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前雨前茶
明前雨前茶
正文
在長江工程大學經曆全國大饑荒，度過饑荒歲月。
摘自：臭老九的人生 第三章
作者：姚邦治
轉貼說明：
１。長江工程大學，是由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以下簡稱“長辦”）創辦的一所大學。
２。“長辦”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辦公室，即人數最多的辦公室，名譽辦公室主任是周恩來，常務工作主任是林一山。按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創辦了這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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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好的大學生活
一、改變我一生的通知書
第二次高考的落榜幾乎成為定局，我的情緒無比低落，感到前途渺茫、無比悲傷，我對這種不公平的世道感到憤怒，但也感到自己太渺小、太無助、太無奈。
一九六○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長江工程大學征求誌願的通知書。
我喜出望外，它給我帶來了最美好的一線生機。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餐後，我乘車去上海。車窗外麵的清風習習，天空晴朗，我的心情特別好，哼起了兒歌：“天上的朝霞迎著百花開放，地上的小鳥快樂地歌唱，早晨的風呀，多麽清爽……”
在上海人民廣場東南側的西藏中路口，有一幢小高層建築是大陸飯店，這所大學的招生工作組設在這裏，許多被征求誌願的同學已經到了飯店。
曹立煌等老師接待了我們，他介紹道： “宏偉的三峽工程和長江建設事業需要大量的高級專業人才，按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創辦了這所大學。” 他讓我們看一本“壯麗的河流，偉大的事業”的畫冊，上麵介紹了長江水利規劃和水電建設的成就。聽完介紹，我毫不猶豫在這所大學的征求誌願的表格上簽了字。
長江工程大學的通知書，點燃了我成長為一名長江水電建設者的聖火；從此我的一生與長江水利結下了不解之緣，我願意為它奮鬥一輩子。從大陸飯店回家後，我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幸福之中，上大學的夢想終於變為現實，感到萬分榮幸，非常自豪；我決心珍惜它，做一名刻苦學習的大學生和光榮的社會主義建設者。
九月下旬、十月初，從上海、杭州等下江地帶招錄的一批學生，懷著滿腔熱情到這所大學報到。
長江工程大學校址在武漢市。我坐了三天三夜的輪船，從上海沿長江逆流而上，航程一千多公裏。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出遠門，也成為我與偉大長江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一路上我的心情特別好，輪船到達南京港時，停船兩個小時，我上了岸溜達到山西路，這是我第一次踏上南京的土地。
我的行李很簡單，隻帶了兩隻紙箱（有幾件換洗衣服）和一個包裹（有棉絮、蚊帳、枕頭）。輪船到了武漢港，我把包裹背在身上，兩手提著紙箱，吃力地走上了碼頭的幾十步台階。出了碼頭，就看到長江工大的新生接待站，我的心頭湧起一陣熱浪，我終於找到了充滿著希望和光明的大學。
接新生的同學和老師熱情地把我們接上汽車。一路上，我們瀏覽著漢口的市容。這座城市還真不小，沿途高樓林立，車水馬龍，我感到很高興。汽車把我們送到漢口黃浦路五十四號的大院裏，這是一幢宮殿式的五層建築大樓，琉璃瓦大屋頂給人金碧輝煌的感覺。
令人奇怪的是，大樓的門口看不到大學的校牌，卻有站崗的戰士，進了宿舍全是統鋪。這讓同學們感到很納悶，校方向我們解釋，這裏是學校臨時租用解放軍兵站的房子。大家對這所寄人籬下的大學產生了懷疑，一種受騙感湧上了心頭，有些女同學當即哭了……。
總務處，特別是夥食科的賴永前等同誌，費了很大的勁，才為同學們準備了當時處於三年自然災害的年代可稱為佳肴的燉藕湯，哪知不少上海女同學隻吃了一點點就倒掉了，這引起了老師和夥食科同誌的傷心，他們不多言語，隻是搖頭，對我們這批“不知好歹”的學生表示不滿。
二、出身不好學生大集合
長江工程大學，是由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以下簡稱“長辦”）創辦的一所大學。
這所大學的規模不大，上年春天，在本單位的在職幹部中，招收了兩個班，成為該校的首屆學生。
我們這一屆，學校計劃設置水工、水電、工程力學、水文、地質、基礎教育等六個係，共十六個專業，全校當時在校學生約有一千餘人。不知什麽原因，後來學校隻設了五個係，基礎係一直沒有開設。我被分配到工程力學係水力學專業。
據老師介紹，我們是全國第一個開設高速水力學專業的大學，畢業後將分配到長江科學院，從事高速水流的研究工作。
同學們住下來後，通過交流和溝通情況，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這所大學招收的新生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竟有一半以上，這種情況，在當時全國的幾百所大學中可能是絕無僅有的！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我們的班上就有不少同學的家庭背景十分複雜：
有一些同學的父兄是國民黨的將校軍官，有一些同學的父兄是國民政府的要員，有一些同學的直係親屬被人民政府處決、判刑、管製，還有一些同學的父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或者是有政治曆史問題的人。
汪洪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大兵團司令廖躍湘的副官，是一位將軍；電影“黑山狙擊戰”，描述的就是廖躍湘兵團被共產黨包圍後覆滅時的情景。
彭良椎同學的父親，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時與劉少奇是同學，回國後擔任了國民政府湖南省湘鄉縣縣長，他吃醉了酒後，竟然在國民黨湘鄉縣縣黨部的樓上高唱“國際歌”，由於他的資曆深，國民黨同僚對他沒有辦法。更有意思的是，彭父把“國共合作”的模式搬到了自己家裏：他把自己的大兒子，送到蔣介石處培養，後來成為國民黨的一位空軍司令，軍銜中將。他又把自己的女兒，送到延安參加革命，彭良椎的姐夫張映吾，出任過駐蘇大使文化參讚。全國解放後，劉少奇要安排彭父出來工作，但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報告說，彭父已被人民政府處決。
夏文湘同學的父親夏炯是國民黨的將軍，據說打仗很勇敢，外號叫“夏大刀”。早先打過共產黨，紅軍長征時也幫助過共產黨，解放戰爭中投向了解放軍；但不久，人民政府以莫須有的“叛亂”罪名，將他處決了。一九四九年開國大典時，毛主席親自點名，讓夏炯上天安門；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同誌打電話到成都詢問，四川省人民政府報告說，夏炯已被人民政府處決了。
夏文湘同學曾經告訴我們：她出生時，母親在湖南湘江邊的一座破廟中難產，夏炯很著急，拔出手槍，朝天開了三槍，她終於降生了，取名為文湘；而妹妹生在汩羅江邊，所以取名為文汩。
譚先康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中將，擔任國民政府湖南省副省長。解放初，周總理寫信給湖南省人民政府，要保譚父，但農會工作人員把總理的信扣下了，結果譚父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人民政府處決了。
樓枚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少將。解放時留下來了，一九五一年鎮反時被判刑十五年，一九五九年大赦時放了出來。
朱慶福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少將，據說在與日本人作戰中被打死了。
張小苞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少將。
楊長月同學的父親是汪偽集團的少將。
郭蔚然同學的叔叔是國民黨的將軍，解放後被人民政府處決了。
滕代文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雲南講武學堂畢業生，上校軍銜。
羅國澍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黃浦軍校第三期畢業生，退役少校。
黃純卓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黃浦軍校第六期畢業生，上校軍銜，後來在湘潭戰役中被共產黨俘獲。
胡祖戈同學的姨父，是蔣介石的高級幕僚、大秘書陳布雷。
聶質遜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中央幹部培訓班的第三把手，一把手是蔣經國，二把手是後來任國防部長的王升。共產黨解放江西時，他來不及逃走。後來到了北京，進了共產黨的革命大學培訓班學習了幾個月。結業後，共產黨派他北上，擔任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沈陽市負責人。美國軍隊打到鴨綠江的那年，共產黨開始審查幹部，他嚇得不得了，去了新疆，後來遇到政治運動自殺了。
劉宗林同學的父親，解放前是國民政府長沙市的市長，和平解放長沙的國共會談曾在他家裏秘密進行。
朱瑋同學的父親，解放前是國民政府上海市虹口區的區長。
陳京琍同學的父親，是南京國民政府財政廳的廳長，留德學者。
宋玉輝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專員、李德賢同學的父親、伍允鐸同學的父親、金寶華同學的父親等，都是被人民政府處決的。
莫之灝同學的父親，是浙江省平湖縣一位大財主，解放前病死。他父親在平湖有一座豪華的莫氏莊園，與四川劉文彩的地主莊園同樣有名。這座莫氏莊園，現在是平湖著名的一個旅遊景點。
楊大明同學的父親、王善如同學的父親，都是右派分子。
劉木根同學的父親是日本人的翻譯、敬及棠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軍醫。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還有很多……
眾多家庭背景複雜的同學，在長江工程大學這所大學裏大集合，簡直讓世人無法相信，好像是國民政府創辦的一所高級幹部子弟的精英學校。在當時全中國的幾百所大學中，肯定找不到第二所。
在講究階級鬥爭的極左年代裏，出身不好的同學集合在一起，看上去是偶然的現象，但大家會從下文的招生介紹中，又會看到這是必然的現象。
三、舔北京飯店的碗底
還有一個問題，也讓同學們百思不得其解：長江工程大學，是不是一所正規的大學，國家承認不承認這所大學的學曆？同學們的腦海裏蒙上了團團迷霧。
通過校方的介紹和一段時間的了解，同學們知道了這所大學的創辦過程，並為自己能獻身於長江水利事業而感到幸運和自豪。
長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長江流域的麵積約占全國的五分之一，流域人口約占全國的五分之二。
一九五四年，長江流域發生了一場世紀大洪水。長江中下遊的沿江地區，除了保住了荊江大堤和武漢等幾個重要城市以外，幾乎是一片汪洋，災民多達一千八百萬人，死亡三萬五千人。
這場大洪水震撼了世界，也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根治長江水患和綜合開發長江水資源，成為最高當局經常思考的問題。
四年後，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成都會議，根據周恩來總理的報告，中央正式作出了“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決議。
為了加強對長江水利工作的領導，新中國一成立，就設置了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成為國務院的直屬事業單位，業務上受水電部指導，林一山擔任第一任主任。不了解長辦的人，以為它是個小單位；實際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長辦是當時全國最大的一個辦公室，是專門從事長江流域水利規劃、大型水電工程設計、指揮和協調長江流域防汛防旱工作的綜合水利部門；也是當時中央駐武漢市四個大單位之一，它有工程技術人員和職工數千人，其水文、勘測、防汛網絡遍布在長江沿線的十八個城市和幾百個工作點。
周總理對水利高度重視，他不止一次地說過：“中國的曆史，從某種程度上講是部水利史。從中國國情出發，擅治國者以治水為先。”在當時長江三峽工程上馬之聲高潮迭起的背景下，培養和造就大批水利專門人材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九五八年，周總理就指示長辦：要辦一所大學。在第二年，周恩來又抓落實，親自詢問林一山同誌：“大學辦了沒有？”林一山遵照這個指示，就大學的學製、招生、專業設置、教學方式等問題，向周總理和水電部拍了請示電報。
經過上級的批準，僅用了四個月時間，進行了緊張籌建，於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長江工大在武漢的長江俱樂部禮堂，舉行了春季班學員的開課大會。
長江工程大學副校長、留美博士、結構力學專家李榮夢在開幕詞中莊嚴宣告：“一所嶄新的大學——長江工程大學從東方的地平線上誕生了！”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長江工程大學就此應運而誕生。
這所新辦的大學，當年的新生沒有能夠納入到全國統一的高校招生計劃中，後來征得國家有關部、委的同意，這所大學可以在高考錄取結束後，擴招一批落榜生。
林一山認為，北大、清華的畢業生大部份是優秀的，究其緣由，首先是他們挑選了高考成績最優的學生入學，學生的高素質是塑造出優秀人才的根本原因。
他聯係長期革命的實踐，運用唯物論的人才觀提出：“長江工大的新生可以從高考落榜生中，精選一部分成績優秀的青年入學；對於招生對象的家庭出身與社會關係可以放寬限製，但必須注重本人的政治表現。”並果斷決定從整體文化水平較高的上海、武漢、長沙、杭州、廣州等地區招收新生。
這樣，一大批家庭出身不好、但學習成績優異，因受唯成分論的影響而無緣進入大學深造的學生，有幸被林一山這種獨特的人才新思維，帶到這所大學深造。
有人諷刺林一山，說這是舔高考的碗底，林一山同誌卻說：“孔子弟子三千，而隻有賢人七十。要注意發現優秀青年，培養水利建設的後備骨幹，造就棟梁之材。我們是舔北京飯店的碗底。”意思是從大戶人家吃剩的碗底也可以分享佳肴。
長江工大學生由於其家庭背景複雜，按照當時錄取新生的政治標準，大多數同學的政審不合格，不少高考成績優秀、而出身不好的青年被拒於高校門外；在文革中，金寶華同學親眼看到有一些學生檔案袋的右上角上蓋著“不宜錄取”的藍色印章就驗證了這一點。
但林一山獨具慧眼，將我們吸收到這所大學來，在講究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年代裏，在六十年代左傾思潮籠罩下的中國高等院校裏，恐怕是沒有先例的。
在長江工大“舔碗底”招生時，也把我“舔”進了大學，從而改變了我的一生，使我終身受益。在這所大學裏，與我一樣有著強烈的上進心、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招錄了不少。長江工大成為一個大試驗室，它無可爭辯的向世人證明了一個真理：宣揚和推行唯血統論是極其錯誤的；出身不好的學生，同樣能培養成為四化建設的優秀人才。
林一山的這種偉大實踐，在幾年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被作為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的教育路線，而受到了批判，吃足了苦頭，我們為林一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感到痛心。
入學第一年的冬天，學校安排同學們到各工地開展現場教學：水工係的同學開赴黃河三門峽水利工地，該工程當時正在進行發電廠房施工，安裝第一台水輪發電機組；水文係的同學去了江西萬安水電站工地；地質係的同學去了烏江渡水利工地；工程力學係的同學則直接到長江科學院的土工、水工試驗室，我參與的是製作長江三峽船閘模型。通過現場教學，使我們對所學專業有了一些感性認識，增強了學習的原動力。
長辦的知識分子很多，複員和轉業軍人也很多。
這一年的三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曾動員了三千名退伍兵直接分配到長辦工作。長辦傳達室的門衛中，有一位享受團職待遇的老紅軍，領導上多次要安排他擔任更重要的職務，他一直強調自己沒有文化，不願意調動，表示一輩子要把長辦的大門看好。
四、全國大饑荒（上）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廣大農民被迫丟下手中的農活去大煉鋼鐵、大修水庫，大批成熟的莊稼沒有人去收獲，就爛在田裏，造成極大的浪費，僅河南省就有一半的秋糧被毀棄在農田裏。
各地農村在大刮浮誇風的同時，各級領導還在虛報產量，使當年國家向農民征購糧食的任務成倍增加，而糧食的實際產量與征購數幾乎相當。
就這樣，農民手中的糧食大部分被國家征走了，留給農民的口糧所剩無幾。加上人民公社大辦公共食堂，隨意糟蹋糧食，幾個月過去，本來不充裕的糧食就被消耗殆盡了。
作家蘇曉康、羅時敘在一篇紀實文學中寫道:一九五九年河南全省糧食產量實際隻有二百八十億斤，而被“浮誇風”吹昏了頭的河南省委竟高估產為七百億斤，導致全省性的高征購。
基層幹部為了完成如此高的糧食征購任務，就在全省開展了“反瞞產運動”，向農民強行追逼、收交糧食。不少地方都采用了凶狠的捆、綁、吊、打、抓等手段，對農民進行人身折磨，最後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甚至喂牲口的飼料糧，盡數掠劫而去。
隨後中蘇關係極度惡化，中國主動歸還蘇聯貸款，中國的經濟進入了極其困難的時期。
當時，糧食實行定量供應，高中學生定量為每月三十二斤，初中學生為三十斤，城市居民為二十四斤。
後來城市居民的定量一再降低，有的地方減少到隻有十多斤，大家處於半饑餓狀態。整個中國大陸食品匱乏，生活必需品十分稀缺，而且都要憑票供應：每人每月半斤油票、二兩肉票、半塊肥皂、一盒火柴，每年每人十尺布票；後來連上廁所的手紙也定量供應了。
毛主席倡導的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三麵紅旗，帶來的隻是工業的跳躍，農業的衰退，國民經濟的大滑坡。
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批評說：“大躍進鼓勵急躁情緒，浮誇作風，不要科學，違反規律。”
大多數老百姓和廣大幹部對此感到不安、焦慮、不滿；對共產黨產生了恐懼，對建設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
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廬山會議上，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直言批評毛澤東大躍進的失誤：“全民煉鋼鐵浪費了資源和人力，黨內浮誇風普遍滋長。”
他的給毛主席的信中指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
彭德懷的實話實說令毛澤東大為惱火，認為是與他唱反調。
當時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軍隊總參謀長黃克誠說：毛澤東“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之內辦到”。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時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的張聞天是上海南匯籍的大幹部，早年深造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在這次會議上也講了真話，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躍進的失誤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後果，也遭到了無情打擊和反複批鬥，毛澤東給張聞天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反黨集團成員”兩頂帽子；從此，張聞天在政治上跌入了深淵。“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夫人劉英也跟著挨整、挨鬥，兒子張虹生也受到株連。
毛澤東把這種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看作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再一次把人民內部矛盾擴大成敵我矛盾，結果向毛澤東為民請命的幾位無私者，被打成“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
廬山會議結束後，毛主席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反右傾”的鬥爭，使左傾錯誤更加變本加厲。
許多曾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過不同意見的黨員幹部遭到了批判，一些堅持實事求是的領導幹部被批鬥，不少正確的觀點和議論竟被視作“資本主義思想”、“反對社會主義言行”、“散布右傾悲觀論調”、“反對黨的領導”而受到批判。
上海地區有一百多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三千多人被定為犯有“嚴重右傾錯誤”和嚴重個人主義、本位主義錯誤。
當時的政治局勢已經變得十分嚴酷，大部分人謹慎言行，不敢發表不同意見；從中央到地方喊著同樣的聲音，整個社會上已經聽不到批評的聲音。
彭德懷被整肅之後的第二年，毛澤東的豪情不減，鼓吹繼續大躍進。
一九六○年一月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會議上，仍高喊“趕超英國”、“三年完成農村發展綱要四十條”，結果使社會生產力再次遭到大破壞，把上一年已經崩潰的經濟再破壞一遍，使中國困難的經濟形勢更加雪上加霜。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失誤，使得我國的工農業生產陷入混亂狀態，出現了建國以來的第一次經濟危機。
這次危機是從一九五九年冬的農業危機開始，農業連續三年減產，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農業產值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糧食總產大幅度下降，農村嚴重缺糧，發生了饑荒；接著出現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工業危機，工業大幅度減產，大批工廠、企業被迫實行關、停、並、轉，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生產和消費嚴重脫節，商品奇缺，通貨膨脹，物價飛漲。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國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三點九，國家財政極為困難。一九六一年城鎮職工實際生活水平比危機前約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許多日用消費品都要執行嚴格的配售製度，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年，中國局部地區的農村出現春荒和夏旱，中國的老百姓開始生活在嚴重缺糧的困境中。
一些人民公社的食堂隻能供應稀粥湯，當時河南信陽地區有一首公社食堂的順口溜發人深省：“一進食堂門(兒)，稀飯一大盆(兒)，盆內有個碗(兒)，碗裏有個人(兒)。”
當一場大饑荒悄然走到人們的眼前，中國的老百姓才突然發現社會主義竟也埋伏著饑餓這樣的定時炸彈。後來糧食越來越少，大多數人長期吃不飽肚子；不少人餓得走不動路、出不得屋。為了活命，不少農民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偷偷挖集體農田裏的土豆、紅薯或能充饑的農作物；饑民把綠色的植物，甚至連樹葉、草根、棒子芯、野菜、槐樹花、樹根統統拿來充填了肚皮。
上海的災情比較輕些，餓死人的情況聽說得不多，但老百姓的日子還是要用水深火熱來形容。鄉親們告訴我：“那幾年，大家一年中沒有吃過幾頓飽飯，連栽秧、打穀子等農忙季節，也隻能吃半幹半稀的瓜菜飯。”
我假期回到老家，家裏招待我的就是大量冬瓜和少量大米燒成的冬瓜飯，缺糧的時候隻能煮粥，還要加上許多野菜。
母親曾偷偷對我說：“現在的日子實在難熬，家家戶戶都吃不飽肚子。在蔬菜地裏勞動，肚子餓得沒有辦法，乘隊長不在時，就順手摘些黃瓜、番茄、豆莢生著吃；挖山芋時大家一邊挖一邊吃，吃得滿嘴唇都是泥巴。”
在三年困難期間，我家有一個親戚，是南匯縣農村工作的基層幹部，為兒子結婚辦喜事，請來了不少親戚、朋友。吃不飽肚子的客人在這種場合，都會敞開肚子盡量多吃一些。
飯後，母親問一位老嬸娘吃飽沒有？老嬸娘笑著說：“我把明天的飯也吃進去了！”老嬸娘回家後的當天晚上，就感到肚子難受，渾身不舒服，第二天就死了。醫生說，她是吃得過飽而撐死的。我們聽到這個消息，都感到傷感不已。
在上海農村，到處可以看到從安徽、河南等災區出來逃荒要飯的人。他們要飯時，會拿出大隊出具的證明給我們看：“當地農村遇到自然災害，農民沒有糧食吃，村裏同意外出度荒。”災民們還神秘地說：“村裏已餓死許多人，再不出來大家全要餓死了！”
在嚴重的災害麵前，一些地區的領導不顧老百姓的死活，極力向中央隱瞞災情。甚至高報糧食產量、製造糧食豐收的假政績。
在大饑荒的最高峰時期，安徽、四川、貴州、雲南、湖北、湖南等省區還向其它地區大量調出糧食。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災荒比山東更為嚴重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竟然被調到山東去當第一書記“救災”，可見安徽省委這位主要領導隱瞞本省災情的本領之高。
五、全國大饑荒（下）
上了年紀的老百姓，永遠也不會忘記那段“全民挨餓”的悲慘歲月，這吃不飽肚子的三年，最高當局稱是“三年自然災害”，老百姓習慣地稱呼是“三年大饑荒”。
大饑荒持續到第二年和第三年，各地農村非正常死亡大量出現。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全國到處都在餓死人；在饑荒嚴重的地方，一個村、一個村的農民大批餓死；個別地方甚至出現吃人肉的現象，整個中國都籠罩在慘絕人寰的世紀大災難中。
餓瘋了的人們，滿地瘋轉，撈著啥吃啥。野菜、草皮、樹葉、蚯蚓都能成為腹中之食。還有不少人嚐過觀音土，一撮泥一口水，吃得肚皮沉甸甸的，吃過後又轉化成肚痛；當人們抱著肚子、倒地打滾、全身痙攣的時候，就隻能用灌服生菜油、桐油、蓖麻油來救治，有的人最後是瀉死的。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年春，江蘇的興化、寶應、高郵、高淳、宜興等縣相繼發生因缺糧而導致嚴重死亡事件，由於江蘇省領導采取了救災緊急措施，農村情況得到緩和。
由於“反右傾”運動清洗了一大批體察民情、敢講真話的幹部，不少農村幹部就“打腫臉充胖子”，寧可讓老百姓餓死也不願向上級承認缺糧，請求上級撥放糧食救災。
當時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這樣批評寶應縣委書記徐向東：“真是個死官僚主義，省裏撥給他糧食他還不要。”結果，寶應縣有三萬五千多農民被困在家中活活餓死，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點二，該縣因死亡、外流而失去的勞動力就約占百分之三十。
最高當局的眼睛被浮誇風吹瞎了，在如此嚴重的災情麵前，仍然不顧人民的死活，既不開倉放糧，又不進口糧食。
讓國人感到十分憤怒的是，各地農民正在成百萬、成百萬地被餓死，而中國的糧食卻還在一船、一船地運往國外，支援亞非拉地區。
與前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全國的糧食產量減少了一千五百萬噸，但運往國外的糧食卻增加了二百多萬噸，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出口的糧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農民的口糧。
在全國性的大饑荒麵前，不少地方的老百姓為了活命，就外出逃荒要飯，到城市、到農場、到災情輕的地方：有的走西口到新疆、有的北上到內蒙、有的出關外到東北。
有些地方官，為了向外界隱瞞災情，采取了一種讓人不可思議的政策，就是“餓死可以，外逃不行”。因為當時不允許農民自由流動，所有出逃的農民被叫做“盲流”。
如災情嚴重的河南省信陽地區的縣、鄉兩級政府，安排民兵日夜把守在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饑民外逃，防止災情泄漏。
為了求得吃飯活命，還是會有一些農民往外跑。我聽溧水的一位老鄉說過：“在那悲慘的年月，有的農家竟然用一碗稀飯就娶了一個外地逃荒要飯的姑娘做老婆。”
後來，中央下了文件，要求各地將浪跡於各城市、林區、礦區的“盲流”進行清理、遣送回原籍。
河南駐馬店鎮將一些“盲流”強製收容，收容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三百多人的慘案；潢川縣公安局長下令將“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二百多人；更有成千上萬的“盲流”被收容安置到勞改農場，過著犯人一樣的生活。
越來越多的人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感到絕望，地處邊境的不少居民冒著生命危險逃到了國外：
如雲南的邊民大量逃亡緬甸；
至少有十萬廣東人成功地逃到香港；
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邊境塔城、裕民、霍城地區的六萬餘人在一些人的挑唆下，集體逃往蘇聯；
對這件事，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就如實說：“因為這幾年新疆少數民族生活太苦了，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發生了叛亂。”
令人奇怪的現象是，內地對“盲流”圍追堵截，遙遠的新疆對“盲流”卻拍手歡迎。
三年困難期間，在烏魯木齊火車站外卻擠滿了招工的單位，內地逃荒來疆的農民一下火車，就有人熱情地介紹其參加工作；等饑餓的農民報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饅頭、稀飯，這個農民飽餐一頓之後，就成了全民所有製工人或軍墾戰士。
我們的學校裏不斷傳來各地餓死人的消息，在互相傳遞的消息中可以分析出：在這場全國性的大饑荒中：
農村餓死的人多，
人多地少的平原地區餓死的人多，
浮誇風嚴重的地區餓死的人最多。
餓死的人群中，基本上都是老百姓，沒有聽說幹部餓死的；老百姓編了個順口溜，說是在大饑荒中，“先餓死牲口後餓死人，剩下幹部一大群。”
從全國範圍來看，四川、安徽、河南餓死的人最多，湖南、廣西、甘肅、山東、湖北、貴州、雲南、青海、江蘇、河北、山西、浙江、甘肅、寧夏、遼寧等省餓死的人也相當多。
“反瞞產私分，從農民碗裏奪糧”，是導致大饑饉、數千萬人餓死的一個重要原因，“反瞞產私分”與上百萬農民被餓死同步發生。
我看到一些學者的研究資料，四川原有人口七千萬人，三年大饑荒中，竟然有近一千萬人被餓死。
其原因是當時四川的主要領導人，奉行左傾路線，在大饑荒來臨的時候，開展了一場“反瞞產私分”的運動，從全省“查”出大量並不存在的糧食。
這個省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一千幾百萬噸，可是一九六○年四川省委公布的數字是三千多萬噸。
在“反瞞產私分”過程中，撤換了大批堅持實報糧食產量的幹部……，使國家糧食征購數高達近百分五十。在本省糧食奇缺、到處餓死人的情況下，這個省的主要領導人竟然號召：“調出糧食、支援全國”，導致全省大麵積餓死人的慘劇。
四川榮經縣縣委書記後來沉痛地回憶道：“大饑荒的歲月，全縣人口餓死了一半，有一個村子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屍的人也沒有了，隻得找另一個村的人來埋；來埋屍的這些人挨著餓挖坑，這是重勞動，有的也死在坑邊了；隻好再找其他的村來人埋這些埋人的人；這是一頁令人戰栗的腥風血雨曆史啊！”
一位作家在一篇報告文學中寫道：“三年災難中，僅河南省信陽地區就餓死了近一百萬人，有的地方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其中息縣就就死了十萬人，有六百多個村子、五千一百多戶死絕。光山縣有五千六百多戶死絕，固始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
安徽阜陽地委原宣傳部長透露：“原有八百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害中竟餓死二百餘萬人。”
毛澤東的兼職秘書李銳在《大躍進親曆記》中直言：“三年自然災害中，鳳陽縣就死絕八千多戶，二十七個村莊的農民死光。”
他萬分感慨地說：“高舉三麵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千萬人，這是古今中外曆史上盛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鳳陽縣的村民嚴俊冒告訴記者：“一九六○年，我們村附近有個死人塘，浮埋著許多餓死的人。為什麽浮埋？餓得沒力氣呀，扔幾鍬土了事。現在說起來，既對不起冤魂，也對不起祖先。
東北地區餓死人比較少，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原因是向蘇聯借了糧食。
中央文獻出版社《不盡的思念》一書，記載了一件蘇聯借糧助我度饑荒的事情：一九六一年，在咱們東北麵臨無米之炊的緊急關頭，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二十萬噸糧食，用以解決東北的燃眉之急。
盡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
湖北的同學告訴我這樣一些令人吃驚的情況：荊州地區京山、鍾祥、荊門三縣，是湖北第一糧倉和魚米之鄉，在三年大饑荒中竟然餓死了近十萬人。
但是有一個令人深思的例外：這個地區的洪湖縣卻沒有餓死一個人，其原因是洪湖縣的縣委書記李金玉，敢於頂住省委、地委的壓力，大膽與上級的極左政策保持距離，實事求是，不搞浮誇風；為了老百姓的生計，在全縣實行了允許在自留地種糧，允許在農村養雞、養鴨、養鵝，讓百姓壇壇罐罐裝滿，這些土政策，使老百姓度過了饑荒。
老百姓動情地說：“李金玉心中有著老百姓，救了這麽多人的命，是個功德無量的好幹部。”然而，人民的好幹部李金玉，卻遭到了長期批鬥、長期審查的不公正待遇。
後來，安徽、河南、湖南、貴州、甘肅、貴州等一些貧困地區的農民，迫於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窘境，悄悄地搞起“責任田”，得到一些地方領導的支持，但很快被打了下去。
毛澤東認為，這是刮“單幹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有人就提出：“寧肯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能要資本主義的苗”，人性在階級鬥爭中被泯滅殆盡了。
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的號召，並對支持“包產到戶”的鄧子恢、曾希聖等人作出了錯誤的處理。
三年大饑荒期間，到底餓死多少人，官方一直諱莫如深，沒有公開的報導過。從現在掌握的資料看，一個四川省就餓死了一千萬人，全國餓死的人肯定會有好幾千萬。
下麵一些官方的信息僅供參考，由於當時的政治背景有局限性，統計的資料肯定是保守的，估計出入也較大。
中國科學院一九八九年發表的國情報告這樣說：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一千五百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
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同誌在“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分析，三年災難中，餓死的人數大約在一千七百萬至二千二百萬之間。
人類曆史上死亡人數這麽多的這場大災難，最高當局有些什麽責任？毛主席在一九六一年輕描淡寫地說過：“錯誤就是那麽一點，有什麽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錯誤？人不犯錯誤，天誅地滅。”
關於這場世紀災難的起因，在一九六二年黨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的分析有三條：自然災害、政策偏差、蘇修逼債。
而國家主席劉少奇卻針鋒相對，直言不諱指出：這場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浮誇風、高指標、瞎指揮，是造成這場災難的主要原因。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這些言語，在幾年後的文革中遭到了毛澤東的清洗，並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說：“國家赤地千裏、餓殍遍野的慘象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
當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薄一波後來說出了真話：“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的。”“在和平時期發生大麵積餓死人的事件，我們作為共產黨人實在愧對老百姓，是應該永誌不忘的沉痛教訓。”
後來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田紀雲分析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麽原因？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曆史往往在遠距離的時空中才能看得清晰，我相信曆史學家肯定會對此寫出客觀而公正的結論。
六、度過饑荒歲月
長江工大創辦初期，正遇上新中國三年大饑荒的時期，廣大群眾處在全民挨餓的嚴酷形勢中。後來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緊縮經濟、精簡機關工作人員、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同時全民動員，大搞農業，大搞糧食，解決吃飯問題。
一九六一年，中央決定在三年內，全國下放二千萬人。長辦當年共精簡職工二千六百人，超額完成中央要求精簡百分之二十的任務。長江工大就經曆了這段特別困難的時期，不少師生情緒不穩，信心不足。
當時長江工大學生的情況比老百姓要好得多，因為每月的糧食定量有三十九斤。學校膳食科對夥食進行了精心安排：在主食中搭配有大米、玉米、高粱米、蠶豆、小碗豆、紅薯幹；困難的時候，我們也吃過觀音土，吃了以後肚子發脹。
那個時期，肉食每月定量隻有幾兩，葷菜更是少見。可能是油水少，也可能是肚子撐大了，同學們普遍感到吃不飽。長江工大學生的日子還算好過，據說，安徽大學的學生還吃野草、吃樹葉以維持生命。
大學生們饑不擇食，為了填飽肚子而各顯神通：經濟條件好的家庭會郵寄來餅幹、點心、炒麵粉等食品，這些同學在饑餓時就背著人悄悄地吃上幾口；經濟條件一般的同學，在肚子鬧饑荒時，會到學校東側惠濟路口的飲食店，吃碗羅卜湯、玉米糊或吃塊玉米做的“躍進糕”充饑；一些廣東同學會挖田鼠、挖青蛇、捉野兔，將它們開腸破肚，燒成美味佳肴；一些沒有本事的同學隻能去挖野芹菜、蒿菜吃。
那時候，同學們很友愛，假期回校，總會把好吃的食品奉獻出來讓大家“共產”，上海同學拿出的是放些蔥花的鹽，湖南同學拿出的是辣椒粉。
一九六一年四月，長辦抽調八百多名職工和學生，赴武漢市郊東西湖築堤圍墾。由紅軍老幹部、長辦副主任李庭序帶隊，經過四十五天艱苦勞動，共圍墾湖田四千五百畝，建立了長辦第一個農業生產基地。
東西湖農場位於武漢的遠郊，地勢十分低窪，是一片沼澤地。我們開赴農場時，滿目荒蕪，裏麵長滿了濕地荒草，足有半人高。我們在那裏圍墾造田，刀耕火種，種植糧食。
東西湖農場，土質肥沃，我們春天用鍬把在地上鑿個穴，播種稻穀；然後到秋天再去收割。赤日當頭曬，在田野裏從事又苦又累的農業生產勞動，感到又渴又熱，我們品嚐了“欲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親身感受。
東西湖農場的野味很多，有野鹿、黃鼠狼等，同學們在收割莊稼時，捉到不少野鴨、野貓。有一次同學們捕獲一隻野豬，經拔毛、開膛、清洗後，再紮住四腳掛起來燒烤，燒烤後的野豬渾身全是油，參加勞動的每個班級都分到一大塊，吃起來香噴噴的，令人難忘。
在東西湖農場勞動期間，羅曉群與聶質遜同學有一次為了解決肚子問題，偷偷地遊過幾條河，鑽進湖區的一個藕塘裏，把蓮子美美地飽餐了一頓；兩人還脫下長褲，一端打了個節，把蓮子裝滿了褲管，準備帶回住地享用；由於聶質遜個子矮，力氣小，負重遊泳時差點兒出事；羅曉群同學見狀，奮不顧身，幫助聶質遜遊回住地。這次秘密行動沒有被帶隊老師發現。
那時，為了管飽肚子，同學們還學會了抓魚，並用火烤了吃，雖然沒有放鹽，但吃起來還特別香。
長辦黨委於一九六一年七月召開了大辦農業緊急會議，部署節約度荒。
八月，為了解決吃飯問題，長辦成立農業委員會，決定利用自身的優勢實行生產自救，在長江邊灘濕地，圍墾造田，開荒種糧。那時人們尚無環保意識和生態平衡的觀念，隻知道種出糧食，吃飽肚子是第一位的。
年末，長辦建立農業生產基地兩萬八千畝，當年收獲糧食一百萬斤、蔬菜二百萬斤。這一年，我們學生一方麵學習基礎理論課，一方麵按照長辦的調遣，參加了堤角、東西湖、九溝等農場的勞動。
這一年冬天，學校組織部分同學為農業基地積肥。同學們不怕髒，不怕累，也不怕難為情，拉起了糞車。武漢人管拉運糞車叫“下河”。同學們一清早起床，三個人為一組，一邊拉著糞車，一邊高喊著“下河！”挨家挨戶把馬桶裏的糞便倒灌在糞車裏，再把灌滿大糞的糞車拉運到遠郊的易家墩農場。
當時大家都吃不飽，拉上一台三、四百斤的糞車，來回一趟三、四十公裏，實在很不容易；回來的路上，隻能用自帶的一小根白羅卜或烏筍充饑。有一次拉著糞車在漢口火車站附近穿越道軌時，人小力薄的上海籍劉木根同學實在支持不住，從台階上滑倒了，糞便濺了一身，全身臭烘烘的，弄得十分狼狽。
勞動確實能改造人，這些從大城市來的“少爺”、“小姐”，吃了這麽大的苦，遭了這麽大的罪，不但堅持住，而且能挺過來，其精神真是難能可貴。
我清楚地記得，那時長江工大學生就餐時的狼狽情況：同學們在食堂打了一碗粥後，就邊走邊喝；有的同學在喝完之後，還要用舌頭將碗舔幹淨。我記得，不少廣東同學用陶盆到食堂打飯，一次能打一斤多飯和菜；陶盆其口大而淺，外麵粗如磚瓦，內麵塗有黃釉，稱之為“黃盆”。
由於營養缺乏，不少老師和同學得了浮腫病、肝腫大、閉經病，俗稱營養不良的“新三病”。我們班上的徐潤華、劉宗林同學患了嚴重肝炎，雙眼發黃，身體虛脫，被送進了長江醫院進行診治。得了浮腫病的人，用手指在額上按一下，一按一個凹坑；有的浮腫病人大便時鮮血淋漓，痛苦呻吟。
隨後，全國教育戰線大收縮，學校大精簡。中共湖北省委決定，將全省中央部屬高等院校由二十所減少到九所，地方所屬高校由四十八所減少到十二所，在校學生由五萬三千人減少到不到一萬人。湖北省省長張體學在省直機關的報告中特別提到長江工大要停辦。
長辦黨委從保存技術人才的長遠利益出發，經請示周恩來總理同意：長辦不搞“大砍一刀”，按照“自己養活自己”的辦法，實行生產自救和自保。
形勢十分嚴峻，險些被撤銷的長江工程大學被長辦黨委保全了。然而“自己養活自己”的決策，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實在不容易！
為了實現自保，長辦黨委對長江工大做出了重要改革：決定按江西勞動大學半工半讀的方式辦校，學製由五年改為七年，實行“二、四、六、七學製”，就是規定每年有假期二個月、勞動四個月、教學六個月，用七年時間完成普通全日製高等學校五年所學的課程。
這個方案曾由長辦黨委派教務處王秀成同誌到北京向水電部請示，並獲得口頭批準。
為了適應大辦農業的需要，學校又增設了農田水利係。我也被學校調整到了這個大家都不喜歡的係，我為此鬧了點小情緒。後來，農田水利係合並到水工係。
麵對如此巨大的變革，特別是每年必須參加四個月農業生產勞動的決定，許多同學想不通，感到這樣的變革過於殘酷，讓人沒有希望，讓人無法忍受。
陳京莉、畢仁麟、高壽鬆等同學，包括我的同鄉張文耀、張小苞、葛昌鈺在內的二百多名同學，紛紛離開了學校；對於這些同學的出走，我感到深深的同情和理解，因為這裏的生活條件實在太艱苦了。
女同學樓枚離開了學校後，當年考上了東北工學院。由於我家實在太貧窮，回家沒有出路，更沒有好日子；學校再苦，也比家裏好，我就留了下來。
對留下來的同學，學校加強了形勢教育，通過大量工作，同學的情緒逐漸穩定，信心得到增強。同學們都決心與長辦的廣大職工一起，積極參加農業勞動，以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度過當前最困難的歲月。
七、大戰柳山湖
一九六二年初夏，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長辦幹部、職工的糧食供應不足問題，長辦黨委做了一個大膽而且正確的決策：圍墾柳山湖，大麵積種植糧食。林一山主任在動員報告中風趣地說：“水抽幹後，魚吃不完，可以學習巴西人的辦法，磨成魚粉發展飼養業。”於是，長辦調集了機械設備，組織了不少幹部、工人，還有我們全校大學生來到了湖北嘉魚縣，實行圍湖、造田、墾荒、種糧。
五月的一天，我們早上乘上小輪船；中午，每人領到了二、三個高梁麵團子做午餐，同學們戲稱圓的團子是“鉛球”、扁的團子是“鐵餅”，這種很粗糙的東西咬也咬不動，實在難以下咽；但是到了下午，大家肚子餓得不得了，男同學就把“鉛球”和“鐵餅”全都吃光了，女同學就把剩下的“鉛球”和“鐵餅”，用小刀切成薄片，全部捐獻給男同學享用。
來到圍墾工地，在一片荒蕪人煙的田野裏，到處是坑坑窪窪，雜草叢生，離起碼的生活條件也不具備。同學們用自己的雙手，搭建了簡易的蘆席棚，以擋風雨。工地的條件十分艱苦，整個工棚裏，隻有班主任薛四林老師及患有關節炎的熊克剛同學，可以用幾塊木板架床；其它同學則在潮濕的地上直接鋪上棉絮和被子，睡在上麵，整個被子濕粘粘的。有時青蛙就在枕邊呱呱叫，青草會在被褥的四周冒出來。由於工地衛生條件差，我們經常受到小蟲的叮咬。
我們在柳山湖邊緣，圈出近二萬畝的湖麵，用機械和人工挖運土方築成土堤，再用抽水機將堤內的水排幹，平整土地後種上水稻，收獲糧食。修建擋水土堤是圍湖勞動的主要任務，土堤高四至五米，頂寬三米，土堤長度有五公裏以上，土方的工程量很大，但必須搶在汛期前完工。
由於挖土機、汽車、拖拉機等機械設備不足，修築土堤的土方挖運任務主要依靠我們身強力壯的大學生。柳山湖土壤為淤泥質粘土，土壤含水量高，我們用鐵鍬把粘土切割成土塊，每塊大約二十斤重。當土堤的運距較近時，同學們排成長龍，一塊一塊地將土塊傳至堤上；當土堤的運距較遠時，則將土塊鏟在鐵絲編織的竹筐中，靠同學們挑擔運送。我們年輕人激情昂揚，誰也不甘人後，在十裏長堤上，你追我趕，熱火朝天，勞動競賽的指標節節攀高，記得那時每人每天挖運的土方量達到四、五立方米，一個人挑著一百來斤的重擔要跑好幾十個來回。在工地上，我們這些學生，每天挖土、抬土、修築堤壩，肩膀磨出了繭，腳底打起了泡，仍然咬著牙支撐著，大家被重體力勞動累得腰酸背痛。
同學們最揪心的日子是下雨天。老天一下大雨，蘆席棚裏到處會滴滴答答地下起小雨，同學們就把臉盆、腳盆、口杯用來接漏。接漏的聲音叮叮咚咚，猶如一曲動聽的“大珠小珠落玉盤”交響樂。就這樣，我們在夏日多雨的圍墾工地上，吃著高糧麵，睡在潮濕的地鋪上，艱難地度過了兩個多月。
六月的大暴雨，引起外河水位暴漲，柳山湖圍墾工地剛修建的大堤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隨時會被洪水淹沒。於是，我們不顧自己的安危，整個身子泡在湖水裏，連續幾個小時從水下取土加固堤壩。大學生們感人的事跡在《人民長江報》上做了長篇報導。第二場大暴雨，造成外河的洪水逼近堤頂，形勢十分嚴峻，同學們奮不顧身地用身體組成人牆，同洪水拚搏；但是洪水上漲的勢頭沒有減慢，眼看大堤會被洪水吞沒，長辦黨委部署大家緊急撤退。當我們全部撤到輪船上，長辦組織了爆破工把大壩炸開了一個缺口，滔滔的洪水從缺口處洶湧澎湃衝進堤壩內，大家被眼前的景象嚇得目瞪口呆，我們乘坐的小輪像汪洋中的一葉小舟；現在想起來，還是感到十分後怕：當時如果撤退不及時，可能會出很大的事故。
由於長辦堅持大辦糧食和“自己養活自己”的正確方針，實行生產自救，長辦的饑荒逐年得到緩解：一九六二年秋收後，長辦職工和長江工大師生每月增加了糧食和食油補助量；一九六三年糧食的供應情況進一步好轉，這一年夏收時，由於勞動力緊張，長辦九溝農業基地種的糧食來不及收獲，當地的老百姓跑來湊“熱鬧”，趁著夜色來臨，劃著小舢板船偷偷來搶收寶貴的糧食，長辦的同誌也沒有追究此事，因為老百姓都沒有糧食吃，於是在當地老百姓傳開了這樣一句佳話：“長辦，長辦，一人一半”。
八、家鄉出名人
一天晚上，在柳山湖勞動的工棚裏，眾多單身漢閑著無事，為打發時間，有人提議，今晚要敞開心扉，進行星夜傾訴，每人都要如實交待自己的戀愛史。
鄧萬階同學年齡稍大，上大學前已在湖北漢川農村結了婚，他向我們介紹了父母為他包辦婚姻的經過，無非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等俗套。
輪到湖南土家族的孫爾雨同學，大家要他介紹民族風情及本人的風流韻事。孫爾雨同學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眨巴著眼睛，高聲朗誦：“天上的星星千萬顆，而我隻有老婆一個；就是這一個，也已經太多太多！”引得同學們大笑。我至今也不清楚他怎麽會引用這樣的詩句，袒露自己的心聲，或許是他對土家族的娃娃親很不滿意。這個老夫子，迂腐得叫人噴飯：有一天不知為了什麽事，他與同學爭吵而生氣，孫爾雨大罵這個同學：“你強奸了大學生的名譽！”
大家也要我傾訴心中的秘密，我向大家講述了一個對我有好感的女生：
“高中與我同桌的女同學叫陳惠中，家庭出身是地主，因得了肺病而沒能參加高考，而我當年也未錄取，於是她曾邀請我一起去新疆，因我不讚成而沒有去成。第二年，我們再次參加高考。高考結束那天，我們在外麵吃飯，她要請我吃飯，我堅持各人分別付錢。我考上了大學，而她卻沒有錄取；她寫來了許多信，我一直作為同學關係與她通信。有一次來信，她告訴我，她與一個鄉村小學老師談戀愛，失戀了，信中問我怎麽辦？……”眾學友哄笑著，對我說：“這是人家在暗戀著你，你竟無動於衷！”我當然不承認。後來，愛開玩笑的金寶華同學給我起了一個“姚邦東”的外號，即在我的名字取首尾兩個字，再加上一個東字，意思是姚與陳相結合，這個外號叫了好一陣子，弄得我哭笑不得。柳山湖圍墾勞動結束後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從學校閱覽室看完書回到宿舍，隻見我的床前貼上了大紅的“喜”字，兩邊還有紅紙對聯，金寶華和張小苞同學硬要為我慶賀“新婚之喜”，他們還在我的胸前強行掛上了大紅花，大鬧我的“洞房”。這次突然襲擊，把我搞得甚為狼狽，我又急又羞，對金寶華的惡作劇很為惱火，有三天沒有理睬他們兩人。
在一個休息日，我和幾個同學徒步來到嘉魚縣長江邊的古赤壁遺址。在江邊，看到了傳說中周瑜手書的“赤壁”摩崖石刻。據說，這裏是孫權、劉備聯軍火攻曹操戰船，大破曹軍的地方。當時火光衝天，將江岸石壁照得通紅，“赤壁”因此而得名。
還有一天，我們班上幾位同學在一起擺譜，各自吹噓自己家鄉文化底蘊深厚，名人輩出。湖南湘潭籍的諶繼輝同學搖頭晃腦，說起話來抑揚頓挫，他傲意十足地唱道：“東方紅，太陽升，我們湘潭出了個毛澤東！”顯得得意洋洋。穿黑衣服的賀克平同學，是寧鄉人，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他一麵微笑著、一麵慢悠悠地說：“國家主席劉少奇是我們寧鄉人。”
我介紹自己出生在上海浦東川沙縣，在浦東南匯縣長大，我說：“我們那兒的名人很多，有黃炎培、胡適等……”大家說：“黃炎培的功勞比不上毛澤東、劉少奇，胡適是個反動文人。”我接著說：“曾經當過黨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是南匯人。”大家說：“那是三十年代的總書記。”我又說：“國母宋慶齡是川沙人。”大家連說：“宋慶齡是名人，是名人！”後來又追問浙江籍的王振毅同學，王振毅同學個子小，講話囁嚅，是奉化人，他小聲的說：“我們奉化出了個蔣介石，可以說是個反麵的名人。”大家笑得前仰後合。諶繼輝同學說：“蔣介石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頭子，被毛主席、劉主席打到台灣去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實際上，出生於上海的名人還很多：有共產黨高官陳雲、有一九五七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李政道、還有擔任過上海公學校長的大文豪胡適等。
在上海從事過革命工作的人物也很多，有國父孫中山、陳獨秀、惲代英、向忠發、蔡和森、顧正紅、向警予、鄧中夏、王若飛、秦邦憲等。洋務派首領李鴻章，曾在上海圍剿太平軍，在華山路上還有李的私家花園。杜月笙、蔣介石，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上海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大文豪魯迅、文學家鬱達夫、文學家巴金、茅盾長期在上海從事文學創作。散文家徐誌摩，早年就讀於上海。在上海做出學問的名人還有：科學家徐光啟、教育家陶行知、史學家錢大昕、文物專家哈同、新聞先驅章太炎等。
九、感染血吸蟲病
長辦東西湖、何家邦、銀蓮湖、柳山湖四大農業生產基地，都是湖北省血吸蟲肆虐的疫區。在柳山湖參加農業勞動期間，每天要接觸疫水。在出工前，我們雖然在手腳外露部位塗上了血防油膏，穿戴了手套、長統膠鞋等防護用品，以防感染。但那時我們缺乏防護意識，同學們長時間在疫水裏取土，甚至還在疫水裏遊泳、抓魚，一泡就是幾個小時。
在長達兩個多月的重體力勞動結束後，同學們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利用學校放暑假的時間回家休息。在上海老家的一個多月，我時常有些低燒，後來又感到渾身乏力。暑假後我回到學校，聽說不少同學都患了急性血吸蟲病。
我的家鄉南匯縣，是血吸蟲病流行的地方。一九五三年，全縣二千五百多位青年參軍前參加體檢，檢查結果：血吸蟲陽性的人竟達三分之一。得了這種病就會有發熱、腹瀉、乏力、肝區不適等症狀；中期病人，會引起肝硬化、肝脾腫大、腹水和食道靜脈曲張；晚期病人，腹脹如鼓，所以，家鄉人稱這種病為“肚飽病”。血吸蟲病的死亡率很高，解放前夕，周浦鎮西的朱家宅六戶人家中有八人死於“肚飽病”。毛主席的詩句“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就是這種病的寫照。
我在十三歲和十八歲時，曾兩次患過這種惡病。那時，我的肝髒出現了腫大，脾髒腫大二指，在醫生的精心治療下，我痊愈出了院。而我有一位病友，是個“三房合一子”，就是父輩弟兄三人，隻生了這根獨苗；他在血吸蟲病的治療中，因藥物反應嚴重，不幸去世。因此，我很害怕自己第三次感染上這種令人恐怖的疾病。
經長江醫院檢查，我被確診為急性血吸蟲病，必須立即住院治療。經普查，長辦參加農業勞動的幹部和學生，感染急性血吸蟲病的有八百多人，參加柳山湖圍墾的長江工大同學，有四分之三患了這種病。這麽多的人感染了急性血吸蟲病，引起了長辦和水電部領導的高度重視，立即采取了緊急措施：長江醫院缺少床位，就把青年大樓的一、二層全部騰出來收治病人；長江醫院缺少醫務人員，就向武漢軍區陸軍總醫院借調。
當時對血吸蟲病患者的治療，采用一種“以毒攻毒”的銻劑治療法，二十天為一個療程。銻是重金屬，病人注射後，使寄生在靜脈中的血吸蟲中毒而死，但是病人的肝髒、脾髒也受到了很大的損害。在治療過程中，聶質遜同學曾經昏倒在洗臉間內，後來療養了一段時間後再繼續治療。而我已是第三次感染血吸蟲病，對注射銻劑產生一種強烈的反應；這一次治療，打到第十針後，我的身體反應很嚴重，胃部惡心，一點也吃不下飯，體質極度虛弱，已經到了奄奄一息的境況，我感覺自己快要死了；醫生害怕出現醫療事故，決定停止治療，讓我陽性出院。臨走時，醫生再三叮囑我：“出院後，要保重好自己的身體，一定不能喝酒，也不要太勞累，否則容易出問題；如果保養得好，也可以活到四、五十歲，甚至更長。”在醫院治病期間，水電部錢正英、馮仲雲兩位副部長還專門到長江醫院看望我們，表示慰問。
我死裏逃生後，一直牢記醫生的囑咐，幾十年來注意身體保養和鍛煉，堅持不喝酒，現在竟然活到六十多歲還在世，應該說，這是一個奇跡。
十、爆炸聲驚動毛澤東
一九六二年，正是我國遭遇三年自然災害的後期，台灣的蔣介石正在起勁地叫囂要反攻大陸，國內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當年盛夏的六月二十七日淩晨三時，我們的教學大樓、長辦的新大樓突然發生爆炸事故，新大樓西端的五層樓房全部倒塌。同學們剛從柳山湖勞動歸來，被這突然來臨的事故嚇呆了，不知道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學校的老師一臉嚴肅，不肯多說什麽。大家認為，這是敵人的破壞事件。湖北省公安廳和武漢市公安局立刻封鎖了現場。
公安部門的領導說：“會不會有人與蔣介石內外呼應，進行階級報複？”要求長辦各單位排查可疑人物。由於長江工大大多數同學出身不好，無辜的同學們被作為懷疑對象而受到監視。公安部門如臨大敵，首先在宿舍區布置了不少便衣，並通知我們學生一律不得外出。我每天要到廣播站去，不知何故，四樓廣播站門口也站了兩位便衣。我們被告知：“所有的同學被禁止到四樓的平台上，連做早操也不允許。”在學生宿舍樓的西麵五百米處是中共武漢市委的大院，市委的大門口也加強了警戒。這件事對我們同學的壓力很大。
後來查明，這根本不是階級敵人的破壞，而是新大樓的地下室放置了汽油和膠卷，由於汽油濃度大，加上盛夏天氣的溫度很高，引起了自爆，造成了一場虛驚。
當時毛澤東主席正好在武昌，聞訊後聽取了省委的匯報。當他得知該大樓裏存放有數以噸計的一百多年來長江水文資料，是很寶貴的財富，就要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打電話，詢問林一山：“放在新大樓裏的資料有沒有受到損失？”林一山匯報道：“新大樓裏存放有大約二十多萬件技術檔案資料，經搶救清理共損壞二萬五千多件。”當毛主席知道這些資料基本完好後，又指示林一山：“要把珍貴的長江原始水文資料和整理好的水文成果，複製三份分藏各地保管，一是防止意外事故造成損失，二是應采取的備戰措施。”
後來有人分析，由於當時毛主席在武漢，為了確保毛主席進出中共武漢市委大院時的安全，對與武漢市委不遠的長江工大學生宿舍樓進行監控和警戒，是保衛毛主席所采取的一種必要措施，可能與新大樓地下室的爆炸一事沒有直接的聯係。
十一、周總理接受贈禮
從一九六二年開始，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策逐漸寬鬆起來：將農村屋前屋後的零星土地分給農民作自留地，允許農民有少量自留畜、自留樹，也可以開小片荒地；準許農民把自己的農產品拿到市場賣；這些被稱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村開始緩慢地恢複和喘息。
一九六三年以後，全國經濟形勢有所好轉。長辦通過大辦農業，糧食困難的狀況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轉和緩解，長辦的幹部和學生得到實惠：由於增產了糧食，每個幹部和大學的每個師生，每人每月增加了三斤半糧食和三兩菜油的補助。這種改善，在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年月裏，讓我們心裏感到非常踏實，對祖國的前景又充滿了新的希望；這種改善，也令外單位的幹部和職工對長辦羨慕不已。
後來，長辦農業生產基地逐步縮減，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長辦最後一個農業基地——東西湖農業生產基地，正式移交給武漢市東西湖農場管理局，從而為長辦的三年最困難歲月劃上了句號。長辦又把主要精力集中到長江流域的規劃、設計、治理等繁忙的業務工作中。從一九六三年起，我們大學生不再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又可以安下心來上課了，長江工大的“二、四、六、七學製”停止實行，又恢複了以教學為中心的教育模式。
長江工大在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的逆境中度過了這三年最困難的歲月。有人統計過，在三年經濟困難期間，長江工大的同學們在大辦糧食的農業生產中，平均每人勞動了三百多天，成為當時中國高校中勞動時間最多的大學生。
痛苦和磨練對青年來說，積極因素多於消極因素，其教育意義極為深遠。絕大部分同學經過大量農場勞動，增強了勞動觀念，培養了堅忍不拔的毅力。經曆了這一段特定時期，同學們從困難中磨練自己，變得能吃苦耐勞、務實肯幹，經得起艱苦環境的考驗。特別是當時參加農業勞動，用自己的雙手，增產了糧食，度過了饑荒，成為我們一輩子難以忘懷的經曆。由於長期挑擔用右肩，不少同學右肩的肌肉明顯高於左肩，這是從事過三年大辦農業的長江工大同學所特有的體征。
經曆了這麽多的重體力勞動，對我的一生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培育了我艱苦奮鬥的精神，增強了我克服困難的毅力，我的人生觀也變得更積極、更樂觀、更富有活力。
通過大辦農業，長辦實現了向周恩來總理做出的“自己養活自己”的承諾，不但度過了最困難的歲月，而且保存了實力。在當時的困難時期，全國許多單位，人才流失嚴重，單位受到重創或解體。而在這個時期，長辦不僅保留了完整的技術隊伍，而且接納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許多知名專家；同時，長辦還積存了技術人才的後備力量——長江工大的學生，這為後來長辦承擔葛洲壩工程、長江三峽等世界級水利工程積蓄了重要的設計力量。
在大辦農業的歲月，林一山曾帶著幾千名長辦職工和長江工大師生的深情厚誼，將長辦的勞動成果送到北京，饋贈給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這份禮品僅僅是二十斤大米、二小罐蜂蜜、二十個雞蛋。在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廳裏，周恩來總理詳細聽取了林一山主任的匯報：在三年困難期間，長辦實行生產自救和自保，不但生產了糧食，度過了難關，而且保住了人才。總理非常高興，連聲誇獎林主任；從來不接受禮品的周恩來總理，竟然有了這一次特例，欣然接受了長辦同誌饋贈的這些有著特殊意義的禮物。周總理深感欣慰的是：我國最大的水利工程設計、科研隊伍奇跡般地保存下來了，毛主席最關心的長江三峽工程，在條件具備時就可以動工興建了！
十二、超清華的口號
一九六二年之後，全國貫徹“高校六十條”，學校逐步恢複了正常教學的秩序：高等學校必須以教學為主，適當安排勞動、科研、社會活動的時間，努力提高教學質量；高等學校開始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製。
由於長江工大創辦於經濟緊縮的時期，當時的物質條件非常缺乏，要辦好大學，的確是困難重重。為了加強對大學的領導，林一山兼任了校長，孫昌任校分黨委書記、常務副校長，留美歸來的專家李榮夢任副校長。一九六二年四月，又調來趙文懷擔任分管教學的副校長。林一山對長江工大的辦學十分重視，傾注了不少心血。他明確提出：“理論聯係實際，教學與生產、科研相結合”是長江工大教學的總原則。
林一山提出：要把長江工大建設成一所抗大式的大學，要以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三八作風”作為建校方針，要培養和造就一批有紮實理論基礎，有專業實踐能力和經得起風浪考驗的有用人才。
林主任對我們寄予了厚望，在一次報告中，他講了一句我至今忘不了的名言：“萬裏長江滾滾流，流的都是煤和油。”他還意味深長地教導我們：“長江是條黃金水道，一條長江的運輸量，相當於五十條鐵路。”勉勵同學們開發長江、建設長江、獻身長江。
林一山的教育思想，確實與眾不同，當時他提出了一個極為響亮的口號，長江工大學生的培養目標是：“趕清華、超清華。”林主任明確要求：“長江工大培養的畢業生，其思想水平、知識結構、業務水平、工作能力都要全麵超過清華大學的畢業生。”提出如此高標準、嚴要求的口號，在當時全國的高等院校裏是獨一無二的。
對林主任的雄心壯誌，褒貶不一。事實上，林一山是為了在教育改革與培養人才方麵有所建樹，也為了鼓舞全校學生奮發向上的決心，鼓舞全校教職員工培養高質量人才的信心。
長江工大的教員，少部分來自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西北科學研究院；大部分是抽調長辦各處室的工程師和科研人員。長江工大是一所年輕的大學，它不可能擁有清華大學眾多堪稱一流的教授。但長辦擁有一些比清華大學更有利的教學條件：長辦能夠提供一批大中型水電工程的施工現場，當時的長辦有“萬裏長江是課堂”之美稱；長辦各部門擁有的生產設備、科研儀器、技術資料，能夠為長江工大現場教學、科學實驗、生產實習提供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更為重要的是長辦擁有著經過長期工程實踐、數以千計的優秀工程師，他們不但具有較豐富的經驗，而且有較高的基礎理論與專業理論水平，這些工程師，既善於運用理論來解答生產實踐中的問題，也能把自己的經驗上升到理論，從而深入淺出，形象生動，啟發性地把知識傳授給學生。許多老師還是全國水利界有一定聲望、有一定影響的前輩。我記憶猶新的是，負責我們“測量學”教學的是張工程師、達工程師，眾所周知，測量需要很好的視力，令我們不解的是，張工程師的一隻眼睛是瞎的，隻有一隻眼睛能工作；後來，我們才知道，張工程師是水利界測量工作的前輩，我國第一座長江大橋——武漢長江大橋的定線、測量就是他負責的，真讓人萬分敬佩。
長江工大的學籍管理很嚴格，兩門功課考試不及格的學生必須退學。水工二班蘇北籍的董清泉同學，在大學二年級時，因兩門功課不及格，被學校勸退。許多同學因為考試不及格或者學習跟不上離開了學校。
在校期間，我們共學習基礎課和專業課三十六門。長江工大堅持理論聯係實際，貫徹實施“以橫帶縱、縱橫結合”的特殊教學方法，這種教學方法，是長江工大的獨創，與別的大學不同。簡單地說，這種教學方法就是“幹中學，學中幹；幹學結合，學以致用。”
這裏說的“縱”是指基礎課和技術基礎課，“橫”是指專業範疇。以橫帶縱，即是以專業課帶基礎課，也是以工程實踐為線索來安排教學內容。除一些必要的基礎課以外，其它課程均不單獨開設，而是采用相應的穿插教學方法。我們水工係原教育幹事崔誌豪老師介紹：“當時我們係的教學計劃是采取二條主線、一門主課來組織教學內容的。二條主線，一是學習理論力學、材料力學、土力學、結構力學、鋼筋混凝土、水工建築物等力學基礎課程；二是學習水文學、水力學、水利計算、動能經濟、水電站等水利專業課程。一門主課是大中型水利樞紐初步設計，要求同學們必須學習和掌握這門主課的全部方法，學生畢業後，會獨立進行大中型水利工程的設計工作。老師就按生產程序中初步設計報告的篇目，采用工程實例來組織教學。”在專業課學習階段，同學們常常是帶著生產上的問題去學習理論，又將所學的理論應用於生產，不僅學得活，也用得活。
長辦在辦學過程中，充分發揮從事規劃、設計、水文、勘測、科研以及工程施工現場各方麵的優越條件，促進了教學與生產、科研相結合。
長江工大學生，在校期間都經曆過多次生產實習。特別是在技術基礎課學完後，學校不失時機地安排學生進行真刀真槍的實際工程設計，也就是說學生們在校期間就直接參加了祖國水利工程的建設。
據原教務處副處長王秀成的回憶：“長江工大學生在校期間就獨立承擔了許多大型水利工程的設計、科研、勘測、機電安裝等生產任務。水電係的同學協助江西省江口水電廠完成了水輪發電機組的安裝、陸水水電廠汽輪發電機組的大修及施工、變電所和動力控製係統的安裝；工程力學係的同學完成了兩個大型水利樞紐整體模型的製作、完成了一個水利樞紐岩石物理力學性質的全部試驗任務；地質係的同學協助進行了貴州烏江渡壩址、四川白龍江壩址、雲南虎跳峽壩址的地質勘測工作；水文係的同學協助完成了六個水文站的汛期測驗任務和水文分析工作。”
長江工大培養的學生，不但有著紮實的專業理論知識，有著實際工作經驗，更有著較強的獨立工作能力；大多數學生一畢業，就能獨立承擔大中型水電工程的設計任務，並且達到工程師的技術水平。這種高質量的教學成果，在當時全國幾百所高校中是罕見的，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個奇跡，它創造了一種新的大學教學模式。
長江工大的辦學路子，得到了上級和社會輿論的肯定和讚揚，高教部蔣南翔部長在一次全國高等學校校長會議上讚揚：“長江工大的辦學方向，符合劉少奇同誌提出的兩條腿辦學的方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全國城市半工半讀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特邀我校趙文懷副校長介紹了長江工大的辦學經驗，受到與會人員的高度肯定。《光明日報》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頭版刊登長篇報導：“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發揮人力、設備潛力，創辦工程大學，半工半讀培養長江水利水電建設人才。學生帶著生產問題學理論，解決生產中的問題，學得活，用得活。”標題很長，長篇報導全麵介紹了長江工大的辦學經驗。
曆史事實說明，老師和學生也都認為，長江工大的經驗是成功的，不但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知識積累與才能培養等方麵探索出一條成功之路，而且使學生的德智體全麵發展，獨立工作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明顯提高。
十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三年自然災害後，一些明智的農村幹部，針對人民公社在農業生產效率低下的弊端，針對農民“肚子不飽、思想不好、生產沒有積極性”的現狀，主張實行“包產到戶、擴大小私有，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做法。
那時候，毛主席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將共產黨極左的社會政策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一九六四年，黨中央決定組織工作隊，到農村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把“單幹風”、“翻案風”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加以批判。當時全國高等院校的大多數老師和高年級學生都被抽調到工作隊，協助地方幹部開展運動。工作隊員要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接受一次深刻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
一位參加工作隊的同學，給我講了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他剛到農村的第二天，在一個生產隊接受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一位苦大仇深的老貧農動情地高聲控訴：“過去地主家裏過年時，在一張長餐桌上要擺滿幾十碗菜，雞鴨魚肉樣樣都有；而三年自然災害時，一年到頭聞不到肉香味，天天吃不飽肚子，全村餓死了好幾個人，我家也差點餓死。”在場的人都麵麵相覷，有的農民偷偷地笑了起來，原來這位老貧農回憶了新社會的苦，大隊幹部連忙打斷了他的發言。
在突出政治的年代裏，長江工大階級鬥爭的弦一直沒有放鬆過。水工係主任陳中祺曾經責問過自學英語的康清梁同學：“你已經學了俄語，又要自學英語，這是思想不好，是不是以後想到美國去？”讓人聽了感到啼笑皆非。
同學們還記得學校曾經以“莫須有”的罪名，開除過一些同學：
剛進學校的第一學期，有一位李萬春同學，年齡比我們大好幾歲，他學習很自覺，在新生周裏就起早摸黑地看書。不久，他有了許多科普、小說、數學方麵的新書，學生科的周信老師認為是他偷來的，開了幾次批判會，李萬春同學始終不承認，最後被學校勒令退學了。
工力係二班的戴長貴同學，湖南邵陽人。在長江工大表現很好，是團支部的培養對象。後在當地政府的要求下，這位同學被遣送回老家。起因是他父母與家鄉的大隊幹部頂了幾句嘴，大隊幹部惱羞成怒，就派人到長江工大反映情況：“他家是不法富農，對人民政府有著刻骨的仇恨，最近他父母在老家投毒”，要求學校將戴長貴送回原籍勞動改造。戴長貴同學離校回家時，班級團支部書記莫之灝還把他送上火車，並專門交待列車員：“他是不法富農子弟，要對其加以監視。”戴長貴回到家鄉，沒有什麽出路，後來到盲流到雲南邊境打工糊口。
工力係羅曉群同學，為人很聰明。有一次，他向同學說了這樣幾句順口溜：“一蹶不振、兩袖清風、三餐不飽、四肢無力、五髒俱焚、六神無主、七竅生煙、八麵玲瓏、九死一生、十分危險。” 這幾句賣弄小聰明的話竟被學校認為是汙蔑了社會主義社會，結果遭到了批判；後來，他因被指控寫反動日記，被長江工大開除回家。
工力係的趙錫壽同學，父親是國民黨軍官，解放時逃到台灣。有一次他悄悄地對要好的同學講，父親曾從台灣回大陸看望過母親，學校就追查此事，後來因趙錫壽同學不肯交待，被長江工大開除回家。
水工係江智敏等同學，曾被學校指控為三人“反革命小集團”，被學校開除。
一九六五年上半年，按照黨委的安排，長江工大在學生中開展了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求全體大學生，自覺革命，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防止修正主義演變；動員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向黨交心，洗手洗澡，放下包袱，以實際行動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
學校黨委為了領導好這場運動，專門組織了地質係調幹班的黨員同學到各個班級，指導運動。這實在是一場人人過關的政治運動，每個同學都要詳細交待：自己的簡曆，父親、母親、祖父、祖母的簡曆、主要經濟來源、政治思想與信仰、參加過什麽政治團體、他們對自己思想上的影響等問題。實際上，沒有一個人會知道自己父母親及祖父母一生的所作所為，更不會知道他們的兄弟姐妹一生的所作所為。
階級鬥爭太可怕了，它使人際關係變得緊張，甚至扭曲。在運動一開始，熊克剛同學向學校舉報：“姚治邦隱藏了一張反革命父親的照片。”這使我十分緊張，深怕學校抓住不放，自己又講不清楚，擔心過不了關。
為了向黨交心，我絞盡腦汁，用了一周時間，寫了十多頁交待材料，交給團支部和調幹班的黨員同學審查，再根據他們提出的意見，進行了認真的補充和修改。
在向黨交心、洗手洗澡階段，組織上安排我在小組裏第一個交待發言。我詳細向與會者交待了父親的經曆、父親當偽鄉長期間所犯的“罪行”、還有我保存父親照片等嚴重問題。在會上，我主動上綱上線，深刻批判了父親走資本主義道路和反革命、反人民的本質，還將一張南匯縣人民法院對父親處決的判決書和一張被我保存了十四年的父親照片上交給學校。最後，我還真誠地向黨表示決心：“堅決與反革命父親劃清界線，一輩子跟共產黨走，把自己的一生獻給祖國。”這場觸及靈魂的檢查和交心，在同學們幫助下，曆時兩個半小時，才算過關。
這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了大約一個月，同學們都感到驚恐、顫抖、人人自危。每個人都要違心地進行自我檢查和交待，都要違心地批判他人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幫助其提高認識。我們小組的朱蒲英同學，外號叫“小肚皮”，此人懶得出奇，一個人能久坐不動，不喜歡洗腳，不喜歡洗衣服，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朱蒲英同學性格內向，平時不善言談，在這次運動中檢查不深刻，被認為與家庭劃不清界線，一直過不了關；後來大家對他進行了“多次幫助”，朱蒲英同學也做了多次交待，才勉強過關。
參加這樣的運動，讓同學們感到受到侮辱，感到喪失自尊。同學們夢想和祁求：“如果在今後的生活裏，不再有整人的政治運動，那該有多麽美好！”
我們這一代人處於極其複雜的曆史時期，曆盡曲折坎坷，品嚐酸甜苦辣；不少人都有一種生不逢時的感慨。生活在一個缺乏民主、缺乏自由的整人世界裏，真的很不幸。出生不好的人，隻能接受別人的批判、別人的訓斥，感受革命的恐怖；卻無法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幫助、情誼、溫暖、快樂。當時有一首歌廣為流傳：“社會主義祖國到處都充滿陽光”，許多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就說：“可是陽光總是照不到我們這些人身上。”我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要融入革命隊伍，要取得黨的信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摘自：臭老九的人生 第三章
作者：姚邦治
轉貼說明：
１。長江工程大學，是由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以下簡稱“長辦”）創辦的一所大學。
２。“長辦”是當時中國最大的辦公室，即人數最多的辦公室，名譽辦公室主任是周恩來，常務工作主任是林一山。按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創辦了這所大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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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美好的大學生活
一、改變我一生的通知書
第二次高考的落榜幾乎成為定局，我的情緒無比低落，感到前途渺茫、無比悲傷，我對這種不公平的世道感到憤怒，但也感到自己太渺小、太無助、太無奈。
一九六○年九月中旬的一天，我突然接到長江工程大學征求誌願的通知書。
我喜出望外，它給我帶來了最美好的一線生機。第二天早上，吃過早餐後，我乘車去上海。車窗外麵的清風習習，天空晴朗，我的心情特別好，哼起了兒歌：“天上的朝霞迎著百花開放，地上的小鳥快樂地歌唱，早晨的風呀，多麽清爽……”
在上海人民廣場東南側的西藏中路口，有一幢小高層建築是大陸飯店，這所大學的招生工作組設在這裏，許多被征求誌願的同學已經到了飯店。
曹立煌等老師接待了我們，他介紹道： “宏偉的三峽工程和長江建設事業需要大量的高級專業人才，按周恩來總理的指示，創辦了這所大學。” 他讓我們看一本“壯麗的河流，偉大的事業”的畫冊，上麵介紹了長江水利規劃和水電建設的成就。聽完介紹，我毫不猶豫在這所大學的征求誌願的表格上簽了字。
長江工程大學的通知書，點燃了我成長為一名長江水電建設者的聖火；從此我的一生與長江水利結下了不解之緣，我願意為它奮鬥一輩子。從大陸飯店回家後，我沉浸在前所未有的幸福之中，上大學的夢想終於變為現實，感到萬分榮幸，非常自豪；我決心珍惜它，做一名刻苦學習的大學生和光榮的社會主義建設者。
九月下旬、十月初，從上海、杭州等下江地帶招錄的一批學生，懷著滿腔熱情到這所大學報到。
長江工程大學校址在武漢市。我坐了三天三夜的輪船，從上海沿長江逆流而上，航程一千多公裏。這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出遠門，也成為我與偉大長江的第一次親密接觸。一路上我的心情特別好，輪船到達南京港時，停船兩個小時，我上了岸溜達到山西路，這是我第一次踏上南京的土地。
我的行李很簡單，隻帶了兩隻紙箱（有幾件換洗衣服）和一個包裹（有棉絮、蚊帳、枕頭）。輪船到了武漢港，我把包裹背在身上，兩手提著紙箱，吃力地走上了碼頭的幾十步台階。出了碼頭，就看到長江工大的新生接待站，我的心頭湧起一陣熱浪，我終於找到了充滿著希望和光明的大學。
接新生的同學和老師熱情地把我們接上汽車。一路上，我們瀏覽著漢口的市容。這座城市還真不小，沿途高樓林立，車水馬龍，我感到很高興。汽車把我們送到漢口黃浦路五十四號的大院裏，這是一幢宮殿式的五層建築大樓，琉璃瓦大屋頂給人金碧輝煌的感覺。
令人奇怪的是，大樓的門口看不到大學的校牌，卻有站崗的戰士，進了宿舍全是統鋪。這讓同學們感到很納悶，校方向我們解釋，這裏是學校臨時租用解放軍兵站的房子。大家對這所寄人籬下的大學產生了懷疑，一種受騙感湧上了心頭，有些女同學當即哭了……。
總務處，特別是夥食科的賴永前等同誌，費了很大的勁，才為同學們準備了當時處於三年自然災害的年代可稱為佳肴的燉藕湯，哪知不少上海女同學隻吃了一點點就倒掉了，這引起了老師和夥食科同誌的傷心，他們不多言語，隻是搖頭，對我們這批“不知好歹”的學生表示不滿。
二、出身不好學生大集合
長江工程大學，是由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以下簡稱“長辦”）創辦的一所大學。
這所大學的規模不大，上年春天，在本單位的在職幹部中，招收了兩個班，成為該校的首屆學生。
我們這一屆，學校計劃設置水工、水電、工程力學、水文、地質、基礎教育等六個係，共十六個專業，全校當時在校學生約有一千餘人。不知什麽原因，後來學校隻設了五個係，基礎係一直沒有開設。我被分配到工程力學係水力學專業。
據老師介紹，我們是全國第一個開設高速水力學專業的大學，畢業後將分配到長江科學院，從事高速水流的研究工作。
同學們住下來後，通過交流和溝通情況，發現一個奇特的現象：這所大學招收的新生中，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竟有一半以上，這種情況，在當時全國的幾百所大學中可能是絕無僅有的！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我們的班上就有不少同學的家庭背景十分複雜：
有一些同學的父兄是國民黨的將校軍官，有一些同學的父兄是國民政府的要員，有一些同學的直係親屬被人民政府處決、判刑、管製，還有一些同學的父兄是地主、富農、反革命、壞分子、右派、資本家或者是有政治曆史問題的人。
汪洪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大兵團司令廖躍湘的副官，是一位將軍；電影“黑山狙擊戰”，描述的就是廖躍湘兵團被共產黨包圍後覆滅時的情景。
彭良椎同學的父親，在蘇聯莫斯科東方大學留學時與劉少奇是同學，回國後擔任了國民政府湖南省湘鄉縣縣長，他吃醉了酒後，竟然在國民黨湘鄉縣縣黨部的樓上高唱“國際歌”，由於他的資曆深，國民黨同僚對他沒有辦法。更有意思的是，彭父把“國共合作”的模式搬到了自己家裏：他把自己的大兒子，送到蔣介石處培養，後來成為國民黨的一位空軍司令，軍銜中將。他又把自己的女兒，送到延安參加革命，彭良椎的姐夫張映吾，出任過駐蘇大使文化參讚。全國解放後，劉少奇要安排彭父出來工作，但是湖南省人民政府報告說，彭父已被人民政府處決。
夏文湘同學的父親夏炯是國民黨的將軍，據說打仗很勇敢，外號叫“夏大刀”。早先打過共產黨，紅軍長征時也幫助過共產黨，解放戰爭中投向了解放軍；但不久，人民政府以莫須有的“叛亂”罪名，將他處決了。一九四九年開國大典時，毛主席親自點名，讓夏炯上天安門；中共中央辦公廳的同誌打電話到成都詢問，四川省人民政府報告說，夏炯已被人民政府處決了。
夏文湘同學曾經告訴我們：她出生時，母親在湖南湘江邊的一座破廟中難產，夏炯很著急，拔出手槍，朝天開了三槍，她終於降生了，取名為文湘；而妹妹生在汩羅江邊，所以取名為文汩。
譚先康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中將，擔任國民政府湖南省副省長。解放初，周總理寫信給湖南省人民政府，要保譚父，但農會工作人員把總理的信扣下了，結果譚父在鎮壓反革命運動中被人民政府處決了。
樓枚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少將。解放時留下來了，一九五一年鎮反時被判刑十五年，一九五九年大赦時放了出來。
朱慶福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的少將，據說在與日本人作戰中被打死了。
張小苞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少將。
楊長月同學的父親是汪偽集團的少將。
郭蔚然同學的叔叔是國民黨的將軍，解放後被人民政府處決了。
滕代文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雲南講武學堂畢業生，上校軍銜。
羅國澍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黃浦軍校第三期畢業生，退役少校。
黃純卓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黃浦軍校第六期畢業生，上校軍銜，後來在湘潭戰役中被共產黨俘獲。
胡祖戈同學的姨父，是蔣介石的高級幕僚、大秘書陳布雷。
聶質遜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中央幹部培訓班的第三把手，一把手是蔣經國，二把手是後來任國防部長的王升。共產黨解放江西時，他來不及逃走。後來到了北京，進了共產黨的革命大學培訓班學習了幾個月。結業後，共產黨派他北上，擔任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沈陽市負責人。美國軍隊打到鴨綠江的那年，共產黨開始審查幹部，他嚇得不得了，去了新疆，後來遇到政治運動自殺了。
劉宗林同學的父親，解放前是國民政府長沙市的市長，和平解放長沙的國共會談曾在他家裏秘密進行。
朱瑋同學的父親，解放前是國民政府上海市虹口區的區長。
陳京琍同學的父親，是南京國民政府財政廳的廳長，留德學者。
宋玉輝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專員、李德賢同學的父親、伍允鐸同學的父親、金寶華同學的父親等，都是被人民政府處決的。
莫之灝同學的父親，是浙江省平湖縣一位大財主，解放前病死。他父親在平湖有一座豪華的莫氏莊園，與四川劉文彩的地主莊園同樣有名。這座莫氏莊園，現在是平湖著名的一個旅遊景點。
楊大明同學的父親、王善如同學的父親，都是右派分子。
劉木根同學的父親是日本人的翻譯、敬及棠同學的父親是國民黨軍醫。
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還有很多……
眾多家庭背景複雜的同學，在長江工程大學這所大學裏大集合，簡直讓世人無法相信，好像是國民政府創辦的一所高級幹部子弟的精英學校。在當時全中國的幾百所大學中，肯定找不到第二所。
在講究階級鬥爭的極左年代裏，出身不好的同學集合在一起，看上去是偶然的現象，但大家會從下文的招生介紹中，又會看到這是必然的現象。
三、舔北京飯店的碗底
還有一個問題，也讓同學們百思不得其解：長江工程大學，是不是一所正規的大學，國家承認不承認這所大學的學曆？同學們的腦海裏蒙上了團團迷霧。
通過校方的介紹和一段時間的了解，同學們知道了這所大學的創辦過程，並為自己能獻身於長江水利事業而感到幸運和自豪。
長江在我國國民經濟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長江流域的麵積約占全國的五分之一，流域人口約占全國的五分之二。
一九五四年，長江流域發生了一場世紀大洪水。長江中下遊的沿江地區，除了保住了荊江大堤和武漢等幾個重要城市以外，幾乎是一片汪洋，災民多達一千八百萬人，死亡三萬五千人。
這場大洪水震撼了世界，也引起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根治長江水患和綜合開發長江水資源，成為最高當局經常思考的問題。
四年後，中央政治局召開了成都會議，根據周恩來總理的報告，中央正式作出了“關於三峽水利樞紐和長江流域規劃”的決議。
為了加強對長江水利工作的領導，新中國一成立，就設置了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成為國務院的直屬事業單位，業務上受水電部指導，林一山擔任第一任主任。不了解長辦的人，以為它是個小單位；實際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長辦是當時全國最大的一個辦公室，是專門從事長江流域水利規劃、大型水電工程設計、指揮和協調長江流域防汛防旱工作的綜合水利部門；也是當時中央駐武漢市四個大單位之一，它有工程技術人員和職工數千人，其水文、勘測、防汛網絡遍布在長江沿線的十八個城市和幾百個工作點。
周總理對水利高度重視，他不止一次地說過：“中國的曆史，從某種程度上講是部水利史。從中國國情出發，擅治國者以治水為先。”在當時長江三峽工程上馬之聲高潮迭起的背景下，培養和造就大批水利專門人材是急需解決的問題。
一九五八年，周總理就指示長辦：要辦一所大學。在第二年，周恩來又抓落實，親自詢問林一山同誌：“大學辦了沒有？”林一山遵照這個指示，就大學的學製、招生、專業設置、教學方式等問題，向周總理和水電部拍了請示電報。
經過上級的批準，僅用了四個月時間，進行了緊張籌建，於一九六○年四月二十三日，長江工大在武漢的長江俱樂部禮堂，舉行了春季班學員的開課大會。
長江工程大學副校長、留美博士、結構力學專家李榮夢在開幕詞中莊嚴宣告：“一所嶄新的大學——長江工程大學從東方的地平線上誕生了！”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長江工程大學就此應運而誕生。
這所新辦的大學，當年的新生沒有能夠納入到全國統一的高校招生計劃中，後來征得國家有關部、委的同意，這所大學可以在高考錄取結束後，擴招一批落榜生。
林一山認為，北大、清華的畢業生大部份是優秀的，究其緣由，首先是他們挑選了高考成績最優的學生入學，學生的高素質是塑造出優秀人才的根本原因。
他聯係長期革命的實踐，運用唯物論的人才觀提出：“長江工大的新生可以從高考落榜生中，精選一部分成績優秀的青年入學；對於招生對象的家庭出身與社會關係可以放寬限製，但必須注重本人的政治表現。”並果斷決定從整體文化水平較高的上海、武漢、長沙、杭州、廣州等地區招收新生。
這樣，一大批家庭出身不好、但學習成績優異，因受唯成分論的影響而無緣進入大學深造的學生，有幸被林一山這種獨特的人才新思維，帶到這所大學深造。
有人諷刺林一山，說這是舔高考的碗底，林一山同誌卻說：“孔子弟子三千，而隻有賢人七十。要注意發現優秀青年，培養水利建設的後備骨幹，造就棟梁之材。我們是舔北京飯店的碗底。”意思是從大戶人家吃剩的碗底也可以分享佳肴。
長江工大學生由於其家庭背景複雜，按照當時錄取新生的政治標準，大多數同學的政審不合格，不少高考成績優秀、而出身不好的青年被拒於高校門外；在文革中，金寶華同學親眼看到有一些學生檔案袋的右上角上蓋著“不宜錄取”的藍色印章就驗證了這一點。
但林一山獨具慧眼，將我們吸收到這所大學來，在講究階級和階級鬥爭的年代裏，在六十年代左傾思潮籠罩下的中國高等院校裏，恐怕是沒有先例的。
在長江工大“舔碗底”招生時，也把我“舔”進了大學，從而改變了我的一生，使我終身受益。在這所大學裏，與我一樣有著強烈的上進心、但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招錄了不少。長江工大成為一個大試驗室，它無可爭辯的向世人證明了一個真理：宣揚和推行唯血統論是極其錯誤的；出身不好的學生，同樣能培養成為四化建設的優秀人才。
林一山的這種偉大實踐，在幾年後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中，被作為資產階級的孝子賢孫，執行了一條資產階級的教育路線，而受到了批判，吃足了苦頭，我們為林一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幸遭遇感到痛心。
入學第一年的冬天，學校安排同學們到各工地開展現場教學：水工係的同學開赴黃河三門峽水利工地，該工程當時正在進行發電廠房施工，安裝第一台水輪發電機組；水文係的同學去了江西萬安水電站工地；地質係的同學去了烏江渡水利工地；工程力學係的同學則直接到長江科學院的土工、水工試驗室，我參與的是製作長江三峽船閘模型。通過現場教學，使我們對所學專業有了一些感性認識，增強了學習的原動力。
長辦的知識分子很多，複員和轉業軍人也很多。
這一年的三月，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部曾動員了三千名退伍兵直接分配到長辦工作。長辦傳達室的門衛中，有一位享受團職待遇的老紅軍，領導上多次要安排他擔任更重要的職務，他一直強調自己沒有文化，不願意調動，表示一輩子要把長辦的大門看好。
四、全國大饑荒（上）
在一九五八年的大躍進中，廣大農民被迫丟下手中的農活去大煉鋼鐵、大修水庫，大批成熟的莊稼沒有人去收獲，就爛在田裏，造成極大的浪費，僅河南省就有一半的秋糧被毀棄在農田裏。
各地農村在大刮浮誇風的同時，各級領導還在虛報產量，使當年國家向農民征購糧食的任務成倍增加，而糧食的實際產量與征購數幾乎相當。
就這樣，農民手中的糧食大部分被國家征走了，留給農民的口糧所剩無幾。加上人民公社大辦公共食堂，隨意糟蹋糧食，幾個月過去，本來不充裕的糧食就被消耗殆盡了。
作家蘇曉康、羅時敘在一篇紀實文學中寫道:一九五九年河南全省糧食產量實際隻有二百八十億斤，而被“浮誇風”吹昏了頭的河南省委竟高估產為七百億斤，導致全省性的高征購。
基層幹部為了完成如此高的糧食征購任務，就在全省開展了“反瞞產運動”，向農民強行追逼、收交糧食。不少地方都采用了凶狠的捆、綁、吊、打、抓等手段，對農民進行人身折磨，最後把農民的口糧、種子糧、甚至喂牲口的飼料糧，盡數掠劫而去。
隨後中蘇關係極度惡化，中國主動歸還蘇聯貸款，中國的經濟進入了極其困難的時期。
當時，糧食實行定量供應，高中學生定量為每月三十二斤，初中學生為三十斤，城市居民為二十四斤。
後來城市居民的定量一再降低，有的地方減少到隻有十多斤，大家處於半饑餓狀態。整個中國大陸食品匱乏，生活必需品十分稀缺，而且都要憑票供應：每人每月半斤油票、二兩肉票、半塊肥皂、一盒火柴，每年每人十尺布票；後來連上廁所的手紙也定量供應了。
毛主席倡導的大躍進、總路線、人民公社三麵紅旗，帶來的隻是工業的跳躍，農業的衰退，國民經濟的大滑坡。
上海音樂學院院長賀綠汀批評說：“大躍進鼓勵急躁情緒，浮誇作風，不要科學，違反規律。”
大多數老百姓和廣大幹部對此感到不安、焦慮、不滿；對共產黨產生了恐懼，對建設社會主義失去了信心。
一九五九年七月的廬山會議上，時任國防部長的彭德懷，直言批評毛澤東大躍進的失誤：“全民煉鋼鐵浪費了資源和人力，黨內浮誇風普遍滋長。”
他的給毛主席的信中指出：“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政治掛帥不可能代替經濟法則。”
彭德懷的實話實說令毛澤東大為惱火，認為是與他唱反調。
當時的中央書記處書記、軍隊總參謀長黃克誠說：毛澤東“想入非非”，“想在自己手中把本來要幾百年才能辦到的事情在幾年之內辦到”。
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時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的張聞天是上海南匯籍的大幹部，早年深造於莫斯科中山大學，在這次會議上也講了真話，實事求是地分析了大躍進的失誤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後果，也遭到了無情打擊和反複批鬥，毛澤東給張聞天戴上了“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和“反黨集團成員”兩頂帽子；從此，張聞天在政治上跌入了深淵。“城門失火，殃及池魚”，其夫人劉英也跟著挨整、挨鬥，兒子張虹生也受到株連。
毛澤東把這種黨內不同意見的爭論，看作是階級鬥爭在黨內的反映，再一次把人民內部矛盾擴大成敵我矛盾，結果向毛澤東為民請命的幾位無私者，被打成“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
廬山會議結束後，毛主席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了“反右傾”的鬥爭，使左傾錯誤更加變本加厲。
許多曾對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提出過不同意見的黨員幹部遭到了批判，一些堅持實事求是的領導幹部被批鬥，不少正確的觀點和議論竟被視作“資本主義思想”、“反對社會主義言行”、“散布右傾悲觀論調”、“反對黨的領導”而受到批判。
上海地區有一百多人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三千多人被定為犯有“嚴重右傾錯誤”和嚴重個人主義、本位主義錯誤。
當時的政治局勢已經變得十分嚴酷，大部分人謹慎言行，不敢發表不同意見；從中央到地方喊著同樣的聲音，整個社會上已經聽不到批評的聲音。
彭德懷被整肅之後的第二年，毛澤東的豪情不減，鼓吹繼續大躍進。
一九六○年一月在上海召開政治局會議上，仍高喊“趕超英國”、“三年完成農村發展綱要四十條”，結果使社會生產力再次遭到大破壞，把上一年已經崩潰的經濟再破壞一遍，使中國困難的經濟形勢更加雪上加霜。
由於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化的失誤，使得我國的工農業生產陷入混亂狀態，出現了建國以來的第一次經濟危機。
這次危機是從一九五九年冬的農業危機開始，農業連續三年減產，一九六一年比一九五八年農業產值下降百分之二十六，糧食總產大幅度下降，農村嚴重缺糧，發生了饑荒；接著出現了一九六一、一九六二年的工業危機，工業大幅度減產，大批工廠、企業被迫實行關、停、並、轉，國民經濟比例嚴重失調，生產和消費嚴重脫節，商品奇缺，通貨膨脹，物價飛漲。
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國民收入平均每年下降三點九，國家財政極為困難。一九六一年城鎮職工實際生活水平比危機前約下降了百分之三十，許多日用消費品都要執行嚴格的配售製度，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年，中國局部地區的農村出現春荒和夏旱，中國的老百姓開始生活在嚴重缺糧的困境中。
一些人民公社的食堂隻能供應稀粥湯，當時河南信陽地區有一首公社食堂的順口溜發人深省：“一進食堂門(兒)，稀飯一大盆(兒)，盆內有個碗(兒)，碗裏有個人(兒)。”
當一場大饑荒悄然走到人們的眼前，中國的老百姓才突然發現社會主義竟也埋伏著饑餓這樣的定時炸彈。後來糧食越來越少，大多數人長期吃不飽肚子；不少人餓得走不動路、出不得屋。為了活命，不少農民在無路可走的情況下偷偷挖集體農田裏的土豆、紅薯或能充饑的農作物；饑民把綠色的植物，甚至連樹葉、草根、棒子芯、野菜、槐樹花、樹根統統拿來充填了肚皮。
上海的災情比較輕些，餓死人的情況聽說得不多，但老百姓的日子還是要用水深火熱來形容。鄉親們告訴我：“那幾年，大家一年中沒有吃過幾頓飽飯，連栽秧、打穀子等農忙季節，也隻能吃半幹半稀的瓜菜飯。”
我假期回到老家，家裏招待我的就是大量冬瓜和少量大米燒成的冬瓜飯，缺糧的時候隻能煮粥，還要加上許多野菜。
母親曾偷偷對我說：“現在的日子實在難熬，家家戶戶都吃不飽肚子。在蔬菜地裏勞動，肚子餓得沒有辦法，乘隊長不在時，就順手摘些黃瓜、番茄、豆莢生著吃；挖山芋時大家一邊挖一邊吃，吃得滿嘴唇都是泥巴。”
在三年困難期間，我家有一個親戚，是南匯縣農村工作的基層幹部，為兒子結婚辦喜事，請來了不少親戚、朋友。吃不飽肚子的客人在這種場合，都會敞開肚子盡量多吃一些。
飯後，母親問一位老嬸娘吃飽沒有？老嬸娘笑著說：“我把明天的飯也吃進去了！”老嬸娘回家後的當天晚上，就感到肚子難受，渾身不舒服，第二天就死了。醫生說，她是吃得過飽而撐死的。我們聽到這個消息，都感到傷感不已。
在上海農村，到處可以看到從安徽、河南等災區出來逃荒要飯的人。他們要飯時，會拿出大隊出具的證明給我們看：“當地農村遇到自然災害，農民沒有糧食吃，村裏同意外出度荒。”災民們還神秘地說：“村裏已餓死許多人，再不出來大家全要餓死了！”
在嚴重的災害麵前，一些地區的領導不顧老百姓的死活，極力向中央隱瞞災情。甚至高報糧食產量、製造糧食豐收的假政績。
在大饑荒的最高峰時期，安徽、四川、貴州、雲南、湖北、湖南等省區還向其它地區大量調出糧食。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災荒比山東更為嚴重的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竟然被調到山東去當第一書記“救災”，可見安徽省委這位主要領導隱瞞本省災情的本領之高。
五、全國大饑荒（下）
上了年紀的老百姓，永遠也不會忘記那段“全民挨餓”的悲慘歲月，這吃不飽肚子的三年，最高當局稱是“三年自然災害”，老百姓習慣地稱呼是“三年大饑荒”。
大饑荒持續到第二年和第三年，各地農村非正常死亡大量出現。從東到西，從南到北，全國到處都在餓死人；在饑荒嚴重的地方，一個村、一個村的農民大批餓死；個別地方甚至出現吃人肉的現象，整個中國都籠罩在慘絕人寰的世紀大災難中。
餓瘋了的人們，滿地瘋轉，撈著啥吃啥。野菜、草皮、樹葉、蚯蚓都能成為腹中之食。還有不少人嚐過觀音土，一撮泥一口水，吃得肚皮沉甸甸的，吃過後又轉化成肚痛；當人們抱著肚子、倒地打滾、全身痙攣的時候，就隻能用灌服生菜油、桐油、蓖麻油來救治，有的人最後是瀉死的。
一九五九年冬至一九六○年春，江蘇的興化、寶應、高郵、高淳、宜興等縣相繼發生因缺糧而導致嚴重死亡事件，由於江蘇省領導采取了救災緊急措施，農村情況得到緩和。
由於“反右傾”運動清洗了一大批體察民情、敢講真話的幹部，不少農村幹部就“打腫臉充胖子”，寧可讓老百姓餓死也不願向上級承認缺糧，請求上級撥放糧食救災。
當時江蘇省委書記江渭清這樣批評寶應縣委書記徐向東：“真是個死官僚主義，省裏撥給他糧食他還不要。”結果，寶應縣有三萬五千多農民被困在家中活活餓死，占農村人口的百分之六點二，該縣因死亡、外流而失去的勞動力就約占百分之三十。
最高當局的眼睛被浮誇風吹瞎了，在如此嚴重的災情麵前，仍然不顧人民的死活，既不開倉放糧，又不進口糧食。
讓國人感到十分憤怒的是，各地農民正在成百萬、成百萬地被餓死，而中國的糧食卻還在一船、一船地運往國外，支援亞非拉地區。
與前年相比，一九五九年的全國的糧食產量減少了一千五百萬噸，但運往國外的糧食卻增加了二百多萬噸，比一九五七年多了一倍以上，出口的糧食很大一部分是各省農民的口糧。
在全國性的大饑荒麵前，不少地方的老百姓為了活命，就外出逃荒要飯，到城市、到農場、到災情輕的地方：有的走西口到新疆、有的北上到內蒙、有的出關外到東北。
有些地方官，為了向外界隱瞞災情，采取了一種讓人不可思議的政策，就是“餓死可以，外逃不行”。因為當時不允許農民自由流動，所有出逃的農民被叫做“盲流”。
如災情嚴重的河南省信陽地區的縣、鄉兩級政府，安排民兵日夜把守在鄉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饑民外逃，防止災情泄漏。
為了求得吃飯活命，還是會有一些農民往外跑。我聽溧水的一位老鄉說過：“在那悲慘的年月，有的農家竟然用一碗稀飯就娶了一個外地逃荒要飯的姑娘做老婆。”
後來，中央下了文件，要求各地將浪跡於各城市、林區、礦區的“盲流”進行清理、遣送回原籍。
河南駐馬店鎮將一些“盲流”強製收容，收容了又不給飯吃，造成死亡三百多人的慘案；潢川縣公安局長下令將“盲流”投入監獄，餓死了二百多人；更有成千上萬的“盲流”被收容安置到勞改農場，過著犯人一樣的生活。
越來越多的人對共產黨、對社會主義感到絕望，地處邊境的不少居民冒著生命危險逃到了國外：
如雲南的邊民大量逃亡緬甸；
至少有十萬廣東人成功地逃到香港；
一九六二年四月，新疆邊境塔城、裕民、霍城地區的六萬餘人在一些人的挑唆下，集體逃往蘇聯；
對這件事，時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就如實說：“因為這幾年新疆少數民族生活太苦了，吃的少了，穿的也比以前少了，所以發生了叛亂。”
令人奇怪的現象是，內地對“盲流”圍追堵截，遙遠的新疆對“盲流”卻拍手歡迎。
三年困難期間，在烏魯木齊火車站外卻擠滿了招工的單位，內地逃荒來疆的農民一下火車，就有人熱情地介紹其參加工作；等饑餓的農民報了名，招工的人立刻端上饅頭、稀飯，這個農民飽餐一頓之後，就成了全民所有製工人或軍墾戰士。
我們的學校裏不斷傳來各地餓死人的消息，在互相傳遞的消息中可以分析出：在這場全國性的大饑荒中：
農村餓死的人多，
人多地少的平原地區餓死的人多，
浮誇風嚴重的地區餓死的人最多。
餓死的人群中，基本上都是老百姓，沒有聽說幹部餓死的；老百姓編了個順口溜，說是在大饑荒中，“先餓死牲口後餓死人，剩下幹部一大群。”
從全國範圍來看，四川、安徽、河南餓死的人最多，湖南、廣西、甘肅、山東、湖北、貴州、雲南、青海、江蘇、河北、山西、浙江、甘肅、寧夏、遼寧等省餓死的人也相當多。
“反瞞產私分，從農民碗裏奪糧”，是導致大饑饉、數千萬人餓死的一個重要原因，“反瞞產私分”與上百萬農民被餓死同步發生。
我看到一些學者的研究資料，四川原有人口七千萬人，三年大饑荒中，竟然有近一千萬人被餓死。
其原因是當時四川的主要領導人，奉行左傾路線，在大饑荒來臨的時候，開展了一場“反瞞產私分”的運動，從全省“查”出大量並不存在的糧食。
這個省一九五九年實產糧食一千幾百萬噸，可是一九六○年四川省委公布的數字是三千多萬噸。
在“反瞞產私分”過程中，撤換了大批堅持實報糧食產量的幹部……，使國家糧食征購數高達近百分五十。在本省糧食奇缺、到處餓死人的情況下，這個省的主要領導人竟然號召：“調出糧食、支援全國”，導致全省大麵積餓死人的慘劇。
四川榮經縣縣委書記後來沉痛地回憶道：“大饑荒的歲月，全縣人口餓死了一半，有一個村子死得一個人不剩，連埋屍的人也沒有了，隻得找另一個村的人來埋；來埋屍的這些人挨著餓挖坑，這是重勞動，有的也死在坑邊了；隻好再找其他的村來人埋這些埋人的人；這是一頁令人戰栗的腥風血雨曆史啊！”
一位作家在一篇報告文學中寫道：“三年災難中，僅河南省信陽地區就餓死了近一百萬人，有的地方一個村落、一個村落的人被餓死。其中息縣就就死了十萬人，有六百多個村子、五千一百多戶死絕。光山縣有五千六百多戶死絕，固始縣無人煙的村莊有四百多個。”
安徽阜陽地委原宣傳部長透露：“原有八百萬人口的阜陽地區在三年災害中竟餓死二百餘萬人。”
毛澤東的兼職秘書李銳在《大躍進親曆記》中直言：“三年自然災害中，鳳陽縣就死絕八千多戶，二十七個村莊的農民死光。”
他萬分感慨地說：“高舉三麵紅旗、高指標、瞎指揮、一平二調，造成國民經濟大破壞，餓死千萬人，這是古今中外曆史上盛平之世絕無僅有之事。”
鳳陽縣的村民嚴俊冒告訴記者：“一九六○年，我們村附近有個死人塘，浮埋著許多餓死的人。為什麽浮埋？餓得沒力氣呀，扔幾鍬土了事。現在說起來，既對不起冤魂，也對不起祖先。
東北地區餓死人比較少，有一個鮮為人知的原因是向蘇聯借了糧食。
中央文獻出版社《不盡的思念》一書，記載了一件蘇聯借糧助我度饑荒的事情：一九六一年，在咱們東北麵臨無米之炊的緊急關頭，經周恩來提議，中國向蘇聯提出，就近向蘇聯的遠東借二十萬噸糧食，用以解決東北的燃眉之急。
盡管兩國交惡，蘇聯還是如數借給了中國，使東北糧食困境及時得到緩解。
湖北的同學告訴我這樣一些令人吃驚的情況：荊州地區京山、鍾祥、荊門三縣，是湖北第一糧倉和魚米之鄉，在三年大饑荒中竟然餓死了近十萬人。
但是有一個令人深思的例外：這個地區的洪湖縣卻沒有餓死一個人，其原因是洪湖縣的縣委書記李金玉，敢於頂住省委、地委的壓力，大膽與上級的極左政策保持距離，實事求是，不搞浮誇風；為了老百姓的生計，在全縣實行了允許在自留地種糧，允許在農村養雞、養鴨、養鵝，讓百姓壇壇罐罐裝滿，這些土政策，使老百姓度過了饑荒。
老百姓動情地說：“李金玉心中有著老百姓，救了這麽多人的命，是個功德無量的好幹部。”然而，人民的好幹部李金玉，卻遭到了長期批鬥、長期審查的不公正待遇。
後來，安徽、河南、湖南、貴州、甘肅、貴州等一些貧困地區的農民，迫於食不裹腹、衣不蔽體的窘境，悄悄地搞起“責任田”，得到一些地方領導的支持，但很快被打了下去。
毛澤東認為，這是刮“單幹風”，是走資本主義道路。有人就提出：“寧肯要社會主義的草，也不能要資本主義的苗”，人性在階級鬥爭中被泯滅殆盡了。
毛澤東在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的號召，並對支持“包產到戶”的鄧子恢、曾希聖等人作出了錯誤的處理。
三年大饑荒期間，到底餓死多少人，官方一直諱莫如深，沒有公開的報導過。從現在掌握的資料看，一個四川省就餓死了一千萬人，全國餓死的人肯定會有好幾千萬。
下麵一些官方的信息僅供參考，由於當時的政治背景有局限性，統計的資料肯定是保守的，估計出入也較大。
中國科學院一九八九年發表的國情報告這樣說：按保守的估計，因營養不良而死亡約一千五百萬人，成為本世紀中國最悲慘的事件之一。
原國家統計局局長李成瑞同誌在“大躍進引起的人口變動”一文中分析，三年災難中，餓死的人數大約在一千七百萬至二千二百萬之間。
人類曆史上死亡人數這麽多的這場大災難，最高當局有些什麽責任？毛主席在一九六一年輕描淡寫地說過：“錯誤就是那麽一點，有什麽了不得！人哪能不犯錯誤？人不犯錯誤，天誅地滅。”
關於這場世紀災難的起因，在一九六二年黨中央召開的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的分析有三條：自然災害、政策偏差、蘇修逼債。
而國家主席劉少奇卻針鋒相對，直言不諱指出：這場災難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浮誇風、高指標、瞎指揮，是造成這場災難的主要原因。劉少奇批評毛澤東的這些言語，在幾年後的文革中遭到了毛澤東的清洗，並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前《人民日報》社長胡績偉說：“國家赤地千裏、餓殍遍野的慘象完全是我們黨造成的。”
當年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薄一波後來說出了真話：“三年困難時期，主要是大躍進運動、人民公社化運動和反右傾運動造成的。”“在和平時期發生大麵積餓死人的事件，我們作為共產黨人實在愧對老百姓，是應該永誌不忘的沉痛教訓。”
後來擔任國務院副總理的田紀雲分析說：“回顧三年困難時期，到處鬧浮腫，餓死人，非正常死亡人口達數千萬，比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死的人還要多。是什麽原因？現在看基本上是人禍，這個人禍就是瞎指揮，就是烏托邦式的空想社會主義，就是左傾機會主義。”
曆史往往在遠距離的時空中才能看得清晰，我相信曆史學家肯定會對此寫出客觀而公正的結論。
六、度過饑荒歲月
長江工大創辦初期，正遇上新中國三年大饑荒的時期，廣大群眾處在全民挨餓的嚴酷形勢中。後來黨中央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在全國範圍內開展緊縮經濟、精簡機關工作人員、縮短基本建設戰線；同時全民動員，大搞農業，大搞糧食，解決吃飯問題。
一九六一年，中央決定在三年內，全國下放二千萬人。長辦當年共精簡職工二千六百人，超額完成中央要求精簡百分之二十的任務。長江工大就經曆了這段特別困難的時期，不少師生情緒不穩，信心不足。
當時長江工大學生的情況比老百姓要好得多，因為每月的糧食定量有三十九斤。學校膳食科對夥食進行了精心安排：在主食中搭配有大米、玉米、高粱米、蠶豆、小碗豆、紅薯幹；困難的時候，我們也吃過觀音土，吃了以後肚子發脹。
那個時期，肉食每月定量隻有幾兩，葷菜更是少見。可能是油水少，也可能是肚子撐大了，同學們普遍感到吃不飽。長江工大學生的日子還算好過，據說，安徽大學的學生還吃野草、吃樹葉以維持生命。
大學生們饑不擇食，為了填飽肚子而各顯神通：經濟條件好的家庭會郵寄來餅幹、點心、炒麵粉等食品，這些同學在饑餓時就背著人悄悄地吃上幾口；經濟條件一般的同學，在肚子鬧饑荒時，會到學校東側惠濟路口的飲食店，吃碗羅卜湯、玉米糊或吃塊玉米做的“躍進糕”充饑；一些廣東同學會挖田鼠、挖青蛇、捉野兔，將它們開腸破肚，燒成美味佳肴；一些沒有本事的同學隻能去挖野芹菜、蒿菜吃。
那時候，同學們很友愛，假期回校，總會把好吃的食品奉獻出來讓大家“共產”，上海同學拿出的是放些蔥花的鹽，湖南同學拿出的是辣椒粉。
一九六一年四月，長辦抽調八百多名職工和學生，赴武漢市郊東西湖築堤圍墾。由紅軍老幹部、長辦副主任李庭序帶隊，經過四十五天艱苦勞動，共圍墾湖田四千五百畝，建立了長辦第一個農業生產基地。
東西湖農場位於武漢的遠郊，地勢十分低窪，是一片沼澤地。我們開赴農場時，滿目荒蕪，裏麵長滿了濕地荒草，足有半人高。我們在那裏圍墾造田，刀耕火種，種植糧食。
東西湖農場，土質肥沃，我們春天用鍬把在地上鑿個穴，播種稻穀；然後到秋天再去收割。赤日當頭曬，在田野裏從事又苦又累的農業生產勞動，感到又渴又熱，我們品嚐了“欲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親身感受。
東西湖農場的野味很多，有野鹿、黃鼠狼等，同學們在收割莊稼時，捉到不少野鴨、野貓。有一次同學們捕獲一隻野豬，經拔毛、開膛、清洗後，再紮住四腳掛起來燒烤，燒烤後的野豬渾身全是油，參加勞動的每個班級都分到一大塊，吃起來香噴噴的，令人難忘。
在東西湖農場勞動期間，羅曉群與聶質遜同學有一次為了解決肚子問題，偷偷地遊過幾條河，鑽進湖區的一個藕塘裏，把蓮子美美地飽餐了一頓；兩人還脫下長褲，一端打了個節，把蓮子裝滿了褲管，準備帶回住地享用；由於聶質遜個子矮，力氣小，負重遊泳時差點兒出事；羅曉群同學見狀，奮不顧身，幫助聶質遜遊回住地。這次秘密行動沒有被帶隊老師發現。
那時，為了管飽肚子，同學們還學會了抓魚，並用火烤了吃，雖然沒有放鹽，但吃起來還特別香。
長辦黨委於一九六一年七月召開了大辦農業緊急會議，部署節約度荒。
八月，為了解決吃飯問題，長辦成立農業委員會，決定利用自身的優勢實行生產自救，在長江邊灘濕地，圍墾造田，開荒種糧。那時人們尚無環保意識和生態平衡的觀念，隻知道種出糧食，吃飽肚子是第一位的。
年末，長辦建立農業生產基地兩萬八千畝，當年收獲糧食一百萬斤、蔬菜二百萬斤。這一年，我們學生一方麵學習基礎理論課，一方麵按照長辦的調遣，參加了堤角、東西湖、九溝等農場的勞動。
這一年冬天，學校組織部分同學為農業基地積肥。同學們不怕髒，不怕累，也不怕難為情，拉起了糞車。武漢人管拉運糞車叫“下河”。同學們一清早起床，三個人為一組，一邊拉著糞車，一邊高喊著“下河！”挨家挨戶把馬桶裏的糞便倒灌在糞車裏，再把灌滿大糞的糞車拉運到遠郊的易家墩農場。
當時大家都吃不飽，拉上一台三、四百斤的糞車，來回一趟三、四十公裏，實在很不容易；回來的路上，隻能用自帶的一小根白羅卜或烏筍充饑。有一次拉著糞車在漢口火車站附近穿越道軌時，人小力薄的上海籍劉木根同學實在支持不住，從台階上滑倒了，糞便濺了一身，全身臭烘烘的，弄得十分狼狽。
勞動確實能改造人，這些從大城市來的“少爺”、“小姐”，吃了這麽大的苦，遭了這麽大的罪，不但堅持住，而且能挺過來，其精神真是難能可貴。
我清楚地記得，那時長江工大學生就餐時的狼狽情況：同學們在食堂打了一碗粥後，就邊走邊喝；有的同學在喝完之後，還要用舌頭將碗舔幹淨。我記得，不少廣東同學用陶盆到食堂打飯，一次能打一斤多飯和菜；陶盆其口大而淺，外麵粗如磚瓦，內麵塗有黃釉，稱之為“黃盆”。
由於營養缺乏，不少老師和同學得了浮腫病、肝腫大、閉經病，俗稱營養不良的“新三病”。我們班上的徐潤華、劉宗林同學患了嚴重肝炎，雙眼發黃，身體虛脫，被送進了長江醫院進行診治。得了浮腫病的人，用手指在額上按一下，一按一個凹坑；有的浮腫病人大便時鮮血淋漓，痛苦呻吟。
隨後，全國教育戰線大收縮，學校大精簡。中共湖北省委決定，將全省中央部屬高等院校由二十所減少到九所，地方所屬高校由四十八所減少到十二所，在校學生由五萬三千人減少到不到一萬人。湖北省省長張體學在省直機關的報告中特別提到長江工大要停辦。
長辦黨委從保存技術人才的長遠利益出發，經請示周恩來總理同意：長辦不搞“大砍一刀”，按照“自己養活自己”的辦法，實行生產自救和自保。
形勢十分嚴峻，險些被撤銷的長江工程大學被長辦黨委保全了。然而“自己養活自己”的決策，對於知識分子來說實在不容易！
為了實現自保，長辦黨委對長江工大做出了重要改革：決定按江西勞動大學半工半讀的方式辦校，學製由五年改為七年，實行“二、四、六、七學製”，就是規定每年有假期二個月、勞動四個月、教學六個月，用七年時間完成普通全日製高等學校五年所學的課程。
這個方案曾由長辦黨委派教務處王秀成同誌到北京向水電部請示，並獲得口頭批準。
為了適應大辦農業的需要，學校又增設了農田水利係。我也被學校調整到了這個大家都不喜歡的係，我為此鬧了點小情緒。後來，農田水利係合並到水工係。
麵對如此巨大的變革，特別是每年必須參加四個月農業生產勞動的決定，許多同學想不通，感到這樣的變革過於殘酷，讓人沒有希望，讓人無法忍受。
陳京莉、畢仁麟、高壽鬆等同學，包括我的同鄉張文耀、張小苞、葛昌鈺在內的二百多名同學，紛紛離開了學校；對於這些同學的出走，我感到深深的同情和理解，因為這裏的生活條件實在太艱苦了。
女同學樓枚離開了學校後，當年考上了東北工學院。由於我家實在太貧窮，回家沒有出路，更沒有好日子；學校再苦，也比家裏好，我就留了下來。
對留下來的同學，學校加強了形勢教育，通過大量工作，同學的情緒逐漸穩定，信心得到增強。同學們都決心與長辦的廣大職工一起，積極參加農業勞動，以自己的辛勤勞動來度過當前最困難的歲月。
七、大戰柳山湖
一九六二年初夏，為了從根本上解決長辦幹部、職工的糧食供應不足問題，長辦黨委做了一個大膽而且正確的決策：圍墾柳山湖，大麵積種植糧食。林一山主任在動員報告中風趣地說：“水抽幹後，魚吃不完，可以學習巴西人的辦法，磨成魚粉發展飼養業。”於是，長辦調集了機械設備，組織了不少幹部、工人，還有我們全校大學生來到了湖北嘉魚縣，實行圍湖、造田、墾荒、種糧。
五月的一天，我們早上乘上小輪船；中午，每人領到了二、三個高梁麵團子做午餐，同學們戲稱圓的團子是“鉛球”、扁的團子是“鐵餅”，這種很粗糙的東西咬也咬不動，實在難以下咽；但是到了下午，大家肚子餓得不得了，男同學就把“鉛球”和“鐵餅”全都吃光了，女同學就把剩下的“鉛球”和“鐵餅”，用小刀切成薄片，全部捐獻給男同學享用。
來到圍墾工地，在一片荒蕪人煙的田野裏，到處是坑坑窪窪，雜草叢生，離起碼的生活條件也不具備。同學們用自己的雙手，搭建了簡易的蘆席棚，以擋風雨。工地的條件十分艱苦，整個工棚裏，隻有班主任薛四林老師及患有關節炎的熊克剛同學，可以用幾塊木板架床；其它同學則在潮濕的地上直接鋪上棉絮和被子，睡在上麵，整個被子濕粘粘的。有時青蛙就在枕邊呱呱叫，青草會在被褥的四周冒出來。由於工地衛生條件差，我們經常受到小蟲的叮咬。
我們在柳山湖邊緣，圈出近二萬畝的湖麵，用機械和人工挖運土方築成土堤，再用抽水機將堤內的水排幹，平整土地後種上水稻，收獲糧食。修建擋水土堤是圍湖勞動的主要任務，土堤高四至五米，頂寬三米，土堤長度有五公裏以上，土方的工程量很大，但必須搶在汛期前完工。
由於挖土機、汽車、拖拉機等機械設備不足，修築土堤的土方挖運任務主要依靠我們身強力壯的大學生。柳山湖土壤為淤泥質粘土，土壤含水量高，我們用鐵鍬把粘土切割成土塊，每塊大約二十斤重。當土堤的運距較近時，同學們排成長龍，一塊一塊地將土塊傳至堤上；當土堤的運距較遠時，則將土塊鏟在鐵絲編織的竹筐中，靠同學們挑擔運送。我們年輕人激情昂揚，誰也不甘人後，在十裏長堤上，你追我趕，熱火朝天，勞動競賽的指標節節攀高，記得那時每人每天挖運的土方量達到四、五立方米，一個人挑著一百來斤的重擔要跑好幾十個來回。在工地上，我們這些學生，每天挖土、抬土、修築堤壩，肩膀磨出了繭，腳底打起了泡，仍然咬著牙支撐著，大家被重體力勞動累得腰酸背痛。
同學們最揪心的日子是下雨天。老天一下大雨，蘆席棚裏到處會滴滴答答地下起小雨，同學們就把臉盆、腳盆、口杯用來接漏。接漏的聲音叮叮咚咚，猶如一曲動聽的“大珠小珠落玉盤”交響樂。就這樣，我們在夏日多雨的圍墾工地上，吃著高糧麵，睡在潮濕的地鋪上，艱難地度過了兩個多月。
六月的大暴雨，引起外河水位暴漲，柳山湖圍墾工地剛修建的大堤處於十分危險的境地，隨時會被洪水淹沒。於是，我們不顧自己的安危，整個身子泡在湖水裏，連續幾個小時從水下取土加固堤壩。大學生們感人的事跡在《人民長江報》上做了長篇報導。第二場大暴雨，造成外河的洪水逼近堤頂，形勢十分嚴峻，同學們奮不顧身地用身體組成人牆，同洪水拚搏；但是洪水上漲的勢頭沒有減慢，眼看大堤會被洪水吞沒，長辦黨委部署大家緊急撤退。當我們全部撤到輪船上，長辦組織了爆破工把大壩炸開了一個缺口，滔滔的洪水從缺口處洶湧澎湃衝進堤壩內，大家被眼前的景象嚇得目瞪口呆，我們乘坐的小輪像汪洋中的一葉小舟；現在想起來，還是感到十分後怕：當時如果撤退不及時，可能會出很大的事故。
由於長辦堅持大辦糧食和“自己養活自己”的正確方針，實行生產自救，長辦的饑荒逐年得到緩解：一九六二年秋收後，長辦職工和長江工大師生每月增加了糧食和食油補助量；一九六三年糧食的供應情況進一步好轉，這一年夏收時，由於勞動力緊張，長辦九溝農業基地種的糧食來不及收獲，當地的老百姓跑來湊“熱鬧”，趁著夜色來臨，劃著小舢板船偷偷來搶收寶貴的糧食，長辦的同誌也沒有追究此事，因為老百姓都沒有糧食吃，於是在當地老百姓傳開了這樣一句佳話：“長辦，長辦，一人一半”。
八、家鄉出名人
一天晚上，在柳山湖勞動的工棚裏，眾多單身漢閑著無事，為打發時間，有人提議，今晚要敞開心扉，進行星夜傾訴，每人都要如實交待自己的戀愛史。
鄧萬階同學年齡稍大，上大學前已在湖北漢川農村結了婚，他向我們介紹了父母為他包辦婚姻的經過，無非是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等俗套。
輪到湖南土家族的孫爾雨同學，大家要他介紹民族風情及本人的風流韻事。孫爾雨同學戴著一副深度近視眼鏡，眨巴著眼睛，高聲朗誦：“天上的星星千萬顆，而我隻有老婆一個；就是這一個，也已經太多太多！”引得同學們大笑。我至今也不清楚他怎麽會引用這樣的詩句，袒露自己的心聲，或許是他對土家族的娃娃親很不滿意。這個老夫子，迂腐得叫人噴飯：有一天不知為了什麽事，他與同學爭吵而生氣，孫爾雨大罵這個同學：“你強奸了大學生的名譽！”
大家也要我傾訴心中的秘密，我向大家講述了一個對我有好感的女生：
“高中與我同桌的女同學叫陳惠中，家庭出身是地主，因得了肺病而沒能參加高考，而我當年也未錄取，於是她曾邀請我一起去新疆，因我不讚成而沒有去成。第二年，我們再次參加高考。高考結束那天，我們在外麵吃飯，她要請我吃飯，我堅持各人分別付錢。我考上了大學，而她卻沒有錄取；她寫來了許多信，我一直作為同學關係與她通信。有一次來信，她告訴我，她與一個鄉村小學老師談戀愛，失戀了，信中問我怎麽辦？……”眾學友哄笑著，對我說：“這是人家在暗戀著你，你竟無動於衷！”我當然不承認。後來，愛開玩笑的金寶華同學給我起了一個“姚邦東”的外號，即在我的名字取首尾兩個字，再加上一個東字，意思是姚與陳相結合，這個外號叫了好一陣子，弄得我哭笑不得。柳山湖圍墾勞動結束後一個星期六的晚上，我從學校閱覽室看完書回到宿舍，隻見我的床前貼上了大紅的“喜”字，兩邊還有紅紙對聯，金寶華和張小苞同學硬要為我慶賀“新婚之喜”，他們還在我的胸前強行掛上了大紅花，大鬧我的“洞房”。這次突然襲擊，把我搞得甚為狼狽，我又急又羞，對金寶華的惡作劇很為惱火，有三天沒有理睬他們兩人。
在一個休息日，我和幾個同學徒步來到嘉魚縣長江邊的古赤壁遺址。在江邊，看到了傳說中周瑜手書的“赤壁”摩崖石刻。據說，這裏是孫權、劉備聯軍火攻曹操戰船，大破曹軍的地方。當時火光衝天，將江岸石壁照得通紅，“赤壁”因此而得名。
還有一天，我們班上幾位同學在一起擺譜，各自吹噓自己家鄉文化底蘊深厚，名人輩出。湖南湘潭籍的諶繼輝同學搖頭晃腦，說起話來抑揚頓挫，他傲意十足地唱道：“東方紅，太陽升，我們湘潭出了個毛澤東！”顯得得意洋洋。穿黑衣服的賀克平同學，是寧鄉人，他的湖南口音很重，他一麵微笑著、一麵慢悠悠地說：“國家主席劉少奇是我們寧鄉人。”
我介紹自己出生在上海浦東川沙縣，在浦東南匯縣長大，我說：“我們那兒的名人很多，有黃炎培、胡適等……”大家說：“黃炎培的功勞比不上毛澤東、劉少奇，胡適是個反動文人。”我接著說：“曾經當過黨中央總書記的張聞天是南匯人。”大家說：“那是三十年代的總書記。”我又說：“國母宋慶齡是川沙人。”大家連說：“宋慶齡是名人，是名人！”後來又追問浙江籍的王振毅同學，王振毅同學個子小，講話囁嚅，是奉化人，他小聲的說：“我們奉化出了個蔣介石，可以說是個反麵的名人。”大家笑得前仰後合。諶繼輝同學說：“蔣介石是國民黨反動派的頭子，被毛主席、劉主席打到台灣去了！引得大家哈哈大笑。”
實際上，出生於上海的名人還很多：有共產黨高官陳雲、有一九五七年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的李政道、還有擔任過上海公學校長的大文豪胡適等。
在上海從事過革命工作的人物也很多，有國父孫中山、陳獨秀、惲代英、向忠發、蔡和森、顧正紅、向警予、鄧中夏、王若飛、秦邦憲等。洋務派首領李鴻章，曾在上海圍剿太平軍，在華山路上還有李的私家花園。杜月笙、蔣介石，二十世紀上半葉在上海是赫赫有名的人物。
大文豪魯迅、文學家鬱達夫、文學家巴金、茅盾長期在上海從事文學創作。散文家徐誌摩，早年就讀於上海。在上海做出學問的名人還有：科學家徐光啟、教育家陶行知、史學家錢大昕、文物專家哈同、新聞先驅章太炎等。
九、感染血吸蟲病
長辦東西湖、何家邦、銀蓮湖、柳山湖四大農業生產基地，都是湖北省血吸蟲肆虐的疫區。在柳山湖參加農業勞動期間，每天要接觸疫水。在出工前，我們雖然在手腳外露部位塗上了血防油膏，穿戴了手套、長統膠鞋等防護用品，以防感染。但那時我們缺乏防護意識，同學們長時間在疫水裏取土，甚至還在疫水裏遊泳、抓魚，一泡就是幾個小時。
在長達兩個多月的重體力勞動結束後，同學們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利用學校放暑假的時間回家休息。在上海老家的一個多月，我時常有些低燒，後來又感到渾身乏力。暑假後我回到學校，聽說不少同學都患了急性血吸蟲病。
我的家鄉南匯縣，是血吸蟲病流行的地方。一九五三年，全縣二千五百多位青年參軍前參加體檢，檢查結果：血吸蟲陽性的人竟達三分之一。得了這種病就會有發熱、腹瀉、乏力、肝區不適等症狀；中期病人，會引起肝硬化、肝脾腫大、腹水和食道靜脈曲張；晚期病人，腹脹如鼓，所以，家鄉人稱這種病為“肚飽病”。血吸蟲病的死亡率很高，解放前夕，周浦鎮西的朱家宅六戶人家中有八人死於“肚飽病”。毛主席的詩句“千村薜荔人遺矢，萬戶蕭疏鬼唱歌”，就是這種病的寫照。
我在十三歲和十八歲時，曾兩次患過這種惡病。那時，我的肝髒出現了腫大，脾髒腫大二指，在醫生的精心治療下，我痊愈出了院。而我有一位病友，是個“三房合一子”，就是父輩弟兄三人，隻生了這根獨苗；他在血吸蟲病的治療中，因藥物反應嚴重，不幸去世。因此，我很害怕自己第三次感染上這種令人恐怖的疾病。
經長江醫院檢查，我被確診為急性血吸蟲病，必須立即住院治療。經普查，長辦參加農業勞動的幹部和學生，感染急性血吸蟲病的有八百多人，參加柳山湖圍墾的長江工大同學，有四分之三患了這種病。這麽多的人感染了急性血吸蟲病，引起了長辦和水電部領導的高度重視，立即采取了緊急措施：長江醫院缺少床位，就把青年大樓的一、二層全部騰出來收治病人；長江醫院缺少醫務人員，就向武漢軍區陸軍總醫院借調。
當時對血吸蟲病患者的治療，采用一種“以毒攻毒”的銻劑治療法，二十天為一個療程。銻是重金屬，病人注射後，使寄生在靜脈中的血吸蟲中毒而死，但是病人的肝髒、脾髒也受到了很大的損害。在治療過程中，聶質遜同學曾經昏倒在洗臉間內，後來療養了一段時間後再繼續治療。而我已是第三次感染血吸蟲病，對注射銻劑產生一種強烈的反應；這一次治療，打到第十針後，我的身體反應很嚴重，胃部惡心，一點也吃不下飯，體質極度虛弱，已經到了奄奄一息的境況，我感覺自己快要死了；醫生害怕出現醫療事故，決定停止治療，讓我陽性出院。臨走時，醫生再三叮囑我：“出院後，要保重好自己的身體，一定不能喝酒，也不要太勞累，否則容易出問題；如果保養得好，也可以活到四、五十歲，甚至更長。”在醫院治病期間，水電部錢正英、馮仲雲兩位副部長還專門到長江醫院看望我們，表示慰問。
我死裏逃生後，一直牢記醫生的囑咐，幾十年來注意身體保養和鍛煉，堅持不喝酒，現在竟然活到六十多歲還在世，應該說，這是一個奇跡。
十、爆炸聲驚動毛澤東
一九六二年，正是我國遭遇三年自然災害的後期，台灣的蔣介石正在起勁地叫囂要反攻大陸，國內階級鬥爭的弦繃得很緊。當年盛夏的六月二十七日淩晨三時，我們的教學大樓、長辦的新大樓突然發生爆炸事故，新大樓西端的五層樓房全部倒塌。同學們剛從柳山湖勞動歸來，被這突然來臨的事故嚇呆了，不知道究竟是怎麽一回事？學校的老師一臉嚴肅，不肯多說什麽。大家認為，這是敵人的破壞事件。湖北省公安廳和武漢市公安局立刻封鎖了現場。
公安部門的領導說：“會不會有人與蔣介石內外呼應，進行階級報複？”要求長辦各單位排查可疑人物。由於長江工大大多數同學出身不好，無辜的同學們被作為懷疑對象而受到監視。公安部門如臨大敵，首先在宿舍區布置了不少便衣，並通知我們學生一律不得外出。我每天要到廣播站去，不知何故，四樓廣播站門口也站了兩位便衣。我們被告知：“所有的同學被禁止到四樓的平台上，連做早操也不允許。”在學生宿舍樓的西麵五百米處是中共武漢市委的大院，市委的大門口也加強了警戒。這件事對我們同學的壓力很大。
後來查明，這根本不是階級敵人的破壞，而是新大樓的地下室放置了汽油和膠卷，由於汽油濃度大，加上盛夏天氣的溫度很高，引起了自爆，造成了一場虛驚。
當時毛澤東主席正好在武昌，聞訊後聽取了省委的匯報。當他得知該大樓裏存放有數以噸計的一百多年來長江水文資料，是很寶貴的財富，就要湖北省委書記王任重打電話，詢問林一山：“放在新大樓裏的資料有沒有受到損失？”林一山匯報道：“新大樓裏存放有大約二十多萬件技術檔案資料，經搶救清理共損壞二萬五千多件。”當毛主席知道這些資料基本完好後，又指示林一山：“要把珍貴的長江原始水文資料和整理好的水文成果，複製三份分藏各地保管，一是防止意外事故造成損失，二是應采取的備戰措施。”
後來有人分析，由於當時毛主席在武漢，為了確保毛主席進出中共武漢市委大院時的安全，對與武漢市委不遠的長江工大學生宿舍樓進行監控和警戒，是保衛毛主席所采取的一種必要措施，可能與新大樓地下室的爆炸一事沒有直接的聯係。
十一、周總理接受贈禮
從一九六二年開始，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政策逐漸寬鬆起來：將農村屋前屋後的零星土地分給農民作自留地，允許農民有少量自留畜、自留樹，也可以開小片荒地；準許農民把自己的農產品拿到市場賣；這些被稱為“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激發了農民的積極性，農村開始緩慢地恢複和喘息。
一九六三年以後，全國經濟形勢有所好轉。長辦通過大辦農業，糧食困難的狀況得到了根本性的扭轉和緩解，長辦的幹部和學生得到實惠：由於增產了糧食，每個幹部和大學的每個師生，每人每月增加了三斤半糧食和三兩菜油的補助。這種改善，在沒有解決溫飽問題的年月裏，讓我們心裏感到非常踏實，對祖國的前景又充滿了新的希望；這種改善，也令外單位的幹部和職工對長辦羨慕不已。
後來，長辦農業生產基地逐步縮減，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長辦最後一個農業基地——東西湖農業生產基地，正式移交給武漢市東西湖農場管理局，從而為長辦的三年最困難歲月劃上了句號。長辦又把主要精力集中到長江流域的規劃、設計、治理等繁忙的業務工作中。從一九六三年起，我們大學生不再參加農業生產勞動，又可以安下心來上課了，長江工大的“二、四、六、七學製”停止實行，又恢複了以教學為中心的教育模式。
長江工大在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的逆境中度過了這三年最困難的歲月。有人統計過，在三年經濟困難期間，長江工大的同學們在大辦糧食的農業生產中，平均每人勞動了三百多天，成為當時中國高校中勞動時間最多的大學生。
痛苦和磨練對青年來說，積極因素多於消極因素，其教育意義極為深遠。絕大部分同學經過大量農場勞動，增強了勞動觀念，培養了堅忍不拔的毅力。經曆了這一段特定時期，同學們從困難中磨練自己，變得能吃苦耐勞、務實肯幹，經得起艱苦環境的考驗。特別是當時參加農業勞動，用自己的雙手，增產了糧食，度過了饑荒，成為我們一輩子難以忘懷的經曆。由於長期挑擔用右肩，不少同學右肩的肌肉明顯高於左肩，這是從事過三年大辦農業的長江工大同學所特有的體征。
經曆了這麽多的重體力勞動，對我的一生也產生了很大的影響：它培育了我艱苦奮鬥的精神，增強了我克服困難的毅力，我的人生觀也變得更積極、更樂觀、更富有活力。
通過大辦農業，長辦實現了向周恩來總理做出的“自己養活自己”的承諾，不但度過了最困難的歲月，而且保存了實力。在當時的困難時期，全國許多單位，人才流失嚴重，單位受到重創或解體。而在這個時期，長辦不僅保留了完整的技術隊伍，而且接納了來自全國各地的許多知名專家；同時，長辦還積存了技術人才的後備力量——長江工大的學生，這為後來長辦承擔葛洲壩工程、長江三峽等世界級水利工程積蓄了重要的設計力量。
在大辦農業的歲月，林一山曾帶著幾千名長辦職工和長江工大師生的深情厚誼，將長辦的勞動成果送到北京，饋贈給敬愛的周恩來總理。這份禮品僅僅是二十斤大米、二小罐蜂蜜、二十個雞蛋。在北京中南海的西花廳裏，周恩來總理詳細聽取了林一山主任的匯報：在三年困難期間，長辦實行生產自救和自保，不但生產了糧食，度過了難關，而且保住了人才。總理非常高興，連聲誇獎林主任；從來不接受禮品的周恩來總理，竟然有了這一次特例，欣然接受了長辦同誌饋贈的這些有著特殊意義的禮物。周總理深感欣慰的是：我國最大的水利工程設計、科研隊伍奇跡般地保存下來了，毛主席最關心的長江三峽工程，在條件具備時就可以動工興建了！
十二、超清華的口號
一九六二年之後，全國貫徹“高校六十條”，學校逐步恢複了正常教學的秩序：高等學校必須以教學為主，適當安排勞動、科研、社會活動的時間，努力提高教學質量；高等學校開始實行黨委領導下的校務委員會負責製。
由於長江工大創辦於經濟緊縮的時期，當時的物質條件非常缺乏，要辦好大學，的確是困難重重。為了加強對大學的領導，林一山兼任了校長，孫昌任校分黨委書記、常務副校長，留美歸來的專家李榮夢任副校長。一九六二年四月，又調來趙文懷擔任分管教學的副校長。林一山對長江工大的辦學十分重視，傾注了不少心血。他明確提出：“理論聯係實際，教學與生產、科研相結合”是長江工大教學的總原則。
林一山提出：要把長江工大建設成一所抗大式的大學，要以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的“三八作風”作為建校方針，要培養和造就一批有紮實理論基礎，有專業實踐能力和經得起風浪考驗的有用人才。
林主任對我們寄予了厚望，在一次報告中，他講了一句我至今忘不了的名言：“萬裏長江滾滾流，流的都是煤和油。”他還意味深長地教導我們：“長江是條黃金水道，一條長江的運輸量，相當於五十條鐵路。”勉勵同學們開發長江、建設長江、獻身長江。
林一山的教育思想，確實與眾不同，當時他提出了一個極為響亮的口號，長江工大學生的培養目標是：“趕清華、超清華。”林主任明確要求：“長江工大培養的畢業生，其思想水平、知識結構、業務水平、工作能力都要全麵超過清華大學的畢業生。”提出如此高標準、嚴要求的口號，在當時全國的高等院校裏是獨一無二的。
對林主任的雄心壯誌，褒貶不一。事實上，林一山是為了在教育改革與培養人才方麵有所建樹，也為了鼓舞全校學生奮發向上的決心，鼓舞全校教職員工培養高質量人才的信心。
長江工大的教員，少部分來自武漢大學、華中工學院、西北科學研究院；大部分是抽調長辦各處室的工程師和科研人員。長江工大是一所年輕的大學，它不可能擁有清華大學眾多堪稱一流的教授。但長辦擁有一些比清華大學更有利的教學條件：長辦能夠提供一批大中型水電工程的施工現場，當時的長辦有“萬裏長江是課堂”之美稱；長辦各部門擁有的生產設備、科研儀器、技術資料，能夠為長江工大現場教學、科學實驗、生產實習提供得天獨厚的優越條件；更為重要的是長辦擁有著經過長期工程實踐、數以千計的優秀工程師，他們不但具有較豐富的經驗，而且有較高的基礎理論與專業理論水平，這些工程師，既善於運用理論來解答生產實踐中的問題，也能把自己的經驗上升到理論，從而深入淺出，形象生動，啟發性地把知識傳授給學生。許多老師還是全國水利界有一定聲望、有一定影響的前輩。我記憶猶新的是，負責我們“測量學”教學的是張工程師、達工程師，眾所周知，測量需要很好的視力，令我們不解的是，張工程師的一隻眼睛是瞎的，隻有一隻眼睛能工作；後來，我們才知道，張工程師是水利界測量工作的前輩，我國第一座長江大橋——武漢長江大橋的定線、測量就是他負責的，真讓人萬分敬佩。
長江工大的學籍管理很嚴格，兩門功課考試不及格的學生必須退學。水工二班蘇北籍的董清泉同學，在大學二年級時，因兩門功課不及格，被學校勸退。許多同學因為考試不及格或者學習跟不上離開了學校。
在校期間，我們共學習基礎課和專業課三十六門。長江工大堅持理論聯係實際，貫徹實施“以橫帶縱、縱橫結合”的特殊教學方法，這種教學方法，是長江工大的獨創，與別的大學不同。簡單地說，這種教學方法就是“幹中學，學中幹；幹學結合，學以致用。”
這裏說的“縱”是指基礎課和技術基礎課，“橫”是指專業範疇。以橫帶縱，即是以專業課帶基礎課，也是以工程實踐為線索來安排教學內容。除一些必要的基礎課以外，其它課程均不單獨開設，而是采用相應的穿插教學方法。我們水工係原教育幹事崔誌豪老師介紹：“當時我們係的教學計劃是采取二條主線、一門主課來組織教學內容的。二條主線，一是學習理論力學、材料力學、土力學、結構力學、鋼筋混凝土、水工建築物等力學基礎課程；二是學習水文學、水力學、水利計算、動能經濟、水電站等水利專業課程。一門主課是大中型水利樞紐初步設計，要求同學們必須學習和掌握這門主課的全部方法，學生畢業後，會獨立進行大中型水利工程的設計工作。老師就按生產程序中初步設計報告的篇目，采用工程實例來組織教學。”在專業課學習階段，同學們常常是帶著生產上的問題去學習理論，又將所學的理論應用於生產，不僅學得活，也用得活。
長辦在辦學過程中，充分發揮從事規劃、設計、水文、勘測、科研以及工程施工現場各方麵的優越條件，促進了教學與生產、科研相結合。
長江工大學生，在校期間都經曆過多次生產實習。特別是在技術基礎課學完後，學校不失時機地安排學生進行真刀真槍的實際工程設計，也就是說學生們在校期間就直接參加了祖國水利工程的建設。
據原教務處副處長王秀成的回憶：“長江工大學生在校期間就獨立承擔了許多大型水利工程的設計、科研、勘測、機電安裝等生產任務。水電係的同學協助江西省江口水電廠完成了水輪發電機組的安裝、陸水水電廠汽輪發電機組的大修及施工、變電所和動力控製係統的安裝；工程力學係的同學完成了兩個大型水利樞紐整體模型的製作、完成了一個水利樞紐岩石物理力學性質的全部試驗任務；地質係的同學協助進行了貴州烏江渡壩址、四川白龍江壩址、雲南虎跳峽壩址的地質勘測工作；水文係的同學協助完成了六個水文站的汛期測驗任務和水文分析工作。”
長江工大培養的學生，不但有著紮實的專業理論知識，有著實際工作經驗，更有著較強的獨立工作能力；大多數學生一畢業，就能獨立承擔大中型水電工程的設計任務，並且達到工程師的技術水平。這種高質量的教學成果，在當時全國幾百所高校中是罕見的，成為中國高等教育的一個奇跡，它創造了一種新的大學教學模式。
長江工大的辦學路子，得到了上級和社會輿論的肯定和讚揚，高教部蔣南翔部長在一次全國高等學校校長會議上讚揚：“長江工大的辦學方向，符合劉少奇同誌提出的兩條腿辦學的方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全國城市半工半讀教育工作會議在北京召開，會議特邀我校趙文懷副校長介紹了長江工大的辦學經驗，受到與會人員的高度肯定。《光明日報》一九六六年一月十二日頭版刊登長篇報導：“長江流域規劃辦公室發揮人力、設備潛力，創辦工程大學，半工半讀培養長江水利水電建設人才。學生帶著生產問題學理論，解決生產中的問題，學得活，用得活。”標題很長，長篇報導全麵介紹了長江工大的辦學經驗。
曆史事實說明，老師和學生也都認為，長江工大的經驗是成功的，不但在理論與實踐相結合、知識積累與才能培養等方麵探索出一條成功之路，而且使學生的德智體全麵發展，獨立工作能力和社會適應能力明顯提高。
十三、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三年自然災害後，一些明智的農村幹部，針對人民公社在農業生產效率低下的弊端，針對農民“肚子不飽、思想不好、生產沒有積極性”的現狀，主張實行“包產到戶、擴大小私有，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做法。
那時候，毛主席提出：“階級鬥爭必須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將共產黨極左的社會政策推向了一個新的高度。一九六四年，黨中央決定組織工作隊，到農村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把“單幹風”、“翻案風”作為走資本主義道路加以批判。當時全國高等院校的大多數老師和高年級學生都被抽調到工作隊，協助地方幹部開展運動。工作隊員要與貧下中農同吃、同住、同勞動，接受一次深刻的社會主義思想教育。
一位參加工作隊的同學，給我講了一個讓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他剛到農村的第二天，在一個生產隊接受憶苦思甜的階級教育，一位苦大仇深的老貧農動情地高聲控訴：“過去地主家裏過年時，在一張長餐桌上要擺滿幾十碗菜，雞鴨魚肉樣樣都有；而三年自然災害時，一年到頭聞不到肉香味，天天吃不飽肚子，全村餓死了好幾個人，我家也差點餓死。”在場的人都麵麵相覷，有的農民偷偷地笑了起來，原來這位老貧農回憶了新社會的苦，大隊幹部連忙打斷了他的發言。
在突出政治的年代裏，長江工大階級鬥爭的弦一直沒有放鬆過。水工係主任陳中祺曾經責問過自學英語的康清梁同學：“你已經學了俄語，又要自學英語，這是思想不好，是不是以後想到美國去？”讓人聽了感到啼笑皆非。
同學們還記得學校曾經以“莫須有”的罪名，開除過一些同學：
剛進學校的第一學期，有一位李萬春同學，年齡比我們大好幾歲，他學習很自覺，在新生周裏就起早摸黑地看書。不久，他有了許多科普、小說、數學方麵的新書，學生科的周信老師認為是他偷來的，開了幾次批判會，李萬春同學始終不承認，最後被學校勒令退學了。
工力係二班的戴長貴同學，湖南邵陽人。在長江工大表現很好，是團支部的培養對象。後在當地政府的要求下，這位同學被遣送回老家。起因是他父母與家鄉的大隊幹部頂了幾句嘴，大隊幹部惱羞成怒，就派人到長江工大反映情況：“他家是不法富農，對人民政府有著刻骨的仇恨，最近他父母在老家投毒”，要求學校將戴長貴送回原籍勞動改造。戴長貴同學離校回家時，班級團支部書記莫之灝還把他送上火車，並專門交待列車員：“他是不法富農子弟，要對其加以監視。”戴長貴回到家鄉，沒有什麽出路，後來到盲流到雲南邊境打工糊口。
工力係羅曉群同學，為人很聰明。有一次，他向同學說了這樣幾句順口溜：“一蹶不振、兩袖清風、三餐不飽、四肢無力、五髒俱焚、六神無主、七竅生煙、八麵玲瓏、九死一生、十分危險。” 這幾句賣弄小聰明的話竟被學校認為是汙蔑了社會主義社會，結果遭到了批判；後來，他因被指控寫反動日記，被長江工大開除回家。
工力係的趙錫壽同學，父親是國民黨軍官，解放時逃到台灣。有一次他悄悄地對要好的同學講，父親曾從台灣回大陸看望過母親，學校就追查此事，後來因趙錫壽同學不肯交待，被長江工大開除回家。
水工係江智敏等同學，曾被學校指控為三人“反革命小集團”，被學校開除。
一九六五年上半年，按照黨委的安排，長江工大在學生中開展了一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要求全體大學生，自覺革命，批判資產階級思想，防止修正主義演變；動員家庭出身不好的學生，向黨交心，洗手洗澡，放下包袱，以實際行動與剝削階級家庭劃清界限。
學校黨委為了領導好這場運動，專門組織了地質係調幹班的黨員同學到各個班級，指導運動。這實在是一場人人過關的政治運動，每個同學都要詳細交待：自己的簡曆，父親、母親、祖父、祖母的簡曆、主要經濟來源、政治思想與信仰、參加過什麽政治團體、他們對自己思想上的影響等問題。實際上，沒有一個人會知道自己父母親及祖父母一生的所作所為，更不會知道他們的兄弟姐妹一生的所作所為。
階級鬥爭太可怕了，它使人際關係變得緊張，甚至扭曲。在運動一開始，熊克剛同學向學校舉報：“姚治邦隱藏了一張反革命父親的照片。”這使我十分緊張，深怕學校抓住不放，自己又講不清楚，擔心過不了關。
為了向黨交心，我絞盡腦汁，用了一周時間，寫了十多頁交待材料，交給團支部和調幹班的黨員同學審查，再根據他們提出的意見，進行了認真的補充和修改。
在向黨交心、洗手洗澡階段，組織上安排我在小組裏第一個交待發言。我詳細向與會者交待了父親的經曆、父親當偽鄉長期間所犯的“罪行”、還有我保存父親照片等嚴重問題。在會上，我主動上綱上線，深刻批判了父親走資本主義道路和反革命、反人民的本質，還將一張南匯縣人民法院對父親處決的判決書和一張被我保存了十四年的父親照片上交給學校。最後，我還真誠地向黨表示決心：“堅決與反革命父親劃清界線，一輩子跟共產黨走，把自己的一生獻給祖國。”這場觸及靈魂的檢查和交心，在同學們幫助下，曆時兩個半小時，才算過關。
這場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進行了大約一個月，同學們都感到驚恐、顫抖、人人自危。每個人都要違心地進行自我檢查和交待，都要違心地批判他人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幫助其提高認識。我們小組的朱蒲英同學，外號叫“小肚皮”，此人懶得出奇，一個人能久坐不動，不喜歡洗腳，不喜歡洗衣服，生活的自理能力很差。朱蒲英同學性格內向，平時不善言談，在這次運動中檢查不深刻，被認為與家庭劃不清界線，一直過不了關；後來大家對他進行了“多次幫助”，朱蒲英同學也做了多次交待，才勉強過關。
參加這樣的運動，讓同學們感到受到侮辱，感到喪失自尊。同學們夢想和祁求：“如果在今後的生活裏，不再有整人的政治運動，那該有多麽美好！”
我們這一代人處於極其複雜的曆史時期，曆盡曲折坎坷，品嚐酸甜苦辣；不少人都有一種生不逢時的感慨。生活在一個缺乏民主、缺乏自由的整人世界裏，真的很不幸。出生不好的人，隻能接受別人的批判、別人的訓斥，感受革命的恐怖；卻無法感受到革命大家庭的幫助、情誼、溫暖、快樂。當時有一首歌廣為流傳：“社會主義祖國到處都充滿陽光”，許多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學就說：“可是陽光總是照不到我們這些人身上。”我們的非無產階級血統，要融入革命隊伍，要取得黨的信任，實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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