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民請命的“蕭李廖反黨事件” (圖)

何蜀：為民請命的“蕭李廖反黨事件”

2004-03-15 何蜀

為民請命的“蕭李廖反黨事件”


在全國大饑荒中，河南信陽和甘肅、安徽幾個地方的問題被中共中央發現後，都作了嚴肅處理，一些有關責任人受到了處分。但這幾個地方的死亡人數加起來都沒有四川多。

　　２００１年９月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的《楊尚昆日記（下卷）》，在１９６２年６月２８日的記載中，有一句話：

　　“下午約重慶市青年團二同誌來談話，談農村工作問題，由３時到６時半。”（見該書第１９０頁）　

　　後世讀者很難想到，這一簡短的記載背後，有一幕驚心動魄的曆史悲劇。

　　原來，這次關於“農村工作問題”的談話，談的是　四川農村在“大躍進”和“反右傾”導致的三年大饑荒中大量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嚴峻現實和四川省主要領導人李井泉應負的責任。這是重慶市一批忠實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向中共中央直接反映真實下情的一次“為民請命”行動。


　　關於四川當年那次連續三年的大饑荒，中共四川省委黨史研究室俞稚夫在《四川‘反右傾’運動的回顧與思考》一文中有全麵論述。


　　文章說，因為四川的“反右傾”運動規模大，時間長，整人多，手段惡劣（比如

在傳達“廬山會議”精神前將彭德懷“意見書”發給不明真相的幹部進行測試，根據

支持或反對的態度來確定是否“右傾”），大量敢說真話的幹部遭到打擊迫害。


　　再加上此後更大規模地平調勞力、物資，農村中幾次開展“反瞞產私分”運動

（即挨戶搜查糧食），城鎮中宣布糧票作廢，按供應口糧標準另發新票，自此，城鄉

人民手中糧食蕩然無存。


　　到了省裏認為“今年農村人民生活比去年好”的１９６２年春，全省農村人口人

日平均口糧不足六兩（十六進位），據統計材料，涪陵、萬縣、江津在五兩以下。因

而人口連續四年呈負增長狀態。１９６１年負增長為千分之５７．９。（全文見《四

川黨史月刊》１９８８年第四期１—１０頁）


　　另據曾任四川省瀘州地委書記的鄧自力（因順應民意提出解散公開食堂等措施而被打成“四川頭號右傾機會主義分子”）近年出版的回憶錄《坎坷人生》中記載：“糧食不夠就搞代食品，什麽胡豆葉，芭蕉頭，小球藻，野草根等都用來充饑。後來這些東西找不到了，有人開始吃觀音土。觀音土吃下去肚子發脹，不能排泄，幾天後

就被脹死。……後來，　賣人肉　吃人肉　的　可怕的事　也發生了。　宜賓市　就

發生了　將小孩　騙到家中，整死　煮熟後　作為兔肉　到街上賣的事。……”（見

該書１３０頁，四川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４月版）


　　鄧自力被貶至長寧縣作縣委副書記後，親睹該縣的慘狀：“長寧是個爛攤子，二十多萬人口就餓死了七萬多。腫病流行，省委調撥了些糧來，社員又無錢買……”（見該書１９４頁）


　　麵對這樣嚴峻的現實，忠於人民利益的共產黨人自然要挺身而出，於是就有了《楊尚昆日記》中記載的那次談話。

　　遺憾的是，那次談話之後不久，包括“重慶市青年團二同誌”在內的重慶市一批優秀共產黨人，就被當時的四川省主要領導人李井泉加上“反黨活動”的罪名，遭到長時間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

　　這就是當時在全川引起極大震動，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又被重新拋出來作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黑幫”痛加批判的所謂“蕭、李、廖反黨事件”，

　　這個“蕭、李、廖反黨事件”主要涉及些什麽人呢？

　　蕭澤寬，時任中共重慶市委常委、組織部長，分管共青團工作；

　　李止舟，時任中共重慶市委候補委員、副秘書長兼市委辦公廳主任；

　　廖伯康，時任中共重慶市委辦公廳副主任兼共青團重慶市委書記。向楊尚昆匯報情況的“重慶市青年團二同誌”，一個就是廖伯康，

　　另一個是共青團重慶市委副書記（主持日常工作）於克書。

　　這幾個人中，“蕭、李、廖”都是２０世紀４０年代在四川工作過的地下黨員，蕭澤寬曾任最後一任中共川東特委書記，李止舟曾在抗戰時期周恩來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領導下從事統戰和籌集資金工作，廖伯康當年也是地下黨員。於克書則無四川地下黨的淵源，屬於“南下幹部”。

　　盡管在此前的“反右派”、“反右傾”等政治運動中，左得出奇的李井泉已經以革命的名義將大批忠實於人民利益的幹部打下去，但是，正如魯迅所說：“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幹的人，有拚命硬幹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在以人民利益為最高利益的中國共產黨的幹部隊伍中，這樣的“中國的脊梁”自然更會前赴後繼地不斷湧現。

　　蕭、李、廖及於克書等人，對當時農村現實都有清醒的了解。他們大多參加了當時解決農村問題的“整風整社工作團”，蕭澤寬是巴縣工作團團長，李止舟是長壽工作團團長，於克書是巴縣團副團長，廖伯康則坐鎮市委辦公廳，對各地的報告、簡報有全麵了解。

　　當時農村的現實情況，用李止舟的話說是“慘不忍睹”，“天府之國變成地獄之城”。

　　最初他們還認為是農村基層幹部有問題，也按照上邊的部署，以“階級鬥爭”的思路，抓了一些基層幹部，開大會鬥爭。

　　但後來逐漸發現問題不在基層幹部身上，而是省裏主要領導人的決策錯誤造成的。但李井泉卻把責任推給下屬。

　　李止舟了解到，他的老家　滎經縣　死了一半的人，　省裏就怪罪當地領導，下令把縣委書記抓了。　

　　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１日至２月７日，在北京召開了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即中共黨史上以發揚民主著稱的“七千人大會”。蕭澤寬參加了這個大會。

　　會上，各地幹部對中央領導部門的直言批評（用毛澤東的話來說是“出氣”），和中央主要領導人帶頭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責任的態度，使他深受鼓舞。

　　１９６２年２月底，中共重慶市委召開貫徹七千人大會的市委第十八次全委擴大會議，會上，幹部們對四川的“反右傾”提了很多意見，特別是對工業上整重慶鋼鐵公司的負責人安以文，農業上整四川省瀘州地委書記鄧自力這兩大冤案意見最大。

　　重慶的廣大幹部強烈要求給重鋼安以文平反。各部門幹部對省委意見不僅提得多，而且很尖銳。

　　重慶市副市長鄧墾　批評省裏犯了幾年左，卻反了幾年右，越反越左，整得幹部不敢說真話……後來這些都成了蕭、李、廖“煽動反對省委”、“刮起一股反黨歪風”的“罪行”。

　　重慶會還沒開完，省委擴大的工作會議就召開了。李井泉在會上定下調子：我們是“團結起來犯錯誤”。完全沒有中央主要領導人在七千人大會上帶頭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責任的氣度。同時，按照中央規定應該上報的重慶市委十八次全會簡報（主要是對省裏領導人提的批評意見），也被扣壓了。

　　重慶市委十八次全會後不久，主持共青團重慶市委日常工作的於克書在大家鼓動下，決定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寫信反映情況。

　　團市委幹部在討論七千人大會精神時，談到四川死那麽多人中央知不知道？

　　廖伯康認為中央可能不知道。於克書就提出是不是寫信反映。

　　團市委的幾個副書記都提議他來寫。不過他並未馬上就寫，直到貫徹七千人大會的省委工作會議後，　他們得知重慶市委十八次會議上廣大幹部對省委提的意見未能反映給中央，被省委領導人壓下來了。於克書才下決心上書中央告狀。

　　因為他們都知道李井泉報複心強，整人厲害，他會動用專政手段搞郵檢、查筆跡，便沒有署真名，而以“一個共產黨員”名義寫了“匿名信”，為避免被查出筆跡，是找打字員用打字機打的，為避免被查出郵寄地點，還專門托出差的人將信帶到武漢去投寄。

　　於克書上書，還有一個背景。１９６１年３月，中共中央在廣州召開工作會議，通過了《關於認真進行調查研究工作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的一封信》，隨信印發了不久前發現的毛澤東寫於１９３０年春的文章《關於調查研究工作》（１９６４年公開發表時改名為《反對本本主義》），要求各級領導幹部“一切從實際出發，不調查沒有發言權”，“在調查的時候，不要怕聽言之有物的不同意見，更不要怕實際檢驗推翻了已經作出的判斷和決定。”（《中國共產黨曆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２０９頁，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１９９１年５月第一版）

　　為此，胡耀邦給十八個省市團委書記寫信，強調要如實反映情況，總結經驗教訓，青年團要做黨的助手，就要做黨的耳目，要說實話，向中央反映情況，而且不能是一般的，要是政治政策上的。

　　要調查研究。在這背景下，團委下去調查研究，向市委反映了很多情況和社會問題，大約１９６２年４月，團中央開座談會，大城市的團委書記或部長參加，團中央要大家打破框框，大鳴大放，揭露矛盾，總結經驗教訓，不要有什麽框框限製。

　　１９６２年６月，共青團中央召開三屆七中全會，廖伯康作為中央委員，於克書作為候補中央委員，到北京出席會議。

　　團中央候補書記兼辦公廳主任曾德林是他們的老朋友，聽他們說起四川的嚴峻情況，立即向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作了匯報，胡耀邦便找廖伯康單獨談話。隨後把談話內容整理成簡報交給了中共中央書記處。這才有了楊尚昆代表中央書記處約廖、於二人談話的事。

　　為“掩人耳目”，避免被四川省領導人聞知，當時還以另外的借口給廖、於二人向團中央全會請了假。廖伯康事後感慨：向黨中央反映情況還要這樣遮遮掩掩，如同地下工作，說明當時黨內民主生活不正常到了何種程度！

　　在那次談話中，楊尚昆首先打消他們的顧慮，說不是找你們來決定問題，隻是找你們反映情況，你們怕什麽？

　　又說，中央知道四川死人情況嚴重，有逃荒到陝西鳳州的人寫了《一字一淚訴川情》給國務院辦公廳，轉到中央辦公廳，楊尚昆看後也很震驚。

　　他們還收到另一封以“一個共產黨員”名義寫的信，也寫得很好（楊尚昆不知就是坐在他麵前的於克書所寫）。

　　廖伯康匯報了他根據省委文件有關各地人口數字的前後數據推算出來的大饑荒中非正常死亡數字已超出１０００萬人。

　　楊尚昆比較了中央辦公廳所掌握的數字，認為廖伯康的數字是可靠的。

　　廖伯康和於克書還反映了李井泉強調四川特殊，許多中央文件得不到緯度執行，獨斷專行，主觀臆斷，瞎指揮，上騙中央講假話，下壓群眾隱瞞真相，專橫跋扈，打擊幹部，搞一言堂家長製等。

　　後來廖伯康說，他們為這三個多小時的匯報，挨了二十年整，比大躍進的“一天等於二十年”還厲害。

　　楊尚昆聽匯報後，立即向中央書記處作了匯報，鄧小平主持會議，決定派幹部到四川調查。

　　為避免引起四川領導人注意，特地從中央一些部委選派了司局長一級的川籍幹部十多人，以回鄉探親訪友名義分別赴川“微服私訪”。

　　隻有蕭風（原《人民日報》社機關黨委書記、總編室主任，這時已調中央辦公廳任財貿組組長）不是川籍幹部，因他參加過調查安徽同類問題，有經驗，也獲準以《人民日報》記者身份參加了調查。

　　調查中，四川地方幹部普遍反映，希望中央將李井泉調離，　鄧墾　甚至提出建議中央另調胡耀邦來四川主政。

　　在全國大饑荒中，河南信陽和甘肅、安徽幾個地方的問題被中共中央發現後，都作了嚴肅處理，一些有關責任人受到了處分。但這幾個地方的死亡人數加起來都沒有四川多。

　　因此，蕭、李、廖等人都認為，四川的主要領導人李井泉應該得到嚴肅處理。

　　與此同時，於克書的“匿名信”也被批發給中央領導人傳閱，為了不讓李井泉看到後進行追查和打擊報複，楊尚昆特地讓中央辦公廳將這封信隻批發給“在京政治局委員”，但這事仍被李井泉知道了（他的一位老上級看到後轉告了他），預料中的追查和打擊報複不久就開始了。

　　１９６２年夏秋之間，中共中央召開了北戴河會議和十中全會。強調階級鬥爭。與七千人大會時相比，風向轉了。１９６３年春節後，四川省委召開了工作會議貫徹十中全會精神。

　　接著，４月２３日至５月８日重慶市委召開第二十次全委擴大會議。開始按照李井泉的旨意整“蕭、李、廖”等人，於克書寫信的事也被一位曾經建議和鼓勵他上書中央的同事揭發出來。

　　蕭、李、廖等人遭到多次大小會議批鬥。他們先是被停職反省，然後處分，

　　蕭澤寬被免去市委常委和組織部長職務，調到農村搞“四清”；

　　李止舟留黨察看一年，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弄到第二磚瓦廠當副廠長；

　　廖伯康留黨察看兩年，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弄到建築工地當工人；

　　團市委副書記王竹撤銷黨內外一切職務，降兩級下放基層；

　　於克書、趙濟（團市委副書記，李止舟夫人）免除職務，降職另調工作。

　　重慶團市委五個書記撤換了四個。


　　本來副市長　鄧墾　也要被定為這個“反黨”事件中的　首犯，　但因礙於　鄧小平　與　鄧墾　的　兄弟關係　而沒把他劃進去。後來　鄧墾　自然在四川呆不下去了，向　鄧小平　提出，通過組織調到了武漢。


　　得知四川處理“蕭、李、廖”，楊尚昆和安子文（中央組織部長）分別向四川省委和重慶市委打招呼，要求他們不要再追了，明確說對四川災情的調查是中央派人去的，再追就追到中央頭上了。但李井泉不予理睬。因為他已經摸到了　毛澤東　的脈搏。認定“蕭、李、廖”等人是在四川刮“黑暗風”、“翻案風”、“單幹風”的代表。現在是“左派”反擊的時候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１９６６年６月，李井泉將曾任《中國青年報》總編，後貶至四川先後任西南局辦公廳主任、綿陽地委副書記的　張黎群　拋出來作為“黑幫”狠加批判。

　　按照四川省委的統一部署，《重慶日報》６月１３日發表了題為《戳穿〈巴山漫話〉的黑幕，剜掉張黎群反黨反社會主義的黑線》的文章，在批判《重慶日報》副刊《巴山漫話》專欄時，公開點名批判重慶市“蕭、李、廖反黨黑幫”，說“《重慶日報》的《巴山漫話》，不是　張黎群　一人搞的，而是市委前組織部長蕭澤寬、前副秘書長李止舟、前辦公廳副主任兼團市委書記廖伯康等人共同出謀劃策，合夥經營的。廖伯康等人到處煽風點火，攻擊三麵紅旗，積極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翻案，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氣焰十分囂張。”

　　文章號召“市級機關廣大幹部職工昂揚鬥誌，窮追猛打徹底挖掉　張黎群　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已遭處理多年的“蕭、李、廖”，又被重新拋出來作為階級鬥爭的靶子。

　　直到１９６６年底群眾性造反風暴掀起後，各級黨政機關癱瘓，“蕭、李、廖”等人才得以脫身上北京告狀。

　　當時以北京地質學院一批學生為主，幫助他們向中央申訴，要求翻案。這些學生查閱了檔案，發現他們這些所謂“反黨黑幫”完全是被“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誣陷的，因此對他們大力支持。

　　但中央文革對他們一次次報送的申訴材料卻始終不予置理。因為“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們並非為了社會公正而支持群眾造反。

　　在１９６８年３月１５日的講話中，“無產階級司令部”更是明確表示了不準在過去政治運動中受到錯誤處理的老幹部翻案的態度。

　　蕭、李、廖等人再次被關進“清理階級隊伍”的集訓隊，與當年　批判他們的　一些領導幹部　一起，遭到“鬥、批、打”的殘酷折磨……

　　近年來，已經先後離休的蕭、李、廖等人都用了許多時間對那段曆史進行嚴肅的回顧與反思。

　　他們不是為了追究個人責任糾纏曆史舊賬，而是為了認真總結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都付出了慘痛代價換來的曆史教訓，推動改革開放的事業向前發展。

　　在黨史工作者的幫助下，他們關於那段曆史的回憶錄已經寫成，正待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