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困難時期餓死的川陝蘇維埃政府主席熊國炳

三年困難時期餓死的川陝蘇維埃政府主席熊國炳

作者：史義軍

三年困難時期餓死的川陝蘇維埃政府主席熊國炳



　　關於熊國炳其人，已很少有人知道了。

　　官方的記載是：熊國炳，1902年出生於四川通江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自少年時就參加勞動。長大成家後以往返山區販賣山梨、山貨謀生。

　　1932年12月紅四方麵軍解放通江後，參加革命工作，任鄉赤衛軍隊長、鄉蘇維埃政府主席。

　　1933年1月因工作成績顯著，受到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人的表彰，任川陝省臨時革命委員會委員。

　　2月初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被選為中共川陝省委委員、常務委員。

　　2月中旬川陝省蘇維埃政府成立，被推選為主席。

　　同年8月和次年12月連續被選為第二、三屆川陝省蘇維埃政府主席。

　　他工作積極，深入群眾。參與領導建立、鞏固和發展川陝革命根據地，主持發展農業和工業生產，加強根據地各項建設，支援紅四方麵軍進行反“圍攻”作戰和進攻戰役。

　　1935年5月率領川陝省蘇維埃政府機關人員隨紅軍長征，調任紅四方麵軍總供給部部長。

　　同年冬任西北聯邦政府副主席。

　　1936年1月成立四川省蘇維埃政府，任主席。

　　6月後隨紅二、四方麵軍繼續長征北上，任總供給部經理處處長、總政治部群眾工作部科長等職。

　　同年10月參加會寧三大主力會師後，奉命編入西路軍。

　　11月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委員，參加艱苦卓絕的西征戰役。

　　1937年3月任西路軍工作委員會委員。西路軍慘遭失敗後，隨畢占雲支隊東返。途中遭國民黨軍包圍，突圍時被俘。被當成夥夫釋放。

　　帶著嚴重傷病沿途乞討，輾轉行至甘肅酒泉屯升鄉九家窯，得到張姓農民收留和幫助。化名張炳南，後去酒泉城為人幫工並安家。

　　1946年全家遷到玉門油礦，做工謀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他向當地人民政府如實填寫了參加革命的登記表，得到政府的救濟。

　　1960年10月底，因饑病在酒泉逝世。

　　1960年正是三年困難時期，關於那個時代因饑餓而死亡的曆史慘象我不想過多描述，在那麽多的曆史記載中我沒有看到關於鄉縣級以上領導幹部因饑餓而死亡的記載。

　　前不久我讀了董漢河著的《西路軍戰俘紀實》，我對熊國炳的坎坷經曆和最後因饑餓死亡而唏噓，事情的經過董漢河是這樣描述的：

　　河西走廓的冬天來得特別迅猛。1960年剛交10月底，塞外寒風便彌漫了村落，酒泉城被狂風吞噬著。

　　這是三年困難時期最困難的一年，饑餓的酒泉奄奄一息，隻有古今聞名的泉眼，仍在冒著水和熱氣。

　　泉湖公園門外，蜷臥著一位奄奄待斃的老者，眉毛胡須上凍結著霜雪。偶爾路過的行人，誰也不曾注意到他……數日後，老人的親屬把他埋葬在許家磨灣的沙窩裏。

　　鄉親們隻知道他的老家在四川，是1937年西路軍失敗後流落在這裏的老紅軍，他常為人們排憂解難。

　　有人說，他是進城要求救濟時，體力不支，凍餓而死的。

　　1958年，筆者在酒泉檔案館的一份《原四方麵軍流散人員調查登記表》上，查到了老人的真實身份，他就是當年赫赫有名的川陝蘇維埃主席熊國炳！

　　1937年3月，熊國炳被馬家兵趕著衝上雪山，警衛員中彈落馬，自己的戰馬也中彈倒地，他被摔進崖下的萬年雪坑。馬匪衝過來，搶走了馬背上的文件，對他喊著：“共產頭子，做冰棍去吧！”揚長而去。

　　雪坑中，熊國炳漸漸蘇醒過來，忍著劇痛向坑外爬去。不知爬了多久，才找到死去的戰馬，但馬鞍上的文件包不見了！那裏麵有蘇維埃政府的重要文件，他急得哭了起來。

　　黎明前，他終於發現一堆篝火，那裏有兩個紅軍戰士，但很快他們又與馬家兵遭遇，他被刀背砍昏……醒來時，他已被馬家兵拖進裕固族人的帳篷，裕固族頭人尋機放走了他。

　　幾經輾轉，他在酒泉安定了下來，化名張炳南，找了一個帶著三個兒子的寡婦，他看路上要飯的孩子可憐，又收養了兩個小姑娘，在城南門外擺幹果攤，湊合過日子。

　　1949年春，民政部門調查紅軍流散人員時，他終於鼓足勇氣，說出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填寫了一份“要求參加工作和解決生活”的表格。

　　可軍管會很忙，一時無法調查他的曆史，隻是補助了他50塊銀元和4石麥子。

　　1952年，政府吸收他參加土改。對此他早有經驗，積極地帶領群眾鬥地主分田地，可土改一完結，政府仍讓他回鄉務農。他默默地服從了。

　　究竟是什麽原因不能讓他重新參加革命工作？是因為西路軍的失敗與張國燾路線有關？筆者調查時已過了30年，當事人都已不知去向，誰也說不清。

　　1956年，熊國炳獨自回到家鄉四川萬源縣。

　　走時千軍萬馬，21年後卻孤身回來。鄉親們以為他早死了，每年清明為他祭奠。

　　他沒有驚動任何人，徑直到弟弟熊國良家。弟弟見到他悲喜交集，說：“前些天剛給你祭奠過……”

　　住了些天，他執意要回去，弟、侄一再挽留不行，就賣了水牛給他當路費。他是覺得對不起這塊土地，覺得無顏見那些流落在長征路上和西北各地的戰士們的父老兄弟。

　　1959年春荒，他家生活日益困難。他想到死也要死在家鄉，就向縣上提出了申請。縣民政局給他補助了300塊錢和一套條絨衣服，這是那時政府對一個流落紅軍戰士的最好優待。

　　4月，他帶著全家回到四川。大家都來看望他，沒有人責怪他。

　　但是老伴生活不習慣，兩年後，他又回到酒泉，此去竟是與家鄉的永訣。

　　據說1960年他去申請救濟，並說出自己當年的身份。

　　“你那麽大的官，怎麽不到北京去！”他得到這樣的回答，並被一位縣委領導推了出來，之後便抱病死在泉湖公園外。

　　那位縣委領導究竟是無知？還是出於對西路軍的偏見？“文革”中，多數西路軍流落人員都被打成“叛徒”、“張國燾的走狗”，受到批鬥。

　　現在的一份酒泉地區黨史辦出的資料印著：“熊國炳為人正直……成都軍區副司令員陳明義同誌在談話中說：‘解放後，中央曾派調查組找他，沒找到’。

　　可惜筆者在訪問陳副司令員時忘了問他中央調查組是怎樣找的。

　　就是這樣一位因無臉見江東父老的老革命卻餓死在革命勝利後的社會主義的新中國，令人心酸，也引人思索。

　　不過，我對此確有另一種想法，熊國柄絕對是一位聰明人，解放前他不到延安，解放後他不去北京，遠離政治中心，默默無聞最後因饑餓而死，可以說死當其時。

　　如果不是這樣，再過六年他的下場不會比這更好，“文革”中，多數西路軍流落人員都被打成“叛徒”、“張國燾的走狗”，受到批鬥。

　　“文化大革命”爆發一年以後，受到秘密指使的紅衛兵對昔日西路軍最高統帥陳昌浩進行了殘酷的 “批判鬥爭”和毒打。陳昌浩情知自己“罪大惡極”，厄運難逃，便在寓所裏吞服大量安眠藥後永久地睡去。

　　他的屍體被秘密火化後拋棄於荒野。直到今天，北京八寶山公墓的墓穴裏，還隻有一個空空如也的骨灰盒。

　　熊國炳當年卷沒卷入毛澤東與張國燾的激烈的權力鬥爭漩渦之中，我不好說。

　　昔日西路軍統帥，竟死無葬身之地！熊國柄假如活到“文革”也不會比陳昌浩好到那裏，這是可以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