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河農場

清河農場

作者：劉乃元

有些在清河農場服過刑的“內矛”為我們描繪了清河農場豐衣足食的圖畫。一
次在工地吃午飯，大家嚼著自己寶貴的棒子麵窩頭，一位“內矛”侃起清河農場的
可愛。他說：“我們沒有定量。送午飯的車就放在工地，大家自己拿，想吃多少吃
多少，吃飽為止。我們吃白麵饅頭和燉肉，或者豬肉餡包子，很少吃窩頭，都很能
吃。有一次我吃了十五個豬肉包子。”大家聽得直流口水：十五個肉包子就是三斤
麵加一大堆豬肉餡，吃下去該多痛快！另一個“內矛”接著說：“十五個算不了什
麽。我一頓飯吃過二十個。”這時第一個發言的看出大家驚羨的神情，他說：“但
是你們沒有看見過我們是怎麽幹活的。一個人頂你們四五個！這裏你們都不好好幹
活，我也不好好幹。不給吃飽，大家都消極混飽。”

這是我們很久以前聽到的關於清河農場的介紹，大家聽得出了神。那時誰也沒
有想到竟有一天我們自己也會到清河農場去，更萬萬想不到，到了清河農場不但沒
有吃到“吃飽為止”的豬肉包子，反而遇上了中國和世界都少見的悲慘的饑荒，我
們當中有些人就餓死了。

清河農場是個老農場，據說是日本人創建用來關中國人的。農場距天津約一小
時的火車行程，有三四萬畝土地，原來是海灘上的沼澤地，由犯人開墾出來的。犯
人們還修建了一整套排灌係統和完備的防護林帶。我們到清河農場就被送到一個由
高牆和電網包圍的大院子。這是清河農場三分場，後來我在這裏住了十五年，占我
全部勞改生活的四分之三。

到清河以後第一件令人失望的事是夥食的惡化。吃了幾年的棒子麵窩頭，現在
換成了蒸白薯，按糧食定量的四倍發給，即每斤玉米麵折合四斤白薯。每餐全組領
到一堆蒸白薯，由夥食委員（簡稱“夥委”）按照每人定量用秤稱出分給大家吃。
夥委是組內通過民主選舉選出來的公正可靠而又熱心公益的人。隊部每每召集夥委
開會，由炊事組長參加，征求大家對夥食的意見。意見提上去一般都能解決，這是
犯人的民主生活。當然提意見要適當，不能“出圈”，例如湯不夠鹹，白薯不熟或
洗得不幹淨，這些意見都可以解決。但誰要是要求多吃些白薯，或是把白薯換成窩
頭，那就是自找麻煩了。好在這時我們已經懂得什麽是適當的限度，所以一般人提
的意見都不觸犯什麽。偶爾有不懂事的人提的意見不合適，夥委就會當場駁斥，不
向上反映。這種有限製的民主對我並不生疏，革命大學就實行過類似的夥食委員製
度。但給我印象較深的是這裏的夥食委員。這個工作既需謹慎又要耐心，十分費力
而得不到分毫的報償。每天三次給全組十幾個人分白薯，每次要占半小時以上，夥
委自己總是拿最後一份最小最碎的。盡管分得極為仔細，仍舊有人嫌不公平，說三
道四，甚至拿夥委出氣，但大家畢竟都知道夥委的勞累並且從心裏感謝他的。至今
我想起幾位夥委在那樣的逆境中表現的任勞任怨的精神，仍舊對他們由衷地尊敬。
他門確實是些難得的好人。

到1961年初，報紙和廣播開始經常宣傳“救災鬥爭的偉大勝利”，我們此時有
了經驗，懂得報上這樣說的意思，就是全國大片地區發生了災荒。果然，這些“偉
大的勝利”取得以後，我們每餐得到的白薯愈來愈少，後來蒸白薯索性換成了白薯
麵加上用“代食品”做成的窩頭，所謂代食品就是粉碎了的玉米核。隨著災荒的嚴
重化，代食品也愈加多樣化，豆杆、榆樹皮、稻草，以及別的可以粉碎的植物根莖
都變成代食品。其他的創造還有“雙蒸窩頭”，這種窩頭和普通窩頭用料相同，卻
比普通窩頭大一倍，據說營養豐富四倍。

隨著糧食定量的削減，人的體力也不斷削弱。我的定量（中等）從每月三十六
斤白薯麵減到十八斤，減去的部分用代食品補足。為了縮短工作時間，增加睡眠時
間，每日三餐改為兩餐。挖土方等重勞動停止了，我們隻揀揀玉米豆，整整磚堆，
掃掃場院，活動活動而已。後來我們得知，勞改農場外的人也是這樣。報紙上說這
是“勞逸結合”，於是我們得知全國都在實行這樣的“結合”。當然報紙還在盡量
鼓舞人們，說“形勢從來沒有這樣好”。

我永遠不會忘記1961年5月24日這一天。

這天下午全中隊在大院裏集合，這個中隊就是七個月以前從興凱湖調來的全部
人員。大家按各組指定位置坐在馬紮上，幹部站在旁邊監視，看樣子有重要事情。
不久來了一位幹部，四十來歲，中等身材，穿便裝，隊長介紹是來自清河農場總部
的幹部，到這裏來宣布教養期。大家聽了精神為之一振，這可是盼望已久的事了。

正式宣布教養期之前，這位幹部作了簡短的開場白，是寫在紙上的，他讀道：
“我們研究了你們的檔案，做出了關於你們教養期的決定。首先必須說清楚，根據
你們的‘罪錯’，對你們的處分是非常寬大，非常人道主義的。”“罪錯”是勞改
幹部常用的詞，我們聽熟了。“這是因為我國的司法製度是社會主義的司法製度，
是以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為基礎的、世界上最先進的司法製度。我們的原則
是不冤枉一個好人，不放過一個罪犯。我們對罪犯的原則和醫院對病人一樣，那就
是‘懲前毖後，治病救人’。你們應該知道，你們的處分比同樣的罪錯在資本主義
國家受到的處分輕得多。特別是你們當中的右派分子，根據罪行，在資本主義國家
都應該判死刑，因為你們企圖顛覆政府，而且證據確鑿！”

接著就宣讀每個人的教養期。教養期分一年、一年半、兩年、兩年半、三年五
個等級，一律從宣布當日算起。從一年的開始讀。我自知我的處分隻能是最重的，
所以兩年半以下的根本沒有注意聽。果然，他讀了幾個三年定期名字以後讀到了我。
大概是為了表示對我的憎恨，讀我的名字時特地提高了聲音：

“劉乃元，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勞動教養三年！”

按照慣例，聽了重要的報告以後小組要討論的。大家早已訓練有素，因此討論
中（實際是輪流發言，內容相同）大家一致表示擁護社會主義法製，感謝毛主席、
感謝黨的寬大，今後一定努力勞動，改造思想，重新做人，等等，等等。每人發言
一次，不多不少。因為不發言是不行的，所以都得說一次；由於沒有新的內容，所
以一次就夠了。右派發言以後，“內矛”發言，“內矛”約占組內人數四分之一，
發言的內容是右派應該感謝黨的寬大，右派的罪錯比“內矛”的嚴重得多，必須好
好改造才能重新做人，等等。

十年以前，我會為大眾的意見如此一致驚歎不已，現在我已司空見慣，不僅不
覺得奇怪，而且我自己也十分熟練地參加這種表演，我並且懂得，這種一致就是大
家都在政治風暴中學會跟著官方的調子說話了。

我於1958年3月8日被“收容”，同年6月開始參加體力勞動。我理解為這就是勞
動教養的開始。我勞動了三年才宣布我的教養期，這三年算什麽？沒有交代。至於
教養期，那是“研究了檔案以後決定的”，隻字未提根據什麽法律第幾條定的刑期。
在我傾聽宣讀時，心裏已經出現這些問題，令我想起我在鳴放時提的意見：“中國
需要加強法製，應該更多地製定法律，並加強法製教育。”當時動員鳴放，我才提
了這些意見，接著就因為“進攻黨和社會主義”變為人民的敵人。然而現在宣布教
養期的行動恰恰證明我的“進攻”是正確的。我很清楚，我的難友們人人都有同樣
的問題，隻是無人敢問罷了。這幾年沒有教育人們遵紀守法，但把人們教育得不說
話倒是很成功的。

但是，三年以後，我們的教養期並沒有結束，當初堂而皇之地宣布了許多，到
時並不生效，這又一次證明“中國應該加強法製”。右派分子向黨“進攻”的內容，
竟被處分右派分子的司法機關一而再、再而三地證明是正確的，真是具有諷刺意味。

“代食品”畢竟不是食品。教養人員的體力不斷下降，到1962年春季，能用鍬
和鎬幹活的人已經不多了。有一次我們在一處未挖完的水渠上幹活。那渠已挖到一
半，想必是因為缺乏勞動力停工了。我們的任務是把溝裏的凍土塊抬到上麵去。其
實這個活可做可不做，隊長不過是找點事叫我們幹而已。我和一位難友抬一個荊條
筐，裏麵放了幾塊凍土，重量不過七八十斤，在“自然災害”之前，誰要是抬這麽
一點點是要受批評的。現在誰都這樣幹，而且抬上去倒掉以後，兩個抬手就放下扁
擔坐下休息，帶工的隊長隻能視而不見。就是這一點重量，我們也幾乎不能勝任了。
我們搖搖晃晃抬著土筐向上走，我腳下忽然一絆便向前栽倒了，臉磕在石頭般的凍
士塊上，破了好幾處。我的抬伴猝不及防，扁擔也扔了，向前搶了幾步，立住了。
這天上午的活就此結束。我的額頭和腮部擦傷了幾塊皮，竟拖了一個多月才愈合，
因為缺乏營養。

誰要是在1962年冬季的晚上來到我們的宿舍巡禮一番，他一定會懷疑那裏麵還
有沒有生命存在。首先，屋子裏沒有火或者任何取暖的裝置。清河農場的氣溫平均
低於北京3——4攝氏度，冬天沒有火，正常人也受不了，何況一群餓得皮包骨的囚
徒！我們每天下午四點鍾收工回來，很快吃完那堆叫做晚飯的東西：兩個代食品和
白薯麵做的黑窩頭加一碗馬齒莧湯。吃完以後，不摘狗皮帽子，不脫鞋就爬上床去。
那床是木板搭的，像屋子一樣長，約睡二十人，每人占六十公分左右。上了床靠牆
坐著，腿上裹著棉被，兩手揣在袖子裏，閉著雙眼一動不動，就是這樣的姿勢從下
午五點坐到晚上九點，沒有人說話，沒有人開玩笑，更沒有人吵嘴，屋子裏安靜得
可怕。也沒有人看書，因為沒有精神，再說二十個人用一盞15瓦的電燈泡是不可能
看書的。埃及金字塔下麵的墓室未必比這裏靜多少，而這二十尊坐像的靜止狀態不
下於二十具木乃伊，這二十尊坐像中有一個就是我。我閉著眼坐在那裏，聽著手表
走動的聲音，渾身沒勁不想動，要睡又睡不著。我知道時間在過去，我的生命在消
失，我知道誰都知道這些，但誰也不知道我們在等什麽。

晚上九點，院裏響起哨聲，值班員喊：“點名啦！”大家從半睡狀態醒過來，
才知道我們等的就是這個。我們爬下床，仍舊揣著手，手腕上掛著馬紮，各自慢慢
找到了地方，聲息皆無地坐下來。隊長點名，點到誰就有一聲微弱的應聲：“有！”
這聲音大得剛夠點名的幹部得知這個人還活著。過去照例點名後幹部講話，現在已
經免去，點完了隊長說一句：“回去吧！”於是人們起身回去，和集合時一樣慢慢
吞吞，無聲無息。接著上床就寢。因為室內和外麵一樣冷，大家什麽也不脫：皮帽、
棉手套、棉鞋，樣樣俱全。所以就寢的程序比較簡單，往床上一躺，拉上被子就行
了。次日七點半起床，睡了整整十個小時。對壯年人這些睡眠足夠了，可是我還總
覺得困，假如允許，睡它二十小時才好。我知道自己的生命在逐漸枯竭，到這時我
才悟出，何以許多墓誌銘總把死亡和睡眠相提並論。

四

到1962年夏季，災害開始在教養人員身上顯示威力了。人們的腳和腿開始浮腫。
醫生們經常檢查浮腫程度，浮腫超過大腿的就搬進病房。病房是教養人員居住的惟
一有火爐的屋子。住進病房的人不吃代食品，但定量沒有增加，不過是把代食品去
掉，每天剩下六兩純白薯麵，就是三個小窩頭。他們不必幹活，每天隻是“靜養”，
但據說搬進病房的人很少活著出來的。找的腿腫到膝蓋以下，還差一個等級不到住
病房的標準。有一次我走進病房去看看（“自然災害”以來紀律不那麽嚴格，“串
組”也沒有人管），室內很整潔，窗明幾淨，桌上一個盤於裏放著兩個白薯麵窩頭，
是午飯吃剩下的。這在勞改場所特別在當時是少見的事。那窩頭紫紅色，半透明，
令人垂涎，我不知道為什麽會剩下。詢問之下，才知道不是吃剩的，而是舍不得一
下子吃掉，留著慢慢享受的。每天隻有三個窩頭，以病房人們的食欲大約夠五分鍾
吃的，於是人們慢慢吃，分若幹次吃完，這樣可以延長這寶貴的快樂。屋裏有十來
個人，各睡一張單人床，一個磚爐子燒得很旺，室內暖融融的，但是靜得出奇。那
些人麵色蒼白，眼窩深陷，各自在桌上半躺半臥，閉著眼，等待最後的時間的流逝。
我覺得後背一股冷氣通到腳跟，趕緊走出來，因為那爐火熊熊的病房似乎比我們那
沒有火的寢室還冷。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住進病房，然後從病房轉移到另一個世界。我隻知道整整一
冬病房都是開放的，隨時有床位空出，隨時有新的“病號”進入。我們組就有兩個
人住進去以後再也沒有回來。估計病房的“過客”有數十人，這是我們三分場數百
人範圍之內的數字。

我們這些病房以外的人還有勞動力，每天出去，便趁著“勞逸結合”的機會尋
找可以人口的東西，緩解饑餓的折磨。春季解凍後第一件農活，就是用鍬翻地準備
種稻。地裏去年種的是大白菜，收獲時割走了菜，菜根留在地裏，現在被翻出來，
白白淨淨的很好看。我試著吃了一個，竟十分酥脆，而且有些甜味，完全可以吃。
看來是一凍一化的過程破壞了大部分纖維質，也改變了它的味道。去年收了多少大
白菜，現在就有多少菜根，不愁吃完。因此翻了半個月的地，我們就充分享受了半
個月的“菜根點心”。春天出土的雜草也是我們搜尋的對象，凡新長出的綠草都有
人嚐過，然後交流經驗，互相通報什麽草可吃，什麽草好吃。大家都吃草，所以收
工回來時牙齒都是綠的，看起來很醜。這時已經無人注意儀表，醜也沒有人覺察。
隊長也不幹涉，隻要不動莊稼就行，我們還是有吃草的自由的。

可以說我們是見到什麽吃什麽。一天，我正在地裏享用我的“菜根點心”，一
鍬蹬下去，聽到那化了凍的軟土裏有微弱的“呱”的一聲。我順手把一鍬土捆起，
卻見那土裏有半隻活青蛙，被我的鋒利的鍬刃切作兩半，一半被我掘出，另一半還
在土裏，從那白肉裏流出一縷鮮血。我記起小時學的生物課講過青蛙冬眠的習性，
這隻可憐的小東西在地下忍耐一冬，好不容易盼到春暖要出土了，卻死在我的鍬下！
我繼續向前挖，又有幾隻冬眠的青蛙被我的鍬刃切中，有的從肩頭削去一塊，有的
“負輕傷”，但很少安然無恙的。整整一上午我傷了十幾隻青蛙，心裏很不忍，可
它們的所在無法測知，也就不能保障它們的安全。晚上回到宿舍，我對組長談到這
件事，組長姓閻，比我小幾歲，學地質的，俄文很好，在生活問題上比我高明得多。

“青蛙！”他聽說後吃了一驚，“你帶回來沒有？”

我說沒有帶回來，因為很髒，看著惡心。

“你真是個書呆子！”閻幾乎吼起來，“那可是高級食品啊！”

這時別的難友聽到，走過來問是怎麽回事。得知我把十幾隻肥青蛙白白丟在地
裏，大家一致附和組長的意見，譴責我的無知。這時我才知道，今天我碰到了誰都
沒有遇到的好運。我大為後悔，保證今後再遇到這樣的好東西決不輕易拋棄。不幸
的是次日挖了一天，什麽也沒有挖到。又過了好幾天，難友們和我才挖到一些，大
家美美地喝了一鍋青蛙湯。

亂找食品有時是危險的，魯莽和無知的人往往為此付出慘重的代價。農場的田
埂和道邊有一種野生的爬蔓植物，果實上有刺，俗名蒺藜狗子，裏麵有幾粒黑色種
子，味道還可以。有一個難友搜集了許多蒺藜狗子，剝出滿滿一飯盆黑色的果仁。
他燒了些枯枝，把這些果仁炒熟，發出像榛子一樣誘人的香味。他很高興，拿一本
小說讀起來，邊讀邊吃自己弄來的寶貴的零食，重溫了久違的悠閑和舒適。一下午
過去，黑色果仁吃光了，卻覺得肚子痛，不久竟痛得翻滾起來。次日就因食物中毒
死在醫院裏。

五

我的體重原來是八十四公斤，到1962年竟減到九十市斤，差不多等於原來的一
半，完全是皮包骨了。然而我的浮腫沒有超過二級，不到三級這個致命的程度，我
想這是我的身體素質好的緣故。一次我感冒，到醫務所看病，一位年輕的女護士給
我做肌肉注射，竟沒有把針刺進去。我聽到她自言自語：“哎呀！真瘦！”幾年來
沒有見過鏡子，這時竟有一位新到組裏來的難友把一麵鏡子掛在寢室門邊的牆上。
一次我向外走時不提防在鏡子裏看見了自己，不禁嚇了一跳——我的眼窩、太陽穴
和兩腮整整是六個黑洞，我麵對的是一具不折不扣的骷髏！我們宿舍門口有兩級兩
寸多厚的台階，我出進時邁上這個台階竟感到困難。我擔心我的體力照這樣衰弱下
去，有一天會要追上那些從病房抬出去的人，長眠在這塊土地上，那就永遠也見不
到母親和女兒，見不到家鄉了。何不趁著紀律相對鬆弛的時機，試著請探親假呢！
我抱著萬一之想，向隊部提出了這個請求，隊部竟出乎意料地批了我一個星期的探
親假。

這是我四年來第一次單獨外出，並且乘火車到北京。我就穿著那套晝夜不脫的
衣服——棉襖棉褲、狗皮帽子、棉鞋和不分四指的棉手套。那時糧食控製很嚴，一
般人出門都得帶糧票。我吃囚糧，沒有這樣的糧票，隻能帶幹糧，於是我就到夥房，
憑假條領出了一個星期的食品：整整四十二個白薯麵加代食品的黑窩頭。我把這些
塞在背包裏上了路。

乘火車三個小時到了北京。北京，我出生成長的地方，它已經把我當罪犯放逐
出去，現在四年以後回來，真是百感交集。我自幼熱愛我的故鄉，當她遭受日寇踐
踏時我的心流了血。然而她冤屈了我，弄得除非勞改幹部恩準不許踏上她的土地！
我從火車走到月台上時覺得這塊地方這樣熟悉又這樣生疏，眼睛裏湧出了淚水。

大街上一片觸目驚心的景象。街上行人很少，也沒有什麽車輛。商店都關著門，
沒有營業的，到處靜得可怕。有一兩個店鋪的門開了一條縫，外麵人們排著長隊等
著買東西。我一打聽，得知這是賣非配給商品的，一般是食品。這叫“高級”商品，
比憑票供應的東西貴得多，一斤“高級奶糖”賣五元，是憑票供應價錢的十倍，當
然隻有富裕的人買得起。“大躍進”本來是要提前實現共產主義的，現在卻在衝擊
計劃經濟了。

見我回家，母親驚喜交集。四年前我突然被扣押，接著是一係列變化，母親已
經在擔心永遠見不到我了。我的樣子大概嚇了她一跳，她盯著我看了好久才認出是
我，然後落淚了。我的信裏什麽都不能寫，母親納悶我是怎樣活過來的，現在見到
我，要問的事太多，簡直不知從何問起。女兒小真和阿姨爭著問我生活情況，首先
是吃些什麽。小真拿一個我帶回去的黑窩頭放在火上烤，烤出白薯味很高興。她才
十二歲，還不甚懂得愁和苦。母親看到我的囚糧又流下眼淚，因為它可以幫助她想
像我所受的苦。阿姨立刻做了烙餅燉肉給我吃，這是我喜歡吃的家裏飯，而且久違
了。我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頓，真高興又回到溫暖的家。我以為自己理所當然地應該
吃那樣一頓燉肉烙餅，那是當初的家常便飯，不足為奇的。直到多年以後說起往事，
阿姨才告訴我，那一頓飯我吃掉了她們三人半個月的豬肉配給量！

當時的問題還是大躍進帶來的饑荒，不僅食品，幾乎所有的日常生活用品，從
手紙到火柴，都是憑票供應。每月月初街道辦事處和居民委員會是最忙的：整個區
每一戶居民幾十種供應票證都要備齊、算清發下去。由於食品特別珍貴，每月的供
應買來以後必須保管好，每天做飯，用秤量出當天用量，不能超過，才能接上下月
的供應。一不注意用虧了就得去買“高級食品”，如果買不起就得忍著饑餓，熬到
當月24號以後才允許用下月糧票，才能吃上飯。市民的食品供應比囚犯好些，但也
是不夠吃，大家隻能半饑半飽地挨日子。人們麵色憔悴，精神萎靡，講話都沒有力
氣。電車和公共汽車走得都很慢，沒有風馳電掣的勁頭。店員們伴著空蕩蕩的貨架
坐在櫃台後打盹，偶爾有人來買東西，隻需要拿過票證和錢，把規定的東西給他就
完了，有時連話都不必說。大躍進已經不常提起，但到處可以看到“躍進”的後果。

這時的首要問題是我已經變得不成人樣，還能不能活下去？母親要怎樣做才能
幫助我活下去？母親堅信我有病，否則一個彪形大漢不會這樣快變成一具骷髏。她
陪我到積水潭醫院去做了檢查，醫生說我有嚴重的蛔蟲病。我相信他的診斷：我們
在地裏亂吃，得了蛔蟲病是難免的，而我的體力迅速下降，也表明我攝人的那點可
憐的營養也沒有被充分吸收。醫生開了殺蟲藥，說因我的體力太弱，隻能開兒童用
的藥，但比兒童加大了劑量。服藥以後果然有效，次日排出的幾乎完全是一團團的
蛔蟲。這一來排除了暗中掠奪我營養的敵人，加強了我的信心。

我受難以來第一次有機會告訴母親我挨餓的問題。這是我受到的最大的威脅，
而我給母親的信裏是不能寫的。這時母親明白了我的處境，決定盡全力幫助我。必
須買高價食品（所謂“高級”食品），這就需要錢。當時物價上漲，賣東西比較容
易。母親把自己僅有的一點首飾、家裏值錢些的舊衣服、我的手表等隻要能變賣的
東西，統統賣掉換成我的食品。一個星期假滿，我動身回農場時背包裏寒著炒麵。
烙餅、鹹肉、奶糖等等，都是高價買來的，值五十元左右，相當於當時一個普通工
人一個多月的工資。我告訴母親，這批東西夠我吃一個月。於是母親決定一個月以
後再籌辦一包，由阿姨給我送到農場。

一個星期的假期過去，我充分地休息，治好了蛔蟲病，阿姨給我做的飯菜遠遠
超過她們自己的營養，更不用說比我的囚糧了。被勞教四年以來饑餓的折磨，今天
被慈母的溫馨治愈了。自此以後每過一個月或四十天阿姨就送一次食品給我，一共
送了十幾次。直到1963年全國糧食供應好轉，我們也開始吃糧食了為止，體力才逐
漸恢複。這一年我們被調到北京南郊的團河農場，離家很近，可以常回家了，我的
“營養補助”才告終止。

我能夠想像，母親和阿姨給我送去這麽多的食品是很困難的，內心感到歉疚。
許多年以後食品危機已經過去，阿姨告訴我，為我送食品給她們帶來的困難遠遠超
過我的想像。首先在家庭遭難以後，母親已經一貧如洗，她告訴我不愁沒有錢不過
是安慰我。有幾次送食品的日子到了，還籌不到買黑市食品的錢，隻好把母親和阿
姨的定量供應品給我送來，告訴我是高價買的，怕我知道實情就不肯吃，而母親和
阿姨便忍饑挨餓，煮些菜葉打發日子，為此母親的雙腳都浮腫了。這些話是80年代
阿姨對我講的，那時母親已經去世，災難早已過去，但我聽後還是止不住熱淚盈眶。
我帶給母親的困難太大了。母親自己挨餓省出來的東西，我吃得那樣香甜！其實我
從探親回來以後，特別是阿姨送過幾次食品以後，身體已經明顯好轉，應該而且可
以把這特殊的營養補助減少一些，或完全停掉。我沒有這樣做，沒有多替母親想一
想，在災難麵前隻顧自己。想起來追悔莫及，為這件事我將終生愧對親愛的母親。

張阿姨給我們的幫助遠遠超出了保姆的服務範圍。特別在那不少親友都“劃清
界限”的年代，這種情誼更是可貴。阿姨稱得起是我們最好的朋友。她還健在，在
家鄉安度晚年，兩家經常來往，像親戚一樣。

這次我回家，是小真四年來第一次見到父親。我離婚時孩子才十一個月。她母
親很快又結了婚，離開了北京，而我先參軍，後下鄉，也沒有多照顧她。小真是祖
父和祖母養大的，和我並不熟。我被拘禁時小真八歲，在初小上學。學校的教育是
把孩子培養得無條件地忠於毛澤東，因此她從小就認為父親不是好人。

　　下麵是60年代初期她和祖母的一次對話：

“奶奶，爸爸為什麽在勞改農場？”

“他在那裏工作。”

“人家說，勞改農場裏都是壞人，爸爸是不是壞人？”

“不是，孩子，你爸爸是好人。”

“他不是好人，毛主席說他是壞人，毛主席說是壞人就是壞人。”

“你爸爸是冤枉的。”

“他不冤枉，毛主席不會冤屈好人的。”

母親不想再談下去，就不再說話。學校的政治教育是不容置疑的，不可能叫孩
子相信反麵的說法。況且即使女兒相信了奶奶的話，在學校到處說“我爸爸冤枉”，
那就要給全家找麻煩。直到70年代後期，政治形勢變了，我才能向她解釋她不懂的
事情。那時她已經二十九歲。

六

60年代初是相對平靜的時期。“大躍進”的鑼鼓隨著災荒平息下來，於是十年
以來人們第一次過了一段沒有政治運動的平安日子。報紙公布毛澤東不再當國家主
席，隻做黨的主席，國家主席由劉少奇擔任。報紙時常在首頁刊印毛主席、劉主席
兩張同樣大的照片，並且宣傳劉少奇的革命事跡。劉少奇不止一次以國家主席身份，
對在押的前國民黨人員宣布大赦令，這使我們這些政治犯很受鼓舞。有一次幹部給
我們講話時說：“戰爭罪犯手上沾滿革命人民的鮮血，比你們的罪惜重，他們都可
以大赦，你們的前途錯不了。好好改造吧！”

這年的春末夏初，我們被調到北京南郊的團河農場。勞教人員調動向來是不說
明理由的，但我們遷往首都近郊總是好事，並且和近來聽到的政治氣氛鬆動的消息
是一致的。劉少奇主張寬鬆政策，他當主席總會有好事。有人甚至傳聞右派不久會
一律摘掉帽子，官複原職，有的小道消息有憑有據，文件的號數都言之鑿鑿。當然
大家隻在下麵議論，不敢公開傳播；但這時大家的神經不太緊張，幹部對我們傳些
什麽也不甚介意。政治氣氛在發生變化。

這是我們勞改以來第一次看到政治前途好轉的希望。然而後來我們的希望還是
落空了。
（選自《曆劫不悔》，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