隊中他看上的女人，全是他老婆。還搞起初夜權那一套，老百姓真是可悲！
毛澤東聲稱他是秦始皇加馬克思。我看他馬克思不多，秦始皇不少。大躍進就是秦始皇修長城的暴政那一套，中國還有不出大大小小秦始皇和土皇帝的？”
三元的過來人告訴我，蘇海清玩弄過的女人有幾桌（一桌八人）。這家夥平時容不得別人說他搞女人的，但他喝醉了酒就最喜歡找人談女人。蘇海清玩女人都玩出了水平。他說自己最喜歡的女人，一是沒開苞的黃花大姑娘；二是豐乳圓臀窄腰漂亮的女人；三是結婚不太久、又床上功夫好的小媳婦。
據縣委整風工作組給縣委的報告：1959年，17歲少女湯永範從公社下放回隊。小湯長的白晰水滑，臉帶桃花，十分漂亮。報到那天，蘇海清一見她眼都直了，格外表現出溫和體貼，將她安排在大隊部當通訊員，時常送些女孩子喜歡的東西，又到城裏買了寫香皂手帕送給她，還經常發她幾元錢做誤餐費，還以心痛她為名，送過小湯好幾次整袋的大米。
功夫下足後，蘇海清就下手了。1959年12月的一個夜晚，天氣寒冷。蘇海清以談工作為名，將女孩叫到外麵田野裏，邊走邊碰碰撞撞，見女方沒有反抗，就將手伸到她的懷裏摸乳房，說是“暖暖手”，接著就脫下女方的褲子，在田裏將該少女奸汙了。此後，他經常將湯永範叫到他的辦公室或宿舍裏，白天黑夜都行淫亂。好幾次，有人去找蘇書記匯報，聽到小湯在他屋裏大哼小叫，嚇得人家趕緊跑了。要是撞壞了蘇海清的好事，那簡直就是在找死！
原閘口公社的的知情人對我說，“蘇海清在三元究竟搞了多少女人，沒人講得清，就連調查組最後都弄不清楚。你想，哪個傻瓜會把自己老婆和女兒讓他搞的事說出來？說他強奸是沒有的事！他手中有糧，有這個本錢就足夠了。
苦日子年代，人的生存成了最大的問題，命都沒有了，還講麽子禮儀廉恥呢，女人不值錢。一個大姑娘的身價，就是幾斤米，那能救一家人的命哪！
當年，哪個有權有勢的幹部不利用手中的權力和糧食搞女人呢？現在還不是一樣？哪個有錢人不搞女人？蘇海清影響最壞的，就是人家結婚他開苞！
當年是有權，現在是有錢，有錢花上個幾千元，還不是一樣的能開苞。你是我們澧縣人，不要出家鄉人的醜嘛！”我講了半天的道理，隻落得一陣哄笑。我為這些從大躍進過來的農村幹部而悲哀。
當然，他說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查常德地區檔案館，我統計當年174名違法亂紀受處分的公社和大隊幹部，有159人奸淫婦女，134人貪汙，128人打人致死傷；查澧縣檔案館，當年92名違法亂紀受處分的公社和大隊幹部，有76人奸淫婦女，33人貪汙，37人打人致死傷。一些人是一身數罪。
初夜權是中世紀歐洲封建領主對農奴享有的特殊權力，在中國曆史上，極少見到此類記載。的確，當我在調查時，農民們一聽說什麽“初夜權”，個個都懵了。但解釋清楚後，他們說的確是有這麽回事，但情節有出入。
從大躍進到苦日子，人民公社可是把“人民”管得死死的，沒一點人身自由了。結婚必須到大隊去開證明。誰家要嫁女兒或者娶媳婦，隻要那姑娘長得還可以，蘇海清去了，他總是會有一些“表示”，送點錢，送點糧，說上幾句好話，然後叫她去大隊部，會弄些好酒好菜，把女的灌醉了，晚上他先睡一盤。
一般來說，那時候的人，別說是有酒有肉了，嫁女兒的，基本上都是餓的沒得辦法了，讓女兒去找個吃飯的人家。
男的一般都是老光棍，或死了老婆的幹部或食堂管理員、炊事員，娶個十幾歲的姑娘很常見。女方幾年來哪裏吃過這麽好的東西？睡覺就睡覺吧，反正都餓麻木了，也不在乎。
男方也不好和他鬧，書記睡了你的女人，那是看得起你，他會有數的，一定會送米送麵的。隻要姑娘長得好，反正蘇海清總是有辦法把她先睡了。
蘇海清最不像話的，是他把人家一個姑娘搞了一晚上，第二天還到人家那裏去冷嘲熱諷，說是昨天晚上吃了一回下腳水，倒了大黴了。他送的一袋米，就當是喂豬的下腳料算了。說完揚長而去。那姑娘在嫁過來隻前，已經被她原來所在的隊長奸汙過了。
蘇海清在三元大隊一年多，欺男霸女，淫威使盡，壞事做盡，百姓害盡！
三元三隊上中農社員孫逢清，因實在受不了饑餓勞苦，不安心在鄉勞動，一直想逃荒外出。1959年冬整風運動中，蘇海清召集300多人的群眾大會，親自主持批判鬥爭孫逢清。蘇海清對孫罵了一陣，上去就是一耳光，又狠踢他兩腳。覺得還不過癮，又指使眾人上去拳打腳踢，當場將他打成重傷。孫逢清全家人11口，除了一個15歲的女孩能參加勞動外，其他人全都病倒在床。蘇海清竟讓食堂停了他全家人的飯。結果11人死了6人。
四隊原地主孫聖漢，44歲，因對大躍進和吃食堂不滿，說過幾句牢騷話。1959年11月整風運動中，蘇海清在群眾大會點名批鬥他。並組成主攻組、次主攻組、打態度組。會議開始，有孫在台上交待問題。
講了一陣，蘇海清說他不老實上去給了他三個大嘴巴，又要生產隊長帶頭打。會上毒打兩次，孫被打得鼻青臉腫，腰部受傷。第二天，蘇又派民兵將孫押送到和灣水庫，交群眾管製勞動三天後，蘇要他帶被管製份子和幾個木匠共十多人，命令他們一夜之間，突擊完成8米高、2米寬的梭鬥。
次日清晨，蘇來檢查，發現他們全都去休息了。蘇海清大怒，找到孫聖漢，一頓狂打猛揍。吃早飯時，又叫他跪在地上，蘇帶頭拳打腳踢，有要別人狠揍。孫被打成重傷，請假回家後，臥床不起。1960年元月8日死去。
1959年9月23日，久旱逢喜雨。隊長孫際桂在?溝看水，他把上田水放到下田一部分。蘇海清從黃溪大隊開會回來，不問青紅皂白，大罵他不該放水。孫際桂申辯了幾句，蘇上去連推帶打，有掄起拳頭，對著孫的腦袋狠擊三拳，將他打倒在地。孫當場吐血，而蘇海清罵了幾聲轉身而去。
1959年12月，蘇海清安排平整秧田，二隊原地主孫逢聖因水腫病，勞動中沒有力氣，幹了半天，實在受不了，就在田坎上坐了一會兒。蘇海清檢查生產，正好看見孫逢聖在地上坐，就訊問他為什麽不做事？孫見蘇書記凶神惡煞的樣子，嚇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半天才戰戰兢兢地解釋自己有病。蘇海清上去就是三個耳光，強迫他馬上下田勞動，還餓他三天不給飯吃。
1960年1月24日，三元大隊集中男女勞力，突擊修葉家灣水庫。孫逢聖病情嚴重，便向隊長請假。隊長批準他在工地上修整土筐和看小孩。26日清晨，蘇海清在工地檢查出工情況，見孫一個小孩坐在床上，便不問青紅皂白，抄起一根扁擔，對著孫逢聖就是兩家夥，將孫打倒在地，有強迫他上工地挖土。幹到下午，孫逢聖實在堅持不了，在地上坐了一會兒，又被蘇看見毒打一頓。到吃晚飯的時候，孫慢慢爬到公路上，昏死過去。被上晚班的社員發現，將他抬回家中，當夜死去。
1960年5月5日，中共澧縣縣委政法委黨組《關於蘇海清嚴重違法亂紀、打死人命一案預審情況和處理意見向縣委的報告》，“該犯一貫利用職權，為非作惡，侵犯人權，打死打傷人命。53年秋至60年3月，先後打罰87人。其中貧農32人，中農32人，農11人，地主12人；毆打32人、捆打16人、打跪20人、吊打4人、罰站推搡1人、打鑼遊街2人、罰義務工12人。”
多行不義必自斃！蘇海清作惡多端，終於撞上了槍口。事發於他讓女飼養員戴友姑為死豬披麻戴孝，哭靈守墳事件！
1960年3月3日，三隊女飼養員戴友姑養的一頭豬病死了。隊長孫際銀請示大隊副業主任湯明典。湯同意由隊裏自行處理。
當時隊裏的公共食堂已經揭不開鍋了。孫便準備剝皮賣肉，搞電油鹽錢。蘇海清晚上來該隊“檢查食堂”，發現死豬，勃然大怒。當時上級還在鼓吹“養豬大躍進”，他他正想搞“百頭豬場”，而人都餓死不少，豬也沒剩下幾頭了。蘇海清暴跳如雷，將孫臭罵一通，當即責令要找木匠做棺材將豬埋葬。
次日清早，他在該食堂召集全大隊各生產隊事務長、飼養員和生產隊長等二十多人的“死豬現場會”。蘇海清先是要戴友姑交待死豬原因。戴說豬殺病死的，破口大罵：“狗屁！豬是集體財產，是你害死想吃肉！”批鬥一陣，蘇海清當場宣布：
1，要做一付棺材和一丈二尺搞的墓碑，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寫上年月日和喂豬人名字；
2，要請道士開路。當時湯永協說，“東門的道士請不來。”蘇便要戴友姑請學校老師打秧歌鑼鼓送上山；
3，要八大金剛送豬上山（即八人抬棺送葬）；
4，養豬人帶路抱靈，邊走邊哭：“我的豬爹，這就把你作了孽，隻怪我跑快了，搶了一張人皮，你跑慢了，搶了一張豬皮，把你餓死了，我的還你來世帳。”
5，豬墳要埋一人多高；
6，養豬人送煙火（燒紙錢香燭）三天，送一次哭一次；
7，見幹部一來就要大哭豬親爹。並交代說，“明天公社生產大檢查，有四個大隊書記來檢查，要哭的特別傷心些。”
8，要搭棚守靈，守一個月。
他還一再強調：“一定要執行，誰違抗就的挨辯論！”並指定大隊養豬主任湯永協監督執行。
早飯後，他到金盒大隊參加公社生產檢查團。並對該大隊書記劉光耀得意洋洋地吹噓自己在三元大隊的淫威：“別的地方總死豬，我們那邊死豬後懲辦的辦法就搞得好。”並大言不慚地介紹經驗。
當天，趁蘇海清不在，戴友姑將死豬裝進棺材，請兩人送出葬。她自己披麻戴孝，為死豬哭喪。又在死豬墳前做了五尺高，一尺多寬的墓碑，按蘇海清交代的，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並在墳前搭棚守靈。
戴友姑守靈的第二天，見公路上來了一個騎自行車的幹部，以為是四個大隊的書記來檢查，馬上放聲大哭：我的豬爹，這就把你作了孽，隻怪我跑快了，搶了一張人皮，你跑慢了，搶了一張豬皮，把你餓死了……”來人是縣公安局的幹部孫東才，見山坡上一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哭得古怪，便下車問明情況。孫東才聞訊義憤填膺，回到縣裏告發了此案。
縣裏立即派人來調查。三元大隊社員民怨沸騰，紛紛反映：“蘇海清不調開，三元大隊不得翻身！”並向來人稱蘇是“蘇日軍”、“活閻王”。很快，蘇海清被捕。
一時間，此案轟動全縣，老百姓怒不可遏：死了幾萬人，沒見幹部過問。從古到今，沒見過死了一頭豬，竟然要活人給死豬當孝子的事！
1960年5月5日，中共澧縣縣委政法委黨組提出《關於蘇海清嚴重違法亂紀、打死人命一案預審情況和處理意見向縣委的報告》：“蘇犯海清一貫利用職權，行凶作惡，殘酷欺壓群眾，打死打傷人命，強迫群眾給死豬出葬，任意壓低群眾口糧標準，奸汙婦女，貪汙多占，還多次偽造曆史，假充功臣、排長，實屬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壞分子，已夠成反革命罪，罪大惡極。我們意見，判處死刑，以平民憤。
正當此時，全國農村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新三反”運動，蘇海清案成為運動典型，層層上報，又為中央批發全國，以教育廣大黨員和幹部。從而震驚全國。
1980年，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中，澧縣法院對該案重新判決，認為“蘇海清罪不當死，應予改正。”可澧縣的老百姓卻不這樣看。原三元大隊的一位受害者說：“蘇海清罪大惡極，殺他十遍也不為多，也抵不了他做的孽！”
驚天惡魔： 章自福案
章自福，男，澧縣李家鋪人。中農出身，本人成份農民，初小文化。1960年因嚴重違法亂紀、打死人命被執行槍決。同案犯有聶廷東、龔明富、鄭昌銀3人。
澧縣自古民風淳樸而驃悍，而李家鋪的民風尤其尚勇好鬥。皆因李家鋪地處丘陵，主要出產水稻。雖然水源豐富，但舊社會澧縣沒有公共灌溉和排澇係統，一家一戶小農經濟，種田人最大的心病，就是稻田灌水的大事。
天幹半月成旱，眼看著上麵的水下不來，人家不讓水從他田裏過；下雨三天成澇，下麵的田主絕不會讓別人田裏水往自己田裏排。為了搶水、排澇的事，這裏常發生械鬥事件。李家鋪這地方，李氏宗族人多勢眾，欺負小門小姓的人家是常事，尤其是一遇旱澇災害，小姓人家簡直就沒好日子過。天旱了，李氏宗族的人搶水占上風；遇澇了，他們挖溝放水逞霸道，反正一上就是一族人，吵架打架不吃虧。
章自福出身中農，家境尚好。但其父母都是本份老實人，為種那幾畝水稻田，吃了李姓人的不少虧。章自福長大之後，常為水的事和人衝突，但他發誓決不能象父輩那樣受氣窩囊挨人欺。他脾氣暴燥，打起架來敢拚命。
一次為搶水和人打起來，他掄起鋤頭往人腦殼上挖，差一點兒鬧出人命來。幾次下來，人家怕了他那股打死架的勁，一般人不敢惹，他還時常敢找李姓人的碴。後來他又和鎮上的一群潑皮混成了把兄弟，打架、鬧街成了經常的事。
隻要哪裏有趕場唱戲的場合，人群中總少不了章自福那一夥潑皮竄來竄去，吃白食、調戲婦女、打架鬥毆。長此以往，養成章自福一狠二毒三拚命四流氓無賴的性格。四鄉八村，提起章自福的大名，老實農民沒有不怕他的。一來二去，提起章自福，就連津市碼頭的青幫大哥也得買他的帳。
1949年大軍南下解放澧縣。土改工作隊進駐李家鋪，鬥地主，分田地，老實巴交的農民沒那個膽量，鄉裏鄉親的，抹不開麵子。隻有章自福這樣的流子地痞敢打敢拚，點水（提供情況）、捉人、鬥爭、動手（打人），事事都往前衝，李氏宗族的大戶地富們倒黴了大，而那些南下幹部對他非常器重。
章自福成為“土改根子”、民兵。在互助化和合作化運動中，章自福“撕得破臉”、“堅定突出”的鬥爭積極性更被幹部看好，1955年，他加入了中共，同年被提拔到縣合作化工作隊。後任縣人委任檔案保管員、收發員，李家鋪鄉公安員、白衣公社政泊副部長。1959年11月調任精華大隊總支書記，兼公社黨委委員。
章自福一貫違法亂紀，殘害群眾。
1959年章自福調精華大隊總支書記職後，利用職權，胡作非為，勾結總支副書記龔延東、大隊民兵營長龔明富、大隊長鄭羅銀等人，迫害群眾，用捆綁吊打、罰跪、罰站、三九天潑冷水、冬天站臘水田、打赤膊吹北風、強迫被害人互咬生殖器等手段，殘害幹部群眾，先後共打幹部56人次，群眾337人次，其中打死2人。
當年縣委的立案報告，對上述四人定了五條罪名：非法鬥爭，打死人命；慘無人道，摧殘人民；橫行霸道，攔路索財；欺上壓下，破壞生產，奸汙婦女，貪汙多占。我們來看看其罪行。
1．非法鬥爭，打死人命：
1959年12月23日晚，章自福和龔明富在花格店新化食堂召開60多人的群眾大會，鬥爭52歲的社員賀自遠。
賀自遠是上中農，因公社化後，家業共產，衣食無聊，到59年，食堂以野菜糠殼當糧食，人餓得九死一生。因此，他對公社化和吃食堂牢騷滿腹，對高征購的糧食政策非常不滿。1959年冬整社運動中，被定性為“有資本主義思想行為，經公社批準為辯論對象。
大會前，章自福召集了社員民主評議會，收集賀自遠的材料。與會者見幹部督陣，便紛紛揭發賀自遠，說他不出工，砍了兩棵樹，開了自種菜園。還有的說他不去食堂吃飯，（因喂牛，距食堂有好幾裏路，生產隊幹部批準他自己吃）等等，賀自遠被評為下遊。
開批鬥會那天，章自福親自到會掌握。主持人人宣布起“罪行”後，社員們站起來七嘴八舌發言，你吵我罵的也很熱鬧。會議開了一陣，隻鬥沒打，章自福火了，認為會開的不激烈，指使龔明富將評為上遊的社員雷某拖出來辯論，說他是“同情資本主義”，質問他為什麽鬥爭不積極。一陣推打，將雷某打倒在地。
龔明富又召集20多名黨團員和積極分子開會，布置哪些人為“主攻”，哪些人來“助攻”。章自福批評說“會開得沒有勁，不激烈。反資本主義，幹勁越大越好，大家都要動手打，打出威風，打下資本主義的邪氣。哪個敢放水（手下留情）的，就把他拖上去批鬥……”
由章自福和龔明富親自主持，會議重新開始，社員們為了自己不挨打，也顧不得鄉裏鄉親的情份，拳打腳踢，就連婦女也下起狠手，賀自遠被打得很曆害，龔明富還親自動手推打。鬥了兩個小時，賀自遠被打倒在地，口鼻流血，氣息奄奄。
章自福見賀倒在地上沒有聲氣，走到賀身邊，猛踢兩腳，說他是裝死。龔也扯著賀的手，說他“是裝死！”並向群眾宣布賀是“裝死狗”。章自福對與會者說：“大家不要怕，賀自遠是裝死狗，就是死了，運動中死個把人不要緊的。以後還得這樣搞……”
散會後，章命令生產隊長派人將賀送回家，第二天早上，賀氣絕身亡。
1960年2月18日，公社來隊檢查“反右傾”。章自福為了個人名譽，“想在公社範書記檢查‘反右傾’時有個好印象，”便人為樹立“反右傾，鼓幹勁”的確典型。章找來聶延東商定，決定當晚半夜召開生產隊長和婦女隊長會議，要各生產隊派先進和落後社員各一名參加，在一生產隊新食堂開會，20多人連夜到會。
會前，章自福主持召開生產隊長先開布置會，第四生產隊隊長雷大灼提出，社員鄭博先出工不積極。當時定鄭為辯論對象，即由聶延東主持開會，章自福到會督戰。會議開始，雷大灼就點名，說鄭博先散布泄氣情緒，對人將，現在生產落後，是因為“社員勁頭不大，吃不飽飯沒幹勁”，還說他“不服從須導”，提名辯論鄭博先。
37歲的鄭博先，生產一貫賣力，在治湖、生產中先後八次評為勞動模範。1960年2月18日，鄭因饑餓和勞累過度，得了浮腫病，經領導批準從凇澧分流水利工地回家養病。但大隊規定，不出工就不開飯。為了吃上一口飯，他還帶病出工，隻有幾次出工動作慢一點。
會議開始後，鄭博先被帶上會場中央來，20多人先後上去推搡毆打。聶延東不斷鼓勁加油說：“今天會很重要，大家要鼓勁，任何人不準退縮，那個整不起不就找那個！”鄭博先站在中間，你推過去，我打過來。鬥了一陣，鄭大聲喊：“救命！我受不住了，我快要死了！”章自福上去猛踢幾腳：“你就沒死，你個狗日的，社會主義那能留你這種混世魔王活在人世！”
推打2個多小時，生產隊副隊長雷友光猛力將鄭推倒在地，鄭倒下後就不能動，口鼻流血，當場死亡。
章自社見此情景，在會上給大家壯膽說：“你們不要膽怯，今後右傾還得繼續反的。那裏有就在那裏反，對右傾分子，死個把人不要緊。”說完散會。
鄭死之後，聶延東向章自福請示處理，說是要向公社報告。章自福責怪他說：“這哪裏報得！”兩人商量一陣，決計製造假現場。當晚命令大隊試驗作業組長雷立仁派人把死屍抬 四隊保管室裏。時已天明，又派婦女隊長萬儉秀在外邊派人，以搞生產為名，暗中監視，不準人靠近保管室。到了晚上，將死屍抬到山裏，用繩子吊在樹上。
當天晚上，隊裏以挖木蔸燒火為名，派社員上山。有人發現屍體，於是大隊宣布龔自遠屬自殺。
同時，章自福多次在生產隊長會議上，布置隊長們，要壓製群眾，不準說此事，並派總支委員鄭昌銀專到四隊負責監視，聶延東負責封鎖消息。一天，聶聽萬延秀反映，有一個十多歲男孩雷浴春，在群眾中講龔自遠是被鬥打死的。雷家是地主。又發現地主雷次甫在家寫字，懷疑他是寫狀紙。
聶當即召開五類分子大會，以雷浴春“說怪話”，雷次甫“白天不出工”為口實，進行批打鬥爭。晚上由鄭昌銀主持召開全隊群眾會，又進行批打鬥爭。名曰“壓邪氣”。
縣裏終於得知此事，派人下來調查此事。縣檢查團進行第一次檢查走後，章、聶以死者之妻郭多姑偷了紅薯種為名，指使隊長雷大灼召開群眾會，宣布對郭多姑進行管製。又派龔明富把死者之弟鄭博洪弄到大隊部，威脅說：“縣委工作隊不能在這裏住一世，有事還是要靠我們解決。”又把死者幾個家屬喊到大隊部，章自福請他們吃了一餐飽飯，並以給糧食和錢來利誘收買，不讓家屬上告。
2，殘無人道，摧殘人民。
章自福到精華大隊，正是廬山會議以後，層層布置“反右傾”。章更加賣力。他以“整社”、“反右傾”、“辯論落後”為名，除打死上述兩名社員外，還親自指揮打人、戴高帽子、罰站、冬天脫衣、吹西北風、潑冷水、站臘水田等刑罰，辱罵鬥爭幹部25人，社員17人。其中被打成重傷6人。
作業組長黃洪堂因生產任務沒完成，章自福命令他脫光上衣，時值十冬臘月，天寒地凍。鬥爭批打一個多小時，打後腿腫了5天不能出工。作業組長田順初被鬥打後外逃。章自福鬥打辯論脫產幹部陳章鼇後，對陳說：“今天整你，是為了今後你好整他們（指下麵幹群）。”
1959年冬，56歲女社員郭金姑，收了幾個自己偷種在山坡上的地瓜賣給外隊。龔明富得知，便將她抓到楊家富堰，發動群眾推踢打，將她打倒在地。
社員雷大田，因10元錢與帳不符，龔發動社員推搡打毆約三個鍾頭，還親自動手猛擊雷胸部兩拳頭。雷頭部被打腫，腳上血流不止，受重傷倒床，半個月沒出工。
1960年2月，龔去劉家食堂，社員劉國章喊了 他一聲“老龔”。他認為沒喊“龔書記”，抓住劉國章就是一頓狠揍。
社員們私下喊龔明富為“惡老虎”。龔明富親手摧殘的群眾達48人。
聶廷東直接摧殘群眾33人。其中推踉27人，冬天打赤膊潑冰水3人，站臘水田1人。
工程員雷華新，因不滿於幹部鬥打社員，被聶廷東鬥爭，致使雷的一條腿摔成跛子。
17歲少女吳桂香，因吃不飽餓幹活不力，被聶發現，罰她冬天站在臘水田，往身上澆冷水。幾小時下來，吳桂香凍得半死。聶廷東哈哈大笑，讓人將姑娘扶進屋裏，找來幾件幹衣服，又生上大火，聶廷東淫心大發，將周圍人支開，硬要給吳桂香脫衣烤火，姑娘凍得動彈不得。聶摸上她身子，冰冷冰冷的，便沒了情趣，吳桂香有幸逃過此劫。
鄭昌銀共摧殘社員引人，其中10?15歲小孩10名。13歲學生馬興華，不小心踏了路上寫的石灰標語。鄭罰他脫掉衣服鞋襪，圍著桌子轉圈，直到轉昏倒地。小孩雷立真幹活沒力氣，大冬天，鄭昌銀往他身上潑冷水1個多鍾頭，雷立真大病一場。
1960年舊曆正月，13歲女學生雷鳳英、10歲女學生朱鳳秀，天冷挑糞便未脫棉衣。鄭昌銀大怒，說她們偷懶，強製她們脫去棉衣，站在臘水田裏，澆冷水淋濕衣服。致使二女大病。
縣委整風工作組向縣委匯報說，“章自福一夥為非作歹，致使精華大隊幹部違法亂紀，打罵群眾的歪風邪氣十分嚴重。全大隊1758人，受迫害毒打者393人，占總人口22%。全大隊18個黨員，打罵群眾的11人，占60%。”
一生產隊隊長雷大順，打人成性。社員周宜民餓不過，偷了隊裏的紅薯種吃，便將他捆起來，鬥爭大會上，硬是用針線縫上他的嘴巴。
三隊副隊長雷有元，社員私下稱他為“惡霸”。1959年臘月，60歲社員黃鳳姑因帶孫女，沒出早工。雷有元就在川門食堂開鬥爭會，要她說原因。黃沒吭聲，雷就端了一盆冷水，披頭蓋臉潑在她身上。
同月，川門作業組15歲女社員郭金枝，因來月經肚子痛，出工遲了一會。雷有元就在丁工堰工地上，當眾強迫她脫光衣服打赤膊，郭金枝嚇得大哭。出工的姑娘們都跪下幫她求饒，說怎麽罰都可以，郭金枝是一個女兒家，打不得赤膊的。雷就限令她脫得隻剩一件單衣，在寒水裏站了一早上，凍得她全身冰凍，還不給飯吃。郭金枝因此大病半月，精神恍惚，幾次痛不欲生想“找出路”自殺。家中人苦求苦勸，才苟且偷生。
1960年正月，女社員田巧美，因身染重病，向雷有元請假。雷跑到她房裏，把她從床上拖下來，毒打一頓。到工地又限令她脫得隻剩一件單衣，站在冬水田裏。田巧美大病一場，連吃藥都沒錢，差點病死。雷有元還幾次上門逼她出工，見她起不來，還破口大罵：“你這個懶婆娘，出工就裝死，當婊子就上勁！”
更為惡劣的是鬥爭社員馬學金和黃珍美夫婦時，采用的手段令人發指。1960年元月18日，該大隊婦女黃珍美，在治湖工地與石板灘社員馬學金結婚，後回大隊轉糧食關係。文書雷建峰電話請示章自福。章認為結婚沒經他批準，十分惱火，便指使將其夫婦扣留，並交代雷建峰：“你的幹勁大，任務交給你，晚上開會鬥爭。”
當夜，章自福趕回大隊，召開生產隊長會議。人未到齊，章就提出：“今天要唱回雜戲。”“搞個大場合”。他讓幹部把馬學金和黃珍美夫妻兩人押來批鬥，把馬學金衣服脫光推打鬥爭。鬥了一陣子，馬說要拉屎，瞅個機會跑了。
接著，又把捉來的“社會主義的逃兵”、17歲女社員田桃美押到會場。田桃美因在治湖工地吃不飽，過度勞累，逃跑回家。幹部們便圍著田桃美，讓她脫光上衣，一陣推打“肉搏”後，要開會了，又讓她穿上衣服押起來。田姑娘上身和乳房，被這些禽畜抓得稀爛，下身連陰毛也被扯了幾把。姑娘哭得死去活來。
會後，章自福去旁邊屋裏開電話會和寫材料。奉命抓人的幹部，把馬學金和黃珍美又捉到大隊來。聶廷東提出要“唱雜戲”，發動幹部們，又把馬學金和黃秀珍弄來批鬥。幹部們會前脫過田桃美的衣服，過了癮，淫興還未消。這時便強令黃珍美脫去衣褲，隻穿一條短褲。又讓馬學金脫光衣褲。推的推，搡的搡，有人趁機在黃珍美的身上和乳房、屁股、大腿上亂摸。又把夫妻兩人推倒在地，讓兩人各倒一頭，把兩人的頭部互相壓到對方胯中。聶廷東還強製黃口含馬的陰莖，並問香不香，臭不臭。又讓馬學金舔住黃珍美的陰部，夫妻二人口含對方生殖器在地上打滾，幹部們在一旁圍觀，哈哈大笑。
3，奸汙婦女，貪汙多占。
章自福到精華大隊隻有4個多月，即利用職權，奸淫婦女多人。16歲少女雷金秀，是大隊衛生保健員。章自福威逼利誘，尋機奸汙她多次。有一天早上，雷金秀進屋掃地，被他抱起來按在床上就強奸。從此以後，雷金秀就成了他的萬物。有幾次大隊開著會，章自福還跑過來將雷奸淫後再接著開會。被他奸淫的還有衛生所調劑員，17歲女青年宋立英，18歲的代大隊婦女隊長趙喜美，女社員劉雪英和雷令秀等人。
鄭昌銀1960年4月奸淫四隊婦女隊長萬儉秀。聶廷東1958年奸汙婦女馬秋美，1959年奸汙婦女胡秀芳。
4，橫行霸道 ，攔人索財。
自1959年11月至1960年，大饑荒降臨，各地逃荒的人流如潮。精華大隊外逃荒討米要飯的群眾213人，占總人口12%。為此，章自福下令路上設卡，攔截來往行人，扣壓財物。
1960年2月9日，章自福召開大隊作業組長以上幹部會議。他布置說：“俺大隊人外跑多。凡是從大隊路過的，沒有證明的一律扣下搞生產。”
元月29日至3月28日兩個月內，全大隊共扣留過往行人705人，其中被鬥137人。2月10日一天設立三個哨長，由龔明富、雷友元、關陽銀等人率民兵持槍檢查，一天捉拿過往行人百餘人。
據不完全統計，扣壓豬肉150斤，魚64斤，食油3斤，米30斤，黃豆40斤，雨衣一件，套鞋一雙，被子一床，布5尺，棉花15斤，煙葉3斤，人民幣15元。都為大隊幹部自己吃、用、拿了。
方圓幾十裏地，老百姓不敢從精華大隊過，說是精華大隊出了山大王，過路要留買路錢。群眾稱章自福等人為“四條蛟龍”。
揭發章自福的上書，最早是1960年2月27日精華大隊的一封匿名信。此後，告狀信不斷。1960年4月9日，社員周功釗、賀傳章、田大祥4人快板形式，聯名寫了封檢舉書。
中共常德地委派人查處。經查證，其犯罪事實確鑿。
章自福案上報後，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多次將此案作為社教和幹部蛻化變質的典型案例，予以通報。
1960年4月16日，公安部門將上述4人拘留，5月4日逮捕。鑒於以上罪行，1960年9月，章自福被判處死刑，聶廷東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龔明富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鄭羅銀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1981年5月14日，澧縣人民法院對此案複審，認為該案是從上而下的反右傾，“五風”盛行情況下發生的，各級領導應分擔責任；把上述錯誤因違法亂紀，強迫命令加在一起，將章自福、聶廷樂定為蛻化變質分子，龔明富定為壞分子，鄭羅銀定為變質是無限上綱；對章可判有期徒刑，判死刑是錯殺，應予糾正，作好善後工作；對聶、龔撤銷原判免予刑事處分，鄭羅銀屬一般“五風”錯誤，免除追究刑事責任。
複審結論下傳後，民情嘩然。
吃人餓鬼：劉家遠慘殺親子食子案
在我小時候的印象中，劉家遠慘殺親子食子案，經常給我們一些小夥伴驚心動魄、夜來惡夢攪魂的恐怖感，和夜間一見迎麵過來長得凶神惡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扭頭就跑的心裏障礙。
劉家遠是澧縣如東人。如東靠近洞庭湖區，是個風景如畫、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雖早已失去了曾經八百裏煙波浩渺的氣魄，但一片片淤積平原養育著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兒女。澧東土地肥沃，物產豐饒，田裏出產糧、棉、油、絲、麻，湖中盛產魚、藕、蓮、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則湖中的出產盡可讓人們得溫飽而有餘金。如東人的富足，著實讓澧州人為之豔羨。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劉家遠殺害親子食子案，卻又著實讓慘案頻仍、業已見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為之震撼和悲哀。
劉家遠是一個老實人。他出身貧寒，自小在饑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淩中長成，養成了軟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國民黨抓壯丁，押上炮火連天的東北戰場。不久，他所在的部隊全軍覆沒，劉家遠也成為解放軍的俘虜。
在部隊，戰友們對他的評價還好，說他話不多說，事不少做，領導上喊往哪裏打，他就拚著性命哪裏衝，大小也立過幾次戰功。但人老實到沒多少出息，幾棍子也打不出個屁來，因此不大討幹部喜歡。1950年，他複員回鄉。
劉家遠回鄉後，分了土地還分了房子，老老實實地幹活種田，漸漸生活也有了些起色，娶妻生子，小日子也還過得有些興旺。鄉親們都說他娶了個能幹潑辣的女人，劉家遠家旺人興有了指望。
無論是互助組，還是合作化，運動一來，幹部一號召，大會、小會一開，一說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後、不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拿他是複員軍人說事，要他“起帶頭作用”。劉家遠膽小怕事，嚇得戰戰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證，牽牲口。他老婆死活不同意，兩口子每每都要大吵大鬧一番。但劉家遠總是帶頭入組、入社。合作社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兩口子意見也越來越大。
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澧縣的“共產風”在全地區都是有名的厲害。而廬山會議後，全縣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級“共產台風”。
1961年4月整風整社運動中，縣委書記張琢，在中共澧縣縣委擴大會議上的檢查報告中說：“這股‘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從五八年公社化後起，到這次整風整社運動開始止，才平息下來。
據初步統計，公社化以來，全縣各級刮的‘共產風’，折合金額達到3812萬元，相當於三年農副業總產值（15732萬元）的23%；其中光是刮的社員個人的各項物資折合金額達到1246萬元，相當於五九、六0年兩年分配給社員部分的30%。
其中包括集體土地29563畝，社員自留地24307畝，房屋123960間，各種農具3823837件，現金2699000元等，每戶平均90.4元,人平24.77元。
特別是拆房屋，挖祖墳，叫社員餐風露宿，幾代同房，公公和兒媳婦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擠一間房，最使社員傷心和惱火。社員形容那種情況是：“公媳同房，帳子做牆，說話為難，洗澡過關。”
如東公社的“共產風”越來越大，“一平二調”刮得樹倒屋毀，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豬、羊、雞、鴨、鵝、鍋、壇子、桶、刀、鏟、火鉗、缽、碗、菜盆、鼎鍋、撐架、箱子、床、櫃、桌椅板凳、犁、鋤頭、鍬、糞桶、扁擔、籮筐……
全社“一平二調” 社員各項物資折合金額達到172076元，每戶平均106.8元。劉家遠家中被搜得一幹二淨，就連桌、椅、板凳、刀、鏟、缽、碗也沒留下半點。
如東公社各級幹部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也非常嚴重。據張琢在一次整風運動的縣委擴大會議上說：如東公社的幹部對人民群眾采取了法西斯統治，隨便打人、罵人、捆人、吊人、扣糧、鬥爭、“辯論”、罰吹西北風、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糞、兒打娘、敲牙齒、針縫口等。
公社成立勞改隊，有的大隊還成立了改造隊。開辯論會的時候，先把積極分子教好，讓他們起帶頭作用，然後幹部吹哨子為號，一起湧上去打，哨子控製節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聲音大就打重，吹得輕，就打輕點等等。
1958年9月，幹部帶頭從劉家遠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現金25元錢不交公。常言說得好，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欺騎。別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剛強的，下手者還有些手下留情。
而劉家遠人菘貨饢，平時就被人欺負慣了，這回兩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對老實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頭栽倒在地，就連兩歲多的兒子也被人一腳踢得半天沒哭出聲。
別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無論如何也會跳起來拚命；他老婆挨打，劉家遠縮在牆角不敢吱聲。幹部們走後，他老婆又哭又鬧，口口聲聲罵他是個廢物，沒得本事，連老婆都護不住。家裏分文無有，兩口子連看這場傷病的錢也沒有。還是鄰居好心，去扯了些治傷的草藥來，兩口子過了好些天才慢慢恢複。
1959年9月，如東公社各大隊搞起“反偷風” 運動。大隊和生產隊一級級開大會，要社員老實坦白交待從1959年春荒以偷盜集體莊稼的罪行，說是“黨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自己積極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審到劉家遠時，幹部硬逼他老實交待。他在驚恐之下，承認說偷過一次苞穀。
其實當時苞穀在地裏還剛剛結穗，顯然他是強逼屈招。結果幹部們硬說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後後給他算成偷盜集體糧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來，並帶民兵到他家抄家。
幹部們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時從收割後的田裏撿的5斤多穀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罰他一家三口人停夥兩天。是年冬，因家中斷糧斷炊，他老婆實在餓得受不住了，於是丟下劉家遠和兒子，跟著一個男人跑到外鄉了。
1960年春節前後，家裏粒米不剩，劉家遠父子常常連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別人家為了救命，也顧不得人民公社的種種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區捕魚、挖藕，搞點吃的。劉家遠膽小怕事，坐在家裏幹挨餓。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餓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圍著他要媽媽、要吃的。劉家遠心煩意亂但又一籌莫展，常常坐在屋裏獨自發呆，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麽。大年三十晚上，鄰居見他家實在是太可憐了，便給他端過來一小碗野菜粥，父子倆這次總算吃了頓年夜飯。
這時，公共食堂一天開一頓夥，大人一人一碗見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給一勺子。劉家遠的“飯”，常常被孩子吃了還不夠，整天圍著他哭鬧喊餓。這時劉家遠自己也餓出了浮腫病。
不久，公共食堂停夥斷炊。劉家遠父子倆已經幾天沒吃飯了。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裏聲息皆無。據劉家遠後來自己交代，這些天裏，他自己一聽到孩子的哭聲就煩躁不安，還經常出現幻覺，就連做夢也是夢見白米飯、紅燒肉和紅燒鯉魚，還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動的豬，想吃肉都快要想瘋了。
當天夜裏，他看到躺在鋪上的兒子餓得就快要斷氣了，惡念頓生。心想，與其讓兒子受罪，還不如把他殺吃了，吃個包肚子自己再死也好。於是他找來一把破菜刀，幾刀就把他兒子殺死了，並肢解成幾大塊，用水洗幹淨。又偷偷跑到地裏，偷了一些生產隊的胡羅卜，洗幹淨後，放到破鼎鍋裏，和兒子的屍體一起煮。
那天晚上，劉家遠說他幾年來第一次吃了餐過癮的肉！
第二天，鄰居沒見他家小孩子哭鬧，“連人影子也沒照過麵，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裏看看。”這一看可把人嚇壞了。隻見幾塊磚頭搭起的灶上放個破鼎鍋，鼎鍋裏還煮著小孩的頭、胳膊和腿腳！於是趕緊跑到公社去報案。
劉家遠被捕後，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說就是不想讓他兒子再受罪了。還說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兒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劉家遠被槍斃前一天晚上，監獄破天荒給他端來了一碗大米飯。據同號的犯人說，劉家遠竟把米飯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兒子，嘴巴裏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麽，然後幾大口就把一碗飯吃了個精光。
劉家遠案在澧縣影響很大。大概直到1964年初，隨著人們的興奮點轉移到“四清”運動對幹部“四不清”問題上去，劉家遠案才逐漸淡化出人們的視野。但是，對我們這些小孩子而言，劉家遠案是我們永遠的恐懼和心痛！
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人們從大字報和批鬥大會上，經常可以聽到和看到對當年 “四大公案”的控訴。讀者可以想見，澧縣的文化大革命會有多麽激烈、多麽殘酷……
在極權體製下，毛澤東在狂熱衝動中發動的大躍進，必然會導致苦日子的大災難，從而造成官僚政體和人民群眾巨大的衝突和極其尖銳的矛盾。其後，廣大人民爭民主、反官僚、求生存的本能的民主訴求，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導引下，終於又一次陷入了山河泣血、全民內戰的災難之中！
① 澧水臨州城處有十裏沙洲，盛蘭花，故名蘭洲。澧水也因此得名蘭江。屈原甚譽：澧蘭沅芷，君子之魂。蘭洲為澧州人之精神家園。澧州自古以來，皆為魚米之鄉，又盛產桑棉。大躍進後，蘭洲植桑，故又名桑洲。少年時嬉於斯，樂於斯！蘭江擊水，追舟排，放歌喉；蘭洲撒野，偷瓜果，啖桑葚。水是鄉，洲是家！
② 澧州城有文廟，前後大殿間橫亙金鯉池，狀元橋高跨其上。舊時讀書人趕考前都要“走橋”。能過狀元橋者，中舉有望。掉下橋者，則息趕考之念。然少年時常與同學在橋上走來跑去，皆無恙。於此甚是不解。每每走過一次，便罵一聲掉下橋的讀書人：笨蛋笨蛋大笨蛋，狀元橋掉下烏龜王八蛋！
③ 八方閣為澧州名勝。建於臨江古城牆頭。傳說閣內藏有為澧州保福脈之聚寶盆，定四水之夜明珠，閣基埋有鎮洞庭之斬龍劍。少年時信以為真，一群頑童，經常趁夜光翻攀上閣，入內尋寶。盡管每每空手而歸，但斯夢十年不疲！三十年後念及於此，不免時常放笑失聲！
④ 《澧水船夫號子》曾獲莫斯科音樂節獎。.
⑤蔣翊武, 澧州人。清未組織武昌文學社，因製造暴動炸彈,走火事泄。是為辛亥革命先聲。
作者：餘習廣
四大公案駭澧洲
故鄉的情思
月是故鄉明，水是故鄉親，我的故鄉澧洲城。
１９９４年中秋前夜，蒙賓王之?，思鄉情湧。擁著故鄉的水月鄉情落枕，不意夢裏滿是故鄉的“四大公案”，驚駭中冷汗濕背！那是我此前一年多正在調查和未能完稿的本文。故鄉的夢，那是囹圄中銘心刻骨的情！次日詩情如泉，得《思鄉曲》一首，實錄以饗：
思鄉曲
月是故鄉明,
水是故鄉親,
我的故鄉澧州城。
澧水東來三千裏，
蘭芷飄香入洞庭。
鷗鶴千渚芙蓉水，
漁歌唱晚木蘭津，
澧蘭沅芷屈子魂，
君子蘭芳出邊城。
——哦，我的故鄉情！
月是故鄉明，
水是故鄉親，
我的故鄉澧州城。
澧水花汛雲帆暖，
湖笛牧歌洗征塵。
男兒敬客仁義酒，
湘女多情水多情。
玉蘭西施桃花燕，
不到澧水不識春。
——哦，大哉故鄉行！
月是故鄉明，
水是故鄉親，
我的故鄉澧州城。
澧水踏浪逞豪勇，
放歌蘭洲啖桑葚①。
狀元橋畔戲金鯉②，
寶塔灣前祭祖墳。
最是浪魂八方閣，
夜來尋寶少年人③。
——哦，夢回故鄉頻！
月是故鄉明，
水是故鄉親，
我的故鄉澧州城。
澧水船夫踏岸行④，
天地同悲入邊聲。
洞庭漁米天下足，
千舟萬船輸王城。
秋收官府催征賦，
春荒四野流饑民。
——哦，我的眾鄉親！
月是故鄉明，
水是故鄉親，
我的故鄉澧州城。
澧水千古多豪傑，
亡秦三楚是鄉音。
文廟年年祭翊武⑤，
民主鐵血撲滿清。
風波萬裏行大道，
蘭江夜半入秦城。
——哦，壯哉故鄉人！
四水入澧，八洲蘭盛。澧蘭沅芷，君子之魂。在屈原頌美的澧水中泡大的我，故鄉的河，載著故鄉的夢，時常從我心中流過。洞庭湖濱，有一個美麗的邊城澧縣。澧水蘭洲，物產豐饒，自春秋戰國以降，兩千多年來，以民情淳樸寫入曆史。然而，在大躍進?苦日子年代裏發生的“四大公案”，四十多年來，成為澧縣人的口傳，也一直震撼著我的心靈，時常侵入我的夢魂，成為我對大躍進—苦日子曆史如此執著追尋的不解情結。
“四大公案”駭人聽聞！
——蘇海清案：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書記蘇海清，強迫飼養員為死豬披麻帶孝，哭墳守靈；魚肉百姓，恣意奸汙婦女，搞初夜權；
——章自福案：白衣公社精華大隊總支書記章自福，橫行鄉裏，打死多人，攔路搶劫；鬥爭會上，讓夫妻赤身裸體咬著生殖器打滾取樂；
——如東公社社員劉家遠，饑寒交迫，殺害兒子食子案。
——案四要麻煩些。自小聽說的是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縣委強迫命令，淞澧分流水利工地，幹 部以毒刑和餓飯來控製民工，造成民工死亡上千人的慘案；而在我調核實此案時，又有縣誌辦的人 說是縣人委會葉秘書為治癆病，吃死囚人腦人心案。我經過反複考證，葉秘書吃人腦人心案為文革前夕事發，應與澧縣人民口傳的大躍進?苦日子年代“四大公案”不相幹係。
四十年過去，我踏著澧水兩岸風景如畫、風情如詩的土地，查閱地區、縣、鄉三級檔案材料，對
30多人進行采訪查，去追尋當年“四大公案”的痕跡……
人間地獄：澧縣慘案
對於廬山會議後，“反右傾”和“更大躍進”運動中的澧縣，縣委書記張琢說過一句話：“幹部 打人成風，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少數地方已經變成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而我童年時聽老百姓說得最多的一句順口溜是：“幹部象惡魔，澧縣變地獄”。
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是在廬山會議後，“反右傾”、“更大躍進”運動中，澧縣自上而下幹部統治手段暴力化背景下，全縣慘案普遍化中的一個典型案件。
澧縣本是個好地方。
澧縣因澧水貫穿境內而得名，因曆史而知名。澧名首見《禹貢》，春秋戰國屬楚，秦始設郡，澧屬慈姑縣，隸黔中郡，西魏恭帝二年（555年）始設澧州。隋大業三年，改為澧陽郡。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升為澧州路；至正二十四年，改為澧州府。民國二年，廢州改縣，至今。
澧縣位於湘西北，濱洞庭湖而?武陵山脈，毗湘西而鄰鄂川黔。自西北向東南傾斜，形成山區、丘陵、平原、湖區四種自然區。澧水、?水、澹水、道河四水貫穿全境；九派支流匯澧水下，故澧州又有九澧之稱。澧水係湘省四大水係之一。
前人論及其山川地形：“澧實控引荊蜀，襟山帶江，與嶽常鼎峙，形勝亦綦重。”境內甚得舟輯之利，川黔及湘北物資經澧水入洞庭下長江而通世界，津市為澧
州之重要碼頭。
澧縣曆代都為魚米之鄉。棉花為湘省之首，糧、絲產量占重要地位，漁業興盛，紡織發達。曆來雖貧富有別，然實為豐饒之地。
童年和少年時代常聽大人們說：“我們澧縣這麽好的魚米之鄉，誰又能想到，大躍進後，竟讓那幫巴腦殼（澧縣人對北方人的混稱，指北方人後腦殼多為平直）硬是搞成了人間煉獄呢！”
澧縣人說的“巴腦殼”或“北方佬”，是指來自北方、主要是山西和河北的南下幹部。
在澧縣，130多個南下幹部，控製著全縣科級以上的官位。
在我小時候的印象中，“北方佬”都是官。文化大革命的“炮打”、“火燒”中，已經懂事的我，熱熱鬧鬧地看完各單位批判“走資派”的大字報，對“北方佬”形成一個看法：大都有兩個老婆，老家一個，澧縣一個；大躍進?苦日子老百姓受罪，都是他們胡作非為、違法亂紀的結果；他們的生活，和我們老百姓相比，一個天上，一個地下。
的確，老百姓的觀點是膚淺的。但是，他們對人民犯下的罪孽，正是人民群眾對官僚統治仇恨的社會原因。這也正是毛澤東發動文化大革命的社會基礎。
不過，“打倒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是一個奇異的雜種：人民群眾要“打倒”當權派，是因為他們自大躍進以來，欺壓人民到了無以複加的地步；而毛澤東要“打倒”當權派，更多的是因為大躍進以來的政治破產，造成了大權旁落的危機感！
人們把1957年底開始大躍進，到廬山會議前，稱為“大躍進時期”，而把廬山會議後“反右傾”、“更大躍進”運動到1962年下半年餓死人局麵有所改善的時段，稱為“苦日子時期”。我認為，這個曆史劃分是準確的、曆史的、科學的。
1958年9月，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澧縣隨大流，全縣實現公社化，將原40個鄉、8個縣轄鎮，合並為18個人民公社和一個縣轄鎮，下設248個大隊，2157個生產隊。全縣也刮起高指標、瞎指揮、浮誇風、“共產風”；也發生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現象；也是“大辦公共食堂”，搞“吃飯不要錢”；也搞“大煉鋼鐵”，並將全縣大小山林砍伐一空，毀林木59.7萬立方米。
1959年春，澧縣也發生社員逃荒死人現象，嚴重的“人口盲目流動”，到1959年2月，人口外流逃荒嚴重，流入湖北公安、江陵、沙市者，達11788人。
1958年，全縣“外流勞力”即逃荒的青壯年即達14500人，發病人數為193000人。
但相比湖北、四川、貴州幾個周邊地區而言，澧縣的老百姓也知足，他們說：造孽啊，路上逃荒、餓死的，多是湖北佬和四川佬，還有湖區錢糧湖的開荒佬。
澧縣人說“佬”字不含地域歧視，相當於說“人”字。其實，當時澧縣佬的處境也很艱難。但後來的局麵，更讓澧縣佬如墜地獄苦海。
1959年8月底，廬山會議的風聲就傳到澧縣。9月，縣委常委傳達中共中央《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誌為首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
在這場“反對彭、黃、張、周反黨集團”的鬥爭中，由於廬山會議上“湖南集團”的問題，湖南成為“重災區”。
經毛澤東大躍進愛將王任重的推薦，湖北省委書記處書記張平化主政湖南。在全國“反右傾”和“更大躍進”運動中，湖南屬最積極的省份之一。
習慣於服從上級而主宰澧縣人民命運的南下幹部為主的縣委領導們，聞風而動，衝在了湖南的最前列。軍人出身的他們，習慣於服從。
澧縣因次而又成為苦日子年代湖南的重災區，成為後來湖南省整風整社反“五風”的典型。
1959年10月，澧縣縣委召開縣委擴大會議，傳達八屆八中全會精神，和省委擴大會議精神，正式決定開展全縣“反右傾”。並布置縣直、企事業單位、農村分批開展“反右傾” 運動，至1960年1月結束。
全縣共批鬥“右傾機會主義份子”和“右傾保守勢力”3290人，重點批判了23人，處分112人，鬥死241人。這場運動，定下了全縣隨後以暴力行動來推動“更大躍進”運動的基調。
從縣到社，各級“反右傾”大會聲勢浩大，普遍采用“辯論”、謾罵、揪頭發、扯耳朵、捆綁、推搡、罰跪、冬天潑冷水、毒打、吊打、墩人、灌屎、灌尿、灌辣椒水、灌肥皂水、棒打棍揍、皮帶抽、背磨盤……
為在1959年取得“更大躍進”的“偉大勝利”，在全省開展的“反瞞產” 運動中，澧縣縣委獨具匠心，在全縣開展了一場來勢凶猛的“反偷風” 運動。
縣委第一書記馬書玉認為：1959年，澧縣糧食生產取得了大豐收，但是各公社的國家征購任務完不成，原因主要是農民們在秋收時，把集體的糧食偷回家，備饑荒了。
此外，幹部怕留少了口糧，又會發生今年春荒的鬧糧缺糧饑荒病死情況，也大量隱瞞產量，以多報少，欺騙上級。因此，必須在全縣開展以“反偷風”為主，以“反瞞產”為輔的“人民戰爭”！
在馬書玉的影響下，打人成風。中共常德地委在《關於澧縣產生嚴重違法亂紀錯誤檢查情況和處理意見給省委的報告》中說：“造成了一部分幹部思想混亂是非不清，有的認為打人是合法的，是有‘幹勁’、 ‘立場堅定’，‘鬥爭堅決’，不打人則是右傾‘、‘立場不穩’，‘同情資本主義’。
澧陽公社黨委副書記萬一平同誌，在一次總支書記會上布置積肥任務時說：‘你們一定要拿出幹勁，有點火力來完成任務，如果完不成這個任務，我就要你們站桌子，鼓點幹勁你們看一看’。
九王大隊十生產隊隊長胡子康說：‘打了一次人，起碼有五天好發動’。王家廠公社龍堰大隊總支書劉大連說：‘運動來了就搞幾下，運動走了就不能搞了；一個運動不打幾個人好像沒有什麽起色’。
個別公社領導幹部甚至布置打人，津郊公社黨委副書記丁士英，在總支書會上還布置說：‘人可以打，隻有幾個地方不打，鼻子不打，臉不打，耳根不打，其餘地方都可以打’。以致造成打死人逼死人的不良後果。”
1959年10月11日～17日，澧縣搞起了由幹部帶頭壓陣、武裝民兵和積極分子開路的“反偷風”運動，把全縣隊隊戶戶鬧了個雞飛狗跳牆。
據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縣縣委整風辦公室上報地委並省委《關於我縣產生嚴重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錯誤的檢查和對馬玉書、趙全誌同誌的處理意見的報告》稱：“全縣範圍內、普遍的發生了打人、打死人和逼死人的現象。”
“全縣被打的幹部群眾達19041人，占農村總人口的2.88%。其中因幹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致死的520人，（整黨、整社中死的102 人，水利工地上死的177人，去冬今春和社會主義再教育死的241人）。
這些人屬於當時被鬥打致死的99人，鬥打後自殺的140人，原來有病打後加速死亡或者是鬥打成疾致死的117人，扣飯後自殺的127人，因克扣糧食而餓死的45人，其他92人。”
“全縣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嚴重的有王家廠、閘口、白衣、澧陽和夢溪公社。這五個公社共打人10823人，占全縣被打人的54.6%，因幹部強迫命令、違法亂紀而致死的258人，占全縣死人總數的49.5%。”
這些幹部“有意為非作歹，摧殘群眾，危害人民，手段非常毒辣。
體罰毒打群眾的手段匯集起來，有40餘種。如：‘推排球’、吃屎喝尿、‘吊半邊豬’、針穿嘴巴、棍穿陰部、男女互咬生殖器、坐水牢、火燒、打後賽跑、人碰人、拔牙齒等酷刑，都是駭人聽聞的。
有的地方錯誤的提出‘殺雞嚇猴’、‘打一警百’、‘堆羅漢’（被打人睡在下麵，上麵壓人），和成立‘毆毆組’（毆腳筋、手筋、腰筋）、打態度組（辯論對象在鬥爭時，一上台就打，把態度打老實）、開攮攮會（把人推擠）。”
1961年4月整風整社運動，縣委書記張琢在中共澧縣縣委擴大會議上的檢查報告中說：“反偷風”運動中，發生“全縣性的非法抄家和非法鬥爭的違法亂紀現象。”
“全縣當時有18個公社、317個大隊，在‘反偷風’中開展了鬥爭的有291個大隊，占94.7%，被鬥對象11263人，占全縣總人口的2%……非法鬥打或采取其他辦法被體罰的共389人（據當事人回憶，當時幾乎每個被鬥對象都要受體罰——引者）。
鬥爭中，幹部違法亂紀的有792人，占全縣作業組長以上幹部的0.94%；不少地方發生了錯鬥亂打的現象。與鬥爭的同時，各地普遍發生了非法抄家現象。
全縣有267個大隊，占86.97%的大隊搞了‘抄家’，被抄的有997戶，占總戶數的6.8%……共抄出糧、棉、衣被等各種實物折款達70040元。
更嚴重的是有的地方在‘抄家’中還普遍采取了連抄家帶拆屋、抄後封門、掃地出門等惡劣手法。”
張琢說，大躍進以來，幹部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錯誤日益嚴重。
“據初步統計，在全縣29423個農村食堂管理員以上幹部中，犯有不同程度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錯誤的就有10671人，占幹部總數的36%；公社化以來，先後體罰群眾90268人，占總人口13.9%；被扣飯68868人，總人口10.6%；因打致死的384人，因打自殺301人，因扣飯餓死的人，因幹部作風問題造成其他非正常死亡350人，共計1299人，占總人口的0.2%；因打致殘廢的有1813人，因幹部作風問題外逃的有15996人（以上數字按類統計，人數互相有重疊）。
最多的一個人打過340多人，打死過15人，兩年多來扣群眾飯的有扣到160多次的。在這些食堂管理員以上幹部中，貪汙多占的有8932人，占幹部總數的30.3%，共貪汙多占各項物資折金額199281元，相當於全縣60年分配給社員工資總數的4.16%。其中糧食705513斤，可供 1803人吃一年；布票27424尺。
另外，亂搞男女關係的有2829人，占9.6%，共搞了女人4480人，最多的一人搞了20多個。”
張琢也看到了幹部個人素質惡劣和幹部隊伍變質的嚴重問題：“全縣原有18個農村公社，296個大隊，根據這次整風整社揭發的結果，屬於壞人當權的三類公社有6個，占33%（其中鑽進來的壞人當權的2個，拉出去的當權的2個，死官僚2個），屬於壞人當權的三類大隊有125個，占40.2%（其中屬於鑽進來的壞人當權52個，拉出去的壞人當權的57個，死官僚主義分子當權的10個，其他6個）。
在原有2203個生產隊和6659個生產小隊，屬於壞人當權的生產隊有645個，占29.3%，生產小隊有1061個，占16%。全縣29423個農村食堂管理員以上幹部，根據掌握的材料初步排隊的結果，屬於飽食終日，無所用心，嚴重的不明情況，違反黨的政策，犯了錯誤不肯正視，屢教不改的死官僚主義分子就有1661人，占5.65%(原文如此??引者)，屬於蛻化變質的分子就有1664人，占4%；屬於鑽進來的壞人有657人，占2.24%。
這些人當上幹部、竊居重要職務以後，有的勾結包庇縱容壞人，一意孤行，不顧群眾死活；掛共產黨之名，行國民黨之實，在人民群眾頭上作威作福，實行殘酷的階級報複，想盡千方百計整治群眾。
除了隨隨便便打人、罵人、吊人、扣糧、扣工分、罰趴、鬥爭、‘辯論’、反省、搜查、抄家、遊行示眾、戴帽子、罰跪、罰站、罰曬、罰吹西北風等等以外，還使用了許多駭人聽聞的手段。
他們私設法堂，嚴刑拷打，刑罰之多，有如畫地為牢、坐水牢、潑冷水、滾雪球、跑‘麻城’、叫女人赤身裸體、男女互咬生殖器、開朗誦（推搡）會、推排球、拔胡子、扯頭發、吊‘鴨兒水’、抬‘穿心杠’、脖子上掛屎桶、跪碎瓦渣、叫人家喝清尿、吃牛屎、剁指頭等等。”
張琢在會後和縣委書記處書記們談幹部作風問題時，書記們一直認為，土改時的積極分子中混進太多“流氓無產者”和“嚴重不純分子”，後來有提到農村基層幹部，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張琢還尖銳地提出了一個問題：“在這些壞分子的活動下，不少地方打人成風，群眾敢怒而不敢言；極少數地方已經變成暗無天日的人間地獄。
例如澧陽公社荷塘大隊壞分子潘啟才，就曾經規定打死人後有‘三不準’（不準死者家屬收屍、不準哭靈、不準買棺材，甚至還要死者家屬笑）。
該隊中農社員李紹雲被潘打死後，不但不準收屍哭靈，並且還要畫像鬥爭，叫別人代他受鬥。
夢溪公社又新大隊壞分子傅紹發為了強奸一個貧農的女兒，竟敢當麵通知女方的父母要和他女兒睡覺。女方不答應，就采取罰重工、扣糧、調虎離山等辦法，以遂其獸欲。
“群眾把這些壞分子和違法亂紀分子稱為‘老虎’、‘閻王’、‘笑麵虎’、‘陰雷公’、新惡霸’、‘新把頭’、‘馬老五’、江正發’（均係大土匪）。這些事情不光是一個地方有，而且幾個地方有。不僅是基層幹部中有，就是縣委成員中也有這樣一少部分人。”
王家廠公社曹家河大隊生產隊長周用考，殘害人民群眾，逼死四人（都是貧農），打了三十九人，霸占人妻。
據中共常德地委向湖南省委上報的《關於澧縣產生嚴重違法亂紀錯誤檢查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說，原縣委第一書記馬書玉，對待落後群眾還有一些錯誤觀點，認為那些“調皮搗蛋”的非打不解決問題。
他在縣委中曾經說過：“對那些調皮搗蛋的，非打不解決問題”。“這些人不怕送公安局，隻怕送農會”。還說“打人不對，但有時還起作用”。
尤其是地委曾幾次批評澧縣死人多時，他還說：“地委說我們死人多，按人口比例來說不一定多”。
對全縣這種嚴重的死人事件，從五九年十一月一直到六0年四月，沒有提到縣委會上進行認真的研究。
置人民群眾的生死於不顧，不惜以暴力為手段來推行“更大躍進”，以至縣委第一書記和老百姓異口同聲：澧縣人民陷入了“人間地獄”！幹部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人民饑寒交迫，逃荒、病、死者，占全縣人口的42%！
據縣委書記張琢在縣委擴大會議上的檢查報告：僅1960年整風整社前，全縣外流逃荒的即達15876人，全年發病人數高達261500人！
此外，據我對整風整社、新“五反”、社教運動中揭露的有關數字進行統計，從1958年初至1961年底，澧縣死於病、餓、打的人數，約為71530人，超過全縣總人口的11%！
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就是在廬山會議後，“反右傾”、“更大躍進”運動中，澧縣全縣慘案普遍化背景下，一個典型的案件。
陰曹地府：淞澧分流工地暴力案
中國人對陰曹地府的恐懼是不言而喻的：牛頭馬麵、鋸身分體、炸油鍋、滾釘板、過刀山、過火海、挖心剖腹……在整風整社和“新三反”運動中，淞澧分流工地下來的民工對工作隊控訴說：“幹部對待我們，一天到晚不是打，就是餓，比對待畜牲還不如！淞澧分流工地簡直成了陰曹地府！”
廬山會議後的全國“更大躍進”，一是“反瞞產”搞糧食，二是“大辦水利”。澧縣縣委為了爭當“更大躍進”的上遊，“大辦水利”運動中，僅淞澧分流和王家廠水庫兩個工地，就上馬了156000多人，占全縣三十萬勞動力的50%。加上其他小型水利工程，全縣三十萬勞動力幾乎全部上到水利工地。
淞澧分流，是澧縣有史以來最大的水利工程。1959年10月7日，湖南省委作為“更大躍進”的證明，正式批準該工程。淞澧分流工程量大，任務重，時間緊，地域遼闊，工種複雜，工段分散。整個工程要新修大堤25714米，要穿湖過港，堵塞河口7處，長1778米，新建3座涵閘，共計土石方1187萬立方。要新建、堵口、開河、刨洲、刨堤、開渠、建閘等。
工程於11月初動工，縣委提出：“要拿出大躍進的幹勁，用大躍進的速度，趕在年底完工。”為此，從全縣先後抽調了75600多人上陣。
11月16日，縣委成立淞澧分流工程指揮部，下設青龍窖、郭家口、珠磯湖、七裏湖四個指揮所。各公社工地隊伍為大隊，各大隊工地隊伍為中隊，各生產隊工地隊伍為分隊。
11月13日，第一次工地黨委擴大會議正式決定：11月完成任務的50%，12月底全部完工。要在一個半月內完成如此浩大的工程，絕對隻能是天方夜譚，癡人說夢！
任務層層往下壓，完不成任務怎麽辦？幹部們就是一個字：打！從此，整個工地彌漫著濃鬱的血腥。
據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縣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淞澧分流工程中強迫命令、違法亂紀以及嚴重死亡情況向縣委的匯報》，“十一至十二月，在工作中產生了強迫命令、違法亂紀，對民工生活關心不夠等嚴重問題，先後死亡民工440人，其中病死310人、打後致死88人、打後自殺40人、當場打死2人。”
《匯報》說，在4641名幹部中違法亂紀的就有，2022人，占幹部總數的43.5%。其中公社幹部
251人，打人的96人（正副書記18人，黨委委員25人），占公社幹部的43.5%；大隊幹部823人，打人的636人（正副書記128人，總支委員205人），占大隊幹部總數的77.3%；生產隊幹部3507人，打人的1290人，占生產隊幹部總數的36.8%。被打的民工13871人，因打殘廢的128人，受傷345人。指揮部295名幹部沒有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現象。
而知情人告訴我：指揮部的幹部架子更大，官氣更足，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更凶。動不動就是“狗日的，老子打死你！”就連下麵的幹部一聽說指揮部的來檢查，也嚇得發達抖，更不要說民工了。整風時，好象指揮部的幹部，隻有7個人沒事，還得了表揚。那其他人“沒有強迫命令、違法亂紀的現象”的說法，還能夠說得過去？”
《匯報》反映了死亡民工的情況：“從工區看，青龍窖、珠磯湖最為嚴重，郭家口、七裏湖次之。
“青龍窖工區有如東、澧西、澧南、東門、夢溪、大圍、宜萬等7個公社，計死民工193人。其中病死124人、當場打死1人、打後致死43人、打後自殺25人、殘廢22人，受傷312人。其中以宜萬、夢溪、澧西最為嚴重。
“珠磯湖工區有方石坪、王家廠、太青、官垸等4個公社，計死民工141人。其中病死104人、當場打死1人、殘廢4人，打後致死31人、打後自殺5人、受傷19人。其中以方石坪、王家廠最為嚴重。
“郭家口工區有澧東、鹽井、閘口、餘家台4個公社，計死民工70人（原文如此??引者）。其中病死53人、打後致死9人、打後自殺2人、傷13人。其中以鹽井、澧東最為嚴重。
“七裏湖工區有渡口、白衣、津郊、新洲等4個公社，計死亡民工27人。其中病死15人、打後致死5人、打後自殺8人、殘廢2人、受傷1人。”
對於淞澧分流工地死人事件的現象和原因，在大量調查核實之後，《匯報》做了一些初步的說明和分析,認為工程量大，任務重，幹部嚴重強迫命令、違法亂紀，是造成“淞澧分流慘案”的基本原因。
11月13日，第一次工地黨委擴大會議，指揮部指揮於樹海提出：“小病要出工，工地高治療，小風小雨當晴天，雨天刮風當晴天。” 官垸會議上，李福印提出：“晴天突擊戰，雨天持久戰，霧天運動戰，風雨不停工，冰凍不下堤。”
並規定“按勞力總數平均每天一個勞力達到5～6方土。” 而中共常德地委在《關於澧縣產生嚴重違法亂紀錯誤檢查情況和處理意見給省委的報告》中說：“甚至在鬆澧分流工地，生活還未安排下來，縣指揮部就提出提高工效，有些公社指揮所就要求平均每人完成十方土，大隊加到十五方，中隊加到二十方，分隊加到二十五方，最後小組加到三十方（當時實際平均工效隻有一點七方）。”
1959年12月1至4日，指揮部在官垸召開首次民工代表大會。參加會議的是各大隊教導員、中隊指導員，以及“先進民工代表”共744人。
會議由縣委書記、工地黨委副書記、指揮部指揮於樹海坐陣，縣委委員、縣農業局長、指揮部副總指揮李福印主持。會議說是要“總結和交流經驗，向高效率進軍”，但其主題就是一句話：“找工效不高的原因”，因為到年底隻有還不到一個月了，工程完成還不到二十分之一。
指揮部急了，“認為不來點真功夫是不行的！”於是把“找原因變成了鬥、打、跪等嚴重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
據當時的一份材料，4天會議，共打264人。而《匯報》則有意縮小規模，說：根據對10個公社的摸底，當時即“辯論”了中隊指導員和脫產幹部17人。一般的采取罵、打、跪、低頭、反省等，重點對象則重點打鬥。當場打成重傷2人。至1960年6月，澧西公社的雷海清因打成重傷，還在吃藥。
大圍公社楊家中隊的指導員吳家香，也不能工作。指揮部的負責人竟然在大會上說：“你們幹勁上不去，應該給點教訓，才能好好鼓幹勁！回去後大家都要好好找原因，人無壓力輕飄飄！對幹勁不大的民工，好好壓一壓，幹勁就會上去了。”
官垸會議造成了自上而下的大規模打人風。
12月6至7日，各工區停工整頓，貫徹落實官垸會議精神，四個工區都發生程度不同的打人事件，而以青龍窖、珠磯湖最為嚴重。他們是每個中隊都必須“辯論”一個分隊級的幹部。
珠磯湖工區方石坪一大隊13中隊報“辯論”人，供應股長葉漢菊，被批鬥者們抽嘴巴，抽得他嘴巴腫得像個豬頭，一個多月還沒消腫。
巴王嶺中隊指導員馬大元被打的半個多月起不了床。
12月8日，青龍窖澧西大隊貫徹官垸會議精神，點了11個人上台批鬥。
除毒打外，還用3個采菱的大腰盆裝滿冷水，讓被鬥對象脫光衣服洗冷水澡。
當時北風呼嘯，氣溫在零下，水中結冰。被鬥對象在水裏越喊冷，就越要你紮深些，時間待長些。
結果新剴中隊的陳祖青受凍不過，連喊救命。批鬥者不但不讓他出來，還說他態度惡劣，一陣猛打。終於他被凍死在腰盆裏。
大圍和王家廠大隊則各辦起一個教養隊，專門勞教那些“勞動不積極的人”。教養隊實行監獄管製，被教養人都是犯人，不僅“強迫勞動改造”，還在他們衣服上寫“偷盜”、“出工不積極”、“多吃飯”等，並在其臉上畫花臉，不準與民工一塊挑土、吃飯、講話。
而宜萬大隊為了響應指揮部的命令，顯示“大幹、苦幹、拚命幹”的幹勁，在風雨交加的夜晚，提出“三光政策”：頭光、身光、腳光，出工民工一律光頭，不準帶鬥笠；打赤膊，不準穿蓑衣；打赤腳，不準穿鞋，一直幹到半夜。
官垸公社五菱大隊總支委員張儒興在工地打人160多個，扣飯不計其數。貧農社員劉世教先後被扣飯160多次，挨打三次，最後一次打後三個鍾頭致死。後來下工地後，劉世教有個三歲多的小孩在禾場上撿了一點蠶豆梗，竟被張儒興丟在水裏淹，此後也死了。
《匯報》說：“至於中隊一級的辯論鬥爭，差不多天天都有，從指揮部直到中隊層層找原因，層層違法亂紀，鬥辯民工。是造成嚴重死亡的原因之一。”
為了提高出勤率，官垸會議規定：病人不準超過1%。而天寒地凍，民工們勞累過度不休息，又缺衣少食饑寒交迫，差不多20%的人都抱病在身。各級幹部對病人就是一句話：“出工，病死也要到工地上去死！”
王家廠大隊11中隊社員譚杏桃，因病沒出工。脫產幹部樊明中強迫他必須先出一天工，不然的話，有你的好家夥吃。
白衣大隊蒲山中隊社員黃培然，因病倒地想請假歇幾天。幹部對他說。安排你個好活路，到柴山砍柴去。走到半路，黃培然一頭栽倒，再也沒有起來。
官垸大隊光明中隊黃家玉、鄭大泉因病不能出工。幹部命令他們到珠磯湖被楠竹，結果死在路上。
宜萬蔡家中隊共死民工75個。12月中旬有一天有35個病號，按1%的比例，指標是3人。當時醫生冒風險批了葉正中等7人，其餘吳學明、易法生等27個病號被趕上工地，上述二人才輩出了三天工死亡。
工程量大，任務重，時間緊，勞力缺。而全縣勞力都上了水利工地。縣委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各公社強行攤派勞動力，公社也沒人，就把老弱病殘也派上陣來。
僅第一批上工地的“勞力”中，“小的十二三歲，大的60多歲。在家就有了病的也不少，有的還沒走到工地即死在路上。
如大圍大隊楊家中隊上堤的民工346人，15～20歲的120人……55歲以上的有23人。其中有老病的32人，最嚴重的12人。宜萬大隊蔡家中隊在上堤民工275人中，有癆瀕的35人，黃腫病（浮腫病）6人。如黃世法、陳世和都原有癆瀕而死。”
對於1960年6月18日中共澧縣縣委整風辦公室《關於淞澧分流工程中強迫命令、違法亂紀以及嚴重死亡情況向縣委的匯報》中，死人情況的數字，我查到不同的說法。
一份於1960年3月6日的材料說到一個數字：“1247人”，但又為鋼筆劃去，改為“720人”。當年在淞澧分流工程指揮部的幹部對我回憶說：具體數字記不清楚了，好象是不到兩千人”。此說對應第一個數字，應該可信！
索命閻王：蘇海清案
蘇海清,1927年農曆10月初7生，澧縣人。查閱其檔案材料，用官方套話說，家庭成份貧農，本人農民出身，初小文化程度，家住閘口公社澧陽大隊暖水街。時任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書記。
澧縣雖是魚米之鄉，然而貧富不均自古為常。窮漢出路有三條“討米、打工、當壯丁”。蘇海清家貧，“無隔日之糧”，自小給人幫工打下手，混口飯吃。他爹是個老實人，常受人欺負。而蘇海清十幾歲上就和一幫潑皮混成了小鎮上的“鬧街虎”。
他後來當上總支書記後，在大隊會上得意忘形地吹噓過：老子這個人是不簡單的，想幹的事一定能辦成。少年時受豪強欺負，曾經發願：不管天，不管地，這一輩子一定要出人頭地，讓人給老子牛做馬，老子要做人上人！
鄉親們後來說，蘇海清打小就有一身的潑皮勁，又一懶二饞三好色。外麵幫工，吃在人前，幹在人後，十六七歲，就沒少調戲大姑娘小媳婦的。後來在一家富戶幫工，竟然先是話裏話外，動手動腳，勾搭人家媳婦，後來又想調戲那家才十多歲的小姑娘。從此以後，沒哪家人敢請他幫工了。
17歲時，蘇海清實在混不下去了，有一起混過的潑皮約他到津市去闖碼頭，不想他竟自賣壯丁，給家裏丟下幾塊大洋，跑到國民黨駐永平的部隊去當兵。沒多久，他又偷偷跑回來。田又不願種，工也沒人敢請他，一心想混口輕鬆飯吃，次年在玉皇鄉公所當了二十多天鄉丁。還是懶、饞、色的老毛病，就連鄉公所長也看不起他，又把他趕回家。19歲在大堰?錢糧處當催糧員四十多天，背著槍叼著煙橫行鄉裏，催糧征稅倒是一把好手。
蘇海清一身流氣加匪氣，吊而浪當蕩，吃喝嫖賭樣樣都來，調戲良家婦女，惹事生非，鄉長、保長見了他都頭痛。就是在偽政權中，他也混不了幾天就回丟了飯碗。
1947年農曆5月初，被國民黨部隊捉壯丁，在國民黨49軍105師當兵。9月，東北戰場上，國民黨105師全軍覆沒。隨即被編入解放軍45軍134師402團1營1連。在解放戰士憶苦會上，蘇海清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控訴起從小家窮受罪，國民黨捉壯丁鬧得他家破人亡，令連長和指導員都陪著他流了不少傷心淚。不久，他被提拔為班長、副排長等職。後來又成為中共黨員。
1952年蘇海清轉業回鄉務農。但他哪裏有種田的心思？當時抗美援朝和整黨運動火熱，他以“戰鬥英雄、轉業軍人、中共黨員”的身份，在鄉裏區上大顯身手。尤其在新區整黨運動中，他見多識廣，能說會道，又善於察言觀色，領導要“幫助”誰，他總是一馬當先，說罵就動口，說打就動手，給領導們留下了“鬥爭性強”的好印象。不久就被提拔為柘茨鄉文書，蘇海清當上了鄉幹部。
1953年，澧縣縣委派出工作隊，幫助各鄉大力發展互助組，次年又是大搞農業合作化，蘇海清如魚得水。他一方麵和和縣工作組打得十分火熱，一方麵走村串戶，講解起農業合作化、 農業機械化和社會主義的大道理來，侃侃而談，頭頭是道。遇到不開竅的，他總有幾招殺手鐧。而老實巴交的農民，也怕了蘇海清的惡名聲，他所到之處，互助組也好，合作社也好，還真是成績不凡。
蘇海清在“鬥爭性強”之外，又博得了“工作能力強”的好名聲，他當上了柘茨鄉的副鄉長。1955年3月，他被縣裏調到十三區任合作化工作隊隊員。7月，調澧縣農業局工作。1956年6月，任暖市鄉民政委員。
蘇海清所到之處，農民們無不對他恨之入骨。1955年國家實行糧食統購統銷，蘇海清對各合作社的定額高得嚇人，引起中農們的不滿。他聞聲大怒，當即召開大會，帶著武裝民兵壓陣。
會上，蘇海清破口大罵那些有情緒的人，說他們反對國家的征購政策，是想要造反。自古以來種田的交皇糧天經地義，哪個敢抗糧不交的，現在就跟老子站出來好好鬥鬥狠！看我敢不敢叫槍子從你腦殼裏過！並當場拉出三個上中農，繩捆棒打。
縣裏的工作隊長不僅不加製止，反而在一旁給他打氣，要他放手幹，縣委會給他撐腰的。
1955年夏季以後，澧縣的農業合作化運動一哄而起，並迅速推行高級社化。農民的土地、耕牛等生產資料一律歸公。到1956年秋收分配時，原來許願的入社生產資料股分紅沒有兌現，而集體生產中，幹部為所欲為，社員失去人身自由，當年社員所分糧食比上年人平少了120多斤。各社紛紛發生社員鬧退社事件。
至1956年春，退社風潮越鬧越大。是年冬，按中共中央統一部署，澧縣全縣開展以“社會主義教育”為中心的整社運動。蘇海清到金山高級社負責整社。他到社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身強力壯、“鬥爭性強”的十幾個基幹民兵組成打手隊，專門負責辯論會上的“辯論”打人。其打人的手段，有罰站、吐口水、畫花臉、拳打腳踢、繩捆索綁、背捆反吊、墩人、灌屎灌尿、棒打棍揍、皮帶抽、背磨盤……這場“社會主義教育”的整社運動，全社打殘3人，傷病倒床21人。經他一“教育”，哪個社員還有膽子敢鬧退社？區委向全區幹部大力表揚蘇海清敢打敢拚的“工作作風”。
一天晚上，在二十多人參加的社幹擴大會上，有人揭發社長尹治富有搞女人、銷米和公債帳目不公開等問題。蘇海清一聽說搞女人，勁頭就上來了。他拍桌打椅破口大罵，叫尹治富站起來交待清楚，專審他搞了幾個女人，是不是“沒開苞”的，搞了幾次，怎麽搞的。尹治富細節沒交待清楚，蘇海清上來就是幾個耳光，說他“不老實”。
一會兒，蘇又派人把女方抓來。一陣連轟帶嚇，那姑娘嚇得尿了褲子，哭個不休。蘇海清吩咐說，你不要怕，自古隻有男奸女，沒有女奸男的。你隻要當大家的麵講清楚，他是怎麽脫你的褲子的，又是怎麽搞你的，一次搞好久？講清楚了你就走，就沒你的事了。
尹治富被鬥得痛哭流涕，連聲認錯。蘇海清拍桌大罵：“你個狗日的，狼心狗肺的東西，吃的人飯拉的狗屎，穿的人衣，披的畜牲皮，全部是國民黨的行為！”一直連打帶鬥鬧到半夜，蘇海清覺得還不過癮，說是明天接著再來。又要尹治富第二天交保證書。
尹治富嚇得要死，回家當晚，在茅房上吊自殺身亡。
蘇海清鬥人家的男女作風問題，道貌岸然，而他則實實在在是個衣冠禽獸。從1953年到1957年，他奸汙了5個少女，1個婦女，最小的才14歲。而據後來澧縣縣委上報地委和省委的材料說：“蘇在53年曾同孟二英（17歲）通奸，54年同王先秀（18歲）通奸，55年同黃大金（19歲）通奸。蘇的流氓行為是一貫的。”
社員們後來在整風整射運動中公開質問工作組，說：“象蘇海清這麽個流氓加惡霸，就連國民黨都不要的東西，怎麽到共產黨的手裏，就成了個寶貝？讓他這樣的人來當官害人！”
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蘇海清更是趕上了好時運。他的“流氓加惡霸”本性，至此發揮得淋漓盡致。公社化後，蘇海清更成為公社黨委的大紅人，一說到蘇海清閘口公社的黨委書記就誇他“工作積極，完成任務好，是個大大的躍進派！” 1958年放高產“衛星”，水稻畝產萬斤以上的大“衛星”，蘇海清一口氣放了6個，成為全社放高產“衛星”的急先鋒。1958年10月，蘇海清任閘口公社黃溪大隊大隊長，到任4個多月，打死1人，打傷7人。奸淫少女4人。
1959年3月，他調任閘口公社三元大隊總支副書記，同年11月任該大隊總支書記。蘇海清說：“好不容易才媳婦熬成了婆婆，現在我也是一方稱強的書記了。”
蘇海清到三元大隊時，正值1959年春荒，各公共食堂糧食告急，有的食堂已經斷糧停夥，社員到處挖野菜充饑。許多人已經餓得連路都走不動了，三元大隊的勞動力死了16人，病倒在床的有48個人，再不搶救就有進一步死人的危險。
大隊幹部開會，有人談到病、死造成春耕生產勞動力缺乏，搞不好連春種任務都完不成任務時，蘇海清大發脾氣，說：“開口死人，閉口死人，這是右傾思想和對三麵紅旗不滿情緒的表現嘛！
哪個扯後腿，硬說沒糧吃，餓死人了，死人都是大躍進的罪過？哪個敢講這個話？！哪年哪月不死人？那千年的烏龜還不都成了精！同誌，死人是自然的事情，不要都算在大躍進的賬上好不好？你幹部帶頭鬧情緒，那明天社員就沒有出工的人了。
春耕生產還搞不搞？大躍進還搞不搞？”大帽子一戴，嚇得在座的幹部們沒人敢說話了。
蘇海清得意洋洋地提出：對生病在床的，糧食減半；老人、小孩不能勞動的，糧食減半；裝病不出工抗拒勞動的，停夥。幹部要包食堂，查情況，堅決堵住懶漢的嘴巴。重點清查偷青的、私自動火的。
第二天，所有幹部都站在食堂門口，任何人都必須在食堂吃飯，不準家人帶飯。生病在床的，要經幹部上門檢查，然後才批準帶飯，定量減半。結果一些病人為了吃上一口飯，隻好帶病出工。當月，全大隊死在田裏的病人有4人。
廬山會議後，全國掀起“更大躍進”，上級下達了更高指標的征購任務。新任總支書記的蘇海清，竟然在公社三級幹部擴大會議上，又放出一個高產“衛星”，聲稱三元大隊1959年奪取了農業生產大豐收，畝產平均達到1200斤，保證超額完成今年的征購任務。公社在表揚的同時，給三元大隊加了17萬斤的新任務。
回到三元大隊，蘇海清布置下去：一要搞好“就地征購、就地入庫”；二要抓好“反右傾，反瞞產”
按蘇海清的意圖，三元大隊實行了“先國家，後集體”的糧食方案，所有收割的稻穀，全部“就地打場，就地征購，就地入庫”。但全部收上來的糧食，還不夠完成任務的數。蘇海清吩咐，任何人在任何情況下，沒有他的同意，不得動用糧食，否則“按軍法從事”。但人是要吃糧食的，不然全都會餓死。一些幹部也著了慌，請示他是否要“安排一下社員的生活？”
等了幾天，蘇海清宣布了社員口糧的分配計劃：“適當留點糧食，其它的從打草穀中挖掘潛力，再補充些菜（實際上指野菜——引者注），熬到明年夏收就好了。”所謂“打草穀”，實際上是從脫過穀粒的稻草中複打殘剩穀子。
蘇海清算了一筆帳：每畝“打草穀”按12斤算，可得穀子15668斤，全算成社員的口糧。原存各食堂的紅薯有31198斤，按3斤薯1斤穀算，計折穀1萬斤。兩項相加，有穀25600多斤。再留8萬斤口糧，幾項相加，共有糧食10萬多斤。全大隊還有1197人，到明年6月份夏糧收割下來，每人能吃到近90斤穀。再加上搞些副食補一補，糧食是夠吃的了，餓不死人的。
實際上，“打草穀”得穀6417斤，由於保管不當，紅薯爛了7500多斤，折穀7900斤，幾項相加，共有糧食94300多斤。按1197人計，到明年夏收還有7個多月，人均每月有穀10斤左右。按75%的出米率，人均每月吃糧7斤半，一天合吃糧二兩五，不餓死人才怪了！更何況社員們連這二兩五都吃不到嘴裏??幹部和食堂的人還要多吃多占！
到1959年12月底，全大隊還有庫存糧163769斤，其中有留種糧97864斤，尚未運走的國家征購糧5萬斤，全大隊社員1197人的口糧，隻有15905斤。到次年夏收還有5個多月，每人平均隻有13斤多穀了，折合成米還不到10斤，平均每人每天隻有6錢糧！
大隊保管員孫逢喜選購蘇匯報，說實際吃糧指標過低，請示解決。蘇指示孫逢喜：隻能動用1萬斤稻穀分配到各隊，並說：“現在就熬著一下。我們現在有菜，多吃點菜，到插秧時多吃一點，餓不死人的。”
1萬斤稻穀分到各隊。1960年1月，人平口糧6斤穀。其中一等勞力8斤穀，合6斤米，一天2兩米；二等勞力7斤2兩穀，合5斤4米，一天1兩8錢米；三等3斤6兩穀，合2斤7兩米，一天9錢米；到老人、小孩為四等3斤2兩穀，合2斤4米，一天8錢米；五等1斤8兩穀，合1斤3兩半米，一天4錢半米！
社員們氣憤地說，“現在共產黨實行的是絕戶政策；人民公社發的是絕戶穀；社員吃的是絕戶糧。”1960年元月，社員因長期挨餓，餓死18人。
因三元大隊死人情況日益嚴重，閘口公社黨委決定要撥給該大隊15000斤穀。蘇海清麵向公社書記，連聲檢討，說是三元大隊給公社找麻煩了，其實死的都是些老了該死的，缺糧情況不嚴重。硬是隻要了1萬斤。
社員們長期饑荒缺糧，隻好到處挖野菜吃。冬天找不到野菜，人們就上山剝樹皮。過春節前，大隊發下糠殼，全大隊家家戶戶把糠殼磨了做成糠耙耙過年。
社員們挖野菜、扯草根、剝樹皮、做稻草漿的“代食品”、吃觀音土，就算是過了一個年。
社員張長鬆家，因饑餓不過，隻好剝枇杷樹皮做成耙耙吃。結果全家人拉肚子全都病倒在床。
社員張二爹（發dia音，對老人的尊稱）一家6口人，吃過豬草、糠殼、樹皮、“代食品”、觀音土等等。吃下去拉不出來，隻好叫人用樹枝從屁眼裏往外掏。弄得他從此得了痣瘡，四十多年還一直在拉血。一家餓死4口人，隻剩了個女兒15歲，嫁了個比她大10多歲的食堂管理員，父女倆才保了命。他兄弟姐妹6個，6家共38口人，過苦日子死了28人，還剩下10人！
蘇海清蹲點的第五生產隊湯光同，老頭65歲。兒、媳都上水庫工地挑土，留下兩個孩子，一個3歲，一個8歲。1959年12月，老少3個 一餐隻從食堂打回3兩摻菜的稀飯，他又要讓小孩都吃點，自己光吃清水煮野菜。1960年元月3日，他剛跨出門檻就跌倒在地，兩天後死去。
同隊老漢湯光錫，一天口糧1兩2錢米，天天喝稀水。1959年12月25日倒床，7天後死去。臨死前還喊了幾聲餓，說是想要吃餐飽飯再做鬼。
而活著的人更受罪。僅1960年元月，全大隊患浮腫病、幹瘦病、婦女子宮脫落、紫紺病等等病人就有429多人。經搶救，到4月還有病號56人。
在大躍進?苦日子年代裏，該大隊死人328人，占總人口的27%左右。
群眾斷糧，而蘇海清和幹部們卻多吃多占，花天酒地。他和大隊長長期吃幹部小灶，還時常把各隊幹部以開會、研究工作為名，叫到大隊來“改善生活”，雞鴨魚肉蛋，炸炒蒸煮燉，搞的熱火朝天。
他還有個半夜“喝花酒”的“愛好”，經常在晚上叫廚師炒幾個菜，私下分別叫來他定好的幾個十幾歲的少女，陪他飲酒作樂。吃飽喝足，再陪他上床。
難怪在有人拍他馬屁，說蘇書記天生是個當官的料，工作能力強，講話有又水平，當個大隊書記真是屈了材，起碼該是個公社書記時，蘇海清感慨很深地說，“當官要麽當大官，要麽就當個大隊書記，好歹是個一把手。公社書記有那麽多眼睛盯著呢！還是大隊書記實惠。”
蘇海清調到三元大隊一年多，真的是撈足了實惠，作威作福象個土皇帝。
苦日子到來後，蘇海清聽說家裏人也遭了罪，便派人把他母親和孩子接來住了7個月，老婆來住了2個月，叔叔住了1個月，哥哥住了半個月。餐餐都要吃葷菜，沒有肉，他就派人到幾十裏外的湖裏，駕船去打魚。來時個個麵黃肌瘦，走時都是紅光滿麵，還大包小筐的帶著走。
當然，蘇海清是分文不付的。 蘇海清說他“別的毛病沒有，就是喜歡喝兩口，燉個缽的事。”農民餓得九死一生，蘇海清喝得昏天黑地。
據我查到的一份存檔記帳本記載：蘇海清來三元大隊一年多，僅記在他名下的帳，光在大隊就喝了91.12斤燒酒，還不算他和大隊其他幹部會餐的337.5斤的帳，以及他下隊和在公社的帳。
1960年春荒，三元大隊病、死如潮。上級發下來一些紅糖和黃豆粉團成的“營養丸”等“補品”。他還夥同大隊文書孫逢太私分給病人補充營養的紅糖2斤，粑粑2斤，牛肉10斤，豬肉7.8斤。老婆回家時，他將大隊的麵粉8斤、食油4斤、黃豆11斤、棉花2斤，拿回來讓他老婆帶走，“分文不給”
蘇海清自己更是天天吃小灶，群眾餓死了多少他不管，反正他是餐餐要吃葷的，要有肉有酒，他還喜歡用紅泥爐燉瓦缽，吃得他紅光滿麵，精力充沛。社員說，“蘇書記吃飽喝足了，不是搞女人，就是打人玩！”
蘇海清搞女人，簡直到了肆無忌憚的程度！1986年我調查蘇海清案時，澧縣人委會一位長輩告訴我：他參與過蘇海清案的處理會議。“蘇海清我見過，這家夥，完全是大躍進年代裏的典型幹部加土皇帝。
在他的統治下，搞的是封建皇帝的那一套治民術，君要臣死，不得不死。皇帝三宮六院七十臏妃二還有個數，他則更狠，是凡大隊中他看上的女人，全是他老婆。還搞起初夜權那一套，老百姓真是可悲！
毛澤東聲稱他是秦始皇加馬克思。我看他馬克思不多，秦始皇不少。大躍進就是秦始皇修長城的暴政那一套，中國還有不出大大小小秦始皇和土皇帝的？”
三元的過來人告訴我，蘇海清玩弄過的女人有幾桌（一桌八人）。這家夥平時容不得別人說他搞女人的，但他喝醉了酒就最喜歡找人談女人。蘇海清玩女人都玩出了水平。他說自己最喜歡的女人，一是沒開苞的黃花大姑娘；二是豐乳圓臀窄腰漂亮的女人；三是結婚不太久、又床上功夫好的小媳婦。
據縣委整風工作組給縣委的報告：1959年，17歲少女湯永範從公社下放回隊。小湯長的白晰水滑，臉帶桃花，十分漂亮。報到那天，蘇海清一見她眼都直了，格外表現出溫和體貼，將她安排在大隊部當通訊員，時常送些女孩子喜歡的東西，又到城裏買了寫香皂手帕送給她，還經常發她幾元錢做誤餐費，還以心痛她為名，送過小湯好幾次整袋的大米。
功夫下足後，蘇海清就下手了。1959年12月的一個夜晚，天氣寒冷。蘇海清以談工作為名，將女孩叫到外麵田野裏，邊走邊碰碰撞撞，見女方沒有反抗，就將手伸到她的懷裏摸乳房，說是“暖暖手”，接著就脫下女方的褲子，在田裏將該少女奸汙了。此後，他經常將湯永範叫到他的辦公室或宿舍裏，白天黑夜都行淫亂。好幾次，有人去找蘇書記匯報，聽到小湯在他屋裏大哼小叫，嚇得人家趕緊跑了。要是撞壞了蘇海清的好事，那簡直就是在找死！
原閘口公社的的知情人對我說，“蘇海清在三元究竟搞了多少女人，沒人講得清，就連調查組最後都弄不清楚。你想，哪個傻瓜會把自己老婆和女兒讓他搞的事說出來？說他強奸是沒有的事！他手中有糧，有這個本錢就足夠了。
苦日子年代，人的生存成了最大的問題，命都沒有了，還講麽子禮儀廉恥呢，女人不值錢。一個大姑娘的身價，就是幾斤米，那能救一家人的命哪！
當年，哪個有權有勢的幹部不利用手中的權力和糧食搞女人呢？現在還不是一樣？哪個有錢人不搞女人？蘇海清影響最壞的，就是人家結婚他開苞！
當年是有權，現在是有錢，有錢花上個幾千元，還不是一樣的能開苞。你是我們澧縣人，不要出家鄉人的醜嘛！”我講了半天的道理，隻落得一陣哄笑。我為這些從大躍進過來的農村幹部而悲哀。
當然，他說的也有一定的道理。
查常德地區檔案館，我統計當年174名違法亂紀受處分的公社和大隊幹部，有159人奸淫婦女，134人貪汙，128人打人致死傷；查澧縣檔案館，當年92名違法亂紀受處分的公社和大隊幹部，有76人奸淫婦女，33人貪汙，37人打人致死傷。一些人是一身數罪。
初夜權是中世紀歐洲封建領主對農奴享有的特殊權力，在中國曆史上，極少見到此類記載。的確，當我在調查時，農民們一聽說什麽“初夜權”，個個都懵了。但解釋清楚後，他們說的確是有這麽回事，但情節有出入。
從大躍進到苦日子，人民公社可是把“人民”管得死死的，沒一點人身自由了。結婚必須到大隊去開證明。誰家要嫁女兒或者娶媳婦，隻要那姑娘長得還可以，蘇海清去了，他總是會有一些“表示”，送點錢，送點糧，說上幾句好話，然後叫她去大隊部，會弄些好酒好菜，把女的灌醉了，晚上他先睡一盤。
一般來說，那時候的人，別說是有酒有肉了，嫁女兒的，基本上都是餓的沒得辦法了，讓女兒去找個吃飯的人家。
男的一般都是老光棍，或死了老婆的幹部或食堂管理員、炊事員，娶個十幾歲的姑娘很常見。女方幾年來哪裏吃過這麽好的東西？睡覺就睡覺吧，反正都餓麻木了，也不在乎。
男方也不好和他鬧，書記睡了你的女人，那是看得起你，他會有數的，一定會送米送麵的。隻要姑娘長得好，反正蘇海清總是有辦法把她先睡了。
蘇海清最不像話的，是他把人家一個姑娘搞了一晚上，第二天還到人家那裏去冷嘲熱諷，說是昨天晚上吃了一回下腳水，倒了大黴了。他送的一袋米，就當是喂豬的下腳料算了。說完揚長而去。那姑娘在嫁過來隻前，已經被她原來所在的隊長奸汙過了。
蘇海清在三元大隊一年多，欺男霸女，淫威使盡，壞事做盡，百姓害盡！
三元三隊上中農社員孫逢清，因實在受不了饑餓勞苦，不安心在鄉勞動，一直想逃荒外出。1959年冬整風運動中，蘇海清召集300多人的群眾大會，親自主持批判鬥爭孫逢清。蘇海清對孫罵了一陣，上去就是一耳光，又狠踢他兩腳。覺得還不過癮，又指使眾人上去拳打腳踢，當場將他打成重傷。孫逢清全家人11口，除了一個15歲的女孩能參加勞動外，其他人全都病倒在床。蘇海清竟讓食堂停了他全家人的飯。結果11人死了6人。
四隊原地主孫聖漢，44歲，因對大躍進和吃食堂不滿，說過幾句牢騷話。1959年11月整風運動中，蘇海清在群眾大會點名批鬥他。並組成主攻組、次主攻組、打態度組。會議開始，有孫在台上交待問題。
講了一陣，蘇海清說他不老實上去給了他三個大嘴巴，又要生產隊長帶頭打。會上毒打兩次，孫被打得鼻青臉腫，腰部受傷。第二天，蘇又派民兵將孫押送到和灣水庫，交群眾管製勞動三天後，蘇要他帶被管製份子和幾個木匠共十多人，命令他們一夜之間，突擊完成8米高、2米寬的梭鬥。
次日清晨，蘇來檢查，發現他們全都去休息了。蘇海清大怒，找到孫聖漢，一頓狂打猛揍。吃早飯時，又叫他跪在地上，蘇帶頭拳打腳踢，有要別人狠揍。孫被打成重傷，請假回家後，臥床不起。1960年元月8日死去。
1959年9月23日，久旱逢喜雨。隊長孫際桂在?溝看水，他把上田水放到下田一部分。蘇海清從黃溪大隊開會回來，不問青紅皂白，大罵他不該放水。孫際桂申辯了幾句，蘇上去連推帶打，有掄起拳頭，對著孫的腦袋狠擊三拳，將他打倒在地。孫當場吐血，而蘇海清罵了幾聲轉身而去。
1959年12月，蘇海清安排平整秧田，二隊原地主孫逢聖因水腫病，勞動中沒有力氣，幹了半天，實在受不了，就在田坎上坐了一會兒。蘇海清檢查生產，正好看見孫逢聖在地上坐，就訊問他為什麽不做事？孫見蘇書記凶神惡煞的樣子，嚇得連話也說不出來，半天才戰戰兢兢地解釋自己有病。蘇海清上去就是三個耳光，強迫他馬上下田勞動，還餓他三天不給飯吃。
1960年1月24日，三元大隊集中男女勞力，突擊修葉家灣水庫。孫逢聖病情嚴重，便向隊長請假。隊長批準他在工地上修整土筐和看小孩。26日清晨，蘇海清在工地檢查出工情況，見孫一個小孩坐在床上，便不問青紅皂白，抄起一根扁擔，對著孫逢聖就是兩家夥，將孫打倒在地，有強迫他上工地挖土。幹到下午，孫逢聖實在堅持不了，在地上坐了一會兒，又被蘇看見毒打一頓。到吃晚飯的時候，孫慢慢爬到公路上，昏死過去。被上晚班的社員發現，將他抬回家中，當夜死去。
1960年5月5日，中共澧縣縣委政法委黨組《關於蘇海清嚴重違法亂紀、打死人命一案預審情況和處理意見向縣委的報告》，“該犯一貫利用職權，為非作惡，侵犯人權，打死打傷人命。53年秋至60年3月，先後打罰87人。其中貧農32人，中農32人，農11人，地主12人；毆打32人、捆打16人、打跪20人、吊打4人、罰站推搡1人、打鑼遊街2人、罰義務工12人。”
多行不義必自斃！蘇海清作惡多端，終於撞上了槍口。事發於他讓女飼養員戴友姑為死豬披麻戴孝，哭靈守墳事件！
1960年3月3日，三隊女飼養員戴友姑養的一頭豬病死了。隊長孫際銀請示大隊副業主任湯明典。湯同意由隊裏自行處理。
當時隊裏的公共食堂已經揭不開鍋了。孫便準備剝皮賣肉，搞電油鹽錢。蘇海清晚上來該隊“檢查食堂”，發現死豬，勃然大怒。當時上級還在鼓吹“養豬大躍進”，他他正想搞“百頭豬場”，而人都餓死不少，豬也沒剩下幾頭了。蘇海清暴跳如雷，將孫臭罵一通，當即責令要找木匠做棺材將豬埋葬。
次日清早，他在該食堂召集全大隊各生產隊事務長、飼養員和生產隊長等二十多人的“死豬現場會”。蘇海清先是要戴友姑交待死豬原因。戴說豬殺病死的，破口大罵：“狗屁！豬是集體財產，是你害死想吃肉！”批鬥一陣，蘇海清當場宣布：
1，要做一付棺材和一丈二尺搞的墓碑，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寫上年月日和喂豬人名字；
2，要請道士開路。當時湯永協說，“東門的道士請不來。”蘇便要戴友姑請學校老師打秧歌鑼鼓送上山；
3，要八大金剛送豬上山（即八人抬棺送葬）；
4，養豬人帶路抱靈，邊走邊哭：“我的豬爹，這就把你作了孽，隻怪我跑快了，搶了一張人皮，你跑慢了，搶了一張豬皮，把你餓死了，我的還你來世帳。”
5，豬墳要埋一人多高；
6，養豬人送煙火（燒紙錢香燭）三天，送一次哭一次；
7，見幹部一來就要大哭豬親爹。並交代說，“明天公社生產大檢查，有四個大隊書記來檢查，要哭的特別傷心些。”
8，要搭棚守靈，守一個月。
他還一再強調：“一定要執行，誰違抗就的挨辯論！”並指定大隊養豬主任湯永協監督執行。
早飯後，他到金盒大隊參加公社生產檢查團。並對該大隊書記劉光耀得意洋洋地吹噓自己在三元大隊的淫威：“別的地方總死豬，我們那邊死豬後懲辦的辦法就搞得好。”並大言不慚地介紹經驗。
當天，趁蘇海清不在，戴友姑將死豬裝進棺材，請兩人送出葬。她自己披麻戴孝，為死豬哭喪。又在死豬墳前做了五尺高，一尺多寬的墓碑，按蘇海清交代的，上寫“故顯考豬諱餓死之紀念墳墓”，並在墳前搭棚守靈。
戴友姑守靈的第二天，見公路上來了一個騎自行車的幹部，以為是四個大隊的書記來檢查，馬上放聲大哭：我的豬爹，這就把你作了孽，隻怪我跑快了，搶了一張人皮，你跑慢了，搶了一張豬皮，把你餓死了……”來人是縣公安局的幹部孫東才，見山坡上一個四十多歲的婦女哭得古怪，便下車問明情況。孫東才聞訊義憤填膺，回到縣裏告發了此案。
縣裏立即派人來調查。三元大隊社員民怨沸騰，紛紛反映：“蘇海清不調開，三元大隊不得翻身！”並向來人稱蘇是“蘇日軍”、“活閻王”。很快，蘇海清被捕。
一時間，此案轟動全縣，老百姓怒不可遏：死了幾萬人，沒見幹部過問。從古到今，沒見過死了一頭豬，竟然要活人給死豬當孝子的事！
1960年5月5日，中共澧縣縣委政法委黨組提出《關於蘇海清嚴重違法亂紀、打死人命一案預審情況和處理意見向縣委的報告》：“蘇犯海清一貫利用職權，行凶作惡，殘酷欺壓群眾，打死打傷人命，強迫群眾給死豬出葬，任意壓低群眾口糧標準，奸汙婦女，貪汙多占，還多次偽造曆史，假充功臣、排長，實屬混入革命隊伍中的壞分子，已夠成反革命罪，罪大惡極。我們意見，判處死刑，以平民憤。
正當此時，全國農村開展“反貪汙、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新三反”運動，蘇海清案成為運動典型，層層上報，又為中央批發全國，以教育廣大黨員和幹部。從而震驚全國。
1980年，在全國平反冤假錯案中，澧縣法院對該案重新判決，認為“蘇海清罪不當死，應予改正。”可澧縣的老百姓卻不這樣看。原三元大隊的一位受害者說：“蘇海清罪大惡極，殺他十遍也不為多，也抵不了他做的孽！”
驚天惡魔： 章自福案
章自福，男，澧縣李家鋪人。中農出身，本人成份農民，初小文化。1960年因嚴重違法亂紀、打死人命被執行槍決。同案犯有聶廷東、龔明富、鄭昌銀3人。
澧縣自古民風淳樸而驃悍，而李家鋪的民風尤其尚勇好鬥。皆因李家鋪地處丘陵，主要出產水稻。雖然水源豐富，但舊社會澧縣沒有公共灌溉和排澇係統，一家一戶小農經濟，種田人最大的心病，就是稻田灌水的大事。
天幹半月成旱，眼看著上麵的水下不來，人家不讓水從他田裏過；下雨三天成澇，下麵的田主絕不會讓別人田裏水往自己田裏排。為了搶水、排澇的事，這裏常發生械鬥事件。李家鋪這地方，李氏宗族人多勢眾，欺負小門小姓的人家是常事，尤其是一遇旱澇災害，小姓人家簡直就沒好日子過。天旱了，李氏宗族的人搶水占上風；遇澇了，他們挖溝放水逞霸道，反正一上就是一族人，吵架打架不吃虧。
章自福出身中農，家境尚好。但其父母都是本份老實人，為種那幾畝水稻田，吃了李姓人的不少虧。章自福長大之後，常為水的事和人衝突，但他發誓決不能象父輩那樣受氣窩囊挨人欺。他脾氣暴燥，打起架來敢拚命。
一次為搶水和人打起來，他掄起鋤頭往人腦殼上挖，差一點兒鬧出人命來。幾次下來，人家怕了他那股打死架的勁，一般人不敢惹，他還時常敢找李姓人的碴。後來他又和鎮上的一群潑皮混成了把兄弟，打架、鬧街成了經常的事。
隻要哪裏有趕場唱戲的場合，人群中總少不了章自福那一夥潑皮竄來竄去，吃白食、調戲婦女、打架鬥毆。長此以往，養成章自福一狠二毒三拚命四流氓無賴的性格。四鄉八村，提起章自福的大名，老實農民沒有不怕他的。一來二去，提起章自福，就連津市碼頭的青幫大哥也得買他的帳。
1949年大軍南下解放澧縣。土改工作隊進駐李家鋪，鬥地主，分田地，老實巴交的農民沒那個膽量，鄉裏鄉親的，抹不開麵子。隻有章自福這樣的流子地痞敢打敢拚，點水（提供情況）、捉人、鬥爭、動手（打人），事事都往前衝，李氏宗族的大戶地富們倒黴了大，而那些南下幹部對他非常器重。
章自福成為“土改根子”、民兵。在互助化和合作化運動中，章自福“撕得破臉”、“堅定突出”的鬥爭積極性更被幹部看好，1955年，他加入了中共，同年被提拔到縣合作化工作隊。後任縣人委任檔案保管員、收發員，李家鋪鄉公安員、白衣公社政泊副部長。1959年11月調任精華大隊總支書記，兼公社黨委委員。
章自福一貫違法亂紀，殘害群眾。
1959年章自福調精華大隊總支書記職後，利用職權，胡作非為，勾結總支副書記龔延東、大隊民兵營長龔明富、大隊長鄭羅銀等人，迫害群眾，用捆綁吊打、罰跪、罰站、三九天潑冷水、冬天站臘水田、打赤膊吹北風、強迫被害人互咬生殖器等手段，殘害幹部群眾，先後共打幹部56人次，群眾337人次，其中打死2人。
當年縣委的立案報告，對上述四人定了五條罪名：非法鬥爭，打死人命；慘無人道，摧殘人民；橫行霸道，攔路索財；欺上壓下，破壞生產，奸汙婦女，貪汙多占。我們來看看其罪行。
1．非法鬥爭，打死人命：
1959年12月23日晚，章自福和龔明富在花格店新化食堂召開60多人的群眾大會，鬥爭52歲的社員賀自遠。
賀自遠是上中農，因公社化後，家業共產，衣食無聊，到59年，食堂以野菜糠殼當糧食，人餓得九死一生。因此，他對公社化和吃食堂牢騷滿腹，對高征購的糧食政策非常不滿。1959年冬整社運動中，被定性為“有資本主義思想行為，經公社批準為辯論對象。
大會前，章自福召集了社員民主評議會，收集賀自遠的材料。與會者見幹部督陣，便紛紛揭發賀自遠，說他不出工，砍了兩棵樹，開了自種菜園。還有的說他不去食堂吃飯，（因喂牛，距食堂有好幾裏路，生產隊幹部批準他自己吃）等等，賀自遠被評為下遊。
開批鬥會那天，章自福親自到會掌握。主持人人宣布起“罪行”後，社員們站起來七嘴八舌發言，你吵我罵的也很熱鬧。會議開了一陣，隻鬥沒打，章自福火了，認為會開的不激烈，指使龔明富將評為上遊的社員雷某拖出來辯論，說他是“同情資本主義”，質問他為什麽鬥爭不積極。一陣推打，將雷某打倒在地。
龔明富又召集20多名黨團員和積極分子開會，布置哪些人為“主攻”，哪些人來“助攻”。章自福批評說“會開得沒有勁，不激烈。反資本主義，幹勁越大越好，大家都要動手打，打出威風，打下資本主義的邪氣。哪個敢放水（手下留情）的，就把他拖上去批鬥……”
由章自福和龔明富親自主持，會議重新開始，社員們為了自己不挨打，也顧不得鄉裏鄉親的情份，拳打腳踢，就連婦女也下起狠手，賀自遠被打得很曆害，龔明富還親自動手推打。鬥了兩個小時，賀自遠被打倒在地，口鼻流血，氣息奄奄。
章自福見賀倒在地上沒有聲氣，走到賀身邊，猛踢兩腳，說他是裝死。龔也扯著賀的手，說他“是裝死！”並向群眾宣布賀是“裝死狗”。章自福對與會者說：“大家不要怕，賀自遠是裝死狗，就是死了，運動中死個把人不要緊的。以後還得這樣搞……”
散會後，章命令生產隊長派人將賀送回家，第二天早上，賀氣絕身亡。
1960年2月18日，公社來隊檢查“反右傾”。章自福為了個人名譽，“想在公社範書記檢查‘反右傾’時有個好印象，”便人為樹立“反右傾，鼓幹勁”的確典型。章找來聶延東商定，決定當晚半夜召開生產隊長和婦女隊長會議，要各生產隊派先進和落後社員各一名參加，在一生產隊新食堂開會，20多人連夜到會。
會前，章自福主持召開生產隊長先開布置會，第四生產隊隊長雷大灼提出，社員鄭博先出工不積極。當時定鄭為辯論對象，即由聶延東主持開會，章自福到會督戰。會議開始，雷大灼就點名，說鄭博先散布泄氣情緒，對人將，現在生產落後，是因為“社員勁頭不大，吃不飽飯沒幹勁”，還說他“不服從須導”，提名辯論鄭博先。
37歲的鄭博先，生產一貫賣力，在治湖、生產中先後八次評為勞動模範。1960年2月18日，鄭因饑餓和勞累過度，得了浮腫病，經領導批準從凇澧分流水利工地回家養病。但大隊規定，不出工就不開飯。為了吃上一口飯，他還帶病出工，隻有幾次出工動作慢一點。
會議開始後，鄭博先被帶上會場中央來，20多人先後上去推搡毆打。聶延東不斷鼓勁加油說：“今天會很重要，大家要鼓勁，任何人不準退縮，那個整不起不就找那個！”鄭博先站在中間，你推過去，我打過來。鬥了一陣，鄭大聲喊：“救命！我受不住了，我快要死了！”章自福上去猛踢幾腳：“你就沒死，你個狗日的，社會主義那能留你這種混世魔王活在人世！”
推打2個多小時，生產隊副隊長雷友光猛力將鄭推倒在地，鄭倒下後就不能動，口鼻流血，當場死亡。
章自社見此情景，在會上給大家壯膽說：“你們不要膽怯，今後右傾還得繼續反的。那裏有就在那裏反，對右傾分子，死個把人不要緊。”說完散會。
鄭死之後，聶延東向章自福請示處理，說是要向公社報告。章自福責怪他說：“這哪裏報得！”兩人商量一陣，決計製造假現場。當晚命令大隊試驗作業組長雷立仁派人把死屍抬 四隊保管室裏。時已天明，又派婦女隊長萬儉秀在外邊派人，以搞生產為名，暗中監視，不準人靠近保管室。到了晚上，將死屍抬到山裏，用繩子吊在樹上。
當天晚上，隊裏以挖木蔸燒火為名，派社員上山。有人發現屍體，於是大隊宣布龔自遠屬自殺。
同時，章自福多次在生產隊長會議上，布置隊長們，要壓製群眾，不準說此事，並派總支委員鄭昌銀專到四隊負責監視，聶延東負責封鎖消息。一天，聶聽萬延秀反映，有一個十多歲男孩雷浴春，在群眾中講龔自遠是被鬥打死的。雷家是地主。又發現地主雷次甫在家寫字，懷疑他是寫狀紙。
聶當即召開五類分子大會，以雷浴春“說怪話”，雷次甫“白天不出工”為口實，進行批打鬥爭。晚上由鄭昌銀主持召開全隊群眾會，又進行批打鬥爭。名曰“壓邪氣”。
縣裏終於得知此事，派人下來調查此事。縣檢查團進行第一次檢查走後，章、聶以死者之妻郭多姑偷了紅薯種為名，指使隊長雷大灼召開群眾會，宣布對郭多姑進行管製。又派龔明富把死者之弟鄭博洪弄到大隊部，威脅說：“縣委工作隊不能在這裏住一世，有事還是要靠我們解決。”又把死者幾個家屬喊到大隊部，章自福請他們吃了一餐飽飯，並以給糧食和錢來利誘收買，不讓家屬上告。
2，殘無人道，摧殘人民。
章自福到精華大隊，正是廬山會議以後，層層布置“反右傾”。章更加賣力。他以“整社”、“反右傾”、“辯論落後”為名，除打死上述兩名社員外，還親自指揮打人、戴高帽子、罰站、冬天脫衣、吹西北風、潑冷水、站臘水田等刑罰，辱罵鬥爭幹部25人，社員17人。其中被打成重傷6人。
作業組長黃洪堂因生產任務沒完成，章自福命令他脫光上衣，時值十冬臘月，天寒地凍。鬥爭批打一個多小時，打後腿腫了5天不能出工。作業組長田順初被鬥打後外逃。章自福鬥打辯論脫產幹部陳章鼇後，對陳說：“今天整你，是為了今後你好整他們（指下麵幹群）。”
1959年冬，56歲女社員郭金姑，收了幾個自己偷種在山坡上的地瓜賣給外隊。龔明富得知，便將她抓到楊家富堰，發動群眾推踢打，將她打倒在地。
社員雷大田，因10元錢與帳不符，龔發動社員推搡打毆約三個鍾頭，還親自動手猛擊雷胸部兩拳頭。雷頭部被打腫，腳上血流不止，受重傷倒床，半個月沒出工。
1960年2月，龔去劉家食堂，社員劉國章喊了 他一聲“老龔”。他認為沒喊“龔書記”，抓住劉國章就是一頓狠揍。
社員們私下喊龔明富為“惡老虎”。龔明富親手摧殘的群眾達48人。
聶廷東直接摧殘群眾33人。其中推踉27人，冬天打赤膊潑冰水3人，站臘水田1人。
工程員雷華新，因不滿於幹部鬥打社員，被聶廷東鬥爭，致使雷的一條腿摔成跛子。
17歲少女吳桂香，因吃不飽餓幹活不力，被聶發現，罰她冬天站在臘水田，往身上澆冷水。幾小時下來，吳桂香凍得半死。聶廷東哈哈大笑，讓人將姑娘扶進屋裏，找來幾件幹衣服，又生上大火，聶廷東淫心大發，將周圍人支開，硬要給吳桂香脫衣烤火，姑娘凍得動彈不得。聶摸上她身子，冰冷冰冷的，便沒了情趣，吳桂香有幸逃過此劫。
鄭昌銀共摧殘社員引人，其中10?15歲小孩10名。13歲學生馬興華，不小心踏了路上寫的石灰標語。鄭罰他脫掉衣服鞋襪，圍著桌子轉圈，直到轉昏倒地。小孩雷立真幹活沒力氣，大冬天，鄭昌銀往他身上潑冷水1個多鍾頭，雷立真大病一場。
1960年舊曆正月，13歲女學生雷鳳英、10歲女學生朱鳳秀，天冷挑糞便未脫棉衣。鄭昌銀大怒，說她們偷懶，強製她們脫去棉衣，站在臘水田裏，澆冷水淋濕衣服。致使二女大病。
縣委整風工作組向縣委匯報說，“章自福一夥為非作歹，致使精華大隊幹部違法亂紀，打罵群眾的歪風邪氣十分嚴重。全大隊1758人，受迫害毒打者393人，占總人口22%。全大隊18個黨員，打罵群眾的11人，占60%。”
一生產隊隊長雷大順，打人成性。社員周宜民餓不過，偷了隊裏的紅薯種吃，便將他捆起來，鬥爭大會上，硬是用針線縫上他的嘴巴。
三隊副隊長雷有元，社員私下稱他為“惡霸”。1959年臘月，60歲社員黃鳳姑因帶孫女，沒出早工。雷有元就在川門食堂開鬥爭會，要她說原因。黃沒吭聲，雷就端了一盆冷水，披頭蓋臉潑在她身上。
同月，川門作業組15歲女社員郭金枝，因來月經肚子痛，出工遲了一會。雷有元就在丁工堰工地上，當眾強迫她脫光衣服打赤膊，郭金枝嚇得大哭。出工的姑娘們都跪下幫她求饒，說怎麽罰都可以，郭金枝是一個女兒家，打不得赤膊的。雷就限令她脫得隻剩一件單衣，在寒水裏站了一早上，凍得她全身冰凍，還不給飯吃。郭金枝因此大病半月，精神恍惚，幾次痛不欲生想“找出路”自殺。家中人苦求苦勸，才苟且偷生。
1960年正月，女社員田巧美，因身染重病，向雷有元請假。雷跑到她房裏，把她從床上拖下來，毒打一頓。到工地又限令她脫得隻剩一件單衣，站在冬水田裏。田巧美大病一場，連吃藥都沒錢，差點病死。雷有元還幾次上門逼她出工，見她起不來，還破口大罵：“你這個懶婆娘，出工就裝死，當婊子就上勁！”
更為惡劣的是鬥爭社員馬學金和黃珍美夫婦時，采用的手段令人發指。1960年元月18日，該大隊婦女黃珍美，在治湖工地與石板灘社員馬學金結婚，後回大隊轉糧食關係。文書雷建峰電話請示章自福。章認為結婚沒經他批準，十分惱火，便指使將其夫婦扣留，並交代雷建峰：“你的幹勁大，任務交給你，晚上開會鬥爭。”
當夜，章自福趕回大隊，召開生產隊長會議。人未到齊，章就提出：“今天要唱回雜戲。”“搞個大場合”。他讓幹部把馬學金和黃珍美夫妻兩人押來批鬥，把馬學金衣服脫光推打鬥爭。鬥了一陣子，馬說要拉屎，瞅個機會跑了。
接著，又把捉來的“社會主義的逃兵”、17歲女社員田桃美押到會場。田桃美因在治湖工地吃不飽，過度勞累，逃跑回家。幹部們便圍著田桃美，讓她脫光上衣，一陣推打“肉搏”後，要開會了，又讓她穿上衣服押起來。田姑娘上身和乳房，被這些禽畜抓得稀爛，下身連陰毛也被扯了幾把。姑娘哭得死去活來。
會後，章自福去旁邊屋裏開電話會和寫材料。奉命抓人的幹部，把馬學金和黃珍美又捉到大隊來。聶廷東提出要“唱雜戲”，發動幹部們，又把馬學金和黃秀珍弄來批鬥。幹部們會前脫過田桃美的衣服，過了癮，淫興還未消。這時便強令黃珍美脫去衣褲，隻穿一條短褲。又讓馬學金脫光衣褲。推的推，搡的搡，有人趁機在黃珍美的身上和乳房、屁股、大腿上亂摸。又把夫妻兩人推倒在地，讓兩人各倒一頭，把兩人的頭部互相壓到對方胯中。聶廷東還強製黃口含馬的陰莖，並問香不香，臭不臭。又讓馬學金舔住黃珍美的陰部，夫妻二人口含對方生殖器在地上打滾，幹部們在一旁圍觀，哈哈大笑。
3，奸汙婦女，貪汙多占。
章自福到精華大隊隻有4個多月，即利用職權，奸淫婦女多人。16歲少女雷金秀，是大隊衛生保健員。章自福威逼利誘，尋機奸汙她多次。有一天早上，雷金秀進屋掃地，被他抱起來按在床上就強奸。從此以後，雷金秀就成了他的萬物。有幾次大隊開著會，章自福還跑過來將雷奸淫後再接著開會。被他奸淫的還有衛生所調劑員，17歲女青年宋立英，18歲的代大隊婦女隊長趙喜美，女社員劉雪英和雷令秀等人。
鄭昌銀1960年4月奸淫四隊婦女隊長萬儉秀。聶廷東1958年奸汙婦女馬秋美，1959年奸汙婦女胡秀芳。
4，橫行霸道 ，攔人索財。
自1959年11月至1960年，大饑荒降臨，各地逃荒的人流如潮。精華大隊外逃荒討米要飯的群眾213人，占總人口12%。為此，章自福下令路上設卡，攔截來往行人，扣壓財物。
1960年2月9日，章自福召開大隊作業組長以上幹部會議。他布置說：“俺大隊人外跑多。凡是從大隊路過的，沒有證明的一律扣下搞生產。”
元月29日至3月28日兩個月內，全大隊共扣留過往行人705人，其中被鬥137人。2月10日一天設立三個哨長，由龔明富、雷友元、關陽銀等人率民兵持槍檢查，一天捉拿過往行人百餘人。
據不完全統計，扣壓豬肉150斤，魚64斤，食油3斤，米30斤，黃豆40斤，雨衣一件，套鞋一雙，被子一床，布5尺，棉花15斤，煙葉3斤，人民幣15元。都為大隊幹部自己吃、用、拿了。
方圓幾十裏地，老百姓不敢從精華大隊過，說是精華大隊出了山大王，過路要留買路錢。群眾稱章自福等人為“四條蛟龍”。
揭發章自福的上書，最早是1960年2月27日精華大隊的一封匿名信。此後，告狀信不斷。1960年4月9日，社員周功釗、賀傳章、田大祥4人快板形式，聯名寫了封檢舉書。
中共常德地委派人查處。經查證，其犯罪事實確鑿。
章自福案上報後，湖南省委和中共中央多次將此案作為社教和幹部蛻化變質的典型案例，予以通報。
1960年4月16日，公安部門將上述4人拘留，5月4日逮捕。鑒於以上罪行，1960年9月，章自福被判處死刑，聶廷東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龔明富被判處有期徒刑15年，鄭羅銀被判處有期徒刑10年。
1981年5月14日，澧縣人民法院對此案複審，認為該案是從上而下的反右傾，“五風”盛行情況下發生的，各級領導應分擔責任；把上述錯誤因違法亂紀，強迫命令加在一起，將章自福、聶廷樂定為蛻化變質分子，龔明富定為壞分子，鄭羅銀定為變質是無限上綱；對章可判有期徒刑，判死刑是錯殺，應予糾正，作好善後工作；對聶、龔撤銷原判免予刑事處分，鄭羅銀屬一般“五風”錯誤，免除追究刑事責任。
複審結論下傳後，民情嘩然。
吃人餓鬼：劉家遠慘殺親子食子案
在我小時候的印象中，劉家遠慘殺親子食子案，經常給我們一些小夥伴驚心動魄、夜來惡夢攪魂的恐怖感，和夜間一見迎麵過來長得凶神惡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扭頭就跑的心裏障礙。
劉家遠是澧縣如東人。如東靠近洞庭湖區，是個風景如畫、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雖早已失去了曾經八百裏煙波浩渺的氣魄，但一片片淤積平原養育著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兒女。澧東土地肥沃，物產豐饒，田裏出產糧、棉、油、絲、麻，湖中盛產魚、藕、蓮、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則湖中的出產盡可讓人們得溫飽而有餘金。如東人的富足，著實讓澧州人為之豔羨。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劉家遠殺害親子食子案，卻又著實讓慘案頻仍、業已見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為之震撼和悲哀。
劉家遠是一個老實人。他出身貧寒，自小在饑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淩中長成，養成了軟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國民黨抓壯丁，押上炮火連天的東北戰場。不久，他所在的部隊全軍覆沒，劉家遠也成為解放軍的俘虜。
在部隊，戰友們對他的評價還好，說他話不多說，事不少做，領導上喊往哪裏打，他就拚著性命哪裏衝，大小也立過幾次戰功。但人老實到沒多少出息，幾棍子也打不出個屁來，因此不大討幹部喜歡。1950年，他複員回鄉。
劉家遠回鄉後，分了土地還分了房子，老老實實地幹活種田，漸漸生活也有了些起色，娶妻生子，小日子也還過得有些興旺。鄉親們都說他娶了個能幹潑辣的女人，劉家遠家旺人興有了指望。
無論是互助組，還是合作化，運動一來，幹部一號召，大會、小會一開，一說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後、不想走社會主義道路，還拿他是複員軍人說事，要他“起帶頭作用”。劉家遠膽小怕事，嚇得戰戰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證，牽牲口。他老婆死活不同意，兩口子每每都要大吵大鬧一番。但劉家遠總是帶頭入組、入社。合作社生活一年不如一年，兩口子意見也越來越大。
人民公社化運動中，澧縣的“共產風”在全地區都是有名的厲害。而廬山會議後，全縣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級“共產台風”。
1961年4月整風整社運動中，縣委書記張琢，在中共澧縣縣委擴大會議上的檢查報告中說：“這股‘一平二調’的‘共產風’，從五八年公社化後起，到這次整風整社運動開始止，才平息下來。
據初步統計，公社化以來，全縣各級刮的‘共產風’，折合金額達到3812萬元，相當於三年農副業總產值（15732萬元）的23%；其中光是刮的社員個人的各項物資折合金額達到1246萬元，相當於五九、六0年兩年分配給社員部分的30%。
其中包括集體土地29563畝，社員自留地24307畝，房屋123960間，各種農具3823837件，現金2699000元等，每戶平均90.4元,人平24.77元。
特別是拆房屋，挖祖墳，叫社員餐風露宿，幾代同房，公公和兒媳婦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擠一間房，最使社員傷心和惱火。社員形容那種情況是：“公媳同房，帳子做牆，說話為難，洗澡過關。”
如東公社的“共產風”越來越大，“一平二調”刮得樹倒屋毀，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豬、羊、雞、鴨、鵝、鍋、壇子、桶、刀、鏟、火鉗、缽、碗、菜盆、鼎鍋、撐架、箱子、床、櫃、桌椅板凳、犁、鋤頭、鍬、糞桶、扁擔、籮筐……
全社“一平二調” 社員各項物資折合金額達到172076元，每戶平均106.8元。劉家遠家中被搜得一幹二淨，就連桌、椅、板凳、刀、鏟、缽、碗也沒留下半點。
如東公社各級幹部的強迫命令、違法亂紀也非常嚴重。據張琢在一次整風運動的縣委擴大會議上說：如東公社的幹部對人民群眾采取了法西斯統治，隨便打人、罵人、捆人、吊人、扣糧、鬥爭、“辯論”、罰吹西北風、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糞、兒打娘、敲牙齒、針縫口等。
公社成立勞改隊，有的大隊還成立了改造隊。開辯論會的時候，先把積極分子教好，讓他們起帶頭作用，然後幹部吹哨子為號，一起湧上去打，哨子控製節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聲音大就打重，吹得輕，就打輕點等等。
1958年9月，幹部帶頭從劉家遠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現金25元錢不交公。常言說得好，人善被人欺，馬善被人欺騎。別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剛強的，下手者還有些手下留情。
而劉家遠人菘貨饢，平時就被人欺負慣了，這回兩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對老實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頭栽倒在地，就連兩歲多的兒子也被人一腳踢得半天沒哭出聲。
別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無論如何也會跳起來拚命；他老婆挨打，劉家遠縮在牆角不敢吱聲。幹部們走後，他老婆又哭又鬧，口口聲聲罵他是個廢物，沒得本事，連老婆都護不住。家裏分文無有，兩口子連看這場傷病的錢也沒有。還是鄰居好心，去扯了些治傷的草藥來，兩口子過了好些天才慢慢恢複。
1959年9月，如東公社各大隊搞起“反偷風” 運動。大隊和生產隊一級級開大會，要社員老實坦白交待從1959年春荒以偷盜集體莊稼的罪行，說是“黨的政策，坦白從寬，抗拒從嚴。自己積極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審到劉家遠時，幹部硬逼他老實交待。他在驚恐之下，承認說偷過一次苞穀。
其實當時苞穀在地裏還剛剛結穗，顯然他是強逼屈招。結果幹部們硬說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後後給他算成偷盜集體糧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來，並帶民兵到他家抄家。
幹部們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時從收割後的田裏撿的5斤多穀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罰他一家三口人停夥兩天。是年冬，因家中斷糧斷炊，他老婆實在餓得受不住了，於是丟下劉家遠和兒子，跟著一個男人跑到外鄉了。
1960年春節前後，家裏粒米不剩，劉家遠父子常常連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別人家為了救命，也顧不得人民公社的種種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區捕魚、挖藕，搞點吃的。劉家遠膽小怕事，坐在家裏幹挨餓。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餓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圍著他要媽媽、要吃的。劉家遠心煩意亂但又一籌莫展，常常坐在屋裏獨自發呆，誰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麽。大年三十晚上，鄰居見他家實在是太可憐了，便給他端過來一小碗野菜粥，父子倆這次總算吃了頓年夜飯。
這時，公共食堂一天開一頓夥，大人一人一碗見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給一勺子。劉家遠的“飯”，常常被孩子吃了還不夠，整天圍著他哭鬧喊餓。這時劉家遠自己也餓出了浮腫病。
不久，公共食堂停夥斷炊。劉家遠父子倆已經幾天沒吃飯了。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裏聲息皆無。據劉家遠後來自己交代，這些天裏，他自己一聽到孩子的哭聲就煩躁不安，還經常出現幻覺，就連做夢也是夢見白米飯、紅燒肉和紅燒鯉魚，還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動的豬，想吃肉都快要想瘋了。
當天夜裏，他看到躺在鋪上的兒子餓得就快要斷氣了，惡念頓生。心想，與其讓兒子受罪，還不如把他殺吃了，吃個包肚子自己再死也好。於是他找來一把破菜刀，幾刀就把他兒子殺死了，並肢解成幾大塊，用水洗幹淨。又偷偷跑到地裏，偷了一些生產隊的胡羅卜，洗幹淨後，放到破鼎鍋裏，和兒子的屍體一起煮。
那天晚上，劉家遠說他幾年來第一次吃了餐過癮的肉！
第二天，鄰居沒見他家小孩子哭鬧，“連人影子也沒照過麵，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裏看看。”這一看可把人嚇壞了。隻見幾塊磚頭搭起的灶上放個破鼎鍋，鼎鍋裏還煮著小孩的頭、胳膊和腿腳！於是趕緊跑到公社去報案。
劉家遠被捕後，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說就是不想讓他兒子再受罪了。還說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兒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劉家遠被槍斃前一天晚上，監獄破天荒給他端來了一碗大米飯。據同號的犯人說，劉家遠竟把米飯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兒子，嘴巴裏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麽，然後幾大口就把一碗飯吃了個精光。
劉家遠案在澧縣影響很大。大概直到1964年初，隨著人們的興奮點轉移到“四清”運動對幹部“四不清”問題上去，劉家遠案才逐漸淡化出人們的視野。但是，對我們這些小孩子而言，劉家遠案是我們永遠的恐懼和心痛！
在“史無前例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初期，人們從大字報和批鬥大會上，經常可以聽到和看到對當年 “四大公案”的控訴。讀者可以想見，澧縣的文化大革命會有多麽激烈、多麽殘酷……
在極權體製下，毛澤東在狂熱衝動中發動的大躍進，必然會導致苦日子的大災難，從而造成官僚政體和人民群眾巨大的衝突和極其尖銳的矛盾。其後，廣大人民爭民主、反官僚、求生存的本能的民主訴求，在“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導引下，終於又一次陷入了山河泣血、全民內戰的災難之中！
① 澧水臨州城處有十裏沙洲，盛蘭花，故名蘭洲。澧水也因此得名蘭江。屈原甚譽：澧蘭沅芷，君子之魂。蘭洲為澧州人之精神家園。澧州自古以來，皆為魚米之鄉，又盛產桑棉。大躍進後，蘭洲植桑，故又名桑洲。少年時嬉於斯，樂於斯！蘭江擊水，追舟排，放歌喉；蘭洲撒野，偷瓜果，啖桑葚。水是鄉，洲是家！
② 澧州城有文廟，前後大殿間橫亙金鯉池，狀元橋高跨其上。舊時讀書人趕考前都要“走橋”。能過狀元橋者，中舉有望。掉下橋者，則息趕考之念。然少年時常與同學在橋上走來跑去，皆無恙。於此甚是不解。每每走過一次，便罵一聲掉下橋的讀書人：笨蛋笨蛋大笨蛋，狀元橋掉下烏龜王八蛋！
③ 八方閣為澧州名勝。建於臨江古城牆頭。傳說閣內藏有為澧州保福脈之聚寶盆，定四水之夜明珠，閣基埋有鎮洞庭之斬龍劍。少年時信以為真，一群頑童，經常趁夜光翻攀上閣，入內尋寶。盡管每每空手而歸，但斯夢十年不疲！三十年後念及於此，不免時常放笑失聲！
④ 《澧水船夫號子》曾獲莫斯科音樂節獎。.
⑤蔣翊武, 澧州人。清未組織武昌文學社，因製造暴動炸彈,走火事泄。是為辛亥革命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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