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內有關三年大饑荒和餓死人的部份資料與數字
(2007-05-14 15:3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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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有關三年大饑荒和餓死人的部份資料與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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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29 12:05 哈呀
丁抒:毛澤東時代的大饑荒──《餓鬼》書評
近日,詳述一九六○年中國大饑荒的專著Hungry Ghosts: Mao’s Secret Famine的中文版《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賈斯柏·貝克著,薑和平譯,明鏡出版社,2005)刊行問世。這是一部值得細讀的好書。
一九六○年,距今雖已四十六年,可一提起「一九六○年」這個詞,大多數五十歲以上的中國人仍然馬上會與「饑餓」二字聯係起來。
一九六○年我十五歲,正在上海讀中學。食物不足,父母買來卷心菜的菜幫,剁碎煮爛也能充饑。麵粉摻合豆腐渣做成丸子,也可以填飽肚子。
六二年入清華大學,聽到過高班同學說他們如何在寢室裏一人端一杯衝了醬油的開水舉行「精神會餐」,還有本係比我們高一班的某同學餓得發慌竟然偷吃學校小賣部供人黏貼郵票用的漿糊的故事。
不過,我們這些城裏人,對「一九六○年」農村裏究竟發生了什麽,可以說一無所知。
由於中共政府成功地將中國社會隔絕成城、鄉兩個世界,絕大多數城裏人甚至不知道有過一九六○年的大饑荒。
極個別人聽聞農村餓死人,也不敢輕易「擴散」消息。我就是遲至一九六八年才聽說大饑荒慘劇的。
那年秋天,我被派到安徽當塗縣境內的南京軍區丹陽湖軍墾農場「接受再教育」。在幾個月的時間裏,我與三位安徽六安縣籍的士兵同居一室,直到次年春天他們複員回鄉務農。
在談天中,他們分別將自己家中在那場饑饉中遭的災難告訴我,我才對一九六○年的大饑荒慘劇有了些許了解。他們還告訴我:「我們父母沒餓死,才能當兵。有的父親或母親餓死的,即使是貧下中農孩子也不能當兵,怕(與中共)有仇。」
現在,對於一九六○年前後因毛澤東發動大躍進運動而引致大饑荒的事,已經不再是秘密。許多中國農民及其家人在那場大災難中活活餓死。中國官方對此的說法叫「非正常死亡」。
近年來,中國官方逐漸開放有關那段時期「非正常死亡」的資料。近年來,中國官方逐漸開放有關那段時期「非正常死亡」的資料。
但是,關於三年大饑荒的死亡總數仍然沒有公開。在二○○五年九月中國民政局的新聞發布會上,官員們仍然說:三年大饑荒的死亡人數,他們「不掌握」。
《餓鬼》一書記載毛在“大躍進”──在一個慘敗的烏托邦計畫實施過程中施行恐怖統治、迫害、謀殺和人吃人事件的殘酷事實。(明鏡出版社)
不過,當代嚴肅的學者、曆史學家都已肯定,這是人類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至於死亡人數,多數學者估計在二千多萬到四千萬之間,有的則以籠統的「幾千萬人」代之。
譬如前中共湖南省委書記周惠的說法就是:「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引來三年困難,餓死幾千萬人。」(1978年5月周惠對華國鋒的談話,師東兵《廬山真麵目》(香港:港龍出版社,1997)第44頁)
筆者認為,死於一九六○年前後大饑荒的人數在三千萬以上。《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的作者賈斯柏·貝克則認為:
從道義上說,這類(關於餓死人數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無論是餓死三千萬人還是四千多萬人,中國都成功地掩蓋了這場曆史上最慘重的大饑荒,並且長達二十年。
僅就數字來看,曆史上的任何其它事件都無法望其項背。大躍進以前,中國曆史上最大的饑荒發生在1876到1879年間,死亡人數在九百萬到一千三百萬。
這場大饑荒之慘烈,在人類曆史上絕對是空前的。
譬如四川灌縣,拜都江堰所賜,兩千年來一直旱澇保收,從未被饑饉光顧。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澤東在成都主持會議、發動大躍進時,曾興致勃勃地驅車到蓮花村和都江堰參觀,感歎道:「灌縣是個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喲!」就在這從不曾被饑饉光顧的好地方,四萬多人餓死,超過該縣人口的百分之十。(《灌縣誌》(1991年版)第130頁)
又如貴州遵義。遵義是所謂「革命聖地」,以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此地開會、毛澤東奪得領導權而聞名。但毛澤東革命成功十年後,遵義地區卻成了人間地獄。今新編官修《遵義縣誌》載:該縣僅在一九六○年內就死亡七萬一千八百多人,約占人口的九分之一。「鑒於農村非正常死亡大量發生,市委成立處理『遵義事件』(即遵義餓死人事件)調查小組。」(《遵義縣誌》(1992年版)第191、39頁)
一九六○年春,貴州省檢察院將遵義分院報告的餓死人、人吃人的情況寫進簡報,向最高人民檢察院反映。省委聞知,下令即刻收回,可是晚了一步,中共中央還是知道了「遵義事件」。
四月間,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帥孟奇打電話要貴州省委監委匯報遵義死人的情況。
年底,國務院公安部要貴州省公安廳報告死人數字,省公安廳報告說人口比一年前減少了一百零幾萬。(《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當權派李景膺反黨反社會主義反毛澤東思想的罪行》(北京:國務院內務部「紅色造反聯絡站」,1967)第24、25頁)
其實,當時的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並非不知情。據毛澤東當時的衛士長李銀橋回憶:一九五九年十月,各地餓死人的絕密電報已經到達中南海中共政治局常委們的辦公室。
一九六○年二月,國務院內政部和中共中央紀委書記董必武先後派人去信陽調查。據當時的中共信陽地委副書記、信陽行政公署專員張樹藩回憶,他原估計信陽地區餓死人數在二、三十萬之間,但是中央調查組的「最後結論是餓死的數字比我估計的要多好幾倍。」(《百年潮》一九九八年第六期第43頁)
一九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書記陶鑄到河南處理信陽事件。回北京後,李先念說,他去過的村莊,婦女沒有一個不穿白鞋的。
當時的國家主席劉少奇的老家在湖南寧鄉縣炭子衝。一九六一年五月初,劉回老家搞調查時,一個幹部告訴他:「(村)食堂剛辦時有百一二十人,現在不到八十,死了一二十個,跑了十幾個……」劉問:「怎麽死的?」答:「無飯吃,吃樹皮,吃稻草澱粉。」劉少奇的姐姐劉少白家在趙家衝,劉少奇到了那裏才知道,他姐姐的兒子已經餓死。劉問:「你們食堂死了幾個人?」魯:「這兩個月死了十一個。」(《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一九八八年第二期第20至23頁)
毛澤東的老家在湖南湘潭縣,其母親的老家在湘鄉縣。一九六一年春,毛的秘書胡喬木奉命去調查後發現,「湘鄉縣也有餓死人的事,而且比原以為情況比較嚴重的寧鄉縣更甚。」他給毛去信說:「湘鄉……其嚴重不下於湘潭,而在去年年底還大量死人這一點上還有過之。」(《我所知道的胡喬木》(北京:當代中國出版社,1997)第467頁)
一九六二年,國務院民政部向中央報告說四川死了四百萬,而公安部通過四川省公安廳查的結果是死亡八百萬。四川的共青團中央委員廖伯康則向中共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兼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匯報說:一千二百萬。(廖伯康《曆史長河裏的一個漩渦──四川“蕭李廖事件”回眸》,引自《當代四川要事實錄》(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
一九六二年初中共召開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劉少奇處理安徽問題。他在安徽大組會上曾這樣批評安徽黨組織封鎖消息的做法:「我問你們死了多少人,你們說向中央報告過了,一百一十幾萬,誰相信?你們心中有數,可就是不說老實話。……你們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實說出來。再隱瞞要開除黨籍。」(《劉少奇瘋狂複辟資本主義的滔天罪行──有關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會前後的部分材料》(首都紅代會北京工業學院紅旗公社,1967.8)第42頁)
據一九七九年時擔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萬裏後來透露:「光安徽省的所謂非正常死亡人口就有三四百萬。」(《百年潮》(北京:中國中共黨史學會)一九九八年第三期第2頁)
不過,中共中央僅要求下麵各省說老實話,自己卻對國際社會隱瞞真相。貝克先生在書中指出:就是在一九六○年,中國當局相繼邀請一些國際「友好人士」訪華。美國作家埃德加·斯諾,即《Red Star Over China》(中文版譯名《西行漫記》)的作者,是其中之一。他在中國政府精心照顧下周遊全國各地,長達五個月,得出結論說:「我在中國沒有看見饑餓的人。」美國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以及華裔女作家韓素音也是獲得邀請的特殊人物。她們訪華後也向外宣傳說:中國沒有發生饑荒,沒有人餓死……。
《餓鬼》一書還指出:
從一九五八年開始,中國向蘇聯陸續出口了數百萬噸穀物,來回應赫魯曉夫對大躍進是否真能向共產主義邁進的懷疑。為證實中國的宣傳,才向蘇聯、香港與其它國家出口糧食和紡織品;還增加了對不同的友好國家,例如阿爾巴尼亞的援助。
當時,中共黨內高層有人建議緊急進口糧食,但被毛澤東否決。據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後來透露:「毛澤東拒絕批準進口糧食,因為那是『修正主義』,是向資本主義送秋波。」(1987年趙紫陽對美國作家Harrison E. Salisbury的談話,1987.11.14《紐約時報》)
直到一九六一年初,中國政府才在國際上承認糧食短缺。這時,國際社會已經準備提供援助,連台灣政府都拿出了十萬噸糧食,準備救濟大陸。但是,外交部長陳毅告訴日本外賓,中國決不「乞求美國的援助」。據貝克先生在《餓鬼》書中說:
中國政府嚴峻而輕蔑地拒絕了一切援助,真摯也拒絕了一些中立的國際組織,如國際紅十字會的援助。中國紅十字會致電日內瓦的國際紅十字會稱:……「在我國沒有發生饑荒。」
賈斯柏·貝克這本書的貢獻還在於,書中明確說明:
世界曆史上有比中國1958-1961年大饑荒的死亡人口比重更高的記載。1845年愛爾蘭的馬鈴薯饑荒開始時,愛爾蘭有八百五十萬人口,其中一百萬人死於饑餓。
印度近代史上遭受的最大一次饑荒是1896年到1897年的大旱災,導致五百萬人喪生。
和愛爾蘭大饑荒與印度大饑荒不同的是,毛的大饑荒完全是人為的。中國處於和平年代,既沒有病蟲害影響收成,也沒有罕見的大旱大澇。
在中共建國以來的許多謊言中,所謂一九六○年前後「三年自然災害」的說法應居其首。《中國水旱災害》一書以及氣象專家編製的《1895~1979年全國各地曆年旱澇等級資料表》都證實,在1959年到1961年間,全國並沒有發生嚴重的自然災害,屬於正常年景。「三年自然災害」一說,是中共為保住麵子而編造出來的謊言。中共高層內部其實並不這樣看。
一九六一年五月劉少奇在湖南調查時曾問農民:「你們的困難是由於什麽原因?有沒有天災?」農民回答他「天災有,但是小。」「三分天災,七分人禍。」(1962.1.27劉少奇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毒草集》(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批劉鄧戰鬥團,1967)第6頁)
在一九六一年六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鄧小平說:「天災不是主要的,人禍是主要的。」「河南農民說:『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不要老說(錯誤)是一個指頭。」(《觸目驚心──鄧小平言行錄》(北京:清華大學井岡山兵團「梅花笑」縱隊印,1967)第9頁)
其實,就連毛澤東也知道不存在什麽「三年自然災害」。在一九六一年一月的中共八屆九中全會上,他承認:「困難主要不是來自天災,而是來自『共產風』和瞎指揮的人禍。」(《中國農業合作史資料》一九八九年第二期第12頁)
不過,他說「人禍」是下麵的中共幹部刮共產風、瞎指揮造成的。其他人誰也不敢指他就是禍首。直到毛澤東死後,當時的中共副主席陳雲才說:「我一直反對『自然災害』這個提法。『自然』兩個字不是馬列主義求實精神,是對黨、對群眾的欺騙,主要是當時中央主要領導的錯誤。」(1991年陳雲的一次談話,香港《爭鳴》月刊一九九一年七月號第25頁)這個「主要領導」,正是毛澤東!
《餓鬼》一書也揭穿了這個「三年自然災害」彌天大謊。書中指出:
中國中央氣象局編輯出版的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二年全國旱澇氣象資料顯示,這幾年氣候沒有異常。相比毛統治的其它多數年份,偏巧在大饑荒年代的自然災害更少。一九六○年全國一百二十個氣象台中,隻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地方氣象台有旱情記載。其中有八處氣象台報告有嚴重旱情。
貝克先生到安徽、河南等省實地采訪調查,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他甚至就對青海地方幹部的采訪單獨寫了一章。
一九六二年,西藏班禪喇嘛曾上書中共中央說:「由於佛教傳播極廣,不論貴賤任何人,都有濟貧施舍的好習慣,討飯也完全可以維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情況。我們也從來沒聽說過餓死人的情況。」(降邊嘉措《悲劇英雄班禪喇嘛》(香港:開放雜誌出版社,1999)第213頁。降邊嘉措,班禪的漢語翻譯)但是,據賈斯柏·貝克先生披露:
西藏自治區的被采訪者們認為,在大躍進及以後的大饑荒中,藏族人口死亡率約在百分之十左右。雖然有人估計約百分之十五。
官方的統計資料顯示,藏族人口從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四年下降了百分之十。
對於大饑荒之成因,貝克先生一針見血地指出,毛澤東沿用斯大林的法子,榨取農民以取得工業化的資金。政府通過壟斷農產品的購銷,將購銷差價積累的資金,投入到重工業。
為此,《餓鬼》書中有一章《蘇聯的饑荒》,詳述斯大林統治下的三十年代數百萬烏克蘭人餓死的大饑荒,並清晰指出:
毛時代大饑荒的起因和蘇聯曆史上的饑荒類似。
和三十年後中國發生的一切一樣,(蘇聯)政府的橫徵暴斂和巧奪豪取是前所未有的大饑荒之主因。
中共領導層中……應該有不少人聽說過蘇聯饑荒的情況。……在赫魯曉夫和一些蘇聯作家街路了斯大林的暴行之後,也應該有人提出勸告,切勿草率效仿斯大林的政策和做法。然而,令人驚訝的是,毛無視中國共產黨內的不同聲音,一意孤行地重蹈了斯大林的覆轍。
《中國農民調查》一書的作者陳桂棣、春桃曾這樣說:「對底層人民,特別是對九億農民生存狀態的遺忘,又是我們這個時代一些人做得最為徹底的一件事。」對此,《餓鬼》一書的作者頗為悲觀。他在書中說:
看來,今後也不會為大饑荒的受難者建立博物館以示紀念,那些不幸死於饑餓的數千萬生命似乎注定成為餓鬼冤魂。
不過,該書結尾的幾句話卻是我們的警世明言:
如果中國這場人類曆史上最慘重的饑荒仍然不為不為人知的話,這本身又是一個悲劇。因為如果這場災難繼續被掩蓋,那麽這個國家將不可能從中吸取教訓,他們也不會認識到,隻有在封閉的社會,才會發生幾千萬人餓死的悲劇。
一九六二年初,前中共副主席劉少奇對即將就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李葆華說:「回去以後,把前三年的曆史寫本書。如果勇敢些,就把它編劇演。再勇敢些,就立碑傳給後代。」(《打倒安徽黨內頭號走資派李葆華》(安徽人民出版社,1968)第65頁。)
如今,賈斯柏·貝克先生替中國人把那三年的曆史寫出了一本書。我記得前不久去世的老作家巴金談到文化革命時曾說過:「往事不會消散,那些回憶聚在一起,將成為一口銅鑄的警鍾,我們必須牢牢記住這個慘痛的教訓。」《餓鬼》便是這樣的一口警鍾。希望此書的刊行,將激勵更多的「揭秘」問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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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3-29 12:55 小草民
罪過。
2006-3-29 13:32 白鶴一鳴
如果中國這場人類曆史上最慘重的饑荒仍然不為不為人知的話,這本身又是一個悲劇。因為如果這場災難繼續被掩蓋,那麽這個國家將不可能從中吸取教訓,他們也不會認識到,隻有在封閉的社會,才會發生幾千萬人餓死的悲劇。
確實是人禍。我1970年代在川貴交界的鄉下落戶,農民說,1958年底 生產隊有180多人,1962年初就隻有60多人了,1969年我下鄉時恢複到80多人。這還是一個山高皇帝遠的地方。
2006-3-29 16:49 張國堂
這個帖子應該置頂。讓更多的人知道毛澤東是個什麽樣的人。那些崇拜毛澤東的人應該五天不吃飯,品嚐了饑餓的滋味,想一想那些餓死的人是多麽的痛苦,然後才有良知來評價毛澤東。
張國堂
2006-3-29 21:53 哈呀
淩鋒:“鬼佬”論“餓鬼”——老外揭中國大饑荒之秘
二○○五年十一月月二十六日,近四萬民眾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市舉行了紀念上一個世紀三○年代烏克蘭大饑荒受害者及其他政治壓迫受害者的活動,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參加了該活動並發表了講話。尤先科表示,原蘇聯三○年代的大饑荒是反人類的罪行,所有人都應該記住這個悲劇,共產黨到現在也沒有對他們所犯下的罪行懺悔。
這以前的九月十二日,中國國家保密局與民政部聯合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自二○○五年八月起對因自然災害導致死亡人員的總數解密,這是保密局曆史上第一次從幕後走到台前,向公眾宣布解密事宜。然而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中國的大饑荒到底死了多少人,中國官方至今沒有宣布,也許因為那是“天災人禍”,不單純屬於上述的“自然災害”,雖然以往說那是“三年自然災害”。而由於有“人禍”的關係,關係到中共的罪惡形象,所以如果中國沒有成為像烏克蘭那樣民主國家,人民也就難以了解事情的真相了。
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大饑荒期間,我生活在上海,由於資訊的封閉,加上我當時是“統戰對象”的華僑而享受“照顧”,所以雖然知道大饑荒,但是不了解嚴重程度,更不了解死了人。還在那裏“高舉三麵紅旗”,實在愧對死難同胞。七○年代中期到了香港以後,才逐漸了解一些真相,但是始終沒有了解“全貌”。中國旅美學者丁抒有“人禍---中國大饑荒紀實”一書,出版於九○年代初,主要從政治因素來描述大饑荒的形成。
其後,當時擔任香港南華早報的賈斯柏ܫ貝克出版了“餓鬼---毛時代大饑荒揭秘”(以下簡稱“餓鬼”),此書最近由在普林斯頓大學任職的薑和平女士譯成中文,明鏡出版社出版。香港人叫老外為“鬼佬”,中國人是人而外國人是“鬼”,真是大長中國人民的誌氣,大滅洋鬼子的威風。這個大民族主義觀念至今未消,支撐著中國的民族主義,當然,有些稱呼是習慣成自然,並沒有民族主義的感情。但是如果看了貝克寫的這本書,我們恐怕更悲哀於共產黨統治下的中國人才是“鬼”,而且是非常難受的“餓鬼”。由鬼佬解開中國大饑荒的真相,中國人應該感到汗顏,而由鬼佬揭示中國的大饑荒,他的視野更廣,不但回溯中國曆史,還帶上整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這種“比較餓鬼學”,使我們更了解共產黨的罪惡。更難得的是,作者還到大饑荒的嚴重災區采訪當事人。中共說解密並沒有解密,而鬼佬在多年前就幫中共揭秘,真是曆史的諷刺也。
“餓鬼”主要分三個部分:一,中國:饑荒的國度;二,大饑荒;三,彌天大謊。
第一部分,追溯中國的饑荒曆史,也連帶觀察世界的饑荒情況。談到中國的饑荒曆史,難免會想起一九四九年八月國民黨在大陸敗退時,美國國務院發表“美國與中國的關係”白皮書,其中提及中國的“吃飯問題”。毛澤東因此為“人民日報”撰寫多篇社論,在“唯心曆史觀的破產”一文中表示“革命加生產即能解決吃飯問題的真理”,因此,“在人民政府下,隻消幾年工夫,就可以和華北、東北等處一樣完全地解決失業即吃飯的問題”。不幸的是,十年以後,毛澤東的預言破產,中國餓死了幾千萬人。
這一部分最重要的是講中國的大饑荒與三十年代蘇聯大饑荒的關係。本文一開始談到的烏克蘭大饑荒,就是蘇聯大饑荒的一部分,因為烏克蘭當時是蘇聯的一個加盟共和國。後來的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承認:“成千上萬,也許上百萬人喪生。因為沒有人計算,所以我說不出準確數字。我們所知道的是死亡人數驚人。”
蘇聯的饑荒起於斯大林處死了布哈林等政敵以後,消除阻力,從而得以強製性的推行農業集體化,導致大饑荒的產生。根據曆史學家的研究,一九三○到一九三七年,全蘇聯一千一百萬人死於饑荒,烏克蘭是五百萬。但是也有專家認為烏克蘭死亡人數是七百二十萬到八百一十萬人。一九八八年,美國國會的調查報告判定斯大林明知人民死於饑餓,他和他的追隨者們對烏克蘭民族犯下種族滅絕式謀殺罪。今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烏克蘭總統尤先科呼籲國際社會承認一九三○年代發生在烏克蘭的大饑荒是蘇聯造成的“種族滅絕”。
作者引用毛澤東的話作為反諷:“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果然二十多年後,中國發生類似事件。第一,強行推行人民公社化運動,事前清除鄧子恢這“小腳女人”。第二,明知有饑荒,卻整肅提出不同意見的彭德懷“右傾機會主義路線”,造成更大的饑荒,因此也構成種族滅絕式的謀殺罪。而後來的中共領導人還為毛澤東掩飾大饑荒的罪行,是為“助紂為虐”,甚至繼續犯下其他罪行,那是罪上加罪。
第二部分是中國大饑荒的情況。作者除引用其他專家的資料外,還對饑荒最嚴重地區的河南與安徽有各自獨立的一章分析;西藏因為情況特殊,也有專門一章論述;“其他省份”中,則包括四川、甘肅、貴州、河北等地。作者還有一章敘述勞改營的饑荒慘狀。
作者特別指出,中國曆史上的大饑荒,幾乎都是在社會大動蕩後出現的,這次卻是在和平時期發生;以前饑荒是局部地區的天災人禍,這次卻是全國各個角落。通過這一部分,我們大致了解大饑荒的基本輪廓:
一,死亡人數
河南省死亡人數是兩百萬到八百萬之數,信陽專區是一百萬到四百萬;安徽省兩百萬到八百萬,鳳陽縣八萬三千到十一萬;四川省七百萬到九百萬;貴州省一百萬;甘肅省七十萬到三百萬;青海九十萬。西藏自治區五十萬到八十萬。河南、安徽、四川因為死亡人數特多,所以作者不但對信陽專區與鳳陽縣作了專門研究,對當時的河南省委書記吳芝圃、安徽省委書記曾希聖與四川省委書記李井泉也專門做研究,分析他們當時的表現和責任。至於勞改營情況,有些地區死亡率達四到五成,總的數字大約有兩成。
二,饑荒慘狀
1,?尋找代食品。除了采用所謂“雙蒸飯”來擴大米飯的“體積”外,包括“準食品”(這是本人所定名詞)中的老鼠、蟑螂、螞蚱、蝸牛,還有稻糠、甘蔗渣、玉米芯、黃豆莢、高粱杆、樹葉、樹皮,甚至鋸末和木渣紙漿,最後就是那個著名的觀音土。在這個大饑荒年代最特別的是培育“含有極高蛋白質、脂肪、碳水化合物和維他命”的“小球藻”。筆者當時工作所在的上海華東師範大學的麗娃河裏就養著這種生物,但是食堂裏有沒有把它混在食物裏給我們吃就不清楚了。劉少奇一九六○年回湖南家鄉時,當地幹部把被剝光樹皮的樹幹塗上黃泥,再用稻草裹住。
2, 逃荒。作者把“鳳陽花鼓”中的鳳陽作為典型,因為在饑荒年代那裏有“逃荒”傳統。但是在共產黨統治下,饑民也沒有逃荒的自由,必須由黨批準。即使如此,還是有不少饑民為生存而逃荒。
3,?吃人。這在中國曆史上出現過,根據作者考據,漢高祖曾下令允許買賣或吃他們的孩子。烏克蘭大饑荒與納粹集中營也都出現過。作者對中國古籍中“吃人文化”做了特別研究,例如把人肉作為補品與美食,或把吃人作為複仇手段。對大饑荒的慘狀,作者除了搜集資料,還做了調查采訪。河南固始縣九十萬人口官方記載有二百例人吃人事件,黨內文件記載鳳陽的一個人民公社就有六十三宗人吃人案件。實際上人吃人事件在四川、甘肅、青海、西藏、陝西、寧夏、河北、遼寧也都有,幾乎遍及全國。除了傳統的“易子而食”發展到吃自己的親生子女。不知道這是不是共產黨宣揚了太多的“大義滅親”?
三,何謂“餓鬼”
在“剖析饑餓”的一章裏,作者專門描述饑餓的現象和感受,也就是“餓鬼”是甚麽樣子。“最初階段”是明顯瘦弱,腹部塌陷;第二階段身體開始腫脹,我們經曆那個時代的人都不會忘記那時的“水腫病”。甚麽“病”?那是共產黨下令不準說是營養不良或饑餓導致的。作者引用了許多親曆人士的描述,對“餓鬼”的外形和各個器官所發生的變化有詳細的記述。例如:“我們所看見的,那已不是一張張人臉。在人們頸椎上蠕動的,是一副副白紙麵具,有點像午夜美國三K黨,麵具上毫無人血,也無人氣,更無人相。人皮直似一層透明薄紙,一扯就破。最突出悲劇性的是雙眼,深深凹陷,兩粒眼珠,如兩顆念佛珠,每副人相全是淒淒慘慘而形象有點猙獰。”但是他們死的時候一般很平靜,因為已經餓到要掙紮都沒有力氣了。
麵對大饑荒,中共還製造歪論。一位當時在中國的非洲留學生說,他的一位在美國受教育的生物學教授在學術會議的演講中說,中國人在生理上與其他種族不同。因為蛋白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在人類的新陳代謝活動中是可以互相內部轉換的。中國人即使在飲食中缺乏脂肪和蛋白質,也不會受到任何缺乏營養的損害。連中國人所看不起的非洲人也不值共產黨的所為!
第三部分的“彌天大謊”,作者挖掘了饑荒造成的原因,以及中共的謊言,從而將“人禍”披露在讀者麵前。
有關毛澤東知道饑荒情況而死不認錯,涉及到黨內的權力鬥爭,書中有所分析,甚至有人懷疑這是毛澤東故意考驗各級幹部與老百姓是不是真正忠於他。但中共將責任推給“自然災害”與“蘇修撤走專家”,則是彌天大謊。不但那時氣候良好,而且中國還有糧食出口!問題主要是各級幹部迎合毛澤東好大喜功的“三麵紅旗”,謊報產量,然後強迫農民繳公糧,手段極為惡劣。可見是“人禍”在作怪。後來中共找了一些基層幹部做替死鬼,甚至給他們加上“反革命”的罪名,其實他們是無限忠於共產黨,無限忠於毛主席才那樣做的。毛澤東才是這場饑荒的設計者。?br>
許多人有一個疑問,這場大饑荒為何沒有人反抗?根據本書的答案,餓死的主要是農民。農民們不相信共產黨會置他們於不顧,相信隻要毛主席了解實情以後就會來解救他們。等到他們到了餓死邊緣,要反抗也沒有能力反抗了。
作者對曾希聖開始堅決貫徹毛的反右傾指示,後來又大膽推行“三自一包”有特別分析,華國鋒這個時候開始被毛澤東所賞識。今年再度成為熱門話題的胡耀邦與趙紫陽在當時的表現也被披露。也許他們後來良心發現而堅決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劉少奇對農民的“拯救”,作者頗為讚賞。到最後實際上是沒有任何一個人要為這個慘劇負責。但是毛澤東因為劉少奇等人的“不忠”而發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反攻倒算。然而一直到鄧小平、江澤民掌權,仍然在掩蓋推行這些謊言。胡錦濤聲稱“以民為本”,現在看來也還是“以民為笨”,繼續用謊言來掩蓋曆史,目的都是為了維護他們一小撮特權階層的利益。
最特別的是,作者作為一個“鬼佬”,居然在最後一章寫“西方世界的失誤”,要西方世界一起來承擔責任。中共不願承擔責任,鬼佬卻覺得自己“在責難逃”,真是理念上的根本區別。
作者認為西方世界的責任在於雖然台灣的蔣介石確認大饑荒而要部署反共大陸,但是西方國家開始都不相信,特別是美國左翼記者斯諾、英國BBC記者格林、英國的蒙哥馬利元帥、後來擔任法國總統的密特朗,還有一些西方經濟學家應邀訪問中國後,回來不是大讚中共,就是否認饑荒的存在。而長住在中國的外國專家,如路易ܧ艾黎等,也否認中國有饑荒。到後來發現有問題時,要不要援助又一直爭論不休,因為中共也一再表態不會“乞求”而拒絕外援。到一九六四年中共開始大量進口糧食。應該一提的是赫魯曉夫曾懷疑中國有饑荒,但是毛澤東立刻出口幾百萬噸糧食到蘇聯,讓他沒有話說。毛澤東為了自己的陰謀與麵子,不惜犧牲千萬條中國的人命。但是還有外國人論述毛澤東是結束中國饑荒的“救世主”。作者認為,在說謊方麵,中共比蘇共更加成功。
作者在後記“北韓一九九八”裏,聯係到北韓的大饑荒。一九九六年五月他回到延邊調查饑荒情況,“同樣有再次進入惡夢的感覺。人們講述的故事和大躍進年代的故事雷同。那邊已經成為曆史,這邊卻正在發生。”北韓也一直不承認有饑荒與餓死人,以維護它的國家尊嚴,加上援助物質也落在特權階層和軍隊手裏,雖然聯合國與南韓出手相助,但是外界缺乏熱心也是肯定的。
一九三二到一九三三年是蘇聯大饑荒,一九五九到一九六一年是中國大饑荒,九○年代中期後是北韓大饑荒。七○年代中期柬埔寨死了三分之一人口,肯定與大饑荒有關,占多少比重則還不清楚。十幾、二十幾年,“餓鬼”就要跳出來一次。它們都是共產國家,可見共產國家是盛產餓鬼的國家。非洲也有大饑荒,例如埃塞俄比亞、蘇丹等,那是它們也在推行具有非洲特色的馬列主義,並與中共特別友好之故。由此可見大饑荒與共產專製製度有關。要消滅全球的饑荒,唯有在地球上消滅罪惡的共產製度。
至於這場大饑荒中國餓死多少人,看中國的檔案解密後怎麽說,問題是許多資料已經被毀滅,也許就永遠沒有一個準確數字。根據本書作者引用專家們的研究,死亡人數應在三、四千萬人之間。這筆血債該怎麽認?怎麽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