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奉孝憶北大反右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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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奉孝憶北大反右往事

作者：金鍾 文章來源：開放雜誌 點擊數：1094 更新時間：2007-5-5

編者按：一九五七年北大才子，數學係三年級學生陳奉孝，是北大反右運動的核心人物，受害也最慘重。最近應邀訪港，接受本刊訪問。

問：您是北大學生右派中被整得最慘的一位。請談談當年反右的背景。

陳奉孝：我先介紹一下北大一九五七年反右如何開始的。校黨委號召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是五月十九日開始的，我在貴刊四月號文章已有說明。二十天之後，人民日報發表《這是為甚麽？》的社論，開始反右鬥爭。七月份反右達到最激烈階段，由中共各係總支領導開會批判。當時校黨委書記江隆基主張說理批判，反對人身攻擊，中央嫌他“不得力”，調陸平替換他（編按：王友琴著《文革受難者》對江隆基有詳細介紹）。陸平是二機部長，搞學運出身，一上來就把反右加溫，我們都成了批鬥對象。開始學生會團委還和“百花學社”︹陳和譚天榮是負責人︺辯論，後來就一邊倒了。我要指出，當時反右的積極份子，北大的彭佩雲、吳唅、翦伯讚，上麵的周揚、劉仁，後來︹文革︺下場都不好。當時的團委書記是石幼珊，學生會主席是胡啟言。

問：處理右派是甚麽時候？

陳奉孝：北大右派正式定了七百一十五人，還有“中右”及“內控右派”，共達一千五百人（其中教師占十分之一），占全校師生超過百分之十五。其中“極右派”一百四十多名。宣布右派名單，全國統一在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極右派則在一九五八年三月送去“勞教”，實際上是未判刑的勞改，包括張景中、楊路、錢如平、張世林、孫傳儀、譚天榮、王書瑤、沈澤宜、張元勳、張玲等，中右不送勞教，留校。林昭是反右後的一九五八年七月劃成右派的，她不是右派，是因為同情右派。

問：據說右派同學間留下不少恩怨？

陳奉孝：在黨團的分化戰略下，反右高潮中，第一個作公開檢查的是沈澤宜，他和張元勳合寫了〈是時候了〉的長詩，是五一九民主運動的第一炮。沈的檢查深受他當教授的舅舅的影響，沈幼稚、浪漫，宣布與張元勳絕交。不久前張元勳出版了《北大一九五七》，把沈的檢查公開出來，沈也有意見。他們都是我的朋友。我出來調解，做仲裁工作。勸他們不必糾纏在五十年前的恩怨上，那個時代，大家都是受害者，沈澤宜的命運也不好，至今還是單身一人（編按：沈已寫成回憶錄，正在找出版社）。

問：您是怎樣被捕的？

陳奉孝：因為組織百花學社，又拒不做檢討，我估計會被捕。我發表聲明，承擔一切責任，準備下地獄。我說，右派，可以接受，但我沒有犯法，憲法保障有言論結社的自由。沒用。沒有希望。我決定逃跑。九月初，先打算躲到印度大使館，進不去；又找英國代辦，也不行。因南斯拉夫使館不在東交民巷，在後圓恩寺沒人知，便去試試，也進不去，圍牆邊有顆大樹，我爬上去，進到了使館，要求他們把我送出國，也被拒絕。他們用車把我送到動物園下車——三次找外交途徑都失敗了。

問：沒想過逃香港嗎？

陳奉孝：想過。但沒錢呀，來不了深圳。隻有一點錢可以好去天津，找外國船隻偷渡。我帶了救生圈，用臘紙包好我寫的大字報，準備在塘沽新港遊到外國船上去。那天已是晚上七八點，碼頭停電，一片漆黑，看不清哪是外國船。正在碼頭轉悠時，被兩個人抓住了，以為我是小偷，送到派出所。在一盞刺眼的煤氣燈下，審問我在碼頭轉甚麽？我說，看大海。不信。搜身，搜出我的學生證、大字報││原來是大右派陳奉孝！當時，北大批判我，已登報了。於是，當夜把我送到北京草嵐子看守所。這是九月十六日，我從此就被捕了。

問：學校對你被捕的反應是甚麽？

陳奉孝：我被抓了，在學校沒有實時公布，但我的宿舍被查封。十二月二十五日宣布右派名單時，才貼出大標語：“北大破獲陳奉孝為首的反革命集團”，跟著張元勳、譚天榮、劉奇弟等人也打成現行反革命，被捕判刑。

問：因為一個學生文藝團體，出了一本刊物而打了一個反革命集團，究竟發表了甚麽？

陳奉孝：我是“百花學社”的秘書長，主要工作是我做的。我們出的刊物叫《廣場》，隻出了一期，計劃在六月底印一萬本出版。送去工人日報出版社，不料竟遭工人圍攻，說是毒草，不讓印，原來是黨委搞的鬼。沒辦法，我們隻有自己刻臘版，手工油印五百份，在校內散發。反右後，被黨委收繳，燒毀。學社骨幹二三十個都打成右派。一九九四年，林希翎回國，在青島見到譚天榮和我，說要寫反右，一九九七年出版。我把手邊僅存的一份《廣場》送給了她，但她並未寫出有關反右的書。該雜誌還在她那裏。我估計，《廣場》北京應該有人還有，北大檔案中也應有存盤。今天看看，當然是絕無甚麽反動內容。而且，隻是青年學生的一點言論自由而已。

問：入獄之後，您經曆過審判嗎？

陳奉孝：關到一九五八年五月，判我現行反革命罪十五年徒刑，企圖叛國投敵。從草嵐子押送北京通縣監獄。一九五九年四月六日，送黑龍江興凱湖農場，與譚天榮同車，勞改直到一九六七年一月。農場有幾個分場，一二萬犯人。我在北安縣長水河農場，二、三、六分場待過。一九七一年又發配內蒙劄賚特旗烏蘭農場，在那裏刑滿。去龍江縣采石場打石頭，去大興安嶺當采代工，又回烏蘭農場。

問：可以說兩個難忘的故事嗎？

陳奉孝：人說“九死一生”，我是“十二死一生”。大多已寫入《夢斷未名湖》（陳奉孝自傳，二○○六年勞改出版社黑色文庫）。隨便說一點吧。一九七一年林彪“九一三”事件之前，一天晚上看電影時（農場二周一次），片前加放新聞片，毛五次接見紅衛兵，我和一個姓侯的在一起，看到林彪的背影說“林彪長有反骨，不知毛主席看不看得到？”侯是原誌願軍電報員，在朝鮮欲叛逃，被抓住判了十五年。我們的話被一個“曆史反革命”聽到，打小報告上去。領導開始詐供。我不承認，教導員說“侯已經交代了。”我說“他是陷害！”教導員說“你二十一歲就當了反革命集團的頭子，你休想混過去！”於是把我捆綁，吊起來打，我就不承認。把我關“小號”一個月。我想，這下可能活不下去了。後來突然把我放出來，卸掉手銬，回到大隊，三天後宣布林彪摔死了。如果林彪晚死一個月，我就完了。

問：勞改農場也搞文革？

陳奉孝：一樣搞。一九六八年，全國抓走資派，勞改隊也搞“四挖三查”，挖叛徒、特務。第一個受審查的是孫教導員。集訓時，我冷笑一聲說“明白人不說胡塗話”。結果把我揪出來鬥。教導員把我叫去：“你到底想死想活？這是一大迭檢舉你的材料！”我解放時才十一歲，當然知道這些材料是假的，就伸手去拿，教導員見狀不妙，就收回去，露出是一大摞白紙！於是腦羞成怒，叫人把我五花大綁，拴上四十八斤腳銬，七十二斤大牌，吊了五分鍾，我就昏死過去。又用煙頭燙我（陳揭開上衣顯示五處傷疤），沒反應，澆涼水。鬥我的是農場幹部子弟紅衛兵。七十多天後，槍斃犯人趙天正，拉了我去“陪斬”。那是在長水河農場三公場。我又逃過一次鬼門關。

問：請說說你們翻譯赫魯曉夫報告的事，這是不是一條罪狀？

陳奉孝：沒有列入罪狀。可能與中蘇關係當時還好有關。翻譯是在“五一九”之前。北大幾百個外國留學生，早已將此報告帶進來了。隻是中共當時不承認這個報告。我們是根據英國工人日報翻譯的，有任大熊、陶懋頎和我。任是數學係助教，也劃了右派，文革被槍決。那時準備《廣場》第二期全文發表。當時譯文，由我手抄一份。

問：經過人生的大災難，您現在寫文章、出國擔不擔心再被當局迫害？

陳奉孝：反右後我和上百萬的家庭受苦難，損失人生最美好的歲月，這是時代的悲劇。但我們的犧牲，也播下了民主自由的種子，八九年的民主運動也是學生鬧起來的，可以說都是北大五一九民運的繼承者。我今年已七十一了，雖然身體不錯，但已做不了甚麽。隻想將曆史真相說出來，讓年輕一代去思考。如果當局連這點都不讓，要跟我們過不去，說真的，我個人沒有甚麽可怕的。但我現在已有一個溫馨的小家庭，我唯一擔心的是對不起我妻子，我們八○年在內蒙結婚，她不顧家庭反對嫁給我，和我共患難共命運，這份情義我永誌不忘。當然，我相信今天政府已不是五十年前的政府，時代畢竟進步了。像反右那樣以言入罪的事，已不太可能。

——《開放》雜誌5月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